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锋[1]2003年在《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消费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已经全面摆脱了短缺经济时代，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大多数商品出现供过于求，市场竞争剧烈，并且，最近几年市场已经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国家连续几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自1998年连续八次下调银行存贷款利率，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并非很理想，而且，这样的政策不能持久。增加国内有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启动和引导居民的积极消费才是持久的、长期的。本文从多方面研究了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演变趋势、特征和规律，并运用西方新古典消费理论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对改革开放前后(主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第一，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定性分析。本章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依据，分叁个时期分析了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所处的外部环境及其自身行为特征，从而奠定实证研究假设：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双轨制”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分别适用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以下简称叁大理论)。 第二、对不同时期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1952～1978年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现期收入水平，消费是短视的，一期的，预算约束很强。农村居民的消费除了受当年货币收入影响外，还受其当年实物收入和工农业产品比价因素的影响。1979-1992年，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都具有“不可逆性”和跨时消费性。城镇居民所享受的补贴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影响较弱，不具有解释力。农村居民的过去消费对现期消费的影响也很弱不具有解释力。但从全国来看，过去消费对现期消费是有一定影响的。1993年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全国居民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而城镇居民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相反，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农村居民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全国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大于暂时收入弹性。城镇居民的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消费收入弹性都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弹性。 第叁、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演变特征研究。本章详细研究了改革开放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八大类消费品消费结构演变趋势和变动速度以及消费倾向的变动特征。结果表明，各类消费品的消费支出稳定增加，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消费结构变动速度逐渐加快。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比重呈下降趋势，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品的消费比重呈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演变及1〔形响因素研究增加趋势.但各类消费品在城镇和农村居民之间及不同时期，消费结构和消费倾向变化不同.而且各时期居民消费行为的演变特征很好地解释了当时社会形态和经济制度的变革。 第四、中国居民消费差距研究.本章研究了中国居民地区间消费差距、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以及居民内部消费差距.地区间城镇居民拥有耐用品数量差距不断增大，消费品档次越高差距越大。东部和西部消费支出差距先增大后缩小，东部和中部消费支出差多巨是逐渐增大的，而西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逐渐超过了中部.城镇居民内部消费差距增大，而农村居民内部消费差距是先增大后缩小.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地区差距逐渐增大，并且东西差距大于东中差距大于中西差距.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东西、中西差多巨先增大后缩小，特别是中西差距明显缩小，而东中差距一直增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总的是先缩小后增大。 第五、研究了中国社会保阵制度改革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及政策选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改革对居民消费支出、消费预期和消费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方式.而这种影响也是改革的特定时期，即制度的不完善所造成的非制度变迁所期望的效果。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已经成为我国扩大居民消费，提高消费倾向的重要制约因素.如住房制度的货币化改革对居民消费行为有直接的影响. 第六、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趋势预测.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过程主要反映在消费结构上，而消费结构主要受居民收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力水平相对稳定，而居民收入在不同阶层之间有较大差距，则消费结构差异明显.本章主要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研究同一截面上随着各阶层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并进行趋势预测.
刘思亚[2]2016年在《关系嵌入性、养老保险与农户消费》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消费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消费经济学、消费社会学、消费文化学、消费心理学研究的兴起,消费研究的视角不断得到拓展,消费的研究内容不断注入新的元素。我国农村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一个特殊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相当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养老保险等各种正式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严重缺失,农村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对消费产生抑制。现有研究在探讨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的过程中,主要从农村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切入,而忽略了中国农村居民长期以来依赖的非正式制度。毋庸置疑,嵌入了互惠、互助和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借助社会关系网络,农户可以有效地降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从而弱化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农户消费。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引入关系嵌入性的农村非正式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的正式保障制度安排,研究农户的消费问题。本研究在嵌入性理论、消费经济理论、社会保障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将关系嵌入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农户消费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架构,将关系嵌入性视为一种非正式的保障制度安排,并纳入养老保险这种正式保障制度,考察了这两种制度安排对农户消费的影响路径和机制,探求关系嵌入性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农户消费的作用机理,并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并提出本文相关命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数据,综合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分位数回归、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多元化等多个角度实证检验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的政策建议。研究的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农户消费呈现出总量提高结构优化的趋势,但不同区域之间农户消费差距明显,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水平亟待提高、消费结构也尚待进一步优化。首先,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的消费水平呈现出递增的趋势,恩格尔系数在逐渐降低。同时,农户的消费倾向变化总体上显示为下降的态势,但是消费波动较为频繁。其次,农户的消费结构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在持续增长,其消费支出比重也在不断攀升,表明农户消费结构在不断改善。最后,虽然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户的相对消费差距逐渐缩小,但就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而言依然差距明显,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农户发展型、享受型的消费比重明显更高,消费结构更优。第二,关系嵌入性作为非正式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障这种正式保障制度通过弱化不确定性预期来影响农户消费,且两者具有复杂的相互关系。理论研究表明,缴纳养老保险费降低了农户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了农户整体的消费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关系嵌入性的收益率越高,农户的消费水平也会越高。同时,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的财富比例下降,关系嵌入性的收益率增加时,农户的消费水平会提高更多。此外,在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关系嵌入性的收益率越高,农户的消费水平会提高,但整体拘于低位;随着养老保险参与及缴费档次的提高,关系嵌入性会助推农户消费进入一个更高的区间,不过提升幅度在逐渐下降。第叁,关系嵌入性对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水平总体上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而养老保险则相反。对于低消费、低收入群体,关系嵌入性作为非正式保障制度有助于缓解养老保险这种正式保障制度对农户消费水平的消极影响。首先,相较于高消费水平农户而言,关系嵌入性对低消费水平农户的边际效用会更大。而参与养老保险仅对低消费水平农户有显着的负面影响,对高消费水平农户无显着的影响。因此,对低消费水平农户而言,关系嵌入性会显着弱化养老保险参与对农户消费水平的消极影响。对高消费水平农户而言,关系嵌入性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其次,关系嵌入性对农户水平影响的显着性不受收入水平的干扰。而参与养老保险仅对低收入农户具有显着的消极影响,对高收入农户无显着的影响。因此,对低收入农户而言,关系嵌入性会显着弱化参与养老保险对农户消费水平的消极影响。最后,养老保险收支净额越大,农户消费水平越高,而这种正向关系也会被关系嵌入性这种非正式保障制度弱化。第四,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都有助于欠发达地区农户由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改善农户的消费结构,但对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消费水平的农户影响程度各异。与此同时,关系嵌入性弱化了养老保险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首先,关系嵌入性对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及其比例具有显着的“促增效应”。养老保险参与也会显着降低农户生存型消费支出比重,而增加了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比重,改善农户消费结构。关系嵌入性弱化了养老保险参与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意味着,农户对关系嵌入性这种非正式保障制度的依赖会弱化其对养老保险这种正式保障制度的依赖。此外,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参与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会由于年龄和收入水平的差异性以及分位点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第五,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都会显着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的多元化,提高农户消费的合理性。相对于关系嵌入性这种非正式保障制度而言,养老保险这种正式制度对农户消费结构带来的改善作用更大。首先,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参与都会降低农户消费集中度,促进农户消费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关系嵌入性会弱化养老保险对农户消费集中度的消极影响。其次,相对而言,养老保险这种正式保障制度对农户消费结构带来的改善作用更大。养老保险对农户消费多元化的贡献率达到7.33%,而关系嵌入性的贡献率仅为0.23%。最后,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参与对农户消费多元化的影响会由于年龄和收入水平的差异性以及分位点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随着养老保险逐步完善,关系嵌入性的保障功能逐渐弱化,其对消费多元化促进效应也会逐渐减弱。研究可能的创新第一,将关系嵌入性视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安排对转型经济体中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视角的创新有助于进一步解开“中国农村低消费率之谜”。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户消费具有复杂影响。由于养老保险等农村正式社会保障制度较为薄弱,现有研究在探讨农村居民消费的过程中,大多关注正式保障制度而撇开了中国农村居民长期以来依赖的非正式制度。事实上,长期以来农村的保障制度更多依赖于家庭和社会关系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供给。毋庸置疑,嵌入了互惠和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村的消费脱离了两种制度的结合,就难以诠释和分析“中国农村低消费率之谜”。为此,本文融合关系嵌入性和养老保险的综合视角,在规范的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范式内对探讨影响农村消费影响因素,特别是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该研究视角有助于研究结论和政策的创新。第二,本研究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以及消费多元化等多个层面探讨农户消费变化的形成机理,丰富了农户消费研究的内涵体系。中国农户消费需求不足一直是困扰着总体消费提振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现阶段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户消费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水平偏低,而且暴露出结构不合理和持续动力疲弱等诸多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并不拘泥于探讨农户消费水平的单一维度,而是从农户消费水平、农户消费结构和农户消费多元化等多个层面展开分析,全面揭示了欠发达区农户消费情况,从而丰富了农户消费研究的内涵体系。第叁,探索了正式保障制度和非正式保障制度对不同群体农户消费影响的异质性,揭示了农户消费行为的人口学特征。对于不同收入、不同年龄的群体而言,养老保险这种正式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不确定性缓解功能存在差异,而且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运用及预期也有所不同。为揭示农户消费行为形成的人口学特征,本研究将样本按照年龄、收入进行分组讨论,并区分不同消费水平进行分位点回归,从而探索了养老保险这种正式保障制度和关系嵌入性这种非正式保障制度对不同群体农户消费的异质性。
黄容[3]2014年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叁驾马车”,它们的增长速度和质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净出口和投资拉动。2008年世界性金融风暴严重影响到我国净出口,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终消费疲软,会造成投资的盲目扩大,最终致使生产难以被消化,势必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这些与我国当前试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标不相符。为此,只有通过提高国内最终消费需求,形成以国内最终消费需求为主导,消费、投资、净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增长。然而,事实上我国消费市场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内消费不足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扩大国内最终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居民消费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由于受到收入差距、环境差别、产品结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造成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低下,其消费能力不如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强,农村居民占我国人口一半以上,却只占全国消费品消费总额的叁分之一。因此,相当长时期内应将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农村。国内学者从多种角度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忽略了与我国国情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我国存在的大量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大量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和居民消费关系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成果对于劳动力流动与居民消费缺乏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其内容也缺乏系统性地研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人们价值观念、收入等一系列问题的改变,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具体传导机制是什么,都有待于深入研究。参考己有的研究成果,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创新：(1)理论方面,已有文献对于劳动力流动与居民消费这两个领域缺乏综合性的分析框架,没有深入揭示劳动力流动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制,本文详细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深入分析了两者的内在联系,这对于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促进农民消费具有重要的价值。(2)实证方面,已有研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定性分析层面,定量研究较少,而现有定量研究的数据也基本是通过对某个地区的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得来的,本文不但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宏观数据研究,同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微观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全面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3)跨学科研究,将人口社会学与消费经济学相关学科知识结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突破劳动力流动研究仅局限于人口社会学领域,消费理论研究局限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思路。本文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研究如何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改善居民消费结构,详细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除此之外,采用宏微观数据同时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根据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提出了选题背景,研究目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安排和研究思路；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外研究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主要有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和托达罗模型,此外,国外学者还研究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国内主要分为总体描述阶段和专题深入阶段,总体描述阶段主要是对劳动力流动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并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原因、劳动力流动的特征、估计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以及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影响等,专题深入阶段主要探讨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流动对迁出地的微观影响,以及外来劳动力的特殊脆弱性等。然后,对当代国外消费理论进行了整理和回顾,并阐述了消费理论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与发展,消费理论主要有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随机游走假说等,国内学者根据这些基础理论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演变、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消费函数和消费结构等。最后,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成果。第叁章,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演变过程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动历程分析。首先描述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演变过程,主要分为劳动力流动的演变轨迹、演变特点以及原因；然后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消费变动历程,主要分为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变动历程,对消费水平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对消费产生影响也主要通过收入起作用,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居民食品、衣着消费支出呈下降态势,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居住消费支出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家庭设备等在波动中呈现下降态势；最后分阶段考察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决定了消费水平。第四章,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理论分析。首先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劳动力流动通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对消费观念的影响、对收入预期的影响以及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进而对农村居民消费发生作用；然后在提出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流动劳动力追求预期净收益现值最大化、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其收入高低成正比、不考虑收入的税负问题等基本假定基础上,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对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微观关系进行模型推导。第五章,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实证检验。在分析各因素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农村199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eviews计量软件,分别对全国层面、分区域层面中国居民消费方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通过对收入、消费观念、收入预期、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居民消费,且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其影响程度也不同。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根据劳动力流动、收入变化、消费习惯以及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积极有效地引导和培养居民消费行为,有利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外,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这是一项基于微观截面数据的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模型中的大部分解释变量都对居民消费有影响。第六章,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实证检验。利用线性几乎理想需求系统(LAIDS)模型实证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对衣着、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支出方程的截距有显着影响；对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支出方程的斜率有显着影响；对食品、居住、家庭设备用品无论从截距还是斜率影响都不显着。同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微观数据实证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人数不同,对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第七章,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劳动力流动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劳动力流动改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收入预期对农村居民消费起重要作用,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影响；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采取措施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改变消费观念,完善相关社会保障,优化农村消费供给结构。
马健[4]2007年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和不确定性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消费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叁驾马车”之一，其占GDP的比重远高于其他支出。而在最终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始终占主导地位，数量及其变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很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支出也相应增长，但消费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收入增长速度，因此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不断下降，居民消费率也相应下降。由于消费一直处于疲软状态，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经济紧缩、需求不足的现象，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因此，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之取向。本文就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和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现实，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两方面做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现状进行了多角度的描述，分别从宏观视角和微观结构两个方面得出结论：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但消费倾向和消费率不断降低；消费结构变动较大，但升级面临着一定压力。其次本文结合理性预期持久收入(REPIH)假说和λ假说，从分收入阶层和分地区两个角度建立了Panel Data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进行初步检验和研究。然后，通过引入不确定性对模型进行扩展，继续从分收入阶层和分地区两个角度建立Panel Data模型研究不确定性情况下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并得出不确定性是影响消费过度敏感性的重要因素的结论。最后，得到结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得居民消费支出预期发生了明显变化，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应该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实施不同鼓励消费的措施；应加快相关制度的改革步伐，进一步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使居民对自己未来消费支出有稳定的预期；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等。此外，还根据本文所作的主要工作和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王媛[5]2012年在《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在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的当今，消费领域却也出现了“反常”表现。尤其自1992年传统福利体制瓦解以来，纵观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历程可以发现其消费意愿不强，消费信心不足，无论是消费贡献率、居民消费率还是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持续走低。因此，本文立足于制度变迁的大背景，将作为居民消费主体的城镇居民视为研究对象，建立在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尤其是预防性储蓄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以及行为经济观点的基础之上，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印证，外部客观因素和内部主观因素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进行分析阐述，从而深刻剖析造成城镇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所在。其中，外部客观因素主要从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两方面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程度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内部主观因素主要从“损失规避”和“心理账户”的行为经济学观点出发以探析造成消费疲软的内在原因，最终旨为扩大内需，从而提高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质量，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张邦科[6]2011年在《湖北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十多年来,湖北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储蓄居高不下和投资过热的同时,居民消费需求却呈现萎缩,致使经济增长遭受严重的市场需求约束。鉴于此,本文运用消费经济、计量经济等理沦对湖北的居民消费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考察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构建消费函数模型,挖掘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变量和相互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该项研究不仅对提振湖北居民消费,推动湖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扩大我国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全文共有9章。除首尾两章外,其余各章均可独立成篇却又统一于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逻辑框架之中。鉴于近年来湖北省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与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论文主要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两个方向展开。第1章导言,主要阐述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并对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第2章湖北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分析,为后继研究做铺垫。第3章湖北居民消费不振及其原因分析。首先从“有钱不花”和“无钱可花”的视角分析近年来湖北居民消费低迷的原因,发现近年来湖北省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与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接着分析和比较了湖北居民部门收入、企业部门收入和政府部门收入对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发现居民部门收入占比增加必然导致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净增。最后剖析了近年来湖北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发现近年来湖北发生了显着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以及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均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资本劳动比和税负水平的变化均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而国际贸易、国内贸易、FDI、公有经济比重的变化以及金融深化均对劳动收入占比无显着影响。第4章湖北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随机游走假说和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均不能完全解释湖北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湖北城乡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均是过度敏感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大于城镇居民的。第5章湖北居民消费随收入波动的非对称性与城镇化、就业率及社会保障的影响。湖北城乡居民消费均紧跟当期收入变动,农村居民的消费变动幅度显着大于城镇居民。随着制度的变迁,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均发生明显的变异。当收入由增加转向下降时,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无显着变化,而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显着上升,企图维持其消费水平不变。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城镇化明显地促进了农村和城镇的居民消费,而1999年以来城镇化的影响很小。1980年以来农村和城镇就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微弱。2000年以来农村和城镇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促进了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第6章人口年龄结构对湖北居民消费的影响。1990年代中期以来湖北少儿抚养系数与其居民消费率显着正相关,老年抚养系数与居民消费率显着负相关,表明少儿抚养系数的急剧下降和老年抚养系数的上升是湖北居民消费率迅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预测,不久的将来湖北居民消费率的下降趋势会发生逆转。随着生育率下降速度的放慢和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家庭的养老负担加重,且遗赠储蓄也会趋于下降,从而会减少家庭储蓄,导致居民消费率上升。第7章财政支出对湖北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湖北省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无论是总体上还是结构上都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在财政支出总体层面,1980-2000年湖北省财政支出与全体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而2001-2008年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产生了替代效应。农村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关系的变化趋势和全体居民消费的大致相同。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除1992-1998年有微弱的挤进效应外,其他年份都是挤出的。2001年后挤出效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农村。在财政支出结构层面,基本建设支出除1982-1984年外对全体居民消费都是挤进的,对城镇居民消费是先挤出后微弱挤进,而对农村居民消费一直有较强的挤进。民生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和对城镇居民消费都是挤进的,对农村居民消费呈现先挤进之后挤进挤出交替。政府部门经费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都是挤出的,除2006-2008年外挤出了农村居民消费。财政支出对湖北居民消费存在非线性效应。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很可能抑制而不是促进湖北居民消费。财政支出在城乡之间运行机制的差别已经明显缩小。第8章湖北城镇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湖北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特征变量,而且还显着地受到城镇的影响,城乡之间存在着联动机制。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属于“生产性消费”,这说明农村居民消费不是盲目效仿,而是开始注重长远规划,开始呈现理性特征,但还不成熟,还需因循利导。同时需要克服城镇居民在住房支出上的消极的示范影响。第9章总结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庞楷[7]2009年在《中国城镇居民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叁十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迅速,其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然而,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凸显出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与广大消费者的保险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第一,商业保险的覆盖面过窄,表现为人均保单持有量、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等指标均处于较低水平。第二,居民保险消费结构失衡,例如,人身保险消费中的人寿保险比重过大,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比重过小；投资型保险比重过大,保障型保险比重过小。第叁,居民的保险消费表现出显着的区域差异,东部发展快,规模大,中西部明显落后；城乡以及大小城市间具有显着差异；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也明显落后。这些现象的产生既有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原因,也是居民保险消费行为规律在特定环境下的必然结果。对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居民人身保险消费行为是宏观人身保险需求的微观基础,保险消费行为理论是保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的研究是要发掘现代社会居民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的特征及其变化的规律,这将有利于解释各种各样的保险现象,也将进一步充实现代保险理论。其次,作为现代社会居民消费的重要内容,人身保险消费既具备一般消费的基本特征,又带有自身特色；既能够实现消费者风险的转移,又可以发挥一定的投资功能。然而,人身保险消费需要一定的保险知识,国内不少居民的人身保险消费行为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本研究有利于引导我国城镇居民的理性保险消费。再次,人身保险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对居民初次分配结果的再分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都处于社会经济改革的风口浪尖。商业保险已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弥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规模、保障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大力发展商业保险是必由之路。对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特征的研究与探索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商业保险的全面合理发展。最后,保险消费与保险行业发展密切相关。保险消费是保险产品生产的目的和归宿,同时也是对保险产品和服务的一种检验。当前我国保险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与保险消费者的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保险市场恶性竞争的存在与消费者过分关注保险商品价格有关；营销体系的变化,营销员队伍的不良表现与消费者保险知识的缺乏以及对保险代理人的过度依赖有关；产品结构的失衡则与消费者消费习惯和储蓄偏好等有关。这些现象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我国城镇居民保险消费者行为的特征。对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另外,保险公司的经营策略、竞争战略和产品创新都须围绕特定区域内的居民消费行为特征来制定,而保险公司由粗放式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保险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区域结构的优化等都有赖于对我国居民保险消费行为进行深刻剖析。城镇居民是当前中国商业保险消费的主要群体(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城镇居民在居民保险服务消费支出中占比达90%),其行为特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我国城镇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其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特征进行研究,剖析其历史演进过程,并探索其行为特征,从需求方、供给方、环境等叁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问卷调查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在对我国城镇居民的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的趋势进行分析基础上,展望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保险公司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应对策略。本文的研究内容分为六个部分共九章。第一部分为导论,该部分阐述了论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对国内外学者就消费者行为和保险消费行为的研究进行了一定范围地梳理和总结,并就全文的研究方法与框架、创新与不足等做一简单交代。第二部分包括第一、二章,‘从经济学和行为学角度奠定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一章对研究对象做了基本界定,对保险消费的一般经济理论进行了阐述,提炼出了保险消费的特殊性,以便后文对研究对象的准确把握；消费理论的大多数结论与推理指向消费者的总体消费,显然对保险消费行为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保险需求理论则是前人对保险消费行为及需求研究的部分成果；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保险消费活动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它也决定了居民保险消费行为的部分特征表现。第二章对保险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进行分析。主要利用消费心理学、行为学、营销学等理论来分析保险消费者的一般心理行为特征。介绍了消费行为的一般规律,消费决策的一般过程及其影响方式,随后对保险消费活动中各个阶段的心理与行为表现进行了分析和归纳。第叁部分暨第叁章,是对我国城镇居民保险消费行为历史与现状的简要分析。从宏观角度对我国保险消费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并得出我国城镇居民保险消费行为的总体特征,保险消费的水平以及保险消费的结构是本章重点考察的内容。最后,在总体上得出了一些我国城镇居民的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的特征。第四部分为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从需求方、供给方以及环境等叁个角度对我国城镇居民的人身保险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既有一般性,同时也大多表现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诸多特殊性。正是这些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城镇居民特有的保险消费水平、结构及行为过程。第五部分暨第七章,利用对四川地区部分家庭的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进行统计与实证分析,在描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前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着重考察了是否购买保险、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收入水平情形下的保险消费者的属性及认识等方面的差异。第六部分暨第八章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保险消费行为的趋势及其影响。对我国城镇居民保险消费行为趋势的展望是基于前面各章对其行为特征和影响规律的探讨结果所做的理性判断,同时还就该趋势对保险行业与保险市场的发展趋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最后提出了一些保险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应对思路。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论文的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虽然国内外对保险消费与保险需求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系统地研究我国居民的保险消费行为,尤其是专门针对我国城镇居民的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的研究尚少。本文尝试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理论,以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为线索,将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置于需求方、供给方以及环境等多因素影响下来综合考察我国城镇居民在人身保险消费活动中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把城镇居民作为多重性质的复杂个体加以分析,突出其拥有有限知识和有限信息,受到种种制度文化约束以及自身习惯和心理影响等特征,并就保险消费行为演变趋势对保险行业、保险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对引导我国城镇居民理性保险消费和保险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以对四川地区部分城镇的问卷调查和对保险从业人员访谈的方式为基础来展开实证研究。首先,本文将消费心理学、行为学理论与保险消费的特殊性相结合对我国城镇居民在保险消费的各个环节中的心理和行为表现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其一般性特征。其次,本文结合研究目的设计了包含了消费者对于自身风险的评价、对保险行业的认识和评价、对保险的认识和利用以及对政府作用的期望等内容等问题,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获得了511份包含全国12个省市的城镇居民家庭调查问卷,为了体现数据的代表性本文最终仅采纳了四川地区382个家庭的有关其保险消费的相关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统计描述和集群分析,以是否购买保险、居住地、收入水平为标准分别讨论了不同特征条件下居民的行为表现差异。最后,为了掌握我国城镇居民保险消费行为变化的趋势,本文还运用了历史分析方法,比较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消费者的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特征,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历史变迁以及区域差异,为论文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支持。第叁,选取我国城镇居民的人身保险消费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城镇居民是当前我国保险消费的主体,另一方面,当前居民的保险消费活动主要体现在对人身保险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上,从而可以进行既突出重点又有针对性的研究。我国城镇居民还直接面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住房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改革等等诸多问题。论文在对我国城镇居民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的研究中着重分析了经济转轨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文化制度等环境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厘清了我国城镇居民保险消费的险种结构、区域差异、社会阶层差异等特征，最后也得出了一些结论与观点：城镇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程度与其购买商业保险情况正向相关；城镇居民的主观风险感受而非客观风险与其保险消费正向相关；大城市与中小城镇的居民相比更加质疑保险行业的诚信,更少的爱到个人保险代理人的影响；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明显更多地关注保险产品条款内容等。
肖攀[8]2015年在《保险业非均衡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经济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保险业发展的经济驱动功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基础的逐步夯实和保险行业机制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保险业持续保持强劲发展态势:保险市场主体不断增加,保险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保险行业投资渠道不断完善,保险市场效益不断提高。我国保险市场已经从一个起步较晚、水平较低的欠发达市场一跃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快的新兴保险市场。然而,由于各地区初始资源禀赋与政策战略导向等多方面原因,我国保险总量的大幅增长并未带来各地区保险业的同步发展,区域之间以及各省域之间保险业发展水平与结构的空间非均衡特征逐步凸显。与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同步,我国经济也始终保持高速发展态势。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在年均8%的高位上运行。并且在2012年我国就以高达51.9万亿元的GDP总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快速的增长速度背后,我国严重依赖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日益凸显经济增长质量堪忧的难题,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水平差距也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从“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已有的研究表明,保险业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保险业所特有的风险分散、资金融通、经济补偿与储蓄替代、社会管理等职能以及保险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正向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速度提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保险行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稳定剂”。但目前,关注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因此,就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探讨我国保险业非均衡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影响效应与影响特征,分析不同保险业发展水平下以及不同“保险—经济”协调发展程度下,保险业发展水平、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路径及其差异,对于科学检测与评价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经济驱动功效,推动我国保险业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论文在分析归纳国内外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文献及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研究实际,首先采用相对保险深度测算了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采用CR4指数和HHI指数测算了我国保险业发展结构,然后基于ER指数、EGR指数和LU指数全面分析了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与发展结构空间非均衡的存在性及其特征。研究表明: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与发展结构都存在显着的空间非均衡与极化特征,且东、中、西部地区内部,整体保险业、财产保险业以及人身保险业发展水平与发展结构的空间非均衡程度与极化程度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并呈现不同的演进态势。接下来,论文在进一步明确经济增长质量定义及其外延与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综合指数法系统测度了我国各省域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采用ps俱乐部收敛模型全面分析了我国省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性特征、地理布局与动态演进趋势,并利用逻辑选择模型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收敛俱乐部形成的内在动因。研究表明:考察期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平均影响最大,其次是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平均影响最小。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差异显着,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最高,其次分别是中部和西部。且东、西区域内部经济增长质量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中部区域内部经济增长质量差距呈现进一步缩小趋势。我国30个省域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整体上可以分为5个收敛俱乐部和5个发散单元,且各俱乐部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趋势及其演进路径同样存在显着差异。在此基础上,论文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非均衡与省域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水平差异的典型现实,基于人身保险的典型功能,对比建立不存在人身保险的经济模型与存在人身保险的经济模型,分析了人身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基于财产保险的典型功能,对比建立不考虑风险的经济模型、考虑风险的经济模型以及同时考虑风险和财产保险的模型,分析了财产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为了进一步阐释保险业非均衡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与影响路径,论文基于ramsey-cass-koopmans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构建了保险业非均衡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阐释保险业非均衡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动态多重均衡机制:由于保险业发展对经济系统的渗透是持续变化的,这使得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均衡稳定关系并不唯一,而是可能在特定的阶段和特定的地区存在各不相同的鞍点均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保险业非均衡发展带来的边际产出的差异将导致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相互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进而使得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多重均衡现象。当保险业发展水平跨越某一临界值时,保险业发展的经济驱动功效将有效显现,过低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将可能导致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为了验证理论命题的正确性,论文采用前沿非线性计量模型——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对财产保险业发展规模与结构以及人身保险业发展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发展的非均衡性,我国财产保险业发展规模与结构以及人身保险业发展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存在显着的门槛特征。财产保险业发展规模与结构以及人身保险业发展规模与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都将随着自身发展水平以及自身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变化而发生平滑的非线性转换,并且这种转换效应在财产保险业与人身保险业之间存在显着差异。为了进一步分析实证模型分析中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论文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相应的检验结果很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验证了理论命题的正确性。最后,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论文结合当前国际保险业发展趋势和我国保险业发展现状,就我国保险业发展如何高效助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刘双[9]2016年在《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消费是驱动经济内生性增长的主要动力。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到“新常态”。2015年10月召开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全会明确提出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拉动作用,着力扩大居民消费规模和水平。国家为改善农村居民的民生问题同时也为了释放农村的消费活力,最近10多年一直在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农村居民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在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出现显着改善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如各省份之间以及城市和农村之间社会保障力度和覆盖面差距较大的情况。农村社会保障总体上是否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整体消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及其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从地理空间上是否具有示范效应和收敛效应?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不同消费阶层和收入阶层消费行为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具体的社会保障相关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什么影响?一些典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又是如何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安排的?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前,这些问题都亟待得到回答。本文将消费经济学、人口学、社会保障理论、农村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结合起来,在“不确定性-心理预期-行为响应”的概念框架下,主要运用消费行为理论、社会保障理论和社会阶层分层理论等,按照从验证已知到探索未知的研究范式来分析研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和个人)为研究对象,从建国以来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历史变迁为出发点,基于国家整体和各省以及从湖北荆州、宜昌等农村地区调研获得的的社会保障与消费支出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了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时间效应、空间效应、示范效应和收敛效应,同时也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不同阶层消费行为影响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基于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社会保障发展的实践和主要经验,进一步分析如何大力发展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研究思路遵循了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并采用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匹配等多种方法。论文分为八个部分,其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从制度变迁和消费发展来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整体上起着促进作用。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逐渐走向社会化、市场化,相对应的是农村居民消费潜能得到了释放。1985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提出并建立起来,农村消费市场也开始启动。在控制了物价因素后,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居民在衣食住用行等方面消费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改革开放之后,除少数年份因为突发事件的冲击导致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受到影响外,农村居民在衣食住用行以及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都出现了快速增长。但农村社会保障对不同的项目上的消费影响强度是不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强度的提升将极大刺激农村居民在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消费。第二,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近邻示范效应,这种空间效应使得区域内部的农村消费水平出现了收敛。研究表明近十年来,随着农村社会保障等惠农政策的完善,农村居民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收入预期,农村居民更多的表现为理性的消费行为。将收入预期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中介变量,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系数为?×b,估算结果介于0.03至0.11之间。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较低,但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普遍较低而导致的。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空间传导系数?×b×(i-ρw)-1。这一系数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对空间邻接省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空间示范效应,同时这种影响在空间上的传导有助于减少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差异,但这种示范效应对于空间距离较远或者经济联系不紧密的区域的影响有限,空间效应使得区域内部的农村消费水平出现了收敛。第叁,农村不同阶层的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一定差异,社会保障对不同阶层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同收入阶层在不同项目的消费额和消费比重上均存在显着差异;社会保障对高收入阶层的现在消费和低收入阶层的未来消费具有引致效应;社会保障对不同阶层的食品消费影响不显着,且无差异;对衣着消费存在负相关,且差异不大;对低收入阶层的住宅消费、家庭设备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影响不显着,但对高收入阶层存在正向影响;对文教娱乐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但对低收入阶层影响更大;对医疗保健消费存在引致效应,且对低收入阶层影响更显着。这说明,在促进消费方面,社会保障“锦上添花”的作用明显大于“雪中送炭”,搞活农村市场、提高农户消费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但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为较低收入的群体“雪中送炭”更有助于社会公平。第四,不同的保障项目和不同的保障水平以及消费者自身的相关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家庭消费决策者性别和年龄会影响家庭消费水平;风险偏好型的决策者倾向于增加即期消费而非预防性储蓄;家庭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数量会显着增加高消费农户的家庭支出,而这一因素对低消费农户家庭支出无显着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存在显着的消费异质性;收入预期对所有消费阶层的农户消费行为均产生了显着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没有在高消费和低消费阶层中产生显着的消费引致效应;支付养老保险金不会影响高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但却在低消费农户中产生了显着的消费挤出效应。同时通过访谈也进一步证明:社会保障能改善社会总体收入预期和降低消费预期,从而起到促进即期消费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正在通过城乡外部示范效应和农村内部示范效应在加强,这种示范效应也能进一步促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和切实提高农村地区的整体的消费水平。第五,从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发展规律看,中国要想促进农村社会保障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实行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财富分配“调节器”、社会生活“稳定器”和经济发展“助推器”的强大功能。中国应根据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实际,树立公平发展理念,走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以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实际需求为中心,充分发挥政府在法律制定、制度决策和运行、资金筹措、财务监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发挥市场机制在社保基金形成及运营方面的基础作用,发挥社会在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方面的参与作用,发挥家庭和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辅助作用,这对于促进农村社会保障持续、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结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口多等基本国情,在借鉴其他国家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该首先树立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切实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同时促进政府转移支付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逐渐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贫困人口实行兜底性保障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次,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应该确立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以促进农村社会保障的健康稳定发展,具体说来,在社会保障制度各层次运行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市场的基础作用,社会的参与作用和家庭及个人的辅助作用,促进农村社会保障的坚实发展,同时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切实提高,最终促进农村地区和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如下:第一,从空间经济的视角阐述了农村居民收入预期的空间形式,然后建立了空间面板模型,在控制了物价、收入等主要变量后,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通过收入预期的中介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进一步结合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对收入预期的过度敏感性;第二,运用2002至2012年按收入高低分层的农户消费数据,统计不同收入阶层农户的消费结构,并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微观基础建立模型,并接入平滑转移函数作为分层函数,用门限面板模型分析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不同阶层居民消费的影响差异;第叁,用微观调研数据和Probit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等科学的计量方法研究了社会保障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微观机理。以湖北省荆州市和宜昌市两个地区的8个村镇为例,调研了当地农村居民人口学特征、风险偏好、收入水平、收入来源构成、医疗保障、社会养老保障、社会救助等的基本情况、认知水平、购买意愿及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意愿等信息。在控制人口学特征差异、风险偏好和收入等主要变量后,分析了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差异。本研究整体上为改革中更好地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搞活农村经济提供了支撑。有助于管理部门从制度创新上降低农村的不确定性,使农村居民更好地安居和乐业,对未来形成更好的预期,从而提高农村居民个人的消费水平和整个农村社会的福利水平。
刘惠英[10]2011年在《南京农户消费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9年末,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比重的53.41%,而当年农村人口消费总量只占居民消费总量的23.80%,可见农村市场是一个消费潜力巨大的市场。过去靠“投资、出口、消费”叁驾马车,以前两者为重推动经济增长,其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投资产出过剩,环境、资源代价过大,为了保持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协调增长,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需要转变传统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强调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增加的趋势,农民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方向发展。市场化改革后,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户所面临的收入消费不确定性增加及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的作用,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平稳中有较弱的下降趋势,随后又有所回升或呈“U”或称浴盆曲线。本文通过南京农户的数据得到了验证。本文对农民消费结构、结构之间的关系、八大类消费的边际、弹性进行了分析。从描述性的动态对比、典型相关、扩展线性支出系统叁方面进行分析。动态分析得出南京农户消费结构的变动度,消费结构的合理中有些许瑕疵,从消费结构看,按目前的标准生活逐渐进入富裕阶段。分析了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的内在关系,典型结构分析得出,影响消费的最主要的是工资性收入。用ELES法测算各类消费的边际和弹性,结果交通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最高,而食品的边际和弹性最低。本研究用多种方法分析了不确定性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用动态描述的方法,以不确定性为重点,在持久收入假设、生命周期假设的基础上引入不确定性构建了两个模型和Dynan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对南京农户消费行为进行分析。结论是南京农户在1998-2002年之间不确定性最强,引致了大量的防卫性储蓄,消费率低下,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及政策制度有关。不确定性加大、未来的风险预期增加,从而流动性约束增强,预防性储蓄增加。最后分析了农户风险应对与消费波动,农户不仅暴露于各种风险之中,而且通常缺乏风险处理的手段,因而很容易遭受最直接的损失。在尚未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背景下,农户很大程度上依靠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策略以及跨时期平滑策略等自发机制来应对风险,缓解消费的波动。模型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跨时期消费平滑策略和正规风险规避策略在应对风险过程都有一定的作用,其中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在农户应对风险的过程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孙国锋. 南京农业大学. 2003
[2]. 关系嵌入性、养老保险与农户消费[D]. 刘思亚. 西南大学. 2016
[3].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D]. 黄容.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4].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和不确定性的实证分析[D]. 马健.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5]. 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D]. 王媛. 暨南大学. 2012
[6]. 湖北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D]. 张邦科. 华中农业大学. 2011
[7]. 中国城镇居民人身保险消费行为研究[D]. 庞楷.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8]. 保险业非均衡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D]. 肖攀. 湖南大学. 2015
[9]. 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D]. 刘双. 华中农业大学. 2016
[10]. 南京农户消费行为研究[D]. 刘惠英.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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