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魁[1]2004年在《李斯特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文中研究指明在经济学语境中理解马克思,是一个独具诠释魅力的哲学新视界。但在尝试中普遍忽视了一个事实:经由经济学语境“回到马克思”过程中,我们仅是解读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一哲学文本,而不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去马克思化”的解读。这样,我们对古典经济学的认知逻辑也就不自觉地被镶嵌在马克思的认知逻辑之中。而马克思的认知逻辑是否正确与合理,则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而是一个有待确证的命题。因而,被马克思化了的古典经济学,就有必要在马克思经济学—哲学语境之外重新加以解读。本文通过对一个理论原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文本解读和理论史研究,揭示李斯特经济学特别是其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固有的思想渊源关系,进而阐明通过古典经济学研究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性,从而呈现一个在李斯特经济学语境中诠解马克思哲学的新视界。
杨乔乔[2]2018年在《政治经济学主体抽象方法的辩证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对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动机的一般性把握,把经济活动主体抽象为在经济活动中仅仅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并以此为前提,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现代经济学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思想,把人的“自利最大化”等同于人的“理性”,将“理性经济人”假设运用到人的生活领域与价值领域当中。针对这一现象,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抽象方法的过度运用进行了批判与改进。“经济人”思想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建立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过程之中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也是运用了抽象的方法的。但是,马克思的主体抽象方法采取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主体抽象方法完全相反的逻辑。面对学界的争论和现实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本身进行深入探讨的需要,有必要回到“经济人”假设这种主体抽象方法形成的原初语境当中,分析它产生的原因,它的理论本质,并在马克思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分析它作为一种抽象方法的合理性限度。“经济人”假设这种主体抽象方法是在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之后才产生的。鉴于此,第一章对这种主体抽象方法的形成过程进行历史溯源。通过对人的“理性”主体意识的形成过程进行梳理,分析人的理性在经济科学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人的价值主体性形成过程的梳理,分析“自利”的人性以及个人主义价值是如何逐渐脱离自然与宗教的束缚,成为一种主体价值。在对人的劳动主体性的形成的溯源过程中,分析人的主体能动性是如何在劳动的意义上确立其价值,并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第二章,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抽象方法进行系统地阐释。首先,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构建的“自利”人性前提,并且阐释这种被早期学者称为“恶德”的自利的人性,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时期却成为了人经济行为的积极因素。其次,从亚当·斯密出发,探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论提出的原因,并梳理“经济人”思想的发展。最后,分析这种主体抽象假设的经济个人主义方法的本质。第叁章,分析与阐释李斯特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历史方法。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抽象方法的片面发展趋势,李斯特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从历史方法的视角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李斯特从“生产力”角度,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忽视“国家”以及个人精神要素对生产力的作用,一味地强调物质交换价值。罗雪尔通过对“历史的方法”体系性建立,批判抽象方法脱离历史现实的局限性。施穆勒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赖以建立永恒性理论体系的“人性”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角度,反驳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永恒规律性。但是,由于李斯特等人的历史方法从经验的历史事实出发,过分强调历史现实的多样性因素以及伦理性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没能理解抽象方法与历史方法的辩证关系。第四章,阐述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主体抽象的历史批判以及马克思的主体抽象方法。想要历史地、辩证地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主体抽象方法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所以,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从人性出发去理解物化的交换关系,马克思从物化的社会关系出发去理解人的自利性,由此指出了物化社会关系下资本与人的主体性颠倒。在资本成为主体的颠倒性关系中,马克思从“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出发,运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构建关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张雪魁[3]2006年在《李斯特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兼与张一兵先生商榷》文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古典经济学语境下形成的,马克思在其一生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中始终伴随着对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从李斯特经济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哲学营养,二者之间有着固有的内在联系。这就对传统的马哲史研究提出了新挑战,因为传统研究很少关注李斯特经济学,当然也就不会承认李斯特经济学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刘帅帅[4]2017年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德国历史学派是经济学德国传统的正统继承者。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相比,德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对理论一般性的追求力度明显较弱,理论建构的历史维度被充分重视。目前,德国历史学派在主流经济思想史叙事体系中地位很低,现已少有人关注。这种遗忘是经济学的重大遗憾。一般来说,德国历史学派可分为叁个阶段:旧、新和新新历史学派。在“先驱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之后,威廉·罗雪尔在19世纪40年代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学派,他也是旧历史学派最高成就的代表。新历史学派的领袖是古斯塔夫·冯·施穆勒,由旧转新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以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为代表的新新历史学派进一步扬弃了前辈的经济思想。不幸的是,20世纪30、40年代,法西斯纳粹和随之而来的二战彻底摧毁了德国历史学派。研究德国历史学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揭示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真相有助于重建更合理的经济思想史体系。经济学发展存在两条代表不同研究传统的思想脉络: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德国传统。而二战后建立的经济思想史体系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家谱。其次,研究德国历史学派有助于深入理解经济理论的历史维度问题。经济学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属性。历史维度,即历史、价值取向等因素,不能被摒弃于经济理论之外。以科学为名忽视人文属性是目前经济学领域问题频出的根源。最后,了解德国历史学派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研究有着共同的传统基础,存在广泛的对话可能;中国传统哲学系统、有机、动态的世界观又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传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以德国历史学派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对于德国历史学派,国外的研究相对更深入,但必须指出,第一,国外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主要都是针对某观点或某人物,系统性的整体研究比较欠缺,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原貌仍不够清晰;第二,国外缺乏经济理论历史维度问题的深入研究。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态度则深受西方主流的影响,而且轻视和偏见程度还犹有过之。第一,国内的德国历史学派研究文献在数量、深度和广度上都比国外要逊色,既无完备体系,也少有优秀成果;第二,国内没有有深度、有价值的德国历史学派整体性研究;第叁,国内关于经济理论历史维度问题的研究较少。本文在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系统分析和辩证法分析方法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力求从整体上清晰再现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原貌,并深入探讨其坚守的方法论主题——经济理论的历史维度。研究思路是:起源——代表性理论——理论逻辑——方法论——重要评价——影响。其中,第二环节理论部分目的在于展现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内容;之后的理论逻辑部分则是为提炼各种理论(主要是发展阶段论)关于划分历史阶段的内在逻辑,梳理出德国历史学派各阶段理论逻辑的逐步发展,为方法论研究做好准备。本文共分八章。第1章,导论。提出问题并阐述选题意义。进行文献综述——包括相关经典原着和国内外重要研究。简述研究内容和方法。第2章,德国历史学派生发的基础——历史主义。介绍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基础,即产生于德国,并在德国得到最彻底贯彻的历史主义思潮。分析历史主义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第3章,德国历史学派经济理论的主要发展脉络。德国历史学派各阶段代表人物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罗雪尔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发展评价标准,施穆勒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社会改良策论,韦伯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和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理论。第4章,德国历史学派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早期历史学派未自觉意识到自身的理论逻辑。李斯特的基本逻辑是:用“国家主义”反“世界主义”;双重标准的国家本位主义;不同的经济活动创造财富能力也不同。罗雪尔则把国民经济与生物相类比,其中的发展机制成了“上帝的安排”。新历史学派意识到并明确表达了自身的理论逻辑,成就最高的施穆勒提出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叁大机制:团体利己主义;决策机构(制度)的发展演替;对更道德的人文环境的趋近。新新历史学派的理论逻辑更加明确。韦伯提出“理性化”逻辑,包括文化和社会两方面。桑巴特则更强调“经济精神”的内在驱动。第5章,在论战中发展的历史学派经济学方法论。坚持经济理论的历史维度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主题。早期的李斯特和旧历史学派都强烈反对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英国经济学,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以演绎为主的方法,主张经济学不是“世界主义”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旧历史学派方法论有一个重大缺陷:天真经验主义。新历史学派克服了天真经验主义,认为归纳和演绎密不可分,在与奥地利学派展开的方法论大论战中捍卫了经济理论历史维度的必要性,提出了系统的“历史——伦理方法”。新新历史学派比新历史学派更进一步,理论与历史融合得更为融洽。韦伯在与施穆勒争论价值判断问题时提出的“理念型”无疑是一个有重大突破意义的尝试,使经济学迈出了走向桑巴特所总结的“理解经济学”的关键一步。第6章,经济学大师们眼中的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马歇尔、凡勃伦和熊彼特都曾对德国历史学派做出过很有研究价值的评价。马克思强烈批判了李斯特无视阶级属性并美化资产阶级的“国家”经济学,不过后来在《资本论》最后一章的一个脚注里,马克思又对李斯特表示了部分赞同。马克思轻蔑地批判了罗雪尔,矛头指向其天真经验主义和无视阶级利益差别的庸俗教授面孔。马歇尔并不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敌对者,从他的《经济学原理》以及其它一些文章中可以很容易分辨他对历史学派的实际态度:以支持为主。凡勃伦指出,天真经验主义和黑格尔思想背景限制了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取得理论进步,他赞扬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有“进化”的理论特征。熊彼特把韦伯等重要历史学派学者划出了经济学家的行列,但他从整体上肯定了自施穆勒以后的德国历史学派取得的成就。四位经济学大师的评价可以勾勒出一个更真实、与主流印象完全不同的德国历史学派。第7章,德国历史学派的深远影响。从理论传承的角度来看,现代意义的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都受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看作最初的演化经济学、最初的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不是直接的继承者,但在经济学中广泛深入使用统计方法的传统是由德国历史学派开创的。从实践影响来看,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堪称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思想闪电”。在它以及与它相近的美国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德国、日本先后崛起。第8章,结论。德国历史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中应占有重要地位。经济理论的构建不能无视历史维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重视历史维度,坚持中国主体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兼顾民族性和世界性。本文有两个创新点。第一,德国历史学派牢牢把握住了经济学的人文属性,并非主流描述的“反理论”或“无理论”,堪称足与主流经济学并列的经济学流派。文中比较清晰地再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原貌,对德国历史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中的真实地位进行了深刻反思。第二,历史维度必须在经济理论构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可忽视。文中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构建经济理论的历史维度问题,对历史维度在经济理论构建中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
贾轶[5]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及运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任何一门科学或学科,都存在着一定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最基本的和灵魂性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原理的研究仅限于概括性的讨论是不够的,还要在运用中进一步深化研究。只有通过运用,才能达到对于这一方法的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运用不是被动的,需要研究者主动设定研究范围,选择研究对象,展开自己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物主义、彻底的唯物主义。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说明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认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的说法是不妥的。唯物史观消除了过去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包括最为隐蔽的缺点,是最有系统说服力的科学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既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不同于以前研究历史的新的并且是科学的方法上,又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研究历史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唯物史观具有紧密的内在统一性,相对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学科,它同唯物史观的关系更为密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发展史表明,马克思经济学和唯物史观能够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就在于两者的内在统一性。这种内在统一既体现在动态的学科发展史的过程中,也体现在静态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中。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各门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事后的方法,即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中基本形成后,人们可以从中得到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最初的经济学研究中不可能运用作为事后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但已明显体现出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唯心史观的新历史观,而历史观是历史的产物。从历史事实出发,不从既定理论出发,是唯物史观对理论研究包括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要求,也是唯物史观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唯物史观还要求经济学研究从物质生产实践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这两者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也是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还包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为方法、历史辩证法、主体既定法、科学研究经济范畴和阶级分析法等方法。上述方法都是有联系的,可以形成一些基本的分析思路,比如我们运用从历史事实出发和生产实践出发的思路和方法来划分社会历史主体,然后对具体事物进行主体既定分析等,该思路体现在本文后两章中。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主要是一个从历史事实出发和从生产实践出发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思路,并不神秘深奥,事前研究不要过于强调某些人们常说的原理,这些原理正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思路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还存在一般抽象思维方法以及抽象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思维方法,如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等,一些方法也是人类各门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史表明,衡量作为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经济学的抽象法深浅和科学与否的根本标准在于历史观。错误的历史观导致或者一些方法本身就不是或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方法,或者一些本来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具体方法失去了根本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叁层,第一层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或简单地说即唯物的历史辩证法,但也包括了那些其本身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有的方法但被它科学说明了的方法,第二层是一般思维运动辩证方法,第叁层是思维辩证运动中更加具体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的历史辩证法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运用后者的灵魂性方法。本文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原理的运用和进一步研究在广义政治经济学范围内进行。第四章基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历史事实,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实际出发,对人类生产什么、用什么生产、怎样生产进行历史考察,顺理成章提出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诸范畴含义的探讨,而后以思想史实为基础,借鉴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加以说明。随后在历史事实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及其体现的生产关系对社会历史进行了一般阶段的划分,即依存关系的社会阶段、依附关系的社会阶段、资本所有的社会阶段,可分别称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古希腊罗马地区还存在一种特殊社会形态,称为奴隶社会。随后本文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进而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变迁原理,并借鉴相关研究进行理论说明,同时在各地区具体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说明该原理和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第五章对农村公社、土地国家所有、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典型研究对象进行主体既定分析,表明和分析所选研究对象及其发展变化是不同历史阶段主要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或表现,进一步深化对社会历史主体的认识。
焦佩锋[6]2010年在《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文中指出本文的核心任务在于说明马克思是如何批判和超越19世纪德国的历史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对历史性质的根本态度。本文的主要工作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思想史的框架中,梳理历史主义本身的谱系,厘定其概念、内含、实质及其问题。由于历史主义是启蒙史观的批判者,而马克思既反对启蒙史观,又反对历史主义,所以,本文就按照“启蒙运动——历史主义——唯物史观”这个时间逻辑来清理叁者之间的继承和批判关系。另一方面,在表明马克思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态度的同时,从历史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个体性”与“发展原则”)出发,在微观层面展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之间的批判性对话,在此过程中回答：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历史主义,进而创建了自己的唯物史观?此外,鉴于后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学乃至历史问题的消极影响,本文还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展开了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判性分析,以彰显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本文的研究方法遵循如下叁个统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思想史与现实背景相统一、理论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统一。本文的主要内容分别是：第一章主要通过对启蒙运动的内在问题的揭示来彰显历史主义发生的思想背景。启蒙运动最大的问题在于理性对历史的遮蔽,这种遮蔽既可以从启蒙自身的吊诡中省察,也可以反对启蒙的各种思潮中去领会,德国历史主义的兴起便是反启蒙的一股主要潮流。第二章的主要任务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交待德国历史主义产生的社会现实背景；其次,梳理历史主义从萌芽、发展到走向成熟的全过程；再次,揭示历史主义的本质；最后,阐明历史主义的危机及其根源。第叁章意在表明马克思对历史主义叁大流派的全面批判态度,它表现在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对历史经济学派的批判以及对历史学派的批判。第四章主要是将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进行原则性比较。首先,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历史主义和唯物史观之间的对立表现在对“历史性质”问题的不同回答；在微观层面,历史主义的两个核心范畴——“个体性”和“发展原则”——在唯物史观语境中并不具有理论和逻辑的合法性。基于这两点,本文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这一说法根本不成立。其次,历史主义和唯物史观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共同点,如它们都反对启蒙运动、都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都力求客观如实地描述历史等。第五章的内容具有延伸和补充的性质,它意在考察历史主义和唯物史观理论在20世纪的遭遇和嬗变。首先,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结果对德国的历史乐观主义信念是一次反讽,因此,在理论支点和现实依托相继失效的情况下,历史主义必然带着自己的逻辑悖论走向衰落。其次,马克思逝世后,经过多人的总结和阐发,唯物史观俨然变成了一门社会规律科学。然而,当“苏共”成为历史,以及当整个历史学遭遇后现代主义史学时,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如何彰显?因此,最后两项工作就是考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超越历史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必要与可能。本文的理论成果表现在：首先,在启蒙的传统中,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这种说法根本不成立,因为它既不存在文本依据,也毫无理论的合法性；其次,虽然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是前两个世纪两种影响较大的史学理论形态,但是,归根结底,唯物史观依然对其有超越意义,因此,“回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方啸天[7]2012年在《唯物史观在中国》文中指出本文的核心任务,是将唯物史观置于思想史和历史学的双重维度之下,讨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就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现实作用而言,唯物史观的定位更接近于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经学,而且主要被放在政治和哲学的领域内进行讨论；就唯物史观自身的理论发展而言,唯物史观的定位却更接近广义的史学。为了避免在唯物史观自身的理论发展和当下的现实作用之间的冲突和偏废,对唯物史观的研究需要在理论和现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第一章、唯物史观的现状及当下中国基本语境。拟对当下中国基本语境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含义进行讨论与分析。所谓基本语境,在本文中指在当下中国讨论与研究唯物史观时所面对的基本思维前提与语言环境。本章阐述的基本语境不但是讨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全文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国思想视野中的唯物史观。拟将唯物史观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之下,从思想交流、现实作用、理论发展和学术定位的角度考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完成与发展的基本历程,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本章论述思想史视野下的唯物史观,即双重维度中的第一维度。第叁章、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拟从史学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完成与发展的基本历程,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本章讨论历史学视野下的唯物史观,即双重维度的第二维度。第四章、中共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学术上研究唯物史观,还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运用唯物史观,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将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与一般的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传播相提并论,而应该单列一章进行讨论和分析。第五章、结论。笔者试图以中国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制度入手来讨论中国的社会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丰富对唯物史观的叙述,增强唯物史观叙述体系的中国特色。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为：第一,将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学问相对接,并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定位应处于经史之间；第二,提出研究唯物史观应注意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界限；第叁,根据唯物史观,推导出中国现代化道路可能被人忽视的边
丁涛, 贾根良[8]2017年在《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初探》文中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的主流文献受制于正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对世界体系理论提出的各向量缺乏解释力。文章基于新李斯特经济学的视角从国家利益导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知识结构叁个方面对全球价值链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这一研究思路体现了对全球价值链本质功能的回归,揭露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伪善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新李斯特经济学倡导从正统经济学的思想藩篱解放出来,重新认识全球价值链,并构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更加公平的新型全球价值链。
张国昀[9]2012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的国家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国家理论，是马克思毕生希望完成的着作之一。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在他于巴黎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第一次研究期间，就曾写下了一份《关于现代国家的着作的计划草稿》。在他于1857-1858年间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中，马克思都曾打算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篇”或“册”。但是，遗憾的是，马克思直至逝世，也没有完成这一计划。在这个计划中，马克思初步确定了按照“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次序进行“分篇”的打算。这一计划的轮廓如下：（1）一般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这样，马克思就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次序，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从一国之内到一国之外、从民族国家到整个世界市场、从世界市场和危机到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架构。而国家理论在整个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又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体系的分析中的从一国范围的研究向世界范围的研究的过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起源的分析必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人类物质生产和生活到私有财产（即异化）和阶级的产生来理解。对国家演变规律与历史形态的考察需要放在生产力-生产方式-交往关系的架构中去研究，“社会→国家→社会”是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每一阶段又表现出具体的历史形态。国家的本质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并体现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种社会交往关系和交往形式，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一个侧面。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基础之上的“社会-国家”观，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理论中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个人-国家”观。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国家职能的二重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往往服务于统治职能，社会主义国家则实现了从统治职能向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回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建立到发展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国家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体现和维护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它的一切行为都以资本增殖为目的而展开：从凭借其“最残忍的暴力”和其他各种“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推动资本原始积累；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保护私有财产，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阻挠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都留下国家暴力这种“经济力”的烙印。在资本的带动下，国家大搞圈地运动，推进封建土地向资本主义地产的转化，加速土地与劳动力的分离过程，维护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与地租制度，保护甚至助长房地产价格高涨和投机，同时又帮助资本主义农业发展，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低廉价格；在国家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上，国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在维持和扩大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都发挥了市场和单个企业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国家对外经济关系上，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赢得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充分利用国家权力竞相竞争，并且依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交替使用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政策；在世界市场上，各国资产阶级以“国家”（Land）和“民族”（Nation）的身份出现，形成并展开其作为“生产者的国际关系”的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全面生产”(即经济的全球化)，同时导致全球性的世界市场危机和资产阶级“理性”国家的破产，危机催生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中，暴力革命正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中起“助产婆”一样，也会起到“助产婆”作用，而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则是关键。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由于其本质“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而是已经带有“半国家”的性质，因此在其国家内部的职能上应以社会经济管理和服务为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完善以及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的作用。国家政权一方面仍还保有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秩序等项阶级的职能；另一方面则应把主要任务转向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上来。总之，通过发挥国家政权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发展，积极向共产主义迈进，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黄徐平[10]2012年在《马克思哲学的“社会”概念》文中研究指明卡尔-马克思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结束了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家们形而上学地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历史,把哲学转入了对于历史社会现实的理解、批判和斗争。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但是,马克思每次深刻的思想转变和认识革命,都离不开对于"社会"概念内涵的重新考察和重新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概念是马克思哲学社会历史观的一个高层次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元概念,同时也是我们批判性地审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和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入口和切入点。本论文一共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主要交代了关于马克思哲学"社会"概念的研究现状和论文的基本结构和基本逻辑线索,并且指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即历史发生学的方法去把握马克思哲学"社会"概念的生成和嬗变,即用马克思的方法来面对马克思的文本。第二部分包括第一到第叁章,主要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社会"概念的思想史铺陈。第一章是探讨近代西欧社会哲学思潮中的"社会"概念,主要论及了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中的"社会"规定,黑格尔的历史--社会哲学中的社会结构论和社会动力论,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学说中的"社会"概念,以及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的社会历史观。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学理中的"社会"观,其中主要考察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社会"观。第叁章主要探讨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社会"概念,其中主要考察了法国一般唯物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英国李嘉图式社会主义思潮和德国哲学共产主义思想对于"社会"概念的指认。第叁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四、第五和第六章,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从中学毕业时期到《资本论》这个漫长的阶段中马克思哲学"社会"概念生成和嬗变的轨迹。研究中的经典文本包括:博士论文、《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的政论文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评李斯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科夫》、《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等等。从马克思哲学"社会"概念生成与嬗变的轨迹中,我们可以把握到"社会"概念从如何从"社会一般"到"社会特殊"到"社会个别"转化的,这也与马克思哲学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批判逻辑思路从人本学现象学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再到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是相互匹配的。第四部分是结语,主要探讨了马克思关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学说,指出,这是马克思哲学"社会"概念的理论归宿。马克思哲学"社会"概念的建构和内涵的不断嬗变,马克思揭示人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实际地位,一切的理论努力,都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归宿:把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找到通向自由王国的现实途径。
参考文献：
[1]. 李斯特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D]. 张雪魁. 河北大学. 2004
[2]. 政治经济学主体抽象方法的辩证批判[D]. 杨乔乔. 吉林大学. 2018
[3]. 李斯特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兼与张一兵先生商榷[J]. 张雪魁. 社会科学研究. 2006
[4].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研究[D]. 刘帅帅. 东北财经大学. 2017
[5].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及运用研究[D]. 贾轶. 河南大学. 2010
[6]. 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D]. 焦佩锋. 复旦大学. 2010
[7]. 唯物史观在中国[D]. 方啸天. 复旦大学. 2012
[8]. 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初探[J]. 丁涛, 贾根良. 社会科学战线. 2017
[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的国家理论研究[D]. 张国昀. 河南大学. 2012
[10]. 马克思哲学的“社会”概念[D]. 黄徐平. 南京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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