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宽[1]2010年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拟从理论、历史与现实叁者结合的角度,解读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内在关联。主要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和党建学说,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新阶层的发展变化进行总结分析,以全面而历史地探讨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各种因素,分析这种影响的方式、作用机理和程度,进而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组织基础等论域,提出巩固和拓新执政基础的若干理论和现实层面的思考。这一颇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通过宏观审视与微观实证、逻辑推演与历史考察的有机结合,并合理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无疑有助于拓新党建研究论域,深化执政理论体系研究,从而进一步地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本文由导论、六章正文和结束语组成。第一章导论系概念辨析、学术综述和基础理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缘起、选题背景和意义,辨析了相关概念和范畴,综述了20余年来国内外相关学术动态,描述了主要研究方法和全文的框架结构。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基础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阐释,对西方代表性的社会分层理论、政党理论及其流变的述评,以建构本文考察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全面揭示其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带来的影响或挑战。第二章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演进,以及此二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历时性分阶段的考察。本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基础,考察了1949-78年间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探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的生成、特点及功能,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整和变革社会结构的历史经验,继而对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基础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考察,并从中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经验教训。第叁章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形成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多样性社会阶层结构的动态考察,揭示出改革开放进程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及其结构生成之间的历史性关联。本章廓清了中国原有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及其阶级归属、评价了社会新阶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探析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利益结构变动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多样、社会利益格局变迁中社会稳定与执政合法性问题凸显、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党的执政基础的深刻变化等叁个维度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对党执政基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挑战。第四章依据文献调研而得的数据材料,重点研究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巩固问题。本文探讨了在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分化和地位变动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的问题,探析了农民工问题、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及其对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影响,以及在市场经济、利益分化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等问题。第五章侧重从社会新阶层的角度探讨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问题。本文动态地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基本构成及其特点,强调社会新阶层是党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故需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自由择业者的政治引导和政治吸纳,通过有序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密切新形势下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效发挥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推进社会建设构解决民生问题等途径,以增强党执政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第六章考察新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执政党整个组织体系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影响,针对党在基层的组织环境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和涣散、基层党组织传统建设模式遇到挑战等问题,从理念、机制和方法等层面,探讨巩固和拓新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策略选择和实现途径,以及加强和改进党在社区、新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中的组织建设问题。结语部分表达了叁层意思：一是执政党要常怀忧患之心,常抱兴党之责,对既往的和现有的、不变的和变化的执政基础进行梳理、审视和分析,并应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国际形势、社会变迁和自身变化,对执政的诸多社会基础条件和社会环境因素的进行动态的系统分析,以探究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二是探讨党的阶级基础的巩固、群众基础的扩大、组织基础的拓新与理论基础的夯实等方面的内在关联性,并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争鸣性前沿问题予以回应,以求得对新世纪巩固和拓新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策略选择、实现方式和路径依赖的进一步思考；叁是运用新世纪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及重要战略思想,来解读其对于巩固和拓新党的执政基础的指导性意义,以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语境中拓展本论题的研究,从而使这一论题更具理论张力和研究的可持续性。
李俊奎[2]2004年在《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各社会成员之间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控制和调节的过程中形成的，换言之，它是各利益主体在利益追求过程中竞争博弈的结果。任何一种利益结构既是社会利益矛盾的结果，又包含着新的利益矛盾，是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社会利益资源的配置是社会政治结构形成的直接原因，利益结构分化即利益结构构成要素的变化组合必然会引起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因而利益结构是社会和政治体系运行内在的动力源泉。不同的经济体制有着不同的社会利益资源配置方式，从而决定着该社会利益结构的状况。在一个没有竞争与激励机制的制度框架内，社会与政治的发展必然会失去原动力。结构总要显示出一定的动态功能，一个已获稳定的政治体系若不侧重于结构整体本身的自我调节和控制，那么则很难获得一种结构向另一结构过渡时的可控性和平稳性状态。因此，政治体系对社会利益结构状况与变动趋势的认定和整合程度直接关系到政治体系的整体性稳定功能。利益结构的分化，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这种分化处在政治体系整体功能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则出现政治体系的相对稳定；反之，则出现政治体系的不稳定。 基于以上的认识，本论文从构建社会利益结构的分析模型入手，通过对各利益要素变量的分类整合，选择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两个要素，构建了利益结构分析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利益结构是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稳定的一个相容区间，一定时空下的利益结构即是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稳定的结果。以此分析模型对传统中国社会几千年不断反复的周期性循环进行考察，即可发现这种周期性的内在逻辑在于其社会利益结构不断重复着动力和稳定的交替循环。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变迁。运用此分析模型考察这段历史，笔者认为： 1．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社会利益结构由于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措施形成并维持着一元利益主体，这种利益结构挤占了各利益主体的利益空间，虽然保持了结构的稳定，但缺乏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的社会利益结构无法长久持续下去。 2．改革开放肇始于激活社会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使长期被压抑的利益冲动得到充分释放，长期困扰中国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因此而得以解决，随着各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冲动驱使下展开的利益角逐，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宏观利益结构调控体系，社会利益结构发生倾斜和失衡，社会的稳定性受到威胁。 3．“全面小康社会”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取向，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通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计划”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教育振兴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将使社会利益结构逐渐趋于均衡合理，未来的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将给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稳定提供一个动态的“相容区间”。“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谢海军[3]2007年在《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与整合》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启动的现代化步伐已经跨进第30个岁月,改革成为重新启动的现代化的动力,而改革的本质是全社会的利益再调整。本文以改革开放前的利益结构模式为参照系,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结构分化的动力、特点,面对我国利益结构分化的难题,提出了以利益整合来化解当前利益矛盾和冲突,并对我国利益结构分化失序的困境,提出了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本文以建国后利益结构为参照系,以改革开放以来利益结构的分化为主要内容,把利益结构的整合作为落脚点,阐述了当代我国利益结构全方位变迁。论文的主体部分有四章组成。第一章:导言。主要介绍学术界对我国利益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观点和现状作一个梳理和归纳,提出了自己论文的创新之处。这是本文的基础部分,为论文的主体提供理论依据和前提条件。第二章: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利益结构及其模式。首先从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的角度简要回顾中国传统社会的利益结构及其调控和近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及其模式的变迁,总结了近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的特点,为论述建国后利益结构的展开提供了铺垫。接着论述了建国后我国利益结构重建的前提条件和背景。最后是本章的主要内容,即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利益结构的特点。对我国建国后利益结构模式形成的内容和特点作了较为细致的归纳。此外,对建国后利益结构形成的必然性作了论述,并对他的经济绩效和社会公平公正性作了客观的评价。这为本文内容的展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利益结构的变迁提供了参照系。第叁章: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益结构的变迁。本章用利益分化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益结构的变迁轨迹,提出了我国利益结构分化的动力机制,前提条件,主要方式和特点。对利益结构分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作了分析,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进程和特点,提出了我国利益分化的两个阶段性特征,对两个阶段的特征做了不同归纳。结合当前我国利益结构分化的无序和失衡状态,提出了我国利益结构变迁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困境。第四章:当代社会中国利益结构的整合。首先,本章提出应以侧重利益整合的方式来化解当前我国利益分化过度的无序状态。其次,以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结构来化解当前我国改革中利益矛盾的深层次问题,而理顺分配制度又是构建公平、合理利益结构的主线。本章还分析了影响分配制度主要四个要素及其不同作用,并对他们在未来遏制收入差距过大的提升空间作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影响我国的公平、合理利益结构重建的五个深层次原因及其解决的路径。文章最后是结束语。以当代利益结构变迁的轨迹为坐标,把利益分化和整合作为主线,对利益结构及其模式变革的必然性,利益分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利益结构变迁与社会动力和平衡机制的关系,我国利益整合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做了进一步的归纳。
陈水生[4]2010年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文中指出现实表明,中国利益集团已成长壮大并介入和影响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及结果。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即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是怎样的?围绕这个核心问题需回答：当代中国利益集团的产生原因和发展现状如何?利益集团介入公共政策的动机何在?利益集团凭借哪些资源以及采取怎样的策略影响公共政策?利益集团行动对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有何影响?论文结合政策过程和政策网络理论,从行动舞台、行动主体、行动过程和行动结果四个方面建构利益集团行动逻辑的整体分析框架,重点从为何、凭何以及如何即行为动机、行为资源和行为策略叁方面分析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行动过程。中国的政治制度结构和决策体系构成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行动舞台。论文将中国公共政策制度化结构概括为“叁位一体,以党为主”模式。随着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参与政策过程,由官僚垄断的“单一决策圈模式”开始向官僚主导、利益集团参与的“复合决策圈模式”转变。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逐步显现出来。利益集团是指为实现和维护特定目标和共同利益,在政治过程中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化群体。利益集团有叁个典型特征：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具有组织化结构、采取集体行动。关于利益集团的形成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杜鲁门的“絮乱理论”,“衍生理论”和“平衡理论”,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发生论和罗伯特·索利兹伯里的交换理论。论文将中国利益集团的产生总结为“社会内生演进”模式,即遵循着社会结构变迁—利益分化—利益组织化—利益集团形成的发展理路。根据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和追求的利益目标,论文将中国利益集团分为企业型利益集团、协会型利益集团、机构型利益集团和公众利益集团四类。利益集团的行动始于一定的利益认知,绝大多数利益集团在物质性利益激励下采取行动,影响公共政策；另外,也有少数公众利益集团,它们行动是为了追求价值性利益。论文从利益认知、利益激励、利益涉入和利益竞夺四个方面分析利益集团的利益驱动路线。论文指出,利益驱动构成了利益集团介入政策过程的逻辑基础和行为动机。论文选取“两税”合并政策和“26度空调节能”政策具体分析利益集团介入公共政策的动因。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必须具有一定的资源网络结构。资源禀赋的强弱及其结构体系将直接影响利益集团行为策略的选择。利益集团的资源要素结构可分为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组织资源、信息资源和关系资源,这五种资源组合成一定的网络结构序列,构成利益集团行为选择的资源基础。资源要素越强,结构网络越全面,利益集团在政策博弈过程中就会占据较大优势,从而为其行为策略提供有效的选择空间,其行动能力也越强。论文以《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博弈为例,通过对全国总工会和外企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政策博弈发现,由于全总在成员规模、组织结构、政治资源、传媒资源等方面拥有较大优势,因而在立法博弈过程中,它拥有更多行为策略选择空间,从而使这部法律更符合它的主张和利益。两者在资源禀赋和资源网络结构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其后续行动政策效力的强弱。利益集团的行为策略是集团运用其资源影响公共政策的方法。利益集团的行为策略既取决于某项政策与其利益关联度,又取决于它拥有的资源网络结构。利益集团影响中国公共政策的策略主要有利益表达、多重游说、合作联盟、俘获官僚和形塑舆论等方式。第一,利益表达可分为制度化、准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表达通道。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主要包括人大、政协会议和民主党派协商会议；准制度化表达主要有行业协会、媒体舆论和信访等;非制度化渠道主要包括非正式的个人接触、贿赂、通过个人关系网络上书、利用金钱赎买知识专家造势、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第二,多重游说,即接近政治权威和决策核心,通过专家学者等利益代言人游说,通过施压性行动如上书、公开信等行动游说,通过主管部门及领导或人大政协提案等。第叁,合作联盟。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还会形成各种互动合作联盟,从而增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博弈能力。第四,俘获官僚。通过各种手段与官僚精英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为其影响公共政策创造有利条件。第五,通过收买知识精英和大众传媒形塑舆论。论文以房地产调控政策为例,分析房地产利益集团在政策过程中是如何通过策略组合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通过分析2003年房地产调控中的“121文件”与“18号令”的博弈过程,可以发现房地产利益集团运用构建利益共同体与行动联盟、进行利益表达、形塑公共舆论等策略把持和操控了调控政策,消解了政策效果。总之,中国利益集团是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即“社会内生演进”的结果,因而需积极创造有利条件——社会土壤、政治环境、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等促进利益集团的健康均衡有序发展。其次,中国利益集团已涉入公共政策过程,影响政策结果；利益驱动、资源主导和策略组合构成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行动逻辑,即“利益-资源塑造行为”。再次,透过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分析,论文将中国公共政策模式变迁概括为从官僚垄断的“单一决策圈模式”向官僚主导、利益集团参与的“复合决策圈模式”转变。但也要看到,这种新的决策模式还处在变化成长中,其发展还受制于政治制度、社会情境、国民情绪以及利益集团自身的发展。因而其未来走势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最后,论文将利益集团介入和影响政策过程以及利益集团行为的分析称为利益集团政策学,并提出了一个初步分析框架：制度分析、利益分析、主体分析、过程分析和结果分析。
王红光[5]2006年在《政治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文中指出本文是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具体层面的研究，即对当代中国政治权威理性化建构的研究。这是在现代化的宏观视野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规范性的角度来思考转型时期当代中国政治权威的重塑问题。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共同体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历史表明，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由政治权威来建构和维持的。政治权威既是国家理性的需要，也是社会理性的产物。在现代社会，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构成了政治体系的主要政治权威。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人民政府是由党建立和领导的，因此，党和政府的权威紧密联系在一起。党失去了权威，政府也就无权威可言。因此，塑造政治权威，主要是要塑造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国家政权的执政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转轨，一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因素，甚至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政治不稳定，削弱了人们对党和政府权威的认同感。维护政治权威，保证国家的集中统一，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最后危及政治体系的生存。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地指出，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历史昭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存在，是保持中国社会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前进性的基石；维护中央的权威，关乎党的领导的实现，是发挥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前提。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论文的导论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权威是秩序建构和维系的有机环节和必要机制；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是由民众心理、感情、态度、信仰所表征的对公共权力认可的价值，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自愿认同。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权威的内在要求，它主要由叁个方面构成：理念认同、规则认同和有效性认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政治发展的涵义、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政治发展的两种方式。第叁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写作思路，内含论文的写作意义。第四部分简单地综述了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分析视角。第一章由叁部分组成，主要从历史角度考察了社会变迁时期政治权威的演化。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基本架构以及在晚清的最后终结；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幻灭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困境；第叁部分主要分析了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演展逻辑、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确立与巩固。第二章由四部分组成，主要探讨了在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球化为主要变量)推动的社会转型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威所面临的新挑战。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组织结构的挑战：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政治权威的挑战；第叁部分主要阐述了政治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对政治权威的挑战；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政治文化的分化变迁对政治权威的挑战。第叁章由叁部分组成，主要分析了转型时期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威的重要性。第一部分主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取向来阐述，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部分主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路径来阐述，指出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需要政治有效而积极的推动；第叁部分主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来阐述的，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是一个超大规模社会，超大规模社会需要加强社会整合，加强社会整合需要党和政府具备高度的政治权威。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挑战也需要加强以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威。第四章由四部分组成，主要阐述了在社会转型期通过政治建设来塑造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威。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是关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加强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威，从根本上而言，需要通过政治建设这条途径。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以执政党权威建构为基点塑造政治权威，分别从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内关系来表达这一主题；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通过加强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来塑造政治权威，分别从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来分析：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通过提高政府绩效来塑造政治权威，分别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利益协调和维护社会公正、建设服务型政府来分析；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通过推进政治文化建设来塑造政治权威，分别从创新发展主导政治文化、加强政治社会化工作、推进公民文化建设来分析。
戴均[6]2010年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政治认同研究》文中提出政治认同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现存政治体系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作为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之间政治关系的交汇点,既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状态和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状态,又是政治体系努力获取政治合法性、社会个体努力获取认同性政治的过程与实践。转型社会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利益分化、社会分层、价值多元、文化变迁以及全球化语境正在消解人们原有的政治认同,并可能引发政治认同的危机。政治认同问题不仅关涉现代和后现代条件下个人的“本体性安全”和“本体性焦虑”,同时还关涉全球化条件下特定社会或组织如何实现自身凝聚力,以提升它们在各种新的社会竞争场域下的驾驭能力等命题。因此,如何构建持续的政治认同,是当前理论研究和政治生活现实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论文从转型社会的多元价值冲突入手,以冲突——危机——重构为主线,运用冲突理论、系统理论和认同理论的相关知识,指出价值是政治认同的核心变量,多元价值冲突是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政治认同危机的消解呼唤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构,而政治认同归根结底是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文章主要由导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组成。导论首先阐述了转型社会中政治认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重点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政治认同的研究状况,勾勒了论文的整体结构与框架,总结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讲述了政治认同的一般理论。文章从认同的一般内涵切入,分析了政治认同的概念和特点,并根据政治认同的心理过程、获得的主要途径、对象、状态等方面对政治认同的类型进行了多维的划分。然后在解析政治认同的基本变量的基础上,指出价值是影响政治认同的核心变量,价值与价值冲突是新时期探究政治认同问题的新视角。第二章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政治认同变迁的轨迹及特点。中国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促使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引发社会突出的结构冲突、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推动社会主导型政治认同从意识形态认同向经济绩效认同、由经济绩效认同向以民生本位和社会公正为主导的政治认同的变迁。政治认同呈现出从被动到主动、从盲从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的变化特征,也呈现出复合型、碎片化的发展倾向。第叁章分析了转型社会中的价值冲突与政治认同危机。文章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价值冲突的分析路径,对当代中国主要社会思潮的变迁,公平与效率、自我与社会、民主与秩序、自由与民主等四对基本价值冲突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考察,指出价值冲突是当前引发政治认同危机的关键性因素,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第四章论证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政治认同危机的消解。多元价值冲突引发的政治认同危机本质上是价值认同危机,政治认同危机的消解吁求核心价值的重构。当代中国价值冲突的广度以及影响的深度决定了必须在遵循价值生成规律的基础上重构社会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共享价值观,人本、公正、共富、民主、宽容是核心价值观重构的内在诉求。利益整合、制度创新、教育引导是重构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具体途径。第五章探讨了构筑政治认同的社会支撑系统的思路。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政治认同的重构提供了价值取向,坚实的社会基础和高效的社会机制则是政治认同重构的保障。其中,社会福利体系、基层社会组织方式的建构强化了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公民参与机制、社会预警机制的完善优化了政治认同的社会机制。结语明确指出,社会转型使政治认同问题凸显,然而认同问题的出现往往是新认同产生的契机。目前政治认同的复合型、碎片化呼唤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政治认同的建构。论文最后指出了政治认同研究的叁个新动向：第一,政治认同的研究应该具体化和实证化,并建立相应的政治认同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二,进一步探讨自我认同、集体认同与国家政权认同的内在逻辑；第叁,加强对“生活政治”领域里的“承认”的研究。
郭风英[7]2011年在《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通过计划手段实现对社会生活的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快速的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促成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社会的形成,社会结构产生了激烈、深刻、持续的分化,社会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多元化,社会异质性和不平等程度增强,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增多。然而,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建立在传统行政一元化基础之上,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缺乏足够的弹性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因此,如何通过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府职能改革,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调节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机勃勃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成为新时期我国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学术界对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反思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社会”关系为分析视角,通过对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历程的回顾与反思,深刻剖析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的动力机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现实障碍以及可行路径。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但在历史的梳理之上,笔者更为关注这一演变背后的规律性和制约因素,并期望能给予理论上的说明,为新时期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可行性路径。钱穆认为：“研究制度,不该从制度本身来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虽然只是社会体制中的一种形式,但是它的演变与发展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对社会管理体制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在社会转型这一宏观背景下不断地演进和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行政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国家一元化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结构逐步分化,但是分化并不等于对立。相反,“国家-社会”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日益频繁、密切,这深刻影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和发展。因此,以“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为分析视角,为分析我国建国以来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提供的基本分析路线,也为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基本的路径。我们必须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才能看清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趋势,才能分辨出在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中蕴藏着多少动能和携带着哪些阻力,才能为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可行的发展路径。因此,对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历程的回顾是正确认识这些问题的关键。建国后,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行政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行政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松动和日渐式微、治理多元化社会管理体制叁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体现不同的特征。其中,行政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是改革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形态,这种管理体制以中央高度集权为前提、政府全能为主要特征,通过科层化的组织体系、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以及全能的社会管理功能实现整个社会全方位的管理和控制。这种管理体制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和价值取向,使之后的社会管理体制对之产生极大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国家全能的形象不断受到质疑,国家也不断分权、放权,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我国社会结构也逐步由国家一元化向“国家、市场、社会”叁元过渡,传统行政一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失去存在的土壤,而不断松动。因此,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处于转轨期,新旧体制碰撞、冲突、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旧的体制逐步消退,新的体制逐步发挥作用,这也为现阶段我国治理多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度化构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基础。总之,这一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松动以政府分权放权为前提、以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通过社会管理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的适应性调整,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与服务以及社会的自我管理与服务。新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向治理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种管理体制以社会主体的地位凸显为前提、以“国家、市场、社会”的多元互动为特征,通过网络化的组织体系,综合运用行政机制、市场机制以及社会自治机制等手段,实现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我国现阶段倡导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为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导。不同时期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社会管理体制模式,与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变迁的各种动力因素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这就是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的动力机制,对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分析是我们深刻把握社会管理体制演变规律,促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前提。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动态运行体系,主要包括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结构要素、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变迁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变迁的客观规律。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结构要素主要包括：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价值形态构成要素、理论形态构成要素、实践形态构成要素以及主体形态构成要素。价值形态作为导向性因素、理论形态作为指导性因素、实践形态作为诉求性因素、主体形态作为推动性因素,在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的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价值形态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体现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叁种形态即：以“秩序稳定”的核心的价值导向、以“公平效率”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以及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价值导向；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理论形态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对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去重要推动作用的“集权与分权”理论以及“多中心治理”理论；社会管理体制演变机制的实践形态构成要素受制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多元化的实践诉求,以及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现实诉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机制中主体形态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国家(政府组织)、市场(市场组织)和社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动力机制的演进阶段主要分为叁个阶段即以秩序稳定为导向的国家一元化推进阶段、以效率公平为导向的国家-市场合力推动阶段和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国家-市场-社会多元推动阶段。每种动力因素在社会管理体制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作用的力度和发挥的作用不同,社会管理体制之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社会管理体制模式转换的关键时刻常常会因为某一力量的发育不足而出现模式转换困境。在我国,社会力量发育不足,要构建治理多元化的体制,就要大力发育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发展。纵观我国社会管理体制60多年的演变历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变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并呈现典型的规律性特征。总的来说,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遵循了从统治到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管理到服务的演变路线。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社会形态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与此相对应的是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而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背后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社会管理可以分为：无主地社会管理模式、国家控制社会模式、社会参与国家模式、国家社会合作模式、国家社会共生模式以及社会自治模式。我国现所现阶段构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属于社会参与国家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明显的不足,但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发展是要在这种模式的发展进步中,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合作共生,实现强国家和强社会。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要实现国家-社会的合作共治需要一定的条件,要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沟通机制、构建合作互动网络等,在市场互动中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结合以及多元合作伙伴关系的生成。深刻认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动力机制和发展趋势,有助于新时期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深入,但是,影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因素很多,如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惯性依赖、我国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管理中社会力量实质性参与不足等等,这些既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演进的体制性障碍,也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思想观念的阻力。基于对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剖析,文章认为,现阶段要推进我国社会管理向现代治理多元化的制度性构建,必须在正确认识“国家、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培育社会力量、增强社会自治能力,构建多元合作治理网络。
张明康[8]2011年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研究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分层是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学最基本的理论命题。社会分层结构是对社会分层的一种宏观的、静态的描述,社会分层结构的现状和形态深刻影响着着社会整体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本文试图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研究的理论、流派、方法进行归纳、综合、梳理,总结成果,发现不足,并在此基础之上,尝试进行分层范式的探讨。首先,本文进行了概念界定,论述了研究背景以及研究意义,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探析。对社会分层研究的两个理论源泉进行了简述,并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其次,本文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研究的现状研究进行了描述,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研究的现状归纳为五种理论模式,并一一进行了详细论述。进而,本文研究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态的研究,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研究的现状归纳为叁种观点,也分别加以论述。最后,本文运用社会理论范式,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研究进行了范式的划分,并分别对四种范式的社会分层理论加以论述。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各范式社会分层研究之间的关系,描述了社会分层研究的谱系,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刘华安[9]2005年在《当代中国政治稳定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由于利益格局出现深度的重组,社会动员、社会流动的规模空前加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意识日渐增强,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整个社会正处在矛盾凸显期与发展机遇期并存的关键阶段。面对这样一个日趋复杂、社会阶层多元、社会情况多变的社会,政治系统如何以有效的机制安排,不断优化其结构和功能,畅通政治输入渠道,放大政治输出效应,提升对社会变化的回应力、整合力和凝聚力,就成为维持自身稳定运行的一个现实课题。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系统是一个由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等环节组成的开放系统。政治系统运行的动力蕴涵于它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之中,它只有对社会的多元要求给予积极的回应,并以有效的公共产品输出,善于协调、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为自己的持续运转提供充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基础。政治稳定就是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系统之间良性互动的状态。一般而言,政治系统的核心层次如政权、基本政治制度等,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除非发生政变或全局性的社会动荡,否则,一般不会出现大的波动。而真正对政治系统的稳定运行构成持续冲击和影响的,则是政治合法性资源的不断流失问题,而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往往源于社会领域因利益失衡而导致的政治情绪积累和冲突因素沉淀。因此,对于一个有效的政治系统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中是否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在于如何通过各种维护稳定的运行机制的构建,来促进输入良性化、输出有效化,以稀释政治情绪,化解社会冲突,从而实现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稳定机制就是能够为这种良性互动提供条件支撑的各种运行模式、运行方式和运行机理。论文以政治合法性和利益结构分析作为其逻辑展开的两个基本视角,根据政治系统输入、转换和输出的功能原理,把政治稳定机制体系分为政治稳定的内部机制和政治稳定的社会机制两大部分。政治稳定内部机制蕴涵于政治系统内部,包括由政治情绪排解机制、政治系统整合机制和社会冲突调处机制叁个部分;政治稳定的外部机制主要是指社会自我管理机制的培育,它外在于政治系统并对政治系统的运行构成持续的影响。一般地说,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通过政治信息的流动来完成的,没有信息,就没有互动。对政治系统来说,民众的政治情绪表达,就是政治信息的流动,它的背后蕴涵着民众的利益诉求。而政治系统要实现对这种政治资源的有效吸纳,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和矛盾纠纷排解机制,不断地从价值整合、制度整合和组织整合等方面,平衡多元利益,凝聚社会力量,提升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和制度共存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消
赵定东[10]2007年在《市场渗透中的利益关系协调》文中认为198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与俄罗斯的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转型,使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前所未有地复杂化了,构成了两国转型期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基础。本文基于比较研究方法并以利益关系协调研究为切入点,提出了以下核心观点:第一,在原初利益关系结构相似的中国与俄罗斯由于体制转轨的出发点不同,中国的渐进性社会转型模式使得中国的利益配置具有“协调性”,而俄罗斯的突变性社会转型模式使得其利益关系格局具有“分化性”;第二,中俄两国利益关系协调机制不同,因而也导致社会整合程度不同。注重普通民众利益保护的中国渐进性模式明显优于注重精英利益保障的俄罗斯突变性转型模式;第叁,中俄两国社会转型模式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轨迹,说明两国社会运作机制的差异。普世性理论的放弃和灵活的制度创新、注重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等基本因素构成的“中国经验”,使中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在促进利益结构重组的同时又完成了利益的再整合,这是中国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D]. 罗永宽. 武汉大学. 2010
[2].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研究[D]. 李俊奎.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3].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与整合[D]. 谢海军. 中共中央党校. 2007
[4]. 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D]. 陈水生. 复旦大学. 2010
[5]. 政治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D]. 王红光.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6].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政治认同研究[D]. 戴均.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7]. 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演变与发展研究[D]. 郭风英.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8].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研究探析[D]. 张明康.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9]. 当代中国政治稳定机制研究[D]. 刘华安.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10]. 市场渗透中的利益关系协调[D]. 赵定东. 吉林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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