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战略管理机制研究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战略管理机制研究

刘家顺[1]2003年在《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战略管理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一个关系到人类永续发展的战略课题。从战略上研究资源的管理问题意义重大。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战略管理机制是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问题,因此,选题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对资源可持续利用失效的深层次原因,论述了建立资源可持续利用新机制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可行性;讨论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对资源持续利用的影响并确立了代际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和最优模型。通过优化分析,进而把握了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内在规律,构建了资源代际配置机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技术创新机制、资源可持续消费机制以及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工业生态机制等四个模型,从资源的配置、利用、需求和生产等不同环节上分析论证了机制的有效性,在此基楚上进行了对策研究。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1)新视角。资源持续利用不仅需要国家的重视,更取决于资源所有者、生产者、消费者等主体的行为,以科学的行为机制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是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管理的核心,在同类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2)新理念。资源可持续利用机制建立在生态社会理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生态经济人的假设,并力图使这些新的理念在行为机制的构建和运行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使其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3)新方法。新机制是多学科的综合,需要运用经济、技术、管理、生态等多个学科的原理、方法和工具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使其具有科学性。(4)新理论。资源持续利用四个重要的行为机制,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从而丰富了资源战略管理研究的理论;(5)新对策。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机制的对策摆脱了就事论事的传统模式,从更高层次上指明了科学对策的方向和工作思路,跳出了专题研究局限,更具有指导性。本文对资源战略管理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同时,也是对本文研究中未能论及到的问题的有益补充。

杨富[2]2017年在《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差异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存在严重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特别是民族地区始终处于经济发展的“低谷”。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现象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对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问题研究,既可以揭示民族地区上市公司发展问题,也可以一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研究以西藏地区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因素,揭示西藏上市公司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系列问题,提出改善和提升企业绩效的对策建议。研究从文献研究入手,对企业绩效相关理论、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及西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等相关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对研究现状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分析。文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特别是民族地区上市公司,存在显着的绩效区域差异现象,西藏地区上市公司具有典型的绩效区域差异特征。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绩效理论脉络进行梳理,重点分析了“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核心能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平衡计分卡等理论方法。对企业绩效内涵、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影响因素与绩效评价指标进行了理论探究,着重研究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层级划分及作用机制模型,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依据西藏上市公司2010年-2014年的财务报告、企业公开信息、现有研究成果、企业调研资料,对西藏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管理绩效进行评价。为充分说明西藏上市公司财务绩效情况,对纵向比较财务指标相对较好的医药类上市公司,进行了行业年度财务指标水平的横向比较。绩效评价发现,西藏药业、奇正藏药、海思科、灵康药业、西藏5100等五家上市公司绩效状况相对较好。在通过绩效评价科学观测西藏上市公司绩效表现的基础上,确定调研方向和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使用对偶加权法查找确定了技术与创新、区域环境、人力资本、企业文化四个企业绩效关键影响因素。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分析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关键影响因素技术与创新、区域环境、人力资本、企业文化的特殊性,重点分析了关键影响因素在西藏区域环境、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和企业发展中表现出的特殊特征。在对关键影响因素特殊性分析的过程中,对绩效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层级划分,研究关键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构建了单因素作用机制模型。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西藏上市公司绩效的一级影响因素、二级影响因素和叁级影响因素,结合对各层级影响因素特殊性分析,提出各层级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假设,并构建西藏上市公司关键影响因素综合作用机制模型。针对西藏上市公司样本量小、样本差异度大的实际,研究使用案例研究方法,选择产业聚集度高、样本差异度小的医药类上市公司为案例进行研究。通过对西藏医药类上市公司进行多案例研究,形成研究结论:一是对各层级影响因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假设进行检验,回应了前述对企业绩效关键影响因素特殊性的研究。二是发现、论证了各层级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鉴于政府行为影响因素有较强的特殊性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力,把政府行为影响因素列为二级影响因素。叁是发现验证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特征,影响因素不断变化,相互作用,共同发挥作用。四是在案例研究进行假设检验和形成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假设模型进行修正,完善并构建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关键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研究发现,西藏上市公司绩效关键影响因素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和作用企业绩效,一条路径是技术与创新、人力资本关键影响因素构成企业核心能力,通过核心能力影响企业绩效;另一条路径是企业文化影响企业成员的个人行为,进而作用企业绩效。同时,技术与创新、人力资本、企业文化都受西藏区域环境影响。五是揭示了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的原因,地域环境是决定因素,技术与创新、人力资本、企业文化是重要的关键影响因素。在西藏上市公司关键影响因素特殊性分析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对西藏上市公司发展与企业绩效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结,主要问题为:企业“外化”严重、企业绩效区域差异明显、核心能力不足、企业文化建设滞后、绩效管理水平偏低。针对西藏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企业绩效、提升企业发展质量的指导思想,分别基于政府和企业视角,提出了宏观层面的具体对策与微观层面的具体建议。宏观层面:政府对推动上市公司发展至关重要,政府要改善和加强上市公司发展的人才、融资、技术与创新、市场等区域环境建设,为上市公司培育和发展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上市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微观层面:上市公司要重点加强核心能力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在人力资本、技术研发、创新方面构建竞争优势,借助西藏地区的产业政策,实现特色发展。西藏地区具有典型性,区域特征明显,西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极为显着。以西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研究为例,揭示了上市公司绩效区域差异现象,深入揭示出民族地区上市公司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西藏上市公司研究中所揭示的问题和对策建议,民族地区上市公司要重点分析企业绩效关键影响因素,从影响因素的特殊性及其作用机制入手,深刻认识引起企业绩效区域差异的核心问题,有的放矢,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改善和提升企业绩效水平,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刘毅[3]2008年在《基于跨国公司投资战略新动向的东北地区承接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区位投资战略上出现的由南向北的转移,为东北地区吸引国际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和东北振兴概念的形成,东北地区应顺势而为,建立更加有效的应对跨国公司投资战略新动向的承接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论文以国际投资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了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后发优势理论、协同学理论和博弈论理论等理论知识,采用了系统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跨国公司投资现状进行了分析,从外资来源,跨国公司投资的行业分布、跨国公司投资方式叁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跨国公司对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投资现状。从东北地区承接跨国公司投资区位优势、经济结构特点、成本优势与基础设施状况、自然资源状况、人力资源等方面对东北地区承接跨国公司投资能力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找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系统分析了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战略的新动向,深入分析了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区域选择的新动向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及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方式新动向。对东北地区对跨国公司对投资战略的影响因素以及跨国公司投资战略对东北地区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博奕论理论研究了跨国公司投资与东北地区承接投资的关联,构建了跨国公司投资与东北地区承接投资的博弈模型,并应用该模型进行了博弈分析。并基于协同学理论研究了跨国公司投资与东北地区承接投资的协同关系,构建了跨国公司投资与东北地区承接投资的协同模型。构建了东北地区承接跨国公司投资战略机制,包括资源与条件吸引机制、竞争与合作互动机制、多边区域协调机制、政策保障机制,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构建了东北地区承接跨国公司投资战略承接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东北地区承接跨国公司投资承接能力的评价,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结合东北地区实际提出了促进东北地区承接跨国公司投资战略机制的对策保障。

王和平[4]2013年在《基于战略对应理论的新能源电力项目适时决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能源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战略物资,如何有效的开发利用我国潜在的各种能源,直接关乎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进行多项目集投资决策时需实现项目目标、项目集管理目标与企业战略目标梯级协同,这就要求叁个管理目标达到梯级战略对应的目的。以项目为导向的新能源电力项目要求项目目标、项目集管理目标与企业战略目标实现协同。多项目的管理要比单项目的管理更为复杂,多项目的组合不仅仅是项目间的组合,更要实现多项目组合管理目标的实现,以达到项目集管理目标与企业的战略目标间协同的目的。由于新能源电力项目所涉及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是动态的,参与项目投资的投资人竞争性强,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影响面大、项目建设涉及地域广,这些特征给新能源电力项目的投资决策带来了困难。项目所处环境的内外部因素有些是可以量化,有些则不能,而这些因素的实时动态特性对项目决策以及信息对战略的对应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只有当这些要素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协调、和谐一致的状态时,才能满足在企业战略对应的前提下,实现项目的最优决策。实际上新能源电力企业面临的是对不同类型的发电项目的组合管理问题。PMI在《项目组合管理标准》中提到项目组合管理必须考虑投资和战略的一致性。在此,我们定义新能源电力项目组合管理的概念为“在可利用的资源和企业战略计划的指导下,进行多个新能源电力项目或项目群投资的选择和支持”。战略对应考虑组织某个具体工作领域的战略方向、应用目标与组织战略的方向、目标一致、协同的行为。由于新能源电力项目所涉及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是动态的,参与项目投资的投资人竞争性强,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影响面大、项目建设涉及地域广,这些特征给新能源电力项目的投资决策带来了困难。所以本文致力于研究新能源电力项目决策的适时战略对应问题。此问题的概念可以阐述为:“在既定战略下,面对复杂多变的能源发展环境,新能源电力企业如何适时地做出战略对应的组合管理决策”。本文第2章将着重从理论上分析适时战略对应的可行性与具体方法。第3章将分析适时战略对应的组织基础及管理模式基础。第4章着重分析如何通过对KSF的适时生成,来建立新能源电力项目组合适时战略对应决策的基础。第5章根据前述分析和信息系统原理,建立了实现相应信息系统的框架设计。第6章根据已实现的信息系统,阐述了实际应用的案例。第7章提出了结论和展望。综上,本文进行的主要工作如下:(1)针对新能源电力项目决策时出现的问题,从全寿命周期项目组合管理的角度出发,引入实时战略对应理论,建立基于KSF (Key Success Factor,关键成功因素)的新能源电力企业项目评价体系,并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KSF的实时生成中,以对新能源电力项目决策起到指导作用。(2)将实时战略对应理论引入新能源电力项目的决策中,在各投资人利用有限的资源配置的前提下,实现了项目目标、项目集管理目标与企业战略目标的协同以及KSF之间的协调,这对新能源电力项目的决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而实现以创新的管理手段解决以能源项目为导向的集团发展执行力问题。根据其集团决策、分公司统筹、项目公司运营的特征,建立以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为架构的叁层项目组合管理架构。组合管理以目标为中心,而目标的依据应该是集团战略。根据管理层的组织特征,探究分公司职能部门与项目部可能的项目目标管理交叉点,以探求有效项目组合管理模式,形成新能源发电企业组合管理模式。(3)对新能源电力企业在企业产业结构、竞争策略、环境因素和暂时因素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实际调研,得出企业成功影响因素的及其相关业务表征的原始数据。然后在其基础上,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梳理因素间的因果链关系;并用粗糙集等方法进行因素的约简工作,进而得出一系列静态的KSF。拟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KSF与企业基础业务数据间的联系,为进行企业KSF实时生成研究打下基础。建立动态的KSF项目评价体系,借助管理信息系统收集各时点KSF的相关数据,根据此数据生成不同时点的KSF,进而对不同项目组合在全寿命周期中的KSF进行评价,以此评价结果作为新能源电力项目决策的依据。(4)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分析企业的实时内外部条件,从而得出企业的实时KSF状态,而企业的战略目标可以通过管理信息系统前台写入,这就实现了企业战略目标与企业KSF的关联。该管理手段对由于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对决策产生巨大影响的新能源电力项目起到了指导作用,并实现了企业战略目标与项目目标的战略对应。建立了一种KSF自动生成机制,这种机制从新能源电力企业所有业务,包括项目建设、项目运营和企业总部运作等中收集实时数据,通过数据挖掘的方法,找到企业新的KSF,从而实现企业KSF变化的自动提醒。这样可以实时地根据企业战略和企业内外条件的改变更新项目决选标准,并且对决策者起到提醒变化的作用。(5)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时决策信息平台设计的方案,分析了系统关键成功因素,提出了系统架构,为文中建立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实现路径。针对系统需求,提出新能源电力企业的项目化业务流程重组方式。企业业务流程的重组应结合决策系统对数据入口的需求,将KSF挖掘的基础数据与项目化业务数据进行最大程度的融合。根据企业特点,考虑到系统性能需求、可维护性需求和可修改性需求,设计合理的系统架构。包括设计系统的分层模式,系统持久性存储方式和系统对象等。

张莉[5]2015年在《中国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消除贫困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而作出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历经近20年的实践,它已发展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区域扶贫政策,并取得了显着的成就。然而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继续扩大和西部还普遍存在的贫困与返贫现象使得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在未来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有必要继续深化和拓展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并且构建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可持续机制。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扶贫的深入,扶贫的特征有了新的变化,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本身也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要求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在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制度化的提升。为此,本文以促进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为目的,对扶贫协作的现状、问题、政策效果、内在机理等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新时期我国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推进机制和促进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的政策建议。具体的,本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立足于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角度,构建了西部反贫困影响因素模型,综合分析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公共财政支出、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市场化、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和人力资本九个因素的变化对西部地区反贫困的影响,为扶贫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实证支撑。其次,本文以天津—新疆扶贫协作为例,设计了针对农户、企业、政府基层干部叁类不同主体的调查问卷,从不同参与者的角度综合分析了扶贫协作政策的效果以及该政策在实施层面存在的问题;并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建立了Logistic模型,研究了当地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和致贫原因,得到了有重要价值的结论。再有,本文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分析了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具体包括中央与东部、西部地区政府,东部与西部地区政府,地方政府与扶贫部门以及扶贫部门与贫困人口之间的博弈,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过程中的不同层面存在的问题,为完善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机制、进行相关机制的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最后,本文针对当前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从动力机制、传导机制、保障机制和调整机制四个方面,创造性地探讨和构建了新时期推进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的机制。

赵杨[6]2010年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研究》文中认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成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和国际地位的关键力量,各国都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点,致力于本国国家创新系统的规划与建设。国家创新系统是由不同创新主体组成的复杂开放系统,承担着国家创新发展重任。信息化环境下,国家创新系统的运行离不开信息资源的有力保障,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信息资源优化配置。国家创新是一项高难度、高风险、高投入的复杂工程,创新战略的实现要求国家创新系统中各类创新主体打破组织界限,整合内外信息资源,通过资源共建共享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创新合作。在国家创新发展要求下,信息资源配置范围已由组织内部扩展到整个国家创新系统,更加强调创新主体的共同参与、密切配合与协调互动,促使信息资源配置不断朝着社会化、协同化方向发展,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模式日渐形成。当前,国内外对信息资源协同配置问题的探索刚刚起步,开展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研究和实践,不仅是推动国家创新系统有效运行的迫切需求,也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本文在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研究与实践进展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创新发展的现实需求,将协同学理论与传统信息资源配置理论相结合,围绕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与运行,构建面向国家创新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理论框架,从战略、管理、操作和技术层面探索其协同机制,着重研究协同配置演化机理和模型,详细分析了协同配置的整体化实现方法。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国家创新系统为对象展开实证研究,根据调查结果和仿真分析,找出制约我国信息资源协同配置实现的关键因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文中附有图100幅,表30个。全文约19万字,共分为8章,内容如下:第1章,国家创新发展中的信息资源配置及其协同化发展。国家创新系统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信息化环境中,国家创新战略的演变促使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不断朝着开放化、社会化、协调化方向发展,由此对面向国家创新的信息资源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了信息资源配置的协同化发展。本章从信息化环境下的国家创新系统建设要求入手,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变革与协同化发展趋势,从协同学视角对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内涵、特征和要素进行阐释。第2章,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环境、定位与组织。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断与环境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系统内部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活动的组织实施必须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进行科学的目标定位。本章在对国家政策、经济、市场、技术等外部环境因素以及资源分布格局、创新合作关系、信息沟通渠道等内部环境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总体目标:以国家创新主体的信息需求为导向,通过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环境之间的整体协同提高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投入-产出效益,实现各领域的全面创新和协同创新。围绕总体目标,信息资源协同配置应以协同配置能力为序参量,采用有效制度安排下的自组织配置模式,按照合理的配置路径组织实施。第3章,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分层推进。按照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目标定位和层次安排,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需要分阶段、分层次推进。本章依据信息资源配置体系的层次结构,提出从战略层面、管理层面、操作层面和技术支撑层面依次协同的思路。其中,战略层面协同旨在实现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与国家信息资源配置战略的协同,国家信息资源配置战略与地区、组织信息资源配置战略的协同,以及创新合作组织之间的战略协同;管理层面协同主要包括国家信息管理机构和地区、行业管理机构之间的“上下联动”以及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能协调与权责分配;操作层面协同旨在协调配置主体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优化整体配置流程,通过选择合理的协同配置实施模式促进配置主体竞争合作关系的协同演化;技术支撑层面协同主要实现各类配置技术的有机融合与集成应用。第4章,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模型。国家创新系统的复杂性、创新主体的主动适应性和创新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具有多回路、非线性、高阶次和难以量化的特点,表现出明显的系统动力学特征。本章以协同学原理为基础,结合系统动力学方法对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演化机理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从系统运行角度进一步揭示各协同层面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分析协同配置中的因果关系,绘制信息资源协同配置动力学流图,构建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系统动力学模型,为协同配置实现过程的模拟仿真提供具体方法。第5章,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整体化实现。依据国家创新系统中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实现机理,本章从体制、技术、经济、法律多个维度分析了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整体实现方法。从体制角度而言,协同配置体制建设是实现有效配置监管、落实配置制度安排、指导配置实践的重要前提,必须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建立科学的体制框架,促进政府配置机制与市场自组织机制的协调运行;从技术角度而言,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顺利实现需要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本章从协同配置和协同创新两个层面进行综合考虑,提出协同配置平台设计思路,应用SOA架构和Web Service技术构建了基于CSCW环境的配置平台模型,探索了平台核心功能的技术实现;从经济角度而言,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是一项经济活动,涉及多方主体的经济利益,需要通过切实可行的“博弈-协商”过程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主体间持续合作与协同发展;从法律角度而言,信息资源在不同配置主体间的流动,涉及信息资源产权的转化,需要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来规范协调各类创新主体的配置行为,保障知识成果创造者的基本权益。第6章,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综合评价。由于国内外对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研究刚刚起步,目前还未建立起适用于协同配置评价的指标体系。本章在参考现有传统信息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针对协同配置的基本特征与运作机理,应用平衡计分卡模型分析了信息资源协同配置与国家创新系统运行绩效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四个评价维度:优化与可持续发展、协同配置流程、整体协同效应和协同配置效益。然后依据各维度的评估内容,构建出由4项一级指标和14项二级指标构成的协同配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了各项指标权重。第7章,我国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方案与对策分析。本章在对我国国家创新系统建设情况和信息资源配置现状、配置效果与协同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我国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现状与问题出发,利用前文提出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理论方法,围绕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设计符合我国创新发展需求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方案,构建了国家信息资源协同配置体系框架。根据方案设想,应用第四章中构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我国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的实现过程进行模拟仿真,预测未来15年我国信息资源配置体系的运行情况。通过仿真分析,揭示市场机制完善程度、政府宏观管理绩效、科技中介和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以及创新主体间的合作收益分配机制这四项关键因素对我国协同配置效应产生过程的具体影响。依据这一结论,本章最后从政策制度保障、配套设施建设、配置主体联动、服务体系建设和配置经费投入五个方面提出我国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推进对策。第8章,结论与展望。对全文进行梳理,提炼观点,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该课题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章芸[7]2007年在《战略环境管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怎样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做出正确的环境分析、环境决策,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缓解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取得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为我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重要课题。战略环境管理(SEM)是面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型环境管理模式,是实现环境和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战略环境管理是战略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环境管理的应用,是确保环境目标、社会目标、经济目标高度协调的一种管理手段。战略环境管理对象是公众行为、企业行为、政府行为。其目的在于利用一切战略管理手段和程序来协调影响环境的各种法规、政府、计划、规划以及相关的管理机构,使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都得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管理包含了环境战略形成到执行的所有管理层次和行为。战略环境规划是实施战略环境管理的第一步。它是环境保护的中长期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战略。其目的在于对环境发展变化趋势进行一个主观上的引导和控制,使近代人类自身在行为上减少污染。战略环境评价是战略环境管理中重要的一环。它是环境影响评价在战略水平(政策、规划和计划)的应用。其目的是通过法规、政策、计划、规划等战略决策对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价,避免或减轻因战略失效和造成的环境影响。战略环境管理程序中,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机构作为管理的战略环境机制保障。战略环境管理的方法有:战略环境系统分析、环境成本统计、生命周期评价、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体系等。战略环境效能评价是设计与地区系统有关的环境问题与战略环境管理系统和程序的适合度,以及战略环境管理目标的完成情况评价。战略环境效能评价包括在管理者控制下和超出管理者控制的情况这种手段有利于对威胁和管理的缺乏产生一系列响应包括从基于单个保护区的行动到广泛的政治和政策评估。战略环境管理效能评价内容包含了战略环境管理的所有层次和行为。本文尝试对洋浦开发区进行战略环境管理案例实证,通过战略环境效能分析和评价,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加强洋浦开发区战略环境管理。本文对战略环境管理的理论研究是对环境管理新型模式的尝试。战略环境管理的研究有助于探索环境管理新模式和新理论的建立,也有助于促进海南省乃至我国建立新型的环境管理系统,有助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海南的生态省建设。

高运华[8]2016年在《BD公司战略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十年来,由于现今世界经济结构以逐步互联网和金融行业为方向,市场反应速度加快,而相对于制造业,其研发时间非常长,从蓝图到真正进入市场,可能要3年甚至5年,导致其不能适应市场变化。BD公司作为传统的制造型企业,如何有效的分析其内外部环境,从而抓住机遇,有效管控市场风险,进而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品牌发展战略,从而促进利润效益的最大化,这些都已成为企业的重点工作。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归纳法、经验总结法、规范与实证、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对BD公司战略发展进行研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BD公司现今处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技术进步及社会文化越来越开放,且具有竞争激烈但是充满机遇的行业环境;(2)提出BD公司战略发展的最优方案和方向为SO战略;(3)确定了BD公司战略发展战略目标;提出市场战略、产品战略、价格战略、人力资源战略和科技发展战略五个模块;提出完善企业战略责任体系、强化企业内部精益思想、健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全面推进管理模式创新、提升企业营销战略模式五个保障对策。本文力图透过典型的案例进行产业性的梳理,通过合理的研究方法找寻到当前的企业在战略制定和整体发展过程中所需具备的资源配置和营销条件,为今后此领域中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的意义,同时也为企业今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的实际价值。

杨继梅[9]2008年在《城市再生的文化催化研究》文中指出城市再生是城市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催化视角下的城市研究是国外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领域出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文化则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再生关注的焦点。本文综合叁者的研究特点,提出了“城市再生的文化催化”命题,逻辑论证则是通过“是什么?用什么?怎么样?怎么用?”四个基本设问而顺序展开。一个问题:城市催化式再生“是什么”?基于城市催化剂理论与城市针灸理论,本文提出从催化视角研究城市再生,明确提出“城市催化式再生”的内涵、研究特点以及叁个研究要素,从而引出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二个问题:“用什么”来催化?引出“文化”作为城市再生催化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研究了文化催化城市再生的国际历程,文化影响城市发展的未来趋势,以及当前国际城市的文化定位,得出文化是当前启动城市再生的必然引擎。第叁个问题:城市再生的文化催化“怎么样”发挥催化效能,对城市带来“怎么样”的效应?不同类型的文化在城市再生过程中的实践效果和特点如何?本文从催化反应动力的角度,将文化的“活性”和“载体”分离,提取出文化的“物”、“事”、“人”叁种载体类型,进而建构城市催化的叁个模型:前摄催化、倒摄催化、整合催化。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环境、经济、社会叁个方面研究文化催化的实效。第四个问题:城市开发部门和规划部门可以采取哪些策略,“怎么用”文化的催化活性?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选取了上海市8个典型案例,按照“历史文化、外来文化、先锋文化、大众文化”四种类型进行个案研究和横向对比,总结出上海在利用文化来启动城市开发的主要特点。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战略平台、规划管治、支持系统”叁个层面建构了城市文化催化的战略机制,以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引导和保障文化在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是对本文的研究工作进行归纳总结,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城市再生的文化催化”这一命题的主要创新之处和研究意义,并对未来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

王秀丽[10]2015年在《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战略选择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二十一世纪,企业社会责任开始与战略管理领域相融合,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新的战略要素,被纳入到了企业战略环境中,并由此形成了企业新的战略选择—社会责任战略。社会责任战略同传统的市场战略相融合,通过对社会责任行为全局性、总体性和根本性的谋划,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作为先进管理方式的践行者,开始以战略的眼光和逻辑审视社会责任问题,探索如何通过社会责任战略选择,促进竞争优势的提高和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式,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战略选择机制进行了探索,深入探讨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的动因、类型、影响因素以及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推动跨国公司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本文通过构建“社会责任关键问题—责任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竞争优势”分析框架,分析了跨国公司实行社会责任战略的根本动因。另外,通过跨国公司与其竞争者之间静态博弈分析,提出跨国公司选择实行社会责任战略的必然性。其次,本文通过相关理论推导,分析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类型,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社会责任战略选择对公司绩效的关系,并以“社会责任战略选择影响因素—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类型—社会责任战略绩效”为模式,构建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战略选择机制的理论模型。最后,本文选取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为样本,借助实证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了不同因素对不同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的影响关系,不同社会责任战略选择对公司绩效的不同影响,以及不同社会责任战略类型对不同影响因素和公司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并给出相应的结论和建议。本文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跨国公司进行社会责任战略选择有其必然性,对竞争优势的追求成为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的内在驱动力。通过理论分析,根据社会责任战略所可能为跨国公司带来的竞争优势进行分类,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战略选择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价值链低成本型社会责任战略、产品差异化型社会责任战略、集群关系资源型社会责任战略和市场开拓型社会责任战略。2.根据战略管理相关理论,高管竞争优势预期、建立共同愿景能力、利益相关者管理能力、东道国市场环境资源可获取性、利益相关者压力等5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战略的选择,形成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的影响机制。3.本文选择跨国公司子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实证调查的方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5种不同因素对跨国公司四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战略选择具有影响关系,但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社会责任战略选择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4.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验证了跨国公司四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战略选择与跨国公司绩效都存在正向相关的关系,但不同社会责任战略选择对公司绩效产生的影响效应不同。同时,进一步验证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战略选择对影响因素和公司绩效存在中介效应,但是对于不同影响因素来说,中介效应的影响路径不同。本文的主要创新如下:1.提出了四种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类型。目前的理论研究中,还没有从竞争优势目标的角度,对社会责任战略选择进行明确分类。本文通过理论分析的方式,追溯社会责任战略所能实现的竞争优势来源,对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类型进行了分类。对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类型的分类,有利于跨国公司针对不同的社会责任战略类型,做出具体的社会责任战略选择。2.构建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战略选择影响机制当前文献中关于社会责任战略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多是基于某一个类别的分析,没有关于社会责任战略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研究。本文根据战略管理相关理论,系统的构建了跨国公司进行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发现了同一影响因素对跨国公司不同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3.构建了社会责任战略影响因素—社会责任战略选择—公司绩效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验证了不同社会责任战略选择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关系,以及不同社会责任战略对影响因素和公司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已有实证研究中有关于社会责任战略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的验证,但是没有对不同社会责任战略类别对绩效之间关系的验证,以及不同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类型对影响因素和公司绩效的中介效应的验证。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四种不同的社会责任战略都能够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关系,同时发现,四种不同的社会责任战略对影响因素和公司绩效存在中介效应。

参考文献:

[1].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战略管理机制研究[D]. 刘家顺. 天津大学. 2003

[2]. 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绩效差异影响因素研究[D]. 杨富. 吉林大学. 2017

[3]. 基于跨国公司投资战略新动向的东北地区承接机制研究[D]. 刘毅.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8

[4]. 基于战略对应理论的新能源电力项目适时决策研究[D]. 王和平. 华北电力大学. 2013

[5]. 中国东西部地区扶贫协作发展研究[D]. 张莉. 天津大学. 2015

[6]. 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协同配置研究[D]. 赵杨. 武汉大学. 2010

[7]. 战略环境管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D]. 章芸.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2007

[8]. BD公司战略管理研究[D]. 高运华.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9]. 城市再生的文化催化研究[D]. 杨继梅. 同济大学. 2008

[10].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战略选择机制研究[D]. 王秀丽.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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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战略管理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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