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梦[1]2003年在《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回忆性主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中国现代文学叁十年的历程来看，在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感怀忆旧的作品，现代作家们或是怀念童年，或是追忆故乡，给读者带来了别样的审美空间这样，回忆性主题就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种重要主题。 但是，研究者们对现代小说的回忆性主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虽然评论者在对作家个案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作家创作中的“回忆”的一面，但多停留在较为经验的层面上，其主要表现是纠缠于艺术和现实生活对等或影射关系，限于反映论的研究模式而难有真正的突破，如丁帆、陈继会等关于中国乡土小说的研究。这种情况在有关涉及到具有“童年视角”的现代小说的研究上有所改观，如谭桂林对现代小说童年母题的研究，吴晓东对现代小说童年视角的叙事学研究等。但他们的研究也只是限于对童年回忆关注，因而我们有必要从作家回忆的个体性的确立入手，把中国现代小说的回忆性主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去探究其理论生成，表现形态，以及这一主题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与其文学史价值。 对中国现代小说回忆性主题的审视离不开整个中国文学谋求现代性建构的大背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自由与平等、革命与解放一直是现代作家关注的核心，革命与解放的主题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主要主题指向。而由于现代作家们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所表现出的与时代潮流相背离，使回忆性主题的创作与创作者大都因其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而成为那个时代被误读被批评的对象，被置于主流之外的边缘位置也就成为必然。但是两种主题的文学审美价值也在此有了分野。作为主流的创作主题，革命与解放在追逐时代中其审美价值总显得急促而短暂，而处于主流之外的回忆性却借助回忆所带来的与现实的距离而获得了恒久的审美意义。 一．回忆的理论生成及其对创作的意义。人类从艺术诞生那天起，就与回忆结下的不结之缘。自柏拉图开始，众多的文艺理论家与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叔本华，尧斯，茵加登等都从各自的理论思想体系出发，高度重视回忆在审美思维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论证了回忆作为人的生命体验所具有的审美创造特质：回忆乃是艺术的本源，对作家的创作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回忆也同样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回忆构建了鲁迅、废名、沈从文、萧红等作家的作品的灵魂，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二．遥想童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童年的回忆是作家们关注一个中心，回忆童年是现代小说回忆性主题的一个主要主题形态。童年的旧年往事虽已久远，却是中国现代作家心灵中的一片自由生命乐园，所以，作家们无不以一种浪漫的情怀去追忆童年。他们向往童年的“百草园”，也怀念儿时的纯真情感以及浓浓的亲情。而在沈从文与萧红那里，他们甚至把童年的回忆提升到对“人类童年生命状态”的思考的高度。 叁．遥望故园。中国文人的心中有着永远的乡恋情结，中国现代小说也同样有着大量的回忆乡土的作品，这也是现代小说回忆性主题的一个主要主题形态。对故乡的回忆也是作家的根的追寻，因而在回忆故乡的小说中总有一种乌托邦般的牧歌情调。比如废名乡土小说和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但是作家们也写出了故园乌托邦被现实挤碎的伤惋，如沈从文的《长河》与师陀的小说。 四．回忆性主题有着复杂的文化内内涵。它是作家们文化焦虑的一种表征，同时也是他们自我认同的努力。在这一主题中，我们也看到了现代作家在历史行程中，传承着传统文人的孤独与漂泊的心态。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他们以一种向后看的姿态应对着现实的种种对于心灵的冲击，并完成了他们的审美建构。在童年回忆失乐园与复乐园的展现中，作家们以童年的叙事构建了现代小说的抒情品质；对故乡的回忆也是一个牧歌图式的建构与消解过程，在表现着现代作家对根的追寻与失落的同时，也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表现了对牧歌般的中国形象的诗意寻找。 总之，回忆性主题是走入现代作家心灵世界的道途，它呈现的是一种挽歌形式的情感意绪，并昭示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化品格生成的真正根源。
姚静[2]2016年在《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回忆性主题》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叁十年中,回忆性主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在现代小说中。回忆性主题的大量出现,主要表现在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两大方面。其原因一方面来自于现代小说产生的客观环境,另一方面也与作家在特殊环境下的主观心理相联系。
王晓梦[3]2005年在《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回忆性主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回忆性主题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种重要主题,它缘于中国现代作家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心路历程,并在整体上表现出回忆童年和回忆故园两个形态。而在深层上,回忆性主题也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现代作家的孤独与漂泊心态,并昭示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化品格生成的真正根源。
卢临节[4]2012年在《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诗化小说。首先需要厘清诗化小说这一概念。笔者将其与抒情小说、散文化小说、散文诗小说、抒情诗的小说、写意小说等相近概念进行综合比对之后,对诗化小说给出这样一个定义：这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敛抒情气质的现代小说。它不太注重故事情节的营构、结构叙事的严整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擅长以含蓄内敛的诗性语言、充满象征意味的意境和看似随意松散的结构营造出一种整体的诗性氛围。它以特殊的情调、情绪和情味儿来感染和吸引读者,并藉此传达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诗性感受。引言部分首先交代了诗化小说的缘起,并对目前学界有关诗化小说的研究成果和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梳理。论文主体部分共五章。第一章对现代诗化小说的两个主要影响源——中国抒情传统和西方现代小说做了较为粗略地论述。现代诗化小说在对自我内心世界的看重,文字意境的营造和追求“象外之境、言外之旨”等表达效果方面明显受到中国抒情传统的影响。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小说对它的形式和精神也都产生了相应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诗化小说在中国抒情传统与西方现代小说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契合点,这是它在诗学建构上取得的独特价值。第二章对现代诗化小说的发展历程和它在各个历史时段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进行了一个纵向梳理。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早期探索,到叁十年代的日趋圆熟,再到四十年代随着现实社会压力加剧而发生的现实衍化,现代诗化小说大体经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诗化小说作者在处理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然而从整体来看,诗化小说坚持以一种审美的内省的方式来看取社会人生,它与时代大潮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第叁章对诗化小说的生成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探讨。这是笔者颇感兴趣同时也着力较多的地方。诗化小说作者为什么要选择以诗化小说这一表现形式作为他们表达内心世界的渠道和方式?也就是说,诗化小说是如何生成的?本文认为：存在于诗化小说作者内心的先在意向结构首先决定了他们在对这个世界表达时采用了诗化小说这一形式,这是诗化小说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诗化小说作者选择以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进入远离现实的静思冥想空间寻找内心的纯净和静谧。这种有意回避现实的态度中暗含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某种不满,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人生理想诗意境界的向往和追求。因此,在对过去的频频回顾中寻找对已经逝去或正在逝去的传统世界的眷恋,成为诗化小说作者追寻诗意生命的普遍方式。同时,很多诗化小说作者对现代社会文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深感焦虑。他们在诗化小说这一形式中所找到的不仅是属于自己的一剂心灵安慰剂,同时也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切反思。第四章试图从诗学主题方面切入诗化小说研究内部。诗化小说在主题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殊面向,诸如回忆、故乡、童年、梦境等主题成为诗化小说中反复再现的诗学主题。这些主题早已超越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成为一种更宽泛的能指,它们的深层意味超越于现实层面之上,成为诗化小说作者追求的一种精神向度,一条体悟人生价值的通道。第五章对诗化小说的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基本存在形态进行了初步探讨。现代诗化小说和一般叙事型小说在对文本的时间和空间等重大问题的处理方式上表现出很大不同。在时间方面,大部分诗化小说中的时间呈现为一种“向后看”的姿态,它们的时间向度更多的指向过去,而非当下和未来。具体说来,诗化小说中的时间主要呈现为叁种状态：回溯、静止和永恒。在空间的处理方面,诗化小说亦有其独到的经验和艺术展示。它一方面从中国抒情传统中汲取有关意象塑造和意境生成方面的经验,将诗化小说中的艺术空间以隽永的诗歌意象和优美的诗的意境传达出来,以达到将“叙事虚化、抒情实化”的诗化效果：另一方面它又成功借鉴西方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通过对空间场景的并置、跳跃重组等方式来完成小说中的空间重构。有些诗化小说作者甚至大胆尝试以空间位移代替时间推移这一崭新的结构方式。通过对小说中时间和空间的特殊处理,诗化小说整体呈现出一种经由作者内心“改造”后的理想诗意境界。结语部分对现代诗化小说在现代文学中遭到“冷遇”的原因以及它的独特存在价值进行了简要概述。
席建彬[5]2006年在《论现代小说的诗性传统》文中认为本文认为在现代小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种“诗性传统”。这里的“诗性”是基于“文学人生”意义维度上的定义，至少包含着“自为”的积极人生态度、生命体验的“美”及趋向平衡的人生境界、终极关怀的精神意向等方面的意义；而“诗性传统”则是指在文学观念、作家心态、文本世界等方面表现出了“诗性”特征，并在文学史进程中保持了长期性和经典性的现代小说现象。本文在文化整合的思路上提出了“诗性传统”这一概念，并将之作为研究角度，意在引入一种深刻的理解秩序，弥合、改变目前现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或误区，为现代小说研究提供一种本体论的理论思路。 为此，本文拟分别在现代小说诗性传统的形成、诗性存在形态、文体建构、文学史意义等四个方面探讨诗性传统的具体构成和价值意义。第一章拟从史的时间性进程中，在现代文学“人的觉醒”提供的历史语境和转换动力的宏观背景上，考察诗性传统的生成过程。第二章是对现代小说诗性传统诗性存在形态的归纳和分析，也就是要回答诗性传统在哪些方面表现了现代小说人生问题的本体意义，并最终凝聚为相对稳定的诗性人生形态，汇入现代小说史进程。第叁章是对诗性传统的文体形式特征的探讨，拟在诗性传统文体形式的情境叙事、有限视点、诗性语言等方面考察和探究其文体构成，以期发现其文学表达方式的特殊规律。第四章则是在现代文学史的宏观视野中，在现代小说的主体性、思想主题、小说体式等方面对于诗性传统提供的文学史意义进行了整体性的观照。
王晓梦[6]2007年在《遥望故园——论中国现代小说的乡土回忆》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现代小说有着大量的回忆乡土的作品,这也是现代小说的一个主要主题形态。回忆乡土有着复杂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对故乡的回忆是作家的根的追寻,在回忆故乡的小说中总有一种乌托邦般的牧歌情调,但是作家们也写出了故园乌托邦被现实挤碎的伤惋。另一方面它是作家们文化焦虑的一种表征,同时也是他们自我认同的努力。对故乡的回忆也是一个牧歌图式的建构与消解过程,在表现着现代作家对根的追寻与失落的同时,也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表现了对牧歌般的中国形象的诗意寻找。
于靖智[7]2012年在《生命追忆的“自我审美之境”》文中认为童年是生命成长的一个特定阶段,在人生走过童年之后,这段时光在人的内在世界中形成一个具有独立时空且具有独特意义、并牵连一生的生命境域。通过回忆,我们可以不断走进这一生命的时间之境,重温这一段光阴。新时期审美呈现这一过程的小说文本,即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追忆的时间在审美与生命中所深藏的诗学意蕴,是本文阐述的主题。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追忆中的童年之境。童年之境,是每个生命童年时光凝聚成的生命之境,是生命内心世界的核心,牵引着每个人的一生。童年的印象、情感、记忆、困惑、意志等等,在时间的建构下,浑融为生命的诗性存在。第二部分在论述童年书写的回忆性本质及其文化与生命语境的基础上,从纵向和横向梳理了童年追忆小说文本呈现的审美特征。第叁部分从情感与精神的寄予、过往与记忆的感怀、欲望与超越的追悔、生命与自我的追寻四个方面,探究追忆者追忆背后的内心诉求。第四部分通过分析时间的建构性和生命的内在构成机制,阐释童年追忆文本书写的诗学意蕴与价值。
关士礼[8]2008年在《师陀乡土小说新论》文中研究指明师陀一生共创作发表了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四种体裁271篇文学作品,其中以乡土小说创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师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处于无名状态。大多数文学史着作以及专论30年代、40年代文学的研究着作,或是对师陀只字不提,或是将师陀划归为京派作家一笔带过。师陀研究领域内部在师陀“是否京派”这个问题上,回答却忽左忽右,莫衷一是。师陀的乡土小说从创作伊始就被刘西渭称赞有“奇特的风格”,然而70年过去了,这种“奇特的风格”到底是什么,依然没有人说清楚。20世纪80年代,由夏志清和胡乔木两个有力平台对师陀小说进行了推介,依然未能改变师陀以无名状态存在的命运,这其中包含了特殊的“接受障碍”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存在,说明师陀的无名状态不是其艺术成就不够的简单反映,而是关乎其小说文本本身的特殊性,关乎师陀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化时空之间对话关系的特殊性。因此,以问题的集中发生地——师陀乡土小说创作为研究入口,对师陀重新进行命名和文学史定位,能够回答的将不仅是师陀研究本身的问题,而且还能在师陀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特殊对话关系中,揭示出超越师陀研究层面的一些文学史问题和文化史现象。本文分别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国当代文化时空作为参照,以对师陀全部乡土小说作品的分析解读和师陀研究成果中矛盾牵强、不合逻辑之处为研究重点,沿着层层深入,由末及本的研究路径,对师陀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了研究,以求挖掘出师陀乡土小说真正的艺术个性,在此基础上对师陀及其乡土小说重新进行文学史定位。本文分四章论述。第一章是对师陀乡土小说艺术独创性的研究。以往对师陀乡土小说艺术个性的研究,都是通过将师陀部分乡土小说与“京派”、“左翼”乡土小说创作进行表象比附而得出结论,“是否京派”问题的长期分歧便与此直接相关。本文避开了这个以偏盖全,停留表象的研究方法,将目光拉回到师陀乡土小说、京派乡土小说与左翼乡土小说的共同根系和土壤中去,将师陀全部乡土小说作品放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平台上进行研究。第一步,不是要表明师陀乡土小说能在什么视野下和什么理论符码中被阐释,而恰恰要表明,师陀乡土小说在什么视野下和什么理论符码中不能被合理地阐释,在师陀研究70年中,有些作品如何地一直被误读或者直接被无视。第二步工作,不是单刀直入地引入理论符码,而是把师陀乡土小说放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框架内进行归类和比较分析,这样既能确切地看清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强大的遗传性,又能清理出师陀跳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格局之外的那部分“异类”作品。第叁步,是把相同题材和情节的师陀小说文本与现代小说史上其他经典文本进行比较,发现社会身份、历史处境和人生遭遇几乎完全相同的人物和故事,在师陀文本中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指向,并形成了师陀自己的情节模式、主题范式及人物谱系,这些文本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艺术独创。在传统的乡土小说研究批评标准中,它们只能是“熟悉的陌生人”,无法得到辨认,自然也无法获得文学史的位置。第二章的任务是借用理论符码为这些乡土小说史上“熟悉的陌生人”进行定性,以便揭示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本章由师陀具有独创性的乡土小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虚无主题的一致性入手,发现师陀这一部分乡土小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小说文本,且与海德格尔哲学文本建构的存在主义的人的形象和生存图景存在着惊人的对应性和一致性。在师陀没有可能受到西方存在主义文本影响的情况下,这是跨越中西不同文化传统的一次精神奇遇。借用存在主义理论符码对之定性的目的,还是为了揭示这些文本的文学史价值,这些文本的文学史价值在两个不同文学平台上得到了体现:一是在现代乡土小说史上的价值,存在主义视野造就了它们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全面超越,这种艺术独创的文学史价值已非鲁迅、沈从文两座乡土小说创作高峰所能覆盖。二是在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价值。师陀存在主义的乡土中国想象作为本土原创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在中国传统史传体式中成功建构了乡土中国的艺术形象,从中自然生发出了现代主义文学主题,其审美价值和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纯粹性都非那些挪移西方哲学理念和文学模式、实验性大于艺术性的现代派小说创作所能比拟。如果说第一章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为坐标系,从情节、主题、人物诸方面清理出师陀一部分乡土小说文本的异质性,是勾勒出了师陀乡土小说创作个性的“形”,第二章借用存在主义理论和概念来分析和定位师陀乡土小说特殊的“形”,是捕捉其艺术个性的“魂”,那么第叁章的任务,则是挖掘其艺术个性的“根”。师陀的存在主义由何而来?又与以启蒙、革命为主潮的现代文化语境发生了怎样的碰撞和互动关系?本章由文及人,结合文本与史料,并以鲁迅、残雪、卡夫卡等相关个案作为参照和比较,动态和立体地分析了师陀与他所在的文化语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此完成了对前述问题的回答和对师陀乡土小说创作得失的总检讨。研究发现,师陀的存在主义是中国本土原创的存在主义,他的乡土小说文本复现了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很大程度上被“精英化”了的存在主义的“大众性”本义,这是他与西方存在主义者的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贡献。然而,这也导致他脱离了精英文化板块而造成“无名”的焦虑,导致他向鲁迅“认父”性质的并不成功的文学创作模仿行为,为他的超前性付出了历史的代价和艺术的代价。师陀的存在主义乡土小说作品创作发表于1934——1939年,为什么时经70年都没有得到最基本的识别?在80年代的存在主义热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师陀没有得到辨识是个偶然还是理论逻辑上的必然?要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师陀的存在主义才能够获得被识别的可能性?第四章从《无望村的馆主》在1983年的版本修改和主人公形象的非法性问题入手,分析了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的当代“接受障碍”现象。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表现内容实际上属于初期现代主义范畴和对后期现代主义范畴的偷换式使用,而存在主义热也部分地表现为存在主义概念范畴的泛化和误用现象,甚至于将90年代初社会商业化转型之后的文化格局中西方启蒙精神的合规律发展和人文理性的回归误读为存在主义文化精神的出现,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因超前于80年代及90年代前期的文化时空而不可能得到识别。进而,本文通过对世纪末两个畅销书作家笔下的“逻辑自杀”文本的采样分析,发现了它们与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文化精神的一致性。可见,在现代化社会生活方式和大众消费文化语境初步成型之后,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的超前性和预言性才能获得被识别的可能性。
张晓亚[9]2017年在《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与叙事伦理》文中研究指明风景的发生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人类的认知型得到了革新,在小说领域中,一方面成就了现代小说之自由伦理叙事的品性;另一方面促使了风景书写的兴起。在这种风景书写中,本文发现了“作为风景之人物书写”的现代性品性,即人物成为一种风景必不可少的一种质素就是小说叙事的“内面化”转向。由此,作为一种症候,在孙犁的小说中,本文具体阐释了这种人物风景对孙犁小说整体美学风格,及其与内在伦理取位之对话关系。而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作为风景的女性人物书写在中国现代小说之先锋者鲁迅那里还并未出现,这其中就至少表露出了从鲁迅时代到孙犁时代之女性历史生存处境变动的真实细节。从人物形貌描写到人物风景书写这一转变背后,本文所看到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之革新,更是现代社会中,人之个体自我获得的动态伦理进程。正是在这种内面化的审美观察中,作为乡土“他者”的孙犁得以发现了关于冀中平原和阜平山地之北方乡土乌托邦,由此,风景进入“地方”,米切尔意义上的“象征域”进入了“现实域”,风景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形塑了人类的现实生活空间,当然也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人们的生活信念、伦理态度。但不容忽视的是,风景的建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制度化、自然化的过程,这就容易造成生活境遇中我们对风景的视而不见,在这个意义上,发现风景就需要不断地进行“颠倒”。而对中国现代性思想及其规划来说实现“风景的自然化”即为其最终的归旨。孙犁对乡土风景的书写本质上是一种诗学幸福乌托邦建构,“意境”所成就的诗化品格使得风景书写成为了慰藉人类心灵的精神家园,并在时代背景下以其自身的幸福品格积极参与了现代民族家国之共同体想象。需要强调的是,孙犁作为一个守持的知识分子,在此是其“诗性智慧”流露,而非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机械图释。孙犁关于风景政治的书写主要是通过“私人性”风景和“物恋性”风景实现的。在拉康镜像理论的观照下,风景书写就是一种“他者风景镜像”,即一个“文化的大他者”,通过语言的换喻与隐喻机制,主体自我在风景“幻象”中确认自我。这种“物恋性”风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意境”美学之伦理向度的存在,并且透露了动词性风景权力之具体操作进程。出于对叙事者是一种“间性”存在的考虑,本文提出了“间性风景”这一理论认识,由此解释并处理孙犁小说文本中所呈现出的“裂痕”。作为一种症候出现在其“十七年”时期的风景书写中:“回忆”色彩的风景书写、女性人物风景之发现以及声势浩大的崇高风景之出现。在叙述伦理层面,风景书写之视角可分为:非聚焦型风景、内聚焦型风景及外聚焦型风景。外聚焦型风景书写作为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思维方式,要求叙事者以严格的客观化态度再现风景事实,这是与孙犁小说创作之诗性思维相悖的,因此几乎不见于其小说叙事。类似于中国山水画“散点透视”之观看法则的非聚焦型风景书写则与小说“意境”的生成密切相联,在孙犁的小说中就成就了其诗学幸福乌托邦之建构,从中透露出了孙犁对时代政治之有意或无意的附和,而人物“视点转换”的运用又表征了其现代性追求的一面:通过视点转换以造成伦理张力。内聚焦型的风景视点则是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转变最突出的成就——风景书写“内面化”倾向的外现,自然风景由此具有了人格化的特点。总之,风景书写之视角选择不仅是叙事者进行“距离控制”的叙述性问题,其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意味的时代意识形态之选择问题。时空体验建构了人类关于自身的行为准则与价值秩序,风景书写作为一种时间叙事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向度的问题。基于叙事学中对时间因素的分析,在风景的时长方面存在着五种情形,即暂停、省略、场景、概要和扩述。叙事者正是通过对风景书写时长的调控来造成不同的叙事节奏,并由此控制小说的总体美学风格,表达其伦理倾向的。另外,小说叙事的时间质素必须通过其空间向度才能被考察,风景作为空间的叙事主要有两大功能:静态性的风景书写,以风景书写来营造情感基调;动态性的风景书写,除了具有静态风景之描写的功能外,还具有叙述功能,可以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不同的时空体验在风景书写中的表呈不仅外现为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与革新,更是一种“间性”伦理的表征,在文本虚构空间中探索风景的伦理表达。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当风景走向“风景奇观”,并走向后现代意义上的“媒介奇观”,那么,在文艺领域中,我们应该警惕什么?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都必须确保风景之进入艺术的“属人性”。
潘映希[10]2016年在《萧红小说的儿童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儿童叙事”是文学创作中独特的领域,是吸引着不同历史时期作家不断言说的一方圣土。对萧红的小说而言,更是生成其独特审美价值和魅力的所在。儿童叙事是本文解读和观照萧红小说的重要视域,同时结合文本细读法及叙事学理论,力求深入且富有创意的阐释与挖掘萧红文学作品中独具个性特点的产生原因及具体体现,探究萧红文学创作的特色与成就,还原和重拾萧红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正文第一章对萧红小说的儿童叙事的成因进行分析和思考。萧红选择运用儿童叙事策略主要有叁方面原因:首先,儿童因被发现走进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及萧红作为女性的身份促使她对儿童有着天然的关注,这种与生俱来的关注使其在创作中倾向对儿童进行书写;其次,逃离和回家的双重精神诉求为萧红的创作供应了丰沛的情感原料,在不归故乡与回归故乡之间徘徊的萧红通过回忆童年完成了自我精神家园的回望与追溯;再次,从文学治疗功能考量,在异乡生活的萧红通过书写故乡治疗自己孤寂的心灵,儿童时期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期,选择儿童叙事也是为了通过想象过去的美好达到对自我情感进行疗救的目的。第二章主要解析萧红儿童叙事在文本中的呈现。在萧红的儿童叙事作品中,通常会有一个纯真的儿童叙述者,作品通过儿童叙述者孩子般的眼光进行观察、观察孩子们注意的对象、运用孩子的语言进行叙述建构了童心世界。在儿童视角叙事中又加入成人审视的视角对儿童稚拙的观察进行补充,实现文本批判性的开拓。在萧红的儿童叙事中最为独特的是她总能抓住具有儿童特征的意象如“手”、“发辫”等进行书写,在叙述中完成对处于弱势儿童及其群体的观照。同时,儿时的“后花园”被萧红所珍视,这也是她的精神花园,尽管不被当时主流文化所认可。作品通过这一边缘化空间叙事,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抗。第叁章主要论述萧红儿童叙事对文体的建构和价值。萧红最独特的文体贡献就在于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散文化、诗化的特点。萧红儿童叙事的别致之处是其浑然天成地运用儿童思维进行书写,通过儿童思维的融入实现小说的散文化、诗化文体革新实践,而这种革新实践正是萧红不断自觉找寻丰富小说艺术形式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回忆性主题[D]. 王晓梦.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2]. 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回忆性主题[J]. 姚静. 语文建设. 2016
[3]. 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回忆性主题[J]. 王晓梦. 青海社会科学. 2005
[4]. 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研究[D]. 卢临节. 武汉大学. 2012
[5]. 论现代小说的诗性传统[D]. 席建彬.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6]. 遥望故园——论中国现代小说的乡土回忆[J]. 王晓梦. 社会科学家. 2007
[7]. 生命追忆的“自我审美之境”[D]. 于靖智. 兰州大学. 2012
[8]. 师陀乡土小说新论[D]. 关士礼.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9]. 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与叙事伦理[D]. 张晓亚. 河南大学. 2017
[10]. 萧红小说的儿童叙事研究[D]. 潘映希. 沈阳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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