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跃[1]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叁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叁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叁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叁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叁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李永杰[2]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系党的性质及其事业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的作风建设,这是它历经近百年之所以能不断取得革命与建设胜利的政治优势和法宝。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进行历史考察和梳理,就能够发现其作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不断传承与创新的长长链条。通过对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容研究,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的作风建设进行了历史梳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基本做法、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全文共把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具体如下:本文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政党学说中的作风建设思想进行了归纳总结,探究了对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本文主体部分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十八大以前的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新时期四个阶段对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进行了系统梳理。在论述中,又把党的作风建设具体分为七个时期,即党在创立之初作风建设的萌芽时期;大革命阶段党的作风建设的开创时期;土地革命阶段党的作风建设的初步形成时期;抗日战争阶段党的作风建设与理论的丰富时期;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党的作风建设完善时期;文化大革命阶段则是党风建设遭到破坏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至十八大阶段是党风全面恢复和发扬的时期;党的十八大以后是党风建设全面推进的新时期。通过对以上历史的总结,在文章的最后归纳出了对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康明已[3]2003年在《新时期新阶段党的制度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研究新时期新阶段党的制度建设方面的若干问题，文章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加强党内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意义、方法和途径；建立健全党内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机制。 制度建设是一个带根本性、全面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问题。注重制度建设是对过去党建工作经验的总结，党的事业需要制度来规范。注重制度建设是党自身发展的需要，作为执政党，党的建设必须与国家的法治管理，依法领导相衔接。注重制度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保证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和党员干部掌好权、用好权。注重制度建设是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调整需要制度来规范。 民主集中制建设是党的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最为根本的方面，民主集中制是党充满活力最为根本的源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反复证明，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具有重大意义。民主集中制不仅适合计划经济，同样适合社主义市场经济。发扬党内民主，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必须在若干方面制度化。首先，拓宽渠道，使各级党组织的决策民主化；其次，落实党员的选举制度，使党内选举制度化；再次，落实党员的监督权利，使党内监督制度化。民主集中制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集中，必须自觉的维护中央权威。维护中央权威，是维护政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维护中央权威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 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加强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也是坚持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条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新时期，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此，要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以便形成党委全面领导，党政职能分开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执行机制；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关系；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民主集中制的真正贯彻落实，需要有一套与之相应的党内工作机制，党内工作机制的健全应作到以下几点：建立健全党建工作责任制，把“党要管党”原则落到实处;健全党内领导工作制度，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健全党内监督机制，‘着重对领导干部加强管理和监督。 党内监督机制建设也是党的制度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越是改革开放越是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是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党内监督是对权力的监督，建立和完善对领导干部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是当前监督工作的当务之急。搞好党内监督，关键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提高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建立定期学习制度;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建立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发挥党员的民主监督作用，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加强主动监督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党内的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和机制基本方面:制定监督条例，保证党员在党内监督中发挥监督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各级纪委在党内监督机构的专门作用;健全法律监督、人民群众监督以及民主党派的监督;抓好党内监督与舆论监督的结合。
王柳[4]2013年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研究（1989年-2002年）》文中指出制度带有科学性、稳定性、长期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制度建设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各项工作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致使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未能充分发挥其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范和引领作用。党的十叁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我党在继续大力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在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着重表现在法规政策的加强与完善、领导组织体系的进一步巩固与落实、具体运行机制的发展与创新。为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新时期新阶段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进一步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工作的几点思考,以期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建设工作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全文内容共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新时期新阶段(1989-2002)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的研究动态、研究意义以及有关概念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正文第一部分介绍了新时期新阶段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工作的历史背景。首先对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工作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其次,以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依据,分析本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的必要性。正文第二部分介绍了新时期新阶段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本文的重点内容。从新时期新阶段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法规政策、组织领导机构以及运行机制叁个方面分别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将十叁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工作的全貌清晰地呈现出来。正文第叁部分通过对新时期新阶段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工作的深入分析,归纳出本时期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工作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正文第四部分通过分析、归纳新时期新阶段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经验,并根据新时期新阶段的时代特点,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工作提出了四点启示。主要从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组织领导、制定、执行、考核评定以及创新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吴国斌[5]2014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反腐廉政建设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反腐廉政建设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核心的议题之一就是提升绩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政府中和社会上的反腐廉政建设已经进行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中,党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反腐廉政建设中,人民群众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加入到反腐廉政建设的实践中。60多年的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怎样的效果,党的领导人、纪检监察部门、学术界的研究者、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均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另外,国(境)外政客和学者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成效作出自己的分析。毫无疑问,以上的各种判断和分析,有些是符合我国反腐廉政建设实际的,有些是罔顾事实的编造,有些甚至是利用腐败问题攻击我国的口实。要想科学、全面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必须学习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熟悉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有效开展反腐廉政绩效评估。反腐廉政绩效理论方面,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的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借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反腐廉政绩效历史方面,既要认清每一历史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也要把握60多年这一整体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方面,经验的把握要注重层次性,看哪些经验是阶段性的,只是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带来的经验；哪些经验是长久性的,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始终。教训的提炼要深刻,注重从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深层次规律、反腐廉政建设的工作规律的角度来总结。绩效评估方面要把握好评估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唯有处理好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也才能进一步提升当前和今后的反腐廉政绩效。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研究的问题及如何开展研究进行了概括。主要对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绩效、反腐廉政绩效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同时,阐明了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梳理了反腐廉政绩效理论。主要是提炼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并将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中的绩效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党建理论和廉政学理论,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博弈论,政策科学、法学的相关理论在反腐廉政绩效主题下进行梳理,为提升反腐廉政绩效提供理论支撑。第叁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始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四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迈向新世纪、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了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五章总结了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本章立足于历史考察的经验启示和现实问题的全面分析,分别探究了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归纳了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表现、原因和教训。第六章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对策建议。在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建议：一、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理论和方法；二、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叁、正确认识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四、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五、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六、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李建平[6]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为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进入到了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发挥"制度红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逻辑进行了考察,第二部分解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第叁部分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系构建,第四部分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及优势,第五部分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路径。本文主要阐述了以下基本观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有着自身的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列宁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向的失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历史积淀、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当今时代世界的发展大势、当代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是其形成的现实逻辑,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历史必然性。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从社会形态的宏观层面、基本制度的中观层面和体制机制的微观层面加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等多个层次的展开,又体现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五位一体"布局,各个层次与各领域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第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构建是一个从基本制度的确立到具体制度的形成及完善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样文化发展的基本文化制度,以文化产权制度、文化管理制度、文化传播制度、文化开放制度、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具体文化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社会管理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维护群众权益制度、公共安全管理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生态文明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保护制度以及生态文明制度的运行机制等。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鲜明的特征和优势,其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与"中国特色"制度形态的统一,基本特征体现为人民性、科学性、民族性和开放性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有着一定的比较优势,而独特优势体现在具有较高的活力、较强的韧力和合理的张力上,这些优势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整体涌现性"。第五,新形势下,应坚定制度自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是要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统一起来、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创新。二是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社会主义方向、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和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下,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叁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加强与其它国家制度文明成果的互动,进一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开放。四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法治环境建设、思想道德体系建设等,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环境。
史衍朋[7]2016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及实践探索,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史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党制定了文化建设的新路线、新方针、新政策、新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到迅猛发展。为了保证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有一个科学的理解,首先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研究文化问题必须要遵循的理论。本文就首先详细介绍了写作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十分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从国际来看,帝国主义通过文化的途径侵蚀新中国,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苏联的不当做法使中苏关系破裂,不断对中国施压,文化建设深受影响。从国内现实来看,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社会还依然遗留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化设施落后,文化基础薄弱。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刚刚建立,政治、经济基础都很不完善,如何实现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党亟待解决的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轨迹表现为四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是文化建设繁荣时期(1956年9月——1958年5月)。这一时期,提出并坚持“双百”方针,文化领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是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文化建设出现了第一次波澜。二是文化建设“跃进”时期(1958年5月——1961年12月)。这一时期,全面发动了文化建设的“大跃进”,但是党及时发现并着手纠正这一错误,由于纠正不彻底,“大跃进”继续进行,文化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叁是文化建设调整时期(1961年1月——1964年12月)。这一时期,经过叁年的全面调整,文化建设恢复了有序的局面,在调整中又再次恢复生机。四是文化建设严重“左”倾时期(1965年1月——1966年5月)。这一时期,指导思想全面转“左”,文化建设的政治色彩越来越严重,逐渐走向误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就其成就而言,我党探索了文化建设的科学道路,在正确的文化理论指导下,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思想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立；在道德建设方面,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初步建成；在文化事业方面,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在公共文化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建成；文化软实力得到逐步增强,提升了综合国力。文化领域初步达到了繁荣状态。就其历史地位而言,在文化发展道路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并初步确立了文化发展的科学之路,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前提。在文化建设理论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文化制度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目标,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文化制度,建立了现代国家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既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主要经验是：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基础相适应又合理地展开对文化的；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基本经验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价值。其主要教训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政策上犯了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文化建设过于政治化,文化建设方式单一化。这些经验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在处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社会条件和历史原因都非常复杂,更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必须全面地从历史的角度、时代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以下四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提高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正确依靠人民群众。党已经对这十年的功过是非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科学的总结,其基本精神也适合于这十年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现在,党带领人民也已经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审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更好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陈宸[8]2015年在《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学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学风建设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反映党的先进性和党员的精神面貌,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曾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2008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进一步指出,“学风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这就将学风建设上升到战略高度去认识。同时,学风建设作为党建理论宝库中的锐利武器,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也起着辐射与推动等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秉承着重视学风建设的光荣传统,在每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都在全党掀起学习高潮,重整学习风气。90多年的学风建设实践表明,学风端正,前途光明;学风不正,举步维艰。正如习近平所说:“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学风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建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现实且严峻;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紧迫且尖锐。学风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首要任务,成为应对考验、化解危险的关键环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今后“正风肃纪”将成为新常态。可见,研究学风问题是党对新形势做出的深刻回应,体现了党的建设的高度自觉。党的学风建设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在横向上对学风及相关概念的内涵进行全面的理论阐释,在纵向上遵循党的学风理论逻辑与历史脉络,才能找到当前党的学风建设的理论支撑,才能借鉴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学风建设的创新性成果、吸取经验教训。进而从现实出发直面学风建设的突出问题,从揭示现实背景,挖掘理论基础、历史实践、基本经验、时代挑战、突出问题、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探析,力求为当前党的学风建设献计献策。绪论部分对论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研究方法与重点难点进行了阐述。本文的正文分为五个部分,以党员个体与党组织两部分为学风建设的主体,始终围绕学风的基本内涵——思想立场、思想路线、思想方法,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分析党的学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了、怎么做”等问题:第一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学风的基本内涵及其相关概念,回答了党的学风“是什么”的问题。首先,阐释学风及其相关概念,延展论述学风概念的泛化使用。在辨析“学风”、“学习”、“文风”、“党风”,“学习型政党”的相关概念基础上,分析党的学风与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学习是获得知识或技能的过程,学风是学习的风气,通过学风来反映学习的方法、态度和风格,检验其标准与好坏。本文在学风建设研究中大量的针对党员的学习展开,就是由于它们之间直接相互作用。学风、文风、党风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学风正则文风正、文风正则党风好,学风建设与党风建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学风、学习型政党、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叁者的联系,有利于体现学风建设的时代性、科学性。其次,结合党的学风理论,从思想立场、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叁个维度,详细剖析了学风的基本内涵。思想立场是认识问题与分析问题的前提,是党员进行思想活动的前提也是学风的基础要素,是党始终坚持把理论联系实践作为学风要义的认识基础;以毛泽东关于学风涵义论断为依据,学风问题是人们看待事物思考事情的思想立场问题,是反映对理论联系实践态度的思想路线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问题。最后,解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习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之一是修身克己,强调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完善自我克服自身的不足。在学习态度上强调勤学重道,注重知行结合、勤奋自主、终身学习、注重规律(“道”);在学习目标上追求贤哲治国,注重德育素养、仁政治国;在学习内容上涵盖礼乐人文;在学习方法上注重博约慎思,主张系统全面地学习、学思并重、举一反叁、省察克治。这些思想理念值得在学风建设中加以借鉴。第二章主要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强学风建设的问题。分析了我党学风建设理论来源、实践历程,以及党的学风建设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奠定了学风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学风概念,但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上却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为我们树立了科学观点,即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指明了正确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毛泽东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学风建设的理论体系。他从思想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工作态度叁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毛泽东首次提出学风的要义是实事求是:他始终强调要把实事求是作为出发点与根本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本质要求是理论要联系实际;对主观主义学风进行批判;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的历史命题。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发展了毛泽5东的学风建设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出,使学风建设理论具有了突破性发展,他强调要恢复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将马克思主义学风与改革实践统一起来。而后江泽民、胡锦涛的学风思想及建设“学习型政党”理念,极大地丰富了学风建设理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党的学风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在历史性与现实性辩证统一的角度上把握学习的意义,注重学习理念的更新、科学方法的培育,对新时期党的学风建设提供了具体可行的解决措施,发挥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关于学风建设的理论为不同时期的学风建设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学风建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延安整风运动开启了党进行学风建设的实践征程,通过这次自上而下的全面整风,坚持了正确的党性原则,树立了学风建设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解决了党员干部思想认识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理论脱离实际造成了学风建设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时期再一次掀起学习高潮,学风建设成果促进了改革成绩斐然;新世纪以来,建设学习型政党思想的提出,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告知我们,党的发展与学风建设息息相关,党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要求赋予了党的学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促进了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重要手段,成为执政党党建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发展中现实问题的关键。第叁章剖析了目前党的学风建设的时代挑战、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了学风问题的深刻成因,回答了当前党的学风“怎么了”的问题。当前党的学风状况如何?这就需要了解学风建设的现实挑战,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实证分析,并揭示学风问题的深刻成因。首先,时代背景给当前学风建设带来了严峻的形势,主要体现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对党员思想的影响上。经济全球化将西方价值观念渗透进来,政治多极化使西方意识形态肆意蔓延,文化多元化使西方文化大行其道,全球化以多种形式作用于党员的思想意识;市场化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市场化来带来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性,在市场交易中滋生出党员的贪腐思想,全面地挑战了党员的思想意识;网络化对党员思想具有双重作用,网络化在为党员思想提供新视野的同时,它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使人们困惑不已。为了深入了解当前学风存在的突出问题,笔者发挥多年负责全国地方党员干部培训的工作优势,利用近一年的时间,向多个省份不同地区的党员干部发放了千份调查问卷并对部分党员进行了访谈。经过分析发现,当前党的学风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表现为入党动机中忠诚度下降、理想信念淡化、党员求利心理加重;二是割裂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表现为丢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对待学习态度消极、理论脱离实际;叁是歪曲事6实求是的思想方法。表现为拿来主义俨然成风、不注重调查研究、思想方法落后。事物的变化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追溯造成突出问题的深刻成因,不难从心理、文化、社会因素上找到答案。首先,心理因素导致党员意识偏差。如党性心理弱化,影响党员责任意识;社会心理干预,影响党员主体意识;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影响党员宗旨意识。其次,文化因素影响精神信仰。如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思想及当前我国面临的信仰危机。最后,社会因素诱生功利思想。如消费主义刺激下党员社会角色混乱与利益选择的困境。第四章、第五章从两类建设主体出发探讨了党的学风建设的主要途径,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员的显着特征,也是学风建设的主旨。保持党员思想先进性的关键在于党员个体的努力。第四章从党员个体作为主体出发,探寻建设主体修养内在提升的方法。主张从党性修养、思想意识,主体思维这叁个关键环节入手加强学风建设。首先,党性修养是按照党性原则规范自身的思想与行为,是世界观形成的基础,而世界观是思想立场的表现,因此要坚定思想立场来巩固学风建设,就必须从党员的党性修养入手,具体而言,通过抓党性教育、巩固理想信念、提高自身修养、遵循价值标准等方面实现。其次,思想态度,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党员思想先进性的具体体现。系统思考、终身学习、自我超越、全面学习是学习型组织的先进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特征,与之相应地,党员主体修养的提升路径,是提升以身作则的政治觉悟、培养终身学习的思想态度、树立自我超越的问题意识、倡导全面学习的科学理念,最终很好地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中,全面学习思想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也展现了当代政党学习的特点,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在现阶段除了掌握必备的理论知识外,还必须不断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学习传统文化、历史等能够提升人格力量的文化知识,才能始终保持具有崇高的品德情操和道德修养。最后,思想方法是指借助思维形式来认识事物,因此要优化体现思想方法的学风,就要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培养思维能力,关键在于党员主体性、创造性的发挥。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特性,并坚守改进思想方法的基本原则,是正确发挥主体性创造力的前提与保障,同时要注意发挥主体在创新中的统领作用,在坚持继承与创新科学思想方法并重的前提下,确保主体思维对创新思想方法的科学运用。第五章从党员组织作为学风建设主体的角度,阐发关于学风建设的宏观思考。针对当前学风存在的突出问题,探析党组织应该采取的必要措施。马克思主义学风的要义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始终是学风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解决党的学风问题的突破口。因此,通过全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大力推进调查研究的工作方式、将理论与中央精神和本地实际相结合,掀起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之风,才能着力解决理论脱离实际、偏离思想路线的学风问题;思想纯洁性作为学风建设的另一主旨,需要党组织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优化和把控。通过明确党员干部奖惩激励机制、发挥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改进党员的学习组织方式,激发党员学习动力保持其思想的纯洁性,进而解决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的学风问题。同时,制度保障是学风建设的重要一环,改善学风的有效方法需要有效机制来保障。融合学习型组织兼学别样、扁平式结构、自主管理等学习模式,引用社会学中制度的构成要素——规范系统、组织系统、设施系统,从规章制度、组织制度、资源保障制度叁方面展开制度建设研究。首先,学习规章制度的设立是“从严治学、从严治教,弘扬务实之风”的基本保障,因此必须形成严格的、成型的、规范的规章制度。如用严谨的学习档案制度来记录党员的学习情况;用严明的学习考勤制度来管控党员学习的参与程度;用严密学习宣传制度来倡导党员间相互学习与交流的合规性。其次,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的加强和改善,能够巩固它在学风建设中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理论素养,有效提高学习效率。最后,规范的学习资源保障制度,把学习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构建数字化学习环境,为党员提供广阔的学习平台,保证党员学习上与时俱进;完备的物资保障制度,为推动党的学风建设提供良好的载体保证和资金保障。党的学风建设制度体系能够促使党员先进的思想方法的形成,为当前学风建设的持久性和长效性提供有利保障。
张瑞岚[9]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叁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王亚萍[10]2012年在《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然要不断提高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水平。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水平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基础,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项根本性的建设。因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研究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方面。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建设基本理论,紧密联系党执政的历史和现实,通过深入分析十七大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的提出背景、内涵及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在党的建设科学化中的定位,对十七大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表现出的新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力求找出当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切实有效的改进对策,初步构建了一个内在统一、相互关联、互相支撑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的研究框架。本论文从以下五个部分对十七大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进行了研究。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提出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论述包含着丰富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思想。同时,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是党随着历史方位的转变,对思想理论建设问题逐步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持续开拓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的,是与党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并且随着党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与时俱进。党的思想理论是对党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是党的建设实践的基础和前提。第二章着重阐述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的基本内容及在党的建设科学化中的定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应有之义,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进行深入分析之前,必须弄清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的基本内容,对其在党的建设科学化中的地位进行准确地定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主要包括叁方面的内容：党的理论发展与创新,即实现党的理论的彻底性与科学性；理论宣传武装的有效性以及系统评估体系。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首要内容,是党的其他各项建设科学化的基础和灵魂,同时,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不能离开党的其他各项建设科学化,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和党的其他各项建设科学化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第叁章主要分析了十七大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形成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命题；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体内容；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一系列的理论成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党在关键历史时刻针对中国的重大问题提出来的,也是党进一步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南。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十七大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的新实践：按照十七大重大战略部署,全党分叁个阶段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继全党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之后,为进一步巩固党的先进性教育成果,落实学习实践活动整改措施,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贯彻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项重大而紧迫战略任务,全党系统地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第五章主要分析当前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当前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党的各项建设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的发展；党的理论发展与创新仍存在与实践脱节、形式主义的问题；党的理论宣传武装不到位,思想教育效果不理想。解决上述问题,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实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与党的建设科学化协调共进,努力形成党的建设科学化整体新布局；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党的理论创新之间的双向互动,应对价值多元化的挑战：继续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注重在实践中总结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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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学风建设研究[D]. 陈宸.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
[10]. 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科学化研究[D]. 王亚萍. 武汉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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