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占武[1]2003年在《新记大公报公共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记大公报不仅在报道、立言方面为报界树立了榜样，在经营管理方面也堪称报界典范。其中新记大公报在公共关系领域创造的诸多经验就很值得今天的报业学习和借鉴。本文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出发，用理论研究和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新记大公报的组织环境、公关意识、公关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认为：从公共关系角度看，“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就是新记大公报的公关理念，它统率着大公报的所有公关意识和行动；新记大公报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责任意识、沟通意识、形象意识、协调意识、开放意识等；在这些意识的驱动下，该报开展了目标明确、收效显着的公关工作。本文最后从新记大公报公共关系中提炼和归纳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以期达到以史鉴今之目的。
严晋[2]2013年在《新记《大公报》经营管理方略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传媒业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特征与格局，也从根本上强调了媒介经营管理的强大效能。新记《大公报》作为20世纪影响中国最大、发行时间最长的大报，其在媒介经营管理方略上的成功经验值得当今传媒业界及学界的重视与探讨。本文以史论为基点，结合新记《大公报》的办报背景与史实故事，顺着媒介经营管理的思想脉络，详细分析了新记《大公报》从报社日常的管理到其战略营销与企业形象经营的一系列方略，并将其方略划分为叁大板块：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媒介营销的开展、公共关系的处理；通过对这叁大板块的进一步细分与解剖，总结出新记《大公报》的成功得益于组织结构的合理、管理制度的完备、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发行数量的提高、广告收入的增加、内容营销的创新、公关意识与公关实践的落实、企业形象与企业文化的塑造以及危机公关技巧的实施。本文最后融合现今媒体遇到的具体问题，通过对新记《大公报》经营管理方略的深入分析和研究，进一步提炼和归纳出新记《大公报》在运营中值得学习与推广的一般规律，形成对现今媒体在经营管理中的启示，即建立产权明晰、结构合理、制度完备、人事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重生产、轻营销的传统观念，开展媒介营销，拓展发行与广告市场，坚持内容营销，打造特色产品，实现盈利模式的多元化以及重视“与内团结、与外和谐”的公共关系的处理。这些经营管理方略对于当今媒体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赵娜[3]2008年在《胡政之报纸经营管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胡政之是一名杰出的记者、一位出色的报刊政论家、一个熟练的编辑工作者,同时又善于报刊的经营管理。他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从1912年参加《大共和日报》到1949年辞世,他在旧中国的新闻界拼搏奋斗了近40年,在同时代人当中有“报业祭酒,论坛权威”的美誉。新记公司《大公报》成立后,胡政之担任报社的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工作重心转移到报纸的印刷、发行、广告、营销、管理等方面,这时的他充分发挥了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才干,成为蜚声于时的报业企业家。他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创造了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高峰。胡政之认为“现代报纸已成商业”,作报即是作“商品”。在经营方面,他认为“报纸生活根据,原建筑在广告与发行两方面上的”。因此,他想方设法实现广告收益最大化,同时,千方百计扩大发行量。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胡政之坚持“一份理想的报纸,要兼顾营业与事业”的信念。为了达到营业与事业的统一,胡政之始终保持报纸的经济独立。因为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实现胡政之“报纸是文化的工具,乃天下之公器”的报纸经营原则。胡政之指出,看报人能够鞭策作报人,社会与报业息息相通,报纸的经营之本在于服务于读者、服务于社会。胡政之的管理思想可以用叁个关键词来概括——高效、公正、温情。他设置简化精干的组织机构,创建独具特色的“双轨制”,实现报馆凡事有“度”可循,实践忘己无私、不拘一格的用人模式,施行人性化、温情浓的福利待遇。“胡政之虽然严肃,但亦,乐于助人。这也是使上下级之间团结一致的领导艺术。大公报所以能在抗战前后分设各馆,都是依靠这批骨干力量发展起来的。他们苦乐与共,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胡政之的报纸经营管理思想中蕴含着具有现代公共关系色彩的成分。他自发而非自觉的“公关意识”天然玉成,隐匿贯穿其经营管理实践之中。这主要表现在对外致力于《大公报》品牌建设,对内营造“同人办报”环境。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胡政之始终将“无忝于文化工具的使命”作为其公关作为的圭臬。
张孟军[4]2008年在《新记《大公报》的用人策略和启示》文中研究指明《大公报》1902年在天津创刊,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大公报》仍在香港出版,成为中国报业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张报纸。《大公报》在办报理念、人才培养、经营管理等方面显现出了高超的艺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主持的新记《大公报》,更是大公报历史上大放光彩的时期。1926年,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战乱频仍、报禁森严的时期。此时,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了《大公报》。他们坚持“文人论政”的思想和“四不”方针,为办好报纸,在经营管理上苦费心机,创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办报经验。在很短时间,新记《大公报》迅速成长为全国性大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新记《大公报》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非常值得研究,用人策略尤为让人推崇,在我国报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用人理念上,新记《大公报》“不养圣人,不养贤人”;在用人艺术上,新记《大公报》任人唯贤、选才不拘一格,知人善任、用才灵活多样;新记《大公报》以情感人,善于营造工作氛围促人奋发上进;在人才培养上,新记《大公报》培养了许多“编经通用”,“采编双精”的全才队伍;在留人策略上,新记《大公报》善于通过制度和人文关怀相结合,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因此,新记《大公报》同人都把大公报当成自己的事业,从而奠定了《大公报》的鼎盛。新记《大公报》的用人策略,对当今的报业经营管理者尤其值得反思。新记《大公报》成功用人经验,更值得借鉴、学习。
杨晓燕[5]2011年在《民国报人的公共交往》文中研究表明社会制度的剧烈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让新式知识分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表达权。我们常常认为,民国初期的民众享有较高程度的言论自由,而具体体现在报业的时候,这一时期是办报高潮和报业显着发展的时期。当时报刊的创办,甚至达到随便拉几个人,一份报纸就产生的简易程度。虽然这样的报刊只注重一时的轰动效应,是因时、因利而生,但开放的社会风气、宽松的政治环境可见一斑。而报刊也成为时人交流、碰撞、商议的流行方式。风云际会的民国,尽管新闻业的发展跌跌撞撞,却在越来越多的摸索和保护之中,始终向前。优秀的报人、成功的报纸,民国史上少不了这样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份报纸,一个报人,一个时代,张季鸾的身上集合了这样叁重影子。从清末到民初,再到民国中后期,张季鸾的社会角色、身份转换是个曲折而多变的过程。由激越的革命青年到秉持“四不”的言论领袖,再到接近国家、社会核心权力的精英人物,《大公报》成就了张季鸾,而张季鸾成就了《大公报》这样的命题也同样成立。本文通过公共交往这个视角,力图展示张季鸾丰富的报刊活动、公共交往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以及他在交往网络中的呈现。以公共交往为始,而落脚于公共空间。文章分为四个部分,旨在从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勾画民国报人的公共交往图景：第一章从宏观的角度来梳理,围绕近代传媒和新式知识分子两个关键字展开,探索近代社会和传媒的发展带给新式知识分子怎样的转变。在一个“被现代”的古老国度,近代报刊终于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反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平台,斗争的利器。传媒的公共性凸显。而这种转变直接导致了新式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活动空间的变化。而像张季鸾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社会剧变中有怎样抉择和转变,有怎样的新闻活动和思想,而成为社会言论精英?第二章围绕着张季鸾与《大公报》展开描述性的公共交往考察。以早期的学缘为肇始,探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报刊活动中,张季鸾的多重角色、身份下的不同社会表达。作为报人的张季鸾因着学缘、地缘、政缘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空间。公共交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种形式的交往杂糅在一起,并且与各个成员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烈,不断重构着张季鸾的新社群和新的人际关系网络。而新社群、关系网络的不断重构,也以反作用力的形式促进张季鸾的公共交往。由此,公共交往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第叁章重点论述张季鸾公共交往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空间与《大公报》的关系。公共空间与《大公报》是共存共生、相互促进的,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大公报》所塑造起来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平台,张季鸾一开始的公共交往先建构起了公共空间存在的可能性,而公共空间的发展急需公共交往的扩充,从而使公共交往成为必要性。日渐成熟的公共空间对于报纸言论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参与进大公报这个公共空间的分子,用一种开放式言论的自由来扩充这个空间。总体来看,张季鸾的公共交往充满了知识分子建构公共空间的责任意识。第四章作为尾声,由《大公报》回归到张季鸾。从张季鸾最具典型而矛盾的两重身份出发,分析这两重身份下的公共交往呈现。张季鸾自自身的国家政治中心理论确立以后,始终坚持自己的路线。然而特殊的历史时空让张季鸾既是独立报人又是政府谋士。权势中心以外的张季鸾是个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而权势中心内的张季鸾是以自由主义的尴尬身份出现。这一切显示了知识分子在处理与实际政治的关系的时候表现出的独立性与依附性的纠结。而结语对整篇文章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民国的政治环境、报业的发展、报人的职业化,让民国的报刊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任何一种活动、任何一个人物都脱离不了具体的时空、文化关系,民国时期报刊活动在历史动态中得到诠释。用追求理想的执着,以报刊为武器,孜孜不倦,企望改变社会、改变国家落后状态,这是民国报人得以垂青史册的可贵。
尹鹏飞[6]2016年在《胡政之新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闻工作是一种专业,一种建立在道德原则上的职业,其从业者的行为受到这些原则的指导与规范。”缺乏新闻伦理作为基础,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在从事新闻活动时,便少了一根准绳,大众会对于媒体和新闻记者产生质疑。“新闻记者大多被视为和政客一样声名狼藉,不值得信赖而且不诚实,只知追求个人或若干人的利益,而非事实的真相”。当今社会处在转型期,媒介融合已是常态化,媒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多变的局势之下把握住方向,这就需要坚守新闻伦理原则。在民国复杂的政治局势下。胡政之能够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开创了当时最为优秀的报纸,这与胡政之本人能够坚守新闻伦理原则底线有着很重要的关联。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压力之下,他追求独立不倚的精神、践行中庸办报理念、提出两大天职的伦理基础、持守经营伦理的底线、强调承担社会责任与社会服务的职责、注重报人的素养提升,其新闻伦理思想的内质涉及到了史家精神、“文人论政”、资产阶级性、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内容。通过研究胡政之的伦理思想,以期能够为我们当今的媒介发展提供借鉴。
全骜颉[7]2010年在《九一八事变对报纸社论影响的研究》文中提出九一八事变对报纸社论的内容、立场等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数据整理和资料分析等几个步骤,对1927年至1937年间的《大公报》和《益世报》社论在内容、立场等方面的特点以及九一八事变对两报社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内容上看,两报社论在九一八事变后关于国际事务和中日关系的分析呈上升趋势,而关于国内事务的分析逐渐减少,其中国际政治内容的上升幅度较大。同时,两报社论对日本的态度由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相对平和转变为逐渐认为到中日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二,从时间上看,两报“叁日以内”的社论在九一八事变后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对当时社会事实的分析更加具有时效性；第叁,从立场上看,两报社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当时社会事实分析的“批评反对”立场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中立”的立场明显上升；第四,两报社论标题立场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议论”的标题呈上升趋势,而“赞成”、“反对”、“提出建议”“无态度”四类标题都呈现下降趋势。这些变化反映了《大公报》、《益世报》等社会舆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认识到国难在日渐加深,一方面不再仅仅是强调敌人的野蛮和批评国人的不作为,更多的是从国际视野来积极的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汪前军[8]2012年在《《大公报》（1902-1916）与中国广告近代化》文中提出从古代广告到1949年以后的现代广告,这中间有一个蕴育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中国广告的近代化。中国广告近代化有叁层含义。其一是中国近代广告与古代广告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其带有近代色彩。其二是中国近代广告并不是西方广告的中国版本,而是禀赋了古代广告的若干内容,为适应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作出一定的调整,从而有一个渐进而漫长的中国化过程。其叁是中国广告近代化的主体演变。中国广告近代化也是中国人由最初的“学习”到最终“开创”中国人自己的广告的过程。因而,中国广告的近代化可以划分为叁个时期,即前奏期(1815年至1873年)、发展期(1874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和成型期(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1902年至1916年的《大公报》正好处于中国广告近代化的发展期。该报是“一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动尝试向现代报纸转型,并获得初步成功的为数不多的国人报纸”的历史定位,使得通过分析该时期《大公报》广告发展的历史来研究中国广告近代化成为可能。同时,《大公报》从初始发展期到螺旋上升期再到动荡回暖期的发展变化,使得通过研究该时期《大公报》广告发展的历史来研究中国广告近代化具备了可行性。本文采用历史文献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以系统、宏观的视野,并借鉴新闻史的研究方法,从《大公报》诞生的时代背景,广告发展分期,广告思想演变,广告营销发展,广告创作和广告产业等六个方面着手研究,从而发现了《大公报》广告近代化的两个前提条件,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天津已经具备了近代广告产生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大公报》将报纸视为可持续发展事业的主观条件。《大公报》广告近代化存在两条线索,即大量引进外资广告的范本和理念的求“变”的线索和糅合中国文化传统,逐渐建构起中国特色广告的求“合”线索。《大公报》广告近代化由两股动力推动,即本土广告和外资广告这两股动力。在同一语境下,二者不断以对方为参照,消弭了双方的差异,从而趋向一致。本文的创新在于：其一、完整地将《大公报》(1902-1916)广告经营与发展的历史呈现出来,丰富了《大公报》(1902-1916)广告史的研究,为后续研究者完整建构《大公报》(1902-1949)广告史提供了便利。其二、首次通过《大公报》(1902-1916)全面分析研究了该时期中国广告近代化的流变轨迹和转型特征,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索引。
李伟[9]2014年在《《大公报》公共卫生报道研究（1902-193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近代报刊的发展史中,《大公报》为中国的报业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公报》是中国迄今为止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极大的一份重要报纸,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都有详细的报道,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众所周知,公共卫生对人类生命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正常进程,而媒体作为信息的传递者和社会的“守望者”,在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中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公共卫生危机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1902年中国爆发瘟疫,而这一年也恰逢《大公报》的诞生,《大公报》首次给予公共卫生事件重点关注。此后的二十世纪二叁十年代中,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交流与融合,近代公共卫生观念在中国萌芽。《大公报》的公共卫生报道真实客观,以民为本,一方面舆论监督政府,另一方面积极呼吁社会各界参与防疫,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本文共四章,通过抽取《大公报》1902—1936年中14年的公共卫生报道进行分析,梳理研究《大公报》的公共卫生报道策略,以及探索对当今新闻传播业公共卫生报道的启示。试图为当今大众传媒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如何更好保持传媒的生命力等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抽样的依据是重大的瘟疫爆发的年份和《大公报》的副刊《医学周刊》发行的九年,相对应的是文中所述的《大公报》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和对公共卫生的日常性报道。第一章阐释《大公报》公共卫生报道出现的背景,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卫生观念说起,随之阐述了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影响。公共卫生的概念源自西方,西医东渐导致了近代公共卫生观念萌芽的产生。不仅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大公报》本身的办报方针和民本思想也是《大公报》出现公共卫生报道的内在因素。第二章着重对1902年至1936年的《大公报》公共卫生报道进行内容分析。首先整体概括了这叁十四年来《大公报》公共卫生报道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再按照疫病事件发生前的常态社会和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思路,把公共卫生报道分为日常性报道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并分别结合史实研究了它们的报道策略。第叁章采取个案研究,具体从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来看《大公报》的公共卫生报道。此章选取了1902的瘟疫、1910-1911年的鼠疫和1932的中国大霍乱的爆发为个案,分析每个案例都怎样呈现了疫情和怎样救治等,以此探究《大公报》是怎样报道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和怎样引导舆论的,最后总结了《大公报》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策略的变化。第四章阐述了《大公报》公共卫生报道对当今媒体的借鉴价值,分为《大公报》公共卫生报道对当今公共卫生新闻报道的启蒙作用和《大公报》公共卫生报道的当代价值两个方面,进一步证明了研究《大公报》公共卫生报道的意义。最后指出了《大公报》公共卫生报道的不足之处,也是当今媒体未尽的事业。结论部分主要通过回顾《大公报》中公共卫生报道的梳理,论述《大公报》公共卫生报道的价值：不仅有文人办报特色的体现,还坚守了一个大众传媒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出一定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公共卫生报道的背后也透露出的民本思想和民生关怀。不仅如此,当代媒体应有所借鉴,懂得平衡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才能长久保持媒体的生命力。
赵娜[10]2016年在《胡政之的对外公共关系作为》文中研究指明胡政之是一名杰出的记者、一位出色的报刊政论家、一个熟练的编辑工作者,同时又善于报刊的经营管理。新记公司《大公报》成立后,胡政之担任报社的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工作重心转移到报纸的印刷、发行、广告、营销、管理等方面,这时的他充分发挥了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才干,成为蜚声于时的报业企业家。他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创造了中国
参考文献：
[1]. 新记大公报公共关系研究[D]. 周占武. 暨南大学. 2003
[2]. 新记《大公报》经营管理方略研究[D]. 严晋. 湖南大学. 2013
[3]. 胡政之报纸经营管理思想研究[D]. 赵娜. 河北大学. 2008
[4]. 新记《大公报》的用人策略和启示[D]. 张孟军. 广西大学. 2008
[5]. 民国报人的公共交往[D]. 杨晓燕. 安徽大学. 2011
[6]. 胡政之新闻伦理思想研究[D]. 尹鹏飞. 河北大学. 2016
[7]. 九一八事变对报纸社论影响的研究[D]. 全骜颉. 南开大学. 2010
[8]. 《大公报》（1902-1916）与中国广告近代化[D]. 汪前军. 华中科技大学. 2012
[9]. 《大公报》公共卫生报道研究（1902-1936）[D]. 李伟. 安徽大学. 2014
[10]. 胡政之的对外公共关系作为[J]. 赵娜. 公关世界.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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