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稼辉[1]2016年在《贾谊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汉初之政治思想家,贾谊一直是研究汉代思想史中绕不过的一个存在。其政治思想对两汉四百年之长治久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贾谊具有以“天下”安危为课题的问题意识,因而其思想往往集中于政治设计之中,由此,理解、阐释贾谊之思想,必然回到其政治设计中来,这就需要我们看待、研究贾谊思想,必须宏观之远眺,而非微观之梳理。贾谊政治思想产生于秦末汉初,有其历史及学术背景。历史上,汉初政治“汉承秦制”,显示出汉廷治国之艰难,无智识设计政治蓝图,只能沿用前朝之治国模式；又因其经济凋敝,人心思定,故“无为而治”,以图休养生息。学术上,贾谊,生长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从小接受《诗》《书》六艺之教,同时因天下之中之地缘优势,而接受了儒家以外之道、法、墨、阴阳等诸家思想。贾谊思想的形成,除历史与学术原因外,还有其现实背景,即“诛吕安刘”、文帝登基、黄老之术继续对江湖与庙堂产生影响,但在黄老之术之“无为”中,有一股儒学之暗流涌动。贾谊在明以“过秦”,实则“戒汉”过程中,提出其政治设计之逻辑起点,即王道论。贾谊认为秦亡于“废王道”,而未如汉初思想家“过秦”之时,一味地谴责秦之“法治主义”。贾谊肯定了秦一统天下之历史作用,同时肯定了秦北击匈奴之功绩。贾谊之观点,为武帝与桑弘羊所接受。但这都是贾谊政治思想之表象,贾谊依然想上溯周文,构建王道盛世,故其在阐释“先王之道”时,依然以王道为视域,提出其别具一格之安边策,以招降匈奴。贾谊之“君道论”为其政治设计之重要环节,有两个内在特征,其一是“势”,是治国之依托,可避免社稷为墟。君王应当有分辨“势”是否转移之能力。其二是“明”,只有“明”才能辨其“势”,才能明了“天下大势”。“明”与“诚”二元一体。“势”与“明”是贾谊君道之内在特点。由此,贾谊提出“君道”何以可能的问题,即“立君之道”和“为君之道”。“立君之道”阐述立君之合理性,“为君之道”侧重于阐述君主行为之实然性。只有明白“立君之道”,才能理解“为君之道”,这是贾谊“君道论”中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但贾谊文本呈现了这种内在的逻辑结构。有了指导思想“王道论”,有了实行“王道”的“君主论”,贾谊在其政治设计中主张“礼治论”,而非秦之“法治论”。贾谊主张礼乐为主,法治为辅,教化为主,刑罚为辅,以儒学为核心,推行“礼治”。贾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出王道盛世。贾谊之“礼治”,源于汉初之两大乱象,其一是诸侯国之“僭越”；其二是民俗奢侈,无亲亲尊尊。贾谊指出,诸侯国“僭越”是因为无制可依,诸侯王又有“布衣昆弟”之心。因此贾谊提出温和的推恩众建之方案,以强干弱枝,分割诸侯。而民俗奢侈,无亲亲尊尊是因为汉初社会由秦末而来,六国纵横之士习气未消。于是汉廷通过皇帝下诏书之形式移风易俗,从而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民本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之最重要部分,主要强调以民众为治国安邦之学说。儒家以民为本,强调君民之间的张力。在这种关系中,他们强调“民”为“本”之重要性。贾谊之民本思想是古代最为系统的民本思想,它上承先秦民本思想之精华,下启汉以后两千年民本思潮,将尊君之目的指向“民”而不是“君”,为文帝之治国方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依据。贾谊之民本思想,以儒家之仁政爱民为特点,提出“重民”、“安民”、“富民”、“民议”等核心观念,为儒学与皇权之融合奠定了基础。
龚成杰[2]2004年在《贾谊的政论与哲学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贾谊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悲剧的典型，他的思想颇得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沾溉，同时也润泽后人。但贾谊深刻的哲学思想因他在文学上的声名而受到压制，以致于中国哲学史对贾谊论述不足，有失偏颇。以往的论者，总是力图把贾谊归于某一家某一派，或儒或墨，或道或法，或者唯心主义，或者唯物主义。似乎不这样就不能给贾谊、给读者一个明确的定论。 本文深挖文本，不想把贾谊拉扯到孰家孰派，而是用开放的眼光试图还贾谊一个真面目，多角度分析贾谊的思想，通过解读文本、构建体系，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引入中国文化特有的训诂考据和司马史公着《史记》的“互文法”研究贾谊的政论与哲学思想，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与相关性，重新定位贾谊，以期今后的中国哲学史能够给贾谊一个合适的“席位”、合理的说法。
段永升[3]2016年在《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文中研究指明前人对西汉文学和天人思想的单独研究均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然而从天人思想的角度去研究西汉文学,进而剖析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至今为止,尚显薄弱。本文以西汉文学为本体,以天人思想作为研究视角,深入全面地剖析了天人思想影响下西汉诗歌、散文和辞赋等文体所呈现出的新风貌及西汉文学与天人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绪论》部分针对该选题的对象和范围、研究现状、意义与方法等做了说明。《结语》部分对文章内容做了总结和概括。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第一部分对汉以前及西汉天人思想的发展嬗变做了梳理。其一,是汉前天人思想之嬗变,包括周前的神本位思想、西周时期"天视自我民视"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天人思想的分化等。其二,是西汉天人思想之发展,包括西汉初期的君命天授、顺应天道;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根基、天人感应、阴阳既济、道不变与代更化思想;西汉后期的谶纬神学思想、天人两分思想等。其叁,是西汉天人思想之特征,包括天人思想影响的广泛性、天人思想的政治化和社会化特征等。第二部分探究了天人思想与西汉诗歌的关系。其一,介绍了西汉诗歌的创作概况。其二,对天人思想与西汉贵族歌诗的复杂关系进行剖析,包括天人思想与《垓下歌》《鸿鹄歌》、天人思想与《安世房中歌》、天人思想与《郊祀歌》等。其叁,对天人思想与其他诗歌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解读。第叁部分探究了天人思想与西汉散文的关系。其一,对西汉散文的创作概况做了介绍。其二,探究了天人思想与政论散文的关系,包括谶纬叙事与诏令及奏议文、顺天应人思想与政论散文。其叁,对天人思想与诸子散文的关系做了研究,包括天人思想与《淮南子》、董仲舒散文、扬雄及刘向、刘歆散文创作的关系。其四,剖析了天人思想与史传散文的关系,包括君命天授思想与《史记》、天人合一思想与《史记》、参天两地的散文构思与《史记》等。其五,对天人思想与其他散文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第四部分探究了天人思想与西汉辞赋的关系。其一,对西汉辞赋的创作概况做了介绍。其二,对天人思想和抒情小赋的关系做了剖析,包括对天命时运的思考、对顺天委命思想的体现、对天命的质疑与怨愤等。其叁,对天人思想和散体大赋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包括对顺天应道思想、君权神授思想、以赋法天思想、敬天娱神思想、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等。第五部分探究了天人思想对西汉文学形态的影响。其一,探究了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的相互影响、西汉文学与天人思想的互阐互证。其二,对天人思想影响下西汉文学的特色做了概括,包括西汉诗歌的神学化特色、西汉散文的政治化和借天道言人事特色、西汉辞赋的经学化特色、文学思想的哲学化特色等。其叁,对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评价,包括天人思想对西汉文学的积极影响、消极影响等。
陆田[4]2014年在《接受理论视野下的贾谊政论散文研究》文中认为接受理论是以接受者为中心来解读作者、诠释作品的一种研究理论,它从横断面和纵向面即水平接受和垂直接受为切入点,将文本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有效地解决了文本在接受过程中出现的同一时代环境下不同人对文本接受的差别,或是不同时代接受者在文本接受过程中结合接受者当时的政治文化等背景产生的不同审美诠释等问题。本文在分析研究贾谊政论散文创作之前所受到的战国诸子百家及屈原的思想及文学风格影响,探究贾谊政论散文源头的基础上,对贾谊政论散文接受研究整体作了梳理。本文主要以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理论为依据,即研究同一时代人对贾谊政论散文的水平接受状况,在同一社会背景下对不同阶层接受者状况进行分析,在诸多不同声音中寻找主流共通之处加以研究,同时将贾谊政论散文放置历史长河中,纵向梳理接受者对贾谊政论散文在不同时期的评价和理解状况。本文从整体构筑了贾谊政论散文创作中对前人的接受、同代人对贾谊政论散文的接受、后代人对贾谊政论散文的接受的叁维架构,使得对贾谊政论散文接受研究有了清晰的脉络和宏观的把握。
王玉玲[5]2016年在《贾谊《新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书》是汉初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贾谊创作,后人编辑整理而成的一部作品。作为秦汉嬗变之际的子书,其内容反思前朝历史,关注汉朝现实,对西汉大一统王朝的建设有重要意义,文章风格独特,对后世文学者创作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从这几个角度来研究《新书》很有价值。除绪论和结语,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贾谊生平,《新书》产生的背景及真伪问题。贾谊年少成名后深得文帝赏识,凭借才华积极向君主建言献策,为汉朝政权的巩固做出一定贡献。政论文集《新书》一书包括他上疏的全部内容,其书的完成,既有汉初内忧外患现实环境的要求,也有相对宽松文化环境的推动,以及贾谊作为士大夫历史责任感的驱使。长期以来,关于《新书》真伪问题谈论不断,后确定其为真书。第二部分是关于《新书》思想内容的研究,贾谊针对汉初严峻的社会现实,向君主指出要关注民生,抑制藩强,抵制外侮,注重教育。贾谊提议制止社会不正之风,注重积贮,解决民生问题;面对诸侯作乱,建议用削藩来解决,具体策略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对于匈奴的侵扰,提出“叁表五饵”之策;同时提出重视太子教育,为汉朝培养贤君。第叁部分是关于《新书》文章风格的研究,其一是带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的论说色彩,文章气势恢宏,大量用比喻和历史故事论述,使说理形象生动;其二是精巧工致的结构,逻辑严密,安排有序,使政论有说服力;其叁是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其文具有博取众长,畅所欲言,作论而似赋等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新书》对后世文学影响的研究,汉及汉之后的文学家钦佩贾谊独特的人格魅力,其气势磅礴、感情充沛的文章风格,成为后世文人创作遵循的一条主线。
刘秀慧[6]2011年在《《淮南子》与汉初文学》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淮南子》与汉初文学为研究对象，将《淮南子》的文学研究纳入汉初时代背景之下，从政治背景、文化思想、士人精神以及生命意识等范畴进行考察，探讨《淮南子》与汉初文学的关系，研究《淮南子》的内容和主题产生的背景及根源，挖掘《淮南子》的文学特色。全文共分五章，约十九万字。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起，有关《淮南子》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研究的价值、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从《淮南子》与汉初文化思想关系方面阐述《淮南子》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帝王的诏令政策开放、宽容，形成汉初多元包容、开放自由的社会氛围，在汉初的这种思想环境下孕育的《淮南子》，体现出昂扬阔大的入世情怀、建功立业的执着精神和汉初士人臣子对大一统帝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臣子为维护大一统，而解决现实执政中的问题，刘安和《淮南子》作者群体融合汉初诸家思想，对黄老道家思想继承开拓，发扬先秦士人精神，实现政治理想，创设成思想理论体系，经世致用。第二章对《淮南子》与汉初审美特质的阐述。在汉初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淮南子》与汉初文学必然带有汉初的美学特征：实用美和质朴美。同时又因为《淮南子》处于汉初历经七十年休养生息，汉帝国的经济复苏带动思想和文化艺术发生转变，《淮南子》和汉赋等激昂向上生命美学特征，表现出美学风格由实用美和质朴美向汉武帝时期壮丽美和宏大美的转变，指出这个转变所具有巨大意义，同时《淮南子》也体现了汉初率真自由、张扬个性的美，形成美学风格的多样统一。第叁章关于《淮南子》与汉初散文。《淮南子》与汉初散文的思想内容是以现实政治为主题，以构建社会理想为主题，在臣子散文中体现为“拥护统一”、“维护统一”，在诸侯王刘安的《淮南子》着作中体现为对大一统的关注，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构想。无论从作品主题还是从作者组成看，《淮南子》和汉初散文都具有主题集中，作同一主题的作者群体庞大特征。《淮南子》与汉初散文具有朴素和与现实关联密切等特征，但深入分析起来，汉初散文因作者群体的身份地位和思想经历的不同，形成臣子散文激情慷慨、实用性很强的特点，形成藩国散文关注现实、自由率性不同的艺术风格，正是因此而形成《淮南子》与汉初散文关系：二者相辅相成，《淮南子》的艺术特征促进散文的发展。第四章关于《淮南子》与汉初辞赋。分析了《淮南子》与汉初赋作所具有楚文化元素并阐明楚风余韵形成原因及其因带有楚文化元素而在描写意象、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的独特的艺术表现。着重指出《淮南子》和汉初赋作的贡献：自然意象由赋比兴的辅助功能转变成为作品表现的主体。这个特点的形成和意义是较大的，文学不再仅仅是政治的附庸，对六朝文学向唯美文学转变有一定意义，即将迎来文学的自觉。这部分还阐明《淮南子》对汉初辞赋在意象铺张扬厉方面和挖掘铺陈的意象中的哲理意义的突破与超越。第五章阐明《淮南子》与汉初的寓言与神话的关系。《淮南子》神话寓言的虚幻与现实，天上与人间的融合，其中的灵动和飘逸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文学色彩，《淮南子》以象征、隐喻等手法体现出文学的浪漫和其中所蕴涵的深刻意义，以内涵丰富的“象”，展现出汉初深邃的感性和理性世界，体现中国文化中的诗性特征。结语：根据《淮南子》与汉初散文和赋的关系，肯定《淮南子》对散文和赋的发展，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指出《淮南子》神话寓言显现的诗性精神，梳理《淮南子》在汉初文学的地位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以明确《淮南子》这部着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对文学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
薛俊武[7]2013年在《贾谊政治哲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汉初期的社会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新兴的大汉帝国急需得到巩固,构建统一、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成为汉初思想家的重要课题。贾谊是汉初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治思想对于汉初治国方略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作用。关于贾谊的思想,前人已经进行过很深入的研究,对于贾谊的礼治思想、民本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都有独到的见解。本文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贾谊的思想进行继续研究,以期对西汉初期的政治变迁有新的认识,并试图探讨贾谊对中国政治建设的影响。对贾谊政治哲学的研究,本论文主要包括四部分,共六章内容：绪论部分主要对以往贾谊研究状况予以回顾和总结,并指出目前需要继续进行研究的问题；同时,对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的思路、研究的难点等做了简要介绍。第一章到第叁章,主要论述贾谊政治哲学的形成。西汉初期,经济从凋敝慢慢走向复苏,政治上革除秦制弊端,开始建立汉制,思想上由黄老的无为思想,逐步向有为方向过渡。贾谊正处于这样的一个大变革时期,他吸收、融合前人的思想,在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思想的影响下,又深受荀子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以儒学思想为基础,以黄老道家为方法”的独特思想。在各家之学的影响下,贾谊慢慢建立了自己哲学的理论基础,从道生万物的本体论、衡虚无私的认识论出发,到材性可分为叁等的解读,以及要求汉初统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用正确的政策去求得长治久安。这些都构成了贾谊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第四章,主要论述贾谊政治哲学的内容。针对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再联系汉初社会道德沦丧,风俗败坏,统治阶级无所作为的现实情况。贾谊大声疾呼,要行先王之道,从古代帝王的实行仁政、德治的角度,道出了政治如何达到理想的境界；汉初的诸侯割据与匈奴入侵对西汉王朝带来极大的危害,面对这些危害,贾谊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天下一统,具体实施就是：割地定制、叁表五饵、定经制。这些方法对于统治者稳定社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对于民众的力量,贾谊也做了深入的思考,总结了先秦的民本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民为国本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探求治国方略时,贾谊认为“礼”是根本,同时,法也有辅助作用,因而主张建立“礼法并用”的社会。第五章到第六章,主要论述贾谊政治哲学汉初的表现和历史地位。贾谊的政治哲学总结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为汉初统治者提出了恰当的治国方略。他总结了汉初政治指导思想由无为向有为转变,发展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推进了汉初民本思想的发展,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这些对巩固汉初社会的安定团结,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贾谊不断的总结治国的经验与教训,概括出自己的丰富的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智慧,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贾谊提出的大一统思想,礼法并用、仁政治国的思想,民为国本的民本思想,不仅体现了汉初政治思想的精髓。对后来的整个封建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贾谊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问题的建议,对未来理想政治的建设,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王长顺[8]2011年在《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在各自所处的一定的环境中产生、成长和发展。物质世界如此,精神世界同样如此。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界生物的存在环境、人的生存环境开始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理性研究,于是就有了“生态学”,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认识逐渐趋于成熟,又先后有了“植物生态”、“动物生态”等。近年来,随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精神世界,思考并总结精神生产与其所在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其发生规律,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目的是探究人类文化在生成、发展以至繁荣的进程中,其自身内部各要素之间,文化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依存、生发、激励、消涨之关系,试图在人类文化发展中更好地把握规律,促进文化的繁荣和进步。那么,文学作为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精神之花,她不仅仅处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而且作为一个“存在物”,有着自身的文化环境及其文化之外的“文学的环境”。如果借用人类学研究术语的话,则可以用“文学生态环境”来概括。也就是说,文学处在它的环境之中,不仅与外界“环境”之间进行着符号性交换,同时,也与“环境”中的各种系统,诸如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环境之间发生着关系。有机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关系,可称之为“生态”,那么,文学与其“存在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称之为“文学生态”,或“文学生态环境”。汉代文学在继承先秦文学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汉赋兴盛,散文长足发展,史传文学勃兴,乐府、四言诗、五言诗占据诗坛、文人五言诗成熟,小说观念形成。这不但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且与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也不是依附与存在的关系,它是文学与上述“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符号交换作用的有机关系,即“生态”关系。单就西汉文学来说,也毫不例外地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存在着“生态”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本质属性乃在于文学本身的各种规定性与“环境”要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我们着力探讨西汉文学所存在的环境与文学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律,这不是简单的背景分析。文学存在的和谐状态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的和谐结构是相通的,因此,文学生态系统的和谐,必然会带来文学和谐性生存。然而,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精神领域。在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文学艺术的命运与大自然的状况、人类精神的状况是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如何在这一生态系统中让文学之树常青,就成了值得探究的问题。因此,文学生态研究是文学研究突破与创新的需要,是解救文学与文化危机的需要,是使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走出困境并改善“生存”状态的需要。我们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文学,发现并把握汉代盛世与汉代文学盛况之间的生态规律。处在汉代盛世开端及前期的西汉,其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而这一局面与新的王朝及其存在环境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关系,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因此,西汉文学研究也应当放在生态视野中给予观照。西汉文学生态研究,还可以补充西汉文学整体研究的不足。西汉文学研究,目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诸文体研究,有文学文化研究,有文学精神研究等等,但是,从文学生态这-具有开放性、超越性的视野,对西汉文学进行整体观照的还不多见,因此,该论题的研究能够弥补相应的不足,也可算作是西汉文学研究方面的突破与创新。论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就政论散文(含奏议文)的嬗变与文学对政治的适应进行探讨。认为政治生态的变化影响了政论散文。西汉政论散文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生长”的情况就不同。汉初,政论文内容以反思历史教训,阐说治国方略为主。武宣之时,论说文更多的则是儒学的治国功能论。到了中后期,国家政治局势走向衰落,政论文则更多的是对政治危机的担忧。西汉时期的奏议文与汉代政治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汉初治理需求使得言治国之策的奏议文丰富；然随着“黄老”、“休息无为”方略的实施,“奏议文”呈“晏息”之势；汉武帝的大有作为,又刺激了“奏议文”的“丰长”；西汉末政治的衰弊,文人们再次上书以陈政事,“奏议文”就又一次繁盛。第二章着重探讨历史散文对政治合法性论证。司马迁通过历史记述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阐释重德思想的重要功能,说明“德治”是政治合法性的保障,“以民为本”是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正统是政治合法性的表现。西汉的大统政治,乃是孕育并诞生《史记》这样伟大历史散文的政治生态环境。大一统的政治形势需要讴歌,大一统的经验需要总结,大一统的合法性需要论证。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史记》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历史记述,分别从重德、以民为本、正统等方面阐释了历史成败得失的必然性,完成了政治合法性的论证。第叁章论述了政治对赋的介入和扶持。汉初政治统治集团有着楚地故里的地域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所表现出的对楚歌、楚舞、楚服的尚好,以及对楚辞的浓厚兴趣,就成了骚体赋发达的政治生态之一。帝王对文辞的好尚,对辞赋的兴趣,无形中使用了政治权力对文人赋家进行影响,完成了文学的建构,使汉赋辞采竞繁的特征得以彰显。此外,他们运用自己作为皇帝的政治权利,对汉赋作家讲行扶持,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赋家,推动了赋的创作和繁荣。第四章主要论述了西汉文学的意识形态环境。在道家思想意识形态环境下,文学作品中表达了老庄的哲学思想。文人用道家清静无为、万物同一的观念调节自己的苦闷和悲愤,从而形成了文学中的自遣主题。同时,他们以道家的“委于自然”来处世,就有了文士的隐逸,这也是道家思想意识形态下文学及文人的存在状况。在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生态环境下,无论是政论散文的现实主题,还是政论散文作家的事功精神,抑或是辞赋的“润色鸿业”,都突出地显现了儒家思想影响的痕迹。也就是说,儒学乃是政论散文和辞赋中现实精神得以强化的意识形态背景。第五章主要论述经学语境下的西汉文学。经学作为官方学术是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得到确立的,然而经学最为基础的范本则是先秦的典籍,而这些经典都是产生在文史哲不分的文化状况下。存在于经学背景和语境下,散文与经学互相影响,就散文之于经学而言,政论散文作为经术的文本载体,承负着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政治学说,促成了儒学官方化的改造,并使得经学最终定型,确定了经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再就经学之于散文而言,西汉文章的风格受经学的影响而为之一变。散文风格由汉初的激情澎湃、气盛辞壮而变为中后期的醇厚典雅。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在成为官方学术的历程中,其讽谏功能得到了强化和放大。在经学语境下,作为古诗之“流裔”的赋,随着《诗经》学一道共同担负起讽谏的重任,发挥着各自的社会政治功能。另外,在经学生态下,文论话语得到催生,《诗》之教化说得到发展,“诗达情礼”说得到深化；经学还促成了“劝”、“讽”的政治功能论和“《诗》无达诂”的诗歌接受论。第六章论述了西汉文化制度对于文学的影响。西汉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私学均有所发展,为文人学士接受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也是文学的教育文化生态。汉代博士文人群体的经学修养,形成了汉代博大的文化气质,宏阔的人文精神。博士的设立和健全乃至于增加,经学的兴起、炽盛乃至于传播,对于西汉时期文学在走向自觉的特殊阶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七章论述了文学与物质文化的关系。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为文学提供了其生产、存在和传播的材料。汉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对物质表现极为丰富。汉乐府中对于农业、手工业、交通业的发展情况也有所表现。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承载、传播文学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改变,就使得文学创作在西汉成为重要的文化活动,而物质条件也使得文学作品的载体多样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让物质成为文学发展的动因之-第八章论述了礼制文化对于文体生成的生态影响。西汉时期的礼制乃是文体多样化的成长空间,礼仪文化是文体类别繁衍的土壤,礼仪制度也就成了文体的“寄生环境”。第九章主要探讨音乐文化背景下西汉前期歌诗生产及消费性质的嬗变。地域性强的各地民间歌诗、楚歌诗,连同民间仪式活动、宴乐活动的歌诗,其生产者都是民间个体艺人,具有自发的自觉性,其生产性质当是民间个体自觉生产。汉武帝大规模扩建乐府,生产新乐,此时的歌诗生产则主要是官方组织生产。因此,西汉前期歌诗有着由民间自觉生产到官方组织生产的嬗变。在歌舞娱乐艺术十分兴盛的情况下,当时的歌诗的消费主要是娱乐消费。自汉武帝设立乐府以后,歌诗的消费就有了由此前的娱乐消费到政治消费的嬗变。总之,论文在生态学视野下,对西汉文学予以观照,从政治生态环境、意识形态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作了阐说,并挖掘文学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中嬗变的规律。
张超[9]2007年在《贾谊《新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贾谊作为汉初着名的思想家、政论家和文学家，以其文、赋创作，为后人留下了影响久远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创作集《新书》，被誉为“西汉鸿文”，成为汉初文风的卓越代表。今版《新书》存有贾谊的五十八篇文章(其中两篇缺失)，内容十分丰富，多为涉及治国安邦及民生大计的政论性文章，且紧密联系汉初社会的现实，思想深邃，文笔犀利，代表了汉初大一统时代政治家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本文拟从贾谊及其《新书》概况、《新书》孕育的主要思想内涵、《新书》、的考辨及校勘研究叁方面对贾谊及其《新书》作个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研究。一、贾谊及其《新书》概况。这一部分首先论述了秦汉之际的时局及其对文人思想的重大影响，其次对贾谊的生平及后人的评价作了一定程度的整理，最后考察并整理了《新书》的流传与版本系统。二、《新书》孕育的主要思想内涵。这一部分首先论述了《新书》的思想渊源，其次从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等叁个主要方面对《新书》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叁、《新书》的考辨及校勘研究。这一部分首先对《新书》的真伪进行考辨，其次对《新书》的篇目进行考辨，最后探讨了《新书》两个主要版本的校勘得失问题。
葛瑞敏[10]2011年在《气积文畅，情深意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贾谊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汉初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贾谊处于由先秦文学向两汉文学过渡的时期,在文化上继承了先秦文化的优秀遗产,通诸家之书;在政治上秉承了先秦士人热心于政治、关心天下时事的用世情怀,在文学方面具有才思敏捷、博学浪漫的才情气质,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贾谊时刻关注现实政治、同时又有着诗人般感伤气质的特点。表现在散文中,使得其散文不仅内容涉及到社会现实的多个方面,在情感表现和风格特点上也是多元化,对后世散文影响很大。本文以贾谊散文为研究对象,同时观照贾谊个人的才情气质和人生经历,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力求更为深入地探讨贾谊散文的魅力来源和艺术特点。本论文共分叁章。第一章分析贾谊散文的生成基础。指出贾谊的散文从时代背景来说,处于从秦世不文到文化繁盛的文化建设过程中。从文人传统来说,贾谊继承了先秦士人关注政治的特点,指陈时事。但是贾谊与先秦士人相比,面对的言说对象、内容均发生了变化,文人的心态亦不同,因此先秦的游说之辞逐渐发展为汉初的议政之文。从贾谊的个性气质及人生经历来说,贾谊以洛阳才子的身份进入仕途,经历了仕途波折,成为政治迁客、贬谪文人,因此,本文从动态层面考察贾谊不同时期的状态、经历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并从主观、客观方面分析贾谊遭受政治挫折的原因,指出造成贾谊悲剧的客观原因有贾谊思想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不予接受、武力政治主宰时局与文人受到轻视,主观原因有贾谊个人的气质个性及贾谊疏于人际关系。第二章论述贾谊散文的主题、情感与风格。在对贾谊散文进行归类的基础上,认为贾谊的散文不仅密切贴合时代主题,散文内容涉及了汉代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而且贾谊的文化性格及文人身份使得其散文在政治主题之外,还有学术主题。贾谊的散文从情感形态来说,可分为以气势见长、以情感见长、以理思见长,贾谊在文中还使用了多种情感意象来表达个人情感。主题、情感的多样也造就了贾谊散文风格的多样化,贾谊散文的总体风格为气势充沛、笔势纵放、情理兼具、文采斐然。第叁章从章法特点、表现技巧和语言艺术叁个方面剖析了贾谊散文的艺术表现。贾谊的散文在章法方面因论点在文中的位置不同而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根据文章运思主线的不同可分为以情运思、以理运思。且善于用事,引用历史典故或借助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使文章更具有文学性和艺术美。贾谊的散文还使用了多种表现技巧,如夸张、排比、对偶、对比、比喻等手法来增强其文章的可读性与文学性,使原本枯燥的政论文散发出学者气质的芬芳。并指出贾谊散文在语言艺术方面具有陈述的感情化、表述的极端化、炼字选词的巧妙化、句式形态的多样化、说理的形象化、风格的多样化等特点,不仅具有鲜明的文人化特点,还具有浓重的生活化气息,使文章语言感情丰富、情采并茂,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1]. 贾谊政治思想研究[D]. 黄稼辉. 武汉大学. 2016
[2]. 贾谊的政论与哲学思想[D]. 龚成杰. 云南师范大学. 2004
[3]. 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D]. 段永升.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4]. 接受理论视野下的贾谊政论散文研究[D]. 陆田. 内蒙古大学. 2014
[5]. 贾谊《新书》研究[D]. 王玉玲. 西北师范大学. 2016
[6]. 《淮南子》与汉初文学[D]. 刘秀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7]. 贾谊政治哲学研究[D]. 薛俊武.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8]. 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研究[D]. 王长顺.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9]. 贾谊《新书》研究[D]. 张超. 南昌大学. 2007
[10]. 气积文畅，情深意挚[D]. 葛瑞敏. 河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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