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飞[1]2004年在《《万国公报》中的妇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来华传教士非常注重利用报刊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看法。本文选取了传教士在华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家——《万国公报》作为考察对象,以《万国公报》中关于妇女问题的内容为中心,探讨该报为何关注、如何关注及此种关注的影响。《万国公报》的前身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发行至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停办,1889年复刊,并成为英美基督教组织——广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的创办者及主笔都属于基督教新教中的自由派传教士,自由派的传教属性及其此时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对基督教的渗入使得他们对中国近代妇女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内容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万国公报》(1874—1883),这个时期传教士一方面介绍欧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则对中国妇女生活现状中的贞节问题、缠足、女学问题开始进行批评;广学会时期的《万国公报》(1889—1907),这个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早期,在内容上,对欧美妇女社会地位的介绍更加系统化,对中国妇女现状的批评则主要集中在缠足问题和女子教育这两个方面,并且不仅仅限于言论,还将一些开创性的主张付诸于实践,创办天足会,建立教会女学,动摇了中国传统妇女观中的陈腐观念,起到了一定的启蒙、示范作用。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妇女问题的看法是通过《万国公报》的发行得以传播扩散,尤其在广学会时期,广学会强大的发行策略使得《万国公报》发行的地域范围日益扩大,而晚清国家危亡的紧迫感也使得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万国公报》非常关注,并从传教士对中国妇女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中汲取了一定的养分。晚清来华传教士的思想背景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一切以基督教为指归,他们关注中国近代妇女问题以及一切相关活动都是服从于使中国福音化和西方化这个根本目标,其关注行为具有坚定的目的性和强烈的功利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王海鹏[2]2004年在《近代基督教会在华妇女事业研究（1840—1920）》文中提出本文主要研究基督教会在近代中国所开展的与妇女有关的各项工作。基督教会对中国妇女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不仅以报纸、刊物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而且在劝禁缠足、兴办女学、提高妇女地位等方面，做了大量颇有成效的工作。本文充分发掘并利用了《万国公报》、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中国差会年鉴》)等一批中外文材料，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采用专题式的研究方式，对基督教会有关妇女的一系列活动分别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力图通过对基督教会在华“妇女事业”的探讨，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基督教会在华的活动和影响。 本文以东西方妇女的差距为切入点，首先对基督教会重视在中国妇女中的传教活动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然后对基督教会为了改善中国妇女的生活条件、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所作的努力分别进行了的详细考察。论文的主体分为四部分，主要包括基督教会在近代在中国的禁缠足、兴办女学、推行妇女卫生保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等内容。 妇女缠足是延续千年的陋俗，遭到基督教会的强烈反对。本文首先简单回顾了缠足陋俗的由来，进而全面论述了基督教会反对缠足的言论，包括缠足之源、之因、之害、禁缠足之法等各方面，并以典型地区为例展示了不缠足运动的概况，最后对教会不缠足运动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基督教会倡导的不缠足运动在客观上对改革陋俗，从肉体上解放妇女起了推动和示范的作用，而且在千年的陋俗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开通了社会风气。 在古代中国，妇女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近代女学的兴办肇始于基督教会。本文先是比较了中西妇女教育的巨大差距，揭示了中国女子教育的落后状况，然后运用大量英文材料，对教会女学的创办和发展状况作了缜密的数字化统计和分析，最后分析了教会女学对中国妇女、社会风气、政府教育制度的影响。教会女学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妇女的文化水平，为妇女找到了一条增强实力、显示才能的途径。教会女学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促进了妇女的觉醒和解放。 由于医学技术的落后，近代中国妇女的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忧。近代西方妇产科医学传入中国，基督教会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近代中国妇女的健康状况和西方妇科医学的进步进行了比较和介绍，概述了教会妇女医院的建立、发展过程和妇产科医学技术的进步，揭示了基督教会在提高中国妇女卫生保健水平方面的特殊贡献。教会妇女医疗事业使妇女的医疗和卫生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大大减少了妇女的疾苦，进而对提高中国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妇女的地位十分低下。基督教会把西方男女平等思想介绍到中国，对中国妇女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本文介绍了外国妇女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状况，总结了基督教会介绍外国妇女社会生活状况、批判中国妇女陋俗的言论，分析、探讨了基督教会与中国妇女生活条件改善和社会地位提高之间的关系以及教会在近代妇女觉醒和解放中的作用。 此外，本文还主要以《万国公报》、《女铎报》和《差会年鉴》为例，介绍了基督教会有关妇女的报刊和着作对中国近代妇女问题的关注。文章最后综合论述了基督教会重视在华妇女事业的原因以及所产生的影响。 纵观以上可以看出，基督教会重视妇女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在妇女当中发展教徒，并不是单纯要改善中国妇女的地位。基督教会和传教士所做的主要是在舆论宣传和思想启蒙、开通风气方面，而且是通过传教活动逐渐渗透的。但是，基督教会在华妇女事业对中国妇女的影响己远远超出了传教的范围，并且对中国妇女的解放在许多地方有开创、启蒙之功。在真正近代意义的妇女运动开始之前，基督教会己作了许多潜移默化的工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兴起做了准备。此外，基督教会有关外国妇女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使中国人对西方妇女的生活状况有了粗略的了解，开阔了眼界。总的看来，基督教会在华妇女事业对妇女的影响积极方面要大于其消极方面。 目前基督教会在妇女中的活动尚未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本文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基督教会在妇女中的各项活动，从而对基督教会在华活动有更加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此外，从妇女问题这一视角研究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不仅可以加深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理解，而且对进一步分析和探讨教案的原因也有重要意义。本论文在这一领域的初步尝试还有望推进近代妇女史和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曾繁花[3]2011年在《晚清女性身体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汇频繁的剧变时代。西方近代医学知识、生活理念在新式媒体的鼓噪中渐渐得以传播。昔日仅在医学界中进行探讨的女性月经、乳房、生育等问题,以及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女性隐私的足部、修饰等问题,均在晚清报刊中有较多报道,向来被忽视的女性健康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的压力,迫使时人对救亡图存进行探索。将希望寄托在培养强健的下一代国民是其中的愿望之一。担负孕育下一代国民重任的晚清女性,被时人赋予“国民之母”的桂冠,她们的身体健康问题被提上日程。基于此,晚清文人利用报刊为阵地,使用近代卫生医疗知识及手段对女性身体健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打造。女性的生理现象、身体健康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女性的专门医院以及女医生开始出现,并逐渐向分科细化迈进。本论文拟以挖掘和整理晚清报刊为主,同时在参考时人的回忆录、笔记、年谱等资料基础上,以19世纪70年代至1911年为考察时间段,对晚清女性身体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论文主要按照六个部分进行,概述如下：第一部分：导言。主要对与本选题相关的学术界研究现状及成果进行审视,并对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研究方法及材料收集进行阐述,从而凸显本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二部分：善待身体的新动向主要探讨晚清女性在足部、面部的修饰上,倾向追求天足、自然美的变化；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月经问题,经过报刊宣传而走上护理知识的调养趋向；女性乳房是维护母婴亲情的天然纽带,报章倡导亲自哺乳取代雇用乳母,还乳房之自然功能。第叁部分：分娩场域的生命拯救。中国传统的接生法多以稳婆等女性为之,晚清以后,随着西医接生法的传入及在践行中彰显出高超的技术,中国传统接生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新旧接生法的博弈中,人们渐渐将筹码偏向近代西医接生法,但鉴于中国传统社会性别严防之划分,时人逐渐提出让女性学习西医接生法来取代稳婆。第四部分：关注女性身体健康的专门场所——女子医院的出现。随着晚清新式医学对人们生活的全方位渗透以及在媒体的渲染下,近代医学逐渐对女性身体介入、监视及指导。女性疗疾及生育出现了新的空间——近代女子医院,随之出现女医生的培养及在诊治过程中开始趋向分科的细化。第五部分：追求健康的形体美。在媒体宣传的卫生观念影响下,晚清女性也由单纯的注重健康,转向通过锻炼来获得更健康的体魄。再加上当时强调“母健而后儿肥”的说教,女性与强国强种紧密地联系起来。昔日社会所倡导的瘦弱女性形体观,变为对强健体魄的追求,女子体操及简易健身法开始得到践行,随后又流行脚踏车的户外活动,女性的活动空间被进一步拓展。第六部分结论。对全文进行简单的总结,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赵广军[4]2006年在《清末报刊对世界妇女运动的报道及其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启蒙作用》文中研究说明当19世纪末世界妇女运动掀起第一次高潮时,中国妇女运动受报刊舆论对西方妇女运动报道的影响而深受其启蒙,成为世界妇女运动的一部分。晚清时期社会舆论已经形成规模,各种政治派别大多办有舆论机构,宣扬对妇女运动的立场和主张。通过整理这些报刊舆论,我们能够发现当时报刊刊登的各种妇女权利主张之间的区别。报刊等社会舆论对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启蒙作用主要是暗示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在表现出多种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误读、早熟、笼统等缺点。
刘丽娟[5]2009年在《清末女性才德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有关晚清女性史的研究，在以往“五四”妇女史观的整体架构之下，曾经涌现出诸多值得尊敬的学术成果及资料集，对于丰富和推动近代女性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不过，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五四”妇女史观的视角之下，有关晚清女性丰富、生动、充满机遇与困境的历史总是被叙述成为一部由一个个以女性为动员对象的运动，如戒缠足、兴女学、倡女权所串联而成的线性解放史。性别价值总是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叙述，体现着具有一定西化价值观的，与工业化、民主化议程联系在一起的话语，并常常与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联接在一起，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或革命进程的标志性符号之一。本文无意去做改写“五四”妇女史观的工作，而是希望以一种去“五四”妇女史观的视角，发掘隐藏在“妇女解放运动”史背后真实而生动的历史主题，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揭示清末(其中主要是1897—1907年)性别文化建构中的诸多面向。论文着重阐述的问题是：①清末主导性别话语权的几种性别论述分别是什么?②清末性别文化建构中的权力关系以及观念建构与社会现实的互动。论文的基本观点如下：一、清末主导性别话语权的几种性别论述分别是：以西教士林乐知为代表的“西洋才智”加“基督教道德”的女性角色导向；以日本教育家下田歌子为代表的“东洋女德”为主、“西洋才智”为辅的“贤母良妻主义”的女子教育理念；维新派梁启超倡导的开“女智”、新“女德”；革命派金一鼓吹的开发“女才”、变革“女德”；政府“启发知识”与“保存礼教”两不相妨；民间舆论从反对“西洋才智”与“革命道德”、重申礼教立场到认同开发“女才”，强调注重德育。二、性别文化建构的实质是权力关系的运作。首先，从性别权力关系的角度，清末以男性精英为主导的性别文化建构与传统士大夫的“正女”、“训女”并无本质的区别，其主要目标皆在于维护和强化男权。其次，性别文化建构作为“符号权力”竞争的工具，具有政治性。清末各派势力参与性别文化建构的初衷，几乎无一真正为“解放”女性，而是有着各自关于体制改革、国族革命、现代化等方面的政治诉求，性别表达也是源自其政治立场，与其政治主张一道交织、互构成为符合其政治利益的符号系统，以竞争各自对于社会的符号统治权。特别随着社会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性别问题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资源可以令建构者在社会文化权力的竞逐场中增加符号资本，改变其在权力关系互动中的相对位置。叁、社会观念总是一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反映。清末各派势力对于传统性别观念的解构与重塑，自然与国族危机的刺激之下、举国思变的政治趋向有关，但同时也是根植于上海社会风气开化发展的自然脉络；而各派竞争性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推动，又反过来加速风气开化的速度及幅度，进一步促进传统性别观念的崩解。
段炜[6]2007年在《晚清至五四时期女性身体观念考》文中研究说明对女性身体观念的考察立足于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反思。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何摆脱本质主义的干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何实现中国化和本土化的转换，以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又如何以一种更开放的姿态参与到21世纪的文学批评之中?这些问题虽然并没有在本论文中得到最终的解答，但是本论文希望以自己的研究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一种新的思考，以此来解答上述问题。对晚清至五四时期女性身体观念的嬗变的考察，无疑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去本质化和中国化二者结合的努力。一方面，对女性身体观念嬗变的考察，为我们揭示出女性身体观念在一个历史阶段内的变化和发展过程。通过对于这一过程的揭示，我们发现，女性身体观念常常处于一种流动与变化的状态，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基于不同的目标和要求，人们对于女性身体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思考。可以说，在我们的历史文化流程中，并不存在着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女性身体观念。同时，呈现在观念形态中的女性身体，也非女性那自然而纯粹的生理之躯。在历史文化的熏染之下，观念形态中的女性身体已经涂满了政治文化的设计。因此，当我们返身回观文学中的女性身体时，我们应该格外地警惕任何一种将女性身体本质化的企图。同时，对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女性身体观念的考察，也是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和中国化所作的一点努力。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深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忽视对本土文化和文学中的思想资源的吸收和利用。对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期的女性身体观念的考察，使我们返回近现代历史的现场，在历史性的辨析中寻找一切曾经促进近现代的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和意识。对这些思想和意识的辨析将使我们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妇女解放思想传统。在自己的妇女解放思想传统上建立起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才能够真正地实现本土化和中国化。因此，论文从历史与逻辑的辨析中展开。从历史的层面来看，论文勾勒了晚清至五四时期女性身体观念嬗变的历史轨迹：由“家”到“国”——“男性化”——“女个人”和由“家”到“国”——“男性化”——自然化。女性身体观念的双线同时发展，共同构成了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身体观念的变迁轨迹。论文在逻辑层面上，则细致地分析了每个历史时期的女性身体观念所包涵的独特而复杂意义。第一章，身体：由“家”到“国”。本章将女性身体观念的嬗变放置于晚清时期中国历史变革的宏大背景下考察。晚清之前，对“家”的皈依一直是中国传统女性身体观念的核心。但是，晚清时期，这种传统女性身体观念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先是晚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以基督教女性观念为尺度，来判断中国传统女俗的文明与野蛮，抨击一切不符合教义的女俗和观念，企图以他们的教义来取代中国传统女性观念。其次，是西方现代女性观念的传播。晚清时期，一部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游历者，在与西方的接触中，感受到了西方现代女性观念的开放。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女性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使这些中国人深受鼓舞。他们意识到了女性对民族国家的利用价值。与此同时，在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西方现代女权思想也被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介绍到中国。这些西方现代女权思想为中国妇女身体观念的变革开启了一扇思想的大门。正是这中西思想交融和激荡，启迪了中国人对中国传统女性身体观念的重新思考。在西方思想和观念的观照下，中国女性身体显露出深刻的政治危机。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女性身体是国家衰弱和文化野蛮的象征，是民族赢弱的根源。而置放在民族国家视野中的缠足，则表明了晚清时期女性身体观念的核心已发生了变化：女性身体对家庭的归属被置换为民族国家。第二章，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女性身体。本章所论述的是清末民初时期，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使人们如何重新认识、塑造和设计一个新的女性身体。首先，清末民初时期，男女“同”的新型身体观念，逐渐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获得位置。“男女同”对男女两性身体的同一性的强调促进了人们对女性身体的重新定位。其次，为了最大化地达到民族国家对女性身体的利用，人们不仅仅要求妇女的生育功能国家化，而且希望女性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之中。对情欲的节制与对强种的强调，虽然身处女性身体观念的两极，但却指向同一个核心：那就是对民族国家的皈依。最后，人们以男性为样版，从心理和气质上改造女性的阴柔气质，使之获得铁血和侠义的阳刚之气，成为人们理想中的女性身体。人们以男性化的身体为模版重塑女性身体，他们期待着一种男性化的新女子出现，和男性一起肩负起民族国家的重任。第叁章，“科学”的女性身体。本章论述五四时期的科学和科学思想对五四女性身体观念的影响。五四时期，随着科学和科学思想的传播，科学逐渐成为建立新的女性身体观念的知识学基础。科学话语试图自然化女J性身体，使女性身体从背负的历史伦理中逃离，而建立起新的女性身体观念。首先，在科学的启蒙下，男性与女性的生理差异性成为建立新的性别体系的基础。科学和科学思想使人们走出了传统阴阳观而建立起现代的性别观念。其次，在“女性中心说”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我们窥见到五四人以生物学为武器重建女性身体历史的努力，人们以科学的名义为凸现女性身体的历史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女性身体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最后，性心理学的传播与接受，则为人们了解女性的性、解放女性的性打开了一扇思想的大门，性科学赋予了女性性的合法性。在“性的解放”中，人们建立起一种以女性为本位的女性身体观念。第四章，“女个人”：女性身体的价值。本章论述五四时期女性身体观念在价值层面的诉求。从“人的发现”到“妇女的发现”，现代思想促使女性身体价值在现代社会得到全面评估。“女个人”的确立是女性身体价值在五四获得全新阐释的一个标志。对五四人来说，“女个人”既意味着女性身体从历史的障碍中逃出，超越传统女性身体价值，成就个体的现代价值。同时，“女个人”的身体价值观念，也意味着，在颠覆和反叛传统身体价值的同时，建构新的身体价值观念，并在这种新的身体观念中完成自我，获得人的完整性和自由度，这也是五四女性身体价值观念的另一重要的方面。
万琼华[7]2007年在《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文中研究指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作为教育思想史、妇女史与社会史的一个交叉研究领域,是近年来中外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亦是关乎女权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关系的切入点,更是解读近代女子教育制度化的基点。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周南女校(1905—1938)在湖南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曲折发展及复杂面相,透视女子教育思潮、性别文化、社会观念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以期将周南女校更深地内嵌于近代中国的整体历史中,进而展现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历史演变。近代中国遭遇千年之大变局,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时代主题。“兴女学”作为一种文化符码被纳入精英知识阶层的话语系统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中,周南女校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创办,其发展历程与近代女子学制改革、女权运动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相始终。在一定意义上讲,周南女校既是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磋商与较量的演练场,也是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演变的缩影。但面对多种因素的纠结与抵牾,周南女生不是纯粹的被动者,她们适时而自主地选择通过建构责任话语来建构其主体身份。随着“兴女学”被建构为民族国家话语,对女性形象的重新界定和身份定位随之开启。“贤妻良母”就是在这一语境下从日本引入,进而衍生出“女国民”、“男女教育平等”、“新女性”、“母性主义”等新名词,它们或代表一种妇女形象,或一种观念,甚或一个隐喻。这些新名词一旦遭遇女子教育,很快就融合成诸种女子教育观。自戊戌维新至抗战前后,贤妻良母论、女国民论、男女教育平等论、新女性教育观和母性主义依次登场,它们或重迭变迁,或嬗变,或冲突,汇成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整体流变,决定着女子教育的发展方向。周南女校因其私立性和地方性,其教育宗旨与主流女子教育思潮时而吻合、时而疏离,呈现一定的独特性。近代女子教育的最大获益者无疑是知识女性,教育使她们视野开阔、学识增进、能力提高,最终导致以知识女性群体崛起为标志的性别结构的改变,由此开启了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过程。觉醒了的知识女性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女子教育宗旨,使占主导地位的贤妻良母论不断遭到质疑和批判,甚至被突破乃至超越。女子教育思潮既为女性主体身份建构铺设平台,而接受了教育的女性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女子教育思潮演变的有生力量,两者构成良性互动。本文以活跃于民国时期的地方性女学堂“周南女校”及学习生活于其中的女生为表述对象,采取个案研究路径,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兼顾地域、阶层、性别、时代等差异,运用思想史、妇女史和区域社会史等多学科交叉方法,把解读周南女生自办刊物、书信、日记、作业、回忆录等文献史料与口述访谈相结合,多面向、多层次地展示其校园生活及社会表现,凸现其主体性与能动性。这种以“小历史”补以往“大历史”之不足的研究取向,既扩展了研究领域,又有助于新的史学观念与理论框架的建立。
王亮[8]2010年在《基督教会与19世纪末中国习俗之改良》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万国公报》中的社会陋俗报道为主要资料来源,结合时代背景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力图全面系统地考察晚清在华传教士的习俗改良思想,重点探究在华传教士的习俗改良思想所隐含的价值观和倾向性及其对近代中国习俗改良的影响。文章认为在华传教士的习俗改良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强烈的殖民心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习俗改良的近代化进程。
刘芳[9]2012年在《林乐知与中国妇女问题——以《万国公报》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林乐知是晚清着名来华传教士,作为主编,他在《万国公报》上刊登了大量有关近代中国妇女问题的文章。从对中国女俗陋习的批判、缘由的探求,到提出一系列积极且有价值的解决办法与实践,林乐知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启蒙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探求林乐知与中国妇女问题,有益于我们加深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关系问题的理解。
周晓玲[10]2011年在《近代来华传教士报刊与中国女性观念启蒙》文中指出口头传道、医疗传道、教育传道和文字传道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开展传教事业的四大支柱,其中又以文字传道被认为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传道方式,“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①因此,报刊成为传教士对华跨文化传播活动的重要工具。早期的传教士报刊是单纯的宗教性刊物,为了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传教士从内容和样式等方面对报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表现出世俗化的特征,将基督教教义潜移默化的融入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当时中西方妇女生活状况的巨大差异引起了来华传教士的广泛关注,他们利用报刊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这种关注不是无的放矢,一方面在于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教义思想指导下的自发行为,另一方面则源于“使中国基督化”这一根本目标的刺激,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对传教士报刊宣传女性观念的研究可以辅助对传教士报刊宗教本质的认定,世俗内容比例的加重并不是质的改变,而是传教手段的策略性选择。同时,西方女性观念的传播极大的震动了中国陈腐的传统女性观念,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具有示范意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反射出传教士报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以史鉴今,对今天我们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具有深刻的启示和意义。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从思想背景和现实状况两个角度探析近代来华传教士关注中国妇女问题的原因,作为后文论述的基础。传教士报刊对中国妇女生存状态的关注反映出基督教“神爱世人”和“人人平等”的宗教态度,特别是在清朝禁教政策的影响下,由女性作为传教突破口也是推进传教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第二章探析传教士报刊的宗教本质,并对传教士报刊宣传女性观念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内容分析。通过对传教士报刊对西方女性观念的宣扬,我们不难发现,传教士的根本目的一直不曾脱离颂扬基督的伟大,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只是形式上的选择,传教才是本质。所以,传教士报刊虽然进行了一系列世俗化的改革,但是其宗教性本质不能否认。第叁章分析传教士报刊传播女性观念的特点。传播女性观念是传教策略的体现,在上一章论述的基础上,总结传教士报刊宣传女性观念的特点。第四章将论述传教士报刊对中国女性观念启蒙的重要跨文化传播意义。传教士报刊对女性观念的宣传是中西文化交流系统中的重要分支,不仅从思想角度引发中国人对女性观念的新思考,同时也从现实角度提高了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推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万国公报》中的妇女问题研究[D]. 张飞飞. 清华大学. 2004
[2]. 近代基督教会在华妇女事业研究（1840—1920）[D]. 王海鹏. 山东师范大学. 2004
[3]. 晚清女性身体问题研究[D]. 曾繁花. 暨南大学. 2011
[4]. 清末报刊对世界妇女运动的报道及其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启蒙作用[J]. 赵广军. 妇女研究论丛. 2006
[5]. 清末女性才德观研究[D]. 刘丽娟. 复旦大学. 2009
[6]. 晚清至五四时期女性身体观念考[D]. 段炜.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7]. 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D]. 万琼华. 湖南大学. 2007
[8]. 基督教会与19世纪末中国习俗之改良[D]. 王亮.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9]. 林乐知与中国妇女问题——以《万国公报》为中心的考察[J]. 刘芳.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0]. 近代来华传教士报刊与中国女性观念启蒙[D]. 周晓玲. 辽宁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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