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岗[1]2018年在《发展人工智能应避免“近视症”》文中研究表明顺应形势把握住人工智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能够为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人工智能时代机遇与挑战同在,应当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研判和预测,增强风险意识,更好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导致的失控风险、伦理挑战、就业影响,促进科技治理能力现代化。处理好"善治"与"善智"的关系,走向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构"。
史军[2]2007年在《权利与善：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健康在21世纪初越发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也随之兴盛。权利与善的关系是公共健康的伦理主题。本文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对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首先剖析“权利优先于善”与“善优先于权利”的公共健康立场,进而提出权利与善和解的伦理原则,并着重探讨了二者和解的方法与途径,最后讨论这一研究对我国公共健康实践的伦理启示。从个人权利的立场看,任何违反个人权利的公共健康干预措施都会适得其反,因此,保护个人权利是实现公共健康的最佳途径。此外,由于健康是个人的一项积极权利,因此作为平等的公民有权利要求健康的公平平等,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有助于实现健康方面的公平平等。可以通过“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扩展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使之能够解释避免健康不平等的道德重要性。同时,可以用“差异原则”对可允许的健康不平等做出充分的解释。从共同善的立场看,可以为了实现公共健康而限制个人权利,并且自由主义的“不伤害他人”原则、家长主义的“不伤害自己”原则和社群主义的“不伤害社群”原则都可以为公共健康干预提供不同程度的论证与辩护。在充分权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权利与善和解的六条伦理原则:整体功利原则、最小侵害原则、补偿正义原则、公众知情原则、社群参与原则和宽容关怀原则。这些原则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一条原则是为了纠正另一条原则的偏颇。个人权利与共同善的冲突可以在厘清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义务”的话语得到和解。个人与社会是对立统一的相互依存关系。个人要确保自己的权利就必须对所处的社会承担起维持和促进公共健康的义务,社会也要通过社会正义的建构为个人提供获得健康所需的社会条件从而承担起保护个人权利的义务。在现实关照上,对权利与善的公共健康伦理研究可以在法律建设、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等方面为我国公共健康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梁海[3]2011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技术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工业革命开始,近代技术就开始向世人彰显其巨大威力。技术的迅速发展造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如何协调现代技术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成为当前技术哲学研究中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早在工业革命之前,维柯就提出了“诗性智慧”、“诗性思维”、“诗性逻辑”的观念。在现代技术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海德格尔认为古希腊早期的“技艺”一词本身就具有美和道德的含义,而柏拉图之后这种含义逐渐脱落,造成后世技术与艺术逐渐分离。现代技术对物质世界的“限定”和“强求”,使得技术的“真”与“善”和“美”相冲突,“诗意地栖居”被破坏。维柯和海德格尔都在呼唤一种作为技术发展理想范式的诗意的技术,这种诗意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真善美相统一的技术。维柯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引发了诸多深刻思考,但对现代技术本身的发展缺乏实际触动。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技术观的挖掘,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技术恰恰提供了一个诗意的技术曾经存在过的范例。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技术的所有过程和成果都符合诗意的技术的标准,而是说中国传统技术的基本理念和规范符合诗意的技术的本质特征。中国古代技术典籍大多记载具体的技术操作规则和应用,较少涉及对技术观的阐释,而对技术观的阐释往往是通过古代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一定程度的再现,也是作者运用自身的观念影响社会生活,塑造诗意的技术的有效载体。古代文学作品折射出的技术观,可能要比技术典籍更丰富,更生动。从中国古代文学中挖掘技术观不仅具有可行性,也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意的技术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通过古代神话、诸子寓言、两汉辞赋、明清小说等文学作品,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技术观。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诗意的技术的起源。在与古埃及和希伯来神话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在技术起源的认识上具有有机自然主义特征,具体表现在技术与世界的起源、技术与人类的诞生、技术对自然的改造、技术发明中的制器尚象、技术发明主体的神圣化、技术活动中的天人交感等方面。诗意的技术作为中国古代技术的本质特征,在先秦诸子寓言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还是在技术系统内部,都强调技术诸要素之间的和谐,表现出由“技”入“道”的追求。“技”只是技术活动的表层体现,“道”才是技术的理想状态。中国古人常常通过外在的技术活动,反身而求内在的精神诉求——得道。而“道”正是技术活动中真善美有机统一的高度概括。中国古代技术“由技入道”的本质属性,使得技术在其社会功能上自然地被赋予了“经世致用”的特点。通过对大量汉赋作品的挖掘,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受实用理性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技术只有在与其他社会要素和谐共存的状态中,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进入古代社会生活的主流。在对待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强调“以道驭术”,这一点在明清小说中有比较突出的体现。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深受技术伦理的影响和制约。无论是以善为本的职业伦理意识,还是“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意识,抑或是重义轻利、强调“抑奢”的社会伦理意识,都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中国古代技术的发展。文学作品中传达出的诗意的技术必然会影响具体的技术实践。文学与现实技术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式的交汇,从而也使得诗意的技术对传统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当然,诗意的技术有其内在弱点,比如缺乏对技术原理的探索,技术标准不够精细,技术创新缺少市场经济的推动。但它的存在足以表明,诗意的技术并不是只能在远古时代寻觅的历史回声,而是可以真切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活动。这就为现代技术向诗意的技术转化提供了重要借鉴。
李世新[4]2003年在《工程伦理学及其若干主要问题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程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中介。20世纪以来工程的正负两方面作用都越来越突出。但是，对工程、工程师的哲学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在我国工程伦理学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点。所以，开展工程伦理学研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本论文站在新世纪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的前沿，在借鉴发达国家工程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工程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工程伦理学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 首先，对工程伦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地位进行了阐述。通过对“工程是科学的应用”的观点、“工程工具论”、“技术自主论”等几种流行的工程观进行剖析，在国内首次明确提出工程伦理学具有不同于科学伦理学以及其他典型职业伦理学(如医学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的独特的研究问题，应当具有独特的学科地位。 其次，本论文从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基本思路出发，具体探讨了工程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借鉴国外工程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以工程、工程师为焦点，把工程、工程师放到以公司为典型的商业组织环境之里，以责任为主线，向内探讨工程师对工程专业本身的诚实问题，向外探讨工程师对企业的忠诚问题，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工程伦理学研究体系，进而对责任、诚实和忠诚等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具体来说，在“责任”部分，考察了工程责任观念演变的历史，明确指出当今工程师的首要责任是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负责，并且分别探讨了工程师在产品质量和安全、公众民主参与技术决策以及在国际环境下的责任问题。 在“诚实”部分，本论文把诚实作广义的理解，即，不仅限于人际交往中的讲真话，还理解为坚持和忠于工程专业标准(包括技术标准和伦理标准两个方面)。对比了诚实问题在科学与在工程中的不同表现，分别探讨了工程试验、商业运作以及工程师在承担社会公务职责时的诚实问题。 在“忠诚”部分，探讨了工程与商业、工程师与经理之间的冲突和差异及其对工程师履行专业责任的影响，在理论上对忠诚进行了分析，对如何处理工程师对公众负责与对公司忠诚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建议。 传统的工程观一般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本文提出新的工程伦理思想要求工程师把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纳入到自己的责任范围。工程师应当开展新的工程实践，促进可持续发展。
陈首珠[5]2015年在《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历史视野上考量技术与伦理的关系对于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是有益的。人类的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历史演变历经了古代的“以道驭术”、近代的“道术分离”、现代的“道术冲突”的过程,时至今日,技术与伦理的矛盾不仅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协调,而且表现出愈加尖锐的趋势。现代学者针对不同技术领域涉及到的不同技术伦理问题进行单一视角、单一变量的分析和论证,而这种仅依靠技术行为本身或伦理精神要求的单一纬度,难以实现找寻技术进步与伦理规范两者之间的协同与平衡。当代技术的发展依然面临着技术与伦理关系的矛盾,若要能走出传统技术伦理的困境,必须进行新的实践即“技术-伦理实践”。这种新的实践形态要求某项技术在开发伊始就始终考虑、研究相关技术伦理问题。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也曾最早谈及该实践形态,他指出纳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就是该实践形态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付诸实践。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当代技术伦理问题的协调解决必须诉诸于新的技术-伦理实践。本文包含了六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导论,涵盖了问题的提出、问题的价值、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重难点及创新点等。第二部分,通过对“与技术相分离的伦理道德实践形态”、“与伦理道德相分离的技术实践”的分析,引出并论证了“技术-伦理实践”一种新的实践形态的到来。第叁部分,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古代中西方技术与伦理之间关系问题,详实介绍了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的历史生成过程,即叁个阶段：孕育阶段、萌芽阶段、形成阶段。第四个部分,对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的典型模式进行分析,分别从当代工程技术-生态伦理、医疗技术-生命伦理、网络技术-信息伦理等方面分析并论证了不同技术与伦理之间关系的技术-伦理实践模式。第五个部分,对当代技术-伦理实践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包含了原因分析、过程分析、结果分析等。第六个部分,围绕着旨在协调当代技术-伦理实践问题而展开,进行了协调矛盾的可能性分析,提出了实现当代技术-伦理的协同建构的理论构想-—当代技术-伦理协同建构理论,并探讨了该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最后,本文以纳米技术为例,探究了当代纳米技术-伦理协同建构的实践路径。为了实现当代技术与伦理的协同发展,必须建立在技术-伦理协同建构理论的指导基础之上,不断开展新的实践探索。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将成为人类成功协调解决当代技术与伦理之间矛盾关系的新的实践形态。
张春燕[6]2009年在《科技伦理与学校道德教育改革》文中指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科学技术渗透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然而,伴随科技的进步,各种前所未有的科技伦理问题也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人们不得不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进行伦理反思,于是科技伦理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伦理学向来是学校道德教育实施的理论基础,因此,面对科技伦理的兴起与发展,学校道德教育理应做出回应,将科技伦理纳入学校道德教育体系。本文旨在通过对科技伦理概念和理论的梳理,管窥科技伦理与学校道德教育的契合点,采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结合的方法,基于科技伦理的视角审视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从而将科技伦理纳入学校道德教育体系。一方面发挥科技伦理的道德教育意义,推动科技伦理的实践,另一方面丰富和发展现有的道德教育理论研究,改进学校道德教育的现状,推动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实践和改革的顺利进行。全文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交代了科技伦理兴起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凸显,许多尖锐的科技伦理问题,震撼并冲击着人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科学技术的“价值中立学说”日益受到批判,于是人们开始构建新的伦理规范以调控科技的发展,科技伦理应运而生。第二部分是对科技伦理的解读。这一部分从科技伦理的界定入手,指出:科技伦理是人们运用伦理原则与规范引导科技发展,以达到使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目的的价值观念体系和道德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实践性,其本质是对科学技术与人的生存与发展关系的深层思考。在此基础上,又探讨了科技伦理的意义,指出:科技伦理凸显了科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促进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推动了基于科技发展的伦理更新。第叁部分探讨了科技伦理视野中的学校道德教育。这一部分基于科技伦理的视角审视了当前的学校道德教育,并从四个方面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其一,道德教育边缘化,没能有效发挥对科技教育的引导作用;其二,道德教育理想化,忽视了对个体科技伦理意识的培养;其叁,道德教育封闭化,缺乏对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的关注;其四,道德教育科学化,不利于个体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发展。针对存在的问题,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科技伦理视野下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其一,正确定位道德教育,使其与科技教育和谐发展;其二,完善道德教育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的科技伦理意识;其叁,更新道德教育内容,关注科技伦理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四,转变道德教育方式,着力培养学生的探究和实践能力。
张晓鹏[7]2004年在《技术与善》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了技术与善之间的关系。全文由序言、主体和结论组成。在序言中，简要阐述了研究技术与善的意义。主体由叁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技术进步，并分析其历史意义；第二层次，从价值论的模式探讨了技术对于人类和社会的价值；第叁层次，从分析技术异化的现象入手，探讨了技术与善背离的根源，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得出超越异化的途径。结论是全文的总结和延伸。
朱晓林[8]2017年在《STS视域下的纳米技术的善治》文中研究说明纳米技术的善治是近年来纳米技术与社会(Nanotechnology in Society)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STS研究中的新方向。文章从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和现代多元社会的价值冲突出发,旨在探索一种新的“善治”模式,即着眼于纳米技术发生的科学与文化语境,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实践智慧为准绳,多元地、即时地、原位地、动态地考察纳米技术的利益与风险,以求在纳米技术发展的上游对纳米技术进行伦理调控,引导纳米技术走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文章在阐述和分析现代不同框架的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善治”作为最好的治理,不仅指的是由下而上的治理,还应该是由微见着(原位)、审时度势(即时性)的治理,其伦理基础来自于实践智慧。它应该包括几个特点:语境性,即强调实践语境是善治考量的第一要素,包括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要素;即时性,即针对善治对象的特点,以动态、即时的评价为依据,包括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发展出一套分阶段治理的规范;多元性,即针对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强调广泛吸取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其理论基础是中道、明智和审慎。以实践智慧为准绳,文章首先分析了纳米技术善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指出纳米技术的复杂性、中介性与不确定特征、人们对纳米技术新特征的不知与无知、以及纳米技术发展中的文化冲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冲突、权力的博弈等,决定了纳米技术在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风险。面对纳米技术的可能风险,有必要以“善治”的方式加以防范。进一步分析了纳米技术的发展规律,指出纳米技术既遵循自身的演化规律,同时也是多种社会因素建构的产物。纳米技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为纳米技术的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前提。文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纳米技术“善治”的可行性:从宏观层面,试图在语境性、即时性与多元性的原则下,探索新的适合纳米技术特征的技术管理模式,即以远景评估、即时性评估以及建构性评价作为善治的可行性手段,提出将政府调控的自上而下的治理与公众参与的自下而上的治理、以及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相结合;从微观层面,通过分析纳米技术善治的可行性原则与战略,指出实践层面的纳米技术的善治应该由科学家共同体、企业及政府共同作用,实现负责任地发展纳米技术,在进行纳米技术研究的同时,同步进行纳米技术的治理的研究。
江璇[9]2015年在《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文中指出人体增强技术的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多伦理争议的社会现实问题,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涉及到人类的切身生存和健康方面以及今后社会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大且现实的问题,因此成为了目前各个领域专家和学者关注与热议的跨学科的前沿问题。对于人体增强技术的研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领域所要关注的问题,更是伦理道德领域所要重视的问题。人类对于由科学技术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也应该负有实践上的责任。为了能够有道德地生活与行动,因而亟需推进增强技术实践应用的伦理研究与探讨。本文将从原理、原论、原用叁大向度对人体增强这个前沿问题进行伦理研究,主要包括为其提供原理性的支持,并进行原则性的辩护,最后需要对其进行价值引导,使其无论是在形而上的伦理层面,还是在形而下的实践层面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辩护与合理的应用。人体增强技术的发展之所以引起一系列的争论与冲突,实质上是生命科学技术的“可行”与生命伦理的“应该”之间的深层矛盾与冲突的显现。因而对于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不仅需要从形而上的理论层面对其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对人体增强问题的理性审视,以及对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新评估与规范,从形而上的哲学视角为其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合乎伦理的基本原则和应用原则,进而有效地解决技术与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还需要从形而下的层面加强对人体增强技术具体实践应用的监管与控制,制定相应的政策与策略。通过“软”“硬”兼施,积极地面对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去解决问题以及化解冲突与矛盾,真正把握与控制好人体增强技术的发展方向,使其真正造福于人类和社会。通过对人体增强技术进行整体性地把握,针对其引发的特殊伦理问题进行系统性地探索,以及对其进行后现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辩护和合理的伦理原则的构建,从而确证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未来。对于人体增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只有综合形而上的理论层面以及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对其进行全面的考量与评估,才能既不影响人体增强技术积极正面效应的发挥,也能避免其消极负面影响的威胁；既不影响技术真正地造福于人类,也不会出现社会妨碍技术本身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丧失更多新的机遇和可能性的现象。
边林[10]2009年在《科学精神视域中的真与善统一问题探论》文中指出科学精神问题是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大背景下必须解决好的重要问题。文章对科学精神的核心问题展开了论述;并认为人类的科学技术事业是人类道德的永恒源泉;真与善的统一是科学精神的内在意蕴。文章从科学精神的视角论述了真与善的统一也就是科学与道德的统一问题,认为真与善是内在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客观实在性,同时这种统一应该体现在科技主体身上,它表现为主体对真理追求的执着与追求真理目的一致性的道德选择中。
参考文献：
[1]. 发展人工智能应避免“近视症”[J]. 张成岗. 人民论坛. 2018
[2]. 权利与善：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D]. 史军. 清华大学. 2007
[3].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技术观研究[D]. 梁海. 大连理工大学. 2011
[4]. 工程伦理学及其若干主要问题的研究[D]. 李世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5]. 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研究[D]. 陈首珠. 东南大学. 2015
[6]. 科技伦理与学校道德教育改革[D]. 张春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7]. 技术与善[D]. 张晓鹏. 山西大学. 2004
[8]. STS视域下的纳米技术的善治[D]. 朱晓林. 大连理工大学. 2017
[9]. 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D]. 江璇. 东南大学. 2015
[10]. 科学精神视域中的真与善统一问题探论[J]. 边林.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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