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癌症杂志》第11卷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姜剑[1]（2020）在《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文中指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潮流中,西方传教士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自然承担着向西方世界介绍和报道中国文化的重任,也即学界所称的“东学西渐”。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展现和传递彼此的文化信息和成果,由此拉近了东西方认知距离,为促进彼此的文化交流担当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高葆真是众多新教来华传教士中的一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许他不像马礼逊、理雅各和傅兰雅等人那样是闪耀的明星,但至少他用自己的文字记述留下了他所独有的扎实脚印,并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脚印和声音也许不够清晰和响亮,但正如许许多多来华传教士一样,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传播活动不可能也不应当被忽视和磨灭,相反非常值得去挖掘和书写,因为他们是担当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力军。首先,通过高葆真的英文小说《中国桃胡项链》（A String of Chinese Peach-Stones,1895）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民俗文化西传的贡献。《中国桃胡项链》是一部用英文创作、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此书通过小说的传播方式收集整理了华中民俗文化素材,包括民间故事与传说、习俗生活、信仰生活和艺术生活,以小说情节为线索向西方读者展现相关的民俗现象、神话或民间故事及文化符号,使异质文化中陌生而遥远的中国印象在他的生动语言中变得鲜活而真切。借助传播学理论,我们试图从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等方面论述这部特殊小说对中国民俗文化西传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他的这部饱含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无疑对中国文化的海外译介和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和模式。其次,通过高葆真的西文着述本文试图关注他眼中的晚清中国印象。通过游记《漫游华中》（Rambles in Central China,1896）高葆真展现他的华中印象,向西方读者描述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生态:文人与迷信、官员与府衙、弑婴现象、妇女与教育以及鲜活生动的商业街;通过《中国概观》（China under the Searchlight,1901）高氏从人口众多、团结稳固、祖先崇拜、官僚制度和文学艺术等角度介绍和阐释他眼中的晚清中国;通过他在重要西文刊物上发表的西文文章论述他眼中的中国经典文化: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分析和认识中国人的宗教观和道德观,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去追寻上古时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从基督教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中国民间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和风水学等。再次,高葆真的中文出版活动是他传教生涯中的重要一页,这里他同着名的传教士出版活动家李提摩太产生交集,他主编的《大同报》是广学会继《万国公报》后又一重要的传教士中文刊物。本文从《大同报》介绍传播西学的角度论述它对晚清近代化的贡献和影响。《大同报》（1904-1917）是广学会继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后又一份没有传教性质的中文综合性报纸。笔者从传播西方科学、教育、政治、社会思想等方面论述这份中文报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社会改革所做出的努力和影响,并试图探讨它在近代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与《万国公报》相比默默无闻的缘由。最后,高葆真通过他的译述活动将西方近代科学及社会文化思想编译成中文,进一步促进近代西学东传。通过他的三部主要英文译着:《欧化篇》、《欧洲近世智力进步录》和《泰西奇效医术谭》,本文阐述了这些译述活动无论是在论述和总结西方历史和成就方面或是在相关领域传播重要的或最新成果与理念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尘封在历史角落里的故纸堆中发黄的资料档案中,我们试图追溯和勾勒百年前这位英国来华传教士的生活轨迹和传播活动,他在这方土地上与中国文化和经典思想产生不可避免的触碰和交流的火花,化作他的文字阐释作品和思想译述作品,这些作品和文字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应拥有一席之地和作用。他和他的传播活动和作品代表了一批还没有被发掘、发现的默默无闻的来华传教士及他们所作出的各自贡献,只因为不够显耀,他们也许在历史的故纸堆中正慢慢隐去,而逐渐被人们遗忘。随之而去的是那个时代众多他者视角的历史记忆,以及他们与中国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思想火花。
吴凌杰[2]（2020）在《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运用文献校读、图表分析等方法,对唐代帝王丧葬礼制进行了专题探讨,共分五章。笔者认为,唐以前历代帝王丧葬礼制的诸多内容,对唐代帝王丧葬礼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唐初礼制承袭隋代,唐太宗时修撰的《贞观礼》是较为完备的礼典,其中包含了涉及帝王丧葬礼制内容的《国恤》,高宗以后将《国恤》删去,致使唐代官方礼典皆缺帝王丧葬礼制的内容,唐代宗葬礼时,德宗命颜真卿撰修《大唐元陵仪注》作为行事细则,不仅对《国恤》的重塑,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帝王治丧之礼流程繁多,各具特色;唐代告哀使按礼行事,在唐后期复杂多变的局势下扮演了使皇权平稳过渡的重要角色;唐代帝王治丧过程中的丧服,也有礼制规范,呈现出突出宗亲身份、“以日易月”等特点。唐代帝王治葬之礼亦分许多步骤,其中遣奠之前的步骤在长安城内的太极殿和太庙举行,遣奠之后的步骤在长安城外陵墓等地举行,礼制规范,等级森严;考察现存曾被采纳的唐代挽歌,除了歌颂死者丰功伟绩外,还时常蕴含作者的政治倾向。唐代帝王祭祀之礼同样有许多礼仪程序,其中大部分传承周礼又带有唐代礼制的特色,体现了“家国同构”的思想。
刘梦婷[3]（2020）在《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文中研究指明明清以来,传教士的东来打开了我国医学传教的窗口,社会上层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清中期广州地区成为传教士医学传播的策源地,医学开始向下发展,推进了西医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进程。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繁荣发达的上海社会、日渐兴起的文人群体、不断完善的报刊行业,推动了近代上海新闻传播业发展。在传教士的示范作用下,教会医院、西医人才数量增多,国人学习西医、开业行医、创办医校的规模也日渐壮大。报刊传播西医、宣扬西医知识成为主流,在中西医冲突背景下,蓬勃发展。1927年至1937年是近代上海医药报刊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医药报刊数量丰富、种类多样、思想交织碰撞。其中以政府主导的《卫生月刊》、药商创办的《新医药刊》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引导的《申报·医药周刊》在这一时期别具一格,开创西医知识传播的新平台,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有助于沟通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医药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从传播主体的转变看,早期由国外医学传教的传教士引入,并主导传播。伴随着国内医学院校、医药社团的组织创办,国人开始学习、传播西医日益成为近代上海西医传播的主流。从传播的内容来看,专业深奥的西医知识逐渐被民众日常的卫生知识、健康知识所取代,西医知识的大众化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趋势,民众开始参与医药知识的讨论,并影响医药刊物的编辑方针和志向。从传播的受众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过程中,其受众主要包括近代上海乃至全国的中西医师、身患疾病的患者、报刊订户以及依靠报刊进行商品营销的广告商等,通过读者来函或医药问答的方式,传递作为读者的疑问与诉求。从传播的效果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受众有限,停留于医患关系以及商业利益表面,能够阅读刊物的也仅是一些具备阅读水平和医学经验的知识分子,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仍游离于知识传播的范围内。但我们亦不可忽略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价值。报刊传播西医知识传递了科学准确的西医专门知识,干净清洁的公共卫生观念,形成了医师在开业行医过程中的规范,转变了民众的就医观念和就医行为,对近代上海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毛小敏[4]（2019）在《药品可及性问题的国际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药品可及性是世界卫生组织首先提出的概念,强调人人都能获得所需的药品。但是随着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下简称TRIPS协议）为代表的国际知识产权的建立,药品价格随着专利保护而变得奇高,这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药品价格而无法保障所需药品。从国际法角度对药品可及性进行研究,有助于为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好地供应药品提高解决之道。本文对药品可及性在国际法上的两大权利（健康权和知识产权）以及TRIPS协议中有关强制许可和平行进口进行分析后,认为提高药品可及性是国家应该积极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健康权是人权,但知识产权并非人权,因此在优先保障人权方面,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该优先保障健康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TRIPS协议及相关国际文件中的规定提高药品可及性。除引言外,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本文研究对象为药品可及性,并且在现行国际法框架下的药品指的是“基本药物”,同时对文章其他部分涉及到的“原研药”、“仿制药”、“新药”等概念进行了厘清。紧接着,该部分分析了药品可及性概念出现的背景及影响因素。第二部分旨在探寻药品可及性在国际法上的两大权利,即国际人权法上的健康权和国际知识产权体系中的药品知识产权。该部分首先回顾了以往学者对于健康权人权属性的辨析以及现行国际法关于健康权的规定,然后对药品可及性为何属于健康权范畴的理由进行了梳理。接着又深入分析了知识产权的非人权性质,从而为在健康权与知识产权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健康权的立场提供了理论支撑。最后专门就这两者之间可能出现了冲突情形作出了说明,并介绍了国际社会为解决两者主要在药品可及性上出现的冲突做出的妥协与平衡。第三部分回归现行国际法文件对药品可及性的相关规定,主要涉及TRIPS协议、《多哈宣言》以及《TRIPS协议修正案》中的相关内容,以时间维度探寻了国际社会为提高药品可及性作出的妥协与进步。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为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下属的人权机构,揭示出药品可及性既属于国际贸易体系又属于国际人权体系的双重属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这些国际组织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的对垒与谈判中对保障药品可及性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之间依然“箭弩拔张”,存在着种种的利益冲突。第四部分考察了发展中国家阵营中较为典型的代表国家在药品可及性上的实践,即巴西和印度。前者善于运用强制许可手段以提高国家公共健康水平,后者在本国专利法的制定以及发达的仿制药产业上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竞相模仿的典范。对这些国家实践的分析主要是为了了解如何根据具体国情使得本国国内法与政府政策既符合国际法规则又能解决国内的公共健康问题。最后一部分结合中国目前的公共健康现状,就提高药品可及性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一方面是密切关注国际组织方面的新进展,如世界卫生大会以及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以便国内立法在符合国际法一般要求的基础上更强调立足于本国国情;另一方面是对新生效的《TRIPS协议修正案》进行分析,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中国适用该修正案的可行性以及其他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周博[5]（2019）在《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旅行是人的一种空间流动形式,既能够呈现人和时空的互动关系,又可在旅行观念和旅行实践的演化中审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窥探时代变迁的特征。因而,由“旅行”这一视角切入,一方面可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角概观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地关系的时空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现代旅行观的内容要素,以及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生成过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在城市中尤为显着,其中学校教师、编辑、记者、公务员、企业家、律师等新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典型特征。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民国中期,即1927—1936年,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因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不断,国内旅行事业发展受限,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旅行文献体系;二是《旅行杂志》创刊于1927年,此后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经济、交通、新生活运动等方面进行国家建设,旅行事业得以正常而快速地发展;三是抗战爆发后,国内旅行虽未中断,但受时局影响,旅行被赋予了“救国”“挽救经济国难”等政治意义,与休闲旅行形成较大差别。故而,民国中期是研究休闲旅行的最佳时段。本文以1927—1936年间的《旅行杂志》及大约同时期其他报刊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核心文献,重返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的生活场域,以时人笔录的旅行观感探究其旅行动机、旅行路线、旅行感悟等,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力图真实地描述民国中期的国内旅行活动,借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生活状态以及观念变化。本文主体框架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探究旅行者之游兴、游踪及游观,每篇各含三章,全文共由九章组成。上篇游兴之第一章,通过分析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国内游记的作者身份、与作者同游者的身份,以及游记中所记载作者在旅行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及经历,发现此时期旅行者群体有四种特征:第一,在职业类型上,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出版社和报社之编辑、记者,政府公务员,工商、金融实业界之企业家及从业者,以及医生、律师、画家和作家等自由职业者;第二,在教育背景上,多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尤其多具有现代高等教育背景;第三,在出国经历上,大部分有出国留学、海外考察及海外任职等经历;第四,在生活地点及旅行出发地上,多为当时中东部地区沿海沿江之都市。这一群体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城市新知识群体。上篇游兴之第二章,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所记录的出行原因与主观动机进行分析和归纳。出行原因最主要的是休闲游览,此类游记篇数最多,其次是公务考察、返乡探亲的途中兼事游览。关于休闲游览的主观动机则种类繁多,有“嗜好游览”、“偿久慕之情”、“消此闲暇”、“避暑养疴”、“蜜月”等多种类型。上篇游兴之第三章,在对游记作者的主诉旅行动机种类的归纳基础上,探究旅行动机产生之宏观和微观原因。通过游记文本对比可知,动机产生的宏观原因主要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娱乐的兴盛、“都市病”的出现、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新职业划分下的公务考察频繁化,以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旅行示范所引领的休闲游览新风尚;微观原因则是个人爱好、“海外亲历”、“借地消遣”、健康预期等。中篇游踪之第四章,对所搜集整理的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536篇国内游记的游踪分布进行历时性统计分析,并对其中游踪在一省范围之内的465篇游记进行空间布局分析,发现当时旅行者的游踪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特征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从而可将全国之游踪范围划分为中心区、扩散区和边疆区。中篇游踪之第五章,通过对前文所述全国游踪分布特征进行图像分析后,发现其分布呈点状、线性及圈层三种特征。点状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多集中于山、水、古迹所在地;线性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沿公路、铁路交通线及沿江、沿海分布;圈层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扩散,且分布密度由近及远呈现递减趋势。中篇游踪之第六章,探究前文分析所得之全国游踪分布的时空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推动要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游览目的地开发建设、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二是新式交通的发展;三是新式旅馆的兴起和住宿设施多样化,以及专门的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下篇游观之第七章,在游程结束后,旅行者常伴随有对旅行体验的感悟和旅行意义的思索。通过游记文本分析,民国中期旅行者对于旅行的认知既有继承于古人之传统认知,如旅行之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价值,此外亦有城市化背景下对医治“都市病”之功效的体悟和特殊国情背景下对“爱国”意义的思索。下篇游观之第八章,随着民国中期旅行活动的兴盛发展,旅行事业开始引起民国学人的重视。民国学人认为发展旅行事业乃是“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可“谋文化之推广”和“兴起进取的精神”、“登临凭吊”能激发爱国热情。此时民国学人积极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原因,在理论上乃是受西方旅行话语之影响,在实践上是出于“挽救经济国难”之目的,期待以旅行事业的发展吸引海外游人来华游览,亲眼见证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之良善,借此回应“反宣传”,以获取近代国家资格。下篇游观之第九章,民国学人积极探索中国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和意义,先后经历了对他国发展旅行事业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对发展旅行事业的多重价值和具体路径（宣传、招徕、接待）的探讨阶段、以佘贵棠为代表的旅行理论总结等三个阶段,最终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旅行理论体系构建。综上,本文在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国内旅行活动的游兴、游踪、游观,旨在探究现代旅行活动中所折射出的人地互动,从“旅行”的底层视角管窥中国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种生成路径。
郑珠玲[6]（2018）在《疾病、政治与医疗—孙中山癌症诊疗过程研究》文中认为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作为当时中国几大政治力量之一的孙中山,受邀北来解决时局问题。1924年12月4日到达天津,本计划12月7日赴京的孙中山意外病倒,决定暂留天津养病。在天津期间,由德医和日医初步诊视、治疗。在各方催促和病情加重的情况下,滞留天津近月的孙中山于12月31日入京,住北京饭店接受北京医生的诊疗。1925年1月23日,孙中山病情急转直下,26日入北京协和医院手术,确诊肝癌晚期,西医认为药石无医。但孙中山还是选择尝试镭锭治疗,在镭锭无效后,1925年2月18日迁入铁狮子胡同,接受中医和其他疗法的尝试。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晚期不治身亡。本文以孙中山患癌为切入点,从疾病、政治与医疗三个方面着手,还原孙中山临终过程及探究其背后复杂的政治文化生态。首先,笔者通过梳理报刊、孙中山北上随行人员的记录以及孙中山尸检报告等资料,还原孙中山在天津时期、北京饭店时期、协和医院时期以及铁狮子胡同时期的整个病情发展和诊疗情况。不难发现,相较于普通大众,拥有更为优越的医疗资源的孙中山,其确诊癌症还经历了千回百转的过程。从天津患病到北京协和医院手术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对其病情的判断从临时感冒、胆囊炎复发、肝脏脓疡再到肝癌晚期,从只须静养到西医宣告绝望,其确诊时间长,过程曲折,诊断结果反差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20年代诊断技术的落后。其次,笔者在梳理孙中山临终过程时发现,孙中山的疾病,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而烙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孙中山作为病体的身体暂时被烙有政治符号的身体所掩盖。疾病对于孙中山而言,既充当了应付时局的政治手段,为国民党决策提供缓冲时间,又成为政治上的“众矢的”,为国民党带来危机。最后,作为生理上的疾病,癌症疗治终归要回到医疗领域,孙中山病体也回归到疾病的身体。围绕着孙中山癌症的疗治,中西医各有认知并各施所长,体现着中西在医疗观念和治疗手段上的差异与冲突。受着新一代西医教育的孙中山,选择以西医治疗为主。而中医能够介入孙中山的癌症治疗,则源于中国古代早已有“癌”字。但毕竟此癌非彼癌,中医作为补充疗法并无多大用武之地。从整个孙中山癌症治疗过程和当时人对中西医的态度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中医已无力与西医抗衡,其衰弱之势一览无余。
姚霏,郑珠玲[7]（2018）在《疾病、政治与医疗——疾病视野下的孙中山临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患病是1924年孙中山北上过程中的意外。特殊的政治局势给孙中山的疾病染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借口疾病完成了几次政治决策;但疾病带给国民党更多的是危机,及考验其应对危机的能力。由于政治身份,孙中山获得了普通人鲜有的优良的医疗资源,但其癌症的确诊、公开和诊疗方式也因此受到医疗之外的多方因素干扰。癌症在20世纪20年代的诊疗手段落后,是孙中山癌症诊疗困难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过程中,选择西医为主的治疗方式,既是孙中山的主观选择,也是国民党为打造崇尚科学的孙中山形象所做的努力。而中医的逐渐式微,也通过孙中山患病后各方对待中医的态度展现无遗。一次医疗事件,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生态。
韩旭[8]（2017）在《美国法上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有人类以来,就有残疾人。①然而,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残疾人都曾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无法享受与健全人同样的平等权利和公民待遇。只要身患残疾,就会被贴上“无能”的标签,而且这个“污名”将伴随残疾人的一生。残疾人不仅要克服由于自身状况带来的生活不便,还要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作斗争。而后者正是残疾人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最大障碍。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残疾人权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如火如茶地展开。美国的残疾人群体也在黑人民权运动追求平等的精神激励下,要求独立自强,拒绝歧视偏见。1990年通过的《美国残疾人法》（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实现了美国残疾人权利活动家和政治游说家多年来的夙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全面、适用范围广泛的残疾人权利保障的法律文件。②它确保残疾人作为公民享有机会平等、充分参与、独立生活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因而被称为美国残疾人的“解放宣言”。③然而,法案颁布后,残疾人并未如立法者所想象的那样就此享受平等权利,获得应有的法律救济。联邦最高法院在诸多残疾歧视判例中对“残疾人”的认定标准做出了限缩性的解释。2008年,为了还原《美国残疾人法》的最初立法意图,国会颁布了《美国残疾人法》修正案（The ADA Amendments Act of 2008,ADAAA）,对“残疾人”的认定标准做出澄清,进一步扩大受保护的残疾人范围。在《美国残疾人法》及其修正案的框架之下,经过近三十年来的实践与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则。它的保护主体及相应的认定标准有别于传统的反歧视法律。同时,完善的保护措施又使其丰富了雇主义务体系和雇主责任的内涵。正因如此,《美国残疾人法》及其修正案以其先进性,成为联合国起草《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规范蓝本。法律保护的残疾人范围,是美国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法律首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保护主体必须满足两个前提。首先,他/她必须符合“残疾人”的定义和认定标准,这是“大前提”。法案规定了三种类型的残疾人:第一种类型是带有身体或精神方面损伤的个人,此损伤实质性地限制其一项或多项主要生命活动;第二种类型是曾有上述损伤记录的个人;第三种类型是被错误认为带有上述损伤的个人。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以下简称EEOC）和法院又将残疾定义中的核心要素解释为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残疾人”认定标准。而残疾就业歧视受害者符合任意一种类型的“残疾人”认定标准,还尚不足以成为法律保护的主体。《美国残疾人法》及其修正案并没有不加区别地保护所有残疾人,而只是为能够完成基本工作职责的适格个体提供平等就业和获得合理便利措施的保障。这也就意味着,具备就业适格性是残疾人寻求就业歧视之法律救济的“资格门槛”和“小前提”。法案禁止雇主在招聘、雇佣、晋升、解雇、薪酬、培训、体检等环节基于残疾而歧视适格个体。①雇主在残疾人就业中的禁止歧视义务有消极和积极义务之分。消极义务即不歧视义务,禁止雇主在做出雇佣决定时将残疾状况（和残疾的有关信息）等与工作表现无关的因素考虑在内,而实施差别对待行为、差别影响行为和关系歧视行为。除了履行消极义务以外,雇主还需要积极地与残疾适格个体互动沟通,了解残疾人在工作中遭遇的环境障碍,提供合理有效可行的便利措施,比如全面的硬件设施、灵活的工作制度和人工辅助服务等等,以辅助残疾适格个体完成基本工作任务。若雇主违反了消极义务或积极义务,残疾歧视受害者有权利寻求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雇主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为了鼓励雇主更多地雇佣残疾人,国家同样作为义务主体,应当积极地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与财政激励政策。美国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法律自颁布之日起,就被寄予厚望。然而,法律的实施在短期内增加了雇佣残疾人的招聘和解雇成本,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残疾人就业。但从长远来看,ADA以及ADAAA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仍然会发挥积极作用。反观我国,目前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的立法和实施现状主要反映出法律规则的缺陷、司法适用不足以及便利措施提供的相关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残疾人平等就业制度,应适度借鉴与参考美国法上的先进经验,尽快确立社会/权利的残疾理解模式;保障“错误认识型”残疾人;适当融入“残疾适格性”的基本理念;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促进规则的司法适用;明确我国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的制度定位;设立多元衔接的残疾人就业保障机制。与此同时,为推动用人单位履行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一方面国家要细化工作环境无障碍规范,另一方面须发挥政府的必要作用,提供专业的指导与服务,与雇主共同探讨和制定合理便利的标准,并且使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经济性激励方式引导雇主积极履行义务。
李曌华[9]（2017）在《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目的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发展的过渡时期,是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时期。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是隋唐五代时期两种重要的历史文献,其语言特点有同有异。通过对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的比较,旨在揭示两种不同性质材料医学词汇上的异同。其相同的部分,可以呈现隋唐五代断代医学词汇的部分面貌;其不同的部分,可以反映两种材料医学词汇上存在的具体差异,而这种共时的差异往往又可以折射出某些历时的变化。方法围绕比较两种材料医学词汇异同这一核心,本文在进行共时比较的同时也结合历时的比较;在定性分析的同时,也注重定量的统计说明;在立足材料本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其他材料的外证功能;在大量描写异同事实的基础上,也对一些变化的事实试图作出解释。由於医学词汇既涉及医学领域,又涉及语言学领域,既有汉语词汇的一般特点,又有其专业的特殊性,因此本文还注重综合运用语言学、文献学与中医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结果比较的结果是:从语言特点上看,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都反映了中古、近代汉语交替时期的语言面貌,其中所使用的词汇十分丰富,这些词汇都是在历时的继承、借用和共时的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既有承继前代文献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同时,佛教词汇、医学词汇和普通词汇之间还有一些相互渗透的情况。但是,佛经音义的口语化程度高於隋唐五代医书,佛经音义收载的词汇有些是对汉语固有词汇的借用和创新,有些则具有一定的临时性,其词汇系统的稳定性低於隋唐五代医书。从词汇的使用上看,隋唐五代医书中使用了不少佛教术语、佛教词汇,收载了大量外来方药和部分外来病证观念,而佛经音义中同样收载了许多医学词汇,并对这些词汇进行释义和说解,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这些词汇的历史面貌。从文字的使用上看,俗字通行是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中存在的共同现象,文字的社会性与隋唐五代开化的社会风气使得俗字在社会不同阶层中都能得到使用。但是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中俗字出现的具体情况仍有区别,前者较为单一,後者包容并蓄,前者受到正统的约束始终多於後者。受时代的影响和历史的局限,佛经音义编撰者有区分正俗的文化认同和强烈愿望,而隋唐五代医书的编撰者对俗字则普遍持接纳的态度。从字形的发展演变上看,佛经音义收载的多种字形和对字形的说解是字形演变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而隋唐五代医书在一定程度上又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文献例证。从词义的发展演变上看,佛经音义及其所释佛经加速了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发展,其对汉语固有词汇的仿造和改造、及对固有词素的重组造成大量新词新义的产生,且在新词新义的使用方面,汉译佛经及佛经音义往往比包括隋唐五代医书在内的同期中土文献要快。而佛经音义对讹误字和不同词形的收载有助於那些词形发生变化的医学词汇的溯源和考察,有助於解决隋唐五代医书中一些疑难字词。结论首先,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的语言特点有同有异。其相同的部分是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过渡时期语言面貌的体现,可以充分展现隋唐五代时期词汇的部分特点和规律,有助於这一时期相关词汇的共时研究;其不同的部分与各自文献性质、文献来源、编撰者水平和原始文献时代的差异有关,可以反映其中某些词汇形、音、义等方面的变化,有助於这一时期相关词汇的历时研究。其次,隋唐五代医书受到佛教影响十分明显,既有直接套用的佛教术语、佛教词汇,又有通过佛教傅播而进入中土的外来方药、外来病证觐念的化用,此外还有受佛教医学影响导致的医学词汇内涵的变化,很可能还有佛经翻译和傅抄过程中产生的俗字。而佛教医学对我国傅统医药知识的吸收也在佛经音义中得到集中体现,其既有对我国傅统医学词汇的直接借用,又有对医学词汇进行仿造、改造和重组的内容。而这两者的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医学词汇词义的发展演变。再次,佛经音义中医学词汇的释义与隋唐五代医书中医学词汇的实际用例,有助於了解隋唐五代医学词汇的文字使用情况和俗字观念,有助於医学词汇字形演变轨迹的勾勒和同形字现象的分析,有助於医学词汇名实和名义的考察,有助於医学词汇词义发展演变情况的描写。而辞书释义与文献用例的彼此结合,以及资料的丰富性与时代性相辅相成,既呈现了隋唐五代医学词汇的部分面貌,又能繋联古今,考察整个汉语医学词汇系统及其文字系统。此外,在对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探讨了同形字、异体字、声符示源、汉字的表意功能、词义演变动因等问题,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一些文献语言材料和参考意见。
胡永干[10]（201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医药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核心方针政策为引领,以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为纵,以各个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所涉及的领域为横,以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沉浮转换为暗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发展、政策发展、实践发展为明线,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政策和实践发展的史实结合起来,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动因、历史特点、历史规律、历史意义、经验教训、未来战略,彰显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由沉到浮,由落到起的历史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中医药的使用,并在应用中医药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医药作用的认识,确立了对中医药的实践认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支持中医药发展的“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初步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医药实践认可的基础上,发展到对中医药的文化认可,形成“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把中医药作为解决人民医疗卫生问题的重要途径,主张通过保护和改造中医药来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对否定中医药的思想进行了斗争,对党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进行了纠正和调整,以保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调整恢复中医药政策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医药的科学认可,确立“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追求中医药事业复兴的过程,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曲折发展的教训,这为当前和今后继续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启迪和借鉴。本文主要由绪论和正文六章以及结束语共八个部分组成。具体如下:绪论部分主要对开展本研究的缘由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点进行概括,对中医药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阐述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该部分通过对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梳理,指出近代中医药发展呈现出被消灭还是继续发展两种不同命运趋向,而废除和消灭中医药成为影响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主线;提出近代以来国家贫弱所造成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是造成歧视和否定中医药的根源的观点;总结了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为后文阐述中国共产党是近代坚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力量代表,是近代中医药事业光明历史命运代表埋下伏笔。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这三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事业的动因进行理论分析,彰显中国共产党选择发展中医药事业不仅是对中医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深沉关切,更是改变中医药事业历史命运的关键所在。第三章主要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该部分按照从实践到政策,由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从总体上对民主革命时期“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中西医合作”方针的形成、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进行分析考察,并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进行概括和评析,借以突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基于实践需要的主动适应性,以及注重中医药使用的特点,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使用中医药的重大意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迎来了中医药繁荣发展的光明希望。第四章主要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和改造。该部分在沿袭从实践到政策、从政策到实践效果的分析模式基础上,依次考察建国初“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分歧,以及分歧的实质及产生原因;揭示中医药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探究该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着重阐发“团结中西医”方针所包含的对中医药进行保护、改造、提高的政策内涵,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时期,对保障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对待中医药的正确政策,中医药才终于摆脱濒临灭亡的历史命运。第五章主要考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和推广。该部分沿袭前两章的分析模式,从改革开放初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三个方面,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脉络、历史特点;注重阐发“中西医并重”方针所包含的尊重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和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涵;分析该方针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根本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医药事业受歧视、被消灭的历史命运,代之以发展复兴的历史命运。第六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与启示。其经验主要包括: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采取保护和扶持中医药的政策;坚持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其教训主要是: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不能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展中医药事业;不能以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其启示主要是:党和国家要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l要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等。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战略思考。该部分内容立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着眼于中医药事业的未来发展和复兴。从当前中医药处于弱势地位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医药特色淡化等突出问题出发,对未来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应采取的战略进行分析思考。提出正确处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推进形成中医药政策和法律体系;加强中医药宣传,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国际化等一系列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举措,为未来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发展提供借鉴,旨在通过该部分内容与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相呼应,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随着国家民族命运的改变而得到改变的历史事实。
二、《中国癌症杂志》第11卷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癌症杂志》第11卷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来华经历 |
| 第一节 传教背景 |
| 第二节 简要生平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桃胡与民俗传播 |
| 第一节 中国故事 |
| 第二节 中国文化符号 |
| 第三节 民俗记录 |
| 第四节 传播策略 |
| 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中国印象 |
| 第一节 近看华中 |
| 第二节 概观中国 |
| 第三节 对话中国经典文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同报》与西学传播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报刊 |
| 第二节 广学会与《万国公报》 |
| 第三节 高葆真与《大同报》 |
| 第四节 面对变革,他们的声音 |
| 第五节 同时期本土报刊《大公报》 |
| 第六节 《大同报》历史地位 |
| 小结 |
| 第五章 译述活动和西学东渐 |
| 第一节 《欧化篇》 |
| 第二节 《欧洲近世智力进步录》 |
| 第三节 《泰西奇效医术谭》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唐以前历代帝王葬礼述略 |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 第二节 秦汉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 第三节 魏晋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考析《大唐元陵仪注》及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唐代礼典的流变 |
| 第二节 《大唐元陵仪注》的文本与流变 |
| 第三节 《大唐元陵仪注》的价值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帝王治丧之礼 |
| 第一节 治丧礼仪 |
| 一、初丧之礼 |
| 二、既丧之礼 |
| 第二节 告哀使与赴丧人员 |
| 一、告哀与告哀使 |
| 二、赴丧人员与酬劳 |
| 第三节 服丧之制 |
| 一、宗亲服丧 |
| 二、诸卿服丧 |
| 第四节 小、大敛与皇道尊严 |
| 一、小敛与小敛奠 |
| 二、大敛与大敛奠 |
| 三、敛礼与皇道尊严 |
| 小结 |
| 第四章 唐代帝王治葬之礼 |
| 第一节 葬前墓地之选择 |
| 一、堪舆学与葬地选择 |
| 二、皇陵形制与特点 |
| 第二节 治葬礼仪 |
| 一、将葬筮宅 |
| 二、启殡朝庙 |
| 三、荐车马明器及饰棺 |
| 四、祖奠、遣奠 |
| 五、挽歌 |
| 六、葬仪 |
| 第三节 挽歌与政治隐喻 |
| 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帝王祭祀之礼 |
| 第一节 葬后丧祭 |
| 一、虞祭 |
| 二、祔祭 |
| 三、小祥、大祥、禫 |
| 第二节 皇陵祭祀 |
| 一、皇帝拜陵 |
| 二、公卿巡陵 |
| 第三节 庙祭荐享 |
| 一、庙数与祔庙之争 |
| 二、享祀与告庙之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图表目录 |
| 附录二 代宗葬礼事例年表 |
| 附录三 唐代帝王葬期一览表 |
| 附录四 唐代帝陵位置分布一览表 |
| 附录五 唐代皇帝陵庙损坏史料钩沉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结构安排与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上海西医知识传播缘起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的西医传播 |
| 一、西医传播的社会环境 |
| 二、传播者身份的转变:从传教士到上海西医 |
| 第二节 医药报刊的探索与发展 |
| 一、科学报刊与早期西医传播 |
| 二、西医刊物的概述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报刊传播中的西医知识 |
| 第一节 政府与卫生:《卫生月刊》中的西医传播 |
| 一、由《卫生季刊》到《卫生月刊》 |
| 二、以“卫生”为导向的知识传播 |
| 三、西医知识的多元讲述方式 |
| 第二节 商业与营销:《新医药刊》中的西药传播 |
| 一、新亚制药厂和《新医药刊》 |
| 二、相时而动:星牌药品的宣传与营销 |
| 第三节 媒介与健康:《申报·医药周刊》所见西医知识 |
| 一、《申报·医药周刊》概况 |
| 二、西医知识的介绍、宣传 |
| 三、医学论争:关于煤油治肺痨的个案研究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医知识传播对近代上海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反响 |
| 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
| 二、编读之间的互动化 |
| 第二节 西洋医学技术的传播和接纳——以X光技术为例 |
| 第三节 近代上海的医学观念变迁 |
| 一、西医知识传播与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二、传统医药观念与中医科学化 |
| 三、医师道德的社会规范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4）药品可及性问题的国际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药品可及性概述 |
| (一)药品与基本药物制度 |
| (二)药品可及性及其影响因素 |
| 二、药品可及性的国际法权利 |
| (一)健康权 |
| (二)知识产权 |
| (三)健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的冲突与衡平 |
| 三、药品可及性的国际法规则 |
| (一)TRIPS协议涉及药品可及性的规定 |
| (二) 《TRIPS协议和公共健康多哈宣言》 |
| (三)《TRIPS协议修正案》 |
| 四、解决药品可及性问题的国家实践 |
| (一)强制许可在巴西的运用 |
| (二)印度的《专利法》修改与仿制药产业 |
| 五、提高中国药品可及性的几点建议 |
| (一)关注国际领域最新进展 |
| (二)适用《TRIPS协议修正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上篇:游兴 |
| 第一章 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第一节 游记作者之身份特征 |
| 一、职业类型 |
| 二、教育背景及留学经历 |
| 三、居住地及旅行出发地 |
| 第二节 游记作者之游侣身份特征 |
| 一、与友人相偕同游 |
| 二、与同寅相偕同游 |
| 三、与家人相偕同游 |
| 四、与同学相偕同游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旅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游记作者出行原因及主诉动机 |
| 第一节 休闲游览之动机 |
| 一、“性本好游”:视旅行为乐事,事旅行成习惯 |
| 二、因“久慕”而发之游兴 |
| 三、逃离城市:逃离喧嚣环境和枯燥工作 |
| 四、“消此闲暇”与“借地消遣” |
| 五、养疴避暑:对身体康健的追求 |
| 六、“蜜月旅行”:受西方影响的时髦事物 |
| 第二节 兼事游览:公务、考察、探亲旅行中之主诉动机 |
| 一、考察旅行 |
| 二、公务旅行 |
| 三、返乡探亲 |
| 四、其他旅行中的游览动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游记作者之游兴动机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一、城市化、现代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二、休闲旅行:城市娱乐新风尚 |
| 三、旅途中呈现之城市生活现代性 |
|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不快体验:拥挤、喧嚣与压力 |
| 一、拥挤: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多 |
| 二、喧嚣:工业化与城市环境污染 |
| 三、压力:八小时工作制与超负荷工作 |
| 第三节 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 |
| 一、星期休息制与日常休闲旅行 |
| 二、公共假期与假日休闲旅行 |
| 三、师生专享假期:暑假、寒假、春假之旅行 |
| 第四节 新职业和新机会:公务考察旅行 |
| 一、“公务”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二、“交通运输业”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三、“自由职业”群体中新闻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四、“自由职业”群体中教育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五、工商实业界的考察旅行机会 |
| 六、参加学会、学社、研究会主办会议之旅行机会 |
| 第五节 “海外亲历”与“本土示范”引领旅行新风尚 |
| 一、留学生目睹与亲历之海外旅行游览热潮 |
| 二、在华外国人的旅行示范 |
| 三、海外来华旅行团的旅行示范 |
| 本章小结 |
| 中篇:游踪 |
| 第四章 1927—1936年《旅行杂志》国内游记游踪之时空分布 |
| 第一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时间分布 |
| 一、1927—1928年间分布统计 |
| 二、1929—1932年间分布统计 |
| 三、1933—1936年间分布统计 |
| 第二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空间分布 |
| 一、中心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二、扩散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三、边疆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踪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点状分布特征:山、水、古迹 |
| 一、山:游山与山居避暑 |
| 二、水:从江河湖泊到海滨 |
| 三、古迹:访古而思今 |
| 第二节 线性分布特征:沿水陆交通线分布 |
| 一、沿陆路交通线分布 |
| 二、沿水路交通线分布 |
| 第三节 圈层分布特征:以城市为中心的发散 |
| 一、由沪杭宁平津出发之游踪分布 |
| 二、由其他城市出发之游踪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游踪分布特征产生之原因 |
| 第一节 新式交通拓展旅行之时空范围 |
| 一、空间不变,时间缩短 |
| 二、时间不变,空间扩展 |
| 第二节 住宿设施的现代化与多样化 |
| 一、新式旅馆的兴起与发展 |
| 二、传统之逆旅、客店、客栈等住宿设施 |
| 三、传统之寺庙与道观等住宿设施 |
| 四、多样化的住宿设施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游览地之开发建设 |
| 一、城市公园与游憩地的开发建设 |
| 二、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建设 |
| 第四节 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与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一、地方官绅的捐款和兴建 |
| 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第五节 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 |
| 一、客源地之旅行服务 |
| 二、目的地之旅行服务 |
| 三、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之交通服务 |
| 本章小结 |
| 下篇:游观 |
| 第七章 由传统行为到现代意识:旅行意义认知中的新与旧 |
| 第一节 传统旅行意义认知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旅行是活学问”之教育意义 |
| 二、体察民情之社会意义 |
| 三、调节身心之健康意义 |
| 第二节 对旅行意义的新体悟 |
| 一、激发爱国热情与树立文化自信 |
| 二、医治“都市病”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由休闲活动到旅行事业:对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认知 |
| 第一节 民国学人视域中发展旅行事业的价值 |
| 一、“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 |
| 二、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 |
| 三、“谋文化之推广”,“兴起进取的精神” |
| 四、“登临凭吊”而知“祖国的可爱” |
| 第二节 积极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的原因 |
| 一、“西学东渐”之一部 |
| 二、“挽救经济国难” |
| 三、回应“反宣传”,获取“近代国家资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由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近代中国旅行事业之理论生成 |
| 第一节 对西方旅行事业的话语引入和经验分析(1930—1935) |
| 一、旅行话语的引入方式及其对经济价值的关注 |
| 二、民国学人对海外旅行事业兴盛发展原因的经验分析 |
| 第二节 对发展旅行事业具体路径的探讨(1936—1940) |
| 一、全面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 |
| 二、深入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本土化的旅行话语理论(1941—1949) |
| 一、构建旅行话语之理论体系 |
| 二、构建旅行话语之目的在于指导战后经济重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目录(536篇) |
| 附录二: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作者信息(部分) |
| 附录三: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主要省区游踪分布示意图 |
| 附录四: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之游踪出发地与目的地关系示意图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疾病、政治与医疗—孙中山癌症诊疗过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结构和创新 |
| 第一章 千回百转确诊癌症 |
| 第一节 抱恙天津 |
| 一、应邀北上,共商国是 |
| 二、抵津患病,西医初诊 |
| 第二节 入京复诊 |
| 一、病情反复,入京疗疾 |
| 二、名医共诊,确认肝疾 |
| 第三节 “协和”开刀 |
| 一、急转直下,确定开刀 |
| 二、开刀无用,肝癌确诊 |
| 第二章 内外政治风波中的孙中山之癌 |
| 第一节 孙中山患病的政治张力 |
| 一、闭门养病与时局问题 |
| 二、病情引发国外势力的关注 |
| 第二节 “孙中山逝世”谣言及其酿成的风波 |
| 一、谣言源头：“东方通讯社”的报道 |
| 二、谣言扩散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国民党的危机公关 |
| 一、国民党对逝世说的辟谣和应对 |
| 二、患癌实情的公开和应对 |
| 第三章 中西医疗文化下的孙中山之癌 |
| 第一节 近代西方癌症诊疗科学的进展 |
| 一、西方癌症诊断技术的局限 |
| 二、镭锭的出现和孙中山的“放疗” |
| 第二节 文化冲突下的“cancer”和“癌” |
| 一、“cancer”译为“癌”的历程 |
| 二、从“癌”看“cancer”：中医眼中的孙中山之癌 |
| 第三节 中西诊疗的最后一搏 |
| 一、中医治疗及其束手 |
| 二、各种疗法的尝试和孙中山的逝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美国法上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结构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美国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的背景与立法 |
| 第一节 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的理念背景 |
| 一、残疾的社会/权利模式 |
| 二、残疾的融合就业 |
| 第二节 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的社会背景 |
| 一、残疾人权利运动的萌芽 |
| 二、残疾人权利运动的发展 |
| 三、残疾人权利运动的高潮 |
| 四、残疾人权利运动的成熟 |
| 第三节 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的立法演进 |
| 一、从《民权法案》到《康复法案》 |
| 二、残疾人的解放宣言:《美国残疾人法》及其修正案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法上残疾人的类型化与认定标准 |
| 第一节 残疾人的类型化 |
| 一、实质损伤型的残疾人 |
| 二、损伤记录型的残疾人 |
| 三、错误认识型的残疾人 |
| 第二节 残疾人的认定标准 |
| 一、实质损伤型残疾人的认定标准 |
| 二、损伤记录型残疾人的认定标准 |
| 三、错误认识型残疾人的认定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法上残疾人的就业适格性规则 |
| 第一节 残疾人就业适格性的构成 |
| 一、残疾人就业适格性的构成要素 |
| 二、排除正在非法使用毒品或药品之人 |
| 三、保护与残疾人有密切关系的个人(关系歧视受害者) |
| 第二节 残疾人就业适格性规则的司法适用 |
| 一、残疾人就业适格性的举证责任分配 |
| 二、残疾人就业适格性规则的具体适用技术及主要问题 |
| 三、规则适用与社会福利的冲突与协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法上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中的义务与责任 |
| 第一节 国家的积极义务 |
| 第二节 雇主的消极义务:不歧视 |
| 一、雇主违反不歧视义务的常见形式 |
| 二、雇主履行不歧视义务的特殊情形 |
| 第三节 雇主的积极义务:提供合理便利措施 |
| 一、雇主提供合理便利措施义务的证成 |
| 二、雇主提供合理便利措施义务的内容 |
| 三、雇主提供合理便利措施义务的履行 |
| 四、雇主违反本义务的常见形式 |
| 第四节 雇主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 |
| 一、雇主违反义务的制裁程序 |
| 二、雇主违反义务的责任形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法上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的实施效果及评价 |
| 第一节 美国法上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的实施效果 |
| 一、美国法实施对残疾人就业的影响 |
| 二、美国法实施对残疾就业歧视诉讼的影响 |
| 第二节 美国法上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的评价 |
| 一、对现有批判意见的回应 |
| 二、美国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法律的优势与经验 |
| 三、美国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法律的缺陷与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法上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我国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法律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
| 一、法律规则的缺陷 |
| 二、司法适用的不足 |
| 三、法律实施的现状及问题 |
| 第二节 完善我国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法律制度 |
| 一、促进“残疾”理解范式的转变 |
| 二、积极保障不同类型的残疾人 |
| 三、适当融入“残疾适格性”的基本理念 |
| 四、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
| 五、明确我国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制度定位 |
| 六、设立多元衔接的残疾人就业保障机制 |
| 七、政府鼓励和支持雇主提供合理便利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隋唐五代医书语言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佛经音义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引论 |
| 1 研究背景 |
| 2 选题缘由 |
| 3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1 研究材料 |
| 2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价值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特点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的语言特点 |
| 第一节 隋唐五代医书的语言特点 |
| 1 词汇特点 |
| 2 其它语言特点 |
| 第二节 佛经音义的语言特点 |
| 1 词汇特点 |
| 2 文字特点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语言特点之异同比较 |
| 1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语言的共同特点 |
| 2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语言的差异 |
| 3 造成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语言差巽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之比较——共时研究 |
| 第一节 隋唐五代医书中的佛教影响——以医学词汇为中心 |
| 1 隋唐五代医书中的佛教用语 |
| 2 隋唐五代医书对外来医药知识的吸收与发展 |
| 第二节 佛经音义中的我国传统医药知识 |
| 1 佛经音义对我国传统病证观念的收载 |
| 2 佛经音义中涉及的我国医药书籍 |
| 3 佛经音义对我国本土药物和药用觐念的收载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中的时行俗字 |
| 1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中的时行俗字 |
| 2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中的俗字现象分析 |
| 第四节 佛经音义与医学词汇释义 |
| 1 佛经音义的引文及释文与医学词汇释义 |
| 2 佛经音义所涉及的相关佛经原文与医学词汇释义 |
| 3 佛经音义词目与医学词汇释义 |
| 4 佛经音义非医学词汇与医学词汇释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的历时考察 |
| 第一节 医学词汇中同形字的关系类型及理论探讨 |
| 1 同形字概述 |
| 2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中同形字的关系类型 |
| 3 关於同形字的几点思考 |
| 第二节 医学词汇字形演变轨迹的勾勒与解释 |
| 1 医学词汇字形演变轨迹的勾勒 |
| 2 关於医学词汇字形演变的几点思考 |
| 第三节 医学词汇溯源与名义分析 |
| 1 医学词汇溯源与名义分析 |
| 2 基於佛经医学词汇与医书医学词汇的几点思考 |
| 第四节 医学词汇历时演变的描写与解释 |
| 1 词义的历时演变与转移 |
| 2 词义演变的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徵引文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10）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中医及中医学 |
| (二) 中药及中药学 |
| (三) 中医药及中医药事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二) 简要评析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和基本框架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基本框架 |
| 六、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第一节 中医药的历史作用及特点 |
| 一、中医药具有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
| 二、中医药长期以来对保障中国人生命健康发挥了重大作用 |
| 三、中医药具有便、简、验、廉的特点 |
| 第二节 西学东渐与近代否定中医药的思潮 |
| 一、西医的传入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出现 |
| 二、新文化运动与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发展 |
| 三、近代否定中医药思潮的认识根源 |
| 第三节 近代维护中医药的抗争 |
| 一、民国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及中医界的抗争 |
| 二、废止中医案及中医药界的抗争 |
| 第三节 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及启示 |
| 一、废除还是发展:近代中医药事业的两种发展趋向 |
| 二、民族自卑与文化自卑: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根源 |
| 三、近代中医药历史命运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动因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担当 |
|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要求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 |
|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医疗卫生国情的认识 |
| 一、近代中国疾病多发 |
| 二、西医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 |
| 三、发展中医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 |
| 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 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提倡与应用 |
| 第一节 “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 |
| 第二节 “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 |
| 一、根据地建设和社会改造 |
| 二、边区的中西医矛盾和分歧 |
|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 |
| 四、“中西医合作”及“中医科学化”方针的形成过程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一、提倡和鼓励使用中医药的最初规定 |
| 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三、中医药学术研究团体的建立 |
| 四、中药研究的初步开展 |
| 第四节 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与改造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团结中西医”方针的确立 |
| 二、“团结中西医”方针的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认识分歧及政策调整 |
| 一、“封建医”还是“伟大宝库”——对中医药认识的分歧 |
| 二、从中医学习西医到西医学习中医—对中医药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中医药方针政策的贯彻及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一、过渡时期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起步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医药事业的曲折发展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扶持与推广 |
| 第一节 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调整 |
| 一、恢复党的中医药政策 |
| 二、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 三、整顿中医医院及教科研工作 |
| 第二节 “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及其内涵 |
| 一、依靠三支力量,促进中西医结合方针的形成 |
| 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 |
| 三、“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内涵 |
| 第三节 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 |
| 一、中医药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
| 二、农村中医药卫生服务的发展 |
| 三、中医药立法持续推进 |
| 四、中医药在医疗改革中的特色优势得到发挥 |
| 五、中医药教育及人才培养进一步发展 |
| 六、中医药服务和中医药产业广泛发展 |
| 七、中医药文化受到重视 |
| 八、中医药国际化深入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认识与评价 |
| 一、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特点 |
| 二、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 |
| 三、对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意义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意义 |
| 一、根本改变了近代中医药的历史命运 |
| 二、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路径选择 |
| 三、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载体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经验 |
| 一、客观看待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 |
| 二、保护和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 三、西医学习中医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教训 |
| 一、不能将中西医学术问题政治化 |
| 二、不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不能用西医思维发展中医药事业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启示 |
| 一、创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
| 二、按照中医药自身规律发展中医药事业 |
| 三、从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认识中医药 |
| 结束语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战略思考 |
| 一、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
| 二、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 |
| 三、推动形成中医药法律体系 |
| 四、做好中医药宣传,形成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五、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推进中医药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中国癌症杂志》第11卷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D]. 姜剑. 浙江大学, 2020(08)
- [2]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D]. 吴凌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D]. 刘梦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药品可及性问题的国际法研究[D]. 毛小敏.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5]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D]. 周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疾病、政治与医疗—孙中山癌症诊疗过程研究[D]. 郑珠玲.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7]疾病、政治与医疗——疾病视野下的孙中山临终研究[J]. 姚霏,郑珠玲. 史学月刊, 2018(02)
- [8]美国法上禁止残疾人就业歧视研究[D]. 韩旭. 山东大学, 2017(05)
- [9]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D]. 李曌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7(08)
- [10]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中医药事业研究[D]. 胡永干.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