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1]2017年在《顺应理论视角下的小学英语教材语用失误的研究分析》文中认为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在真实的交际中能用英语进行得体地交流和表达。学生在掌握了英语的各种语用规则和语用规律基础上,还要具备一定的语用能力,这是保证学生减少和避免语用失误,实现成功交际的关键。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英语的启蒙关键期,是培养学生英语语用能力的起点,对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后续英语学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教材是小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载体,它编排内容的好坏影响着学生的语用意识和语用能力的发展。本文以维索尔伦的顺应论为基础,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13版《义务教育教科书小学英语》(叁年级起点)共八册书中的文本内容和权威词典、英语原版教材内容进行对比研究,重点分析了文本内容中的25处语用失误现象。以此为视角对教材文本内容的语用失误研究可以帮助教材编者改进教材内容,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培养学生正确语用能力的意识,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更好地掌握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各种交际规范和深入了解西方人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而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本研究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对小学英语教材文本内容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研究教材文本内容语用失误的必要性。第二章是通过查阅和梳理相关文献,确立了从顺应理论的角度研究教材语用失误的理论框架,提出研究方向。第叁章是从研究问题、对象和方法叁方面简介了本研究的设计。第四章是阐述了针对2013版8册小学英语教材中的文本内容,从顺应理论(语言使用者,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四个方面分别统计了教材中不符合交际能力结构的文本内容数据并具体分析了这些语用失误的表现。第五章为论文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了概括总结并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第六章是就本研究的结果对小学英语教材语用方面的编写和教师创造性使用教材提出了适当的建议。
刘惠萍[2]2012年在《维吾尔族英语学习者和汉族英语学习者请求策略语用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以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Brown和Levinson的礼貌理论、 Blum-Kulka语际语用学理论以及语用迁移理论为研究基础，在Blum-Kulka(1989)等人CCSARP研究框架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语料，旨在对新疆维吾尔族英语学习者和汉族英语学习者请求言语行为语用策略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两类不同英语学习者请求策略语用特征的异同及社会变量对学习者请求策略使用的影响，进而探究学习者母语语用迁移对学习者请求策略选择的影响。本研究受试对象均为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在校大学生。调查组为维吾尔族英语学习者(UEL)和汉族英语学习者(CEL)，参照组分别为维吾尔族本族语者(US)、维吾尔族汉语学习者(UCL)与汉族本族语者(CS)，共五组受试，每组60人，共计300人，受试对象主要来自新疆4高校。采用开放式书面调查问卷即‘语篇补全测试’(DCT)。DCT样卷共包含18个大学生生活中所熟悉的情境，同时，使用社会变量评价表(Assessment of SocialVariable Questionnaire)作为互补性研究工具，每一情景中叁个社会变量均划分为5个等级，以保证研究的可信度。所收集的语料按照Blum-Kulkal(1989)和Faerch与Kasper(1989等人的标注系统进行标注与统计，对比分析主要在请求策略类型、策略形式、请求内在限制语(词汇限制语与句法限制语)与请求外在限制展开。主要研究结果如下：第一，维吾尔族英语学习者和汉族英语学习者请求策略均归属于3种策略类型与9种策略形式。同时请求言语行为的实现方式还表现在6种词汇限制语和6种句法限制语与6种外在限制语的使用上。第二，对比研究发现探询型策略为两类学习者首选策略形式，主要使用的请求词汇限制语与外在限制的使用呈现相对的一致性，即倾向使用礼貌标记语与表达说明原因型的外在限制语。但是两类学习者请求角色指向性存在差异，即分别倾向使用说者和听者角色指向性。第叁，社会变量(社会距离、社会权势、请求强加级别)对两类学习者请求策略形式与外在限制语的使用影响均不大，即均倾向使用探询型策略形式和表达说明原因型的请求外在限制语。但社会变量对两类学习者词汇限制语影响较大，即在不同社会变量不同语境中，学习者变换使用不同的词汇限制语。第四，维吾尔族英语(L3)学习者在规约性间接策略类型与探询型策略形式的使用上均受其母语(L1)与二语汉语(L2)的影响，其中二语(L2)对叁语(L2)的影响大于母语(L1)对叁语(L3)的影响；在请求词汇限制语礼貌标记语的使用上，二语汉语(L2)与母语(L1)均对叁语(L3)产生了影响但不显着；在请求外在限制语的使用上，母语(L1)对叁语(L3)的影响较大。汉族英语学习者请求策略的使用受其母语语用迁移影响主要表现在请求策略形式、词汇限制语和外在限制语的使用上，即汉族英语学习者与其本族语者均倾向使用探询型规约性间接策略、礼貌标记语和说明原因型。第五，在社会变量影响下(社会距离、社会权势、请求强加级别)，维吾尔族英语学习者请求策略的使用同时受学习者母语与二语汉语的影响。在叁种不同社会变量因素影响，维吾尔族英语学习者对请求策略类型与策略形式的使用主要受其二语汉语的影响，请求词汇限制语受其母语与二语的影响但均不显着，请求外在限制语的使用主要受其母语的影响；汉族英语学习者请求策略的使用受其母语语用迁移影响较大，表现在探询型策略形式、请求词汇限制语中礼貌标记语以及请求外在限制语中说明原因型的使用上存在母语语用迁移。
龙翔[3]2010年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之研究》文中指出语用失误由来已久,它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文化背景之下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但真正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提出来研究的历史并不长,自从英国学者Jenny Thomas1982年在她的硕士论文中首次提出语用失误这一概念以来至今也只有28年的时间。从此,语用失误这一语言现象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特别是中国学者对语用失误的研究更是热衷非凡。诚然,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常常引起交际双方的误解,有的语用失误不伤大雅,有的破坏性极大,有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学者们对语用失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因此对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的研究无论要求到什么程度都不为过。但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标题里含有“语用失误”的案例并不多见,而且据我们研究发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至今仍没有哪位学者的博士论文对语用失误进行专题研究。以上便是本文选题的主要缘由。本文试图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研究框架由五部分组成:首先对本研究主题“是语言交际中语用失误还是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进行界定。通过研究我们认为verbal communication与“言语交际”应该更对应、更合理,从而确定了本研究的主题;第二,对语用失误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进行阐释,重点讨论了与语用失误研究最密切相关的叁个跨学科内容:跨文化语用学、语际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第叁,对国内外语用失误的专门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并对比了一些跟语用失误十分相关的概念,比如误解、偏误、误导、口误、歧义、语用模糊等等;第四,对六个不同层次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展开实证研究,并将研究结果与何自然、阎庄于1986年所作的研究进行对比分析;第五,根据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的严重性,我们总结了语用失误的10大成因,并对各种成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本课题研究证实了我们的假设: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发展,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率仍然不容乐观,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减少语用失误。本课题的研究发现简单归纳如下:第一、通过对语用失误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总结了Thomas对语用失误研究的四大成就与八个不足,并归纳了国内学者对语用失误研究叁个阶段中的11个方面的特点。具体参见第4.2.节;第二、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存在以下叁个方面的特征,即(1)低年龄组的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率一般都要比高年龄组的英语学习者的语用失误要大,具有统计学意义,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不大,不显着;(2)语言语用失误率总是比社交语用失误率要高;(3)单选题语用失误率总是比多选题语用失误率要低。后两个结果的发现不但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且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这些发现完全支持我们的假设,具体参见第5.5节。尽管本文的定位是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这一对象上,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其他语言的使用者也有同样的指导意义。
颜胜利[4]2016年在《高中英语教师的语用能力现状调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用学是当代语言学中迅速发展的领域之一,同时它也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语用学的本质就是研究如何得体使用语言,而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培养该门语言的语用能力,即运用语言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二者关系密切。为此,在外语教学中重视研究语用学理论和实践至关重要。然而我国外语教学长期过分强调语言形式的习得,导致语言教学过程中形式与功能的脱节现象,学生掌握了大量的语言知识,而无法恰当得体地运用语言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近些年来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对教学过程中语用能力的习得展开了深入探究,但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学生的语用能力习得角度分析调查的,而较少有人从教师的语用能力习得角度展开研究。本研究将主要从教师角度入手,旨在通过对高中英语教师的能力现状分析调查,找出教师语用能力薄弱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教师语用能力问题的有效策略,帮助教师形成相应的教学语用意识和教学语用能力、重视自身和学生语用能力形成培养,建构教学语用学的实践范式,提高外语教学质量。本文通过文献梳理、测试、访谈以及课堂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对海口市某高级中学的56名英语教师的语用能力展开了现状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高中英语教师的语用能力存在问题,教师语用意识淡薄,语用能力不强,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语用失误。针对教师的语用失误问题,研究者对教师语用能力问题进行了成因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本文旨在唤起广大中学英语教师对外语教学过程中的语用因素的重视,将语用融入到外语教学过程当中,提高外语教学质量。在今后的实践教学过程中,研究者也将继续进行此类研究,探索语用学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之路,力求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改善英语教学质量。
刘陈艳[5]2013年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请求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文中认为为了确定中国大学阶段英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本文选取他们请求习得所处的语用阶段作为切入点，建立了一个中国英语学习者实施请求言语行为的语料库。语料收集方法为口语语篇补全测试，研究对象为山西某高校112名大学生，调查使用的26个涉及请求言语行为的情景并非作者选定，而是叁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涵盖了学习者在教室和宿舍实施请求的基本需求。本文用于分析的学习者语料只涉及其中四级组20名、六级组20名的请求表达。本族语语料则来自美国两所大学20名本族语者。两个语料库研究对象年龄相当，受教育程度接近。研究方法包括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基于语料库的研究等。研究工具有GoldWave录音软件，SPSS分析软件和AntConc检索软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一、学习者实施请求时的偏误类型。中国学习者在校园内实施请求时出现偏误的句子超过四分之一，其偏误类型大致可以分为语法错误（句法错误、词汇语法错误）与语用失误（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两大类。语用失误占到总偏误的78.9%，其中又以社会语用失误居多，高达58.6%。不同情景中学习者的偏误次数不同，其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权势关系对偏误次数影响最大，学习者在等级体系中出错频率明显增加，主要表现在招呼语的错误使用上。不同水平学习者在语法错误方面没有差异，均占总偏误的10.5%，语用失误方面，四级组高出六级组，前者47.3%，后者31.6%，差异主要体现在四级组招呼语错误使用一项就高达67次，占总偏误的23.5%，高出六级组14%。二、学习者内部请求言语行为使用特征从组成请求的中心言语行为、招呼语和修饰语叁个方面讨论。在中心言语行为的叁大策略——直接策略、暗示和规约类间接策略的使用上，研究表明他们偏好规约类间接请求，占总数的84.5%，倾向于使用固定的结构，具体表现为“情态动词+代词+动词”的情态序列来实施请求言语行为；学习者不能从功能出发，没有将形式与功能结合起来考虑以达成交际目的。情态动词使用先后顺序为can/could、will/would、may。六级组和四级组在情态序列选择的范围上没有变化，不能体现语用语言学习得的差异；任务的不同强加程度、场景的转换和交谈对象的变化对于四级组和六级组学习者偏好的情态序列没有影响，两组学生在社会语用能力方面没有明显区别。不同水平学习者招呼语使用基本相同。权势关系对学习者招呼语的选择影响很大，不仅种类上有差别，数量上也比较悬殊。交谈对象权势关系高，称呼语使用数量明显增多。和谐体系中四级组与六级组使用频率较高的招呼语前后顺序与等级体系有所不同，和谐体系中交谈双方彼此熟悉，招呼语使用次数降低。就调节请求的内部修饰语而言，学习者使用的词汇手段一共五类，其中以礼貌标记语“please”为主，占80%，主观表达次之，占到总数的10.5%，低调陈述语、恳求语和协商性表达总共约8%。这五类内部修饰语在不同礼貌体系中出现频率各不相同。任务的不同强加程度、权势关系和社会距离对不同水平学习者内部修饰语的选择没有产生影响。就缓解类辅助语（外部修饰语）而言，学习者语料中一共出现五类，它们分别是：准备语、提供理由、许诺给予回报、消除拒绝和降低强加程度。其中偏好的主要形式均为“提供理由”，占所有辅助语的86%，其他四类总共只占到14%，这五类辅助语在不同礼貌体系中频率也不相同。社会距离和权势关系对学习者偏好的辅助语产生一定影响，不过依然是以“提供理由”为主，其他形式出现频率偏低；但是他们在交谈对象身份和社会距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知道借助不同辅助语形式的来达成请求言语行为目的的实现。不同任务强加程度下学习者并不善于通过缓解语的调整实施请求。不同水平学习者之间在辅助语使用方面并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学习者在招呼语使用的数量上与本族语者存在显着性差异。其中使用引起注意词语的数量在四级组、六级组和本族语者两两之间均存在显着性差异，叁者之间在数量上呈现递减；称呼语使用的数量在学习者内部没有差异，但是与本族语者相比存在显着性差异。在称呼语种类的使用上，学习者和本族语者之间几乎找不到共同之处。2）在中心言语行为的叁大策略——直接策略、规约类间接策略和暗示上，学习者与本族语者之间均没有显着性差异，叁组研究对象使用间接策略达到80%以上。就其中的间接询问策略而言，叁组虽均偏好能力类情态序列，但是在其他叁类——允许类、意愿类和可能性的偏好顺序上有所不同；两组学习者在能力类和可能性间接询问策略的使用上接近本族语者的水平，在允许类上四级组与本族语者之间存在显着性差异，在情愿类上四级组和其他两组（即六级组和本族语组）之间均存在显着性差异。在句法上，学习者在能力类和允许类情态序列的使用与本族语者接近，在情愿类和可能性上本族语者语料中出现一些学习者没有使用的句型，这些句型大都更加委婉、礼貌，给对方留下更大的选择余地；另外本族语语料中出现了大量的独特动词，相比较而言，学习者使用的动词非常单一。3）修饰语的对比从内部修饰语和外部修饰语两个方面展开。内部修饰语方面，本族语语料中出现了句法缓解表达，而学习者语料中只出现词汇缓解语，学习者一共使用五类词汇缓解语，本族语语料中没有出现恳求语；就词汇缓解语而言，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数量上没有显着性差异，但是在偏好的顺序上略有不同，除了叁组调查对象均大量使用礼貌标记语“please”之外，本族语者偏好“低调陈述”，而学习者则喜欢“主观表达”。外部修饰语方面，学习者和本族语者语料中均出现五类，除了在偏好顺序上略有不同之外，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外部修饰语使用的数量上存在显着性差异，其中六级组大量使用“提供理由”来达成请求的实施，与本族语者之间差异显着。另外，本族语语料中出现了低调陈述语“a bit”。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和Kasper&Rose（2002：140）的语用习得五阶段论，本论文认为我国在校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语用习得大致处于第叁阶段和第四阶段，即变通惯用法阶段(主要使用规约类间接表达)和语用拓展阶段（出现复杂句型，开始使用修饰语）。在分析语料和解释现象的过程中，本文在理论上做了两个尝试：用“标记—偏误假设”解释学习者语法错误的发生的条件；提出外语学习者社会语用知识结构叁分图剖析学习者称呼语使用中母语负迁移发生的原因。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大学阶段在实施请求过程中偏离本族语者表达的现状，本文从五个角度（可获得的语用输入、课堂教学的影响、学习者的语言水平、目的语国家的生活经历和母语迁移）中选取语用输入和母语迁移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目的是帮助学习者克服母语负迁移的消极影响，合理利用已有的语言资源，同时加强有效的语用输入，着眼于新的知识体系的建构。
卢加伟[6]2014年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会话中语用非流利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二语习得领域,学习者二语会话中出现的停顿、修正等各种非流利现象往往被看作是二语口语能力欠佳的表现。然而,就像在母语中会经常出现非流利现象一样,二语会话中的一些非流利现象并不一定是由语言能力问题导致的。相关研究表明,某些语境下的非流利现象有可能是说话人采取的一种语用策略,对二语会话的展开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本文将英语学习者二语会话中因语用因素出现的非流利现象称为语用非流利。本研究拟从语用学视角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会话中出现的各种语用非流利现象进行系统、深入地探讨,以期全面考察语用非流利现象的形式表征与交际功能,及其对英语教学与学习的启发意义。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如下:(1)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会话中出现的语用非流利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可以分为哪几类?这些语用非流利具有哪些使用特征?与英语本族语者会话中出现的语用非流利相比在类型和频率上有何异同?(2)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会话语用非流利可以实施哪些交际功能?与英语本族语者利用语用非流利实施的交际功能相比在类型和频率上有何异同?(3)不同性别和二语水平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会话语用非流利的使用情况如何?反映了学习者怎样的语用能力习得情况?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对各种形态的非流利现象进行了系统考察,并依据语言使用涉及的维度,即用什么样的语言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将其区分为信息非流利、语言非流利和语用非流利叁种类别。信息非流利指交际者在表达观点、传递信息时因思维突然遇阻或更改信息内容而出现的延迟或修正现象。语言非流利指交际者由于语言某个层面(如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等)的困难或为了语言表达正确而出现的延迟或修正现象。语用非流利是交际者为了更恰当、合适地表达自己而出现的延迟或修正等现象。就学习者而言,他们在口语表达中为了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出于语用因素(如面子、礼貌等)可能会出现一些语流上的停顿、延迟或修正现象,即语用非流利。然后,本文结合大量自然会话语料,主要考察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会话中的语用非流利现象。本文语料来源为研究者自行录制的课堂会话、课下讨论或英语角交流,没有话题限制,属于自然语料。参与者为南京两所高校和河南洛阳一所高校英语专业一年级和叁年级本科生。本研究采用了录音访谈和多人判断法。为了充分考察语用非流利体现出的二语语用水平,本研究采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即将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非流利的使用情况与圣芭芭拉美国英语口语语料库中本族语者的使用相对比,并使用SPSS中的卡方检验来判定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否达到了显着性水平。本文遵循话语语用学的研究范式,结合语境、面子(礼貌)等传统语用学理论,搭建了语用非流利的分析框架,以会话分析法为研究方法,从语用非流利的标记形式、语用非流利的类别和语用非流利的功能叁方面,详细探讨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会话语用非流利的使用情况,论证了语用非流利与语用能力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性别、二语语言水平等学习者因素对二语会话语用非流利出现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语用非流利的标记形式可以分为纯语流延迟类(如停顿、填充语以及重复)和话语修正类(如中断、删除、插入以及替换)。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会话过程中出现的语用非流利标记显着性地多于英语本族语者。无论是本族语者还是学习者,纯语流延迟类标记使用频率远远高于话语修正类。从内在动因的角度看,语用非流利涉及两种情况:由交际困难导致的语用非流利和作为策略的语用非流利。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在这两类原因导致的语用非流利的使用频数上具有显着性差异:由交际困难导致的语用非流利的出现频率高于本族语者而作为策略的语用非流利的出现频率略低于本族语者。(2)语用非流利除了具有赢得时间的功能外,还可以作为一种策略资源,实施言语的叁大交际功能:信息传递调节、会话组织调整以及人际关系调理。从每万字语用非流利出现频次的统计分析来看,中国英语学习者和美国英语本族语者在语用非流利各类功能的实现频数上并不存在显着性差异。但是,从百分比频率对比来看,学习者在"信息传递调节"功能的使用频率上低于本族语者,而在"会话组织调整"和"人际关系调理"的使用频率上高于本族语者。另外,在各功能的部分次功能的实施频率上,学习者和本族语者之间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3)语用非流利的恰当使用是学习者二语语用能力的一种体现。语用非流利标记本身的特征如无词汇意义的语音片段和话语标记语可以反映相应的语用能力;从衡量语用能力标准之一的语用流利度角度来看,语用非流利不仅不是不流利的,而且还有助于会话的顺利开展;策略型语用非流利和困难型语用非流利的使用也可以反映出学习者二语语用能力的强弱。无论是二语水平还是性别因素,对学习者语用非流利在总体类别的出现频率上并没有表现出显着性的影响。但在具体层面,即在不同语用非流利标记的具体使用频率、语用非流利不同类别的出现频率以及语用非流利的各种功能的实施频率上,不同水平、不同性别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还是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语用非流利的形式特征、类别、功能以及相关影响因素,为语用非流利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将语用非流利看作语用能力评估的标准之一,认为恰当使用语用非流利是语用能力的一种体现,为语用非流利研究搭建了理论框架。本文语料证明,语用非流利是二语语用能力的外在表现之一,在会话交际中起着独特的作用。本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非流利研究从纯语言视角转到了语用视角、从关注非流利导致的问题(消极作用)到聚焦非流利作为一种语用策略(积极作用),实现了研究视角的转换,对非流利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李苏明[7]2012年在《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英礼貌用语对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礼貌用语是指符合礼貌原则的语言，对礼貌用语的研究属于语用学研究的范畴；礼貌现象虽不完全体现为礼貌用语，但是礼貌用语却能最直观的反映出礼貌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汉英两种礼貌用语的不同表达来反映其语言背后的文化问题。中华文化非常重视“礼”，《论语》有云：“不学礼，无以应”；民间也有谚语“礼多人不怪”。事实上，礼貌不仅仅是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重要的内容，但是由于各国家的文化不同，礼貌语的表达也是各不相同，尤其是英美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自然和中国的文化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产生的误会和交际失误也屡见不鲜。本文通过对比汉语和英语的礼貌用语，探究语言差异的文化因素，调查分析留学生的汉语礼貌语用失误，既可以帮助汉语学习者从根本上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的礼貌习惯，熟练运用汉语的礼貌语言进行得体的交际，又能够提高对外汉语礼貌语教学，减少对留学生跨文化交际失误的文化宽容，帮助留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树立正确的文化意识。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礼貌问题的理论基础、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按照话语情景的不同，分别对比了汉语和英语在某一特定情境中礼貌语言的使用；第叁章探究了造成汉英礼貌语言差异的文化成因；第四章分别对留学生和对外汉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进一步发现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的礼貌语用失误以及对外汉语礼貌用语教学的现状和不足；第五章是留学生汉语礼貌语用失误给对外汉语教学带来的启示，并针对教学者、学习者和教材等叁个方面提出建议。
芦丽婷[8]2014年在《汉英职业交往中的拒绝言语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拒绝”,无论是发生在日常交际、职业交往、商务谈判还是政治协商中,都是一种需要言者谨慎处理、听者敏感释话的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而由于语言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同一场景中,汉语使用者和英文使用者在实施拒绝和解译拒绝等方面会存在许多差异。关于将拒绝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和二语习得等方面。然而,大部分的研究存在单纯列举语料、直白描写语料和罗列对比数据等问题,缺乏解释性的研究、系统的言语行为策略分类和高度概括性的总结等。本研究不是单一文化背景下的拒绝言语行为研究,而是从汉英对比的角度出发,试图从多个理论视角,结合抽样语料,考查和探究汉英职业交往中拒绝言语行为的解译模式、策略偏好、及物性选择对比和文化语用原因等。在开篇两章对研究目的、研究背景、基本理论和研究思路等作简要阐明之后,第叁章详述了语料来源。语料的收集和取样也是本研究的特色之一,以往的研究多直接使用语篇补全测试(DCT)完成数据采集工作,本研究则不仅在问卷设计上大下功夫,更是通过一系列的情景调查、试点测试、反馈和面谈、按比例抽样等多种可控的实验方式来保证数据的真实有效,从而使其具有普遍性。另外,也利用现代职场剧中相关场景的视频转录方式,收集到另一组视频语料。为尽量避免随机采样的错误,同样将其按比例抽样,作为对第一组语料的补充,弥补DCT采集语料存在的若干弊端。接着,从四个视角,即“言之解”、“言之行”、“言之法”和“言之因”对汉英语料进行观察、描写和解释,力求在一个更立体的多维平台上研究汉英职业交往中的拒绝言语行为。视角一是从关联理论看“言之解”,关联理论指导下的明示——推理过程对间接言语行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关联期待的满足甚至是放弃都是以言语行为得解为目的的。汉英拒绝言语行为关联意义的使用,是解译拒绝的关键。本研究中的拒绝,可以理解为职场人际交往时,会话互动中产生的针对一方提出的请求、邀请、提供和建议等给出的具有动态语境假设的选择。使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观测叁类关联意义在汉英拒绝释话中的使用频率,为的是对比汉语使用者和英语使用者在释义拒绝时的认知机制和心理过程,也为的是辅助解释汉英拒绝策略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原因，更是为了印证“最佳关联”是在不同认知环境和文化环境中,想要获得交际成功而对一个语境假设集合做出的不同选择。视角二是从言语行为的实施过程看“言之行”。在实施拒绝这样有损“面子”的言语行为之时必然要使用各类语用策略,这也是以往各项研究的重点。而本研究创新性地将拒绝语用策略做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分类,提供了新的分类依据,总结了两类共46种拒绝行为策略,并——作描写分析。用数据和材料实证的方法对汉英样本进行数理统计,以社会权利为变量,归纳汉英拒绝言语行为实施的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视角叁“言之法”是指使用功能语法中及物性过程的分析方式来对数据进行对比。通过对汉英拒绝语料的及物性过程标注、统计和分析,对六种及物性过程在汉英职业拒绝样本中的选择偏好和频率,以及以社会权利为变量,汉英数据变化规律等,都进行了充分的对比描写和语里解释。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强调语言的功能、语境的重要、篇章的衔接等方面都与语用学理论暗相呼应。也早有学者提出两门学科之间可以互相支持的假说。本研究通过将语用学分析和及物性过程分析作用于同一研究客体——汉英拒绝言语行为,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印证该假说的成立。在以实例为基础,以理论为纲要,综合分析了各方原因之后,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及物性过程的选择和语用策略的生成是“暗合”的,言者对于及物性过程的选择自动生成了其对于语用策略的使用。视角之四,被称之为“言之因”,为的是探究汉英拒绝言语行为具有差异性的深层文化原因。文化语境差异、语用策略差异、语用主体差异等是构成本研究汉英拒绝言语行为差异的“因由”。文化语境是隐含在文化内部的不可量化的隐性语境,它包括传统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它隐蔽不显现,却强有力地控制着汉英拒绝言语行为的实施；语用策略中称呼、恭维、礼貌和方式等的汉英对比可以给汉英拒绝策略差异提供最直接的解释；而语用主体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它与交际意图、文化语境和语用策略之间的密切联系,语用主体的个体差异对拒绝言语行为本身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一章是结论部分。回顾和总结了研究内容和结论,提出了此项研究的研究价值并列举了不足之处和若干值得后续思考的问题。
李艳蓓[9]2014年在《留学生女性社会称谓语语用偏误研究及教学策略探讨》文中提出女性社会称谓语是汉语称谓语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使用时需要遵守礼貌和得体两条语用原则。留学生在使用女性社会称谓语时由于汉语水平有限、文化差异等原因没有遵循礼貌和得体原则的意识,因此容易发生语用偏误,影响到交际的顺利进行。本文以南京师范大学在读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问卷调查所得结果为研究材料,分析留学生在上述语用原则制约下使用女性社会称谓语时容易产生哪些语用偏误。研究结果表明留学生在使用不同类型的女性社会称谓语时会发生不同的偏误,另外不同汉语水平、地区和性别的留学生的偏误点也不同。造成偏误的客观原因是汉语称谓语系统的复杂性以及教材和教学的不足造成的留学生称谓语知识贫乏；主观原因是留学生母语和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不当的学习策略和对汉语文化缺乏了解等。为减少留学生的语用偏误,本文对叁套常用教材进行了考察,找出了教材中存在的不足,并针对词汇教学和文化教学两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教学策略。词汇教学可以采用情景法、发散法和分类归纳法等教学法,文化教学则要选择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采用比较中外文化的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差异,增强他们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还应多开展形式丰富的课外教学活动。
许思[10]2014年在《人教版小学英语教材对话部分语用失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摘要：一直以来,由于教育理念、教学水平的影响,考试制度的限制,我国英语教学始终将传授英语语言知识放在首位,而忽视培养学生的英语语用能力。许多学生虽然拥有较为夯实的英语语言知识基础,但英语交际能力却不容乐观。当他们有机会与英语本族人士进行交流时,要么无法顺畅沟通,要么即使能顺畅交流,却时常因为语用失误而影响交际效果。小学阶段的英语学习是奠定学生英语基础的关键时期,是培养学生英语语用能力的起点,对他们日后的英语学习将产生重要影响。教材作为学生学习英语的重要媒介和载体,对培养学生的英语语用能力有着重要意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供叁年级起始用)叁年级至六年级一共八册书,教材内容呈现方式以对话为主。将教材与权威词典、英语原版对话材料进行对比研究,共发现和收集59处语用失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些语用失误分为说话方式不得体,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不符合英语交际情境以及不符合英语交际目的这四种类型。针对这四种语用失误对学生英语学习带来的诸如妨碍学生准确了解西方文化,阻碍学生输入地道英语语言形式和规则,影响学生体验真实情境和灵活运用语言等危害,进行西方文化导入,促进学生对英语文化的了解；精选并改编西方优秀英语教材进入我国教材,增加目的语输入；为学生创设真实和多样化的日常生活情境等对策也许不失为消解人教版小学英语教材对话部分语用失误危害性的可行性策略。
参考文献：
[1]. 顺应理论视角下的小学英语教材语用失误的研究分析[D]. 陈蔚. 宁波大学. 2017
[2]. 维吾尔族英语学习者和汉族英语学习者请求策略语用对比研究[D]. 刘惠萍.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3]. 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之研究[D]. 龙翔.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4]. 高中英语教师的语用能力现状调查研究[D]. 颜胜利. 海南师范大学. 2016
[5]. 中国英语学习者请求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D]. 刘陈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6]. 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会话中语用非流利的实证研究[D]. 卢加伟. 南京大学. 2014
[7].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英礼貌用语对比分析[D]. 李苏明. 沈阳师范大学. 2012
[8]. 汉英职业交往中的拒绝言语行为研究[D]. 芦丽婷.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留学生女性社会称谓语语用偏误研究及教学策略探讨[D]. 李艳蓓.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10]. 人教版小学英语教材对话部分语用失误研究[D]. 许思. 中南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