黄岚[1]2003年在《常州市制造业发展的人力资源供需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新世纪，常州市提出了建成长江叁角洲地区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常州市把自己定位在介于技术密集型的上海和劳动密集型的中西部之间的制造业基地，成为“世界跨国公司的加工厂”、“上海工业的后坊基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上海经济、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功能，借力发展独具特色、层级较高的制造业。 常州市在实施发展远景目标进程中，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地区间、产业间和企业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对科学技术运用能力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又突出地表现为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源是重中之重。大力开发人才资源，抓紧构筑新世纪的人才高地，是常州“十五”规划的人力资源战略。 据此，本文结合常州制造业的实际，根据常州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针对常州市人力资源的现状，对常州市人力资源的质量、数量和结构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与周边城市进行比较，正确估量自身的优势和不足，特别是真正认识入世后各类紧缺人才的供需矛盾及其对常州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分析结果，对人力资源的总量、结构分布、使用效益作出供需预测，重点是对制造业支柱产业的人力供需矛盾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对人才储备及结构调整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从政府、企业、社会叁个不同角度，特别是在教育、培训、配置、使用、引进、投资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对策措施，重点是创新政策，改革机制，优化环境。
刘曙华[2]2012年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途径和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形态开始从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型,由此导致经济结构处于不断地更新和升级之中,全球经济形态也逐步由商品生产向服务生产转变,人类逐渐步入“服务社会”时代。在“服务社会”时代,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显着,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目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其集聚已成为区域经济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但在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的系统理解及其与新经济空间动力学关系的研究仍比较薄弱,两者之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探索并需要更多的补充与完善,对其作用的方式、机制和机理还有待深入探讨。特别是,在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结构的关系这个领域,还缺乏一种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据此,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分析其与区域经济结构的关系,不但在学术上可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实践中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以上思路,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由五大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为绪论、概念界定、相关理论和研究进展及其述评。首先基于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的技术路线,同时构建了研究的总体框架,并对全文的创新之处及其存在不足进行了说明；然后在明确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空间重构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古典区位理论、产业区理论、竞争经济理论、空间经济理论、集聚经济理论等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从增长极理论、点——轴理论、核心——边缘理论、梯度推移理论和圈层结构理论等视角,对区域空间结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最后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分别加以述评。第二部分(第叁、四章)在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规律、驱动因素与基本模式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其重构区域空间的作用途径与机理。首先通过在全球、区域、城市叁个层面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规律的分析,总结得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七个驱动因素和五个集聚模式；然后具体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四大作用途径,并从叁个方面分析了其作用机理；最后从城市和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作用的表现形态。第叁部分(第五章)从行业角度出发,着重就叁个重要的生产性服务行业(金融业、物流业和研发业),探讨其集聚与区域空间重构的关系。首先分别分析了金融业、物流业和研发业集聚的空间表现及其动力因素；其次分析了这叁大行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最后对叁大行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作用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分析。第四部分(第六、七章)主要以长叁角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分析了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态势及其演化模式；其次探讨了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途径、传导路径及其效应；最后分析和提出了推进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空间合理布局的现实依据、结构形态、实现途径和战略选择。第五部分(第八章)为结论与展望。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特别是在城市的集聚对区域空间发展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传导路径对区域空间结构产生重构作用,由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跃升的推动力,在此过程中遵循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域空间结构重构——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2)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行业集聚对区域空间结构的作用存在异同,但总体上遵循服务行业集聚——服务行业集聚区——空间结构重构的作用路径。在此过程中,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行业空间集聚的差异,促使行业集聚区的表现形态和空间分布有所区别,从而形成具有不同功能和性质的产业空间结构。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规律可从不同地域层面进行考察。具体表现为,在全球层面是有选择性的跨国迁移与集聚发展；区域层面是向中心城市的集中不断增强；城市层面则向城市核心区集聚不断强化。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各类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包括了服务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服务生产与交易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服务生产的非标准化、生产性服务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动、制造企业的服务外置等因素,也包括了地区人力资本、政府产业发展规划与政策等驱动因子。5)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可形成核心区、集聚区、功能区和发展轴带等多种布局形态；而在微观层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轴轮式、多核式、网状式、混合式和政府驱动式等五大模式,不同集聚模式形成的原因及其采取的集聚方式有所不同。6)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的重构作用有直接和间接两种作用途径。具体为：重构产业空间布局、变换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改变交通设施空间走向和变更土地空间利用类型等。其作用的机理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博弈、集聚区的空间演进和集聚发展的区域空间响应等,由此导致两个地域层面表现形态的差异。也即,城市层面服务业集聚布局的差异化与空间经济非均衡的产生、区域层面服务城市的区域化与城市等级新体系的形成。7)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空间集聚及其效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金融业、物流业和研发业集聚的空间表现、动力因素及其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等方面存在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所以,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整个产业的分析,基于整体的个案(行业)分析也十分重要。8)长叁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十分明显,并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或功能区。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在演化上出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交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空间功能分化和集聚城市的功能扩展等模式。而且,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遵循了企业之间、集聚区之间和城市之间的传导路径,由此带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城市效应、区域效应和全球效应等叁大效应。9)长叁角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建设需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有效支撑,城市群的构筑需要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分工相配合,区域一体化的推进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分布相协调。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空间合理布局在空间形态发展上体现为产业业态和空间结构与布局的层级性、企业之间和集聚区之间以及集聚城市之间的网络性以及产业空间发展的一体化。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空间合理布局是市场和政府共同驱动的结果,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互动、服务业的发展及其空间优化以及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与集聚发展,只有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引导扶持手段才能充分实现,并以此促进产业集聚的进一步深化与细化。10)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空间合理布局的发展战略应与其他产业有所不同。也即,既要结合自身产业特性,又要区分行业各自特性。据此,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空间合理布局的具体战略选择必须加以统筹考虑,有调控引导战略、分工发展战略、融合互动发展战略、功能提升发展战略、特色专业化发展战略、集群发展战略、嵌入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和重点扶持发展战略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等。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空间合理布局的过程中,应根据长叁角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并采用合适的发展战略与实施路径。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空间研究视角的确立。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区域发展的传统研究主要把着眼点放在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对空间分析重视明显不够。本论文把着眼点重点放在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导致的区域空间结构变化上,以此确立了空间研究的新视角。2)研究尺度的动态变化和范式转换。为了能体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结构作用的动态变化,本论文采用了不同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市场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对比分析等动态研究方法,分别对不同阶段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类型、竞争方式、市场范围及其空间效应的差异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空间演进、驱动机制及其空间功能等作了详细探讨,以此区别于以往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区域经济进行研究的静态方法。而在空间维度上,从微观到宏观采用整体分析与局部分析、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紧密结合的研究范式,对全球、区域和城市叁个层面以及生产性服务企业、生产性服务行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叁个层次,进行了分层论证和综合分析,做到统分结合,由此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3)在文献调查、案例剖析、理论归纳和提炼的基础上,论证和阐明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规律、驱动因素与基本模式；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基本规律的详细分析,论证和阐明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途径与机理；通过对长叁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态势、演化模式及其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方式和传导路径的实证研究,论证和提出了推进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空间合理布局的实现途径和战略选择。
邵学鹏[3]2013年在《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转型是由国家或市场推动,以产业发展重心的转移和产业发展路径的转变为特点,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以实现产业又快又好发展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的优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与水平的重要标志,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叁次产业及其内部的组合方式和比例关系的优化,优化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为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保持区域竞争力,需要对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进行分析,适时调整,使区域产业结构保持先进性,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目前,常州市高新区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而且大多数为资源的初加工、贴牌生产企业,高附加值的产品很少,这对常州市高新区的参与区际利益的分配非常不利,因而常州高新区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本文以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指导,首先,对韩国产业结构优化对高新区的经验借鉴进行分析,其次,分析常州市高新区的产业结构演进及其现状,指出常州市高新区现有产业结构形成的原因及对经济的影响,确定常州市高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与依据,最后,针对常州市经济高新区产业结构的现状提出常州市高新区产业优化的对策,为常州市高新区产业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对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詹浩勇[4]2013年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前叁十多年取得高速发展的中国,当前正面临着经济转型发展的严峻挑战。在这一过程当中,制造业尽快摆脱要素投入与产品低端锁定、产业竞争力弱、大而不强的困境,实现整体转型和升级,成为最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而问题的真正解决,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因为众所周知,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增加制造业生产的迂回度和知识含量,提升制造业效率和竞争力,以及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上述基本认识只涉及到“应该发展”和“发展什么”的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如何发展”特别是“何地发展”的问题,也就未能真正把握以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随着地理因素被纳入主流经济学考察的视野,产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因为一个显着的事实是,基于报酬递增和外部性的产业集聚及由此形成的集聚经济圈正有力地推动着一国及其区域的经济增长,并成为国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工具。近年来,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显着出现了向集聚经济圈中心城市、城市中央商务区和制造业园区集聚的趋势。可以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已经成为区域和城市现代经济体系发展的显着规律,成为区域和城市的新兴增长极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在空间上形成合理集聚,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值得重点研究。产业集聚有着颇为久远的理论渊源,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新经济地理理论奠基以来,正式宣告产业的空间分布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主流研究范式。其后,产业集聚的研究领域迅速丰富和扩大,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服务经济崛起主导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已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分支。然而在以往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中,多只是静态地讨论既有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层面的影响,而很少结合与其他产业特别是其主要服务对象——制造业的联系,从产业发展升级动态匹配的视角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作用和对策问题。本文尝试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背景和紧迫要求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何地发展”的问题,以期更好地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本文以产业集聚理论、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理论为基础,以集聚经济圈和城市产业空间演化为现实背景,把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关系与作用的主线,按生产性服务业“为何集聚——怎样集聚——如何促进集聚”的逻辑顺序渐次展开,为以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的合理集聚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对策。本文的研究框架和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是理论与文献综述。本部分梳理产业集聚的理论渊源,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演变和最新实践,接着回顾了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的主流方向和进展。进而,概括了生产性服务业及其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互动研究的现状。随后,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需要重点突破的几个问题。其次,从理论、实证和对策的角度,回答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叁个主要问题,即“为何集聚?怎样集聚?如何促进集聚?”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体和核心部分。具体来说：第一,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与关系,并寻找经验证据,回答“为何集聚”的问题。即在区分制造业价值链中的生产性服务职能基础上,分别探讨功能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而利用我国城市单元数据,验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溢效应及其中介渠道,为后续对策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第二,基于城市分类的视角,研究不同类型城市发展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点行业和区位分布,回答“怎样集聚”的问题。即把握区域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特征,分别分析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后发工业化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内涵,探讨怎样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进而构建城市形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结构机理和一般性分析框架。第叁,研究以生产性服务业合理集聚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保障政策和建议,回答“如何促进集聚”的问题。产业集聚离不开“有为政府”政策和措施的有力支持。基于当前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作用的关键性因素,并结合不同类型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要求,提出相应的保障政策和建议,为产业集聚提供外部动力。最后是本文的结尾部分,概括主要研究结论,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拓展的可能方向。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为制造业价值链基本性活动服务的功能型服务业通过集聚,在服务业企业产生竞争和协同合作的基础上,为制造业提供了基于商业便利的外部性,其传导机制是降低了制造业的贸易成本,也就是说使制造业取得了一种成本上的剩余。另一方面,为制造业价值链支持性活动服务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不仅集聚在制造业企业及其集群周边,还体现出向集聚经济圈中心城市及其中央商务区集中的趋势。该类型服务业集聚有利于知识的加速生产和积累,并通过知识空间溢出,为制造业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而且,伴随着集聚经济圈内城市群产业空间结构的优化,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内提升了产业资源配置效率,获得了整体经济性。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使制造业取得了一种收益上的剩余。贸易成本的缩减和创新收益的提升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反过来,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将对生产性服务业提出更高的专业化要求,从而强化后者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效果,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和集聚程度加深,从而为更新一轮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于是在一种累积循环因果机制中可以实现产业的良性互动。(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外溢效应的发挥,与城市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密切相关,同时还需要克服阻碍这种外溢跨区域传递的制约条件；功能型服务业集聚完全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来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还未体现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明显的推动作用。基于我国城市样本2009年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确实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但这种作用只局限于集聚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城市,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发挥对制造业影响的有利作用,需要获得其所在城市经济基础和区位环境的有力支撑。也就是说,不同区域和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利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方式要有所区别：对于中心城市和工业较发达的城市,可全面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而对中小城市,应围绕其主导或者支柱制造业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具体目标,有侧重地形成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另外,区域性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没有体现出显着的对相邻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而服务业的特殊属性、不恰当的区域保护主义和区域产业发展协调机制的缺位等都成为制约这种区域间外溢效应的主要因素。因而,需要努力创造破除这些障碍的环境和条件。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我国集聚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功能型服务业集聚的贸易成本缩减中介效应来实现的;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还缺乏对制造业的创新驱动作用,这和行业发展规模、集聚区运营管理及基础制度等方面的因素相关,合理加快和改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发达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是支持区域全局制造业转型升级新的政策着力点。(3)各类城市应根据自身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在加强区域产业合作的基础上,发展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以集聚经济圈为基本单元,并根据其工业化特征和产业结构基础以及区位环境,将其中的城市划分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和后发工业化城市,重点探讨了不同类型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方向,及城市间怎样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首先,中心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甚至服务经济时代,也适宜于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因而,中心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在于以创新驱动制造业价值链层次的整体提升。为此,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宜采用以城市中央商务区为核心的圈层式专业化集聚,重点集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兼顾集聚功能型服务业,推动中心城市及集聚经济圈区域范围内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其次,先发工业化城市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它们的区位环境却决定了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集聚还缺乏比较深厚的基础。所以,先发工业化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在产业内升级,即提高产业加工程度和附加价值。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宜发展围绕特定产业集群配套的体系化集聚,并积极与中心城市加强协作,主动接受知识溢出和智力支持,依托若干主要产业集聚区形成合理集聚。第叁,后发工业化城市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近年来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中快速发展；然而,这类城市在大力发展产业的同时需实现转型发展,重点关切提高人的素质,妥善处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避免重走发达地区传统工业化弯路。为此,应以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培训、节能与环保服务业和商贸流通业为重点,发展和集聚有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转型发展奠定坚实基础。(4)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要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有利作用,应着力提升发达区域知识生产和外溢的能力、后发达区域服务要素集聚的设施和制度保障力,及关键性基础制度环境的支持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离不开“有为政府”有效政策和措施的支持。为进一步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溢作用,我国发达区域需要优化创新集聚环境,营造创新集聚氛围,善用创新集聚成果,协调创新集聚资源布局,提升知识生产和外溢的能力；后发达区域则需要加强现代化交通、通讯网络设施建设,降低服务业要素集聚的商务成本,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夯实区域转型发展的制度基础。而在更根本的层次,需要改善关键性基础制度建设,构建一个良性竞争、健康公平、人尽其才的市场交易环境,提升基础制度环境的支持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以产业集聚理论、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理论为基础,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和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系统梳理和归纳,区分了功能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溢作用机制,并构造了相关的理论分析模型。同时,基于我国城市一级数据,提供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外溢作用及其中介效应的经验证据。本文实证研究的贡献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城市层面上提供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制造业作用效果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类型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传导机制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从经验证据上进一步印证和深化了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内在原因的认识,这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又一增量贡献。(2)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出发,基于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创新性地从统一完整的角度划分了叁种城市类型,探寻了区域性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后发工业化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思路,并凝炼了不同类型城市形成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结构机理与一般性分析框架。上述结构机理和一般性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3)对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创新性对策建议,尤其是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体的业态模式和内容上有所创新。例如,从全球绿色创新浪潮的大背景切入,在总结广西南宁商品交易所发展基于循环利用资源的废弃物商品交易有益启示的基础上,将其提升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协同创新的高度,并建议在区域性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中积极发展这一新兴交易方式,推进区域制造业绿色转型。又如,建议在城市科技型制造业集聚区全面推进设立各商业银行的科技金融专营支行,为急需资金的科技型制造企业提供注重成长性、面向未来的金融支持;提出推广发展基于网络数字化平台的“虚拟性”集聚模式,创新对小微制造企业的高效金融支持。对于上述集聚创新,还提出了相关扶持政策的设想。当然,本文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重点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作用机制与外溢效应的基础上,关于后者对前者影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同时,文中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横截面分析也可能未能反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变化趋势。另外,对我国不同类型区域和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应用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从而为其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实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决策参考。
暴琪[5]2012年在《长叁角经济现代化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来,经济现代化就成为全球最热和最为关注的研究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自身积累和全民奋斗持续发展经济的实践历程,而且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争取比较优势、占据全球经济发展至高点的角力过程。因此,现代化的梦想和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要求我国必须大力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建设。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江叁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产业、城镇、财富最密集的精粹之地,也是我国跨省市区域一体化进程起步最早、基础最好、发展最快的地区。作为国家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叁角区域理应先行先试,积极探索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努力为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全局树立良好的示范和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文以经济现代化为逻辑起点,以哲学层面对于生产力内涵重新讨论及生产力体系与现代化关系的探索为突破口,结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以及长叁角经济发展现状,通过理论层面的分析和论证,提出属于社会生产力范畴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属于自然生产力范畴的低碳经济,应当以耦合与联动的方式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基于上述分析和长叁角经济现代化建设目标,本文在对长叁角总体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回顾以及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率先发展的有利条件进行分析基础上,深入探讨了长叁角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低碳经济建设联动与耦合发展的基本模式,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全文结构共七章,分为理论与实证两大部分。前叁章为理论部分,通过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与理论的回顾、梳理和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方式要与经济现代化内涵变化相适应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产业结构升级与低碳经济耦合与联动发展是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供选择的重要方向的新观点。后四章为实证部分,在详细分析长叁角原有发展方式以及转型条件的基础上,提出长叁角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低碳经济联动与耦合发展的基本模式以及相关的对策建议。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以及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第二章,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在对本文相关重要概念进行了辨析和经济现代化内涵进行总体介绍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产业结构升级、低碳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对经济现代化的理论认知；第叁章,产业结构升级与低碳经济耦合与联动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一方面从哲学层面、理论层面论证了产业结构升级与低碳经济耦合与联动发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具体地分析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进而提出产业结构升级与低碳经济的耦合与联动发展能够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并跨越式地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第四章,长叁角经济发展总体情况分析。通过对长叁角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方式及其影响以及新时期长叁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础条件的深入分析,详细论述了长叁角产业结构升级与低碳经济耦合与联动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第五章,长叁角产业结构升级和低碳经济耦合与联动发展创新模式研究。围绕空间规划、内在动力、核心要素、基础环境四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长叁角同时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低碳经济建设的基本模式。第六章,加快长叁角区域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对策建议。从转变思想观念、构建统一完善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法规体系、鼓励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快速发展、搭建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人力资本平台等四个方面出发,提出加快推进长叁角经济现代化的对策建议。第七章,结论与展望。对全文进行归纳与总结,提炼本文的主要结论,指出本文分析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做出展望。
张祺[6]2008年在《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文中认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茨曾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人类21世纪发展的两大主题”。中国正发生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伴随着人口迁移活动,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某种程度上,人口迁移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人口迁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下,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日益扩大,成为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关于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关系的研究中,省市尺度的研究较多,而从地级市尺度进行这样的研究尚不多见。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差异较大,仅从省级尺度上把握人口迁移可能会漏失一些重要信息,对人口迁移特征的把握也显得过于粗疏,而且从计量经济学角度来讲,由于省级单位数量较少,计量分析因样本量过小也会影响计量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本文将主要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对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展开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地级市的人口迁移状况如何?地市间人口迁移有没有不同于省际人口迁移的规律?经济活动与人口迁移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东中西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怎样?都市圈——全国经济发展引擎地区,城市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的发展动态及可资借鉴之处是什么?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的人口迁移等问题?如何从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更好地促进人口迁移,收获人口红利,更快地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等等。本文按照如下顺序展开:首先,从区域的层面描述中国近30年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总体态势,然后从城市层面,利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考察地市间的人口迁移特征,探讨全国性的一般规律;接下来再以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地区”——叁大都市圈的城市为重点,考察城市的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动态,并根据都市圈1990年和2000年两位数子行业的制造业区位商,分析制造业结构变动与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讨论通过人口迁移收获人口红利的途径;其次,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地级市样本进行计量分析,研究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大小,并进一步从多个角度考察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我国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格局的演化,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智力流失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未成年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公共服务(以义务教育为例)的需求及供需矛盾解决等。最后,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简述对未来人口迁移态势的估计,并针对前文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研究主要有下列发现:1、关于地市间人口迁移活动规律,基本上符合如拉文斯坦等学者总结的人口迁移规律: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影响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方向,人们倾向于由近到远,向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原来居住地的地区迁移。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了一些过去省际迁移研究所没有发现的迁移规律,如:省内地市间人口迁移首先向省会城市集中,西部地区向省会城市集中度最高,中部次之,而东部地区出现了与省会城市竞争的其他省内人口迁入中心,打破了省会城市人口迁入中心的“一元化”局面,出现“二元化”甚至”多元化”现象;虽然整个东部地带在省际迁移层面都表现为净迁入地区,但是地级市之间分化比较明显,而非都市圈地区倾向于向都市圈地区迁移,都市圈的城市和中西部的省会城市为主要的净迁入城市;中部与西部地带也有差异,中部地带除了省会城市以外,其他城市几乎都表现为人口净迁出。而西部地带虽然也是人口净迁出地带,但是人口净迁入的城市多一些,主要是经济重镇和少数民族地区;2、在现有数据条件下,建立以地级市为基本地域单元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区域初始经济发展条件影响人口迁移率,这些条件包括城市初始的工资水平、FDI合同金额、人均耕地面积、人口规模、农业人口比重等,其中工资水平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人口净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影响,人口净迁入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人口净迁出反之。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城市人均GDP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总人口抚养比与人均GDP负相关,表明中国人口红利期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净迁移率对工资增长率有负相关影响,同时,中部地区工资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经验一致,人口净迁入地区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裕,使工资增长受到向下压力,而人口净迁出地区则反之。由此可以解释大量人口迁入的珠叁角为什么工资增长水平近几年落后于其他都市圈地区。都市圈地区人口迁移的区域经济影响因素不同于非都市圈和全国地级市模型,后两者比较接近。(2)人口迁出可能会缩小中西部地区的市场规模,但是财政支出对西部地区城市市场规模的维持有重要作用,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缩小东西部地区差异已发现有重要影响;西部大开发战略有效地缩小了区域经济差距,中西部地区的智力流失较为严重,对迁出地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在2年后最为明显,随后对中部地区的不利影响逐渐减小,而对西部地区的不利影响消除较慢;3、关于都市圈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的研究发现:(1)珠叁角的就业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两个都市圈和全国在同期的就业增长率,在整个90年代,虽然珠叁角和长叁角都是人口迁入中心,但是珠叁角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大于长叁角,显示了它强大的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和经济发展活力。珠叁角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就业高增长,而长叁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却没有相应的高就业增长。在1990—2000年与2000—2005年两个期间,珠江叁角洲和长江叁角洲城市的就业增长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城市排名的剧烈变化。总体来看,长叁角的苏锡常嘉兴有后来居上的势头,而珠叁角的部分城市有下降趋势,这与一些新闻报道中所讲,部分农民工从珠叁角转到长叁角寻找打工机会的报道比较吻合。(2)从都市圈城市制造业就业人员占全国份额的变化来看,从1996到2005年,都市圈各个城市制造业的发展比较稳定,2000年的趋势在2005年得以继续保持,但是从1996年到2005年十年间,制造业在叁大都市圈内部各个城市的竞争力有较大的变化。1996年、2000年、2005年的制造业人员所占份额首都圈稳定小幅增长,珠叁角2000年与2005年期间份额增加了1倍,说明珠叁角的制造业在2000年以后竞争力迅速增强,制造业仍然快速发展,制造业吸纳劳动力较多,长叁角一直是制造业从业人员份额最大的地区,在2000年长叁角制造业份额有所增加,但是到2005年,长叁角的份额下降,而珠叁角却大幅扩大,上海在2000—2005年期间制造业占全国份额明显下降,显示离心力开始发挥作用。同时,制造业向都市圈地区集聚的速度加快了,1996—2000年期间,都市圈制造业份额增加了2.5个百分点,而2000—2005年期间却增加了5.04个百分点。(3)80年代到90年代后期,珠叁角的工资水平很有竞争力,长叁角其次,首都圈最差,但是90年代后半期珠叁角的大多数城市在90年代后半期的工资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低于同期的长叁角和首都圈,提供了人口迁移与工资增长率负相关的中国案例。(4)受FDI区位选择影响,珠叁角和长叁角地区专业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则失去了新兴产业的份额,人口迁移方向主要是迁入新兴产业得到较好成长的地区;在城市层级上研究制造业中心—外围格局演化,发现整个中西部省会城市几乎都在失去份额,说明中西部地区正全面陷落,我国目前正在形成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制造业“中心”而中西部地区为农业“外围”的区域分工格局,如果没有外力干预,这种格局还将延续。同时,在东部地区内部城市之间,制造业由集中趋于分散,但分散化的范围还限于东部地区内部,一些原来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城市发展为地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如深圳、东莞等地。4.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充裕和总人口抚养比较低有利于经济增长,自80年代起,人口红利已经对中国经济增长有近30年的贡献,但是中国人口素质较低,某些地方政府资金密集型产业投资偏好可能偏离我国的比较优势,这些都不利于收获人口红利。计量模型显示,教育、人口迁移和较低的抚养比对人均GDP都有促进作用,尤其是教育。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人口迁移可以促进经济效率提高,因此应该继续促进人口流动;第二,就业同时增长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我们追求的模式,长叁角较低就业增长的事实提醒我们,要重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才能有效地收获人口红利;第叁,教育对经济效率提高有比较突出的显着正向影响,并且8年人均受教育年限是个重要的分界点,只有超过这点,教育才能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跃升作用,因此应该大力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升人力资本,同时,切实解决流动儿童在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提升远期人力资本;第四,发挥中西部比较优势,发展相关产业,国家保持对西部较高的财政支出水平,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利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第五,一定时期内,中西部实施促进中等城市优先发展的城市化措施将会优于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措施。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以下叁点:1、首次从地级市尺度系统地对中国人口迁移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发现了一些过去在省际人口迁移中所没有发现的人口迁移特征,如省内地市间人口迁移首先向省会城市集中,西部地区人口迁移向省会城市集中度最高,中部次之,而东部地区出现了与省会城市竞争的其他省内人口迁入中心,打破了人口迁移省会城市的“一元化”局面,出现“二元化”甚至”多元化”现象等;2、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首次从不同人口属性的迁移人口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相互影响及其大小的角度,进行定量分析,如计量分析了24—34岁和24—64岁大学毕业、就业移民的迁出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讨论随迁未成年人口对迁入地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的需求和供需矛盾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等现实问题等。3、综合人口迁移与新空间经济学等理论,对区域、城市(都市圈城市)经济发展轨迹进行实证分析和合理解释。如在城市层级上,实证研究制造业中心—外围格局演化,发现整个中西部省会城市几乎都在失去份额,说明中西部地区正全面陷落,陷入“无心化”状态,不仅在区域、省市尺度上,而且在城市尺度上也显示,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制造业“中心”而中西部地区为农业“外围”的区域演化格局成立。同时,在东部地区内部,制造业由集中趋于分散,而分散化的范围还局限于东部地区内部,一些原来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城市发展为地方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本文的不足之处包括:第一,由于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难以获得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并且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才有地级市、县一级迁出地的调查,目前仅有1995-2000年地市间人口迁移横截面数据,也没有关于迁移人口收入的调查,因此难以运用结构方程、面板数据等计量估计方法;第二,因数据不充分,不能对所有地级市展开研究,某些章节只能以都市圈城市为主进行重点研究。
冯年华[7]2003年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在人类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化、知识化、全球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已经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竞争的本质和范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领域，尽管由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其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经济社会水平、思想观念、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和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有各有不同，但是“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不变的主题，创新则是“发展”不竭动力。因此，研究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当成为当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吸收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这一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全文共分叁部分。 第一部分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从分析区域可持续发展概念、理论体系与系统运行机制入手，提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构成，建构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模型。 不管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作何种表述，其基本内涵都是协调好特定区域内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行为，使区域保持和谐、高效、有序、长期的发展能力。区域可持续发展核心内涵是人的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为本位，区域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切问题实质上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人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学术界对我国有关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十分关注，已经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然而，由于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历史不长，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也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在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研究上还很不成熟，更未形成完整、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已有的仅仅是一些初步的理论思想和相关理论。但在众多的规律和理论中，通常可以分为叁大组成部分，一是指导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基础，主要包括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区域发展理论、生态学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系统科学等；二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它主要包括陆地系统科学、叁种生产理论、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理论；叁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人地协调论。人地协调论之所以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是与该理论的指导思想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密不可分的。 研究认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对象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系统调控管理以及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建立在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综合辩识基础上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是一个以人类活动为核心的复杂大系统，包含有若干个子系统和众多组成要素，从而形成了上下左右错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 综复杂的结构关系，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时空藕合系统，系统运行的机理主要包括 叁个方面:“区域流”、协同作用、反债机制与多重辐合，系统演替的过程呈组合的“逻 辑斯蒂增长曲线”. 第二部分为区城可持续发展创新研究.本文认为，当代人类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选择，是一种划时代的全新的发展观.是一场彻底的思想意识革命，是一次的人类经 济社会的全方位的巨大变革.这一巨大变革的核心可以理解为叁大创新:观念创新、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思想认识创新(观念创新)是变革的前提条件，科技创新是变 革的推动力量，制度创新是变革的保证机制.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通过上述的创新活动去协调和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矛盾， 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及其周围的自然系统保持和谐、均衡和共生的过程。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创新就是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来看待影响区域发展的资源 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观、环境观、人口 观和社会发展观. 科技创新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互为前提，互相作用.实现从传统科技创新向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转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21世纪新经济时代的必 然趋势.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化是对传统科技创新理论的一种全新论释和定向改变，要求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全面引入可持续发展思想与理论，考虑科学技术对资源、环境、生态、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既要保证科技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又要确保环境清洁、生态平衡和社会穗定.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又创造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制度创新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居于基础和保证地位，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沿袭传统的制度机制和管理方式，必须建立完整的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就是社会制度创新不断激发和调动科技创新、思维创新，不断激发社会创造性活力，进而促进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整个生存世界发生日新月异变更的过程. 第叁部分以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叁市作为一个完整的区域，进行实证研究。苏锡常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前沿地带，地处长江叁角洲平原，是我国两大国家级生产力布局轴线的交汇处.改革开放以来，苏锡常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迅速、结构变动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它以仅占江苏省17%左右的面积、人口，创造了占全省4眠的GDP和财政收入.在中国
兰小云[8]2013年在《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论文以我国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为研究对象。首先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赫维茨提出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确定校企合作机制研究思路为：确定校企合作影响因素；分析因素的影响作用及相互关系；决定校企合作资源配置方式,即机制构建。然后通过历史分析、案例分析、调查研究、国内外文献分析,确定校企合作影响因素。最后运用系统论、模糊综合评价理论等理论,对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理性分析和构建。论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缘起、意义、方法、技术路线、框架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等,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从而确定了论文的研究方向和思路。第二章：行业高职院校类型分析。研究了我国行业高职院校的整体情况,包括类型、特点和优势等。根据主管部门的性质不同,将其分为叁类：政府行业部门所属高职院校、大型企业集团所属高职院校、共建型行业高职院校(即由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并与行业部门共建的高职院校)。叁类院校都具有与行业长期的共生共存历史,具有非常鲜明的行业优势。最突出地表现在：可以借助主管部门的计划调控甚或是行政手段来开展校企合作。通过院校类型分析确定了其校企合作发展历史的研究起点。第叁章：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从历史维度,将其划分为叁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基于计划机制的合作,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计划性和指令性等特征；第二个阶段为1986年至2002年,合作关系日益疏远,计划机制特征逐渐消失；第叁个阶段为2002年至今,合作形式多样化,合作范围由系统内拓展至系统外,合作机制逐渐市场化。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方式、赋予企业的社会职能、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高职教育办学的顶层设计都影响校企合作。第四章：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调查与分析。调查显示：我国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正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发展,合作形式仍集中在订单培养、企业顶岗实习、员工培训、实训基地建设等上。信息沟通不够是校企双方共同认为的首要制约因素。第五章：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的实证研究。选取了五种比较具有行业特色的校企合作典型模式及案例进行了机制分析。主要有：基于产业园的校企合作模式、校企共建技术研究中心模式、校企共建二级学院模式、集团公司主导下的双师团队共建模式、校企共建学生工作室模式等。总结出影响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因素主要有：院校领导的办学理念和创新与决策能力；院校的执行力；院校的内部管理机制；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质量；企业经营理念、对人才和技术发展需求：院校主管部门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战略、在本行业中的地位；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等。根据实践经验,合作中院校主管部门可给予短暂的计划调控甚或是行政手段支持,但长久的合作仍需院校树立市场经济意识,强练内功,提供优质服务,以赢取优质合作。第六章：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影响因素及其模型构建。运用德尔菲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了经前期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和五种合作模式及其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得出的影响因素。综合评判结果为：影响因素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依次为“行业高职院校、企业、中央政府、院校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根据系统论观点,论文认为校企合作是各因素交叉耦合形成的矛盾统一体。其中,校企之间的供求关系是核心与基础,而行业高职院校又是这一矛盾体的主要矛盾方,是解决校企合作问题的关键。第七章：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的理性分析与构建。首先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应“以市场机制为本、以计划调控为辅”。这是由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经营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行业高职院校的办学特征所决定。其次,根据系统的时变特征,论文构建了由“初级阶段‘院校主体,政府主导’、中级阶段‘双方主体,利益主导’、高级阶段‘融为一体,价值观主导”构成的校企合作机制变化模型；指出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校企合作的不断推进、对合作育人的认识趋同,校企双方将融为一体,形成由价值观主导的校企合作机制。这将是校企合作的最高境界。依据校企合作机制变化模型,分析指出我国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正处于由初级向中级发展的阶段,机制构建既要考虑以利益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又要考虑国家宏观调控机制和院校主管部门计划调控机制。第八章：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建设若干问题研究。在上述理论分析基础上,借鉴历史经验、现实经验和国际经验,提出了校企合作机制构建中几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方略：(1)院校自身能力建设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推动校企合作持续发展的关键和根源。包括：院校领导市场经济意识、决策与创新能力建设；信息收集与沟通机制建设；校企合作决策机制建设；校企合作执行机制建设等。(2)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是规范和推动校企合作的关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对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顶层设计。(3)院校主管部门的计划调控手段可暂时性地促成校企合作,但不能取代建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市场机制。第九章：研究结论和展望。对论文写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从校企合作的本质——育人出发,从全社会的角度,构建一个由价值观主导的规范、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杨越清[9]2017年在《“双创”背景下常州市青年“众创空间”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文中认为近年来,伴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我国不断加快落实,为了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双创”的浪潮在各地激流涌动。青年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资金、场地、技术的掣肘,青年众创空间可以通过提供场地、对接融资、创业培训等来为创业青年解决上述难题。本文在梳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青年众创空间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经调查研究对“双创”背景下常州市青年众创空间发展概况和运行现状进行分析,从青年众创空间提供的运营模式、场地和活动、融资服务、人才培养和企业培育五方面的服务进行阐述,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剖析。本文认为面对现阶段常州市青年众创空间发展面临的问题,政府应从顶层设计、投入方式、专业服务等方面作系统的提升,通过突出分类引导,强化产业导向和优化备案标准来完善顶层设计;通过注重市场资源,细化政策资金扶持,引导社会资本,优化盈利模式来创新投入方式;通过完善平台功能,激发科研院所热情,办好创业大赛来激活社会资源;针对用户需求,通过高质量的配套服务,专业的运营机构,创新的人才招引方式来提升专业服务;在此过程中,共青团要发挥建设青年众创空间的主体作用,从创业环境、资源整合、融资服务等方面入手积极破解青年众创空间发展过程中的难题,为共青团搭建好青年创业平台提供大力支持。
夏琛桂[10]2008年在《我国长叁角都市圈人才集聚、扩散与共享的模型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社会,人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公认。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这些要素的供给既可以在都市圈内各个城市的内部实现,也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而获得。人才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之一,其流动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改变区域间的差距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人才自由流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才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的长叁角都市圈正在经历迅速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时期,长叁角都市圈在全国乃至全球制造中心地位的确立,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前来就业。长叁角都市圈不仅成为了我国的区域性经济中心,更成为了我国的区域性人才中心。从1996-2005年十年间,长叁角都市圈16个城市的人才总量从281.18万人上升到531.13万人,增长了一倍,经济总量从10891亿元上升到33963亿元,增长了两倍。大量的人才集聚在都市圈这一狭小的范围内,必然会产生人才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如何合理的引导都市圈的人才流动,将无序的人才流动转变为有序的人才流动,实现人才在圈内完全自由流动,充分发挥人才个体的最大效应,实现各类人才在都市圈范围内合理的最优化配置,成为都市圈内各地政府的一个共同的议题。在2003年,长叁角都市圈的19个城市的政府部门共同签署了《长江叁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以此来指导长叁角都市圈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管理体系建设。虽然,长叁角都市圈各地政府对人才流动及其管理都非常重视,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长叁角都市圈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管理还很落后。政策不统一、体制不健全、流动不畅通、恶性竞争等,都是目前都市圈人才流动和人才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另外,圈内城市为了自身利益或为了赢得相对优势,虽然表面上在大力宣传人才自由流动和人才共享,背地里却在制定各种的人才吸引政策和人才流失政策,以期占有更多的人才资源,这种“明共享,暗独享”的做法,使得人才在都市圈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充分共享变得更加复杂和遥遥无期。正是居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本文以长叁角都市圈16个城市的人才流动状况为依托,对我国都市圈的人才流动和人才分布状况作了初步探讨,以期能了解人才在都市圈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分布的内在机理和规律性,为都市圈的人才建设和人才管理提供有益参考。本论文主要做了如下方面的研究:1.都市圈人才流动理论模型的建立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人才个体做出流动决策和许多因素有关,如收入的差异、流动成本、环境适应性、地方政府制度和政策的影响等。由于个体决策因素千变万化,我们很难对其进行有效分析。相反,如果在一个区域(比如都市圈)产生了大规模的人才流动现象,那么,对这种大规模的人才流动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应该不是由人才个体因素所引起的,而是和该区域的其它因素有关,很显然,这种决定性因素就是区域内的宏观因素。当然,区域性的宏观因素依然很多,如经济水平的差异,政府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发展战略等,因此,我们也无法对所有的宏观变量都进行分析,我们只能选择其中对人才流动影响较大的因素进行分析。对人才个体而言,人才个体进行流动的关键是流动效应差,而这种效应差是来自于个体对流动前和流动后的整体效应的比较所得。那么,人才流动的整体效应由哪些因素决定呢?结合以往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理论,我们认为影响人才流动的整体效应的因素主要有叁个方面:(1)区域性的工资收入差异。(2)人才流动的区域环境外部性。(3)人才流动的区域效应影响。因此,文章以人才个体流动决策为基础,通过经济学中的效应最大化原理,构建了我国都市圈人才流动的理论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分析。2.都市圈人才集聚、扩散和共享的机制研究在都市圈的人才集聚机制方面,文章主要研究了以下内容:(1)人才集聚过程和集聚现象。都市圈的人才集聚不仅包括圈外集聚,还包括圈内集聚,都市圈的人才集聚是圈外集聚和圈内集聚的结合,圈外集聚促使都市圈迅速成长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圈内集聚促使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迅速增强,从而对整个都市圈起带动和辐射作用。我国长叁角都市圈的人才集聚主要表现为人才总量的持续增加,人才的相对集聚和人才的产业化集聚叁个方面。(2)人才集聚因素。人才集聚的因素主要可归纳为个体、组织和社会叁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主要有年龄结构、性别特征、学历层次、社会关系网络、个人价值观等;在组织方面,主要有现实收入的差异性、预期收入的差异性和流动成本等;在社会方面,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外部环境、区域人文条件、产业发展、政府政策以及人才集聚过程的羊群行为等。(3)人才集聚效应。都市圈的人才集聚的效应主要分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效应,如信息共享、知识溢出、集体学习、创新效应、规模效应、时间效应和区域效应等;另一方面是不经济效应。如规模逆效应、环境逆效应和流动不经济性等。在都市圈的人才发散机制方面,文章主要研究了以下内容:(1)人才扩散和扩散现象。都市圈的人才扩散具有数量少、规模小、范围窄、时间短等特点,具体可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人才分布的均衡化,二是人才扩散的圈层化,叁是人才发展的多极化,四是人才布局的产业化。(2)人才扩散因素。人才扩散的因素主要有集聚的不经济性,人口的郊区化,政府的人才政策和地方的产业发展。(3)人才扩散模式。在都市圈的人才扩散模式方面,我们重点研究了人才的柔性流动和柔性管理,指出人才柔性流动是都市圈人才扩散和共享的主要形式。在都市圈的人才共享机制方面,文章主要研究了以下内容:(1)人才共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人才需求的链条化,人才流动的柔性化,人才配置的市场化,人才援助的智力化,人才规划的协同化和人才培养的差异化。(2)人才共享的经济学分析。文章重点讨论了两个地区间人才流动的经济效应分析和多个地区间人才流动的经济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原理论证了人才共享对共享的双方或多方而言都是共赢的策略。(3)人才共享的方式。都市圈的人才共享主要有人才租赁制和人才虚拟制两种方式。(4)政府的作用。文章简要介绍了国外政府(主要是美国政府)在人才市场中的作用和地位,接着论述了我国政府在人才市场配置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数条有益的建议。3.都市圈人才集聚、扩散和共享的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文章主要研究了以下内容:(1)数据收集和初步分析。本文回顾了近10年来长叁角都市圈16个城市的人才分布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文章将人才分为一般性的人才资源和素质较高的人才资源两个部分。对一般性人才资源,文章分析了其人才总量,地区分布状况和产业分布状况叁个方面;对素质较高的人才资源,文章分析了其人才总量、人才结构状况、人才密度和人才效能四个方面。(2)相关性分析。本文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SPSS.v14.0)对都市圈16个城市在2005年里和1996年-2005年间这两个时间范围内的人才集聚与人才收入状况,区域外部环境因素以及人才流动的区域效应等方面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分析所得结论与文章前面章节所论述的结论基本一致。(3)回归性分析。本文最后选取上海和苏州两个城市为例,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SPSS.v14.0)对这两个城市近10年来的人才分布状况进行了回归分析,建立了相应的回归方程并通过了a检验和t检验,证明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准确且可靠的。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视角的创新都市圈是我国的新兴经济体,有关都市圈课题的研究正成为国内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个前沿和热点。本研究将传统的人才流动理论与当代都市圈的发展研究两者有效的结合起来,抓住都市圈人才流动这个切入点,深入研究了在我国都市圈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人才流动问题,突破了以往人才流动研究大都集中在个体层面和企业层面,研究角度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源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缺陷,实现了两个理论和两个领域的有效结合,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另外,本研究结合我国长叁角都市圈近10年的人才分布的实际情况,运用系统的观点,深入研究了我国长叁角都市圈人才流动中的人才集聚、扩散和共享的叁大过程,构建了以“人才集聚、扩散和共享”为基础的我国都市圈人才流动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个基础性的研究框架,为今后对都市圈人才流动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1。2.研究内容的创新一在理论创新方面,本研究运用经济学中有关效应最大化的原理,从都市圈人才流动的总效应出发,建立了我国都市圈人才流动理论模型。模型认为,都市圈人才流动的决策取决于人才个体在对流动前和流动后的总效应的变化的比较,如果在流动前后人才个体的总效应增加了,那么人才将选择流动,否则人才将不流动。在都市圈中,对人才个体效应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叁个方面,分别是收入效应,外部环境效应和区域效应,叁方面效应的总和组成了人才流动的总效应。其中,收入效应是指都市圈范围内各区域间人才收入的差异性,外部环境效应是指都市圈范围内各区域间外部环境的差异性,区域效应是指人才流动对都市圈范围内各区域的生产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要深入分析这叁个因素对都市圈人才流动效应的影响,就能构建出我国都市圈的人才流动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打破了以往人才流动研究只从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进行的缺陷,有力的拓展了人才流动研究的研究范围,尤其是在研究诸如都市圈这类区域性的人才流动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研究内容的创新二在实践创新方面,本研究回顾了近10年(1996-2004)来我国长叁角都市圈内的16个主要城市的人才分布状况和人才发展历程,对长叁角都市圈的人才集聚、扩散和共享等过程及其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总结了我国长叁角都市圈人才流动各个过程的特点及其规律性,指出当前影响长叁角都市圈人才流动的主要障碍和可能的应对措施。同时,文章在大量历史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运用所得数据对长叁角都市圈16个城市近10年来的人才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学方面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并建立了相应的人才分布数学模型。通过这些模型,我们不仅可以对长叁角都市圈的人才分布历史及现状进行有效分析,还可以对都市圈内各城市未来的人才分布和流动趋势进行预测,有效消除人才预测中的非理性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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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途径和机理研究[D]. 刘曙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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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叁角经济现代化战略研究[D]. 暴琪.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6]. 中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D]. 张祺. 复旦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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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业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机制研究[D]. 兰小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9]. “双创”背景下常州市青年“众创空间”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D]. 杨越清. 苏州大学. 2017
[10]. 我国长叁角都市圈人才集聚、扩散与共享的模型和机制研究[D]. 夏琛桂.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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