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勇[1]2004年在《近代长江下游青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长江下游地区所属的上海、江苏、安徽和浙江的部分地区，历来就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军事要地。鸦片战争以后，长江下游地区作为长江流域首先开埠的地区，它所引发的下游地区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的流动对近代长江下游秘密社会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首先，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埠通商促进了整个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同时也为帮会势力特别是近代青帮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展示的空间：一方面，长江下游开埠通商后，水陆码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帮会势力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开埠通商地区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为帮会势力特别是青帮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生存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青帮的形成又是近代开埠后长江下游社会转型时期的畸形产物。而同光时期由流民和游勇问题所造成长江下游社会秩序混乱与社会控制弱化又为长江下游会党势力特别是青帮的膨胀提供了绝好的机遇。近代青帮正是在这时候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 近代青帮的形成与发展与长江下游盐枭势力的膨胀密切相关。盐枭是一种有组织、有武装的食盐贩私集团，它发展是渐进的。盐枭势力的膨胀是清代的食盐专卖制和由此引发食盐走私活动必然结果，但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近代长江下游的盐枭和近代以前相比，其活动的范围和方式、组成成分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为江浙水手行帮在长江下游与盐枭融合，形成近代青帮奠定了基础。 近代青帮的形成前的长江下游的江浙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是青帮的前身，但不是青帮，更多意义上应理解为教门系统。青帮真正形成是在漕运解体，长江下游江浙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势力膨胀的盐枭集团结合后，这也是与近代教门与会门相互融合的趋势是一致的，而盐枭在青帮形成中起了一个载体和媒介的作用。光绪后的长江下游青帮势力发展迅速，大致可分成江南、江北两大势力中心。除了继承原来罗教水手行帮和盐枭集团的活动方式和组织体系，而且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在组织体系上，它是适应了近代社会变迁，在原来罗教水手行帮组织体系基础上吸收盐枭及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其他帮会的特点而形成了具有开放性的组织体系。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夕，是长江下游青帮、盐袅势力快速发展时期。造成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江下游传统的小农经济进一步瓦解，农村经济破产，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更进一步加剧了本己复杂的社会矛盾，使长江下游社会动荡不安;另方面是由于伴随着长江下游社会的动荡，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更加弱化。长江下游的青帮不同于红帮，它的反清活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其反清斗争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进入民国以后，在民初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长江下游的青帮势力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更多地是依附其他势力，同时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低层在适应城市生活环境中逐步演变成近代的黑社会组织，也即城市型青帮。
陆勇[2]2006年在《晚清社会变迁中的长江下游青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江下游江浙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是青帮的前身,青帮真正形成是在漕运解体,江浙罗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势力膨胀的盐枭集团结合以后,盐枭在青帮形成中起了载体和媒介的作用。光绪后长江下游青帮势力发展迅速,大致分为江南、江北两大势力中心。继承了罗教水手行帮和盐枭集团活动方式和组织体系的青帮,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形成了具有开放性的组织体系。
杨呈胜, 陆勇[3]2007年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与长江下游青帮之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初是长江下游青帮快速发展的时期。其原因一方面是长江下游传统的小农经济进一步瓦解,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更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复杂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伴随着长江下游社会的动荡,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日趋弱化。长江下游的青帮不同于红帮,它的反清活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民元之后,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其下层为适应城市生活环境逐步演变成近代的黑社会组织。
吴莉莉[4]2015年在《徐宝山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徐宝山出生于1860年代,在这个大动荡的背景下,徐宝山过着底层百姓的生活。在青少年时期,曾弃学混迹江湖,身强力壮,犯案逃亡后,流亡他乡。先是在扬州追随孙七从事贩私盐活动,加入青帮；后来自立门户在十二圩独立发展,成为两淮一带颇有影响的盐枭；徐宝山以武装为后盾贩运私盐,获得高额利润,势力发展迅速,成立“春宝山堂”,又使其成为推动青、红帮合流的第一人；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徐宝山的帮会与土匪活动,让东南地区的当权者颇为恐惧,两江总督刘坤一招安了徐宝山；招抚后的徐宝山,竭力帮助清朝当局控制地方治安,成了清政府镇压会党、维护社会治安的得力工具；由匪而官,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原本匪徒林立的江淮地区,一片“安定”；在辛亥革命前夜,由于徐宝山在维持地方治安中有功,深得地方当局的信任,两江总督张人骏为了防止革命,升他为巡防营统领,负责江北的防务,从而成为一支实力相当的地方武装,称霸一方；随着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徐宝山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倾向革命党人一边,在推动了江苏光复上做了重大的贡献,徐宝山官至扬州军政分府都督,并被任命为北伐第二军军长,这样曾经的一个贩私盐的帮会武装经过辛亥革命后成为了国民革命正规军；民国初年,在南北势力角逐中,革命党与袁世凯都企图拉拢徐宝山,最终徐宝山投向袁世凯；由于叛离了革命道路,徐宝山最后被革命党人暗杀而死。本文分四章对徐宝山的一生主要经历进行述评。第一章主要记述徐宝山的早年时期,这是他一生事业的酝酿期。主要介绍他所出生的时代背景,在中国一步一步地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此外徐宝山的家乡镇江,也是较早与帝国主义进行通商的城市,自然经济解体较早,产生了大量无业、失业游民,这些因素是促成徐宝山由游民走上会匪之路的大背景。分析徐宝山早年混迹社会情况从而展示其所处的新旧交织的成长环境。第二章主要评述辛亥革命前的徐宝山,是其结识政治舞台时期。游民徐宝山因犯案逃避清廷的捉拿,而落脚扬州,入青帮,开始了贩私盐的生涯。勇夺地盘,并与泰州地区红帮首领联合成立“春宝山堂”,促成青红帮合流,成为两淮地区影响重大的会党、土匪武装集团首领。随着北方义和团的兴起,徐宝山集团在两淮地区的异动,引起清廷的重视,最终徐宝山接受了清廷的招安,成为清廷镇压会党的工具。此后徐宝山对清廷“尽忠厥责”,但由于其会党出身,始终得不到清廷的重用。本章结合时代、地域因素阐述徐宝山由匪而官,以及其个人的抉择与取舍,正是本章所揭示的其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第叁章主要介绍辛亥革命时的徐宝山,这一时期是他反正参加革命志得意满时期。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拉拢徐宝山,在巨大的盐业利润的诱惑下,他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达成协议,反正参加革命,助镇江光复。后徐宝山顺应时势,先后光复了扬州、泰州、盐城、东台、兴化等地,在南京光复中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一时期他的势力也不断壮大,成为苏北一带影响巨大的武装集团。本章着重阐述徐宝山参加辛亥革命时的具体社会活动。第四章主要描写民国时期的徐宝山,是他人生陨落时期。这一时期由辛亥功臣变为共和死敌,从积极拥护革命走上背离革命之路；从拥护孙中山谴责袁世凯到反对孙中山投机袁世凯；从参加北伐到取消扬州军政分府,与革命党公开为敌,成为革命党人的畔脚石；最终被革命党人暗杀而死。本章主要探讨徐宝山辛亥革命中徐宝山角色的变化,从而客观展现辛亥革命中多种力量的角逐。最后是结束语,从徐宝山所生活的整个时代的背景来简论其一生的轨迹。有功也有过,早年他好急公好义、打抱不平；他兴修水利、力办平粜、赈济救灾,从事慈善事业；兴办女学,改良风气推动江苏的光复。但早期投身帮会,有过焚抢劫夺行为；以及投机袁世凯遏制革命党的势力等,应该如实评价徐宝山的功过。
吴海波, 罗习珍[5]2008年在《20世纪以来中国私盐史研究述评》文中提出私盐史是中国盐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关私盐问题的研究,20世纪以来,海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研究范围涉及私盐与盐政、盐商、盐税、盐产、盐法、会党、地方社会、盐业专卖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至少有70多位学者就私盐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专着一部;近20年来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不少高校还出现了数十篇以私盐问题为研究
渡边敦, 钱保元[6]1990年在《清末时期长江下游的青帮、私盐集团活动——以与私盐流通的关系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一、青帮史的时期划分 自明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约叁百多年间,青帮是中国有代表性的秘密结社(会党、帮会)之一。青帮自身的着作《安清系统录》称青帮是“近代叁百年来拥有中国东南半壁的一种水上社会势力”,主要是在以大运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动荡的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社会势力。对青帮的历史性考察是极为重要的。青帮的发展过程随着所处的各种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采取了相当不同的形式。怎样划分这一历史时期呢?迄今为止未必能说已经明确。因此,这里首先以过去学术界前辈的研究为基础,宏观性地展示一下这一历史过程。
李巨澜[7]2005年在《失范与重构》文中指出本文主要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宏观历史框架下对1927—1937年间苏北地方政权为治理社会失范现象、恢复统治秩序之过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予以一种历史性的解释,借此说明苏北地方新秩序体制重构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历史后果。 论文由两大部分组成,除“导言”和“结语”外,主体为四章,分别从社会失范与秩序体制重构两个角度来研究苏北地方政权秩序化问题。 第一部分为苏北地方社会衰败与失范现象之表述与分析,由一、二两章组成。通过对苏北地方社会衰败过程的历史性回顾与阐述,指出自晚清开始的苏北地方社会衰败是失范的社会前提;而社会失范则是社会统治秩序丧失之结果,表明传统的地方政权控制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变化之时代要求,亟须加以重构。 第一章,苏北地方社会的衰败。本章主要围绕着苏北地理环境的历史变迁、频发的自然灾害、漕运、河工与盐务叁政中心枢纽地位的丧失、区域政治地位的改变等四个方面来探讨苏北社会衰败的原因,并且将其放置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之失衡的宏观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归纳。认为二者交相作用之结果即为苏北地方社会的全面衰败。 第二章,苏北地方社会的失范。本章主要结合苏北民性对匪化、劣化和秘密会社勃兴等叁种苏北地方社会最典型的失范现象进行分析和论述。匪化现象是指当时苏北乡村匪患严重,土匪行为往往成为一种被认可的生活方式;劣化则是指传统的乡绅和豪民阶层相结合,向土豪劣绅发展的趋势;秘密会社勃兴既包括城市中的青帮,亦有乡村的刀会,这些组织的迅速扩展反映了当时苏北地方社会的动荡和混乱。通过对叁种失范现象形成原因的分析,指出其社会危害,从而说明社会失范现象与社会失序混乱为政治共生态。叁种失范现象集中于苏北一地,不仅严重影响着苏北地方社会的发展,还直接威胁着国民党政权在苏北地方的统治秩序。 第二部分为苏北地方新秩序体制重构及其社会后果之研究与评述,由叁、四两章组成。从政权的社会控制角度入手,对苏北地方政权为治理社会失范现象、重构新秩序体制之过程,以及路径特点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时代意义和社会后果予以全面总结和评价。 第叁章,新秩序体制的重构。本章主要通过对1927年后国民党苏北地方新秩序体制建构过程之分析,结合其为治理社会失范现象所采取的不同路径特点进行考察和评价。国民党地方新秩序体制主要由县政府、县党部和区公所叁个机构所组成,分别被赋予不同的职能,共同治理社会失范,重构统治秩序。其中,县政府:为县长负责下的科
顾小燕[8]2011年在《辛亥前后浙西青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漕运粮帮水手发展而来的青帮是中国秘密社会发展历史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经由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演变,帮会势力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浙西所属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自古以来一直是长江下游主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也是青帮所属的私贩党、盐枭、光蛋之流的主要活动地区。关于早期浙西青帮的记载鲜见于史料中,我们仅能从史料的片断记载中了解大概的情况。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浙西地区青帮逐渐与青皮党相结合,专门从事贩运私盐的非法活动,帮会势力逐渐壮大。辛亥革命前夕,以余孟庭为首的浙西青帮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系,他们与清军转战于苏、松、嘉、湖、宁、杭之间,历经大小战役四十余次,斩杀清兵及团勇二千余人,将领百余名,取得较辉煌的战绩,给清王朝在江浙的统治以沉重打击。辛亥革命前夕的浙西青帮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帮助贫苦同乡,武装对抗清政府,打击了清政府反动统治,成为革命党的同盟军,具有一定革命性。另一方面,他们是以盐枭为首的游民无产者组织,是农业社会里游民无产者的一部分。他们从原来的生产行列中被迫游离出来,从事种种冒险与不法行为,是一支典型的反社会力量。本文以浙、皖、苏交界处的浙西地区为突破口,从微观角度以青帮人物活动为重点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浙西青帮作系统论述,力图对浙西青帮的形成、发展、主要活动等问题作尝试性的研究。
曹金娜[9]2013年在《清代漕运水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人口增长,社会繁荣,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人均占有土地日益失调。清政府推出新政摊丁入地,把原来按人头摊派的丁银改为匀入田地缴纳,使贫苦无地人民不但在经济上免除了丁银之苦。户丁编审制度的停止,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从而加速了人口流动。清代河患严重,以黄河最着,淮河次之。每当河患之时,河北、河南、江苏、山东等省份灾民沿运河下江南就食。漕运绵延几千里,河北、山东一带运河水浅、地形崎岖,需要大量短纤、驳船工人,大量游民加入到漕运工作中。康熙叁十五年,为了维持漕运的正常运转,清政府改为每船佥运军一人,其余九名雇佣水手,以协助漕运,从此漕粮运输中雇佣水手制度化。清代基层漕运组织日益增强。每年佥选旗丁领运,再加上雇佣的头舵、水手,整个漕运基层组织人口不下十万,及临时雇佣的剥浅、头纤等人。漕运水手每年运送漕粮及回空,途中多险要之地,漕船的顺利航行需水手间相互合作。加之,运丁苛扣侵蚀及不法之徒欺侮侵扰,水手内部出现了互助互济性组织。明末清初之际,罗教在水手内流传。往来回空水手借居罗教庵堂吃素念经,日久相率皈依罗教。罗教与互助性的漕运水手组织相结合以一种民间宗教组织形式在水手中发展。雍乾年间,漕运水手组织内罗教组织出现分化。乾隆中叶,随着罗教庵堂转移到老堂船上,罗教组织内帮会权利系统的建立,漕运水手罗教组织已具备秘密会社的主要特征。罗教组织分化出的小宗派,相互排斥,争夺生计,在整个运河水系形成了对峙局面。为优恤运军,弥补薪资不足,清政府允许漕船在重运、回空之际,携带一定数额的免税货物,称之为土宜。漕船运输土宜对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起到一定作用,有利于南北物资的流通、平抑京师物价,促进了国内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为了获得更大利益,漕船违背了政府对土宜数额、种类的限制。老官(漕运水手行帮水手之首领称为老官)视漕船为己业,为了通过漕船携带土宜获得更多利益,不同船帮间为了争驾漕船而发生械斗。漕船水手的私货运销活动成了水手行帮的内聚力。清中叶后漕运系统弊端丛生,漕务各级官吏,皆籍其参与之便,从中贪污索贿。为了应付各方勒索,运军不得不致力于私货贸易,致使私货贸易更加盛行。清中后期,漕运水手行帮力量扩张,促进了漕船走私活动。在各方合作下,漕船私货贸易逐渐形成了庞大的走私网络。太平天国运动与黄河铜瓦厢改道使得漕运中断,运丁、水手问题成为各方争论的话题之一。到太平天国时期,漕运水手问题真正浮现出来。水手除了因失业滋事之外,还纷纷加入到其他各种社会势力中。这些社会势力主要的经济来源以贩运私盐为主。从而,失业之水手又回到昔日私货贸易网络中去了。他们今日之贸易对象,仍是昔日之私货贸易对象。河运停止,失业水手脱离漕运系统,流转各地的成员又回到昔日人际网络中去。漕运制度为漕运水手行帮的出现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漕运系统之弊端与水手之生活境地促进了水手行帮的发展,壮大行帮势力。政府为了稳定漕运秩序,对运军、水手进行补贴,允许携带土宜,因此私货贸易产生。漕船私货贸易数额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水手行帮的发展,水手行帮的发展又促进了私货贸易的进行。清末,漕粮河运停止,水手被遣散。漕运水手行帮组织得以维系并进一步衍生出许多帮会组织。为了维持帮会组织的正常运行,失业水手又从事昔日私货贸易,继续维持昔日的人际网络与行为模式。
杨呈胜, 陆勇[10]2005年在《近代社会变迁与长江下游的盐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盐枭是一种有组织、有武装的食盐走私集团,有清一代江苏的淮安、扬州、通州、海州及安徽的太平、和州、泗州等长江下游地区都是盐枭出没的地方。进入近代社会,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变迁,长江下游的盐枭势力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社会政治环境,其发展变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若干特点。考察这时期盐枭的发展变化对研究长江下游的帮会势力,更深层次地理解近代长江流域的基层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近代长江下游青帮研究[D]. 陆勇. 扬州大学. 2004
[2]. 晚清社会变迁中的长江下游青帮[J]. 陆勇.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 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与长江下游青帮之演变[J]. 杨呈胜, 陆勇. 许昌学院学报. 2007
[4]. 徐宝山研究[D]. 吴莉莉. 扬州大学. 2015
[5]. 20世纪以来中国私盐史研究述评[C]. 吴海波, 罗习珍. 盐文化研究论丛(第叁辑). 2008
[6]. 清末时期长江下游的青帮、私盐集团活动——以与私盐流通的关系为中心[J]. 渡边敦, 钱保元. 盐业史研究. 1990
[7]. 失范与重构[D]. 李巨澜.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8]. 辛亥前后浙西青帮研究[D]. 顾小燕. 扬州大学. 2011
[9]. 清代漕运水手研究[D]. 曹金娜. 南开大学. 2013
[10]. 近代社会变迁与长江下游的盐枭[J]. 杨呈胜, 陆勇. 许昌学院学报. 2005
标签：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青帮论文; 长江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上海宝山论文; 历史论文; 徐宝山论文; 水手论文; 哥老会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