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社会学角度看王国维之死(论文文献综述)
李远莉[1](2021)在《《山海经》“鲧复生禹”新考》文中认为“鲧复生禹”神话出自《山海经·海内经》,原本表示鲧禹之间具有生命和事业的双重继承关系,尤其强调禹对鲧治水事业的继承。后逐渐演变为“鲧腹生禹”神话,叙述鲧被殛死,剖而产禹的奇异故事。本文拟以“鲧复生禹”神话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古籍文献出发,结合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理论,首先释读“鲧复生禹”中的“复”与“生”。再从“鲧复生禹”神话情节演变中的三个关键要素入手,分析由“复”而“腹”、由“鲧复生禹”到“鲧腹生禹”的神话转化过程。最后探究其成因。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主要由三章构成。第一章《山海经·海内经》“鲧复生禹”考释。本章首先指出《山海经·海内经》古注中并没有“复”通“腹”的直训。接着从甲金文材料入手,说明甲金文中的“复”、“腹”二字区别较大,并指出《山海经》还保留了这种有意区分二者的意识。最后结合其他先秦两汉文献对鲧禹治水之事的记载,明确《尚书》等早期文献也没有说明“复”通“腹”。继而提出《山海经·海内经》“鲧复生禹”中“复”未必为“腹”的观点,并结合甲金文材料和传世文献资料,详细分析“复”、“生”两字释义,得出“复”为又,“生”在表示鲧禹之间父子血脉相承关系的同时,具有延续内涵,《山海经·海内经》中的“鲧复生禹”原本指的是禹对鲧生命和事业的双重继承,且更为强调禹对鲧治水事业的继承。第二章由“复”而“腹”的三个关键要素。本章首先肯定“鲧复生禹”神话转变为“鲧腹生禹”神话的事实,再以神话情节为切入点,指出“鲧腹生禹”神话中的“三岁不腐”可能从《楚辞·天问》“夫何三年不施”发展而来。“剖之以吴刀”是在承续《吕氏春秋·行论篇》“副之以吴刀”的基础上,融合了大禹感生神话中禹母剖而产禹的情节。考虑到鲧、禹、龙三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故将“是用出禹”看作“鲧化黄龙”的别样表述,同时说明“鲧化黄龙”的源头是先秦两汉时期的“鲧化黄熊”之说。而“鲧化黄熊”中的死而复生观则是“鲧腹生禹”神话中鲧通过化龙或产禹实现生命永续的思想渊源。第三章鲧禹对比增强促使“复”变为“腹”。本章重在说明鲧禹相承关系由强调其政治意义转变为突出其生理意义,是“复”变为“腹”、“鲧复生禹”神话演变为“鲧腹生禹”神话的深层反映。其中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是部分先秦两汉文献在塑造鲧、禹形象时对鲧禹对比的不断强化。
王英娜[2](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认为《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田野[3](2020)在《台州市古戏台及演剧活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台州市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境内自然条件优越,河网密布,港汊交纵,物产丰富。历史底蕴深厚,民风淳朴,人民崇尚民族气节,具有较强的宗族观念。台州市历史文化悠久,在宋代以前便有丰富的演艺活动,从黄岩县灵石寺塔发现的戏剧砖雕来看,北宋乾德三年(965)台州就已有演剧活动。因其与温州接壤的独特地理位置,在南戏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孕育作用。台州市的古戏台众多,内陆地区戏台多在宗祠之内,沿海地区以神庙剧场居多。戏台的建造一方面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水平,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当地的民间信仰。经济水平是决定古戏台建筑形制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民间信仰影响着古戏台的建造用途。戏台建筑风格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整体建筑多为四合院布局,戏台作为附属性的建筑,大多为伸出式,形制单一,但在细节装饰上别具匠心。台州市的古戏台上曾上演过数量众多的剧目,这也意味着众多剧团班社曾来此演出,这些演出痕迹都留存于古戏台后台的舞台题记之中,这些舞台题记可以对台州市所搬演的剧目种类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并通过不同的演剧时间一窥台州市当地的演剧生态。戏台作为戏曲表演的重要场所,承担了酬神祈福的功能。尤其是明清以降,戏台建筑多被纳入宗祠或神庙建筑的整体规划之中,没有戏台的建筑也会增建戏台,以扩充规制。戏台的建造使其在实现酬神祈福的功能之外又承担了高台教化的功能,随着戏曲的发展,又具有了娱乐民众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对于戏曲文化的繁荣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古戏台作为一种戏曲文物传承着数百年来戏曲活动的印记,结合文史资料对古戏台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探寻声腔剧种的流变过程,亦可以追溯台州乃至浙江的戏曲发展过程。并且通过田野考察的方式,可以探索戏台上下不同群体的活动对村落或宗族社会的整合作用。
曲辉[4](2020)在《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文中指出关于艺术中美的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到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这无疑是对艺术与美、艺术审美价值争论的最掷地有声的回答。中国的艺术发展,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曾经一度出现很多乱象,然而一番“体检”之后,重归审美已经成为当下备受期待的愿景。《美术》杂志曾开展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的大讨论,一时掀起了坚持艺术审美的热烈呼声,大家都旗帜鲜明、慷慨陈词。在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阶段,重振艺术的伟大审美理想,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产生,更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方向。艺术的根本是审美。艺术发展中之所以出现种种乱象,除了社会发展特定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对艺术审美价值的漠视甚至破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补充并重振艺术审美功能理论体系,已成为当前艺术理论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因此,选择艺术审美功能论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作为研究对象,以美术学理论、教育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托,通过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功能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艺术的审美功能,科学阐释艺术的主要审美功能,并结合艺术发展实际阐明新时代重振艺术审美价值的历史趋势,得出了艺术要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的结论。首先,对艺术审美功能做一梳理和概观,明晰艺术的概念,分析艺术功能的内涵,厘清艺术的审美功能,并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历史回溯。对早期“模仿”说中的审美观念、“自由的艺术”与审美功能的凸显、“无功利”的艺术观与艺术审美功能的确认,以及艺术审美功能及艺术本质的发现进行论述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解析。对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审美认知功能、审美娱乐功能、审美心理调节功能逐一分析,并对诸功能之间的联系加以论证;对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广泛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进行分析,辨明艺术审美功能的特点;分析艺术审美功能的影响因素,对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体裁、艺术风格析毫剖厘,为研究奠定基础。艺术审美功能广泛、审美特点完备,并非初始之时沉寂,如何合理厘定艺术的阶段、科学评价艺术的发展?审美理想的失落与审美功能的离析又是肇自何时?纷繁多变的现代艺术流派,既丰富了艺术形式,又包含着艺术与美的对抗,特别是一部分哗众取宠,屈从于消费市场的作品,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影响不小,造成了审美理想的失落;中国文艺作品受此影响,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出现了时代性内容缺失、创作形式同质化等问题,也造成反审美现象,严重影响了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追根溯源,艺术与美二者关系的流变,决定了审美功能的流变,艺术发展呼唤审美价值回归。艺术审美功能的回归、审美价值的重振需要审美功能论的指引。随着艺术边界的拓展、祛魅的需求以及民族文化自信的逐渐养成,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补充和完善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传统时代艺术观念中的审美理想、近现代艺术观念中的美学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审美价值的探索,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提供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指明了方向,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原则下的多元体系构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人民性内核,注定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首先凸显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基础、美学内涵以及深厚的美育内核,使得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了共同的审美向度,产生了紧密地联系和良性互动,要求我们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审美人格培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美化传播。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为我们重振审美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生活审美、生态审美、共同体审美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审美的重要价值。无论是在艺术主题上、艺术语言上还是艺术形式上,我们都迫切需要推陈出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批评、构建审美社会、为世界提供中国审美方案,进行审美价值输出,由此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这是艺术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段立强[5](2020)在《明代买地券研究》文中认为买地券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随葬明器。对明代买地券的研究,在推进研究明代的丧葬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现状、契约流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有效补充纸质文献的不足。因此,本文以出土的明代买地券为研究对象,在坚持实证史学基础上,借鉴数理统计方法,系统梳理明代买地券的时空分布、形质、书写格式、券文内容以及类型,进而总结明代买地券的意义。首先,空间分布上,出土的明代买地券反映了该习俗在明代直辖地区均有流行,尤盛于四川、湖北、江苏、江西一带;时间上则涵及整个明代,且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正比。形质与书写格式上,并未有统一要求,多受现世契约与碑刻样式的影响。买地券券文内容,主要包含葬主祭主、神只鬼魅及买地券仪式与功能。其中,依据券主身份,发现该习俗为明代各阶层所普遍接受;买地券中的神只多与道教有关的特征,以及券文中频繁出现的鬼魅,侧面反应了佛教、道教与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在明代已出现“合流”趋势。其次,明代买地券类型多样。包括:依据买地券书写模板的三种书籍为标准,可分为《地理新书》型、《茔原总录》型与《三元总录》型;依据券文所载立券时间,可分为入葬型与生圹型两类;依据文书数量划分为单券型与双券型;依据购地钱数划分的虚拟用钱型与现世用钱型以及依据墓主死亡方式划分的普通型与隐讳型。最后,明代买地券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民俗学、契约史、宗教史意义。明代买地券揭露了明中晚期世风日下的现状,也反映了明代民间的孝观认知,同时也是古人“事死如事生”思想的新解释和明代民间崇信风水现象的直接体现。明代买地券类型的流变,间接反映了现世契约的流变,此外,它还见证了宗教的稳定传承与发展。
王海凤[6](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张灵馨[7](2020)在《冯契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冯契作为中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建构了自身的“智慧说”体系,对中国哲学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冯契自觉地将对美的问题的思考纳入其中,美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也是他追求自由、通往“智慧”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冯契的美学理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相关,与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如果不了解他的“智慧说”的哲学体系,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看待他美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冯契论“美”与他的“智慧说”相关,“智慧说”是他哲学乃至对美学问题思考的基础。冯契对真善美与人的自由之间关系的探讨,重点关注了美与自由和理想之间的关系。在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中,他抓住了“言志说”与“意境”理论两条线索,将这两者看作是中国传统抒情艺术的代表,在与西方注重造型艺术的对比中,突显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在对“言志说”与“意境”理论的阐发中,他将“言志说”与理想论相结合,强调艺术要为人生服务,既要表现个人理想、社会理想,又要表现艺术理想。他将“意境”看作是超越形式之上的境界和感受,以此来突出中国美学的特色。在对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中,冯契对中国近代美学发展过程中的外缘与内因进行了分析,关注了近现代美学家如王国维、朱光潜、鲁迅、宗白华等人对美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同时,关注了近代艺术革命的问题。他不仅自身有对美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早年也亲自进行过一些文艺创作,他的文学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他所从事的相关美学工作也推动了相关美学教育的发展。总体而言,冯契对美学问题的关注拓宽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视域,也为美学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他提出的审美理想对于完善自由人格、推动美育发展、提高人生境界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张舒畅[8](2019)在《清末民初《国风》研究的发展与转变》文中提出清末民初是传统《诗经》学向现代《诗经》学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诗经》学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从以传统教化思想为主导的经学变成了现代人文科学。在这一转型历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国风》的地位提高和研究热度急剧上升。本文拟在清末民初《诗经》学的发展脉络之中对这一特殊现象进行探究,探讨这一时期《国风》研究的凸显意味着什么,在《诗经》学的转型过程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第一章主要着眼于《国风》研究发展的特殊背景,对社会环境、经学发展、《诗经》学发展进行梳理,来揭示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环境、学术生态,并在此基础上描述《诗经》学在清末民初转型的脉络,以求能在《诗经》学发展的整体中论述这一时期《国风》研究发展的“异变”。第二章具体描述《国风》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本章从经学研究向文学研究、经学研究向史料研究两个方面,来论述这一时期《国风》研究发生的转变。从经学研究到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转向是清末民初《诗经》学转型最为突出的特征,它宣告《诗经》学脱离了传统经学的束缚,成为独立的现代人文科学。这一时期,文学视野下《国风》研究有以下三个较为重要的内容:一、《国风》的性质被重新界定为民歌;二、诗旨的重新阐释;三、《国风》中婚恋诗的解读热潮。《诗经》的史料研究体现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即传统经学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在章太炎“六经皆史”的观念下实现了由经入史的转变。史料视野下《国风》研究的发展主要从以下方面论述:以《国风》为史料的历史学研究;以《国风》为史料的民俗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研究。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国风》的史料研究还是很不成熟的,民俗学研究仅散见于个别学者的研究之中,不成系统,而文化人类学研究由闻一多开辟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第三章主要探讨《国风》研究在这一时期呈现出这种现象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学术与社会的联系空前加强,因而《国风》研究中多含有学者们社会改造的思考。对《国风》研究发生影响的社会运动及思潮主要有:整理国故运动中贯穿的疑古思潮以及平民文学地位的提高。整理国故运动是这一时期胡适提出的具有统摄意义的文化运动,其中蕴含的整理传统学术之意本具有合理性,但疑古思潮则使其从“整理国故”变为“摧毁国故”运动。在贯穿着疑古思潮的整理国故运动下,《国风》的文学研究作为对《诗经》传统经学研究的反动,得到了学者们的大力提倡。除此之外,影响《国风》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平民文学地位的提高,这一历史趋势具有深厚的社会根源,“白话文运动”与“歌谣运动”都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具体表现,而“白话文运动”与“歌谣运动”又都不同程度的和《国风》的民歌阐释发生着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国风》的民歌阐释合于为白话文、为民间歌谣寻找远古传统的思考,因而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从这一时期《国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诸多缺陷,比如学者们在材料采择上的倾向性、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上的以今例古、胡适对《诗经》所下的“歌谣总集”定义,都是值得重新商榷的。五四时期的文化运动本就具有着强烈的时代性,“为社会”“为人生”的社会现实需求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思考。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这本无可厚非,但是现在从《诗经》学发展的角度,我们应对清季民初的《国风》研究与《诗经》研究进行理性的反思。
张帅[9](2019)在《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针对两晋南北朝皇族的一项研究,旨在分析其内部的宗法关系、宗庙所具有的正统意义、大小宗争执引发的政治动荡、皇权在权源和继承上相统一何以重要、少数族以中原宗法重构宗族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并试图通过观察此段历史过程,勾勒出宗法形态的变迁轨迹。简言之,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皇族,研究视角是宗法礼制。宗法是商周古制,春秋礼崩乐坏,至战国宗法也不复具备完整的制度构造,散附于宗庙、封爵、服制等体系,但依然对家国产生着影响。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法发展出新的形态,其影响所及,见于皇族和政治的诸多方面。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既有破坏,也有重构。它破坏的,是秦皇、汉武所建立的皇权独尊的政治传统,以及儒学独尊的文化传统。在激烈的动荡中,“再造区夏”成为历史所赋予的命题,凡此三百余年间史事,皆可视为对此命题的回答。在士人的眼中,上古三代才是理想社会,所以世家大族主导的重构运动,不再向秦汉回归,而是向古制取法。政治文化上的这一历史动态,在魏武时已露端倪,西晋司马氏建国便更显然,宗法正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作为礼制的宗法,其根本用意,欲在亲亲的宗族中更立尊尊之义,从而嫡庶有间,大小有别,长幼有序,继承有法。宗法之制,以嫡长子继承为前提,以服制为裁断,以宗庙为映射。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宗庙和宗族构成一体两面,始终在互动与调试。西晋庙制建立初期,存在着太祖虚位的问题,延至武帝中期方才确定,而定太祖实际上就是定大宗,晋武帝鉴于曹魏的历史教训,扩大了封王范围,超出了大宗一系的限定,庙制中太祖缺位的根源正在于此。晋武帝咸宁元年为防范即将出现的政治危机,一改前期缓和的宗室政策,迅速确定了文帝司马昭的太祖地位,试图以此杜绝宗室对皇权的威胁。东晋元帝以小宗入继承统,在礼法上需要解决上承宗统和下奉旧国的问题,太祖虚位的特殊庙制和琅邪王复杂的转封由此产生。为保障皇权在大宗一系传承,东晋诸帝在确定储君后便封至亲为琅邪王,试图降低其宗法地位,以避免争斗。宋武帝以寒人登皇极,为扩大统治基础,采取了重用宗亲的方式。另一面又通过政治上的安排区分出亲疏差等,长沙、临川两支便在排抑之列。此意图也见于庙制中的安排,他沿用两晋“太祖虚位”的制度模式,暂不置宗庙核心,只按世系排列,以与旁支宗亲的政治地位相呼应。刘宋宗室互相残杀,其根源实在武帝,庙制是宗法的象征,太祖位不立,权源便无从统一,默认的嫡长子继承制也就难以获得制度保障,其混乱便在所难免。萧梁所遇到的问题与此类似,梁武帝为防范前朝之祸,采用早定庙序的制度方式和敦睦宗室的儒家式教化手段,但却忽视了继统之礼,废嫡立长导致宗室内在的撕裂,侯景之祸所以能造成颠覆性后果,与此密切相关。北魏以少数族入主中原,宗法化是汉化的题中之意,孝文帝的一系列举动,是在先祖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太祖位升降、改王爵之制、定皇族服属,宗法形态的结构性于此明确地显现出来。本文前五章以当时皇族中的主要问题为纲,宗庙、封王、服属等穿插其中,第六章则通贯论及宗族官、诸侯庙、庶妃庙变迁,横竖交错,以明皇族宗法之动态。
刘超[10](2019)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代学术语境下,文化和思维是其中的重要关键词,思维是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深层内涵,是人们用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遭世界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元认知模式。中国人喜欢追问“这有什么用”,表现出注重实用的思维模式。本研究主要研究中国人的实用思维,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炼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和主要表现。本研究将实用思维定义为一种重视现实致用的思维模式。中国人实用思维表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从个体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比较重视此岸世界现实满足,轻视彼岸世界来世追求;从理论与应用孰重孰轻的角度看,中国人一向重应用探究,轻理论建构;从个体参照的时间框架看,更重视当前之用,轻视长远之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沿着从生物适应到文化选择的理路演进,历经萌芽、发生、形成和确定四个阶段。中国人实用思维在知识、关系和宗教三个领域体现较为明显,普遍将知识、关系和宗教视为工具性和手段性存在。第二部分,梳理实用思维产生的文化缘由,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即:“一个世界”观,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以及重视机会获得与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1)“一个世界”观将人生的目标追求置于此岸世界,关注现实性目标追求,忽视超越性目标追求。(2)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强调“知”要能够服务于“行”,强调“人”的中心地位,这一观念传统分别解构了“知”的重要性与对象性,使得中国人重视以人的需要为导向的应用研究,轻视理论研究。(3)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第三部分,主要阐明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作为一种复杂的存在,实用思维涉及相关的价值观和认识论。这一部分从实用价值观、实用认识论以及言语模式形塑思维三个方面对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进行微观探讨。中国文化已经形成重视个体和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实用价值观,形成关注现实致用的实用认识论。言语模式促使文化中已经存在的实用价值观和实用认识论自觉地进入个体的思维之中。中国人喜好追问“这有什么用”和“如何做”:“这有什么用”使得个体倾向于从“用”的角度看事观物,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如何做”强调方法技术的寻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回避理论解释。在特定言语模式的引导下,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追求实用。第四部分,从实用思维的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中两个基本问题,即“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和“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1)对“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的回答需要追溯至两希文明,两希文明分别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认知因素与人格因素。在古希腊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概念化的形式逻辑,倾向于用元素-结构认知模式来认知事物,用数来描述与演绎自然存在,古希腊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智识上的准备。在希伯来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超越性的目标追求,积极进行着自我与意义寻求,希伯来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动力上的准备。现代科学是超越实用的结果,是人类智识力量和人格力量拒斥实用思维的双重超越。(2)对“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这一问题的心理学解答也可以从认知因素和人格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原因的寻求。在实践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人擅长运用类比推理和相关逻辑,这种思维方法将一切事物都联系起来,人与自然形成整体的存在格局,故未能成功地将人与自然进行切分,古代中国人倾向于采用作用-功能认知模式看待自然客体,对于中国人而言,数是指导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总体看来,中国人未能有效地形成现代科学产生所必要的认知因素。在儒道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热衷于现实性的目标追求,持趋乐避苦的性格特征,主动求乐,被动受苦,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中国人的心理羁绊于一种现实致用的思维之中,被双重的实用寻求所束缚。不论是从认知上看,还是从人格上看,古代中国人都不具备产生现代科学所必要的智识性条件和动力性条件。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适应艰辛环境的能力,对外来文化保持开放心态,增强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由于过于重视效用和功能,中国人漠视不能尽快致用的理论研究,回避超越性目标追求。中国人如果想要更好地实现心理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思维的水平,而中国人如果想要实现人性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则需要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深彻理解希伯来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使得超越性目标成为中国人总体目标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社会学角度看王国维之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社会学角度看王国维之死(论文提纲范文)
(1)《山海经》“鲧复生禹”新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鲧复生禹”神话情节研究 |
二、鲧形象及演变研究 |
三、 “鲧复生禹”神话产生背景研究 |
四、其他相关研究 |
五、 “鲧复生禹”问题的提出及本论题的研究意义 |
第一章 《山海经·海内经》“鲧复生禹”考释 |
第一节 《山海经·海内经》成书时间 |
第二节 “鲧复生禹”之“复”未必为“腹” |
一、 《山海经》古注未言“复”通“腹” |
二、甲金文中“复”与“腹”有较大区别 |
三、 《尚书》等早期文献不能说明“复”通“腹” |
第三节 “鲧复生禹”之“复”、“生”考 |
一、 “复”字考 |
二、 “生”字考 |
三、 “复”“生”本义:生命和事业的双重继承 |
第二章 由“复”而“腹”的三个关键要素 |
第一节 “三岁不腐”:由“复”而“腹”的前奏 |
第二节 “剖之以吴刀”:由“复”而“腹”的实现 |
一、 “剖之以吴刀”的初现 |
二、由“副之以吴刀”发展到“剖而产子” |
第三节 “是用出禹”:由“复”到“腹”的结果 |
一、 “鲧化黄熊”:“鲧化黄龙”的源头 |
二、 “鲧化黄熊”中的死而复生观 |
第三章 鲧禹对比增强促使“复”变为“腹” |
第一节 鲧禹地位的发展变化趋势 |
第二节 鲧禹“势力”对比之表现 |
一、鲧禹功过对比 |
二、鲧禹贤愚对比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二、近现代庄学研究现状分析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近现代历史语境下的庄学复兴 |
第一节 近现代诸子学的兴起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学的复兴 |
第三节 近现代庄学复兴的意义 |
第二章 以佛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第一节 以佛解庄的“格义”方法及历史演进 |
一、“格义”方法的发生 |
二、传统概念式“格义”的释义策略 |
三、传统会通式“格义”的发展 |
四、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推进 |
五、近现代实用化“格义”的新变 |
第二节 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致用理路 |
一、以庄、佛构建“致用”理路的动因 |
二、“齐物”与真如目标的预设 |
三、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
第三节 梁启超以佛、儒释庄的新诠解 |
一、对胡适解庄方法的质疑 |
二、“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三、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四、以佛、儒释庄的原由及意义 |
第三章 以儒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第一节 传统的“以儒解庄”思想 |
一、儒、庄融通的可行性前提 |
二、传统“以儒解庄”的特点 |
第二节 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风貌 |
一、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 |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 |
三、庄、儒义理融合的深入与开拓 |
第三节 近现代以经学解庄的新融合 |
一、《庄子》与经学的互动融合 |
二、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 |
三、以经学解庄的价值和意义 |
第四章 中西融合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第一节 《庄子》与进化论思想 |
一、严复以“天演”解庄: 进化思想的引入 |
二、胡适以“进化”解庄: 物种依据的相通 |
三、章鸿钊的“天择律”与“天钧律”:进化思想的新定位 |
四、以进化论阐释《庄子》的评价 |
第二节 《庄子》与快乐主义 |
一、根本相通:快乐与自得 |
二、追求持久快乐的相似途径 |
三、伊、庄认识论的异同辨析 |
四、伊、庄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第三节 《庄子》之“本体”与“自由” |
一、斯、庄比较的可能性及新特点 |
二、形而上: 本体的相契与殊异 |
三、形而下: 相似的“自由”追求与不同路径 |
第四节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庄子 |
一、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较早尝试 |
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补充 |
三、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新拓展 |
四、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价值和意义 |
第五章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 |
第一节 近现代“文学”认知的新变 |
一、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
二、近现代“文学”的理论视角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 |
一、《庄子》的文学语言 |
二、《庄子》的篇章结构 |
三、《庄子》的文体 |
四、《庄子》文学与社会 |
五、《庄子》与传统典籍的文学比较 |
六、其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台州市古戏台及演剧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选题目的及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台州古戏台形成的背景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
第二节 人文社会背景 |
第二章 台州市的戏曲渊源 |
第一节 北宋之前的演艺活动 |
第二节 北宋以来的演剧活动 |
第三节 台州与南戏的渊源 |
第三章 台州古戏台的建筑特色 |
第一节 平面布局 |
第二节 剧场形制 |
第三节 装饰运用 |
第四章 台州古戏台的演剧活动 |
第一节 剧种与班社 |
第二节 演剧习俗 |
第三节 演剧剧目 |
第五章 台州古戏台的文化功能 |
第一节 祭祀功能 |
第二节 教化功能 |
第三节 娱乐功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台州市现存古戏台 |
附录二 台州市古戏台舞台题记 |
附录三 台州市戏台碑刻资料 |
附录四 台州市临海市河头镇下湾村叶氏宗祠族谱(部分) |
附录五 台州市古戏台名录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4)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一)艺术中国梦实现的内在需求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艺术使命 |
(三)艺术审美理论的现状分析 |
(四)重振艺术审美功能的呼唤 |
二、研究意义 |
(一)现实意义 |
(二)理论意义 |
三、研究现状 |
(一)关于艺术功能的研究 |
(二)关于艺术审美功能的研究 |
(三)关于艺术美的体现的研究 |
(四)对艺术审美问题多学科研究的反思 |
四、本文的思路与方法 |
(一)本文的研究思路 |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 |
(二)不足 |
第一章 艺术审美功能论概观 |
一、艺术功能与艺术审美功能论 |
(一)艺术的概念 |
(二)艺术功能及其内涵 |
(三)艺术审美功能论 |
二、艺术审美功能论的历史回溯 |
(一)早期“模仿”说中的审美观念 |
(二)“自由的艺术”与审美的凸显 |
(三)艺术审美功能的确认 |
(四)艺术审美本质的发现 |
三、艺术的主要审美功能 |
(一)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 |
(二)艺术的审美认知功能 |
(三)艺术的审美娱乐功能 |
(四)艺术的审美心理调节功能 |
(五)诸功能之间的联系 |
四、艺术审美功能的特点 |
(一)完整性 |
(二)广泛性 |
(三)时代性 |
(四)民族性 |
五、影响艺术作品审美功能的因素 |
(一)时代背景 |
(二)艺术体裁 |
(三)艺术风格 |
第二章 艺术与美二者关系的历史流变与审美理想的失落 |
一、艺术与美二者关系的历史流变 |
(一)原始艺术:似乎形同陌路的开始阶段 |
(二)古典艺术:可谓如胶似漆的蜜月阶段 |
(三)现代艺术:貌离而神不离的对抗阶段 |
二、现代、后现代艺术中真与美的对抗 |
(一)艺术视阈下真与美的互动 |
(二)哲学视阈下真与美的竞合 |
(三)现代艺术视阈下真与美的对抗 |
三、审美功能的离析 |
(一)时代精神的缺失 |
(二)艺术创作的同质化 |
(三)非理性审丑及其影响 |
四、审美理想的失落 |
(一)审美意识的消解 |
(二)审美实践的偏离 |
(三)审美本质的错位 |
第三章 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补充与完善 |
一、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时代之维 |
(一)艺术边界的拓展 |
(二)祛魅的需求 |
(三)民族自信的必然 |
(四)艺术发展的呼唤 |
二、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历史之维 |
(一)传统时代艺术观念中的审美理想 |
(二)近现代艺术观念中的美学思想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审美价值的探索 |
三、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理论渊源:习近平文艺思想 |
(一)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 |
(二)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鲜明特征 |
(三)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重大意义 |
四、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理论框架 |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原则 |
(二)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体系 |
(三)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实践品格 |
第四章 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互动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审美向度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基础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内涵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美育的关系 |
二、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一)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审美一致性 |
(二)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审美对接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美丑”之辨 |
三、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一)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引导审美人格教育 |
(二)新时代公民审美教育的文化追求 |
(三)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美化传播 |
第五章 新时代审美价值的重振路径 |
一、新时代审美价值的再发现 |
(一)生活审美的升华 |
(二)生态审美的转向 |
(三)共同体审美的期许 |
二、新时代艺术主题的再明晰 |
(一)致力于民族文化的自觉 |
(二)致力于个人品质的提升 |
(三)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
三、新时代艺术语言的再丰富 |
(一)基本章法的传承 |
(二)意境格调的创造 |
四、新时代审美价值的再输出 |
(一)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艺术批评 |
(二)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为世界提供中国审美方案 |
(三)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构建审美社会 |
余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明代买地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二)买地券名称界定 |
(三)研究范围的界定 |
第二章 明代买地券主要内容 |
一、买地券分布情况 |
(一)空间分布 |
(二)时间分布 |
二、买地券形质与书写格式 |
(一)形状材质 |
(二)书写格式 |
三、买地券券文内容 |
(一)葬主祭主 |
(二)神只鬼魅 |
(三)仪式功能 |
第三章 明代买地券类型特点 |
一、书籍所载样式分类 |
(一)《地理新书》型 |
(二)《茔原总录》型 |
(三)《三元总录》型 |
二、立券时间分类 |
(一)入葬型 |
(二)生圹型 |
三、立券数量分类 |
(一)单券型 |
(二)双券型 |
四、购地钱数分类 |
(一)虚拟用钱型 |
(二)现世用钱型 |
五、死亡方式分类 |
(一)普通型 |
(二)隐讳型 |
第四章 明代买地券的意义 |
一、社会意义 |
(一)揭露世风日下的现状 |
(二)体现民间孝观的认知 |
二、民俗意义 |
(一)体现事死如事生思想 |
(二)反映崇信风水的现象 |
三、契约意义 |
(一)研究民间契约新文本 |
(二)反应契约文本的流变 |
四、宗教意义 |
(一)见证宗教稳定的传承 |
(二)体现宗教融合的特点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三、研究现状及评析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五、理论基础 |
六、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思想层面:近代中国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 |
第一节 清末“训育”概念的传入 |
一、“训育”传入的背景 |
二、“训育”传入的主体 |
三、“训育”传入的内容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训育内涵的争辩 |
一、训育重要性的探讨 |
二、训育内涵的博弈 |
三、训育实施路径的论争 |
第三节 民国后期训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一、训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 |
二、训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训育思想 |
第二章 实践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 |
第一节 清末新式学堂“训育”的践行 |
一、“监学官”的设立与管理规则的颁布 |
二、“寄宿舍制度”的出现 |
三、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 |
第二节 民国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验 |
一、“学监制”的续存 |
二、“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
三、“经学”训育课程的延续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行 |
一、“导师制”的先行 |
二、训育组织的杂出 |
三、“党义课程”的开设 |
第三章 制度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构建完型 |
第一节 训育制度建立的缘由 |
一、“学校风潮”频发的推动 |
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建议 |
三、战时施政方针及教育政策的导引 |
第二节 学制系统“训育”的构建 |
一、训育方针的艰难确立 |
二、训育标准的加速订定 |
三、“导师制”的大力倡导 |
第三节 管理系统“训育”的编织 |
一、训育组织“训导处”的建立 |
二、训育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第四章 全面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高校训育制度的实况 |
第一节 “导师制”的实施 |
一、国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二、私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三、教会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第二节 “训导处”的设立 |
一、国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二、私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三、教会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引入 |
一、国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二、私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三、教会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第五章 历史反思: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评析 |
第一节 训育制度的总体评析 |
一、训育制度的内在联系 |
二、训育制度的功能体现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评析 |
一、从师生情感交流的角度看 |
二、从学子民族精神的角度看 |
三、从学生思想行动的角度看 |
第三节 训导处的评析 |
一、导致学校管理的行政性 |
二、催生校园氛围的政治化 |
三、加强学生思想的控制力 |
第四节 三青团的评析 |
一、于学子抗敌热情的影响 |
二、同高校政治色彩的关系 |
三、与学生进步运动的联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7)冯契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冯契美学思想研究之缘起 |
二、冯契美学思想研究的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港澳台及国外研究现状 |
三、《冯契美学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 |
第一章 冯契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
第一节 哲学上的“智慧说” |
一、广义认识论 |
二、知识与智慧 |
三、哲学和哲学史 |
四、科学和哲学 |
第二节 冯契论美及其相关概念 |
一、美的对象 |
二、美感与快感 |
三、美的多样性 |
四、美与真和善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冯契论真善美与人的自由 |
第一节 冯契自由观的发展历程 |
一、萌芽阶段 |
二、生成阶段 |
三、完善阶段 |
第二节 真善美与人的理想和自由 |
一、真、人生理想与自由 |
二、善、道德理想与自由 |
三、美、审美理想与自由 |
第三节 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
一、中国哲学史上对理想人格问题的探讨 |
二、平民化自由人格的特征 |
三、平民化自由人格与儒家理想人格的比较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冯契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研究 |
第一节 冯契对“言志说”的研究 |
一、冯契对“言志”说与典型性格的分析 |
二、冯契对“言志说”与理想论的结合 |
第二节 冯契对“意境”理论的研究 |
一、冯契对“意境”内涵及演变的研究 |
二、冯契对近现代“意境”理论的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冯契对中国近代美学的探索 |
第一节 冯契论中国近代美学的发展进程 |
一、中国近代美学发展的外缘因素 |
二、中国美学在近代的内部变革 |
第二节 冯契论中国近代美学家的理论及贡献 |
一、冯契论王国维的美学理论及贡献 |
二、冯契论鲁迅的美学理论及贡献 |
三、冯契论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及贡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冯契的美学实践与理论价值 |
第一节 冯契美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一、早年文艺创作中的美学思想 |
二、积极从事美学工作,推动美育发展 |
第二节 冯契美学思想的理论价值 |
一、中国哲学与中国美学互相观照 |
二、对审美理想的价值追求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清末民初《国风》研究的发展与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研究缘起 |
研究现状 |
研究意义 |
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国风》研究的特殊背景 |
第一节 社会及经学背景 |
一、社会背景:结构变革中的中国 |
二、经学背景:最后的挣扎与没落 |
第二节 《诗经》研究的发展历程 |
一、经今古文之争下的《诗经》研究 |
二、近代视角解读《诗经》的尝试 |
三、现代《诗经》学的开创 |
第二章 《国风》研究的发展与转变 |
第一节 文学视野下的《国风》研究 |
一、《国风》为民歌 |
二、婚恋诗的解读热潮 |
三、诗旨的重新阐释 |
第二节 史料视野下的《国风》研究 |
一、《国风》的历史学研究 |
二、《国风》的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 |
第三章 《国风》研究转变的原因 |
第一节 整理国故与疑古思潮 |
一、整理国故运动 |
二、疑古思潮 |
第二节 平民文学地位的提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与旨趣 |
二 “宗族”与“宗法”——相关概念解析 |
三 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
第一章 论西晋庙制中的太祖位 |
第一节 西晋庙制与太祖位问题 |
第二节 定太祖位的政治用意——以大宗之争为线索 |
第三节 六亲庙序的设定与取消——以泰始封王为视角 |
第四节 强本抑末——大宗一系的最终确定 |
小结与余论 |
第二章 小宗承统——东晋的太祖虚位与琅邪封国 |
第一节 东晋小宗承统的礼法问题 |
第二节 太祖的虚位与改置 |
第三节 琅邪王的转封与入继 |
小结 |
附:东晋庙制示意图 |
第三章 继统失序——刘宋的宗王出镇与皇族相杀 |
第一节 重宗室与别亲疏——兼论宋武庙制 |
第二节 宗室相残与幼子出镇 |
第三节 宗王相争与孝武限藩 |
第四节 宋主猜忌与致乱根由 |
小结 |
第四章 重构宗法——以梁末乱局为背景的考察 |
第一节 侯景之乱中的萧梁宗室 |
第二节 梁初宗法秩序的构建——兼论萧顺之太祖位问题 |
第三节 宗法的松弛及其影响 |
小结 |
第五章 论北魏皇族的宗法形态 |
第一节 再论北魏“两太祖”问题 |
第二节 北魏太庙制度略考 |
第三节 孝文帝改王爵之制与定宗族之属 |
小结 |
第六章 宗族官与诸侯、庶妃庙制 |
第一节 两晋南北朝皇族的宗族官 |
第二节 由汉至晋——诸侯庙制的转折 |
第三节 两晋南北朝庶妃庙制之起源与流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前言 |
1.1 研究现状 |
1.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意义 |
第一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与表现 |
2“实用”与“思维”的内涵解读 |
2.1“实”与“用”的涵义解读 |
2.2“实用”的内涵解读 |
2.2.1 实际效用 |
2.2.2 现实应用 |
2.2.3 符合当下需要 |
2.3“思维”的内涵解读 |
3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与基本特征 |
3.1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 |
3.2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基本特征 |
3.2.1 重视此岸现世满足,轻视彼岸来世追求 |
3.2.2 关注应用探究,轻视理论构建 |
3.2.3 注重近期之用,忽视长远之用 |
4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与主要表现 |
4.1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 |
4.1.1 萌芽阶段 |
4.1.2 发生阶段 |
4.1.3 形成阶段 |
4.1.4 确定阶段 |
4.2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主要表现 |
4.2.1 知识 |
4.2.2 关系 |
4.2.3 宗教 |
第二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文化缘由 |
5“一个世界”观为核心的意义系统 |
5.1“一个世界”观与“两个世界”观的比较 |
5.1.1 思想来源 |
5.1.2 基本内涵 |
5.1.3 关系 |
5.1.4 目标追求 |
5.2“一个世界”观使得中国人追求现实性目标 |
5.2.1 物质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5.2.2 社会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5.2.3 情感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1)人际之情:和谐的人际关系 |
(2)物我之情:圆融的物我关系 |
6 重“行”之知行观与“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 |
6.1 重“行”之知行观 |
6.1.1 中西知行观差异之一:重“行”与重“知” |
6.1.2 中西知行观差异之二:“知行合一”与“知行二分” |
6.2“人”为中心之天人观 |
6.2.1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一:“人”为中心与“天”“人”各为中心 |
6.2.2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二:“人天合一”与“天人二分” |
6.2.3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三:有情之天与有理之天 |
6.3 传统知行观与传统天人观使得中国人重视应用性研究 |
6.3.1 未能建立起理论研究兴趣 |
6.3.2 重视应用性知识系统 |
6.3.3 形成重视现实应用的“学”“术”传统 |
7 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 |
7.1 重视机会获得 |
7.2 恐惧物质匮乏 |
7.3 两个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 |
7.4 中国人重近期利益的表现 |
第三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 |
8 中国人实用思维形成的总体机制图 |
9 中国人的实用价值观 |
9.1 个人/家庭层面的实用价值观 |
9.1.1“好死不如赖活着”:寿(健康长寿) |
9.1.2“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富(物质财富) |
9.1.3“势大面子宽”:贵(社会权势) |
9.1.4“家和万事兴”:和(家庭和谐) |
9.2 国家/天下层面的实用价值观 |
9.2.1“治国”:国家富强、社会安定 |
9.2.2“平天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
10 中国人的实用认识论 |
10.1 实用自然认识论 |
10.1.1 自然的三个维度 |
10.1.2 功能本体是中国古代实用自然认识论的认知基础 |
10.1.3 实用自然认识论影响下形成应用性/操作型知识体系 |
10.2 实用道德认识论 |
10.2.1 道德的两重性 |
10.2.2 修齐治平是中国古代实用道德认识论的社会需要 |
10.2.3 实用道德认识论影响下形成道德践履操作系统 |
11 语言及其话语模式影响实用思维的形成 |
11.1 语言及其话语模式形塑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 |
11.1.1 思维支配语言 |
11.1.2 语言形塑思维 |
11.2 中国式提问将中国人的思维导向“实用” |
11.2.1 问题之一:这有什么用 |
(1)“这有什么用”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 |
(2)“这有什么用”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 |
11.2.2 问题之二: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 |
(1)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引导“术”(方法与动作)的寻求 |
(2)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满足于解决生产问题和生活问题 |
11.2.3 中国式提问的逻辑后果 |
(1)“这有什么用”提问方式的逻辑后果 |
(2)“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提问方式的逻辑后果 |
第四部分 从实用思维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
12“李约瑟难题”的文献回顾与解析 |
12.1“李约瑟难题”的阶段性 |
12.1.1 17世纪初-19 世纪末:以德梅朗和巴多明等法国学者为代表 |
12.1.2 20世纪初-20 世纪中叶:以任鸿隽和梁启超等中国学者为代表 |
12.1.3 20世纪中叶-20 世纪80年代:李约瑟对难题的研究 |
12.1.4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的努力 |
12.2“李约瑟难题”的跨学科性与学科中心偏移 |
12.2.1 “李约瑟难题”的跨学科性 |
12.2.2 “李约瑟难题”的学科中心偏移 |
12.3“李约瑟难题”研究中展现的三个问题 |
12.3.1 问题之一:“李约瑟难题”的内涵问题 |
12.3.2 问题之二:“伪问题”说是否挑战“李约瑟难题”的合法性? |
12.3.3 问题之三:现代科学移植中国是否挑战“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必要性? |
13 心理学的努力:以往心理学研究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
13.1 陈立:“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便必为心理的” |
13.2 尼斯贝特、彭凯平和侯玉波:辩证思维与整体思维的解答 |
13.3 皮亚杰:认识的心理发生 |
13.3.1 动作:一般认识发生的心理基础 |
13.3.2 超越动作:科学认识发生的心理基础 |
13.3.3 皮亚杰理论对“李约瑟难题”解答的启发 |
14 从实用思维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
14.1 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 |
14.1.1 希腊传统奠定科学产生的认知条件 |
(1)概念化的形式逻辑 |
(2)元素-结构认知模式 |
(3)“数”的描述机能与演绎机能 |
14.1.2 希伯来传统奠定科学产生的人格因素 |
(1)超越性的目标导向与动机激发 |
(2)自我与意义寻求 |
14.2 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 |
14.2.1 实践取向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认知条件 |
(1)相关逻辑和类比推理 |
(2)作用-功能认知模式 |
(3)“数”在实践中起指导功能 |
14.2.2 儒道文化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 |
(1)现实性的目标导向与动机激发 |
(2)求乐避苦的性格特征 |
第五部分 反思、评价与结论 |
15 对中国人思维研究的反思 |
15.1 以心理学为中心学科,关注思维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
15.2 以研究中国文化的思维为基本,同时关注思维研究的文化差异 |
15.3 宜从方法上把握思维研究的三个层次 |
16 对中国人实用思维的评价 |
16.1 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对环境的适应性 |
16.2 实用思维阻碍中国人理论兴趣的形成 |
16.3 实用思维阻碍中国人超越性目标的形成 |
16.4 改善中国人思维的策略 |
17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7.1 本研究的创新 |
17.2 本研究的不足 |
18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从社会学角度看王国维之死(论文参考文献)
- [1]《山海经》“鲧复生禹”新考[D]. 李远莉.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3]台州市古戏台及演剧活动研究[D]. 田野.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D]. 曲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明代买地券研究[D]. 段立强.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6]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冯契美学思想研究[D]. 张灵馨.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8]清末民初《国风》研究的发展与转变[D]. 张舒畅. 河南大学, 2019(01)
- [9]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研究[D]. 张帅. 山西大学, 2019(01)
- [10]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D]. 刘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