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博[1]2016年在《洋扰中的天朝》文中认为自19世纪上半叶起,西方国家在向东亚各国扩展势力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要求与朝鲜建立通商关系并在朝传教；在被朝鲜拒绝后,转而向清朝寻求帮助,希望其以“上国”的身份要求朝鲜向西方开放。以中间人的身份调解、处理藩属国与邦交国之间的交涉,是19世纪中期以后清朝在周边关系问题中面临的新课题。1866年,法国武力报复朝鲜杀害传教士的行为,是为“丙寅洋扰”；1871年,美国又因“舍门将军号”事件与朝鲜发生武力冲突,是为“辛未洋扰”。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开港前发生的这一系列“洋扰”事件,由于其涉及对象都不在传统的朝贡体制中,因而对清朝的属国政策发出了挑战。厘清这一时期清朝对朝鲜涉外事务的应对方式,对于理解近代中朝关系的转变过程及其原因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当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历史背景。因此,本文以清政府为中心,通过考察“丙寅洋扰”、“辛未洋扰”前后中、法、美、朝等多方的交涉过程,分析清政府被迫卷入法朝、美朝事务的原因；置身于法、朝、英、美等国之间,清政府的态度、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变化；处理朝鲜涉外事务的体制以及对朝政策的实施效果,关注在此过程中清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如何体现其利益诉求的,从清政府的外交行动中勾勒出朝贡体制的逐步瓦解和中国从传统的朝贡体制向近代外交体制转型的轨迹,对晚清中国传统外交体制的瓦解进行微观展示。第一章首先分析19世纪中期东亚叁国的内政外交状态。伴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与西方各国陆续签订了一系列通商贸易条约,构成了中国近代条约体系的开端；随之逐渐建立起的新的外交架构、开始学习并接受西方式的条约外交,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出现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为国内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空间与支持。19世纪上半叶,朝鲜开始进入西方国家的视野,沿海勘测船只及传教活动也日渐频繁,19世纪60年代朝鲜进入大院君当政时期后,坚持闭锁国门并严厉镇压国内天主教传布的“卫正斥邪”政策达到顶峰。与中国基本同时遭受西方国家武力入侵的日本,于1868年进行了“明治维新”,在步入近代化的过程中,侵略朝鲜的“征韩论”甚嚣尘上,在此导向下,日本的对朝政策也极大影响着东亚局势和国际关系。第二章以1866年“丙寅洋扰”发生后清政府对朝、对法的交涉过程为中心,分析这一过程中清政府对自身定位的认识和变化。“丙寅洋扰”发生后,朝鲜禀请“上国”清朝制止法国的入侵行为,但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国家面前实力衰弱的清政府,已无法继续在朝鲜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在交涉过程中,虽然尝试回避,但最终迫于国家利益,开始主动干预朝鲜事务。第叁章以1871年爆发的“辛未洋扰”及其前后清政府对朝、对美的交涉过程为中心,分析这一事件中清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变化过程。事前,清政府试图通过局外调解的方式缓和美朝矛盾,但未能成功；随后被迫介入其中,但总署的政策遭到朝鲜的抵触；冲突结束后,则力图安抚美朝双方,以缓解冲突对传统东亚秩序造成的冲击。总署作为主要的政策制定部门,其调解美朝冲突的目的在于维护传统的朝贡制度,但政策执行过程中造成的总署与礼部、清朝与朝鲜的矛盾,客观上推动了清朝向近代外交体制转型的进程。通过分析两次“洋扰”中的交涉情况,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处理朝鲜的涉外事务,这是超出中朝传统宗藩关系以外的新课题,因此清政府内部也逐渐形成了新的处理机制,即一部分原本属于礼部职能范畴内的朝鲜事务开始交由总署处理,而由礼部负责执行,而职权交迭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这种处理外交事务的不健全模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并构成了晚清政治变革的驱动力量。其次,传统的宗藩关系框架下,中朝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义礼观念维系,但在西方国家侵略势力的威胁下,现实的国家利益逐渐由暗转明,使得清朝维持传统朝贡体制的压力越来越大,从而加速了中国乃至东亚传统的朝贡秩序的瓦解。最终,藩属国与“邦交国”的冲突在国际关系形态层面表现为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对抗。作为华夷秩序的中心,清朝的颓势必然导致这一传统秩序的瓦解,这一秩序下形成的封贡关系最终不自愿、但也不自觉地被逐步纳入到西方条约式的外交体制之中。
龙超凡[2]2019年在《福建近代第一张华人报纸《福报》出版始末》文中指出1896年,福建闽清人黄乃裳在福州创办《福报》,这是福建近代第一张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它打破了外国人在闽办报的垄断局面。《福报》是一张宣传变法维新的政治性报纸,在福建新闻事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福报》于1897年5月停刊,其停办原因主要是资金缺乏、债台高筑,而不是受外界胁迫。日本人将其收购,改办《闽报》。
池翔[3]2019年在《林业何以成“局”:清末新政视野下的吉林全省林业总局》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满人崛起的一种文化符号,东北的森林在清朝前期统治者塑造自身权威和价值取向的过程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甲午前后,由于西方林业知识的传入和日俄对东北的争夺,朝野对于东北森林的认知产生了显着的变化。吉林省林业总局的设立堪称清末东北林业开发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它标志着清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现代森林的管理机制,并试图进而抵制日俄两国的经济入侵。吉省森林在清朝前期历经旗署采贡、荒务局放荒和东清铁路公司伐木等多重划界管理,经营秩序混乱。林业总局成立后,接管了原本杂乱无章的森林地带并积极拓宽吉木销路。在新旧制度的交替过程中,存在不同依附人群对生存空间和物质资源的争夺和纠葛。吉林全省林业总局的发展过程,充分展现了清末新政在地方所实现的各种矛盾交汇和复杂面向。
李开琴, 杨麒霖[4]2019年在《儒学视域下中国儒家文化圈的文化外交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家外交活动不再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等传统手段,文化外交逐渐摆脱附属地位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中国文化外交历史悠久,儒家文化曾在中国古代史上长期处于正统地位,并伴随着强大的国家实力的提升深深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纽带、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通过对英国、日本的典型文化外交进行案例分析,探讨了当今中国对儒家文化圈国家文化外交模式的特点、挑战和出路,以期提升对儒家文化圈国家的文化外交的重视,为国家的长期发展创造和谐有利的周边环境。
周莹[5]2019年在《近代日本国际秩序观的成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在古代,东亚地区一直处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之下,在“礼”的观念中保持着和平有序的地区往来,形成朝贡册封关系。日本与朝鲜有所不同,它与中国的往来主要体现在文化方面,在政治上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秩序观。尤其步入近代以后,日本频频挑战传统的“华夷秩序”,企图在东亚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主要研究的是日本自1853年“黑船事件”被迫对外开放至1910年朝鲜完全被日本吞并这段时期的日本国际秩序观,即效仿欧洲的对外扩张,企图控制整个东亚世界的野心。
冯建勇[6]2014年在《“同为国民,以御外侮”——姚锡光《筹蒙刍议》述评》文中提出1904年以降,中国北部边疆危机加剧。彼时,姚锡光两次赴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察,用以筹划蒙古新政。其考察所得汇集为《筹蒙刍议》,体现了姚锡光塑造“国民”的思想,乃至其相关具体实践操作设想。与众多执着于传统的“设郡县、垦蒙地”筹蒙方略相比,姚锡光通过亲历探察,对解决蒙古各部落问题的出路进行了不懈的探求,提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即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出发,主张蒙、汉民同治,推动蒙旗兴学以培养同质的国民,同时还倡导吸引民间资本力量进驻边疆地区,乃至整合边疆民族地区之膨胀力,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近代国家、国民意识。
高月[7]2013年在《论清代的疆域统合与地方政制变革——以东北地方为讨论中心》文中指出有清一代,伴随着中华世界秩序的崩溃和满族统治者对“中国”认同的加强,东北地方在清朝的疆域构造中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的变化;近代以降,西方列强的入侵从内部、外部两个层面侵蚀着中国传统国家认同,传统国家认同趋于瓦解。为达到统合东北边疆、重建民众国家认同的目的,清王朝采取了变革东北地方政制的办法,其中包括变革官制,实行地方自治,变革财政、教育体系等内容。综合来看,东北政制变革是清朝重新建构或修补自己的以民族为界的多元型帝国构造、确认主权领域范围的重要举措,是清朝再次界定旗人与民人的关系、抛弃以往让各族群互相牵制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策略、彻底放弃“满洲”民族政权性质的标志,最能够体现清王朝再建国家认同、强化疆域统合的意图。
侯毅[8]2013年在《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分为叁个阶段对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过程进行考察:1非法将钓鱼岛列入“托管”范围;2非法“托管”并纵容日本的非法活动;3非法“归还”琉球并私授“钓鱼岛”施政权。笔者认为,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合法权益,并对中日关系正常发展产生了影响。此外,钓鱼岛问题不仅助长了日本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气焰,而且成为美国牵制中日两国的手段。
张化[9]2011年在《徐光启与上海天主教开教》文中指出1608年,徐光启引郭居静到上海开教。之后100年,上海地区的天主教会生存状态更好。原因何在?一是徐光启起了关键作用。二是坚持“利玛窦规矩”:传教士——融入社会、顺从政府;西学——为政府所用,以增护教资本;教义教规——融入中国文化;传教态度——谨慎小心;传教路径——利用士大夫的宗族和社会关系。这一“规矩”的精神实质是教会必须适应社会。
孙科志[10]2017年在《韩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与中日甲午战争叙述》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甲午战争的重要当事国,韩国在中学历史教学的不同阶段都会讲述甲午战争的相关内容。初中阶段的《中学历史2》和高中阶段的《韩国史》《东亚史》《世界史》等教科书,在不同的章节讲述了甲午战争的相关内容,虽详略、视角有所不同,但均把甲午战争视为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
参考文献：
[1]. 洋扰中的天朝[D]. 姜博. 山东大学. 2016
[2]. 福建近代第一张华人报纸《福报》出版始末[J]. 龙超凡.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 林业何以成“局”:清末新政视野下的吉林全省林业总局[J]. 池翔.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 儒学视域下中国儒家文化圈的文化外交研究[J]. 李开琴, 杨麒霖.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9
[5]. 近代日本国际秩序观的成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 周莹. 现代商贸工业. 2019
[6]. “同为国民,以御外侮”——姚锡光《筹蒙刍议》述评[J]. 冯建勇. 中国边疆学. 2014
[7]. 论清代的疆域统合与地方政制变革——以东北地方为讨论中心[J]. 高月. 中国边疆学. 2013
[8]. 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的历史考察[J]. 侯毅. 中国边疆学. 2013
[9]. 徐光启与上海天主教开教[J]. 张化. 基督教学术. 2011
[10]. 韩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与中日甲午战争叙述[J]. 孙科志. 历史教学问题.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