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1]2004年在《《歧路灯》的艺术成就》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歧路灯》的艺术成就进行分析评价，即作者的文学观、《歧路灯》的叙事结构、人物画廊、语言特色。 绪论部分说明选题的原因及意义，综述《歧路灯》的研究状况，简介作品的情节大要、主题及思想意义。 第一章讨论李绿园的文学观，通过梳理他的家世生平、思想，分析其“载道”、“写实”文学观产生的原因；结合作品，揭示其文学观与实际创作的矛盾，并分析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 第二章分析《歧路灯》的结构。首先指出它的结构是羽毛式的，并结合作品内容来探讨这种结构的独创性及艺术价值；然后从叁大段落、大团圆的结局、伏笔与照应、情节的穿插与转换等几个方面来论述《歧路灯》叙事结构的完整与细密，同时联系李绿园的思想、文学观及成书过程，探析作品结构形成的深层原因及作者的艺术匠心。 第叁章探讨《歧路灯》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歧路灯》写了二百多个人物，涉及到市井中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和思想面貌，其反映生活的广阔程度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本章着重分析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的多种艺术手法，如环境描写、人物语言、心理描写等，突出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功之处。 第四章分析《歧路灯》的语言。《歧路灯》的语言，无论叙述、描写、人物语言，还是议论，各种用语都有鲜明的特色，突出的特点在于纯熟地运用河南方言，独具风格。本章着重从词汇、谚语及语气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其河南方言的运用，同时分析作品运用修辞手法的多样性，尤其是比喻手法运用得相当精妙。 余论部分对《歧路灯》进行全面评价，以确立其在中国小说史及文学史上的地位。
杜贵晨[2]2018年在《《歧路灯》艺术百年研究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绿园《歧路灯》研究百年,主要是近40年来,有关其艺术涉及或提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现实主义手法""‘写反面’‘写理’与‘正写’""‘第一回’与‘大团圆’结局""结构与情节""人物与语言""描写与议论"等诸方面,但总的来说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还有以下几方面有待进一步努力:以上诸说多为独见或新见,总体上肯定推扬者多,批评否定者少,都仍有推敲辩证或开拓延展、深入细化的余地;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总是受到其题材内容的制约,在不能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有比较一致认识的前提下,对其艺术的评价也将不可能进一步趋同;已有对《歧路灯》中人物、情节、描写等的研究,都还存在"死角"甚多、浅尝辄止的现象,更未随着时代的变迁对研究对象产生新的感悟或发现;应从文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的角度更多研究《歧路灯》不同于乃至超越《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地方,发掘《歧路灯》艺术的独特品位与风格,探讨树立其独特一流小说史地位的可能;《歧路灯》艺术研究与西方小说的比较研究方面空白甚多、余地甚大,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歧路灯》艺术研究诸家论述,除极少自我作古者外,多缺乏承衍交集之学术史的基础,而前后左右若不相关,其观点论证因无对照而特点意义不彰,也给后学造成综述文献的困扰。
郑易姝[3]2016年在《教育视角下的《歧路灯》研究》文中提出分析一部文学作品的前提是解读该文学作品的作者本身,因为作品本身是作者思想的显性呈现。从教育视角来解读《歧路灯》也是如此,本文从《歧路灯》的创作背景、形象塑造、表现技法、地位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能从中获得一些文学创作与教育观念上的思考和借鉴。18世纪,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社会相对安定,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繁荣。然而,社会的风气却在变化,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奢侈、赌博之风盛行,许多士绅家族因此破败,出现不少“败家子”。清代国势渐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以及赌博成风、世家子弟日趋堕落等因素是《歧路灯》产生的重要历史原因。本文通过分析《歧路灯》对不同形象的塑造,来揭示《歧路灯》中的教育思想内涵。《歧路灯》对家庭师者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作者“有爱有教”的教育观点;对家塾师者的形象塑造,展现了作者“尊师重教”、“师才师德”的教育观点;对社会师者形象塑造,展现了作者用人、为民和交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歧路灯》表现手法和结构技巧的分析,来阐释其作者的教育观在《歧路灯》中的艺术化呈现。《歧路灯》中教育观艺术化的呈现表现在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和圆如转环的情节设置上,作品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由记载该家族的盛衰而扩及到当时整个社会的现状。《歧路灯》教育观艺术化的呈现还表现在简炼精当的文学语言上,其方言俚语的运用和恰到好处的精准修辞都在一定程度上使《歧路灯》在同代作品中脱颖而出。最后,本文探寻了《歧路灯》中的教育观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源头。《歧路灯》的教育价值高于其他形式的艺术价值,这也是《歧路灯》在中国教育小说史上的地位得以巩固与发展的主要原因。本文通过以上分析,从结构到内容、从教育思想到艺术特点,对《歧路灯》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并从中获得了教育观念与艺术手法上的启示。
孙菊园[4]1985年在《略论《歧路灯》的艺术成就》文中研究说明关于《歧路灯》的思想艺术价值的评价,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或褒或贬,褒者把它推到我国古典小说的峰巅,贬者则认为是平庸之作。相去何其悬殊!当然其间也有平心而论者。看来实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本文仅就《歧路灯》的艺术成就略抒己见。
申明秀[5]2012年在《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流变及地域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将明清世情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对象,从雅俗及地域的视角,通过中国文学古今视角的换位与互动研究,立足于对作品文本的细致解读,以期深度还原明清世情小说深广的思想内涵与上乘的艺术水准,凸显明清世情小说的文化性与地域性,廓清清末小说的雅俗新变与现代转型,力求对明清世情小说的全新把握与深层建构,并大致梳理与展示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及地域分布的现当代嬗变。本文主体部分共计五章,另有绪论及余论。绪论部分主要是界定本文的叁大基本概念：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批评、文化地图,为下面主体部分论述的展开铺平道路。第一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发生——齐鲁一枝独秀》。齐鲁是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的发祥地与重要源泉,明代就奉献有两部世情力作《金瓶梅》与《醒世姻缘传》。“第一奇书”《金瓶梅》首先“奇”在作品内容彻头彻尾的“俗”；其次更“奇”在作品主题甚深的“雅”；当然也“奇”在作品细节的生动、人物的鲜明、结构的缜密、语言的传神等方面,而“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成为一朵伟大而永恒的世情人性的“恶之花”。带有明显的明人口吻与实录风格的《醒世姻缘传》是一曲沉重的道德挽歌,祭起的却是佛教果报论大旗,有着浓厚的道德情结与儒家本位思想的西周生,面对着人心不古、世风浇漓的社会现实,只能以浓烈的因果叙事来挽救世道人心,希翼西周古风重临世间。第二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自觉与发展——吴越竞艳》。苏州是明末清初短篇世情小说创作大潮的滥觞,而冯梦龙则可谓短篇世情小说的教主,他提倡“奏雅”与“适俗”并重,大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并在其编撰的“叁言”中成功地实现了雅俗整合,对其后中国世情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凌蒙初的“二拍”可谓出于冯梦龙的“叁言”而又胜于“叁言”,一方面,其无处不在的天命论与因果报应的世情叙事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性,实现了作者“尚奇”、“尚俗”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凌蒙初对作品劝惩主旨的高度重视,又体现了其一片赤诚的道学心肠。凌蒙初“二拍”的创作实践把小说俗的内容与雅的主旨的有机整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冯梦龙一起,共同开启了明末清初世情性短篇拟话本小说创作高潮的序幕。杭州是明末清初短篇世情小说创作的重镇,先后出现了陆云龙兄弟、李渔、艾纳居士等小说名家。陆云龙兄弟以儒为宗,道释为翼,可谓真道学,其《型世言》发扬“叁言”的劝诫主旨,而另辟蹊径,从正面直接树型,大力弘扬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且强调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时效性,道学主旨与世情叙事融为一体,雅俗结合,而成为明清世情性拟话本小说中的一朵奇葩,当无愧于“叁言二拍一型”这一现代定论。李渔心中始终有着高雅的名士情结,虽然他做了很多俗事,由于他把小说等同于传奇,而一味求“新奇”与“娱心”,其小说“寓教于乐”的雅俗整合之路,虽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但过度的“乐”、“俗”几乎掩盖了“教”、“雅”,且传奇的程式化、符号化又使他忽视小说非常重要的细节描写,虽有绝世的天才,也难以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而令人惋惜。而艾衲先生的《豆棚闲话》可谓明清短篇世情小说中的一朵奇葩,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容许过于赤裸裸地辟佛老,所以他煞费苦心地施了很多障眼法,艾衲居士、紫髯狂客、天空啸鹤包括陈斋长其实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豆棚闲话》可以说就是小说版的韩愈的《原道》抑或《驱鳄鱼文》。第叁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深化——南北争雄》。清中叶江南长篇世情小说的创作主要集中于南京,除了曹去晶的《姑妄言》、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世情小说精品,更重要的是收获了明清小说的巅峰之作曹雪芹的《红楼梦》。曹去晶有着与众不同的创作态度、趣味与理念,他与评者林钝翁实为一人,这是打开《姑妄言》之谜尤其是它满纸“淫语”的一把关键的钥匙。《姑妄言》以佛教的果报论来劝谕世人,特别是以种种恐怖的淫报来警醒读者,显示了作者的“一片菩提心”,其复杂的人物、深广的主题铸就了作品世情小说的高雅品质。《儒林外史》是一部有着强烈讽刺特色的世情小说,它“破”、“立”结合,即“反儒”又“尊儒”,反的是“俗儒”,尊的是“雅儒”,同时它又既“贬道释”,又“趋道释”,贬的是道释门中种种丑陋现象,趋的是道释的甚深义理,而构成了作品深广的雅俗内涵,体现了世情小说一贯的劝惩与醒世主旨。清中叶北方长篇世情小说的创作,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北京有随缘下士的《林兰香》,齐鲁有李百川的《绿野仙踪》,中原有李绿园的《歧路灯》,而呈现“叁国鼎立”的态势。“林兰香”有着叁重意蕴,最表层是燕梦卿的个人悲剧,中间层是屈原的儒家精神,最里层则是尘梦苏醒之后的道家追求,所以《林兰香》虽有大量的儒家叙事,但其根本的意旨却是道家思想,具体表现为耿朗的由儒及道、燕梦卿的临终悟道、田春畹的儒道兼备以及宣爱娘、平彩云的道家本色等,其虽有过于文人化之嫌,而在雅俗结合上差强人意,但它依然是出色的明清世情小说之一。《绿野仙踪》的“绿野”象征着现实、世情,“仙踪”象征着道教,其“绿野”占了全书的大半篇幅,包括五大世情叙事板块,通过冷于冰的“仙踪”拼接而成。作品于“绿野”之上点缀的“仙踪”叙事是为了导引、提升“绿野”,而铸就了《绿野仙踪》世情小说的品格。《绿野仙踪》与《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绿野佛影”类世情杰作以及“绿野儒魂”的代表作《歧路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李绿园高擎的这盏“歧路灯”首先是儒家的理学之“灯”,中庸之“灯”,同时也是一盏汲取了佛老意蕴的道释之“灯”。《歧路灯》着力塑造了叁组“雅人”形象,主人公谭绍闻周围的一批“俗人”形象也刻画得比较成功,谭绍闻自身的雅俗演变更是形象地证明了高雅精神文化之“灯”的极端重要性。第四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巅峰——南北兼容的<红楼梦>》。雅俗共赏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是朱自清所讲的“屈雅就俗”,一是本文所讲的“雅俗兼备”,就是面对同一部作品,雅者赏雅,俗者赏俗,互不冲突,均有收获,《红楼梦》就是这样的典范之作,在其雅、俗两极之间有一个过渡层次的“情”,这是《红楼梦》雅俗共赏的关键与分水岭,真正《红楼梦》雅俗共赏的时代还远未到来。《红楼梦》固然是曹雪芹的独创,可同时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化与文学精华的大力继承与弘扬。《红楼梦》一方面发扬了《金瓶梅》开创的世情小说的写实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作风与中国文化的儒道释精髓,而融历史叙事、世情叙事、诗性叙事、文化叙事于一炉。《红楼梦》是真正的灵魂写作、生命写作,凝聚了作者无比深广的人生感受与思想内涵,而至小说的至高境界,影响巨大。第五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转型——上海独领风骚》。由于晚清时期上海独特的地缘与政治环境,再加之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在清末上海出现了明清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小说创作大潮,而以谴责小说成就最高,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雅俗整合的现代转型。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有着四重阅读障碍,首先是语言,其次是题材与内容之俗,再次是主旨之雅,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作品对人性的细腻刻画与细节写实的平淡风格。《海上花》接近曹雪芹八十回版《红楼梦》的艺术品质,这注定了其曲高和寡的命运,而难以像高鹗版《红楼梦》那样雅俗共赏,风行天下。李伯元既反对一味崇洋的维新,也不赞成彻底否定传统的革命,而是偏向于中西文明结合的中庸维新之道,其《官场现形记》固然触到了晚清的痛处,可聚焦维新这一晚清最大国情的《文明小史》因其史诗意味,显得更为厚重、深刻,而成功实现了明清世情小说主旨的现代转型与雅俗新变,堪为晚清小说的杰作,其浓郁的上海叙事更是别出心裁,意蕴深远。吴趼人对鬼神及佛老态度的前后变化,反映了其对传统文化从背离到回归的精神走向,而体现为其身上越来越浓的道德情结,他投身小说创作受到梁启超与家乡“木鱼书”的双重影响,其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等都是包装不同的道德叙事,而带有鲜明的“木鱼书”醒世色彩,特别是其写情小说又与明末冯梦龙的“情教说”遥相呼应,谱写了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新篇章。太谷学派兼取道释而归于儒,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成就中国古典文化最后的绝响,而刘鹗与太谷学派却有着不解之缘,其一生就是太谷学派思想的精彩演绎,《老残游记》作为刘鹗心灵的哭泣与自辩之作,自然充溢着浓郁的太谷学派叙事,同时作品又以小说的形式、寓言的手法,来实现让国人接受实业救国思想的醒世主旨,而第叁人称的限制叙事、描写的工笔化以及对现实的直击性又无疑增强了小说内容的现实性、真实性,二者共同促成了《老残游记》的雅俗新变,使其既展现了中国古典小说最后的辉煌,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曾朴天生浪漫的气质,与法国现代浪漫主义可谓一拍即合,而强化了其思想的现代性色彩,其创作自然也洋溢着强烈的现代精神,如果说《孽海花》主要是展现了作者一腔积极入世的报国之心,那么《鲁男子》则袒露了曾朴矢志追求真善美的浪漫情怀,这两本小说虽都是未竟之作,但已足以表现曾朴那非凡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才能,而使得曾朴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最重要的奠基者。余论部分着重简要梳理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现当代嬗变,并例举了老舍、张爱玲两位现当代作家小说创作的雅俗探索与得失成败。从《金瓶梅》算起,世情小说正式登场亮相已500多年,几度起伏,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繁荣、晚清短暂的中兴和现当代的再度兴盛的演变过程,现当代的高雅小说可看作是明清世情小说的不断升级版,而凸显了世情小说永恒的活力与魅力。世情小说既有《红楼梦》那样的巍峨高峰,也有《林兰香》、《四世同堂》、《白鹿原》那样的旷世之作,更有为数众多的《石点头》、《豆棚闲话》、《美食家》那样的小家碧玉,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盛况空前,成就斐然。社会的发展必然赋予了现当代世情小说新的雅俗内涵,且出现了不少雅俗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上乘之作,只是真正能与《红楼梦》相媲美的作品还是罕见的。
徐云知[6]2005年在《李绿园的创作观念及其《歧路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十八世纪的中国,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几乎同时产生的还有一部李绿园耗时叁十年撰写而成的《歧路灯》,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白话教育小说,是浪子回头题材的集大成者。本研究在吸纳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教育小说”概念的界定入手,试图对李绿园创作观念的成因、《歧路灯》文本意义的构成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和论证,进而揭示《歧路灯》的意义不单纯是李绿园对文学的理解和解释问题,也是其教育价值的判断与教育理念的支撑问题,并以此透视《歧路灯》的文学意义与教育意义的构成,以期在人文反思和重构社会文 化 语 境 中 寻 求 文 学 理 解 与 教 育 理 解 的 具 有 借 鉴 价 值 的 普 遍 性 。 本研究是沿着从总体到部分再到总体的研究思路展开的,第一章(对以往研究 进 行 总 结 ) 和 结 论 ( 对 本 研 究 进 行 总 结 ) 虽 侧 重 点 不 同 , 但 都 属 于 总 体 研 究 ,第二、叁章切入具体研究部分。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为时代论和作家论;第叁章 为 作 品 论 , 最 后 是 本 研 究 的 结 论 。 在 结 构 上 本 研 究 共 分 四 个 部 分 : 第一章:从宏观的角度对以往关于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的研究进行梳理把握和观照,这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首先,概述近百年来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的研究历程及目前的研究状况:其次,从教育小说的概念、教育小说与其它小说的区别、教育小说的题材流变入手,给《歧路灯》归类,确定其为教育小说。关于教育小说的概念,前人已有定义,但这种定义并不严格、规范,鉴于此,本研究还要在教育小说概念的界定上入手,力争使这种界定科学而规范,使之具有普遍性。 第二章:首先分析李绿园以小说行教化创作观念形成的时代因素,主要从康、雍、乾叁朝的经济与文化、社会风气入手,分析经济的发展对当时的文化及社会风气的影响,进而得出结论,康、乾盛世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气是影响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的重要因素;然后从李绿园的生平切入,解析时代对作家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作家又是如何在与时代互动的同时,从其教育家与小说家的社会责任感出发,以其独特的视角来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然后以《(歧路灯)自序》为依据概述其以小说行教化的创作观念。 第叁章:结合李绿园以小说行教化的创作实践的成果——《歧路灯》文本,侧重研究其作品的内容,以此透析其以小说行教化的精神实质。主要从李绿园的教育观及其教育对策、《歧路灯》教化的内容与形式及其教育影响系统的构成五个方面来研究李绿园在创作实践中是如何赋予其小说以“教化至上”的实质内容,其 小 说 又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实 现 了 他 以 小 说 行 教 化 的 创 作 观 念 。 结论:李绿园以小说行教化的创作观念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歧路灯》是李绿园以小说行教化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创作尝试,它的成败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国后来教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且其社会价值不可低估;李绿园以小说行教化创作观念的文的学意义在于“浪子回头”这一教育题材至《歧路灯》为集大成者。李绿园以小说行教化创作观念的教育意义有叁:一是李绿园揭示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必然的关系,指出富教并重的重要性;二是李绿园揭示出教.
郑易姝[7]2015年在《简析《歧路灯》研究现状》文中研究指明关于《歧路灯》的小说研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和专着问世。这些论文或专着,绝大多数都把《歧路灯》界定在世情小说系列中,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如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探讨。随着学界研究角度的不断转换和研究深度的增加,对于小说《歧路灯》的研究也趋于细致化和专题化。
康静[8]2014年在《《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的多重思想意蕴主要包括：讽刺假道学，提倡道德实践；揭露科举制弊端，强调重视学问的根本；揭露官场黑暗面，尤其对胥吏揽权的官场现状予以全景式描绘；批判社会不良风气，表达作者“厚风俗，正人心”的希冀。《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的美学特色主要有：表象和事实不和谐构成的反讽叙事；高超的写实艺术与叙事时间的巧妙安排行成了《歧路灯》独具特色的讽刺艺术；对理想人物身上的讽刺特质的揭示与对讽刺对象身上闪光点的肯定使讽刺性描写具有了滑稽与崇高交融互摄之美；讽刺与幽默的结合使《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具有突出的喜剧色彩，然而笑的背后蕴含着“大厦将倾”的封建末世悲歌。《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的继承、发展与不足：有《歧路灯》对《金瓶梅》写实的讽刺艺术的继承；《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对《金瓶梅》讽刺艺术的发展，包括讽刺对象突破单一性和讽刺风格趋于含蓄委婉；《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的不足主要有作者本身思想的局限性导致批判的不彻底性和主观评论运用不当导致讽刺性描写的概念化。《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形成的原因：社会风气是《歧路灯》的讽刺性描写的诱因；文学的发展为《歧路灯》讽刺性描写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李绿园的儒家思想和幽默个性是《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形成的重要原因。
彭娟[9]2005年在《《歧路灯》对家族命运的关注与对家族文学的开拓》文中认为家族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在中国文学中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成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学。在家族文学中尤以家族小说——艺术而完整地从家族结构、家族形态、家庭伦理、家族兴衰演变等方面展现家的面貌,并且揭示特定时代风貌和文化氛围的叙事作品为重要的门类。《歧路灯》作为家族小说的突出代表,在继承文学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从主题题材和艺术上对家族文学进行了开拓。但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研究与其本身的成就与影响极不相称,学术界虽然认可其现实主义的价值,但一般认为其总体成就不高,思想陈腐,专于说教,因此难以形成有影响的学术热点。《歧路灯》的研究有待于克服由于时空的距离所造成的主观偏见和误解,通过调节研究视角和评价尺度来开放性地理解文本的价值与意义。本文试图从这部小说对家族命运的关注与对家族文学的开拓的角度,由此进一步理解《歧路灯》的独特价值。 全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歧路灯》的创作动因。从李绿园家世生平与个人经历、以及社会背景方面来理解其对家族文化关注的原因,及作为“父亲”的忧思——对于子女教育问题及因循正途的期待。 第二章、《歧路灯》的家族命运主题。从家族传承与个人教化两部分论述家族与个人命运的主题意蕴。 第叁章、《歧路灯》的家族人物形象:对比的父子形象和转变型形象系列的塑造。 第四章、《歧路灯》的家族叙事结构。其以家庭家族人物作为全书的线索,形成整一紧凑的结构;以家庭环境和家庭家族人物作为时空转换的机制,使得变化有致。 第五章、《歧路灯》对家族文学的开拓。从主题题材、结构艺术、写实艺术、语言艺术等方面评论《歧路灯》在家族小说史上的传承和拓展。
胡世厚[10]1983年在《《歧路灯》的流传与研究概述》文中研究指明《歧路灯》校注于1981年问世以后,引起了文学史界的重视,一些专家学者撰文评论它的得失成败。为了使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实事求是地评价它的思想倾向,艺术成就及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现将《歧路灯》成书至今二百余年来的流传与研究情况概述于后,供同志们参考。一《歧路灯》是清代河南宝丰人李绿园创作的长篇白话小说,一百零八回,六十余万言。据作者自序云:"盖阅叁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
参考文献：
[1]. 《歧路灯》的艺术成就[D]. 王海燕. 首都师范大学. 2004
[2]. 《歧路灯》艺术百年研究述论[J]. 杜贵晨. 南都学坛. 2018
[3]. 教育视角下的《歧路灯》研究[D]. 郑易姝.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6
[4]. 略论《歧路灯》的艺术成就[J]. 孙菊园. 明清小说研究. 1985
[5]. 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流变及地域性研究[D]. 申明秀. 复旦大学. 2012
[6]. 李绿园的创作观念及其《歧路灯》研究[D]. 徐云知.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7]. 简析《歧路灯》研究现状[J]. 郑易姝. 鸭绿江(下半月版). 2015
[8].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研究[D]. 康静.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9]. 《歧路灯》对家族命运的关注与对家族文学的开拓[D]. 彭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10]. 《歧路灯》的流传与研究概述[J]. 胡世厚. 文献.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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