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大江[1]2007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动因及地区差异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逐渐展开，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无论对外直接投资额还是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对外投资项目接连不断。同时，中国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区域性的特点。本文首先对前人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整理和回顾，FDI理论是在传统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体部分是解释和说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学说。FDI理论的主流是西方发达国家跨公司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也逐渐成为FDI理论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它非主流的FDI理论也日益体现出其生命力。然后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发展和现状进行了概述，系统地呈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轮廓，并指出了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环境、投资动因和投资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总体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挖掘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差异和东、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为了深究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本文在前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若干个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量，并根据这些变量选择了一些指标：人均GDP、GDP、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外贸易量，平均工资水平、土地价格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等，并用这些指标对中国各省市区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了影响中国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相同的方法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和比较分析，得出了影响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最后对本文进行比较精炼的总结，指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并归纳了影响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从两个不同角度提出了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若干针对性建议：政府要在政策制定、市场服务、技术进步、制度保障和监管调控等方面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给予支持；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要在树立全球竞争意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人才战略等方面不断提高，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刘苇[2]2015年在《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文中提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第叁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叁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杨永伟[3]2017年在《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效率评价研究》文中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十几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的目的地及矿种越来越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但投资效率不高。针对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效率低下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趋势的反差,为提高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效率,本文通过对大量有海外矿业投资活动的中国企业调研及其投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效率低的四个主要原因及存在问题;而且,通过对投资效率的研究和分析,确定了影响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效率的非资源因素的五大关键影响因素;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对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理论及应用、矿业人才国际化及管理、海外人身和资产安全及保护、矿业投资企业的性质及效率、矿业资本市场及融资效率五大关键因素进行了评价及权重确定;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相关的对策或投资建议。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效率评价的研究,本文认为:缺乏对中国海外矿业投资理论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国际化矿业人才的缺乏,尤其是高端人才严重不足;中国海外矿业企业人身和资产安全风险高,以及保护体系不健全;作为中国海外矿业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性质及效率差异大;中国企业的矿业融资环境不佳,尤其是矿业资本市场及融资效率不高,是导致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战略盲目、投资目标不明确、投资策略不完善,从而造成投资效率低下的五个重要原因。本文首次提出了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的理论框架或新观点(叁种):“双轮驱动”理论、矿业产业结构提升理论、投资与贸易互补理论;首次构建了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效率评价体系、中国企业矿业人才国际化评价及培养体系框架、中国海外矿业企业人身和资产安全风险评价及保护体系框架。
朱兴龙[4]2016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其防范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迅速,经历了探索起步、稳步调整、快速发展和结构调整四个发展阶段。未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但是,由于企业“走出去”起步较晚、经验不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事件频发。为此,有必要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以及风险防范。本文将首先定性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及其来源,然后通过案例分析我国企业应对风险的现实表现,再利用投资引力模型研究政治风险和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后通过借鉴国外风险防范的先进经验来提出具体的应对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绪论。说明全文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与不足等。主要内容。首先理清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概念,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及风险防范的概念和内涵,然后梳理了国内外主流的对外投资风险理论和风险治理与预警理论。第二,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其来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等,其中政治风险是最重要且具有决定性的风险,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此外,跨国并购风险和金融危机后的新风险等问题开始突显。而风险来源主要是：从国际层面讲,包括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全球金融危机、全球产业重构等；从政府层面讲,我国对外投资立法滞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缺失、投资协定的实际效果较弱等；从企业层面讲,自身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薄弱、海外投资经验不足、投资领域过于集中。第叁,分析我国企业应对风险的现实表现。通过案例分析法,研究中铝、叁一、华为叁个典型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及其防范。研究表明,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除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外,更重要的也是更容易被中国企业忽视的是社会责任、环境保护、本地化等方面。因此,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切实遵循东道国法律、履行好社会责任、营造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对外投资企业形象。结论。通过检验政治风险和投资协定的影响。实证发现：第一,整体而言,政治风险指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不显着；细分不同种类政治风险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般远离存在外部冲突风险的国家,同时倾向进入法律秩序环境较差的东道国。鉴于此,为避免我国外资风险事件频发,我国企业“走出去”迫切需要加强风险防范。第二,双边投资协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着,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双边投资协议的质量不高。为此,我国应签署更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议,促进和保护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第六章研究外资保护的国际经验。本章将从国际投资比较法的角度出发,研究美、日相关制度以及国际双边、多边协议。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发达国家外资保护立法目的强调对外资流向他国的保护与激励；第二,围绕海外投资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相关措施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协商与外交政策；第叁,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承保机构一般为公共机关,承保险别主要为政治风险；第四,双边投资协议是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主要方式,以此弥补国内立法在域外效力不足的问题。建议措施。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以及防范制度的构建。主要政策建议包括：第一,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制定《对外投资法》,引导、规范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第二,构建对外投资保险制度,明确承保险别、合格投资等,并建立代位求偿制度；第叁,双边投资协定的条款更加规范化,重点围绕产能合作展开；第四,从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和法律风险叁方面着手,完善投资环境评估体系；第五,重视新型投资风险,包括劳工标准、环保标准、人权标准等问题。
李新[5]2014年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障碍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1979年开始至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经历了自发探索、逐步形成、快速发展叁个主要阶段，从1979年到2000年这段期间，我国所谓的“国际投资”只是以吸引外资为主要目的。我国在加入WTO以后，随着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及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市场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因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规模日益壮大，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因素也显着增多。因此，能够全面的认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障碍因素，并根据不同的障碍因素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进行预防，这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主要介绍了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因素和相关的应对策略。除了导论外，全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就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方式、区位选择叁个方面及其决定因素进行理论总结。认为理论上拟投资国政策、法律法规、企业自身能力、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决定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企业自身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等因素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采用新建还是并购，企业自身优势及经营情况等因素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采用独资还是合资；行业的选择、所有权优势等内部因素及基础设施、政策等外部因素决定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第叁部分分析了我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及动因。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缓慢发展、逐步形成、快速发展叁个阶段，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投资行业、投资地域、投资主体以及投资进入方式、跨国程度几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现今特点。第四部分从国际、国内及企业自身叁个方面分别对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政治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国际法律，文化，商业，国际投资规则等因素是我国遇到的国际障碍；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审批程序冗杂、金融制度落后所导致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资金供给不足、缺乏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政策的引导与扶持、法律法规、中介服务机构的缺失等因素是我遇到的国内障碍。第五部分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有针对性的提出应该采取的策略建议。面对国际障碍因素，我国政府应该做到积极参与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的制定及谈判、建立及改进与对外投资相关的法律法法规等；企业也应该充分利用国家的外交资源、充分利用国际担保机构及保险机构等。面对国内障碍因素，我国政府要做到简化审批体制、完善金融体制、设立更多的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等。面对企业自身障碍因素，论文也分别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角度分别提出了应对策略。最后进行了总结。提出在未来发展道路上应该注意对更多的障碍因素进行防范，同时要抓住参与国际投资协定谈判的机会，为我国赢取更多有利条款，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结合案例分别对我国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遇到的障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总结，并且对中国企业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以及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的应对策略上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见解。但是文章还存在不足之处，由于数据和资料的不全，文章的内容可能会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同时也因为本人能力有限，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对一些障碍所提出的策略可能会存在不全面的缺陷。
陆亚雄[6]2017年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成都市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李克强总理同时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作出“一带一路”建设部署,积极推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相关重要项目的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方面明确了我国对外开放实施的新路径,另一方面也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成为一个重要的增长点。而我国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的中流砥柱,在物价、就业、环保、人才、扶贫、慈善等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是经济保持稳步发展的关键齿轮。在当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经济在增长下行以及物价上涨两方面的压力加大,在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尤为突出,企业未来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资金紧张,融资成本上升,部分企业过剩产能等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本文通过研读文献资料,并对成都市市属18家国有企业进行调研,对成都市市属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现状进行了总结,并通过对比国家OFDI的相关数据,发现成都市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存在的规模小,落地项目较少,且投资依赖性较大的特点。同时对成都市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投资的风险进行了归纳。以及通过分析我国“一带一路”背景下优秀对外投资省市的模式,提出符合成都市现状的大力发展“蓉欧+”和国有企业联动的发展模式,并提出有效的实施路径。其次本文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筛选指标,从沿线66个国家中,选出符合成都市国有企业当前投资现状的4个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概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与此同时,根据筛选结果,提出成都市国有企业在沿线国家中投资合作的重点领域。最后本文对成都市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从宏观领导、监管部门举措、风险管控叁个方面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在理论上面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模式以及区位选择上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角度,同时也对成都市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模式和区位选择上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孟红艳[7]2017年在《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推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以来都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全球最大的东道国和母国的地位也一直由美、日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占据。在21世纪初期,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投资流量占到全球的80%以上,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还不到20%。随着近10年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流出量格局发生了显着变化。总体来看,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在不断增长,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这10年中略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趋势却恰恰子相反,其流入量和流出量在波动中不断下降。另外,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资流动趋势各不相同。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流出量虽然都在不断上升,但相比之下,外资流出的增速较缓,流入量则呈现出较快的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确立了世界上一体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集团的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出口国,而欧盟拥有全球最大的贸易市场;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而欧盟跃居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欧经贸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对外经济关系之一,加深中欧两大重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双方在高层次、多领域之间的投资合作,是巩固和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础。欧盟作为中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国,研究如何推进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是促进中欧双方在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理论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近10年来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投资发展现状,并指出中国在对欧盟投资过程中在技术和经验方面取得了的显着成效,但是也存在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占比较小、行业分布不均、区域分布集中、企业盈利不佳等问题。针对影响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并利用GLS回归对影响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规模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得出各影响因素分别对中国对欧盟投资规模的作用。通过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背景进行分析,指出各区域经贸合作组织及世经经济的发展环境给促进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最后,分别从国家和企业的层面对促进中国对欧盟投资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MAC, ANH, DUNG（马安东）[8]2014年在《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越南的经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在该20年中，经济获得许多成就，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区的贡献。1987年，越南政府正式颁行鼓励外商投资法律，目前在全社会投资资本中，外商直接投资经常占30%比重。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大贡献，创造约40%工业敞亮价值，外商直接投资区的出口金额快速增加，现在占60%全国的总出口金额。此外，外商直接投资有重要的贡献形成许多新的经济行业，创造就业机会，转变越南经济结构，越来越现代化工业化，推动国内企业竞争力。因此，越南应该给出一些明显具体吸引各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的政策。2009年，在外商方面中国已经超过了德国，占世界第二名。201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对外投资占世界第五名。到2020年，在投资方面中国很可能是全球领先。中国对亚洲中国有重要的，巨大的影响。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居，不但地理是非常接近的，而且中越之间还有数不清相同的地方：都是从旧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制变换到市场经济机制，都是坚持定向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都有相同的地方。在这些便利条件下，中越经济关系尤其是投资关系应该神速发展，获取巨大成效。但是，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活动到现在不相应于双方的潜能，存在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本论文主要研究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的成效和一些存在问题，通过参考国内外研究现状阐述中国对外投资“走出去”活动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运用各种研究方法针对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本论文研究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的积极成效以及消极影响。提出这些存在问题同时分析原因，进行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SWOT分析，预测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未来的前景。最后提出一些解决对策以促进中越两国之间投资关系和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
朱华[9]2011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决定因素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之中,各国和地区间的商品流、资金流、技术流以及信息流的加速运动,极大地推动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跨境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不可能只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来谋求自身经济的发展,走经济国际化的道路已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国际化阶段。一个显着变化就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规模的迅速扩张,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排名第五的FDI来源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国内背景非常复杂：第一,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开放化导致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内竞争。第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不少国家在国内经济压力下重筑贸易壁垒。与此同时,我国国际贸易收支账户持续呈现出大量的“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出口面临严峻考验。第叁,截至2010年12月,我国累计外汇储备约2.85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巨额外汇储备虽然有助于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但却加重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大量外汇储备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存在,在美国经济衰退、美元贬值的背景下,其安全性和营利性难以得到保障,中国政府必须积极开拓外汇储备的运用渠道。第四,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资源紧缺矛盾日益突出。资源企业“走出去”开发新的资源供应基地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第五,由于跨国公司加强了在华技术保密措施,国内企业获得先进技术的渠道有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直接吸收在国内难以获得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六,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走出去“战略,出台一系列的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有利于促进投资便利化。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只有全方位、深层次地参与国际市场和资源的竞争,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要求,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但由于历史、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依然存在许多理论和实践的误区与空白,所以本文力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展开深入、客观和系统的理论探讨。众所周知,FDI的经典理论起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实践,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学者们发现传统的FDI理论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投资实践发展起来的,对发展中国家的解释能力有限,才逐渐开始关注和发展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但是目前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多是在传统FDI理论框架下进行修订而形成的,其论述欠缺全面性和深入性。虽然传统的和有关发展中国家FDI理论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受到经济环境、所有权优势、治理结构以及政策支持与限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迫切需要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推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理论参考,为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并为中国企业提供实践指导。本文在广泛收集数据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问题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概括如下：规范研究与实证的研究方法、归纳与演绎的研究方法、理论研究与政策的研究方法以及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结构安排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此部分为全文作概括性的铺垫和介绍。主要阐明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基本概念界定以及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发展阶段、拉动与推动因素以及理论框架的演变为重点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加以综述,为开展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第二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特征分析。此部分首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政策进行回顾,并且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图表方法对OFDI进行了较全面的基础分析,得出其现状特点。其次,本文对现状特点进行归纳和分析,深入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蛙跳特征,并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寻找其与早期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投资特点的差异,力图探求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海外投资的新特点。第叁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定位分析,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本部分运用了投资发展周期(IDP)理论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通过对人均GDP的回归以及FDI流入、流出平衡性的综合判断,本文得出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叁阶段。中国的净FDI投资地位在2008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就进入该阶段,投资周期明显短于投资周期理论的预期,对理论做出了探索性的修正研究。该研究体现了理论指导个案,而个案又对理论进行修正的研究思路。第四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因素和投资动机研究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本部分在资源基础观的基础上构建适合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和战略的理论框架,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划分为资源强化型、资源互补型和资源开发型叁类。因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组合是跨国公司战略的实施结果,所以本文通过对东道国区位拉动因素显着性的检验逆向推理归纳出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因。在对1998-2008年11年间中国企业向53个经济体的投资情况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回归分析后,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其时间和空间的演变过程特点。估计结果验证和支持大部分假设,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主要是资源强化型和资源互补型投资并遵循“依次多元化”的战略,即先进行资源强化型投资,接着扩展到的资源互补性投资,并已经逐渐呈现出资源开发型投资的趋势。检验结果同时还印证了本文建立的具有时序性投资动因理论框架的合理性,因而该部分也成为本文的创新性研究之一。第五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因素研究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本部分在资源—产业—制度理论框架下,全面、系统的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内在可能性、外部或产业和制度等推动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文献以及理论上的逻辑关系找出与这叁大因素有着较强因果关系的子影响因素,以可衡量的代理变量为媒介,从代理变量的显着程度判断该理论影响因素对中国OFDI推动程度的强弱,进而找到具有决定作用的推动因素。结果显示,对中国OFDI起关键性推动作用的因素包括：相关的国际化经验(OEM和外包)、研发支出与研发效率、能源供需矛盾、汇率与外汇储备、资本市场以及有利的政策激励。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力较弱的因素包括：企业的管理水平、学习吸收能力、国内市场需求情况、行业竞争激烈程度、相关产业支持和种族人脉。第六部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部分。在国际市场上经历蛙跳式崛起的背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似强非强”、“将熟未熟”的局面。中国政府和企业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面临了许多独特挑战和问题。本部分首先发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然后从政策面和企业面提出了有针对性且可操作的应对策略,体现出本文的现实意义与价值。第七部分为结论部分。本部分基于前几部分的分析,给出了概括性的结论,系统地梳理了本文的研究所取得的观点。本文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创新性的探索：第一,系统的梳理了FDI理论分析框架的演变,找到OLI框架、LLL框架与资源—产业—制度框架之间的互补关系和内在联系,认为而资源—产业—制度框架是更加系统化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第二,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较高的异质性,本文归纳出中国不同于传统理论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特点。第叁,通过实证回归检验以及净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指数,对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做出定位,并对全球化背景下IDP理论的适用性需要做进一步修正。第四,将投资动因与东道国的引力或拉动因素相结合,在资源基础观的理论上构建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的动机框架,认为投资动机类型具有一定的“时序性”。第五,资源—产业—制度框架在在国外学界刚刚兴起,而鲜有国内学者运用它对中国的情况进行检验,本文则从该理论出发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本文的不足之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数据的缺失。由于相关的代理变量的数据,尤其是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很难获取,所以在证明企业差异性资源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作用时比较困难。同样原因,在探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时,也无法直接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只能从东道国的拉动因素推断企业的投资动机,同时无法排除企业出于跟随供应商或者客户甚至竞争者的原因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并非受东道国的拉动因素吸引的可能性。二是相关变量难以量化。由于制度因素属于规范性社会变量,所以很难用具体的数据来检验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因果关系,只能通过现有理论来论证说明。叁是尚未明确拉动因素和推动因素作用力的大小。虽然本文探索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拉动和推动双重因素,但究竟哪种类型的因素起到更大的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暖心[10]2016年在《老挝吸收中国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末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世界各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对外直接投资(FDI)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分工形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而需要投入更多资本,在工业化速猛发展的今天,以本身优势(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为弥补国内资金缺口及引进先进技术而需要大量的外资。老挝是世界上落后国家之一,主要以农业为支柱产业,政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从而外资流入逐年增长,中国是老挝外资进入的来源国之一。老挝与中国关系于1989年正常恢复,从而使两国的关系进入历史新的时代,两国领导相互访问,加上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展开和老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渠道,并借助这些平台提供给两国全面合作进入新的时代。因此,目前国际资本流动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现象,本人以老挝吸收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研究课题,研究的内容如下:首先,运用1990-2014年的投资额分析了中国企业对老挝直接投资现状,分析得出中国企业对老挝直接投资金额和项目逐渐上升,投资领域以第二产业为主。探讨老挝产业结构发展变化。具体地,分析了老挝叁次产业占GDP比重,以了解近年来老挝产业结构是否得到升级,然后再分析产业内部的发展变化。分析中发现老挝产业结构正在优化,并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型;此外,运用1990-2014年的投资数据分析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影响因素,详细分析中国企业对老挝各个行业的投资,从而揭示其运行特点。然后,对中国直接投资对老挝产业结构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并发现中国资本的流入不仅增加老挝国内资本要素,还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从而促进老挝国内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改善。其次,在老挝吸收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础上,揭示其在运行中的影响因素。本文从老挝与中国的地缘区位、文化相似及老挝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老挝自然资源优势等影响因素分析了老挝吸收中国企业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最后,总结本文研究结论以及对老挝吸收中国企业直接投资提出对策建议,分别为保持老挝社会安全、叁次产业有规划引进外资以及加强老挝相关官员管理效率。
参考文献：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动因及地区差异分析[D]. 樊大江.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2].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D]. 刘苇.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3]. 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效率评价研究[D]. 杨永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7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其防范制度研究[D]. 朱兴龙. 武汉大学. 2016
[5].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障碍及对策研究[D]. 李新. 吉林大学. 2014
[6]. “一带一路”背景下成都市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研究[D]. 陆亚雄.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
[7].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推进研究[D]. 孟红艳. 贵州财经大学. 2017
[8]. 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现状及对策研究[D]. MAC, ANH, DUNG（马安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4
[9].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决定因素与对策研究[D]. 朱华.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10]. 老挝吸收中国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影响因素研究[D]. 暖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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