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靳[1]2003年在《人口迁移与农村贫困》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重点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人口迁移对农村留剩人口贫困的影响，即人口迁移与农村贫困之间的相关性问题的分析。本论文理论基础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人力资本等理论。 本论文通过对现有人口迁移理论进行了一些简要的回顾，阐述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前中国学者有关人口迁移的主要理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人口迁移理论深入地分析了人口迁移对农村留剩人口贫困的影响，这些分析对本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库茨涅兹、费景汉、拉尼斯、刘易斯和托达罗等学者对工业化过程中，人口迁移动机、人口迁移对城市经济、农村经济的影响做了深刻的分析与阐述。他们在本领域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为世界各国经济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提供了方法论与理论的启迪。但由于这些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学者各自所处的时代、工业化背景的差异，其提出的理论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正进行的人口迁移的指导存在某些局限。中国学者有关人口迁移的文献，大多局限于事实的阐述或者政策的建议，很少形成自己独特的创新理论。 本论文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人口迁移理论基础之上，运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了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两个等式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即拉力-推力模型。然后通过对该模型的应用分析，即通过对汇款大于边际产出、汇款小于等于边际产出的假设分析，提出了不同条件下，人口迁移对农村留剩人口贫困的影响状况。结论认为：均衡人口迁移有利于农村留剩人口收入的提高；非均衡人口迁移将恶化农村留剩人口的贫困。 在运用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通过运用美国20年代至70年代以及中国当前的人口迁移数据与资料，采用OLS方法实证了上述理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即实证结果基本与拉力-推力模型理论结果基本吻合。 最后在人口迁移与农村贫困理论阐述基础上，本论文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以供政府制定政策时参考。 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 第一，本文提出了“人口迁移均衡”的思想，即人口迁移是否均衡是决定人11迁移是否改善农村贫困的关键原因，并建立了人口迁移的两个等式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此外分析了均衡的决定因素，提出了汇款、迁移人「!的边际产出大小、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是人口迁移是否均衡的决定因素。 当均衡迁移时，汇款大于边际产出，对于留剩人口群体而言，是资本存量的净增加，土地的资本一耕地比率(亩均资本存量)增加，农村经济进入了良性循环，此时产品市场价格水平的高低决定农村人口迁移的数量。 当人口迁移失衡时，由于汇款小于等于边际产出，对于留剩人口群体而台一，是资本的净支出，农村耕地的资本一耕地比率下降，农村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第二，解释了不同国家、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人口迁移对农村贫困影响不同的关键原因是“汇款与边际产出的大小”决定的。 第叁，中国人口迁移虽然整体上仍然处于均衡迁移，但局部开始出现人日迁移失衡现象。
陈蓉[2]2016年在《中国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国经济增长很难达到各地区间的平衡状态,发展过程中为获得集聚经济效益,经济要素将选择流向集聚区。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经济要素,在政策允许自由迁徙的条件下,人口势必会向发达区域迁移。因而,人口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往往表现为向某些地区集中的过程。经济活动是以人口为核心的多重循环过程,而已有研究较少将人口与经济活动视为有机整体,通过分析人口迁移对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变动的影响,进而探讨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基于此,本文研究不仅关注国内正在经历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对人口空间格局变动的影响,与经济生产活动集中的关系,还将探讨人口迁移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本文的研究问题有叁。其一,探析中国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疏散的现状与特征,基于几次人口普查数据、相应年份的经济统计数据,从区域、省际、地级市层面上描述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特征,人口数量、劳动力资源、人口老龄化在空间上的集聚疏散规律,以及经济生产活动空间集中态势等。其二,探索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综合相关关系分析、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城市层面计量模型,以及城市个案研究、国别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人口空间布局变动及经济生产活动空间集中为纽带,探讨人口迁移对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变动及其关系,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重点回答如下一系列问题：人口迁移对中国人口规模空间集聚疏散、劳动力资源空间配置、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产生哪些影响?人口迁移与经济生产活动集中之间存在怎样的规律?人口迁移对整体宏观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效应?对于人口迁入地和人口迁出地、不同集聚能力的城市而言,人口迁移对其经济增长的效应有何不同?其叁,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和主要发现,对城市规划、农村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思考与建议。本文的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其一,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符合人口迁移一般规律性,具有明显的流向选择性和年龄选择性。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既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也充分反映了国内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基本特征。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符合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性：具有明显的年龄选择性,劳动力是迁移的主体：经济动机是最主要的迁移动机；迁移路径具有明显的方向性,从农村低收入部门迁往城市现代高收入部门,从“欠发达”省份流向“发达”省份,选择迁入叁大都市圈与中西部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人口净流失城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成渝地区、江苏北部地区等。其二,人口迁移已代替出生和死亡成为改变中国人口规模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中国人口总量呈低速增长的态势下,国内正在经历的大规模、广范围、高频率的人口迁移活动,已经代替自然变动成为改变了中国人口规模原有的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人口迁移路径的明显方向性,不仅使得东部地区、核心城市、叁大都市圈的人口比重持续升高；更为突出的是,中国国内人口绝对规模负增长的地市从上世纪最后10年间的37个,增至新世纪第一个10年间的86个,即当前叁成地市人口呈现负增长态势,且多位于中西部地区。其叁,以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迁移改变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状况。在全国劳动力资源规模逐步减少的情势下,国内大规模的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具有明显方向性的人口迁移已成为改变劳动力资源和就业人员空间配置结构的主要力量。劳动力资源存在明显地向发达省份、向部分城市集中的态势,使得部分人口净迁入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实,劳动力资源规模和就业人员增长较快,甚至外来就业人员数量已超过本地户籍就业人员,而人口净流失地区的劳动力增长缓慢,甚至绝对数量有所减少。其四,年龄选择性人口迁移重塑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5年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经济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不一定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也不一定低。更有意思的是,在全国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全国有3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老年抚养比不升反降,这些城市都是人口正增长城市,绝大多数是人口净流入区,且多位于东部。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正是国内目前正在经历的以劳动力为主体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使得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得到稀释、速度放缓,人口净流失区域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程度加重。其五,人口迁移整体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对人口迁入地和迁出地、对集聚能力不同的城市的影响效应有所不同。经济生产活动集中的方向与人口迁移的流向高度相符,东部几个发达省份的GDP份额一直较高,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叁大城市群地区城市集聚的资源多且在不断增加。人口迁移促进了劳动力等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对东部地区的正向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迁出的负向效应,整体上提高了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人口迁移对不同省份、不同城市的影响效应是有差别的。对大部分人口净迁入省份(如,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和天津等)的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效应,对中西部几个典型的人口净流失省份而言,人口净迁出其经济增长或仅有微弱的正效应(如,安徽、河南和江西)；或呈现不显着的负效应(如,湖南和云南)；或已是显着的负效应(如,湖北、四川和贵州)。与东部地区的城市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由于人口净迁移(大部分是净迁出)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要弱；位于城市群地区的城市获得的经济集聚效应高于非城市群地区的城市。其六,在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驱动下,中国国内的人口与经济活动集聚还将继续。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发现,中国国内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仍有偏离,主要表现在核心区域、核心城市集聚效应未充分发挥,生产集中区域的人口集中度不够。在经济客观规律的作用下,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集聚态势还将继续。基于以上六点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思考和建议：(1)集聚是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经济规律使然,过多依靠行政力量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可能未必可行、合理、有效。(2)集聚并不一定导致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地区间差距会经历一个先分化后趋同的过程。完善相关制度,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3)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充分考虑人口集聚疏散规律和趋势,避免硬件建设的投资、公共服务的设计等由于缺少对未来人口变动的前瞻性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或供给短缺。(4)中西部地区的部分村落、乡镇甚至城市可能会出现因人口过少、劳动力流失严重、基础设施缺少规模经济等原因而逐步萧条乃至废弃的现象,需要提前做出应对。
卢锦珍[3]2016年在《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研究》文中指出教师补充是指在现有师资力量基础上,根据教育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充实”教师队伍,包括数量与质量上的充实。农村教师补充则是指根据农村教育发展需要,为农村学校补充足够数量且具有相应资质的教师。在一定意义上,农村教师补充更强调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它涉及教师的培养、招聘和保留等各环节,而非仅指招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师补充存在不少问题。如要达到与城镇学校相同的班师比,我国农村教师总量仍不足,且结构性短缺严重。此外,农村学校难以吸引高水平教师,教师流失问题突出。为此,国务院、教育部等部门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农村教师补充的重要文件,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色岗位教师计划等农村教师补充项目。但至今为止,乡村教师补充渠道不畅、整体素质低的问题依然未得到有效解决。上述事实说明,当前我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效果不理想。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对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相关理论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对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探索起步较早,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基于此,本研究期望对美国联邦层面的农村教师补充政策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理解农村教师补充政策运行的规律,为更好地解决我国农村教师补充难题提供理论指导;同时,通过对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解读及对其农村教师补充实践和效果的分析,获得美国农村在教师补充政策上的有益经验,为完善我国相应政策提供借鉴。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政策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方法,依照“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制定及实施的情况和经验——我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存在的问题——我国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完善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主线,揭示了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动因,分析了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价值取向、目标和内容,探讨了其政策实施的策略和保障机制,讨论了其政策实施效果及影响因素,总结了其政策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建议。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出台的背景是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与矛盾。为应对挑战和矛盾,需要通过教育寻求帮助,这对教师补充提出了要求,从而促使美国政府必须关注教师补充政策。当然,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出台的直接原因与美国农村教育的问题相关。在教育领域,美国农村地区的教师数量及质量存在不少问题,同时,在为农村学校补充有效教师的实践中,农村地区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这些问题成为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出台的内在动力。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城乡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二是关注农村教师教学有效性提升,相应的,其政策目标也集中于优化农村师资队伍和提高农村学生成绩两方面。围绕政策目标,美国联邦不断强化对农村教师补充的干预,各项政策主要体现在专门教育法案、教育战略与规划和非教育类法案中,包括《中小学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每个学生成功法案》、《美国2000:教育战略》、《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及《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等。深入分析可发现,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内容在权力运作、利益协调及资源分配方面分别呈现了以下特点,即控制与自主平衡、竞争与倾斜共存、公平与效率兼顾。以联邦政策为指导,美国各州在农村教师补充政策实践中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创造性。政策执行中,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及高等教育机构等通过创建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共同分担政策实施各方面的责任;联邦的拨款则通过分级授权,分配到各州、学区及其合作伙伴中,使它们能够在政策规定的框架范围内开展农村教师培养、招聘和保留等相关活动。除了联邦的拨款,各州和学区也都各自分担农村教师补充的部分经费开支,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也为此捐资助款,这种多样化的经费筹措机制确保了政策实施的经费来源。在具体实践中,财政激励、非财政激励是美国各州实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主要策略,而这两种策略又各有多种不同的具体措施。财政激励措施的共同点是对特定目标人群给予一定的货币性奖励或补偿,以使他们接受特定的教师岗位并在该岗位服务一定年限。按照激励主要针对的对象来分,财政激励措施主要有未来教师奖/助学金、新教师的奖励与资助(包括签约奖金、贷款减免等)、在职教师的奖励与资助(如针对性奖金、住房奖励或资助)等几种。非财政激励措施的共同点是使服务于农村学校的教师获得某种非货币性质的奖励或补偿,以实现对精神需要的满足,其主要措施包括激发敬业奉献精神、创造和谐人际环境及提供专业发展机会。以项目为载体来实现农村教师补充的目标,这是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运行机制的又一个重要特点。美国农村教师补充项目类型丰富多样,不同项目在工作重点、项目对象、主办主体及采取的教师培养和认证模式各有不同。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农村教师补充项目特色鲜明,为农村教师补充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较大贡献。研究发现,政策的有效执行取决于多元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同时也是政策参与者达成共识的一种自我选择过程。通过多元化项目实施政策,恰好符合了政策有效执行对多元化组织协调配合的要求,也给了各种政策参与者一个自我选择的空间,对政策的执行比较有利。对照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目标,以有关研究结论、客观事实及统计数据为依据考察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效果,可发现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优化农村师资方面,有关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农村教师培养质量,增强了农村学校吸引力,优化了农村教师结构,还降低了农村教师流失率;在农村学生成绩提高方面,政策的实施也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使美国农村学生的成绩与全国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其政策的实施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某些特定的激励措施无法为农村吸引所需教师,一些项目预期目标实现程度较低。综合考察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制定及实施的各有关要素,可发现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效果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在激励类型的选择上,由于财政激励与非财政激励各有长处和局限,因此,这两种不同激励策略及其不同措施的组合,将影响教师补充的效果。其次,由于利益博弈的影响,将导致给予农村教师的补偿呈现为不同补偿类型及额度的组合,进而产生不同的补偿效应。基于补偿性工资理论,为抵消工作环境中各种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需要付给从业者某种“补偿性工资”,这种“工资”包括货币的和非货币的。美国农村教师补偿效果的实践例证及我国农村教师补偿效果的实证分析均表明,不同补偿类型及补偿额度的组合所产生的效果有别。再次,在政策运作中,具体项目设计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及其实施过程的协作性与严谨性影响项目的成败。最后,因不同特点的教师对激励类型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因此,政策对象的特点也对政策实施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客观来看,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及其实施总体上是成功的,而其成功得益于几个方面的经验:一是重视补偿机制的激励作用,给予农村教师合理的补偿;二是关注农村教师培养、招聘和保留各环节的相互配合;叁是激发责任主体的积极性,注重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落实责任主体,有效调动了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四是发展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多样化补充项目,使政策执行有了切实的落脚点;五是运用多元化的补充策略,扩大了农村教师的来源。反观我国,虽然农村教师补充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政府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农村教师的补偿额度较低。其次,各有关主体的责任意识欠缺,教师补充的合力尚未形成。第叁,在农村教师招聘标准上,应聘者的职业匹配不受重视,选拔条件过宽。第四,农村教师招聘范围过窄,致使农村教师来源相对单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中美两国的农村教师补充问题具有相似性,而美国比我国更早开展了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探索,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因此,其经验对我国有一定借鉴意义。借鉴美国相关经验,结合从中得到的有益启示,我国的农村教师补充政策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首先,应正视城乡差异,加强对农村教师的补偿;其次,需明确各责任主体的努力方向,使各级政府、高等院校、农村学校和社区及社会团体等多方力量能够担当应有的责任并相互配合;第叁,要注意吸收非农村原籍教师以优化教师地缘结构,同时,可利用教师资格“国考”和志愿服务教师招聘,吸纳不同年龄和职业经历者充实农村教师队伍;第四,在教师的招聘、培养等环节,要强调教师候选人与职业的匹配,重视教师对农村环境的适应问题;最后,为真正留住农村教师,还应注意保障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农村教师的职业效能,使他们获得教学成就感,实现个人的价值。
李媛媛[4]2014年在《新阶段内蒙古生态脆弱地区扶贫移民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作为最大的少数民族扶贫移民区域之一——内蒙古自治区,虽然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但是全区101个旗县(区)中,60个旗县被列入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贫困县,占全区旗县总数的59.4%。这些旗县生态环境恶劣,极端贫困现象尤为突出。少数民族地区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属性,决定了与其他相对发达地区或非民族地区,内蒙古贫困问题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也增加了扶贫移民难度。尤其是进入新阶段以来,面临着许多难点与新问题。因此,探索内蒙古生态脆弱地区扶贫移民问题,不仅能够映射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移民实践轨迹,而且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极端贫困问题、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全面步入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本论文以内蒙古扶贫移民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和吸收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基础上,首先,回顾和总结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移民发展历程及特征。通过梳理新阶段内蒙古生态脆弱地区扶贫移民实施概况和已经取得成就,发现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从经济学视角揭示问题成因。进一步运用计量分析方法,从宏观扶贫移民开发综合水平和微观综合效益两个层面上,探究内蒙古生态脆弱地区扶贫移民现行机制的有效性。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有效性“良好”,但存在需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全区各项目旗县间、不同生态脆弱类型区域间,扶贫移民开发综合水平差距显着,仍在继续拉大。呈现生态脆弱程度越严重、综合水平越低的特点。综合水平高低受到叁个公共因子影响,即地区的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扶贫移民规模。其中,人口结构因子权重较大。评析结果还显示:移民自筹资金不断增加,而与移民利益直接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投入却相对减少,说明更多扶贫移民专项资金进入到公共领域当中;在促进移民包容性发展方面综合效益不理想,这些都严重影响移民权利的实现。究其原因,由于扶贫移民资源的合理性配置问题,以及地方政府仍停留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层面、滞后于新阶段政策目标所致。为此,本文明确构建目标与基本原则基础上,借鉴区内外成功经验,有针对性构建与优化内蒙古扶贫移民机制以提高其运行效率,并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移民,应建构“以人的发展机会为主、反经济贫困为辅”的扶贫移民机制;以制度性激励机制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解决;强调政府责任与机制改革相互配套,才是解决特殊区域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主张在具体扶贫移民政策与运行机制设计上,应注意与民族传统文化相互调适,提高扶贫移民正效益。
欧胜凤[5]2018年在《民族村寨贫困人口精准脱贫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精准扶贫是国家领导人实施具有中国特色治贫的方略,是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同步小康社会建设的必要手段。随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村寨成为我国精准扶贫的主战场,民族村寨的如期脱贫对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瑶埃村是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村寨之一,地处滇桂黔石漠化区域,其少数民族人口是当地总人口的主体,基础设施落后、耕地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滞后、贫困人口多,是荔波县精准脱贫工作中难啃的一块“硬骨头”。文章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采用文献、结构式问卷调查、非结构式访谈等研究方法,把握瑶埃民族村寨贫困人口的贫困现状,并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数据分析法相结合挖掘贫困人口主要致贫因子,对政府积极探索新时期精准扶贫推行的产业精准扶贫、住房精准扶贫、教育精准扶贫、医疗精准扶贫、社会保障兜底、金融服务扶贫和生态补偿扶贫实践形式进行认真分析与总结。研究发现瑶埃村精准脱贫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阻碍贫困村民脱贫致富及村域发展的前进步伐,一方面是贫困主体自身的原因,如贫困人口农业生产技能单一、非农就业能力欠缺、自我发展意识和能力弱、参与扶贫项目度低、村民自组织能力弱等,另一方面是政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不到位的原因,如政府精准脱贫资源分配失衡;精准扶贫过程中政府“急于求成”,忽视群众“软实力”的发展和政府精准帮扶措施缺乏可持续性等。依据研究结果,结合民族村寨贫困人口显现的共性及各区域的差异问题,对民族村寨贫困人口精准脱贫提出几大路径与对策:一、提升人口质量,开发人力资本,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方式;二、强化产业化扶贫,激活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叁、强化社会服务,助力精准脱贫;四、完善社会保障,增强脱贫攻坚支撑力;五、适度发展劳务输出。
孙业亮[6]2013年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口流动逐渐频繁起来,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镇就业,大大促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但在此过程中,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作为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组成部分,城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不断上升,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越来越大。当在城市化和国家扶持农村发展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城乡差距状况已有明显改善的时候,城市却出现了大量贫困人口,城镇收入差距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这可能会给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和就业带来冲击,进而影响城镇居民的收入。但也有学者指出,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缓冲了外部冲击。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究竟起着怎样的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受到城市化的影响究竟如何变动?本文主要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全文分为七章：第一章导言主要是提出问题、研究背景及意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第叁章对我国城市化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描述,指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居民收入差距中的重要性。第四章构建理论模型及用计量分析城市化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第五章以非正规部门就业(城市化过程中的显着特征)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计量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城市化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第六章阐述了收入差距的经济社会影响,总结了国外缩小收入差距的经验。第七章是全文的结论及相应的政策措施。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第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重要性的在上升。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进程,我国的收入差距特征在发生转变,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第二,城市化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过程。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就业。他们对城镇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和就业带来冲击,而对城镇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较小,因而造成城镇两个劳动力市场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当城镇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开始快速上升,逐渐接近城市高级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水平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第叁,第四章的数理模型推导和计量分析都表明：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城市化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有着长期和短期两种不同的影响效果。从短期看,城市化会加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而长期则起着缩小的作用。从数理模型中我们还得到了城市化最终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两个影响路径,即非正规部门比重的扩大和正规部门比重的扩大都可以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起着先扩大后缩小的影响。但由于城市正规部门难以在经济发展较低的阶段持续开放、扩大。因而城市正规部门缩小收入差距的路径更多的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第四,使用现有的CHNS城镇居民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和反事实分析发现：目前,我国非正规就业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还处在扩大过程中。两个时期(T0-T1和T1-T2)的非正规就业比重在不断上升,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这两个时期导致城镇收入差距的原因不同：第一个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非正规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造成。第二个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间的收入差距造成。第五,通过第五章的计量分析,我们勾勒出以非正规部门扩大为标志的城市化进程对我国城镇收入差距影响的完整过程：非正规部门导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阶段→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间收入差距导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阶段→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间收入差距缩小导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缩小阶段。由于我国城市改革对两部门的影响不同步：在早期,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收益率高,但收入的方差大。城镇非正规部门是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第二期,正规部门的改革提高了该部门的收入率,而非正规部门的收入率下降。两部门间的收入拉大导致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目前的CHNS数据只能体现出前两个阶段的情况。可以预知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非正规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非正规部门的收益率将再次上升；而正规部门的收入在国家破除垄断及调节收入的政策下增长放缓,两者共同的作用是城镇两部门间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进入两部门收入差距缩小的居民收入差距改善阶段。
胡宏伟[7]2010年在《国民健康公平程度测量、因素分析与保障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章程的序言中,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进行了界定：健康是体格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完全安逸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身体不适或不衰弱。健康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基础。与历史上人类的生存状态相比,当今人类的寿命和健康状态已经大为提高,特别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健康状况改进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应该看到,世界各国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程度差别确实是非常显着的,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健康不公平问题已经广泛存在,并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健康公平是人类内在价值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但是,毫无疑问,世界范围内的健康不公平给对各国健康状况持乐观态度的人以严峻挑战,这些本“可避免的”、“非自然的”、“非需要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影响了国民健康的水平,造成了国民在健康结果方面的差异,而且,这种不公平的健康结果差异与这些“可避免”的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给健康公平问题的解决造成了极大困难。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健康公平问题的研究对中国未来国民健康和医疗制度、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本研究选题的大背景。本研究将在对中国现实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中国健康不平等的程度,并通过实证分析来判定健康不公平是否存在,通过回归模型分析各方面的因素,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因素对健康结果和健康公平的影响是否显着以及影响的方向和路径。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第一,通过计算集中指数和比较分析,测算中国国民之间(包括城乡之间、性别之间等)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程度；第二,通过回归方法判定中国国民健康是否存在不公平问题,并判定影响健康不公平的主要因素；第叁,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促进中国健康公平的保障与促进机制的若干政策建议。本研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旨在对研究的背景、问题、研究目的进行说明,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详细的总结和梳理,同时,第一章还对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方法、研究路径等进行说明,对本研究中的难点、创新点进行归纳。根据研究需要,第一章分为叁节：第一节主要说明研究的现实背景、问题提出、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二节主要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综述,涉及健康、健康公平以及其他有关医疗卫生的命题;第叁节介绍一些其他有待说明的问题,包括研究的数据、方法、路径等,还将对本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点进行归纳。第二章旨在对研究的理论基础、相关概念和评估指标方法进行界定与说明。根据研究需要,第二章分为叁节：第一节介绍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介绍人力资本理论、健康经济学相关理论和阿玛蒂亚·森的自由与可行能力理论；第二节介绍了健康及其测量指标,重点介绍了DALY、DALE、QWB和SAH集中健康测量指标的内涵和测算步骤；第叁节介绍了健康平等与健康公平,主要介绍了公平与平等的内涵,健康平等测量,健康公平的判定和测量。第叁章旨在对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进行基本的描述和比较分析,并对国民健康的总体状况进行评估。第叁章分为叁节：第一节主要是对使用的数据进行描述,对选取的变量进行说明,并对变量进行基本描述分析；第二节主要是对国民健康进行比较分析,主要是将国民个体按自然、经济、社会叁大因素分为若干不同特征的群体,并对群体之间的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第叁节主要是对国民健康的平等性进行评估,分别使用QWB和SAH健康评估指标,分别计算基尼系数和集中指数,并拟合出相应的洛伦茨曲线和集中曲线,以期对国民健康平等状况做出评估,并为后面章节判断这种不平等是否是不公平奠定基础。第四章在前面章节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国民健康的不平等是否是不公平的,以及影响国民健康结果的因素,还要通过回归等方法确定这些影响的方向、幅度和显着性。第四章分为叁节：第一节将基于一般线性回归OLS模型对影响健康的因素进行分析和检验；第二节将基于有序的选择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对影响健康的因素进行分析和检验；第叁节是对国民健康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的进一步检验,将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Quantile Regression)对不同健康水平分组的健康结果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检验。第五章旨在前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促进和保障国民健康公平提出若干对策性建议。概括来讲,第五章包括叁节：第一节将着重探讨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第二节将着重探讨改革和完善健康卫生服务保障体系,特别将重点分析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国民医疗保障体系、国民药品生产和流通体系的改革和发展；第叁节主要是探索促进国民健康公平的其他制度和机制,主要包括促进教育事业公平、快速发展,改革寄附于户籍制度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此外,还探讨了国民健康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用实证数据,对典型年份中国国民健康不平等(总体、城乡等)的测算；第二,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判定中国国民健康状况存在的不平等是否具有不公平性质,即判定中国国民健康是否不公平,并筛选出相应影响健康公平的主要因素；第叁,根据模型和回归结果判断各因素变量对影响国民健康结果的具体路径和方向；第四,提出一个广义的健康公平的保障和促进体系。
刘心怡[8]2017年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步入了起点低与速度快的城镇化进程,强化了经济活动在城市和沿海地区的聚集,伴随的是中国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城镇化质量的亟待提升。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何选择合适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就成为目前应重点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本文尝试构建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投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理论模型,并开展城乡收入差距相关的实证研究,探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理论脉络、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及新型城镇化政策效果等四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在传统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和城市偏向政策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此为切入点,本文构建了反映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投资偏向影响城乡收入水平变化的理论模型,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数值模拟,使理论模型更加接近经济现实。采用城乡收入比和泰尔指数对全国及各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测量,并利用空间统计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对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的分析,为后文的区位分析和政策作用提供了基础和思路。根据理论研究和时空演变,本文采用2006年-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了空间计量的方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区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依赖性,采用动态空间滞后模型,考察了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区域间空间依赖的长期效应,并对各要素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分解,随后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了空间异质性在城乡收入差距中起到的作用。基于对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的考量,总结普适性政策与区域差异化政策,分析得到简要区位——路径图。在对传统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策的有效性,以安徽省作为试点地区,采用倾向值匹配和倍差法检验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和农村综合改革的有效性,及其在不同条件下的作用效果,总结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措施。本文旨在通过城乡收入差距的测量及演变特征、传统城镇化背景下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及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措施的有效性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为制定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和路径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结构主要包括绪论、文献综述、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变、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效果分析、结论及政策建议等七个部分,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理论研究表明:在不考虑资本投资的前提下,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劳动力转移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工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间贸易成本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先扩大后减小,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时会促进城乡总体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工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会造成城乡总体收入水平略有下降。在考虑资本投资的情况下,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镇投资比重的增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地区工业劳动力比重的上升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会造成城乡总体收入水平下降,城镇资本投资的增加会提升城乡收入总和,当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增加了城乡总体收入水平,城镇资本投资的增加降低了城乡收入总和。2、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先缩小(1978年-1985年)、波动上升(1985年-1994年)、再缩小(1994年-1997年)、持续扩大(1997年-2009年)和再下降阶段(2009年后)等五个阶段。分区域来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西高东低”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的效应均显着,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局部自相关热点地区在西部地区集中,冷点地区在东部沿海集中,并与几大经济带的区位分布相一致,说明我国区域协同效应显着,存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现象。3、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实证检验得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化率仍旧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随着近年来投资方向的调整及户籍制度的放宽,已开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一定影响作用;在不考虑时滞效应的情况下,科技、城镇道路面积和金融投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教育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考虑长期效应后,金融投资的影响变为不显着;从各个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来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道路面积和城镇化率的直接效应较为明显,教育和科技的间接效应较为明显。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联系,城镇投资在西部地区影响较为显着,人口城镇化在东部地区影响较为显着,外商资本投资在中西部地区作用较为显着,道路建设在西部地区作用显着,金融机构投资在西南地区影响较为显着。4、新型城镇化政策效果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着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农民增收来实现,对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没有显着影响。农村综合改革显着提高了农民收入,主要通过转移性收入的增加来实现,对农业生产能力没有显着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在人口规模较大地区更为显着,农民市民化取得初步成效,在人口规模较小的地区效果不显着,应加强关注农民增收,农村综合改革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农民增收,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有利于提高转移性收入,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地区,对农业生产能力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应注重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一同推进,努力提升农村自身发展动力。本文主要研究了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影响因素及新型城镇化政策效果,分析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措施。在传统城镇化背景下,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持续作用,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必然,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放宽户籍制度,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等政策的实施,将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行区域差异化政策、发展城市群、农民市民化和新农村建设等均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赵国友[9]2008年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对两个重大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一是“叁农”问题;二是社会和谐。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农业日益成为弱质产业,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农村的稳定与发展日渐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焦点和关键。“叁农”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密切相关,“叁农”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存在着影响社会和谐的诸多不利因素。如: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及潜在失业大量存在,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和因素中,“叁农”问题是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主要因素。因为“叁农”问题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叁农”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各方面利益关系。既然“叁农”问题与利益分配、制度政策密切相关,那么,重新调整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就成为当前有效解决“叁农”问题、增加和谐因素的关键。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现代国家,利益分配模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投资贡献分配,谁投资谁受益,投资额愈大,收益也就愈多;一种是权力分配,也即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实现在不同集团、阶层、群体之间的分配。前一种分配是市场经济的惯例,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但这一分配方式使社会弱势群体只能靠社会救济和政府财政支付转移才有维持生计的希望。后一种分配途径,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缩小差距。我国目前正处于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两难境地。农民作为最大社会弱势群体,由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低和政策的边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自身获得收敛与城市居民差距的有效资源的可能性和机会不大。在此情况下,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政府的积极定位和精心谋划就成为解决“叁农”问题的关键。当我们看到多数农民在一个接一个增收政策实施之后增加收入的努力仍旧收效甚微时,就懂得了为什么会有“叁农”问题的出现和城乡差别。“一个像祖辈那样耕作的人,无论土地多么肥沃或他如何辛勤劳动,也无法生产出大量食物。一个得到并精通运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的农民,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丰富的实物。”着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这段话对于我们如何解决“叁农”问题、促进农村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根本性的启迪作用。那么,今天的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是否具有舒尔茨所说的传统特征?又将如何改造和解决?这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入思考的经济学问题。如果将舒尔茨发展农业的人力资本理论对照国内学者对实现我国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路径的思考和主张,我们发现,这些思考和主张难免有些急功近利之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如果将农村人口简单地从农村转移出去,不仅会增加城市就业压力,而且可能造成荒废土地,无助于农业自身发展。而发展现代工业,实现城市化,又必须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采取何种方法解决问题。最近几年,在中国政府和学界有一个共识:经济持续增长离不开农民,只有农民收入不断稳定增长,才能刺激有效需求,拉动投资,促进经济稳定发展。那么,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政府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具体解决方案和措施,诸如调整收入分配,免除农业税,减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加大政府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税收和税率,遏制腐败,控制行业垄断,等等。这些解决措施和办法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外部性太强,也即农民增收更多依靠外部力量——政府及其政策来实现的。本文试图从“叁农”问题自身寻找解决方案,即从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获取收入能力的视角寻找解决如何缩小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方案和办法。当然,这一方案的具体实施仍然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新旧世纪之交,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形势。从经济角度看,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整整30年,年均GDP增长超过了8、9%,持续增长的时间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然而,正是经济增长而非均衡快速增长,使得经济利益分配在空间及人口数量上严重失衡。从地域看,(1)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2)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逼近警戒点。从人口数量看,(1)社会财富越来越严重地向少数人集中,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明显;(2)就业压力严重,农村隐性和潜在的失业人口凸显,并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城市就业压力日趋紧张。从社会看,(1)经济收入差距的渐趋扩大和制度改革的滞后性,使得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日益社会化;(2)腐败等不合理收入分配问题,使社会承受力在缩小,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发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和谐的嬗变。按照国际经验,目前我国正处在发展战略机遇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具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经济社会会进一步发展;一是仅仅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经济增长中附带的问题和矛盾,结果出现社会结构高度紧张、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风险阶段。从国际层面来看,我们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经济科技明显优势的巨大压力。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这些为我国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和更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了外部条件。我们必须抓住这一大好机遇,争取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具有明显的优势,使得我们面临巨大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苏东剧变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之后,一些西方敌视势力仍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和平演变”的妄想和企图,加上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趋势,使得各种社会思潮互相激动,从而对人们的价值取向等产生重大影响,等等。这些问题使得我们在取得一系列成绩与繁荣之后,不得不居安思危,清醒地认识到,新世纪之初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给我国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认真梳理、正确认识、妥善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才能真正维护和延长“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才能真正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复兴大业。正是面对国内外各种新形势,党和政府高瞻远瞩,革新思想,提出和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战略目标和规划。所以,从人力资本视角研究和谐社会不失为一个有益的理论探索,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便成为一个永恒话题。在私有制社会里,市场经济作用的最显着表现是贫富两极分化。在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仍然存在,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那么,不仅存在弱势群体及弱势群体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分享边缘化等情况,而且会产生诸如“叁农”问题、收入差距悬殊、社会不公与经济效率失衡等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因素。那么,政府在解决上述影响和谐社会构建因素的着力点或切入点在哪里?本文以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理论作为解释工具和手段,以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现状为基础,假设现阶段中国社会只存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两个群体,并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水平,且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水平低于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水平,通过运用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规律,证实在我国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渐趋扩大的因素除历史的和政策的因素外,现有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投资规模都远远不如城市居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本文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研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问题,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论文从结构及逻辑关系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绪论,进行理论假设(提出问题及研究视角);第二部分即第二、叁章是假设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第叁部分包括第四至七章,对理论假设进行系列经验分析及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第八章,探讨国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基本经验和做法,第五部分为第九章,提出重新构建适应和谐社会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机制及其政策含义。第一章绪论。主要包括问题提出的国内外现实背景与研究基本思路、研究重要意义、研究主要方法和逻辑结构安排等。指出“叁农”问题的严重性、重要性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及农民增收效果不显着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型改革模式下的农民等社会群体被经济发展成果日趋边缘化;出路在于必须转变政府在“叁农”问题上的短期行为,建构解决“叁农”问题的战略路径:即从重视农村教育入手,不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将粗放型农村发展政策——即依靠外部力量推动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农村发展政策——即依靠自身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第二章,主要内容为相关基础理论及研究框架。对相关基础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理论研究框架。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早期分析思路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前者阐明了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及人力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工资收入中的重要作用,后者率先运用人力资本投资方法研究收入分配,并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模型,提出了人力资本获利函数,认为劳动者收入差别与接受教育和获得工作经验年限长短相关,并在考察在职培训对终生收入模式影响时,提出了“追赶”时期的概念。国内对人力资本投资研究突出的表现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普遍认为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东西差距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联性极高。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早期的研究逻辑思路,本文加以拓展,进一步提出人力资本投资对和谐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第叁章,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现状的综合考察。理论研究离不开现实,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和投资的现状即为本文研究的现实依据和基础。其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机制不合理。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机制不合理的依据在于政府在城乡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上采取城乡有别的政策,农村居民对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几乎完全依靠自身有限资源进行,而城市居民得到政府的支持更多更大;其二:农村人力资本长期处于低水平积累状态。政府的有限支持,加上自身能力不及,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积累长期处于低水平循环状态,存量小,增量不大。第四章,主要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考察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成正向关系,投资愈大,积累水平愈高,获取经济机会就愈多,其收益就愈大。所以,即便政府重新进行有利于农村居民的制度安排,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处在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第一阶段——不大扩大阶段。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日趋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采取了诸如减免农业税等措施以增加农民收入,但收效不大。本文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政策对于农民增收只具有外部作用,仅依靠外部力量是一个短期行为,无助于根本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政府必须站在战略高度,以教育投入为切入点,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方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最终化解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引发的不和谐因素。第五章,主要从经济效率角度考察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农村人力资本低水平积累通过消费等环节对经济效率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当前理论界关于农村人力资本低水平积累对经济效率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效率的损失上。由于农村人力资本低水平积累且与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存在较大差距,于是,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以消费函数理论为依据,与城市居民的消费不同,农村居民在消费结构和水平上都对经济效率的提升起到了限制作用。高储蓄,低消费;经济增长出现畸形的拉动模型——内需尤其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不足、投资与出口拉动偏大。这不仅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对整个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带来了较大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和经验观察的结论大体趋于一致。第六章,主要从社会公平角度考察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农村人力资本低水平积累,损害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率,对社会公平也形成了巨大冲击。叁十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我们基本遵循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哲学思维模式。总体上看,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确实得到了显着提升。但是,由于人力资本及其他因素的约束,农村居民在绝对福利提高的情况下,相对福利却在降低,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无意识地陷入了“相对贫困综合症”的循环之中。正常的均衡的社会流动被打破,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僵化,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从而对公平正义和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重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这一起点公平要比关注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显然重要的多。从社会公平角度审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低水平循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涉及叁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对社会公平有关文献遗产的历史考察;二是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叁是着重研究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公平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现。第七章,主要是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和谐社会的相关性实证研究。揭示了我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通过收入差距作用机制对和谐社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收入差距的明显扩大会进一步影响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诸多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如果反而观之,引起社会冲突及不稳定的因素是复杂的,但最为根本的是利益冲突,其它冲突都从属于利益冲突。基于利益冲突视角,借用经济行为分析和博弈分析等方法,验证了收入差距变化引起社会心理变化最终损害社会和谐的经验观察。第八章,主要内容是介绍外国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的做法与经验。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农村的社会经济相对落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叁农”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只有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齐头并进,学会两条腿走路,才会发展得更好更快。尽管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重视农业发展的事实已为经学家所承认。各国在农村发展过程中除了在制度、政策、福利对农村倾斜之外,都十分重视农村教育改革,在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取得了宝贵经验。研究和借鉴这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农村教育及人力资本积累的经验,对推动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及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章较为全面的介绍了欧美发达国家、拉美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转型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等五种类型国家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的基本做法。其中,有两种相反的做法值得我们重视,一是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对基础教育的高度重视(体现在立法、经费支持等方面);二是拉美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基础教育的忽视(体现在经费等教育资源严重向高等教育、城市教育的倾斜)。第九章,主要内容是提出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的重构思路及政策含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所提出的战略任务,如何实现这一战略任务,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专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从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尚属一项新的尝试。借助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分析工具来研究和谐社会,其根本意图就在于搞清楚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此来提高我们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重要性的认识和关注。本文提出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的重构思路与框架:包括投资主体、投资途径及激励机制叁个主要方面。在积累主体上,要重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的培育和发展;在投资途径上,要重视农村基础教育;在激励机制上,要重视政策激励与资金支持的有机结合,加大对农村学生(包括来自农村地区的大学生)的助学金和奖学金的支持力度。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增加农民收入、改革农村政策等建议。本文可能取得的创新,列为以下几个方面:1、选题角度的创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问题是当前一项新的研究课题,从利益分配、制度安排、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等社会学、政治学视角研究和谐社会的较多,从收入差距、经济效率等经济学视角研究的较少。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现有研究思路为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研究尚处在对各国实践的检验与证实阶段。将人力资本纳入和谐社会的研究框架——展示人力资本、收入分配(或经济增长)、和谐社会叁者之间的关系——将使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研究视域均得到进一步拓展。2、理论体系的创新。现有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理论的研究逻辑——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解释的是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的贡献。本文通过收入差距、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等环节,试图建构一个较新的理论研究体系——人力资本对和谐社会的作用机制理论:通过人力资本与收入差距、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等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最终证实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水平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3、观点的创新。○1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具有双重效应: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从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角度讲,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是一种具有经济学意义的公共产品。所以,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不仅仅是农民个人的事,也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认识到这一点,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政策上就会变被动为主动。○2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不断提高,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增加而获得的能力提升,不仅使农村居民因能力欠缺造成的与城市居民之间经济收入差距得到收敛,而且会消除在民主政治及其他领域的权利歧视,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城乡间的各种互动关系——合作、沟通,实现社会心理和谐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对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3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水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实现社会公平,制度公平固然重要,但制度只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在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体制、城乡制度政策趋于公平合理的条件下,如果以现有的城乡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为公平起点,那么,农村居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仍然会存在巨大差距。这是因为起点不同。对农村人力资本加大投入,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水平,提升农村居民各种能力特别是他们的知识、技能,是从起点平等上根除社会不公的路径依赖。④目前,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政策上,政府应以农村教育为切入点,加大投入力度,并对制度政策进行创新——对农村教育实施一系列捆绑式的教育计划,而不是简单的对农民发放补贴,将粗放型农村发展政策——即依靠外部力量推动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农村发展政策——依靠自身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⑤在第九章,本文就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主体问题提出“社会力量参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尚未形成规模”的观点。在我国,由于农业组织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的作用尚未充分得以实现,企业等组织在广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作用几乎为零。要构建新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就必须发挥企业等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为此,实现农业产业化、组织化是当务之急。如果实现了农业高度产业化和组织化,那么,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就会出现新的来源和主体,那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的企业组织,该组织为了追逐最大化利益和应对外在的竞争压力,必然对其企业内部的员工——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一般情况下,企业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通过在职培训的形式来实现的。于是便形成了企业与农民之间的投资收益关系。通过教育培训,农民不仅自身素质和能力得到提高和完善,而且会对企业发展形成潜在的优势。如果企业发展了,可能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自办、资助教育及捐资助学等。今后一个时期,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合作化组织,使农民与该组织之间形成组织契约关系,从而填补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一项空白。⑥本文将能力分析方法(阿玛蒂亚·森创造的)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相结合,提出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水平的巨大差异是形成城乡居民不同能力的根本原因的观点。这种能力在本质上象征着起点平等,如果农村居民的这种能力得不到充分保障,不管制度如何公平,那么差距扩大将是必然的,并将对经济效率、社会流动、社会和谐等产生不利影响。
温军[10]2001年在《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日益加快,未来中国多民族国家社会转型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各民族崛起意识的日益强化,这将有可能使民族问题发展演化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为突出、最为敏感而又波及面最为广泛的一大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在现代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面临结构性变革转型的国内外环境背景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本文的理论创新就在于通过对发展理论的国际比较分析,提出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理论分析框架,不仅分析了少数民族经济平等论的缺陷不足,而且还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成因以及“赶上汉族”追赶战略的影响后果。首次提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叁个方面的新观点,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追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缩小发展差距的优先次序应该是:“社会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由此提出应改变过去50年以追求GDP增长为核心、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追赶战略,实施“以人为本,社会发展优先,投资于人民”的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本文运用新增长理论“路径依赖”的基本方法,首次分析解释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不平衡性的内在机理,认为以往现代化的追赶是一个单一经济目标的追赶,其主要问题是将民族问题经济化,将经济问题绝对化,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多维特征,从而提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全新的经济主张、政治主张和制度建设的具体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人口迁移与农村贫困[D]. 杨靳. 厦门大学. 2003
[2]. 中国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研究[D]. 陈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
[3]. 美国农村教师补充政策的研究[D]. 卢锦珍. 西南大学. 2016
[4]. 新阶段内蒙古生态脆弱地区扶贫移民研究[D]. 李媛媛.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4
[5]. 民族村寨贫困人口精准脱贫研究[D]. 欧胜凤. 贵州大学. 2018
[6].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D]. 孙业亮. 南开大学. 2013
[7]. 国民健康公平程度测量、因素分析与保障体系研究[D]. 胡宏伟. 武汉大学. 2010
[8].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制研究[D]. 刘心怡.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9].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研究[D]. 赵国友.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10]. 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D]. 温军. 清华大学. 2001
标签：农业经济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中国人口迁移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农村教师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移民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