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斌[1]2003年在《江泽民外交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正处于全面发展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时代于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作为党第叁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通过十叁年的外交实践，形成了一套具有时代特色、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外交思想，当然这不仅仅是属于江泽民个人的，它是全党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对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本文所论述的内容主要是江泽民外交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以及江泽民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时间大体上是从1989年6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2003年11月党的第叁代领导人对新一任领导人权力的顺利交接为止。为了便于论述，本文分为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被分为叁小节，首先谈论了江泽民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对于江泽民外交思想的形成，本文是从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论述的： (一)理论依据体现了江泽民外交思想的继承性，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叁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江泽民外交思想的理论根源基本上是来自于对毛泽东、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继承，尤其是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不但直接影响了江泽民外交思想的形成，而且也是江泽民外交思想发展的根本原则。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的旗帜，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都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 (二)现实依据是江泽民对第一、二代领导人外交思想发展的重要来源，外交思想是方向性的，是解决一定时期方向问题的。例如，“冷战”时期的外交， 江 泽 民 外 交 思 想 研 究无论在实际的、具体的运作上怎样灵活处置，观念上总是摆脱不了东方和西方的分野这个大框架的。江泽民的外交思想主要是对冷战后国际局势变化发展以及中国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江泽民外交思想是发展了的。 对于江泽民外交思想的发展阶段。根据不同时期的外交实践特点、国内外政治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本文大致划分了叁大段：（一）1989年至 1993年初期阶段，其特点是外交思想“尚不完整”（二门 年初至 1997年的形成阶段，其特点是“相对成熟和成体系”；（叁）1997年十五大后走向成熟的阶段，其特点是确立了一套以参与多边国际合作为中心、坚持维护国家利益为基础、积极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外交思想。 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论述的是江泽民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江泽民外交思想的所包含内容很广，为了便于把握，本节通过比较、归纳和总结的方法来论述的，其内容主要有下七个方面：（一）和平、合作、发展与进步的时代观： （二）与外交原则相统一的国际经济合作观；（叁）睦邻友好的地缘政治观；（四）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化观；（五）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安全观；（六）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利益观；（七）外交思想中的多极化观。 “外交是应变性很强的政治／‘作为本文重点的第叁部分一“江泽民外交思想的特点”，也就是基于这个思路展开论述的。冷战后，西方各国再次“怀着极其开朗的心情”，来认识国际格局的这种变化的，从布什政府“新大西洋主义”的提出到北约从“军事化”到“政治化”的改造，表示着东西方对峙之势己不存在，而经济、科技、环境、反恐等问题在外交中的比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成为了左右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在此，本文试图通过江泽民对现实环境的客观认识，得出江泽民外交思想的特点主要有：（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性与灵活、务实“伙伴关系”的辩证统一，确立了中国全方位外交新格局；（二）坚持以实现“共赢”为目标，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全面提高了对外开放水平；（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参与多边外交，’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397页。 Z 江 泽 民 外 交 思 想 研 究进一步维护了国家利益、扩大了国际影响力；（四）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五）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一步推动政党外交，服务国家建设大局。 在本文最后的小结是对全文的论述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认为，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一个时代也总是有一个时代的外交特色。但是历史本身是没有终点的。纵观中国外交五十多年的发展变化，中国外交的演变离不开历史经验教训、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任务和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同样，江泽民的外交思想也
李薇[2]2013年在《江泽民的对非洲外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并在科学判断冷战后世界的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吸取国内外对非洲外交工作的经验,提出了新时期对非洲外交的原则、方针和政策。他开创了新世纪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深化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非洲外交的思想和理论。文章从多个视角对江泽民的对非洲外交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再现了江泽民执政期间对非洲外交工作的内容、特点和成就。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江泽民的对非洲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江泽民的对非洲外交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和客观条件；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江泽民的对非洲外交思想的内容,总结了江泽民的对非洲外交的风格和特点；第四部分,主要对江泽民的对非洲外交思想的价值进行探讨,论述了江泽民的对非洲外交思想的意义。可以说,对江泽民的对非洲外交思想进行研究,既能丰富江泽民的外交思想,拓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也能从实践上指导当今中国对非洲的外交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和非洲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实现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
孔凡河[3]2007年在《江泽民外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989年至2002年的十叁年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在纷繁复杂的外交实践中，江泽民作为中国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放眼世界和未来，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针和政策，开拓了中国外交理论的新境界。江泽民善于从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外交家那里汲取营养，并结合中国的外交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概括而言，江泽民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崇尚和平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近现代西方外交理论、马列主义外交理论和新中国外交思想四个方面。其中，邓小平外交思想(新中国外交思想部分)是江泽民外交思想最重要、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江泽民的贡献就在于把邓小平的外交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并赋予新的内容。江泽民外交思想的内容比较丰富。有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作出的总体判定，有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也有关于国家统一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等。其中，江泽民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的总体判定是其全部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江泽民的其他一切外交思想均缘此展开。江泽民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的总体判定是指他对当今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国际形势的总体走向以及当今世界的本质特征作出的认识和判断。其具体内容包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经济全球化观、多极化国际格局观、世界的多样性思想以及世界的相互依存观。在对当今世界整体态势作出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江泽民立足于中国外交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战略和策略思想。这是江泽民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国际秩序观、新安全观、国际人权观和国际反恐观。此外，江泽民针对国家统一和中国对外关系，如政党外交、对外开放等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这些指导思想和原则(国家统一观、政党外交观、扩大开放观)是江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江泽民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取得显着成就。十叁年间，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日益为世人瞩目和赞赏。以大国外交为关键，以周边外交为依托，以发展中国家外交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舞台的跨世纪全方位外交新格局基本形成。每个时代的外交总有其时代特色。不同外交家和政治家也自然具有各自不同的外交风格。江泽民外交思想是在继承前人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又不能不被打上后冷战时代的深刻烙印。相对于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的“革命性”外交思维与和平与发展时代邓小平的“不出头”外交思维，后冷战时代的江泽民外交思维则呈现出鲜明的“求同求和”、“全面参与”色彩。与此同时，十叁年的外交实践，也塑造出江泽民异乎前人的外交风格，这就是频繁地开展首脑外交，给外交注入感情因素；注重突出中国外交的文化内涵以及外交上的更趋灵活务实。总体而言，江泽民在继承前人外交思想(主要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又结合新的外交实践进行了理论创新，其外交思想取得新的突破。江泽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首次作出明确界定，在新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第一次将“反对霸权主义”排除在中国“叁大历史任务”之外，即由过去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更新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转变具有现实意义。江泽民基于对国际局势“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发展态势的判断，提出21世纪头20年的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论断，这一论断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决策依据。江泽民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四个方面完整系统地论述了国际新秩序的框架体系，把邓小平国际新秩序理论的内容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四个方面，增添了文化与安全两个方面的全新内容。江泽民根据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以此为指导成立了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重要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这是江泽民对中国外交的一大重要贡献。江泽民将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和而不同”的道德伦理思想，发展为一种用以指导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关系的外交新理念。江泽民提出世界多样性的思想，主张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它表明中国的外交理念已实现从以斗争为核心向以合作为核心的转型。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认为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任何国家都无权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更无权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指手画脚。江泽民根据冷战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对邓小平的不结盟战略作了适当调整，提出了伙伴关系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既不同于毛泽东的结盟战略思想，也不同于邓小平的不结盟战略思想，它突出的特点在于：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叁国。“9·11”事件以后，江泽民又提出一系列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思想，并以此为指导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江泽民还提出世界的相互依存思想，强调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提出中国扩大开放的新思路——发展开放型经济，并作出“走出去”的重大决策。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同时，江泽民又强调，当代中国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去认识世界，并力求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并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的重大举措。此外，江泽民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思想、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思想等都是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大发展，丰富了新中国的外交理论。
郝荣[4]2016年在《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亲仁善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重视与周边邻国建立友好关系是自古以来中外关系的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开拓外交新局面,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与封锁,而且与周边逐步建立起了睦邻友好关系。但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外交面临诸多挑战:从地缘经济角度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产业和出口等方面的竞争愈发激烈;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威胁论”在周边国家盛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更加微妙;从地缘军事而言,中国与一些国家存在领土分歧,军事对峙时有发生;从国际关系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与多边关系更加复杂。因此,周边外交已是中国当前外交的主要挑战和外交工作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执政之后,审时度势,调整和完善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周边外交”成为继“大国外交”之后最为引人注目的外交方略。但是,在学界聚焦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过程中,对周边外交思想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无法满足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理论诉求,需学界的及时跟进。基于此,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系统探究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及其实践。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厘清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形成的基础。就理论基础而言,包括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思想的扬弃,对西方外交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承继;就其实践基础而言,主要是对新中国历届领导人周边外交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其次,重点发掘和凝练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角度阐述了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内容,并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比较,发现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特色。再次,以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实践检视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践履情况,本部分选取中国与俄罗斯、印度、东盟这些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外交典型案例,“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情况等,从实践维度观察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的实践。最后,通过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讨,本文认为,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为中国外交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中国发展营造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随着习近平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的耦合互动,必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论体系。
谭泽轩[5]2016年在《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的外交布局观中,邻国是首要,大国是关键。中国与俄罗斯既是大国,又互为邻国,在国际事务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地缘政治、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等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中俄关系是中国外交大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在世纪之交的战略环境下,处理好中俄关系既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利益,又符合本地区国家人民的利益,同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借鉴了列宁的和平外交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中国老一辈外交家的思想和理论,同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在对俄外交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提出了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对其不断加以完善,最终形成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叁国的原则,坚持睦邻友好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将对俄外交进行了广泛而又科学地布局。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进政治互信、积极协调和相互支持；强调安全合作,倡导新的安全观；深化经贸合作,促进共同繁荣；拓宽交流渠道,增进人文交流。在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苏联解体大大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政府顶住外部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平稳过渡。“互视为友好国家”、“建设性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关系在短时间内不断进步,不断取得新突破,保持着良好的上升势头,实现了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在经贸领域,中俄两国充分利用优势互补的特点,大力发展能源贸易和军事贸易,不断提升双边贸易水平。在安全方面,双方寻求共同安全,逐渐达成安全互信,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保障了两国所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文化领域,中俄两国在高等教育、大众传媒、跨境旅游等方面加深合作,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除此之外,中俄两国解决了包括领土争端在内的发展中俄关系所面临的问题。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特色鲜明,包括首脑外交,非意识形态化外交和面向未来,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独具特色的外交艺术,同时也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指导着新时期外交工作。同时在推动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促进国际新秩序的形成等方面也有着重要意义。
孙存良[6]2004年在《近年来江泽民外交思想研究综述》文中提出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江泽民的外交思想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是从某个领域研究江泽民外交思想。主要从战略观、安全观、开放观、外交的特点、外交工作的任务和党际关系上来研究江泽民的外交思想。
李阳华[7]2002年在《江泽民外交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九十年代初以来，无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并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各国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从观念到现实都得到切实的弘扬。我国十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现代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同时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尤其在外交领域，中国领导人做出了巨大贡献。 江泽民从世界多样性与相互依存的思想出发，对当今国际形势多极化及表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新型安全观进行了科学、客观分析和思考，并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本文结合十几年来中国外交实践的伟大成果，着重论述江泽民的外交思想，并与邓小平外交思想相比较，总结出江泽民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继承和新发展。
周耀[8]2009年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自20世纪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在纷繁复杂的对外交往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以高度的战略眼光放眼世界和未来,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不断开拓了中国外交思想的新境界。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外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交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进一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促进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外交工作全面统筹发展,不断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和谐世界提供智力支持。文章分为五个部分。一、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相关的基本问题。分析外交、外交思想、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基本含义以及特征等,搭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平台。二、探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此部分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外交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外交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及其关系。叁、全面考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产生、形成与创新的历史过程。通过考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产生与形成的历程,探讨各个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地位与特征。四、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从关于时代主题、外交目的与目标、外交原则、外交途径、外交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力图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理论体系。五、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经验,揭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启示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发展规律,引发人们的思考与研究,指导当代中国外交实践。
李红[9]2011年在《“和合”理念:江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源泉》文中指出1989年至2002年,国际形势经历了重大、深刻的变化。其间,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时期。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矛盾和斗争此起彼伏。在纷繁复杂的外交实践中,江泽民作为中国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放眼世界和未来,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针和政策,开拓了中国外交理论的新境界。
杨洁勉[10]2018年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理论建设》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在实践、继承、累进、总结、探索和创新中,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外交思想,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是其集大成者。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在新时代,中国外交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科学客观地认识国情世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有效应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在继续改革开放中,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在这一伟大实践和理论建设中,既要提高政治站位,也要加深学术厚度,作出更多的学术贡献,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外交思想研究[D]. 肖斌. 新疆大学. 2003
[2]. 江泽民的对非洲外交思想研究[D]. 李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3]. 江泽民外交思想研究[D]. 孔凡河.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4]. 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研究[D]. 郝荣.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5]. 江泽民对俄外交思想研究[D]. 谭泽轩. 东北林业大学. 2016
[6]. 近年来江泽民外交思想研究综述[J]. 孙存良.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
[7]. 江泽民外交思想研究[D]. 李阳华. 浙江大学. 2002
[8].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研究[D]. 周耀. 西南大学. 2009
[9]. “和合”理念:江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源泉[J]. 李红.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1
[10].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理论建设[J]. 杨洁勉. 国际问题研究.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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