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剑华[1]2003年在《广西国民经济中长期预测与政策模拟》文中提出本文综合应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预测与决策学、经济增长理论等多门学科知识，结合广西经济的实际情况，建立起一个在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以需求为导向的广西宏观计量经济模型 (MPCM)。该模型是以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支出为政策性外生变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国经济在将来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较强的政策干预阶段，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增长速度均服从于国家各重要政策。本文运用该模型对广西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进行政策模拟，得到2002—2010年广西各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值，为决策部门进行宏观调控、制定政策提供了较为科学的依据。除此之外，本文还运用一系列非线性函数，对广西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MPCM模型设计上，本文充分把握了经济变量间相互依存、制约的数量关系，力求把模型做大做精。在经济运行环境的分析方面，主要采用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这两个指标和生产函数对科技进步因素进行分析，并运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典增长理论探讨广西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均衡性。
丛威[2]2013年在《我国煤炭产能调控动力机制及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分析了我国煤炭产能过快增长带来的问题，提出政府应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煤炭产能调控机制，从而保持煤炭供需总体平衡，实现煤炭工业与国民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定量研究了煤炭供需差距并分析其形成原因，指出供需差距存在是产能快速扩大的根本原因。从长远来看，我国煤炭需求增加是有弹性的，有较大调控空间。分析了煤炭产能调控的概念及其内涵，从原因维度、方法维度和效果维度构建了煤炭产能调控体系，并分析其运行机理。分析了煤炭产能调控政策动力来源及其动力机制，并建立煤炭产能调控SD模型，提出了转型发展、结构优化、科技驱动和提高效能四种调控模式，结合系统模拟结果分析其调控效果和手段。建立煤炭产能调控政策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政策效果评价方法。
林玉娟[3]2012年在《气候变迁下中国粮食安全政策模型之经济分析》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全球发生不少灾难,如中国2008年初的大风雪等,不仅对经济、交通、民生带来影响,也为其生态与粮食生产带来许多负面的冲击。而中国是全球粮食需求最多的国家,也是最重视农业的国家,因此2008年在恶劣气候下所造成的影响比其它国家来得小。但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随着工业化的成长,各项污染不断增加,其中二氧化碳增加在2007年已达全世界最大,最近随着气候变迁对各国的冲击,以及碳权等议题逐渐引起国际的重视,因此建立有关气候变迁的中国气候政策模型更形重要。本研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并以省级数据建立中国粮食安全政策模型,针对气候变迁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之直接与间接影响,进行一系列的分析。需求面主要以ACDS模型建立中国需求模型,确实针对中国农业人均需求结构变化进行研究,在供给面分析并了解气候变迁对畜产与农作物造成的影响,同时结合农作物与畜产供需模型而建立中国粮食安全政策模型。并进一步模拟在面对气候变迁下发展低碳农业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以及气温上涨对中国各区域生产、消费、价格之影响与冲击,进行提出对未来粮食供需预测结果与建议。本研究特别以中国27个省级数据,建立包含稻米、小麦、玉米、大豆、猪肉、羊肉、牛肉与鸡蛋八中农畜产品的中国粮食安全政策模型,主要是针对气候变迁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之直接与间接影响,进行一系列的预测与仿真分析。主要创新点如下：1.本研究特别以省级数据建立中国粮食安全政策模型,并将各省级资料汇整成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地区,主要研究结果皆以省级资料呈现,并就六个地区分类进行区域性分析。在中国现在地区性差异甚大的情况下,本模型可以提供对各个区域不同的分析,以兹参考。2.在需求面特别利用ACDS模型建立结合农作物与畜产品的需求模型,确实针对中国农业人均需求结构变化进行研究。；由于经济持续发展,国人对农作与畜产的需求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ACDS模型可针对不同农作或畜产品,透过模型建立起对农作、畜产替代或互补关系的一系列弹性等分析,据以探讨需求结构的变化。3.本研究在供给面则将气温纳入供给函数中,分析并了解气候变迁对畜产与农作物造成的影响,并透过模型预测在维持现行气候持续上升下,提出对粮食(包含农作与畜产)未来十年供给量、需求量、库存量等预测结果。并利用模型进行政策模拟,模拟在面对气候变迁下发展低碳农业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以及气温上涨对中国各区域供给量、需求量、库存量与零售价格之影响与冲击,据以提供政策建议,以兹参考。本论文重要结论与建议如下。1.稻米自身需求价格弹性值均为负值,且其数值绝对值均小于一,需求支出弹性为正值,显示稻米为一正常财,其弹性值为0.033。小麦自身需求价格弹性值均为负值,符合经济理论。且其数值之绝对值均大于一。而小麦需求支出弹性较大,为0.910。各省玉米自身需求价格弹性值除了上海、青海之外,其余省分玉米自身需求价格弹性值均为负值,且其数值绝对值均小于一。而玉米的需求支出弹性为正值,是一正常财,其值为0.498。各省大豆自身需求价格弹性值均为负值,且其数值绝对值均小于一,且受到大豆主要用做饲料粮使用下各省弹性值皆近似,约在0.703左右。2.各省猪肉自身需求价格弹性值仅山西为负值,且其数值绝对值小于一。其余26个省市猪肉之自身需求价格弹性值由于受到猪肉价格、农产品价格指数之交互影响而呈现为正值。各省羊肉自身需求价格弹性值均为负值,然其数值绝对值均大于一,非常富有弹性。而羊肉需求支出弹性除山西弹性值小于一外,其余省份皆大于一,为富有弹性的。各省牛肉自身需求价格弹性值皆为负值,其中浙江、广东、广西、河北、上海、山东、贵州弹性绝对值大于一,为富有弹性的。而牛肉需求支出弹性除山西为小于一外,其余省份均为大于一,富有弹性。各省鸡蛋自身需求价格弹性值皆为正值,而鸡蛋需求支出弹性为正值,且数值不大。3.预测稻米、小麦产量2011年-2020年呈现增产的趋势,需求量也呈现增加的趋势。然因需求量受到每年人口持续增长的影响,库存量渐减,供需虽暂时平衡却充满着危机。另以各地区来看,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稻米属于余粮地区,而华北、东北、西北地区仍属于缺粮地区,各地区有显着的差异性存在。国内小麦库存量维持在350万吨上下。以各地区来看,除了中南、西北地区有缺粮外,其余地区多呈现余粮。小麦库存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然增加幅度不大,亦显示小麦产业属于供需均衡态势,每年库存量维持一定。玉米库存量由2011年的169万吨,增加至2020年的192万吨。以各地区来看,除了中南、西北玉米为缺粮地区外,其余地区为余粮地区。大豆产量仅占国内需求不到四分之一,且不足缺额由2011年4,552万吨持续扩大至2020年的4,676万吨,大豆大量仰赖着进口值得持续注意。4.预测猪肉、羊肉、牛肉与鸡蛋产量2011年-2020年呈现增产的趋势,需求量也呈现增加的趋势。供需均衡方面,猪肉供不应求,并持续部份进口猪肉,然进口量预测维持稳定。羊肉供不应求,并持续部份进口羊肉,进口量预测由2011年的14万吨扩大至2020年的45万吨。牛肉供需还算平衡,预测未来仅须少量约6万吨的进口。预测未来10年鸡蛋供需仍持续维持平衡状态。5.发展低碳农业—施以有机肥,对中国大陆各地区农畜业仅会产生价格上涨的些许压力,若当局可以控制价格的小幅上涨,不但可以达到低碳农业的目的,对农民而言亦可增加所得。另一方面若将因低碳农业致减少生产的部分采用进口饲料粮的方式替代,不但可同时发展低碳农业,减少污染,亦可维持国内物价稳定,终能兼顾粮食安全目标。因此在气候变迁影响下,持续发展低碳农业为可行的策略之一。6.研究结果显示,在气候变迁下促使低温愈低、高温愈高的气温变异增加下,若发展低碳农业为基准下,推行农作物施以有机肥,可能使得农作物产量减少,在此条件下,本研究模拟产量减少对需求、库存与价格的影响,可能造成价格有些微的上涨,但幅度不大,应在政府可控制的范围内。但气温的上涨2度C,对农畜产的影响就较减产5%与10%的幅度都来得大,又随着温度上升各地区的差异性增加,影响效果的差异性也增加,因此对于气候对农畜产品各地区的影响研究,有其重要性与必要性,这也说明了本研究在分地区、分产品并考虑气温因素研究对学术界与农经界的贡献。本论文具体提出以下几个政策建议,第一部分系传统粮食安全的概念所提出之政策建议；包括总量管制稳定粮食耕地面积的土地政策、针对农业新科技需求的劳动政策、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提高粮食产量的技术政策以及调整化肥转向有机肥的肥料政策与进出口政策。第二部分系针对两岸暨区域发展之决策部门提出之政策建议；包括专注生态环境、开发安全优质农产品、开征碳税和推行碳交易、调整优化升级农村产业结构。第叁部份为未来研究方向建议,建议未来可增列其它重要农畜产品,例如园艺产品(蔬菜、水果)畜产(如鸡肉)等,以使整个需求体系更加完善。在供给面,也建议多考虑其它气候因素,如土壤、湿度、降雨量等因子纳入模型中,俾使供需体系更臻完善。
刘达禹[4]2016年在《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文中研究表明相机抉择型(Discretion)货币政策和规则型(Rule)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两种重要手段。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对实际经济状况进行解读与判断后,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应急性调整措施。然而,由于名义利率的相机抉择调整不具有系统性,因此,其将大幅降低货币政策的透明性与公信力,这会导致公众无法形成连续稳定的政策预期,从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相比而言,规则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预先设定相应的政策调整机制,并在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后,按照事先设定的政策机制进行名义利率调整。此时,这种政策承诺机制将对公众预期产生系统性影响,并对中央银行的“机会主义”和“短视行为”形成约束,从而使货币当局的公信力增强,进而实现通过小幅调整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目的。由此可见,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经济参与者识别货币当局政策操作的客观规律,从而加深对经济状况的理解、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同时还有助于货币当局增强其政策操作的透明性与公信力,继而改善其政策调控效果,并最终实现控制通胀水平、降低产出波动和维系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政策目的。实际上,有关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央银行接连的降准降息操作以及货币数量论失效等观点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二者间的关联机制与勾稽关系。此外,自美联储与欧洲央行陆续开始实施“零利率下界”与“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一场新型的货币主义革命也已开始在全球上演,有限的汇率波动与无限的信用扩张之间势必会累积结构性矛盾,并终将通过影响产出、通胀与资产价格等方式改变一国的货币供给与利率调控。有鉴于此,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了我国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并按照“问题的提出→事实的描述→理论的推演→理论的检验→理论的拓展→理论的模拟→现实的总结”这样的逻辑架构展开了系统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部分结论:本文的第一章系统地给出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概念,并详细地介绍了规则型货币政策的发展历程,随后按照“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经典研究→现代衰退周期的出现及二者间的新型作用机制→中国典型经济波动阶段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这种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由一般到特殊的研究脉络系统地梳理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经典文献,最后给出了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中,笔者则是系统地对比了现阶段与1996年经济“软着陆”时期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并对本轮经济周期的持续期进行了估计,同时测算了在当前世界宏观经济环境下,来自世界经济的外生冲击对我国总产出增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十二五”后期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将形成新一轮“软着陆”,并且本轮经济“软着陆”的平面将明显低于上次,此外,本轮“软着陆”后的持续期将显着延长,这将直接影响“十叁五”期间的发展格局。在对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后,全文研究开始步入其核心部分。第叁章中,笔者采用TVP-VAR模型从实时分析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内来自世界经济增速变动的外生冲击对我国实际产出增速的影响,并对1996年以来名义利率调整、货币供应量控制与信贷供给变动在熨平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有效性进行了对比与检验,结果发现:世界经济景气变动的影响仅具有短期效应,它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相关性较弱,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一问题,仍把工作重心着力于自身发展。而就货币政策调控的异质性特征而言:现阶段采取改变广义货币供给的方式熨平经济波动将会面临远期福利成本约束,而适度的名义利率调整和信贷供给先行则是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第四章至第五章主要是系统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研究与计量检验。其中,第四章是货币政策成本专题研究,本章在中央银行线性福利损失函数的基础上引入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指数项,并对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的非对称性特征和惰性特征进行了检验和识别。随后采用基于新凯恩斯理性预期框架下的TVP-S-VAR模型刻画了名义利率对不同质通货膨胀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结果发现:中央银行在通货紧缩时期的政策调控力度将显着增强,而就“新常态”时期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和定向着力”的货币政策调控方针,从而为经济增速托底,也为经济结构全面升级和改革留出必要时间。第五章则是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国际对比,本章对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大缓和”、经济“软着陆”与“现代衰退”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多重门限效应检验,发现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名义利率调整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偏好。其中,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两国货币当局的名义利率调整均具有规避通货膨胀偏好,而当经济处于紧缩期时,其货币政策操作则会向产出缺口倾斜。随后,为进一步识别“现代衰退”时期美联储名义利率调整对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有效性,本章采用LT-TVP-VAR模型对新凯恩斯框架下的时变系数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再估计,结果发现:在应对本次“现代衰退”冲击的过程中,仅通过名义利率调整已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扩张作用。若想有效抑制经济持续下滑态势还需要前瞻指引、扭曲操作与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从而提振经济活力,以期拉动经济增长。第六章伊始至第七章截止则进入了本文的理论模拟环节,其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针对当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六章中,笔者构建了包含资产价格及市场异质交易者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随后利用校验分析法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发现货币当局根据资产价格错位采取的应急反应是其在无法实时监测证券市场运行状况时的次优选择。此外,相比于对资产价格错位进行事后干预的利率规则,考虑了资产价格的利率规则不但不会影响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并且还会促使经济系统达到兼具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理性预期均衡。因此,货币当局应高度注重货币政策规则的前瞻指引作用,从而为公众树立稳定的政策预期,并确保其政策操作的有效性。第七章则是在第六章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本章首先对经典的“托宾Q”理论进行修正,将资产的基础价值与投机价值进行分离,继而将含有资产基础价值的前瞻性利率规则纳入至DSGE分析框架,随后对这一问题展开必要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名义利率调整能够有效促进资产价值修复进而拉动实体经济复苏;而近期我国呈现出资本市场活跃但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错配;此外,我们仍不应忽视资产价格巨幅波动给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使用上,货币当局应高度重视事前的政策疏导,以防投资者对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整进行过度解读,从而在发挥货币政策良性指引功能的同时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第八章是本文的最后一个研究章节,笔者以TVP-FA-VAR模型和能够代表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数据指标为基础,详细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总结与诠释,结果发现:无论是价格调整亦或是货币供给变动都会对产出波动产生明显的平抑作用,其中产出对价格调整的反应更为直接,并且收敛较快,而广义货币调整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其效果更多地取决于具体项目的增减变动,因此其已不宜作为监测指标来测度货币供给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刘晓[5]2012年在《中国区域碳排放配额控制政策的建模和系统开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最新研究表明,过去50年观测到的变暖事实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其中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CO2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由此,减少CO2排放成为全球节能减排、保护地球环境的共同责任。为了遏制大气中CO2浓度快速升高的趋势,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试图减少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对中国而言,中国正处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排放二氧化碳较多的煤炭在能源结构中依然占据主要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消耗能源将日益增多,碳排放空间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因此,估测我国未来的碳排放需求量以及研究我国实施碳排放配额的可行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基于GIS平台,对区域碳排放配额控制政策的模型进行了探讨,并对该模型的模拟系统进行了研发,试图在理论上丰富区域集成评估模型(IRAM),应用上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由于国际上还没有实施碳排放配额分配,我国也没有确定总减排量,因此本文的研究更多地具有理论探索和技术探索的意义。基于以上背景,在总结前人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缺数据)2009-2050年在经济平稳增长(balance growth)轨道上的碳排放需求量进行了估测,较系统、全面地探索了各省市自治区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碳排放需求量,为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碳排放目标的设定和碳配额分配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这里强调平稳增长是为了保障碳减排不刺激经济危机。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省域尺度上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在五个碳排放分配原则下对中国初始碳排放权进行了分配,并针对五个原则下30个省市自治区获得配额量进行了比较分析；随后在获得的五个原则下的配额量的约束下,计算得到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减排控制率,以及在减排控制率控制下的经济增长路径,能源消费路径和能源碳排放路径。试图找出既能缩小区域差距,又符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减排分配原则。这些建模成果、数据成果,最终建成在一个以GIS为基础的政策模拟系统中。显然中国未来确定的碳减排配额可能变动,碳减排分配原则可以调节,由于这个系统的通用性,本文发展的模型和研发的系统,可以基本满足中国未来配额政策制定的需要。本文共分为6章,其中第2至第4章为本文的建模主体内容,第5章为系统开发内容：第1章,阐述研究背景与意义,并对相关理论与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与梳理。第2章根据经济动力学理论和碳排放动力模型,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在平稳增长条件下碳排放需求量进行了估测,结果表明：(1)经济平稳增长条件下,中国各省域的经济总量和碳排放需求量均不断增多。不同的是,东西部经济总量差距在不断扩大,碳排放总量差距在不断缩小。(2)直辖市及东中部地区大部分省份能源强度下降速率高于西部地区,而能源强度低于西部地区,从而使西部地区将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2020年以前,我国西部地区不可能达到减排40～45%的平均减排目标,因此东部地区在未来的减排过程中需要承担更多责任。(3)中国大多数地区节能减排均处在良性发展阶段,在发展低碳技术的前提下,其减排形势是乐观的。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区中,蒙古、宁夏,青海、贵州,节能减排压力大,其减排途径重点在于调整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生产模式。(5)上海,北京,天津叁个直辖市人均碳排放量都较大,主要是因为叁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都很高,而这也说明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均碳排放量将会上升,从而对碳减排造成一定阻力。第3章探索了中国省域尺度上的碳配额分配方案,并试图找出适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减排分配原则。文章先以最优控制论为基础,根据碳排放动力模型计算获得未来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在自由排放情景下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和碳排放需求量,以此为基础,设定中国总配额量,按GDP原则,人口原则,GDP人口原则,支付能力原则,碳排放量原则对中国初始碳配额进行分配。并与考虑历史责任下(历史累积碳排放量)五个原则分配的碳排放配额、碳排放缺口进行对比分。结果表明：(1)按未来需求量分配碳排放配额更合理。(2)东部地区在GDP原则下获得配额量多,碳排放权缺口最小；中部地区在人口原则下配额量较多；西部地区在支付能力原则下的碳排放盈余的省份最多；各区域在前瞻性原则和GDP人口原则下的配额差距相对较小。(3)我国面临减排的配额压力。第4章在第3章结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社会福利效益最大为准则,以五个原则下分配的配额量为约束条件,构建了减排最优控制率模型。同时通过模型获得在配额目标下各省市自治区的减排控制率以及碳排放趋势,通过分析发现：(1)各省市自治区在不同的原则下减排控制率不同,不同区域有适合其发展的分配原则。在按未来需求量分配的原则中,前瞻性原则下的省域减排控制率的差距最小。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在配额约束下GDP原则分配的减排控制率最小,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在支付能力原则下减排控制率最小。而中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则在人口原则下减排控制率较小。(2)减排控制率下的经济增长路径都呈单调下降趋势。各省份不同原则下的经济增长路径下降速度存在差异,个别省份的经济增长率会在后期呈负增长。大部分省份在5大原则下的碳排放路径能源路径都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仅个别省份呈单调下降的趋势。减排控制率的差距会影响区域内部各原则之间的消费路径、碳排放路径。而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能源强度等因素的影响会影响某些省份碳排放路径与其对应的能源消费路径。作为计算地理学研究论文,本文开发了名为“中国区域碳排放配额控制政策模拟系统”的空间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以GIS为基础,以省市自治区为数据单元构成数据库,模块包含经济平稳增长率计算模型、碳排放需求估算模型、配额分配原则评估和减排控制率计算模型,本文对经济平稳增长下的配额分配政策模拟模型实现了可计算化。系统开发采用了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路线,采用数据流方法设计系统,系统的需求分析注重实用,可扩张,易维护,表达可视化程度高。这是基于GIS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类型。
刘攀[6]2011年在《基于区域差异下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低碳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学术界与决策制定者也逐步达成共识,认为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经济模式。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是能源紧缺等问题逐渐凸显,环境恶化日益严重。面对这种情况,胡锦涛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一个新颖的课题,低碳经济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一种未来形态,其核心是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等,以建立全新的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其关键在于相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低碳经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更是我国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幅员广阔,地理、历史等许多因素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各个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国家制定的各项低碳经济政策在不同区域会产生何种效果,这都将为低碳经济发展的模式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全文包括绪论部分,共八章。第一章：导论。本章介绍了本文论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同时对研究内容和论文的结构安排,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基本思路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同时对本文的可能创新点和不足进行了介绍。第二章：相关研究理论基础。本章归纳总结了低碳经济、区域经济、环境与资源经济、生态经济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区域发展理论特别是区域不平衡发展的思想是本文研究低碳经济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效果的理论基础；环境与资源经济理论是明确人类发展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既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又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经济理论是对低碳经济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下的一种补充。相关理论对低碳经济进行的详细阐述,将为后续的研究进行铺垫和方法上的准备。第叁章：低碳经济的缘起与探索。回顾了人类社会由低碳农业社会向高碳工业社会以及未来迈向低碳创新社会的社会发展历程。介绍了人类对低碳经济的认识过程,分析了低碳经济理论由可持续理论的孕育、发展到诞生的探索道路,继而介绍了国外低碳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在此基础上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是优化能源结沟、保护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与技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四章：中国区域低碳经济衡量与比较。本章通过从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化程度、政府对于低碳政策的支持程度以及生态环境的低碳禀赋程度叁个方面入手,充分考虑低碳经济发展潜力的多维度、多层次,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一套较为准确、客观的反映区域低碳经济综合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通过构建的中国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对我国各个省份进行测量后,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处于领先水平,西部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属于中等水平,而中部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则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待进一步的发展。本文发现,东部地区低碳经济发展较好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低碳化程度较高,其制约因素是低碳资源禀赋较低；西部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这主要是由于低碳资源相对丰富,但是经济发展低碳程度相对较低,是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中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的落后产业的转移,又没有西部丰富的低碳资源,所以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最低,是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第五章：中国区域低碳经济政策模拟模型的构建。本章利用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基本理论,将具有控制低碳政策的模块植入其中,并通过模型调整,构建了具有反映不同政策模拟不同区域作用的中国区域低碳经济政策模拟模型。第六章：区域差异下的低碳经济政策模拟与情景分析。结合上章所建立的模型,本章将碳税、重工业出口退税、征收化石能源从价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CDM项目等多项措施进行模拟。通过模拟本章发现,低碳政策在不同区域将产生不同作用。根据模拟结果,实施碳税将会对叁大区域的宏观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实施碳税将显着的降低单位GDP能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实施建设重工业退税政策将对中部和东部地区产生较明显的影响,GDP、就业和福利水平会相应下降,西部地区受到的冲击较小；实施降低重工业比重,提高第叁产业等政策,对于叁大区域经济发展将会产生较为明显提振作用,但是能源部门和重工业部门将会产生明显的损失；发展CDM项目将对西部和中部的节能减排产生较为明显的作用。第七章：中国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重点与政策建议。确定了中国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设定了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实现的路径,对中国叁大区域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问题和重点突破口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东部地区低碳经济发展主要面临的问题是资源和能源型产业比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社会活动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矛盾突出以及低碳资源开发潜力有限,其发展重点应该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以及化解资源瓶颈有所突破。中部地区低碳经济发展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总体综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产业集聚发展不充分,其发展重点是提高自然资源开发效益中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方面有所突破。西部地区低碳经济发展主要面临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传统意识较强、区域协调发展能力较弱,生态环境脆弱,其发展重点是生态环境建设、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特殊产业方面有所突破。第八章：结论与展望。对全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提出论文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对分析我国不同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判断不同政策在各个区域的政策效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中央政府低碳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地方政府的响应措施提供了战略性参考。
胡菲菲[7]2017年在《民族地区环境税收问题研究：效应评价、政策模拟与实施路径》文中认为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也是经济系统的源泉。从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环境税费政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永续利用有很大影响。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加大财政投入,统筹资金用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治理与修复是政府应承担的职责。民族地区既是自然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也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背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另一方面要强化污染防治,维护生态平衡,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的道路。因此,一系列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和制度设计对解决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民族地区资源富集区、生态功能区的现实条件,本文运用规范分析、统计描述、面板回归、税收CGE模型和层次分析方法,从局部均衡研究视角延伸至一般均衡系统,对民族地区环境税费政策的现状、实施效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在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对象开展环境税收效应政策模拟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结果提出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税的实施路径及配套措施。根据上述研究脉络,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我国目前使用的环境政策工具类型及特征有哪些;民族地区现行的环境税费政策的内容及实施现状;当前民族地区环境质量处于什么水平,环境税费政策在民族地区的实施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在现有基础上征收环境保护税会对民族地区的宏观经济及整体福利有何影响;民族地区应当做怎样的制度安排从而和国家环境税收顶层设计相衔接,最终实现生态与经济同步发展。民族地区环境税收收入在十年间总体增长较快,民族地区环境税负始终高于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资源输出型地区因此承担更高的生产成本;民族地区环境费收入由各级政府支配用于各地区的环境保护支出项目,自2005-2015年间各地区政府筹集环境保护费规模增长了11.5倍,环境税收超经济增长的情况一直存在。从民族地区环境税与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看,环境税收并未抑制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对民族地区环境治理起到了一定的治理作用,但距离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还有差距。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环境税费并存使得污染治理出现隐形漏洞;二是环境税收体系不完善导致环境保护职能偏离;叁是环境税费归属划分无法满足环境治理需求;四是环境税费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性有待增强。以宁夏为例对环境保护税征收的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征收环境保护税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宏观经济影响程度不同。征税使得被征税行业劳动力要素价格下降,但推动CPI指数上涨趋势明显。税率越高对污染行业产出规模的抑制作用越显着,征收环境保护税在减少污染行业产出规模的同时可以增加地区居民福利。这个结果表明了在该地区开征环境保护税一方面增加了行业污染成本,使得污染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另一方面实现了地区消费者的福利的增加,证明该地区环境税“双重红利”存在。本文按照先易后难、过程优化、逐步推进的实施战略提出了民族地区环境税的征收的实施路径和支撑体系。首先,按照税收法定、效率、公平、稳定的原则确定构建民族地区环境税收政策总体框架。选择独立与融入相结合的环境税模式,按照近期和中长期实施路线图,在征管方式、技术支持能力、部门协调配合、税收收入使用、配套政策法规方面为环境税征收做好准备。其次,民族地区环境税收政策的目标是要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在这个总体目标的指引下,需要通过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等多个目标共同实现。突出民族地区特有的环境问题对现行环境税收政策进行优化。主要有五方面建议:一是与全国同步征收独立环境保护税,明确环境治理目标,并从纳税主体和征收程序上做好排污费向环境保护税平稳过度的配合与衔接工作。二是重构资源税费政策维护民族地区生态安全。在环境保护税平稳开征后,应针对民族地区中重点生态区试点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试点征收生态保护税。叁是绿化现有税制,优化环境保护技术创新优惠政策。四是科学测算和合理确定环境税种的税率水平,维持环境税收总体税负稳定减少改革阻力。最后,建议构建民族地区征收环境税的支撑体系。合理行使国家赋予民族地区的税收立法权做好民族地方环境税收制度的立法衔接。落实环境保护税法中的要求,构建环境税征管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实施多方共赢的环境保护税征收模式。提升多部门协同配合的环境保护税征管能力,推进环境保护税大数据征管。构建环境保护税征管过程中的权责机制,从国家层面的实施细则中落实税务部门的税收核定权,对征税主体中相互配合核查的权责机制进行完善。健全环境公共财税政策协调体系,形成与地区财力相适应的环境事权制度安排。
王腊芳[8]2008年在《钢铁产业发展与优化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建国至今,经过将近60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钢铁工业取得了重大成就。从1996年钢产量突破一亿至今,中国钢产量已连续十多年居世界第一位,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消费国、进口国和出口国。不过,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以钢铁为核心的产业链之间不协调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如缺乏对上下游产业的话语权、西方国家对国产钢铁及其制品出口的压制、产业结构不合理、集中度低等。为了了解这些矛盾背后的本质原因,本文首先对国内钢铁产业的产能和需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对钢铁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归纳,并利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就钢铁产业发展与优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定量研究。为了满足研究需要,本文对中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MCHUGE进行扩展,构建了一个以研究中国钢铁产业问题为主的MCHUGE扩展模型。具体包括:①细化了产业和产品,改变了原模型的一个产业对应一种典型产品的假设,使一个产业可以对应多种产品。并利用1997和2002年投入产出表及相关数据,实现了对所扩展产业和产品投入产出矩阵的编制,通过平衡数据以使数据库得以匹配模型的扩展。②率先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假设替换原模型的完全竞争和固定规模报酬假设。③为了反映钢铁企业并购重组的集中效应,模型首次将产业集中度指标CRn和古诺(Cournot)模型均衡解联系起来,第一次实现了将产业集中度指标引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目的。以上这些特性,使得MCHUGE在模型构造上有别于以往建立的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利用所扩展的模型,围绕着钢铁产业发展与优化这一主题,着重对铁矿砂瓶颈、钢铁税政改革以及国内钢铁企业并购重组集中效应进行定量研究。首先分析的是国际铁矿砂价格冲击,研究的目的是分析中国钢铁产业影响国际铁矿砂贸易格局的同时,国际铁矿砂贸易市场反过来是如何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钢铁产业造成影响的。模拟结果显示,铁矿砂国际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短期里通过减少就业率,长期里通过降低资本存量,进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利润向国际铁矿砂供应商大量转移的同时中国钢铁企业的成本压力大幅度增加,且由于中国向买方转嫁涨价压力的能力不足使中国原本的成本优势削弱,损害了中国出口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还推动其下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同时,由于要素市场格局的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获益,服装业和皮革制品业等产业产量增加较明显,并因此带动了对羊毛需求的增加,尤其是进口羊毛,其增幅大于国产羊毛增幅。其次分析了取消钢铁产品出口退税并征收出口关税对减少铁矿砂价格冲击以及优化钢铁产业结构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宏观来讲,取消钢铁产品出口退税对出口乃至其他经济总量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出口变化幅度很小,说明其对抑制出口增长、平衡贸易顺差的作用不明显。从微观角度看,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与钢铁产品出口增长基本满足正相关关系,但和钢铁产出和出口增速相比,取消出口退税对钢铁产品出口贸易的冲击作用并不明显,不过对铁矿砂需求有抑制作用。而加征出口关税,各经济总量负效应幅度明显,钢铁产品出口增幅也有明显的下降,且对钢铁初级产品征税的影响程度比对成品钢材征税的影响程度大许多。本文最后分析了国内钢铁企业并购重组集中效应的影响,研究显示,钢铁产业集中趋势对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和初始集中度的大小有关,尤其是中国具有特殊国情,它拟从一个钢铁产业集中度较低的程度提高到一个较高的程度,其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本身产业集中度程度很低,该阶段经济增长率随钢铁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而降低;第二阶段——本身产业集中度程度相对较高,该阶段经济增长率随钢铁产业集中度的逐渐提高而有了正向的作用。不过,从模拟结果变化幅度存在逐渐缩小的趋势看,若集中度继续提得更高,规模经济可能就不会再具有明显的优势了。模拟结果同时显示,集中度提高可以提高要素利用率,既有利于合理控制铁矿砂需求量,也有利于优化产钢工艺。最后,从研究结果出发,本文对中国钢铁产业如何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和如何通过创新投资方式实现中国钢铁产业结构升级和钢铁产业的全球战略布局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祖红莲[9]2015年在《基于LEAP模型的电力产业碳减排政策模拟研究》文中指出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是随着能源被过度的开采和使用带来了许多气候和环境问题,其中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最为明显。过去的一百年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激增,海平面平均上升约19cm,全球温度上升约0.85度,如果仍然不实行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到2050年北极将会成为没有冰的区域。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逐渐开始承担自己的减排责任。目前我国已经成为第一大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而我国仅电力的生产和供应一次化石能源消费所引起的CO2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37.2%。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电力产业具备很大的碳减排潜力。本文在深入研究我国电力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节能减排政策等问题的基础上,建立电力产业碳减排政策模拟的模型,设定基准情景、节能政策情景、气候政策情景以及综合政策情景,其中基准情景是指保持现有的政策方向和强度,节能政策情景主要从电力需求侧管理、燃煤技术提高、清洁能源替代技术等叁个方面设定,气候政策情景主要从设定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和碳捕捉与封存技术两个方面设定,而综合政策情景是节能政策情景和气候政策情景的结合。此外,本文以2010年为基年运用LEAP模型预测不同情景下的我国2020年到2050年的能源消费情况、碳排放总量情况以及不同政策措施的减排贡献率。结果显示节能政策下和综合政策情景下,化石能源的消耗有大幅度的降低,且基本发展趋势是一致,能源消费结构得到极大的改善,并且政策情景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低于基准情景,大大促进了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和进行。并且二氧化碳减排贡献依次为清洁能源替代发电、燃煤技术提高、CCS技术、电力需求侧管理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了相应的电力产业碳减排政策或者法律法规制定的建议和意见。
吴琦[10]2017年在《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在供给侧改革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民工市民化是在强调以人为主的城镇化背景下被提出的,其核心是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转移,强调从农民到市民的全方位转变,从破除户籍身份藩篱到逐步剥离捆绑在户籍制度改革下的权利分配制度,构建无差异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福利共享体系。然而,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仍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内部首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门槛,这都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不仅仅要破除“农民工身份”的“显性户籍墙”,还要打破“市民化表现”的“隐性户籍福利墙”。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政策已经在户籍层面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层面开展了一些具体工作和研究,但仍有进一步优化和定量化政策模拟分析的需要。因此,论文试图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出发,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对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两个方面进行定量政策研究。本文按照“文献梳理—现状分析—理论建模—政策模拟—政策评估”的逻辑框架展开。首先,系统梳理了农民工市民化内涵、劳动力市场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相关研究、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定量化研究等文献。并在梳理我国当前农民工转移的年龄、区域、就业和转移偏好四大方面特征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数量型广度水平和质量型深度水平进行测算,刻画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发展态势和未来可能的演进趋势。沿着从市民化广度到市民化深度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依据国务院户籍改革意见的分层次框架,结合渐进式市民化分阶段分步骤的核心思想,遵循“分类型、分地区、定责任”的基本原则,从户口登记、人口统计、转移人口落户制度、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制度四个层面搭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整体框架,并初步设计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施路线图。结合预测数据和权威报告,总结概括了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可能呈现出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分割变化引致的职业依赖、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引致的劳动力转移矩阵变化这四个方面。这些为后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更新模型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和设置政策模拟场景提供了核心思路和量化评估依据。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以CHINAGEM模型为原型,引入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分割、有效劳动力方程、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方程,设置了反映“职业依赖”特征的劳动力供给模块、反映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分割的劳动力空缺—填补动态链接机制、反映农村有效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方程、反映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的价格模块,不仅可以使得模型中的劳动力市场模块更加符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特征,还可以为定量评估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效应提供更为可行的模拟分析工具。在动态模拟基线方面,本文重新设置了 2006-2015的历史模拟值,同时详细刻画了产业、劳动力供需的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并根据研究需要,从产出、消费、投资、进出口和就业六个方面对产业进行了划分,重新设置了模型的产业划分和产业映射关系。其中,预测模拟的基线设计综合考虑了权威机构和学者的预测数据,2006-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惯性路径和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结构变化特征。运用该模型,本文系统评估了户籍侧改革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在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模拟中,考虑了按照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和假设劳动力市场完成一体化这两种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的主要结论如下:(1)农民工市民化能扩大就业总规模和优化就业结构。从总量上看,农民工市民化能促进全社会的就业,尤其是吸纳农民工和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行业的总就业。从结构上看,农民工市民化中户籍改革、相对工资变动和政策优惠,使得城市劳动力就业增长,农村劳动力就业下降,且城市劳动力增幅高于农村劳动力降幅绝对值,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我国城市的隐形失业,为城市产业部门提供更为稳定和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当然也不能忽视农民工市民化导致的农业产出的略微下降,在市民化过程中需考虑农村土地转让与农村生产产业化规模化的融合,鼓励家庭农场生产,保障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同时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农民工市民化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城市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基于目前我国城乡工资水平差距的绝对值较大,虽然城市劳动力工资水平仍高于农村,但农民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增幅高于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降幅绝对值,城乡工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因此,这一方面改善了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状况;另一方面,工资变化会带动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促进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增长,尤其是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服务品的房地产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服务业、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和保险业等。(3)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了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并稳步提升了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根据樊分解结果,我国居民消费和消费结构向国产品倾斜促进了内需的扩大。在劳动力要素成本整体下降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出口规模,带动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较之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会增强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对经济的正向影响,实际GDP和和实际GNP均明显上升:有效提高了全社会有效劳动力就业水平,且城镇失业状态有所改善,尤其是与CMW-HSH的结果相比,在全社会有效劳动力就业水平提升的情况下,城镇失业率并没有显着增加;产业产出效应更加明显,尤其是房地产业、建筑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保险业产业产出的增速快,反映出市民化进程中对住房、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增长较为旺盛。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实施,能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经济发展带来更稳定的城市劳动力供给,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并有利于拉动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相关产业的产出,尤其是第叁产业受益最大。而第叁产业的快速发展既符合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发展的目标,也能吸纳很大一部分市民化后的“新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改善居民福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消费和投资“两驾马车”的助推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我国实际GDP的正向拉动作用明显,且长期拉动效应更加显着。但是由于内需相对较快的增长,进口产品价格相对国内成品价格较低,净出口水平会逐渐下降,贸易平衡可能转变为逆差,这可能会让人民币在将来仍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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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D]. 刘达禹. 吉林大学. 2016
[5]. 中国区域碳排放配额控制政策的建模和系统开发研究[D]. 刘晓.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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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族地区环境税收问题研究：效应评价、政策模拟与实施路径[D]. 胡菲菲. 宁夏大学. 2017
[8]. 钢铁产业发展与优化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研究[D]. 王腊芳. 湖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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