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1915—1927)——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

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1915—1927)——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

张雪蓉[1]2004年在《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1915—1927)》文中研究表明1915年——1927年的大学变革,长期以来,未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研究。作为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历程中由日本转向美国的一个重要转折性变革,其“寓师范教育于大学”、董事会制度、选科制和学分制、学生自治制度、大学推广教育活动等都值得研究。可以说,对这一阶段教育变革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变革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借鉴价值。为此,本文以国立东南大学作为研究这时期大学变革的切入点,通过对这所大学办学体制的考察,力求以点带面阐明这时期大学变革从学习日本转向美国的外部环境、使之发生转变的媒介、变革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说明美国大学模式对这场改革的影响及其成效,从而为当前的教育变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1915年,几乎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大学的教育开始了新的变革探索,清末派到美国留学的学生,成为熟稔美国教育思想的一代,这个群体逐渐形成,并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陆续学成回国,进入大学发挥中心作用,直接促成中国大学由日本转向美国。他们对杜威思想的追捧,使中国大学变革直接在实用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这时期大学以美国办学模式进行的办学体制变革,主要有:1、在领导管理体制上,形成董事会制度、校长负责制和教授治校相结合的大学运行机制;2、在学生管理制度上,实行学生自治和男女同校;3、在大学教学制度上,提出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培养目标,实行以学分制为教学管理模式、以主辅修制为特点的选科制度;4、大学的职能得到拓展,大学建立了科研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推广活动,发展了大学的科研、服务职能。这一系列的变革使大学体制得以根本的改造,美国式的办学体制,其民主性、社会性的特性在中国大学中得到广泛的体现。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在追求教育目标上的分歧,美国新人文主义对杜威实用主义的批评,也影响到中国大学对现代大学精神的理解。《学衡》直接以反思实用主义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大学变革的面目而出现。它不仅反映了与实用主义思想碰撞的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潮对中国留美学生文化观的影响,也反映了20年代前后中国教育变革本身人文与功利两种思想的冲突。引进国外经验与保存本土文化是这一分歧的焦点,东南大学是代表这种变革流向和分歧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大学。 回溯和检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大学变革,本研究认为中国大学变革的关键在于:1、形成民主治校的管理机制;2、培养通专并重的人才;3、力戒急功近利;4、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王丽娟[2]2016年在《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研究(1912-1937)》文中提出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单元,又是最重要的组织基础。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作为大学“基本操作单位”的学科始终处于基础和龙头地位。学科价值取向指的是学科活动的方向,是学科价值主体以自身客观认识能力为依据,在对外部社会历史发展及学科发展实际情况的判断基础上,在学科建设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倾向性。它是价值主体对学科进行价值选择的理性动态过程,它弥散贯通于学科建设的方方面面,在现时性上学科价值取向包含理想与现实两个维度。一直以来大学学科建设深陷“非此即彼”的价值困惑,这导致学科社会目标与学术目标的关系问题一直比较突出。研究学科建设的价值取向问题,需要借鉴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价值取向发展演变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民国时期,在中国财政萧条、政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国人在大学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不懈的探索,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值得吸取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近代大学学科制度萌芽于上世纪初清末新政改革之后,诞生于民国前期,发展于民国中期。它历经了叁个阶段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完成了近代化学科建设主要阵地的叁次转移:一是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二是五四运动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东南大学;叁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中央大学。本文以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发展演变的叁个历史时期为经,以“学科知识一学科制度一学科文化”为纬,动态研究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形成、演化过程和演化的影响因素,追寻其实践效果,并探讨造成学科发展价值理想与实施现状的差距,揭示不同价值取向下学科的真实形态以及构筑这种形态的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以为当前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参照。为此,本文将以跨学科研究为主要方法论范式,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借鉴哲学、高等教育学、社会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理论观点,对民国以来国立大学学科建设进行系统的价值审视。本研究主要分为七个部分,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如下: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问题提出的背景、研究现状、概念及研究范围的界定、研究意义、研究的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论述了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的历史渊源。把中国古代大学“天人合一”学科价值取向作为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的历史源头,把清末民初“中体西用”学科价值取向的转变作为民国学科价值取向的历史转点。第叁四五部分分别论述了民国初年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五四运动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期的东南大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中央大学各个历史时期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演变的外部环境及内部逻辑,学科价值取向形成过程及价值实现的表征。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学科价值转型,推动了近代大学学科行政本位向学术本位的制度转型,北大实现了学科组织重构和学科管理制度重建,正式确立了以教授治校等为具体形式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进而开启了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受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水平的制约,缺乏外部制度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的支持,以及受制于学科主体自身之局限性,此时的学科价值转型,也是仅仅停留在价值文本层面,学科对于社会的影响,也仅是局限在上层思想界,对民众影响并不大。郭秉文时代的东南大学,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建设目标指引下,以美国为蓝本,对当时的大学学科宗旨、学科结构、学科组织与管理模式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变革,学科“现代性意识”有所深化。但是,由于受到社会实践外界因素的影响,当时学科建设与中国社会相脱节,学科建设难以走向本土化。罗家伦时代的中央大学学科建设走出了学习引进和模仿的阶段,确立了新的学科建设价值观念,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学科建设走出了理想与现实“非此即彼”的价值困惑,回归学科实践本体形态,有效地协调了学科社会目标与学术目标的关系,主动追求多维文化动态平衡。但是,由于当时科学发展状况以及人们对科学的认识状况,另外,还有学科主体自身的素养问题,“实践本位”的学科价值目标很难真正实现。第六部分基于对以上叁个时期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研究结果,揭示其整体流变之态势,对这叁个时期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演变的基本内容、演变的原因、学科价值取向演变的实质进行论述分析。第七部分基于历史流变趋势对现实大学学科建设价值取向进行总结和反思。这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理论,提出了建构合理学科价值形态的理论依据——实践价值哲学,并且在实践价值哲学视域下,对大学学科价值实现策略进行具体分析论述。

施雪梅[3]2009年在《高校辅修制度的现状及思考》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知识与经济的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社会越来越需要具备多方面知识与能力的复合型、跨学科人才,而高校的人才培养标准也逐渐趋向于“宽口径、厚基础”。作为培养复合型人才、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一种培养模式,辅修制度在高校已经十分普遍。然而目前辅修专业从师资配备到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管理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形式大于内涵。由此,如何提高辅修专业办学质量,推进高校人才培养制度的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系统思考的基础,本研究采用了一定的篇幅对国内辅修制度的发展、现状做了较为详尽的文献研究;同时,由于辅修以及与其关联的选课制、学分制是从国外引入的,因而有必要作一些横向比较,以期对解决我国的问题有所借鉴。在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政策分析、问卷及案例调查和专家访谈等方法;其中,问卷对象为上海地区复旦、交大、华理、东华、华东师大5所高校的辅修专业学生,涉及各校心理、金融、法学、工商管理、公共关系、外语类等11个辅修专业大类,有效样本为689人,笔者希望通过大样本的数量倾向来把握目前高校辅修教育中的主要问题,印证一些典型案例的普遍意义,以增进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在以上中外文献研究与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本论文揭示了学生学习状态(笔者认为学生既是参与辅修的主体也是受益主体)和辅修教学管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统而观之,学生在选择辅修专业时多有盲目性;出勤情况不如人意,连续上课以致疲劳低效;而辅修专业可选择门类十分有限,课程设置不够合理;教学管理比较松散。本研究认为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在传统计划体制及其单一专业的思维惯性下,辅修专业被视为次要的附属物,导致学校对其监管力度不够;课程实施的保障措施不完善;辅修证书无法得到国家承认。缘于此,本论文最后一章的改进对策建议:高校辅修制度要给予政策上的健全、落实;加强学校对辅修专业监督管理,增强师资力量;努力使其与学分制改革同步,打破主辅界限;同时结合本科生导师制为学生提供有效指导。这些思考希望能为辅修制的改革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李娟[4]2009年在《党化教育、大学自治与人事纠葛》文中认为20世纪二叁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政治上从军阀政治开始走向政党政治,作为国家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也深深地卷入其中。东南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二所国立大学,在东南社会精英的运作下,学校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但随着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行和内部人事纠葛的牵连,东南大学陷入了分裂和混乱之中。本文主要以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为背景,以1925年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为考察对象,讨论经过易长风潮的东南大学是如何从一个拥有相当程度自治的高校转变为党派纷争之地,以党化教育、大学自治与人事纠葛的关系的视角,探索其所牵连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除绪论、结语外,论文正文共四章。绪论部分,回顾了本专题的研究现状,总结已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说明尚存的拓展空间,在此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第一章主要从东南大学的创办、组织架构和郭秉文的办学理念方面考察易长风潮前的东南大学。东南大学之所以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与北大并称的着名学府,校长郭秉文及校董会功不可没,但在实际运作中,校董会及“叁会”之间权力分配的逐渐失衡,亦引发了校内诸多矛盾。校长郭秉文提倡学术自由,主张学校远离政治,势必与20年代国民党势力崛起后党化教育的理念发生冲突。第二章主要以时间为顺序,详细的论述了易长风潮的全过程。易长风潮绵延数月,一波叁折,围绕去郭与留郭,驱胡与坚持聘胡,教育部与以东南大学及校董会为代表的东南地方社会针锋相对,就其实质而言,易长风潮是国民党党化教育兴起后,党化教育与学校独立、自治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20年代国家权威和民间力量在东南社会的消长情况。第叁章主要从军阀格局的变动和党化教育的兴起及东大内外的人事纠葛等方面论述易长风潮背后的复杂牵连。得出,易长风潮是外部多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与校内不同学术思想、人际派别之间的矛盾纠缠在一起的结果。第四章阐述了易长风潮后的东南大学。易长风潮后教师离散、东大被改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基地。结语部分,总结了易长风潮中所反映的党化教育、大学自治与人事纠葛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时局的变迁直接改变了学校的命运,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命运始终与政治变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何在学术与政治问寻求平衡,这是中国近代国立大学发展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魏海苓[5]2007年在《战略管理与大学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大学已经处于一个竞争和变革的时代。要积极应对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战略管理就是一种必然的现实选择。作为相应的理论回应,大学战略管理的有效性研究则亟待展开。这也正是本研究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以战略管理与大学发展的关系研究为基本分析线索,避免已有研究中简单移植的错误倾向,本研究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证研究与学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我国大学战略管理与大学发展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战略管理与大学发展作用机制的深入剖析,建构了大学发展的有效战略管理模式。对战略管理和大学发展内涵的解读及关系的初步探讨揭示,战略管理与大学发展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大学组织的开放性、复杂性和发展的竞争性构成了对战略管理需求的前提,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诉求是大学战略管理演进的内驱力;战略管理的外向性、系统性、前瞻性和主动性特点是对大学发展需求的有效回应,战略管理有助于推动大学的跨越式发展。大学战略管理的有效性离不开与大学文化和制度的适配。对中国大学战略管理的演进历程和大学发展样态的梳理表明:1)中国大学战略管理的历史演进主要经历了民国时期大学规划意识的萌芽阶段,建国初期大学计划功能的膨胀阶段,“文革”后大学战略规划的初现阶段,“211工程”背景下大学战略规划的探索阶段,直至今天的大学战略管理阶段。2)中国大学的发展和战略管理的演进深受国家主义教育观的影响,伴随着国家控制力度的涨落,战略和规划在大学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与西方大学战略管理的连续演进不同,中国大学的战略管理演进过程存在明显的断裂;大学战略的选择和规划的制定主要遵从合法性机制,对效率机制的重视不够;大学战略管理过程中偏重规划,战略性不足;大学战略管理能力不强等。为提高大学战略管理的战略性、大学的战略实施能力以及平衡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本文选择华中理工大学作为研究的个案。通过解读这所在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诞生的单科性学校如何在政治控制力强大、政治运动频繁的时代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来揭示学校发展中的战略管理实践及作用发挥机制。研究发现,1)战略管理是推动华中理工大学快速发展的助推器;而华中理工大学重视效率机制的成功发展经历又转而推动着学校战略管理走向正规化,为华中理工大学抓住新的机遇、自主创新提供了保障。2)战略领导是战略管理与大学发展相互作用的催化剂。3)战略管理在华中理工大学发展中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围绕战略(思维)展开的战略管理过程;一种是围绕战略规划展开的战略管理过程。与之相对应,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战略-结构-文化”的作用机制和“战略—规划-结构-文化”的作用机制。通过个案研究,本研究进一步得出:1)大学的发展最终取决于自身,战略管理有助于大学作出合理选择,推动大学发展;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诉求又不断推动着战略管理的演进。2)需要拓宽大学战略管理的视界,从战略意义上来管理大学;3)战略领导、结构变革和组织文化是提高大学战略管理有效性的叁个重要方面。最后,论文尝试构建了“战略-结构-文化”的战略管理模式,以帮助中国大学突破“遵从合法性机制的大学管理传统”,激活“战略管理知识存量”,提高战略管理的有效性,最终促进大学的发展。并据此模式提出了优化中国大学战略管理的相关措施:提高大学决策者的战略领导力,加强战略实施的组织基础和升华大学的组织文化。

参考文献:

[1]. 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1915—1927)[D]. 张雪蓉.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研究(1912-1937)[D]. 王丽娟.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3]. 高校辅修制度的现状及思考[D]. 施雪梅.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4]. 党化教育、大学自治与人事纠葛[D]. 李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5]. 战略管理与大学发展[D]. 魏海苓.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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