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老子注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河上公章句》,王弼《老子注》,道论
老子注论文文献综述
刘娇娇[1]（2019）在《《河上公章句》与王弼《老子注》之道论比较》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老子注中两本极为重要的文献,《河上公章句》与王弼《老子注》获得了后世学者的大量研究,但很少出现将两家注解的哲学思想进行全面比较的着作。原因在于二者的思想体系不同,《河上公章句》主要以汉代黄老道家解说《老子》,而与王弼《老子注》以哲学本体论思想解老有所不同,而且学界对于《河上公章句》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还存在着较大争议,因此,要深入了解这两本老子注本的核心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两者的学术渊源。本文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重新梳理《河上公章句》的作者及成书时代,也追溯了王弼的学术渊源。从《河上公章句》与王弼《老子注》两者的大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两家注产生的思想渊源,对两者的哲学思想以“道论”为基础来分析,阐述两者思想的体系建构及其注本的核心内容。并基于《老子》的“道”论思想开始阐述两者的哲学思想,《河上公章句》继承和发展了道家的宇宙生成模式,以”气”来释”道”,并吸收了汉代黄老思想,在此基础上以黄老道家主张以无为治国、虚静养生的思想来阐述自己的观点,通过“道”这一理论基础将自己的养生工夫论与治国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注解《老子》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架构,为后来道教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王弼注重阐发《老子》的本体论哲学思想,构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将“道”与“无”进行了概念上的置换,使“无”上升为一个与“道”平等的地位,完成了将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的转变,并着重论证了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思想。此外,文章基于二者的“道”论思想分析两者在其各自的哲学体系中所形成的不同价值取向,从价值取向中探讨河上公与王弼所处的政治背景所带来的思想的转变,了解最早期的最为明显的老学的分歧情况,从两汉之际到曹魏时期的时代背景和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对经典的注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问题的不同层面。最后,基于《河上公章句》和王弼《老子注》对“道”的阐释和发挥,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反思,二者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思想,河上公将治国与治身并列而论,通过“身国同一”的理论基础来实现其理论从个体养生思想向国家治理的转换,而王弼将本末关系落实到现实社会中,用来调和儒道关系。《河上公章句》和王弼《老子注》对后来的老学的影响很大,因而之后老学的分歧往往与注的差异有关后来老学的真实面目,应该考虑它们与这两家注的思想来源以及它们分别对老子关于“道”这个哲学思想的继承和改造,才能更清楚的显现出来。(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9-05-19）
刘湘兰[2]（2019）在《东汉《老子》注对《老子》思想宗教化的文学策略——以《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老子道德经章句》与《老子想尔注》,运用章句的形式对《老子》思想进行了宗教性改造,注释时分别采用了重修辞、塑形象的文学策略,使深奥抽象的老学思想变得浅显易懂,有力地推进了原始道教的理论建构。(本文来源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1期）
张雪松,何松蔚[3]（2018）在《佛道交涉的历史剧目——浅谈僧肇、鸠摩罗什《老子》注》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指出托名僧肇和鸠摩罗什的《老子》注大概成书于晚唐时期。其中,署名僧肇的《老子》注大约成书于九世纪中后期,编1时多引唐代公认的僧肇作品(其中不乏伪作),找出涉及《老子》原文的内容,副翼于原文,作为注释。署名鸠摩罗什的《老子》注比僧肇注略早,是唐代重玄学风气之下的作品。(本文来源于《道家文化研究》期刊2018年00期）
陆建华[4]（2018）在《《管子》四篇“《老子》注”研究——兼及《管子》四篇的老学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管子》四篇并非专门注解《老子》的着作,只是为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解读、发挥老子思想、注解《老子》文本。《管子》四篇的"《老子》注"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分散于《管子》四篇。并且,主要是对《老子》"道经"的部分内容的注解。而且,其注解《老子》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构成了其注解《老子》的特色,也是其注解《老子》新意之所在。从《管子》四篇注解《老子》的文字,并结合《管子》四篇对老子思想的阐发来看,《管子》四篇认为老子思想包括道、圣人、人生修持等方面。这些,大体不谬。《管子》四篇把老子道之无为解读为"道贵因",以"因"释"无为",是其《老子》注的最大特色。(本文来源于《管子学刊》期刊2018年01期）
陆建华[5]（2016）在《《黄帝四经》“《老子》注”研究——兼及《黄帝四经》的老学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黄帝四经》并非注解《老子》的专门着作,但是,在阐述自己思想时对《老子》的部分章节作了注解,并且注解了《老子》的主要思想道、无为、柔弱、反对纵欲等。与此相应,《黄帝四经》对老子思想的解读,《黄帝四经》的老学思想,也是围绕道、无为、柔弱、反对纵欲等而进行的。由于《黄帝四经》只是为了建构其思想体系而注解《老子》,其注解《老子》的出发点即是主观的,其注解《老子》的观点便不免主观性,立足于其注解《老子》的文字而构建的老学思想就更不免主观性。(本文来源于《兰州学刊》期刊2016年12期）
才清华[6]（2016）在《教化与自化在王弼《老子注》中的展开》一文中研究指出王弼《老子注》一向被视为是对《老子》思想最具哲学意味的阐发,其贡献在于将《老子》的思想以更为概念化、理论化的方式呈现。从《老子》关于教化与自化的论述出发,展示王弼注如何将此论述收摄到他所提出的"无"的概念及"以无为本"的命题之下,以及王弼如何通过"有形""无形"之辨的论述来撑起他要建构的新的理论言说系统。(本文来源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4期）
秦晋楠[7]（2016）在《减损与奠基:再论王弼《老子注》中的政治哲学》一文中研究指出王弼《老子注》中的政治哲学显示出了由一个两层结构展示出来的复杂性。王弼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是"无为"与"自然"两个概念:王弼所讲的"无为"一方面有"减少作为"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有"以无为用"的含义;王弼所讲的"自然"一方面有万物按照自己所是的样子存有、活动,以至于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秩序的无善无恶的自然之意;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至善的状态,一种仁德、礼敬且大美无华的状态的自然之意。这样的不同可以分别被归纳为"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而这两点都属于王弼的政治哲学。"崇本息末"突出了对政治治理本身的批判,它为政治治理划定界限;而"崇本举末"是王弼政治哲学的应用,是方法论。王弼的这一诠释基于《老子》文本本身的两种可能诠释方向,王弼《注》十分清晰地展开了《老子》思想的两方面可能。(本文来源于《江汉学术》期刊2016年04期）
玉璟[8]（2016）在《汉晋诠释方法演进中的理性深化》一文中研究指出经典诠释,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思想的流变,常以经典诠释为载体。王弼的注释,既是中国思想从经学到玄学转折中的重要作品,又体现了由汉到晋诠释方法的变革,本文以王弼的《老子注》为中心,探究了汉晋经典诠释方法演进中所显现的个人理性之深化。除导言和结语外,正文共分为五章,涉及汉代诠释对王弼的影响关系,王弼的诠释,王弼和郭象诠释的对比叁方面的内容。导言讨论了中国整体诠释学建构的研究现状,王弼和郭象的诠释方法和形上论的研究现状,指出本文的两个研究目的：一是拓深王弼与汉代诠释的关系研究。二是追溯王弼和郭象诠释手法差异的形而上基础,从而将诠释对哲学问题演进的单向载体研究扩展为双向交互影响的研究。第一章讨论了王弼与汉代诠释的继承关系。在探讨汉代诠释由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指出王弼对今文经学繁琐章句的明确拒绝,而他在《老子指略》中陈述了自己与古文经学相同的求其通义的注释目标,他将零散的老子文本看作是有统一意旨的典籍,力图挖掘零散文本形态背后的统一结构。第二章旨在探讨王弼诠释与汉代诠释的不同,指出王弼的所求之“通”不仅是原文之“通”,还有方法论、形上论、认识论及诠释论道合法性四个方面的“融通”,这种对方法论进行形上奠基的高度自觉,是王弼对求其通义的深化和革新。王弼将老子文本看作是圣人体道之言,从“以本统末”的形上论出发,力图通过发掘文本的统一意旨来进入当时思想问题的交涉。另外,“得意忘象”的方法论也有其根源,王弼将其溯源到“我之涉求”中对个人视域有限性的认识论观点,最后归因于道之无限性的形上特征。第叁章进一步地分析了王弼具体的诠释手法,王弼通过“以经解经”联系原典的不同部分,将零散的原文串成一个有机整体,开敞了原文的结构潜能,发掘了其潜在的多义内涵,因而得以有方向地延伸原文,聚汇出核心主题来应对彼时玄学问题的讨论交涉。王弼之前,未曾出现过如此深度的对合法性与诠释关系的理性自觉。接下来,通过比较王弼和汉代若干诠释着作的差异,指出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个人理性的提升移除了权威或意识形态的过滤,个人能够以自己对经典的直接领悟来言说经典。第四章比较了郭象《庄子注》与王弼《老子注》的同异,分析了王弼之后玄学诠释方式的演进。认为郭象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王弼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和王弼直面经典的个人主义注释取向,而区别则是,郭象采用“推理直前”的诠释方法论,以意逆志,依理不依文。王弼则采用“寻象观意”“得意忘象”的诠释方法论,力图在感性描述中保持有限的人在无限的道面前言说的开放性。具体说来,郭象“转进否定推理”和“连环交错推理”手法体现了“推理直前”的特征,而王弼诠释中“并列否定”和“描述性论理”的手法则余留了较多的感性特征。第五章追溯了王弼和郭象诠释方法论差异的形上根源,认为郭象重“理”的原因在于郭象以玄冥独化为道,玄冥即物之所由而行的协同因果关系,独化则是个人之至足,这影响了郭象“纵心而理顺”的认识论,即把个人理性的至足作为真理推演展开之依据,从而决定了其“推理直前”的诠释方法论。而王弼则强调有限的个人面对时空上无限之道的渺小处境,进而提出“我之涉求”的认识论,这决定了他“得意忘言”的诠释手法。所以,王弼的理性,体现为有意识地融通经典蕴含的观念和诠释经典的方法,而郭象的理性,则更加激进地体现为与经典之间的理性交锋,此外,裴頠的《崇有论》也体现出与郭象相似的论理特征。总之,本文认为,汉晋之际,士人中存在一个理性自觉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一过程突出地体现在诠释手法的演进当中,王弼深化了求其通义的目标,加深了方法理性的自觉,生发出一种直面经典的个人主义注释取向。在他之后,郭象以推理直前的诠释方法,使诠释论道的依据更加紧密地收拢到个人理性之中,体现了理性的深化。而王弼与郭象诠释方法差异背后不同的形上论基础表明,汉晋经典诠释方法演进中个人理性的提升,背后的根源是玄学问题的深入与发展。(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期刊2016-05-25）
万曼璐[9]（2016）在《“大智并观”——宋徽宗《老子》注反映的儒道融合思想》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的《老子》注,即《御解道德真经》,往往成为他"溺信虚无"、"怠弃国政"的罪证。但这样的观点纯粹将徽宗的政治实践与文本混为一谈,并不妥当。本文在细读徽宗《老子》注文本的基础上,重新探讨其中所反映的儒道融合思想。(本文来源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1期）
周光庆[10]（2015）在《从王弼《老子注》看经典与诠释的互动共建》一文中研究指出刘笑敢先生在《诠释与定向》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是以哲学经典的全面的再诠释为主要形式和动力的";"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这一方式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义'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紧张"。即如王弼和郭象,"虽然采取了逐章注释的方式诠释古代经典,但是并没有受到原有经典的束缚,反而是以注经、说经的形式提出了(本文来源于《人文论丛》期刊2015年01期）
老子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老子道德经章句》与《老子想尔注》,运用章句的形式对《老子》思想进行了宗教性改造,注释时分别采用了重修辞、塑形象的文学策略,使深奥抽象的老学思想变得浅显易懂,有力地推进了原始道教的理论建构。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老子注论文参考文献
[1].刘娇娇.《河上公章句》与王弼《老子注》之道论比较[D].山东大学.2019
[2].刘湘兰.东汉《老子》注对《老子》思想宗教化的文学策略——以《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为中心[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3].张雪松,何松蔚.佛道交涉的历史剧目——浅谈僧肇、鸠摩罗什《老子》注[J].道家文化研究.2018
[4].陆建华.《管子》四篇“《老子》注”研究——兼及《管子》四篇的老学思想[J].管子学刊.2018
[5].陆建华.《黄帝四经》“《老子》注”研究——兼及《黄帝四经》的老学思想[J].兰州学刊.2016
[6].才清华.教化与自化在王弼《老子注》中的展开[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7].秦晋楠.减损与奠基:再论王弼《老子注》中的政治哲学[J].江汉学术.2016
[8].玉璟.汉晋诠释方法演进中的理性深化[D].南京大学.2016
[9].万曼璐.“大智并观”——宋徽宗《老子》注反映的儒道融合思想[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
[10].周光庆.从王弼《老子注》看经典与诠释的互动共建[J].人文论丛.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