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国强[1]2004年在《基于核心价值观的行政领导模式研究》文中指出价值观是人对价值的根本看法和观点，是人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它属于人的思想范畴，是人的价值理念。我们在管理一个组织的时候，首先要依靠组织制度，但是当组织制度失效的时候，靠什么来约束?靠价值观念。价值观作为思想范畴的产物，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是人们在思想理念上的自我约束。价值观约束是一种内在约束，是对外在约束的一种有效补充。随着人力资源渐渐成为组织资源中最重要的因素，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成为领导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从而，一种全新的领导理论——基于价值观的领导便应运而生。 基于价值观的领导是以领导者个人价值观为原动力进行领导。它强调领导者与下属之间建立起一种以共享价值观为基础的新型关系。领导者通过向组织注入核心价值观并教育和引导组织成员，使他们认同并将此价值观内化为个人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从而把实现个人目标当成实现组织共同目标的一部分，同时实现组织成员的个人需要。基于价值观的领导与传统领导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把价值观作为组织成员的导向动机，以此来激励组织成员。行政领导作为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安定、国力强弱和民族兴衰的重任。加强和改进行政领导能力就成为行政领导工作的重点。 因此，本文以公共行政学、行政领导学和基于价值观的领导为理论基础，在系统地探讨价值观领导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价值观领导在行政机构中的运用与实践。本文的研究包括叁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行政领导理论部分，由第二章行政领导概述构成。本文将在这一部分对行政领导的基本概念进行叙述，并分析与研究行政领导活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找出行政领导的一般规律。 第二部分为价值观领导理论分析部分，由第叁章价值观与价值观领导构成。在这一部分中，本文首先将分析价值观的内涵以及它的作用。通过对组织价值观的研究，找出它对组织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导向性作用。随后，把领导者价值观、组织价值观、成员价值观叁者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弄清楚叁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价值观领导奠定理论基础。 第叁部分为价值观在行政领导中的作用与应用研究，由第四章基于核心价值观的行政领导模式研究构成。第四章首先对在行政组织中推行价值观领导进行基础分析，阐明了在我国行政组织中提倡价值观领导的优势所在。其次，对基于核心价值观的行政领导进行建模研究，并通过图的形式来直观表达以价值观为本的行政领导一般过程。 关键词:行政领导行政领导环境核心价值观价值观领导
薛丰[2]2010年在《当代中国行政领导核心价值观研究》文中提出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一直回避对行政价值的研究,认为行政相对于政治来说应保持一种“价值中立”。因此,对于价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组织文化的研究首先发端于企业。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理论(VBL理论)在企业界的成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对行政价值进行研究的重要性。随着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传统公共行政以经济、效率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财富的日趋集中而愈来愈受到学界的质疑。新公共行政学所提倡的社会公平价值观引入伦理学内容,在经济、效率、公平叁者间找到平衡点,弥补了传统公共行政学价值体系的缺陷,为公共行政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的全面建设与不断推广、深入人心,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新型“以人为本”的行政领导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绪论部分着重分析对“当代中国行政领导核心价值观”进行研究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并对现阶段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做以综述;同时对可能引起歧义、且较为重要的概念进行分析、界定;第一章对论点所进行的深入剖析,分析行政领导核心价值观发展历程、存在的消极因素,对当代中国行政领导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特征作深层解读。第二章对行政领导与企业领导核心价值观、行政领导与政党领导核心价值观、行政领导核心价值观与领导者个人价值观进行比较,分析不同视域下行政领导核心价值观与其他组织核心价值观的特性及其优劣性。第叁章分析新型行政领导核心价值观在我国的现实基础与建设原则,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行政领导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的价值重塑,阐释行政领导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为我国行政事业的发展提供指导。
丰硕[3]2016年在《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传承和拓展文明的学术组织,大学肩负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使命。在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发挥着其他任何组织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公立高校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阵地,关乎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效益和质量。而“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高校自身的健康成长,当然要从高校的内部做起。因此,做好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创新研究,深入推进高校治理改革实践是破解“钱学森之问”,践行高校使命,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殊时代背景下,推动公立高校内部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变,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我国教育领域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共分六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绪论。介绍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论文结构,指出论文的创新之处与研究的不足。第一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理论层面解决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分析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本框架问题,即将治理的一般性原理、中国情境下治理体系的嵌入性分析工具以及中国公立高校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实践相结合,在规范限定本研究所涉及的“大学治理”“公立高校”“治理体系”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按照“价值——制度——行动”这一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明确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分析和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章: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价值构成。“价值”的定位是构建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组织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价值”不仅关系到组织存在的意义和使命,更关系到组织的制度结构和行动规范的确立。本章以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价值构成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从现代大学的功能价值和精神价值出发,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公立高校政治价值的特殊规定性,明确公立高校自身的价值定位,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和揭示现实中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这些价值取所要正视和面对的价值偏离问题。第叁章: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制度结构。制度对于治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有效的治理必须要以稳定的制度结构和有效的制度供给作为基础、保障和动力。本章以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制度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并以现代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在明确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理想化制度结构的基础上,介绍和分析当前公立高校内部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政治领导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学术自主管理制度的现实样貌,同时分析和揭示当前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在制度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缺陷。第四章: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行动模式。从价值层面的引领,再到制度层面的设计和安排,最终都将落脚于具体的治理行动之中。本章以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行动模式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从治理的行动模式区别于传统管理的特殊性角度,结合自主治理的基本原则,设计并提出了带有自主行动特征的公共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理想行动模式,并在对当前公立高校内部以决策、执行、参与和监督为核心内容的行动模式进行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查找和分析阻碍公立高校内部治理有效行动的主要因素。第五章: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优化的实现路径。本章在综合前文论述分析的基础上,按照价值路径、制度路径与行动路径叁个维度,探讨未来进一步优化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可以进行创新和改革的具体领域,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刘建强[4]2015年在《学习领导模式的建构与实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校领导的核心工作是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学习与领导紧密相连,如何领导学习是学校领导的一个重要的、全新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我国自2002年全面推进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如何提高学校学习的质量是学校领导者最为关心的话题,也是学校领导变革的方向；如何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构建新课程背景下的学习领导模式,在实践中探索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习领导新模式,是当前学校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是实施学习领导的必要性,解释了学习领导的内涵和特征,分析了学习领导的积极意义。本文认为,学习领导是隶属于教育领导的范畴,是继课程领导、教学领导之后一种新的领导范式、领导形态；学习领导直接服务于学习者的学习,以关注和提升服务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和效果为第一要义；它将领导的职能、范围、功效延伸至教师、学生、与学校学习密切相关的人员,这些成员的行为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活动,并间接影响学校文化的创建、共同愿景的塑造、教和学的各种资源提供等活动；学习与领导之间形成一种互惠的建构式关系,学习取向的领导文化建构新的学校领导意义,产生可持续性的效果。学习领导对改变学校领导者的角色和定位、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发挥学校成员在学习中的领导作用、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校组织的效率、推动学校领导理论的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行动研究法试图建构一个学习领导模式。首先从理论和现实需求两方面论证了学习领导模式的必要性,从理论上来说,学校中的每一个成员应当以学习者的主体身份去主动确定学习目标、分享组织知识；校长、教师起学习促进者的作用而不是知识的源泉,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是与学习内容、领导能力相互作用的过程；学校领导的目的在于通过激励、影响等手段培养学习者的自我领导能力。从现实需求来说,学习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社会大背景中,原有的学校领导不利于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不利于学生学习成绩的快速提高。因此,学校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再学习,需要得到他人的正确领导,需要能落实具体学习内容的新型领导模式。然后从领导价值取向、组织模式、作用方式、运作方式、领导学习内容、评价系统、保障机制等方面建构了一个学习领导模式。这种模式以学习为学校领导的价值取向,领导的作用力集中于学习成就的提升,通过学习社群的构建、拓宽领导来源、实施多元领导、增强领导密度等方式的具体运作,实现“合作学习、共享领导”的学习领导目的。在学习领导实践中,校长自我领导学习的示范、激励作用,对个体和组织学习领导活动的深入开展、学习领导者的培养等工作具有相当重要意义；配备必要的评价、保障机制能保证学习领导行动迈向学校发展愿景。这种模式成功运作的表现是：提升了校长的领导智慧,校长能自觉向名优校长的方向努力；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让学习优秀的教师进入名优教师的行列；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成就,学生学会学习、自主学习,走向终身学习之路；学校也因此得以不断改进和变革。基于以上建构的模式,研究者本人在学校实践中加以试行。在首轮实践中根据W小学在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抓住学校变革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学习,建立院校协作联盟,以综合性项目的学习为切入口对学校组织学习进行领导,通过高效课堂的构建、开展课题研究、鼓励教师在职进修等活动来领导教师学习,通过建立学生学习共同体、实施有效教学等活动来领导学生学习,特别例举了学科知识、方法、价值和整体掌握学习是学习领导的具体指向。从第一轮试行的结果来看,初步改变了学校办学初期那种盲目、慌张、杂乱、低效的状况：(1)校长尝试运用“五大价值”处理“学习——领导”工作；(2)组织学习激发了师生主动学习、自主学习的志趣；(3)唤醒了教师的学习领导意识,学习领导的权责得到分布；(4)教师加强了学科学习的具体领导,教与学的能力增强。同时也发现了不足之处：(1)校长学习的自我领导的榜样示范作用,对师生没有起到很好的影响、教化功效。(2)学习领导模式下还沿用科层制组织结构,阻碍了学习者的人际关系改善发展,不利于培养优秀的学习领导者。(3)该模式虽然涉及到学习领导的各个层面,但是学习领导的环境没有得到进一步优化。针对第一轮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第二轮行动研究中突出了校长在学习领导中的主导地位,在加强学习的自我领导的同时注重组织学习的价值引导、培养学习领导者；为关照学校的主体——师生、激发师生的学习领导潜能而调整了原有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建立了扁平式的领导组织结构；校长通过自身的榜样、积极影响、鼓励师生参与领导学习的工作；运用给优秀的学习领导者予评优评先的机会、只奖不罚的激励方式、引导师生自我领导学习等措施,改善了学习的领导环境。本研究通过对全校48名教师的访谈,证明学习领导模式能够改变学校学习,改变学校现状,其效果体现在：(1)学校的领导现状得以改观。学校以教师专业发展为突破口,注重以学习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完善学校的知识结构,形成学校发展的共同愿景。院校协作活动和人文价值教育项目学习,带动了全校师生走向学习改善工作和生活品质的自觉道路。(2)学习的领导环境得到改善。在H大学的辅助下,学校对综合性项目做了详细规划和部署,干部、教师能把校长的学习领导意图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当中,大胆了自身在学习中的领导作用,增强了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改善了学校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3)学习的渠道变得更加宽敞。在大学教授、硕博研究生的学习协助和指引下,开辟了综合性项目、高效课堂项目、课题研究、学历进修和网络研修、学校联盟研讨等方面的学习,使知识的传播渠道变得更加畅通。(4)学习领导的能力得到提高。校长把学习的领导责权分散到优秀的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身上,老师们体悟到了如何“领”、如何“导”、如何“学”,使教与学保持最有效的状态。(5)学习领导的来源更加广泛。通过学习领导的实践,全体教师懂得了学习成效体现,必须通过领导他人学习、大胆实践和反思才能检验出来,于是主动参与对学校学习的领导、承担学习的领导责任,发挥自己的优势,共同致力于学生学习成就提升的领导工作。(6)学校的美誉度大幅上升。学习领导模式的成功运作,促进了学校的整体发展,展示了新学校应有的新气象赢得了各界的赞许。经过两轮实践,证明本文设计的学习领导模式是切实可行、积极有效的。本文研究者作为新的领导模式的推进者,深刻体会到学习领导理念为学校领导带来全新的认识视角,学习领导模式是积极有效的。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学习领导能够改善学校学习的结果,学习领导模式可以转变校长领导的观念、培育更多的学习领导者、共建“合作学习、共同领导”的新型学校文化,从而提高学校组织智能,为学校组织的改进和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领导决策环境。
屠莉娅[5]2009年在《课程改革政策过程：概念化、审议、实施与评价——国际经验与本土案例》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系统的课程变革引发了政府和国家对课程改革的广泛参与和投入,各国政府纷纷从国家层面提出相应的课程改革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课程改革的研究报告、课程改革方案、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然而,受到课程研究历史发展和学科规范的双重制约,课程政策研究一直是课程研究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虽然各国课程改革开展的如火如荼,但是人们对于课程改革政策是如何发生发展的,政策过程运作遵循何种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哪些因素影响政策过程的建构、如何理解政策过程的内部结构和权力关系等一系列居于改革实践核心的政策问题却鲜有深入地探讨,有关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基础性研究极度匮乏。这不仅反映了课程研究领域理论研究的空缺,也显示出了政策实践的随意性和经验主义,更进一步加剧了政策过程的非公开性和不明晰的黑箱状态,极大地制约着课程改革政策实践进程。研究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理论分析、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深入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内部流程和机制,从整合性的视角(连贯综合地看待课程改革政策从问题概念化、到政策审议、实施和评价的一系列过程)拓展有关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一般认识,考察课程改革政策在现象形态(行动准则和指南)、本体特质(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政治博弈过程)和实践特征(实践中的变更性和发展性)等层面上的不同表现,以颠覆传统的课程改革政策观,将改革政策过程看作是在具体情境中的生成和发展过程。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的跨文化比较确立了关于政策过程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并运用这一阶段分析框架分析我国文化背景、政治传统和制度条件下课程改革政策运作的一般流程和运作形态。为了实质性地探究我国课程改革的政策过程,研究深入各个关键的政策过程阶段,依照事实分析、价值分析、规范分析的叁条线索对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机构流程、组织形态(工作方式、权力关系等)、文化特征、潜在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意在深刻挖掘我国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的意义内涵。最后,为了回归对于改革政策过程的整体性认识,研究对改革政策过程的综合性特征进行再抽象,将我国课程改革政策过程理解为一个再情境化的过程、一个赋权增能的过程和一个话语斗争的过程。总而言之,研究依托改革政策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本土课程改革政策过程进行了重新的经验分析和意义建构,深入解析政策过程在我国特殊政策场境下的运作特征和问题。研究不仅为课程政策过程的理论研究积累了中国经验和知识,也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我国课程改革政策实践的可能设想,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柴世钦[6]2011年在《领导干部价值观的结构、功能与生成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领导干部价值观深刻影响和支配着领导活动的方式及其方向性选择。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转型期、改革发展攻坚期、各类问题凸显期和社会矛盾多发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领导干部价值观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分析研究领导干部价值观的结构、功能和生成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领导干部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时代特征分析入手,构建起领导干部价值观结构——功能——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当前领导干部价值观结构与功能失衡,探讨其生成机制与构建路径。本文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为:第一,采取比较分析方法,阐释了领导干部价值观的本质内涵。通过诠释价值观的内涵,并对领导干部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人生观、行政价值观、政党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比较,将领导干部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概括为:领导干部价值观是领导干部在领导工作实践中持有的对从事的领导事务功效和意义的总体看法。从系统论视角考察,领导干部价值观是对领导工作实践问题的基本概括,是关于领导工作实践比较系统的价值体系。领导工作实践的目的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为谁而解决问题等构成其基本内容。第二,采用结构——功能——机制分析框架,建构了领导干部价值观理论分析的技术路线,对我国领导干部价值观的主要生成机制作了探讨。领导干部价值观是关于领导干部行为选择的价值观念系统,而作为一个系统的基本要素包括结构、功能、机制,叁者共同决定该系统的特征及运行效果。本研究采用结构——功能——机制分析框架的目的,主要在于分析形成领导干部价值观特定功能情况的原因,探讨建立健全其实现机制,寻找增强其功能的基本路径。本文通过考察领导干部价值观的主体与客体结构,从不同视角分析其层次结构及内在特征,考察价值观对领导干部行为的正向和反向功能影响,从而提出要从价值目的、执政方式、制度监管等方面加强功能调控。因结构与功能的互动需要依托一定的实现机制,领导干部价值观通过主体内化与客体施压双向对象化,需要构建道德自律机制、教育培养机制、激励褒扬机制、民主监督机制等。第叁,基于研究的问题意识,考察了领导干部价值观结构与功能的失衡及原因,并通过分析问题背后的内在动因,结合新形势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探究了我国领导干部价值观建设的选择路径。新形势下部分领导干部价值观结构出现服务宗旨扭曲、领导方向迷失、功能运行错位等嬗变和扭曲,从其内在动因看要从指导思想、外部环境、社会制度、自身素质等方面深入考察,并根据新时期领导干部价值观构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如现代科技创新和发展、世界经济格局的全球化和多极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公民社会的兴起等,阐明我国领导干部价值观构建应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社会、服务型政府,牢固树立权为民用的权力观、情为民系的地位观、利为民谋的名利观、执政为民的民主观、依法行政的法治观、科学发展的创新观。在此基础上,探寻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价值观建设的策略选择,主要包括:深刻认识构建正确的领导干部价值观的重要性、加强领导干部价值观教育引导和学习内化、注重领导干部价值观开拓创新及其科学发展、不断优化和调适领导干部价值观结构、强化领导干部价值观生成的制度建设与法治监督等方面。
胡振华[7]2009年在《服务型政府建构视域下的价值领导》文中研究指明服务型的公共行政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它突出了服务的伦理价值,决定着各级领导在行政实践中的价值选择和道德责任。价值领导是西方领导学理论研究的新近成果,是以人为本的公共行政领导理论,对于指导领导者以理性的方式履行客观责任是必不可少的。以价值为基础的领导理论对于构建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彭湃[8]2005年在《大学之治：道德领导的思维向度》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道德领导理论的兴起,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以德治校”的新的思想地平线,同时也昭示着现代大学领导实践的变革趋势。从道德领导的思维向度来对“德治”大学展开深入而系统的前瞻性研究,既是我们对现时代面向世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学之“德治”要求的一种理论自觉,也是对道德领导理论适应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与现代大学发展新情势需要的一种理论确信。其目标是构建一种具有现代大学精神和开放性世界视镜的中国德行大学。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揭示大学组织及大学领导活动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大学本质的理解与认识,有助于唤醒我们对领导道德之维的关注与促进对传统“德治”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正视大学传统领导理论与实践的不足,在一定意义上重设大学领导架构,改进“德治”大学的领导策略。论文以探究道德领导的兴起背景为起点,回顾了科学实证主义典范下的学校传统领导理论的历史演进,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学校领导理论典范的诘难,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大学道德领导的基本蕴涵,认为所谓大学道德领导是指一种“以德治校”的领导行为或历程。领导者以道德权威和专业权威为基础,甄别并建立学校作为学习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和伦理文化,建构学校共同愿景与理念,利用各种领导替身,以激发人性潜力,使部属成为追随者,进而基于责任和义务对共享的共同价值观、理念和愿景作出回应,本于正义和善而行事,共建德行大学,实现办学目标。研究尝试性地透过人学、教育学、组织行为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视野,对大学道德领导立论的学理基础作了较全面深入地梳理、分析。认为大学道德领导理论对人性问题的预设正是围绕着“文化人”、“学习人”这一命题来展开的; 大学领导的教育性与育人使命内在规定了对学校领导者的道德诉求; 大学组织文化作为一种象征在精神层面反映着组织的社会价值,是联结内部成员的心灵纽带,大学领导形塑组织文化的过程,一定意义上就是实践道德领导的过程; 大学领导是一种道德文化现象,具有
杜芳芳[9]2011年在《从行政控制到专业引领》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知识时代的兴起和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我们的生活正在经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而与人的存在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自然也必须完成相应的变革和转型。如今的教育正在力图从注重共性和数量的传统教育向关注个性和质量的现代教育转变,关注人的差异性和个性潜能发展是新时期教育的重要使命。教学作为教育的主要实践载体,也应该从以共性和知识为中心转向以学生发展为本,表现出对个体差异和创造能力的关注,而丰富、多样化的教学实践则是实现功能转变的前提。当然,教学实践形态的变革绝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不仅依赖于实践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更需要对相应的教学管理体制进行变革,变革的重点是从关注教学的规范、统一转向支持教学的创新和多样。学校场域中的教学管理变革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教学实践形态的转型、作为重要契机的新课程改革、学校管理权力的下放以及专业权力的凸显。这些力量的推动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学校教学管理的价值取向,不再执迷于控制,而是转向对教师的专业支持、服务和引领。外在控制型管理只能带来合格规范的教学,却无法创造真正高品质的教学。高品质的教学只有通过激发教师内在的工作热情和唤醒教师潜在的创新精神才能得以实现,为此,以尊重教学专业属性的注重专业引领的新型教学领导和管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亟需研究的重要议题。教学实践的基本品性是教学管理变革的内在根基。教学实践是一项人之为人的实践活动,它具有鲜明的智慧、伦理、情感和个性特征。无论是教学智慧的养成、伦理目的的达成还是教学过程中情感的互动与交流,都是建立在教师个体品质的基础之上。因此,管理者必须鼓励教学者的多元化选择,鼓励他们实践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努力减少各种形式的思想和行动的同一性和一元化。当然,对教学管理的二重性本质也是教学管理从控制型向引领型变革的内在依据。教学管理的二重性包括价值取向上“成人”与“成事”的统一、内容构成上常规与创新的统一、实践操作上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以及手段应用上技术与伦理的统一。传统教学管理的根本病症在于它的行政取向,具体表现为理性主义的管理理念、控制主义的管理目的、行政主义的管理方式和形式主义的管理手段。教学管理的行政取向导致了根深蒂固的管理主义意识和控制情结,甚至出现了行政权力干预专业权力的现象。传统教学管理是建立在科层体制的基础之上的,科层制关注的是从属而不是创新,是统一而不是个性,这是一种控制型的管理形态。如果一味地使用控制型管理的话,就会出现依附性实践、操作性实践、同质性实践和重复性实践等几种异化的教学实践形态。在教学专业性日益凸显的今天,探索从控制为主转向引领为主的教学领导和管理体制是新时期学校教学管理变革的基本走向。学校教学管理变革的实施不仅需要我们对错综复杂的教学现实作出判断,还要审查行为背后的思维假定,重新定位行政权力的边界和功能,尊重专业权力并改革妨碍教师发挥专业潜能的体制和环境。管理者不仅要树立“生命人”的人性假设、基于教育立场的管理逻辑,还要不断塑造道德权威和专业权威的影响力,要在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文化建设上探索切实可能的变革路径,同时努力寻找学校外部的专业力量来为教师的教学提供支持、帮助和引导。当然,教学管理变革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在变革的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的困境和阻碍,这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能力和素质。人的问题是教学实践变革的中心问题,我们必须将结构的变革与思想、观念的变革联系起来,否则变革的最终目的将难以实现。这就需要在学校内部构建相应的教学领导力量,以此来支持、服务和引领教学实践的完善和发展。教学领导是一个多主体的行为,它更多地强调学校内全体成员为了教学实践的革新和发展而表现出来的责任感、创造精神和凝聚力。校长的教学领导、教研组长的领导和教师个体的领导力是叁种基本的教学领导力量。当然,教学领导力量的生成需要各种条件的支持,涉及到如何重建学校场域中的权力关系,以及行政力量如何支持教学等,同时教学领导主体本身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提升自己。教学实践的存在本身是生产一创造性的,仅仅靠外部的规范、限制和训练并不能带来教学品质的真正提升,教学实践的改善最终依赖于教师内在的追求和探索精神。只有当教学管理从控制向引领转变时,教学才不是既定的和规范的,而是呈现出自主和创新的特征。当前最重要的是,鼓励教师建立自身的教学思想,通过思想的丰富来促进教学实践的多元化创新。
胡仁平[10]2013年在《基于价值观的组织竞争力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组织文化研究成为西方组织行为学研究一个持续的热点，组织文化是组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倡导、沉淀，再经过有目的的提炼、筛选后形成的一系列基本假设模式，包括组织价值观、管理哲学、行为规范、仪式、标识以及英雄人物和传说等，其核心是组织价值观。组织价值观代表着整个组织成员的整体精神和价值准则，能够大大激发组织成员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促进组织的生存、繁荣和发展，组织价值观为组织发展注入新动力，成为了组织兴衰成败的关键。本研究运用文献探讨、调查研究、回归分析等方法深入探讨价值观的结构以及测量方法，同时实证研究了组织价值观对组织结构、激励制度、组织活力的影响效果，最后阐述了组织文化与组织竞争力相关理论以及如何进行组织文化建设与传播。研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1）阐述两种典型的组织结构形式以及实证研究了价值观与组织结构的关系，（2）论述当今中国广泛使用的两种激励模式以及实证研究了价值观对激励制度的影响，（3）探讨了价值观对组织活力等变量的影响作用，（4）阐述了组织文化与组织竞争力相关理论以及如何进行组织文化建设与传播。本文通过运用理论研究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采用ML-ordered porbit regression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上人”的价值观是金字塔式组织结构的文化根源，组织内部“人上人”的价值观倾向越严重，组织越容易按照金字塔式构建组织结构形式，研究还发现当今中国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军队中金字塔式组织结构较为普遍，组织等级制度较为明显。第二，组织价值观对组织激励方式有显着影响，组织价值观越倾向于“人上人”价值观，组织激励模式越倾向于指标式激励方式；组织价值观越倾向于“自由平等”价值观，组织激励模式越倾向于条件式激励方式。第叁，组织价值观对组织活力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人上人”价值观对组织活力具有抑制作用，而“自由平等”价值观对提高组织活力具有促进作用。第四，组织文化通过文化管理、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文化营销等方面对组织竞争力产生作用，进而促进组织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基于核心价值观的行政领导模式研究[D]. 文国强. 武汉理工大学. 2004
[2]. 当代中国行政领导核心价值观研究[D]. 薛丰. 延安大学. 2010
[3]. 中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研究[D]. 丰硕. 吉林大学. 2016
[4]. 学习领导模式的建构与实施研究[D]. 刘建强.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5]. 课程改革政策过程：概念化、审议、实施与评价——国际经验与本土案例[D]. 屠莉娅.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6]. 领导干部价值观的结构、功能与生成机制研究[D]. 柴世钦. 湘潭大学. 2011
[7]. 服务型政府建构视域下的价值领导[C]. 胡振华. 地方政府发展研究（第四辑）. 2009
[8]. 大学之治：道德领导的思维向度[D]. 彭湃.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9]. 从行政控制到专业引领[D]. 杜芳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10]. 基于价值观的组织竞争力分析[D]. 胡仁平.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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