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波[1]2004年在《王安石伦理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安石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丰富伦理思想的理论家。是他通过自己的着作引发了当时人们“始原道德之理,窥性命之端”的学术风气。而这种学术风气的发展,终于引起学术上的革命一一宋学的产生。王安石的伦理思想是对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一种反映。王安石所生活的时代,商品经济已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已经对传统的小农经济构成了某种威胁,因此急需在理论上进行某种变革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北宋政府优遇文人,也使得士大夫们的社会思想获得了一种比较自由的讨论空间;王安石又是“熙宁变法”的主导者,有宋一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变化对他的思想的冲击就更加强烈。作为一个重要但被人们忽视的个案,王安石的伦理思想及其践履对于透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发展变化,乃至对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王安石的伦理思想主要包括这样几方面内容。首先,王安石主张“性不可以言善恶”,这是对历史上孟子、荀子、董仲舒、杨雄等人关于人性理论的一种反动,而直接上承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念。实际上,王安石借鉴了先秦法家的人性理论,将法家的“自利”思想与孔子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不善不恶、可善可恶的人性自为理论。这在中国伦理学史上是较鲜明的一种观点。其次,王安石将《尚书》中的“五事”看成是人生中的基本行为,提出了“五事成性”的思想,即通过外在的行为来形成和展现人的本性。这种“天生人成”的观点同样构成了王安石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最后,王安石重新提起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的“以义制利”观点,但王安石并非是对前人观点的简单重复,而是将这种思想观点落实到了他所实行的各种社会政策中。这是前人除董仲舒之外所做不到的。作为政治家,王安石的成就是与“熙宁变法”分不开的,他在实行变法的过程中,将他的伦理思想融入到了每一项社会政策之中。
陆明明[2]2014年在《王安石行政伦理思想初探》文中提出目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发展相对滞后；由于当代行政伦理制度尚未健全，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屡见不鲜，行政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引起人们的日益关注。现代行政伦理建设的发展，要以国家现实状况为基础，不断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行政伦理思想的同时，也要继承优秀的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王安石是北宋着名的改革家和思想家，他着述的《王文公文集》蕴含了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本文首先对王安石行政伦理思想渊源进行论述，然后对其行政理想的诉求、行政伦理规范论、行政主体道德修养方法和以德施政论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评价，最后研讨了王安石行政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以期为我国现代行政伦理建设提供借鉴。
欧阳辉纯[3]2008年在《王安石的义利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义利问题不仅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价值观的基本问题,而且是古往今来人们经常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变化日新的时代问题。义利问题纵贯人类伦理思想史发展的全过程,横贯伦理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和研究领域,通贯人类道德生活的各个环节。任何一个伦理学家或伦理学学派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地域,就是同一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其义利观也往往不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许多思想家为人类的道德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安石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位代表。他是我国古代着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义利观十分重要但是又常常被人所忽视。王安石的义利观是北宋社会现实的产物。中唐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以实物地租为主的经济形态被劳役地租所代替,这使得宋代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人身依附和等级秩序比以前各代都有所松动,部分劳动者从封建土地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专门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宋代出现了发达的城市经济。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实利”伦理精神得到了凸显,“利”的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同时,宋朝又是一个文强武弱,不断被外族政权凌辱直至被外族灭亡的朝代,它的政治特点是积贫积弱,主要表现是“冗兵”“冗官”“冗费”。这是王安石义利观产生的政治现实条件。传统伦理的义利思想和人性论是王安石义利观形成的理论基础。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的性叁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情叁品说。在义利问题上主要有儒家重义轻利论、法家重利轻义论、道家义利并轻论和墨家义利并重论。王安石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义利观和人性论思想,形成了他的“善恶由习”、“五事成性”的人性论,他的人性论是他的义利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他的义利观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王安石形成了他的以“义利统一”和“以义理财”为主要内容的义利观。王安石的义利观给传统义利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促进了后世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王安石义利观的主要内容是:义利统一论和以义理财论。义利统一论认为,“义”有叁种内涵:“理财”、“富邦”和“利民”;“利”有“公利”和“私利”之别,而“公利”就是“义”。同时,王安石承认个体利益,认为重视个体的物质利益是人性的表现,只有满足了个体适当的物质利益,才能实行道德教化,社会才能稳定。但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不能无限制的膨胀,应当采取“敛财”、“损有余以补不足”和“以礼节之”等道德原则来限制。对义利关系的处理主要有两种:一是义和利孰先孰后的问题,王安石主张先利后义,这与传统儒家“道义论”先义后利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是义和利孰轻孰重的问题,王安石认为两者是统一的,都重要都应当重视。墨家是主张义利并重,但是墨家只谈“公利”即“公义”,而并没有重视个体利益,没有认识到个体利益满足的道德价值,因而王安石的义利统一论和墨家的义利并重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王安石的义利观解决了义利孰先孰后和孰轻孰重的“围城现象”,他的义利观是彻底的。他既给“义”做了新的解释又区别了“私利”和“公利”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既看到了物质利益(利)的必要性又看到了道德(义)的重要性及其两者的关系,既强调了物质利益是道德的出发点也是道德的归宿,又强调了道德和物质利益的统一性。这对传统重义轻利和贵义贱利的主流义利观是一种公开的背叛,因而,遭到了理学家的围攻。内部理财和外部理财是王安石以义理财论的两个方面。内部理财的实质是调整财富的结构布局,在保持北宋帝国皇权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变法,加强中央政府对财政权的控制,把落在富人手中的巨额资金收归中央政府,国家垄断重要商品的专卖,对社会资本进行重新组合,来达到富国强兵利民的目的。外部理财就是通过发展农业,改造大自然来创造社会财富。对王安石义利观的评价,古代“道义论”持否定性的评价,而近现代“功利论”持肯定性的评价。古代“道义论”的评价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封建专制主义“政统”论的否定;一是理学家“道统”论的否定。朱熹从“道统”论中“道问学”角度来否定,陆九渊则从“道统”论的“尊德性”的角度来否定。“功利论”肯定性的评价有叁种:古代功利论如陈亮和叶适;近代资产阶级功利论如梁启超和马克思主义功利论如邓广铭。如果说道义论是从传统“义”的角度来否定王安石的义利观,那么,功利论则是从“利”的角度来肯定。王安石的义利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具有鲜活的实践价值;既有助于完善市场经济促进企业伦理发展,又有助于抵制人际交往中盛行的物质主义。
王磊[4]2013年在《王安石义利观的“新义”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提出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辩的历史长河中,王安石远继墨家“贵利尚义”之精神,近承李觏“利欲可言”的功利主义思想,对义利概念的内涵和义利的关系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赋予了义利观以“新义”,这不仅是对儒家“重义轻利”的修正,也是对宋代理学派割裂理欲的一种补救,其理论见解在义利论辩的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之后的叶适、陈亮,乃至颜元、戴震等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王安石作为政治家、改革家,其义利观直接体现在其经世治国的方略和变法之中,这使得他的义利观具有了鲜明的、与其他书斋理论家不同的实践特征,这也是其义利观的“新义”之所在。本文即是旨在阐明这种“新义”并就王安石义利观的当代价值进行探讨。本文首先探讨了王安石义利观得以提出的人性论基础和历史背景,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和阐明了王安石义利观的“新义”之所在。首先,他对传统的义利概念进行了改造,他认为“义”包括理财、使国家富强和为人民谋利益叁层内涵,“利”则皆有公利和私利之意。其次,他对义利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并且提倡“以义理财”,同时,王安石将他的义利观运用到了治理政事的实践中,历史上着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对其义利观的实践,正因此,其义利观还有实践特征之“新义”。之后,本文分别从理论的角度和实践的角度对王安石的义利观予以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认为王安石的义利观在当代仍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其“义利统一”的思想不仅有助于弥合我们在日常理解道德时“功利”与“道义”之间的裂痕,而且也是我们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资借鉴的传统思想资源。其“以义理财”之思想不仅在北宋变法和改革中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就当前的现实而言,这一思想对深化改革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范嵘[5]2017年在《王安石《周官新义》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安石的《周官新义》是一部具有多重性质的作品。它既是王安石对《周礼》的解读,是一部经学训解作品,同时也是提出了王安石政治构想的政书,还是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源泉。《周官新义》诞生的社会背景是北宋深刻的社会危机,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色彩。全文共分叁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对《周官新义》所反映的学术方面的背景以及社会政治方面的背景进行分析,将宋学疑经疑古、通经致用的学术特色和北宋士大夫心怀天下志在为国的情怀结合起来。在对《周官新义》的历史背景的介绍之后,又阐述了《周官新义》自身理论建构的思想路径,从人性论以及方法论两个方面厘清《周官新义》的逻辑脉络。第二部分,对《周官新义》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阐述。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对政治运行的认识主要围绕着君、臣、民叁者以及叁者之间的关系展开,《周官新义》对这叁部分都有论述。在这部分论述中,《周官新义》体现了尊君、治吏、富民等理念,分别体现在其君主观、吏治观和治民观之中。第叁部分,具体分析了《周官新义》和熙宁变法的联系,以及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周官新义》的评价入手,分析古人对《周官新义》的论争,再从今人的视角对其进行再评价。《周官新义》是一部目的性明确的体现王安石政治改革思想的作品,其理论自身、理论的提出以及理论的实践都对今天的改革有借鉴意义。《周官新义》同时也对如何构建理论体系有所启示,主要体现在对建构理论体系时需要注意的理论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思考,以及对评价理论体系所具有的价值应持何种标准的思考。
刘文波, 刘浩[6]2009年在《“立善法于天下”:王安石法伦理思想探析》文中提出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中,我们可以挖掘很多关于法与伦理关系的思想。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中国古代法的伦理化倾向特别突出,即历代统治者不仅大力鼓励、倡导儒家的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并且大力予以实践,将儒家的道德观纳入到立法、司法活动中,使法律成为贯彻封建地主阶级正统伦理思想的武器及其附庸。但是,到了宋代,特别是王安石变法时期,这种情形有所改变,即王安石试图以某种制度/法度来改变政治陋习和社会固有伦理观念,以其特有的政治治理观念重新诠释了法与伦理的关系,并付诸实践。
张晓波[7]2011年在《二程之学在近现代中国》文中指出程颢程颐兄弟及其所创立的理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的文化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言其广泛,是指二程之学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言其深远,是指二程之学成为元明清叁代的庙堂之学,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近代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作为中国传统的官方哲学,二程之学发生了历史性嬗变。晚清时期,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高居庙堂之上的唐鉴、曾国藩、倭仁等理学名臣推动了理学的复兴,对二程之学的学术研究以及在政治实践上的应用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由经学时代进入史学时代,程朱理学丧失了官方哲学的地位,但是关于二程之学的研究也逐渐走向科学化,体现了民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政治的巨大变迁。因此,本文对近现代二程之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历史考察,对研究理学以及整个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对探寻近代先进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演变的轨迹,对处理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的关系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厘清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大变迁的社会环境下二程之学自身的嬗变节律,丰富二程之学研究这一理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抽象继承近现代二程之学中与时代性、民族性相适应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阐述本文的选题由来、学术价值、学术史综述、学术重难点及创新点、概念界定。第二部分为正文,全面考察二程之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二程之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渊源与流变》简述宋代至清前期的二程之学,对二程之学的产生与发展、中央政权对二程之学的褒扬等内容进行简要的历史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不同政权与二程之学》分晚清、民国两个时期,对晚清政府、太平天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政权、伪政权对待二程之学的态度作一历史考察。《近现代二程之学文献统计》搜集整理晚清民国时期二程着作(包括单行本与合刊本)的刊刻、印刷、发行情况,系统考察传统治学方法以及现代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下晚清民国时期研究二程及其思想学术的着作与论文。《晚清经今古文与二程之学》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考察晚清理学家、宋学家、汉学家对二程之学的批判与维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二程之学》从维护和批判两个方面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二程之学。《现代新儒学与二程之学》探讨冯友兰“新理学”、贺麟“新心学”、马一浮对二程之学的继承与新发展。管道中在现代学科体系下,采用现代研究方法研究二程及其思想学术,其所着《二程研究》为近现代二程研究之大成,本文特列《二程研究之大成:管道中与〈二程研究〉》一章。《中西学术交流下的二程之学》主要探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二程之学受到的冲击及其获得的新发展。《二程之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考察近现代二程之学的历史命运,将近现代二程之学的特点概括为:政治层面遭受猛烈批判,思想文化层面获得了新发展。
罗晶[8]2013年在《司马光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叁十余年，其中的成就毋庸置疑，然而我们也遭遇了一些现代性的难题。怎样解决这些现代性的难题，既需要我们向世界寻找答案，也需要我们回溯历史，从中国历史的深处去寻找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可行路径。而宋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解决机制直至今日对我们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就此而论，研究司马光的伦理思想，尤其是研究其“义以制利”的价值观、以礼治国，宽猛相济的政治伦理思想、“谨守礼法”的睦亲伦理思想等，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学界对司马光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治国思想、理财思想、哲学思想、史学思想和家教思想方面，对司马光的伦理思想关注明显不够。实际上,司马光除了编着《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着以外，还撰写了一系列专论伦理道德的文章，如《叁德》、《大学中庸义》、《注古文孝经》、《书仪》、《家范》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以历史说伦理的着作，因为它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便君主“善可为法，恶可为戒”，“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司马光提出的伦理思想在当时宋学的框架结构中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不仅挑战王安石新学伦理思想，而且对叁苏为代表的蜀学伦理思想多有批判，对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伦理思想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研究司马光伦理思想，不仅是深度研究宋代伦理思想的内在需要，而且也有助于当今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政治伦理和家庭美德建设。司马光伦理思想的形成既是宋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时代产物，也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可以说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理论渊源。司马光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孺家的德性主义和道德至上论，其中纲常名教和崇礼尚义构成基本价植基座。而其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即是利人为仁的义利观，山“求利以养生”、“义以利事”、“爱利天下”、“君子尚仁义”等要素构成一个有机的伦理价值体系。司马光政治伦理思想包含了其以礼治国，礼法相济的治国之道；仁、明、武君主道德；任人唯贤、信赏必罚的人才伦理；忠君善谏，爱国利民的官吏道德和交邻以信，华夷两安的民族伦理。司马光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以义理财的义利观，理论宗旨是藏富于民，理论核心内容包含：“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减损浮冗而省用之”、“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叁个方面，涉及生产、分配、消费、管理等经济节。司马光家庭伦理思想包括谨守礼法，勤俭持家的治家之道；慈训曲全，爱教结合的父母之道；行孝至诚，谏而不逆的子女之道；以敬为美，以义相合的夫妇之道和兄爱而友，弟敬而顺的兄弟之道。司马光伦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经济伦理、政治伦理、文化伦理和家庭伦理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至深且远的理论命题和观点，诸如“德者才之帅，才者德之资也”，“山俭入奢易，山奢入俭难”，“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等等。一代伟人毛泽东毕生酷爱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他读《通鉴》真是入了迷,一读就是半天,他说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见郭金荣《读破了的一部《资治通鉴》——毛泽东最后一名护士回忆毛泽东》)毋庸讳言。司光光的伦理思想也有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点和局限，如封建主义纲常名教的朽梏，道德至上论的偏执，以及忠君与爱民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予以实事求是的批判分析。
张波[9]2011年在《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女性观》文中研究指明北宋中后期,儒者多具有经世致用的儒家价值观和积极入世态度且多参与政事,他们对于国家政治的关注、社会问题的反思以及文化秩序的重建都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思考,以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程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将他们的学术思想积极运用于政治改革之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然而与他们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相比,他们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实践很难说是成功的。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宋代的妇女生活及其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陈东原曾指出:“宋代实在是妇女生活转变的时代”,这种转变影响范围是很大的,涉及女性在婚姻、法律、经济、教育、文学等各个方面。以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程颐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今人较多关注他们的政治建树、学术思想,对于他们的女性观的研究显得零碎,缺乏系统性,他们对于当时的女性群体是有其独特的认识,通过对于四人文集中关于女性的梳理,可以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当时拥有话语权阶层的女性观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来源于其女性观主张的理论性与社会现实性之间,因此此阶段的士大夫女性观主张多是理论呼吁,实际行动者寥寥,甚至于有时也不得不向社会现实妥协。
唐银华[10]2013年在《叶适经济伦理思想初探》文中提出本文立足于叶适作为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的特殊地位，在整体把握叶适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架构，揭示其经济伦理思想以人为本、经世致用之主旨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论述叶适思想中经济与伦理的通约之径及理论价值，进而在温州区域经济崛起的现状与文化命脉的探析中，揭示叶适经济伦理思想的实践价值。叶适经济伦理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南宋王朝通过屈辱和议换来短暂和平，宋室南移促进了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面对朱子理学重视心性的现实，叶适结合事功思想的传承，提出其经世致用的经济伦理思想。叶适把人从先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自然人性论基础，倡扬引导百姓追求合理求利行为的“崇义以养利”义利观。叶适以民本作为根本导向，以济世救民为目的，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倡导政府实行“藏富于民”的富民政策和“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的理财观。在商业伦理方面，叶适明确反对政府为崇本而抑末，提倡“农商并重”的商业伦理观。叶适经济伦理思想具有以下叁个基本特征：其一，叶适经济伦理思想以经史相通为基础，以“弥纶以通世变”为导向，体现了“务实而不务虚”的功利主义取向。其二，叶适主张士农工商地位平等，四民应自由发展不受外力干扰，反映了“四民交治其用”的理想追求。其叁，叶适的经世理论离不开当时的社会体制，叶适倡导君主为政以德，“使民有蒙自活之利”，体现了“为国之要，在于得民”的民本特色。务实致功的功利主义取向是叶适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对后世影响颇深。叶适经济伦理思想虽然有其不足之处，但其以人为本、务实变通、经世致用的文化精髓与今日温州区域文化不谋而合，本文的研究力图为温州区域经济的崛起提供注脚。
参考文献：
[1]. 王安石伦理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刘文波.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2]. 王安石行政伦理思想初探[D]. 陆明明. 黑龙江大学. 2014
[3]. 王安石的义利观研究[D]. 欧阳辉纯. 广西师范大学. 2008
[4]. 王安石义利观的“新义”及其当代价值[D]. 王磊.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5]. 王安石《周官新义》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范嵘. 山西大学. 2017
[6]. “立善法于天下”:王安石法伦理思想探析[J]. 刘文波, 刘浩.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
[7]. 二程之学在近现代中国[D]. 张晓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8]. 司马光伦理思想研究[D]. 罗晶.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9]. 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女性观[D]. 张波. 河北大学. 2011
[10]. 叶适经济伦理思想初探[D]. 唐银华. 浙江财经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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