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1]2003年在《我国农用地整理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农用地整理作为有效补充耕地面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因地制宜地进行农用地整理工作的试点，开展农用地整理的理论研究等。本文就农用地整理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研究。首先，回顾了农用地整理在我国的发展轨迹，对农用地整理的相关概念做了介绍。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农用地资源的情况，分析我国现阶段农用地整理的主要内容和经营模式。其次，对我国农用地整理现存的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做了一些分析。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从规划、项目管理、利益分配机制、配套制度完善、生态保护、工程技术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对策。
吴郁玲[2]2004年在《农用地整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人地比例失衡，耕地质量差，中低产田比重过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实现国家粮食自给，确保粮食安全，缓解日趋紧张的人地矛盾，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经济、政治问题。当前，土地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人口的不断增加，需要建立以粮食安全为前提的耕地总量动态持续平衡；问题之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还要占用部分土地，而宜耕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又受到数量少、质量差、开垦难度大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平衡等因素的限制，耕地开发潜力非常有限。因此，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缓解人地矛盾，科学合理地开展农用地整理十分必要。本文在农用地整理相关理论及区内外农用地整理实践的基础上，界定了本文中农用地整理的涵义，明确了农用地整理的类型，分析了农用地整理各类型的潜力及综合效益，并针对农用地整理中需关注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重点以新疆昌吉市农用地整理实践为例，首先分析了昌吉市农用地整理的类型、潜力、效益及运作方式；其次，探讨了昌吉市农用地整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再次，鉴于昌吉市农用地整理中存在问题的一般性及普遍意义，本文试图将对问题的解决对策由个别引申至一般，由昌吉市引申到全疆范围，探讨新疆农用地整理中的相关问题，即组织模式、权属调整模式的构建，资金筹集多元化的构思等；最后，本文指出新疆农用地整理中需关注的核心问题，即农用地整理中的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以及将市场化机制引入农用地整理，推行农用地整理的产业化发展问题，以期对新疆农用地整理实践有所指导。
孙晓青[3]2016年在《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土地整理分区及保护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生物多样性是维护土地健康的基础,研究土地整理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土地整理领域的前沿命题,同时对推进全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土地整理分区是土地整治规划重点区域的布局及实施的重要环节,本文围绕土地整理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拟通过分区手段提高土地整理中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本文以全国(港澳台和部分海岛因数据缺失除外)为研究区,构建包括生态价值、生态风险和农用地整理状况在内的分区指标体系,采用自下而上的分区方法,进行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土地整理分区。采用的方法和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一、以单个象元(1000 m*1000 m)作为基本单元,选取哺乳动物和维管植物作为代表,构建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中国生物多样性重要程度分布数据;依据构建的生态指标体系,运用分级赋值迭加的方法计算得到生态价值分区数据和生态风险分区数据;利用ARCGIS空间迭加分析功能将中国生态地理区划、生态价值分区数据、生态风险分区数据、土地整理数据进行迭加分析得到分区结果及各土地整理类型保护级别分布状况。二、根据不同土地整理区的生态价值、生态风险与整理状况提出保护对策。本研究最后得到51个一级土地整理区,94个二级土地整理区。针对不同保护级别提出了不同的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土地整理对策。同时对各整理类型中保护级别的分布状况的统计结果表明,农用地整理区域的整理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相对较小,说明了农用地整理范围选择的合理性;宜耕后备土地开发重点区域的生态风险很小,生态价值水平高,在进行未利用地开发时应注意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城乡统筹区域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区内的生态价值和生态风险水平都很高,表明如果在该区内进行建设用地整理活动会对该区域内生物多样性造成很大伤害,因此,在建设用地整理过程中,应严格注意保护生物多样性。本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全面科学的认识我国的土地整理。建立的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土地整理分区指标体系,可以协调我国土地整治规划工作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毕芳英, 赵卉[4]2013年在《协调农用地整理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协调农用地整理与生态环境建设,该文首先介绍了农用地整理的主要工作内容和产生的主要效益,随后分别阐述了农用地整理过程中土地平整、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和其他工程对农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分析了农用地整理中存在的问题:忽视生态环境保护,整理规划和施工技术不尽合理,缺乏整理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规范指导。最后,提出相应对策,包括制定合理的农用地整理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规范,加强其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科学合理的整理规划,强化土地整理综合考核。
管栩[5]2014年在《中国土地整治项目安排与资源协调性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土地整治是根据国家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状况做出的战略决策,对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都有着重要作用。自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要求“积极推进土地整理,搞好土地建设”以来,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整治建设活动,提高了耕地质量、稳定了耕地数量、实现了耕地占补平衡、促进了粮食安全。随着节约集约土地利用、资源环境保护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需要,土地整治内涵不断扩展,《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提出当前我国土地整治包括农用地整理、土地复垦、宜耕后备土地开发、城镇工矿用地整治和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共五项内容,但现阶段以农用地为主要整治对象的土地整理、开发和复垦仍是国家土地整治建设的主体,这些项目的规划设计、工程建设、实施效果等与区域土地资源、耕地后备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条件紧密联系,为实现宏观土地整治规划目标,持续发挥建设效益,客观要求这类土地整治项目安排与区域资源条件相协调。因此,系统分析已实施土地整治项目开展与区域自然资源的协调状况,对有效指导土地整治规划编制,合理安排整治资金,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土地整治建设活动(项目建设)为背景,依托全国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信息,对2006～2012年来我国土地整治建设与区域自然资源的协调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农用地整理与耕地资源、土地开发与耕地后备资源、土地整治与水资源协调性及时空分布关系,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农用地整理与耕地资源分布的协调性主要表现为：在数量上：全国尺度下农用地整理与耕地资源分布的协调性较弱,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分布错位明显。省域尺度下多数省份各年度的整理重心集中分布在耕地重心周围,表明省域内农用地整理与耕地资源的分布较为协调；在质量上：优等地和低等地的整理比例逐渐上升,高等地整理比例趋于下降,中等地整理比例基本稳定。优等地和中等地的整理项目安排逐渐趋于均衡化,高等地整理开展偏于其耕地重心北侧,低等地整理项目分布较为不均。(2)中国土地开发与耕地后备资源分布的协调性主要表现为：省级尺度上,省域内土地开发与耕地后备资源明显不协调,部分省份过度开发现象严重,部分耕地后备资源丰富的省份开发规模较少；市级尺度上,全国仅有61.9%市级研究单元的后备资源开发在宜耕资源量范围之内,剩余38.1%都出现了过度开发的现象,且这些研究单元在过度开发的现状背景下并未放缓土地开发的速率；土地开发控制在耕地后备资源范围之内的研究单元,其土地开发在土地整治中的比例较低,而过度开发的研究单元,其土地开发占整治的比例较高。(3)中国土地整治与水资源分布的协调性主要表现为：在数量上,全国尺度下土地整治项目安排仍偏向于水土匹配好的区域。在省级尺度上,水土匹配较好的省份,其土地整治项目安排较为均匀,而水资源较差的省份,其土地整治项目安排向水资源较优区的倾斜现象较为明显；在空间上,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土地整治项目安排受水资源影响较小,东北地区的土地整治项目安排在2008年之前主要偏向于吉(林)辽(宁)地区,之后其整治重心逐渐向西北偏移至叁江平原与东北平原等水土较优区。西南地区水土匹配不均衡,土地整治项目在总体上受耕地资源分布影响较大。西北地区水资源主要集中在该区域的西部,土地整治项目安排受水资源影响巨大,其整治重心大多落在水土匹配良好的区域内部。
徐进[6]2012年在《雨城区土地整治潜力与适宜性分析》文中提出本文以雨城区土地整治现状为对象,运用比较分析法、理论联系实际法、层次分析法等具体方法,对雨城区土地整治潜力与适宜性评价进行分析,运用土地供给理论、土地集约利用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土地整治的相关理论,结合雨城区自然经济实际情况,对雨城区土地整治潜力进行功能分区,研究结果表明：(1)雨城区全区农用地整治规模为21058.49公顷,农用地整理数量潜力为3314.60公顷、自然潜力为2460.55公顷。其中新增耕地潜力1810.23公顷,主要集中在米利用土地的开垦上,主要分布在碧峰峡镇、北郊镇、孔坪乡、南郊乡等乡镇。全区可整理农村建设用地面积779.01公顷,节余建设用地指标485.52公顷。(2)雨城区全区可开发土地面积338.94公顷,其中适宜开发面积为199.97公顷,基本适宜开发面积138.97公顷,主要分布在大兴镇、北郊乡、望鱼乡等乡镇。(3)依据雨城区潜力特征与社会经济实际,将雨城区分成四个不同的土地整治区,分别为北部粮食主产区,农用地面积6550.70公顷,其中耕地而积1146.00公顷,重点完善该区的水利设施、农村道路网,提高耕地产能,归并零散地块,恢复并完善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建立雅安市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区；南部生态农业区,农用地而积45822.60公顷,其中耕地而积3992.00公顷,重点是通过工程和生物措施,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该区的生态环境：中部城镇发展区,农用地面积6550.70公顷,其中耕地面积1146.00公顷,重点是通过大力实施“田、水、路、林、村”的综合整理,实现“农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村居民点向中心村和小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的发展模式；东部综合发展区,农用地面积20555.10公顷,其中耕地而积5000.30公顷,重点是通过排洪排涝改造下湿田,改善生产条件,提高耕地质量。
洪土林, 王艳华, 阮月远, 杨小平[7]2016年在《农用地整理中农民权益保护现状及其对策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民权益保护是农用地整理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好农民权益就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正当权益。分析揭示了当前农用地整理中存在农民主体地位被替代、农民权益表达机制不完善、权益维护主体弱化或缺失、权益维护的随意性等现状。同时,从加强农民自我保护意识、加快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农民权益保护机制、加强农民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对策。
谢涓[8]2013年在《临澧县农用地整理潜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临澧县农用地整理为例,就农用地整理潜力的内涵和农用地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对临澧县农用地整理潜力进行了测算、评价和分级,为临澧县开展土地整理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根据农用地整理潜力相关研究理论基础和临澧现实情况,对临澧县各乡镇农用地整理潜力进行测算分析,从增加耕地数量和提升耕地质量两个指标六个因子方面构建了农用地整理潜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和评价农用地整理潜力。临澧县农用地整理潜力为1695.9hm2,占临澧县总共农用地面积的1.71%；2、对农用地整理潜力等级进行了划分,临澧县农用地整理潜力共分为Ⅰ、Ⅱ、Ⅲ叁个级别。其中,临澧县Ⅰ级农用地整理潜力区共五个,面积为722.60hm2,分布在新安、合口、望城、柏枝、佘市五个乡(镇)；Ⅱ级农用地整理潜力区共十个,面积881.82hm2,分布在安福、太浮、四新岗、停弦渡、文家、陈二、烽火、杨板、官亭和九里十个乡(镇)；Ⅲ级农用地整理潜力区有两个,面积93.48hm2,分布在杉板乡和修梅镇；3、根据潜力测算与评价结果,就农用地整理中出现的问题,从保护生态环境、筹集资金等方面探讨如何改善提升农用地整理潜力的对策和建议。
孙新华, 张丽娟, 刘涛, 武艳丽, 罗文启[9]2014年在《协调农用地整理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简单的介绍了农用地整理的内容和其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现阶段农用地整理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来探讨协调农用地整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对策,以提高农用地整理所带来的效益,保障良好的生态环境。据此,有利于充分利用我国的土地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以对我国农田进行有效的保护和规划,从而推动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益。
杨淇钧[10]2018年在《广东省农用地整理重点工程布局研究》文中提出土地整治重点工程布局作为省级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指导规划区内土地整治活动和实现规划目标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合理、可行的重点工程布局方法有利于提高土地整治规划质量及编制效率。本研究以布局广东省“十叁五”时期农用地整理重点工程为例,探讨了省域尺度的土地整治重点工程布局方法:通过数据统计评价研究区以往农用地整理重点工程实施情况,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存在问题;基于ArcGIS平台建立研究区农用地整理潜力数据库,利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划分潜力区等级以表征潜力分布特征;分析研究区政策与实际情况,响应国家和省级战略决策,基于数据统计和空间分析中间成果划分重点区域、布局重点工程、确定建设规模,并通过实地调查和专家咨询,对理论结果进行调整,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广东省“十二五”时期农用地整理重点工程存在布局集中、时间受限、施工内容相对单一的问题,其执行情况统计数据显示:规划期前期完成率超过100%,而后两年完成率仅有40~50%,工程实施工期与完成率之间有正相关趋势;工程规模最大的湛江市完成率最低,而工程规模最小的韶关市完成率最高,随着工程规模的降低,完成率逐步升高,工程规模与完成率之间有负相关趋势;平原地区工程实施情况优于非平原地区;总的来说,规划期内工程进度未达预期。(2)广东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垦造水田潜力具有相似的分布特征,二、叁级潜力区占比超过80%、分布较广,全省大部分县(市、区)的此两类农用地整理潜力规模相对较小,聚集程度不高;基塘整治潜力则具有相反的分布特征,全部位于珠叁角地区,一级潜力区面积占比达60%,其规模相对较大,聚集程度高。(3)广东省“十叁五”时期农用地整理重点工程布局:粮食主产县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工程,涉及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等14个地级市的16个县(市、区),规模为32.32万公顷;垦造水田集中区示范工程,涉及惠州市、江门市、潮州市等9个地级市的20个县(市、区),规模为5.99万公顷;珠叁角基塘综合整治和文化提升重点工程,涉及佛山市南海区、顺德区、叁水区和中山市,规模为0.60万公顷。综上所述,本研究依次进行以往土地整治重点工程实施情况分析、土地整治潜力分析、重点区域划定、重点工程布局(政策与实际情况分析、空间布局、确定建设措施)的研究模式可从政策要求、现实需求、潜力分布、实施条件、建设方向等方面解决重点工程内容、位置、规模等布局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在指导省域尺度的土地整治重点工程布局实践上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可应用到省级土地整治规划工作中。
参考文献：
[1]. 我国农用地整理问题与对策研究[D]. 黄健. 四川师范大学. 2003
[2]. 农用地整理问题研究[D]. 吴郁玲. 新疆农业大学. 2004
[3]. 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土地整理分区及保护对策研究[D]. 孙晓青.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6
[4]. 协调农用地整理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策研究[J]. 毕芳英, 赵卉. 宁夏农林科技. 2013
[5]. 中国土地整治项目安排与资源协调性研究[D]. 管栩. 南京大学. 2014
[6]. 雨城区土地整治潜力与适宜性分析[D]. 徐进. 四川农业大学. 2012
[7]. 农用地整理中农民权益保护现状及其对策探析[J]. 洪土林, 王艳华, 阮月远, 杨小平. 甘肃农业科技. 2016
[8]. 临澧县农用地整理潜力评价研究[D]. 谢涓. 湖南农业大学. 2013
[9]. 协调农用地整理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策研究[J]. 孙新华, 张丽娟, 刘涛, 武艳丽, 罗文启. 福建农业. 2014
[10]. 广东省农用地整理重点工程布局研究[D]. 杨淇钧. 华南农业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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