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1]2004年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录文考订》文中认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主要是敦煌研究院施萍婷研究员等对王重民、刘铭恕先生《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的补正。《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因劫经录部分设有“本文”一项。《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对“本文”几乎全部保留，并做了大量改正、补漏的工作，进一步增加了该书的资料性和研究价值。然而作为一部对敦煌学、文献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有着突出作用的工具书，我们有必要对其精确性的要求“苛刻”一些。近年来敦煌文献资料的大量公布，使得重新对斯坦因劫经录部分的“本文”进行校录成为可能。本文即从文献整理的角度，针对《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斯坦因劫经录部分的“本文”中新校订过的二十九个卷号，根据原卷重合真迹，再作一点小小的订补。考订俗字是本文的重要内容，然而，在笔者核校原卷录文的过程中，注意到原校录失误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与不明当时的俗语词有关，因而，在补校的过程中，对于所遇到的部分俗语词也进行了一些粗浅的分析。试图弥补原先录文考订不当而造成的一些遗憾，以期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尽可能翔实的参考资料。
刘波[2]2013年在《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文中研究表明敦煌遗书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四大发现之一，敦煌学随之兴起，其研究范围由文献研究进而由文献研究扩展到美术学、艺术史、石窟考古及石窟保护等方面，蔚为显学。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四大敦煌遗书藏家之一，敦煌遗书的收藏与研究贯穿于其百年发展史的始终，可谓中国敦煌学的中心之一。全面梳理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的关系，通过勾稽、整理档案、日记等原始史料，厘清国家图书馆史上有关敦煌学的相关史实，有助于推进敦煌学学术史的整理，也有助于图书馆界更深入地认识自身与学术发展、文化发展的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加以全面梳理。全文分十章。第一章《绪论》，阐述选题的缘起与意义，此前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概况，以及本文所运用的主要资料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敦煌遗书的入藏与保存》，论述国家图书馆通过政府调拨、藏家捐赠、市场购买等途径，入藏敦煌遗书的经过，同时分不同历史阶段分别阐述国家图书馆庋藏敦煌遗书的历程，包括抗战期间避祸南迁的历史。第叁章《馆藏敦煌遗书的初步整理与对外服务》，论述《敦煌经卷总目》、《敦煌经典目》、《敦煌劫余录》等早期馆藏目录的编纂过程、结构特点及学术成就，在此基础上阐述李翊灼、陈垣、江味农等京师图书馆学者对敦煌学的贡献，并概述京师图书馆时期馆藏敦煌遗书对外服务、参与文献展览的情况与学术影响。第四章《写经组的工作及其成绩》，综论国立北平图书馆写经组的成立、成员、主要工作及其成绩，包括《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续编》的编纂过程与成就，在此基础上阐述胡鸣盛、孙楷第、许国霖等写经组学者的敦煌学论着及其贡献。第五章《拍摄英法藏敦煌遗书并服务国内敦煌学界》，还原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代派员赴英法等国调查、拍摄敦煌遗书的历史，勾勒所摄照片保管、编目的经过，并通过国内学者利用这批照片进行敦煌文献研究的多个案例，阐明这一事件对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北平图书馆时期的敦煌学研究》，综论王重民、向达、赵万里、贺昌群、刘修业等北平图书馆学者的敦煌学论着及其学术成就，并概述北平图书馆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对中国敦煌学的推动。第七章《建国以来的敦煌遗书整理与敦煌学研究》，论述1949年迄今国家图书馆在敦煌遗书目录编纂、缩微胶卷拍摄、图录出版方面的作为，介绍馆藏敦煌遗书残片的整理的经过与成果，阐述唐耕耦等一大批目前仍然活跃在敦煌学界的国图敦煌学者的研究论着及其学术成就。第八章《敦煌文献服务的扩展与深化》，主要概述1949年以来国家图书馆在敦煌学学术服务方面的作为与成绩，包括学术服务的拓展与深化、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的成立与服务、馆藏敦煌遗书数字化，以及文献展览、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等学术活动的组织。第九章《馆藏敦煌遗书的修复》，首先介绍早期的修复实践并对其进行评价，随后阐述“整旧如旧”修复原则的确立与修复方案的制定，并结合相关案例对修复工艺进行具体说明，最后阐述敦煌遗书修复的学术贡献。第十章为《结论》，首先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综论国家图书馆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敦煌学的贡献，并将其放到中国敦煌学史的整体背景下加以考察；其次从对学术大势的把握、便于学术研究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分析1930年代北平图书馆敦煌学研究高潮时期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最后概述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界的互动交流，指出与学术界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于学术机构、学术服务机构的重要意义。全文之后，附有两个附录：其一为《国家图书馆敦煌学编年事辑》，按年编排国家图书馆历史上与敦煌学有关的事件；其二为《国家图书馆敦煌学论着目录》，搜集国家图书馆百年来编纂、发表的敦煌学着作、论文、译着等。通过这两个附录，可以看到国家图书馆对中国敦煌学发展的贡献与影响。
黄亮文[3]2010年在《法、俄藏敦煌书仪相关写卷叙录》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诸位学界先进校录书仪的基础上,尝试增加书仪及相关写卷卷号,将有助于对中古礼制与文化的认识。
蒋玲玲[4]2009年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校录叁则》文中提出通过对照原卷,并依照敦煌文献整理的一般原则,对《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的S.2199、S.2687、S.2894vf做了一些补校,改正了原书中的一些校录错误,以期为研究提供更真实可靠的材料。
曾晓红[5]2008年在《敦煌本《维摩经》注疏叙录》文中提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译经是中国人吸收印度佛教最基本的开端,经疏则是中国人理解、消化、阐发印度佛典思想的见证。《维摩诘所说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经典性着作之一,为历朝历代的宗派祖师及研究者所关注。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维摩经》注疏写卷,这些注疏的抄录年代从前秦到唐宋之交跨越多个时代,大多未为历代大藏经所见,且都是译者本人或其入室弟子为之注解,无疑对研究佛教中国化课题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敦煌遗书一经发现,学术界即对其中的《维摩经》注疏写卷进行了研究,他们撰写题跋、校勘录文、并即时公布复印件或抄本。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李证刚、陈垣在编目、定名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30年代至50年代,日本学者在录文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主要反映在《大正藏》中。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部分《维摩经》注疏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中国学者王重民、刘铭恕在编目方面也取得了极大进展。之后,虽然敦煌写卷图版不断公布,研究条件也进一步改善,对敦煌本《维摩经》注疏的研究也发表了不少成果,但却没有出现对《维摩经》注疏作全面介绍与总结的论着,这使得许多研究出现了滞后、重复劳动甚至引用早已被学术界否定的错误结论的情况。本文在方广锠教授搜集到的未经发表的250余号敦煌《维摩经》注疏的目录基础上,收集相关图版或录文,共得《维摩经》注疏311号写卷,以及百年来各国学者发表的200余篇论着(文),详细地研究每一号写卷,并撰写出叙录。叙录包括以下内容:1、文本定名。2、每件的起迄、存行、书法,并标明在对照本中的起迄页码。3、与该件可缀合之卷号。4、该件写作年代和抄写年代的说明。5、介绍该疏的内容、研究价值,梳理该注疏的流传概况。6、指出该写卷的目录、图版、录文、题记、研究在已经公开出版图书中的册数、页码。7、列举引用或研究该写卷的相关研究论着。为与前人所作的校记性叙录有所区别,本文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撰写叙录。具体撰写方面,力图穷尽材料,希望以我微薄之力,介绍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予学术界研究者以方便,主要特点如下:1、收录卷号力求完备。本文收入了311号敦煌本《维摩经》注疏写卷、200余篇研究论着(文),为相关研究搜集最全的一次。2、纠正前人的一些错误定名、错误观点和错误定年。3、列举相关研究成果,以便学者研究、利用。将每个卷号的研究成果分类着录,一目了然,对学者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力求对敦煌遗书中的《维摩经》注疏作一较为全面的梳理与介绍,充分展示这部分文献的多重价值,希望能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李晓光[6]2014年在《敦煌文献编纂成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敦煌文献是1900年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文书，总数约数万件。其中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约占了总数的90%，佛教文献以外的宗教文献还包括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教）典籍和摩尼教典籍。除宗教以外的文书只占了总数的10%，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涉及到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等诸多方面。敦煌文献编纂工作研究，对档案编纂、敦煌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入探究，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积累，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从敦煌文献被发现就被盗取流失海外至今，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对敦煌文献的编纂成果非常多，其作用和价值显而易见，因此很有必要对敦煌文献编纂成果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对敦煌文献编纂成果主要从其历史沿革、主体、客体、方法上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内容为：分析敦煌文献编纂的历史沿革，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按其演变特点进行分析；研究敦煌文献编纂的机构与人员，按性质分为图书馆系统、博物院系统、科研院所系统、高校系统，并对编纂机构及编纂人员进行研究；对敦煌文献编纂的类型按内容、语言、所藏地、形式和性质来划分，并对各个类型的敦煌文献编纂成果进行分析；对敦煌文献编纂的形式与加工方法进行探析，敦煌文献编纂的体例分图片影印、图文对照和文字形式叁个方面，敦煌文献的编纂加工方法包括敦煌文献材料的考证说明、文件标题的拟定、行款格式的处理、档案内容的校勘、编排顺序、文种来源注明方式和辅文材料的撰写。总之，就是依据档案文献编纂的相关理论，利用现有敦煌文献、敦煌学研究领域关于敦煌文献编纂研究的成果，对敦煌文献编纂成果进行系统性整合研究。
王侃[7]2008年在《<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评述》文中提出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到: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着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校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借未由也。陈先生此言深刻点明目录在敦煌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时过境迁,敦煌遗书发现已百余年,我国学者在敦煌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可谓百花齐放。当今,敦煌学的研究正朝更加深入和广阔的领域发展。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未出现一部科学、实用的敦煌遗书总目录,这势必会影响敦煌学自身的发展。诚如方广锠教授所言,今天,编撰一部科学、实用的敦煌遗书总目,从总体上把握与研究敦煌遗书,已成为世界敦煌学界的共同愿望。编撰这样一部总目录,需要我们对以往目录进行客观的分析,吸取经验教训。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编《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英文名: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1957年大英博物院出版。后收入黄永武《敦煌丛刊初集》第一辑)是敦煌目录史上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具有明确分类的汉文遗书馆藏目录。长期以来,它是研究英藏敦煌汉文遗书的重要工具。本文站在整个敦煌学目录发展史的角度,通过对比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几部重要汉文遗书目录,并以敦煌遗书本身所具有的文献、文物、文字叁方面研究价值以及遗书分类需遵循的叁条基本原则,即以遗书内容的学科属性作为类目设置的主要标准、整旧如旧原则、与既定原则不相矛盾且必须如此之“拟构”为基础,对《翟目》的分类情况、编号系统、着录方式以及附录制作等四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剖析,揭示《翟目》的编制特点,并对该目录之特点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以期能为总目录的编撰提供有益的参考。
李强[8]2008年在《敦煌写本《籯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敦煌写本《籯金》,是一部失传类书,共有9个卷号,英藏敦煌文献中保留有3个卷号,法藏敦煌文献中保存有6个卷号,唐李若立撰。《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都没有着录。根据敦煌写本《籯金》叙录得知原书分为五卷百篇,目前保留的主要有卷一第一至第二十篇,卷二第二十一至叁十二篇,卷叁第四十八篇和第五十叁至五十八篇。罗振玉、刘师培、王重民以及王叁庆等对《籯金》作过题跋叙录及粗略研究,认为李若立为唐代人,无略出字样,当为李若立原书,这部类书除了辑补佚书有所帮助之外,“则注文脱讹,几不可读。叙文亦然,均未足据依也。”其中王叁庆先生对《籯金》作了释文,但是错误甚多。本文主要对P.3363、P.2537、S.4195、S.5604、P.3907、S.2053、P.3650、P.2966、S.7004、P.4873等9个卷号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可分为李若立原作之《籯金》、阴庭诫删节之《籯金》、张景球改编之《略出籯金》和《籯金字书》。第一,李若立撰写《籯金》原本,敦煌文书中保存有P.3907、S.2053两个卷号,根据《籯金》内容研究得知,编撰《籯金》的目的是博采众长、删繁就简;编撰的时间开始于武则天统治期间,完成于唐中宗神龙年间,即神龙二年十月将中央政府迁回长安之前。第二,阴庭诫删节《籯金》,敦煌文书中有P.2966、P.3363、P.4873、S.5604.等4个卷号,阴庭诫是州学博士,大约在吐蕃占领前为教授学生对《籯金》进行删节而成新作,对《籯金》原有内容进行删节,使其变得简单实用,但是阴庭诫的改编过甚,虽然保留了五卷百篇的规模,分卷基本上相同,但是他对其中语对事例附注作了大量的改动,很多部分解释出现偏差。第叁,晚唐敦煌名士张球改编之《籯金》,敦煌文书中保留P.2537、P.3650等2个卷号,张球改编而成《略出籯金》,不仅仅是简单的删节改编和规模压缩,从格式到内容作全面的修订和改编,有些部分进行重新撰写。《略出籯金》,有其优点,内容条目简略精炼,但也存在很多不足,很多篇有叙文无事例附注,失去了《籯金》原貌。
韩锋[9]2007年在《敦煌本儒家文献研究》文中认为敦煌文献的发现，是我国也是世界上20世纪最重大发现之一。中国学者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为起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逐步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在敦煌文献中，儒家类文献虽然占极少的部分，但也已是“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了，不仅卷帙多，种类繁杂，而且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即敦煌儒家文献主要是写本，从六朝到五代宋初，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比我们现在所用的宋元善本为早，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敦煌本儒家文献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仅保存有学校的教材、学郎的作业，还有一些明显体现着敦煌地区特点和编撰特色的史学文献。这些文献，对敦煌地区的历史、教育、语言文字及社会风俗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近年来，敦煌本儒家文献的专题研究，如对儒家经典、蒙书、书仪等方向的研究较为深入，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敦煌本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整体的把握。因而，本论文试图对敦煌本儒家文献从整体上来进行探讨和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儒学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敦煌本儒家文献的来源、分类，敦煌本主要儒家文献的整理研究及其史料和历史研究价值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探讨。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敦煌地区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总的来说，以儒学的传播发展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在敦煌地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敦煌特殊的地理历史环境、统治者的政策和措施以及一些文学硕儒的努力都促进了儒学在敦煌地区的繁荣和发展。经过本地儒者的撰述，政府的推广和民间的流传，大量的儒家文献在敦煌地区广泛流传，对当地的经学、史学、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敦煌本儒家文献进行分类，是分析、把握、研究敦煌本儒家文献的前提，但是，迄今不见对其专门的分类研究。本论文的创意就是从总体上对敦煌本儒家文献进行分类研究。即在前人对整个敦煌文献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尝试着把敦煌本儒家文献分为四大类：经典类、历史类、蒙训类、杂着类。这个分类仍然是粗略的，仅仅是笔者的一个尝试。随着对敦煌儒家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会总结出更为科学严谨的分类方法。在敦煌本儒家文献来源问题的研究上，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本论文也提出了我们新的见解，认为这些文献主要来源于本地撰述和外地传入。
陈大为[10]2008年在《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文中认为中古时代的敦煌是一座传统的佛教名城,寺院林立,又因为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材料,因而,敦煌佛教史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寺院经济、僧官制度、僧尼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佳作迭出。这些研究成果多将敦煌寺院看作一个整体,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大大地推动着敦煌佛教史的深入,同时也存在对各个寺院的具体情况不甚了然的状况。如果能对敦煌僧寺作个案分析,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这对于推动佛教社会史研究的深入,无疑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以“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采取个案研究与整体把握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历史沿革的过程进行历史学的考察。文章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个案研究篇择取敦煌净土寺和龙兴寺两个僧寺进行研究,下篇整体研究篇涉及敦煌寺院的建筑、僧寺与尼寺的比较及敦煌寺院的福田事业叁个部分。以传统的文献学、佛学研究方法为基础,侧重于对史料的甄别和历史进程的考索,注重揭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变迁的过程和原因,探析敦煌僧寺在人们信仰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宗教学和社会学理论,重在从实证中提升观点和认识。虽无意也不可能如兰克(Leopold Rank)所言“重建过去如当时发生一样”,但仍力求做到“从史实中求史识”(陈寅恪语)。希冀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世俗与宗教、思想与信仰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提供一些新观点和新视角。由于敦煌的佛教僧团是个整体,许多活动都是在都司的领导下统一进行的,因此各寺的情形存在共同之处,即一般性;但由于寺院规模、经济实力、僧人情况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使其各自的发展又呈现出不同之处,即特殊性。本文着重对敦煌僧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作具体考察,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本文还试图将敦煌僧寺纳入到整个中古社会佛教发展的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考察这个时期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地区的佛教是如何发展的,探讨其在整个中国中古佛教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为我们进行中古佛教的研究提供了个案,同时也开辟了不同于以往研究方法的另一条道路。本文研究的另一视角系探讨敦煌僧寺在中古敦煌地区的活动情况,与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人群的关系,从而展示其在敦煌乃至河西地区世俗政权、下层民众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凸现其作为社会群众的宗教性场所的人间性与世俗性的特征,全面体现佛教对世俗社会事务的渗透,并对佛教的社会功能的诠释上做出新的有益的尝试。研究表明:敦煌的佛教是社会化、世俗化很深的宗教,注重入世、注重人事是其重要特征。敦煌寺院并非遗世独立之所,而是敦煌地区宗教性的开放场所;敦煌僧侣也并非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与世俗社会息息相关。佛教寺院和僧侣通过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娱乐等各种途径来沟通并调整与世俗社会有机的互动关系,在社会秩序自我调适的方式上表现出同生共存、互相联结诸特征。寺院已经成为本地区人们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这些中心往往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敦煌寺院一般位于沙州城内或者其附近),更是人们心目中的“中心”,即精神追求与物质倚赖之所在。敦煌寺院也不仅仅是建筑物,俨然成为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交流与连接的桥梁和纽带,从而在较大范围内维系共同生活。
参考文献：
[1].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录文考订[D]. 支那.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2]. 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D]. 刘波. 河北师范大学. 2013
[3]. 法、俄藏敦煌书仪相关写卷叙录[J]. 黄亮文. 敦煌学辑刊. 2010
[4].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校录叁则[J]. 蒋玲玲.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9
[5]. 敦煌本《维摩经》注疏叙录[D]. 曾晓红.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6]. 敦煌文献编纂成果研究[D]. 李晓光. 辽宁大学. 2014
[7].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评述[D]. 王侃.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8]. 敦煌写本《籯金》研究[D]. 李强. 兰州大学. 2008
[9]. 敦煌本儒家文献研究[D]. 韩锋. 兰州大学. 2007
[10].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D]. 陈大为. 上海师范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