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林平[1]2004年在《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及其体现形式：关联理论阐释》文中提出译者主体性在以文本为中心的传统翻译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译者在翻译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被重新发现并确立起来，从而使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然而这些研究缺乏系统性及统一的理论框架，因而在理论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的无休止的争论。再者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社会、文化等要素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影响上，其研究的方法是规定性的或者描写性的静态研究，缺少动态的阐述，尤其对译者的主体性的概念及其重要体现形式缺乏动态的阐释性研究。 鉴于前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不足，本文借鉴认知科学与交际理论的新成果，以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为框架，并运用关联理论的核心概念对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及体现形式(译者与其他因素相互关系中的体现出来的译者的作用和译者的选择)作了动态的分析。本文分七部分进行了阐述，概述如下： 在第一部分引言中，本文作者指出：自古以来，翻译在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翻译这一复杂的现象进行理论探讨显得相当滞后。另外，传统译论对其核心要素——译者，以及译者与其他边缘要素的关系(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更加贫乏，并且这些研究中存在许多缺陷。鉴于此，本文以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及体现形式为研究对象，以期对译者主体性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基石。 第二部分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与评价。与人们对主体性这个哲学层面上的概念及其体现形式的认识相一致，译论家对译者主体性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整个过程分可以为叁个阶段：语文学阶段、结构语言学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在语文学阶段，由于缺乏系统理论原则的指导，人们对译者主体性不能做出科学的阐释，因而具有主观主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译者主体性研究在以语言分析为中心的代码模式下克服了主观性，具有客观性，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片面性、机械性的烙印；在解构主义阶段，译者主体性研究呈多学科方向发展，不断走向深化，但其研究方法是以描写外部因素对译者影响的静态研究为主，另外，在理论上还存在无休止的争鸣。鉴于以往研究上的缺陷，本文作者指出从关联理论上阐释译者主体性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第叁部分对关联理论的理论基础及其核心概念如非论证性推论、认知语境、关联性、关联原则等等进行了介绍。建立在J.A.Fordor的认知理论及H.P.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基础上，D.Sperber和D.Wilson在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1986／1995)一书中提出了关联理论。关联理论是以关联原则为核心的。在认知效果和取得此效果的处理努力的关系上确立的关联原则包括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人类的认知原则表明人类倾向于以最小的处理努力，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交际原则表明在实际交际中，人们设想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本身都值得付出足够(不是额外)的处理努力，从而获得足够的认知效果，即具有最佳关联性。实践证明，此理论在交际与认知方面有很强的阐释力。 第四部分论证了关联理论对译者_i叁体性涵义及其体现形式进行阐释的可行性。关联理论对翻译及主体性均显示出解释的合理性及充分性，译者卜体性涵义及其体现形式亦可得到合理而充分地阐释。在关联框架下，译者主体性的外延被扩大，内涵也被深化，其本质特征得以充分体现出来。另外，作为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形式—译者的角色/作用和译者的选择，也得到动态系统的阐释。 第五部分详细论述了关联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译者的角色/作用—的解释力。在关联框架下，由于翻译环境的不同，尤其是译者的认知语境不同，译者在社会中的角色/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角色/作用构成一个连续体。对于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角色/作用亦如此。再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任务是以关联原则为指导，并且积极地实现原作者的意图，自己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待相吻合，这使得译者在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具有中心地位的联络人。可见，与规定性和描写性研究方法不同，关联理论能够对译者扮演多重角色及发挥多种作用的现象做出合理阐释。 第六部分对译者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形式—译者的选择，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首先，就宏观选择来说，译者在下笔翻译原文之前总是期待取得最大的认知效果，因此他倾向于选择与自己认知语境相似的作品进行翻译。另外，译者对译文文体特征及译文读者的选择，取决于原作者的意图和译者的认知语境以及读者的期待。其次，微观选择涉及到译者如何使原文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期待相吻合，即策略方法的选择。关联框架下的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策略(Gutt，1991)弥补了传统规定性翻译策略解释力度不足的缺陷。在关联原则指导下，译者对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的选择不是完全受制于语言、文化等要素，亦不是随心所欲的选择，而是要兼顾双方可能的利益，即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认知效果以及处理努力的关系。最后，虽然关联原则旨在解释成功的翻译现象(不能保证翻
王姗姗[2]2017年在《翻译与游戏》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旨在对翻译过程进行一种理论研究,探究将伽达默尔(并非用于研究翻译的)游戏理论作为一种奠基理论植入翻译过程,建构一种基于"关系主体"模式的翻译游戏过程论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尝试在该理论模型下,建立翻译在一般意义上具有的现象学与辩证法原则。"关系主体"模式下的翻译过程实现了由"译者"决定"过程"到"过程"带动"译者"的根本性转变,使翻译过程研究范式从基于"实证科学"思维之上的"译者主体"范式转型为基于"现象学-诠释学"思维之上的"关系主体"范式,向前推进了现有翻译过程理论研究范式。本论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翻译游戏过程论是在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游戏精神"引领下建构的一种处于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具有欧陆哲学色彩的翻译过程理论,它在叁个方面对前此翻译过程理论进行了变革:第一,关于翻译过程的主体。前此的翻译理论大都将翻译过程的主体理解为译者,翻译游戏过程论则以游戏"关系主体"取代"译者主体",即翻译游戏过程论所理解的主体是由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叁方构成的"关系主体",也就是说,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叁方在翻译过程中都是翻译意义能够实现出来的主导方,它们叁方形成一种博弈妥协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均以参与者的身份被卷入游戏之中,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走向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主观操控的视域融合,由此导致翻译过程由"译者心理"决定"过程"到"关系主体"作用下的"过程"带动"译者"的根本性转变。第二,关于翻译过程的核心。前此的翻译理论从语言或文化的单一视角出发解读翻译过程,在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性特征的游戏精神引领下,翻译游戏过程主要体现为在"关系"制约下博弈妥协式的意义保留、舍弃与添加。保留、舍弃与添加在语言(语词和句法)以及"伪文本"(节律、韵脚等非语言性)要素两个层面展开,所以翻译游戏过程涵盖翻目标语言核心与文化核心,兼顾科学性与人文性。第叁,关于翻译的目的。较之前此的翻译过程论,翻译游戏过程更加突出强调翻译之原初目的——面向目标语群体开显原本负载于陌生文本中的意义,通过将陌生经验转化为熟悉经验而使目标语群体扩大对生存意义的感知与理解,进而扩大人际间的理解与交流。由此揭示出翻译的本体论意义:翻译映射出人在差异对话中找寻平衡的居间生存状态,翻译是一种有关意义诠释的实践智慧。基于上述观点,本研究的整体结构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关联、且具有内在演进逻辑的分论题:第一章构成了本研究的第一论题。该论题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之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本论题得以展开的基点是对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进行效用检视。我们必须承认,伽达默尔持有一种"广义"翻译观,其翻译思想具有一定的效用指向和理论阈限。伽达默尔探讨翻译问题的目的在于:以"语际翻译"作为"理解"的特例,从而检视作为人之生存方式的意义理解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伽达默尔之追求"理解普遍性"的理论旨趣决定了他必然弱化语际翻译之"异质语言差异"问题,所以,伽达默尔的翻译思想缺乏关注"语言差异"及"差异语言转换"的问题意识,伽达默尔的"广义翻译观"具有特定的效用指向(指向普遍性的理解),从而致使其翻译思想形成了一定的理论阈限。其次,本论题继而找出用(伽达默尔不直接谈翻译问题的)"游戏理论"构建翻译过程的可能性——游戏中游戏者、游戏对象、观赏者的辩证精神完全可用于描述翻译过程中原文、译者和目标语读者博弈妥协"关系主体"下的语言游戏过程,并对翻译过程中"关系主体"游戏所关涉的核心观念——以间距为代表的时间性概念、文本概念等能否用于语际翻译研究——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初步回答了"能否在本体论意义上谈论翻译"这一问题,以便为后续研究的顺利进行扫清障碍。在证成伽达默尔游戏理可以被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之后,本研究进入第二个论题,即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这一考察由论文的第二章担承。考察从两个层面展开:对游戏理论的前史考察和对游戏理论本身的阐释。游戏前史考察从"伽达默尔对前人游戏概念的理解"以及"游戏概念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两个侧度展开。其中,就辩证法向度来说,游戏精神离不可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影响。伽达默尔在吸纳了黑格尔辩证思想发展之关键动因——"他者"因素——的同时,摒弃了黑格尔对陈述语言的推崇,重新回到柏拉图早期的对话语言,找到了概念背后的问题结构,并以之为基础,构建本体论诠释学。就游戏概念的现象学限度说,海德格尔在游戏问题上对伽达默尔有着重要的综合性的影响。"关系先于理解者"的游戏正是对海德格尔"语言先于存在"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伽达默尔以海德格尔诗性语言为起点,超越黑格尔的逻辑概念,走向柏拉图对话语言,并以对话的"关系优先性"取代了海德格尔的"语言优先性",构建了"关系主体"模式下的游戏理论。对游戏理论本身的探究是本论题的另一核心内容。伽达默尔对游戏问题的思考并非一蹴而就。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只谈论了艺术的游戏特征,在论及历史科学以及语言问题时,"游戏"字眼甚至很少出现。然而在后《真理与方法》时期,伽达默尔愈发意识到他对游戏概念论述的不充分性,并指出游戏应该从艺术中延伸出去,艺术游戏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精神应该体现在历史科学的理解以及语言本身的结构之中,游戏概念理应贯穿伽达默尔诠释学体系始终且体现其诠释学基本精神。职是之故,本论题尝试对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详细谈论的艺术游戏概念,以及其在后《真理与方法》时期未能深入谈论的关于历史理解的对话游戏以及具有对话结构的语言游戏作出进一步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中谈论的游戏概念涵盖艺术、历史和语言叁个方面,包含艺术游戏、对话游戏、语言游戏。其中,艺术游戏又可根据"是否面向观众敞开"之特性分为竞争游戏和表演游戏。这样,游戏可分为竞争游戏、表演游戏、对话游戏和语言游戏,它们之间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但在最根本意义上,它们都是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指涉人际理解的动态性过程。本论题将在厘清彼此关联与区分的基础上,对四种游戏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和界定。需要指出的是,此四类游戏与本研究下一论题"翻译游戏过程构建"有着密切联系:竞争游戏与对话游戏可用于构建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意义理解过程;向观众敞开意义的表演游戏则可用以构建翻译之语言转译过程;而具有辩证结构的语言游戏则是语言转译过程之可能性前提。依据上述对应关系,本研究进入到第叁个论题,也是本研究最为关键的核心论题——翻译游戏过程的构建。本论题包含第叁章和第四章内容。伽达默尔把翻译过程描述为一种"双重化的诠释学对话过程",笔者部分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翻译过程的第一步骤(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过程),无疑可以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游戏来表征。但如果把其第二步骤(语言转译的解释过程)仅仅用"对话"来表征,无疑忽视了 "异质语言转译"过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步骤故而可用"表演游戏"来表征则更为恰当。语言转译和表演都是"关系主体"下的辩证过程,均以向观众开放意义为目的;不同之处在于,表演需把文字语言转译成话语、情感等新媒介形式,而语言转换则需要把一种语言转译成另一种语言。于是,翻译发生过程应当被还原为游戏Spiel(game-play)的过程,翻译之表演游戏也是意义保留、舍弃与添加的语言过程。如此一来,可以把以"双重化的诠释学对话过程"方式呈现出来的翻译的游戏过程解析为以下两个更为具体的过程:过程一:翻译过程之对话游戏——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重点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翻译对话游戏的动态过程描述。第二,对话游戏何以体现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过程二:翻译过程之表演游戏——异质语言的转换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重点要解决这样四个问题:第一,翻译之语言转换过程为何是一种"关系主体"模式下表演游戏。第二,表演游戏过程为何是一种意义的保留、舍弃与添加的现象学与辩证法过程。第叁,从语言与文化二重视角,阐明保留、舍弃与添加的现象学与辩证法普适原则:a.保留原则:优先保留面向"事情本身"意义的现象学原则。b.舍弃原则:空间间距作用下,优先舍弃源语语词的震荡意义、句法结构、伪文本要素等。c.添加原则:添加符合目标语境特征的目标语语词的震荡意义、目标语句法结构以及伪文本要素等。第四,阐明上述保留、舍弃与添加过程何以体现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通过对翻译游戏过程的分析阐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翻译过程的两个步骤直接呈现了伽达默尔游戏(Spiel/game-play)叁重特征:首先,二步骤都是在"关系主体"引领下展开的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游戏过程。第二,整个过程是语言过程,在对语言的保留、舍弃与添加的博弈中走向原文在目标语境中的意义再现。第叁,通过上述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语言过程,翻译实现了其"向目标语群体开显陌生文本意义,增进人际理解与交流"的原初目的。综上可知,翻译必然表现为"关系主体"引领下的博弈妥协的辩证过程。翻译游戏过程论必然要求重新定义译者、目标语读者的身份,必然要求重新诠释翻译所以可能的条件,必然要求重新解读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的价值与意义。本研究的第四个论题(第五章)就是要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回答。在游戏视域下,译者是传递意义的表演者,是驻留在文本之中的意义纽带,是隐与显之间的文本要素。在翻译游戏视域下,目标语读者成为翻译过程的参与者,成为翻译由动态"过程"转换为封闭意义"构成物"的中介,成为影响翻译进程的"共在"者。在游戏视域下,翻译是一种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活动。虽然我们意欲追求翻译的准确性,但完全的翻译却始终不可能。尽管如此,异质语言之间的可译度却可以随着世界的敞开、人际交流的增加而不断加深。由是观之,翻译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正是翻译具有可译度的差异,才成就了翻译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从理解的角度看待翻译,只有使狭义翻译走向广义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的"不可译程度"才能降到最低,这便是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的积极意义。在翻译游戏过程视域下,本研究最终走向对翻译本体论意义的再思考:翻译不仅是一种有关语言转译之技艺,翻译更是一种有关意义诠释的实践智慧。
方小娜[3]2012年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熟语英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语熟语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认知角度对汉语熟语的英译进行了探索。纵观汉语熟语的英译研究,笔者发现,绝大多数的研究,均从单一的认知理论出发,很少结合多维的认知理论。汉语熟语的英译涉及到语言、文化和交际等多个认知领域。同时,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给汉语熟语的英译增添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不同的认知理论研究的视角不同。单一的认知理论从某个侧面,对翻译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然而,翻译是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单一的认知理论在解释翻译现象时,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多维认知为切入点,拟将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以及关联理论整合为一个多维的认知框架。将译者主体性置于多维认知框架下,结合《汉语熟语英译词典》的个别例子,对汉语熟语的英译现象进行认知分析。同时,多维认知理论根据译者的认知情状,为翻译难题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
曾文雄[4]2010年在《翻译的文化参与》文中提出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并出现了多种研究途径,但它们普遍强调翻译的文化层面及翻译语境在其中的作用,且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将翻译研究这两个普遍层面结合起来,基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翻译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翻译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和合文化思想及中西翻译的文化资本与文化融合策略,进而开展文化翻译理论的建构。论文首先阐明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对翻译的文化和文化翻译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继而,对本文议题的核心概念“翻译认知语境”及“互文顺应视角”进行了解释,综述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途径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指出应将翻译的文化层面和语境层面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并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出发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落实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上,建构了互文顺应与选择的文化翻译模式。这个模式由主体间、客体间及主客体间的互文关系层组成,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翻译伦理在其中的功能。文化翻译正是交际者在这些互文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顺应性翻译选择的结果。同时,论文综合语言、文化和语境等层面,辩证重构翻译认知语境视角的维度,旨在从多元的互文间性与“和合”文化观的综合视角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包括翻译的文化、语言、策略及素材等层面上的翻译选择。在互文顺应的文化翻译模式中,翻译言内认知语境的视角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语篇层面上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篇外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对语篇的意义、意图及意识形态等元素进行阐释,并实施互文顺应性的建构,继而探索从词义再到句子以至语篇层面的文化现象及其互文顺应再现的一些规律；最后探究文本间的文化认知距离与翻译视角转换与选择的关系。以上研究均基于实例分析与描写。结果发现,翻译语篇的各个层面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等特征,语篇的互文顺应性构建的背后隐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与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这有助于把握翻译背后的文化本质及其运作的一些规律,以及翻译交际者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翻译言外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出发分析翻译的社会文化性以及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选择关系,并以文化语境、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多维动态语境作为研究的视角。从文化语境出发,以梁启超和周氏兄弟的翻译为例,考察译者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探索翻译素材与文化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动机。从心理语境出发,分析交际者尤其是译者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建构的互文性,从认知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层面分析翻译素材、翻译策略、文化取向与审美取向等翻译选择的动因。从社交语境出发,通过译例从交际、心理及文化等多维层面分析社交文化的翻译。同时,分析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改造,提出以和合文化原则处理翻译的文化融合。结果表明,翻译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文化因子,而且要注重其社会文化性；互文顺应视角促使文化翻译及民族间的文化交往走向和谐的基础与保证。研究者大力呼吁关注翻译中的多元文化、文化异质、文化资本运作以及文化间的文化融合等问题。论文以中西翻译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资本的操作为出发点,首先探索从中国佛经翻译到近现代翻译活动中体现的文化翻译策略、文化资本及其操作形式,解释这些翻译操作的动机及影响,进而在这些层面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发掘具有特色的文化翻译观以及处理翻译“它者”存在的出路。接着,论文分析了中西译学的哲学理论及翻译中的“和合”思想,提出以“和合”文化观作为和合文化翻译学构建的哲学基础。论文指出,互文顺应视角是实现“和合”文化翻译及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关键途径,可以升华至和合文化翻译学框架的建构,成为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论文指出,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凸显了翻译的文化精神及其人文性与社会性；基于这个视角而建立的和合文化翻译学能够指导翻译这个媒介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实施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结语部分概述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与价值、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施云峰[5]2017年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道德经》英译中的视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语言与视点联系密切,视点遍及语言使用的每一个角落,说话者说话或作者写作首先得选择立场,进而选择语言形式和内容,所传递的不仅仅是话语信息,还有说话者或作者的视点。传统上与语言相关的视点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学、句法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话语分析、翻译研究等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者对视点的关注点不尽相同,而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对翻译语言中的视点进行系统的研究还相当少。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种普通语言学与适用语言学,将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符号(Halliday 1978),关注人和社会、语言形式与功能、语言使用及其语境,同时关注语言功能在词汇语法和语篇层面的体现,主张“意义即选择”。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翻译语言中的视点进行系统研究,必将会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在东学西渐过程中,大量的中国典籍被译成西方语言,译介最多的当属《道德经》,仅译成英语的就有160多种译本。这些众多不同译本在遣词、达意、谋篇等方面大相径庭、各具特色,有些与原着相去甚远,甚至面目全非、不知所云。显然,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不同译者对原着不同的主观解读,也可能是译者的意识形态、翻译动机和翻译观,还可能是他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手段,甚至可能受到他的目标语能力、使用习惯的影响。一旦译者决定进行翻译,他的主体性和视点就不可避免地介入翻译过程:首先是解读原文,不同译者有不同的个人的、主观的理解;其次是翻译过程中翻译语言的选择使用也是主观的;第叁是翻译方法、策略的选择和使用也是主观的。因此,整个翻译过程带有了主体性,翻译的产物即译文也自然就包含了译者的视点,甚或其它视点,如意识形态、利益考量或社会文化氛围等。总之,翻译语言与视点的关系值得探讨。本文以亚瑟·韦利和辜正坤翻译的汉语典籍《道德经》的两个英译版本为语料,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方法,研究翻译语言中的视点。本文主要研究3个问题:(1)视点如何介入翻译语言,这种介入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2)视点如何决定和影响词汇语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3)表达视点的语言手段在各层级上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译者在原文本语义理解不同的前提下,对翻译中的词汇、句型选择等方面的选择存在偏好,进而主观地完成译文,运用并表达了自己所独有的翻译观和视点。因此,翻译过程中通常也就有了译者视点的介入。针对本研究提出的问题,我们假设首先译者要产生进行翻译活动的想法,其次就是付诸翻译行动,在翻译过程就会选择采用各种语言手段,这些语言视点往往都会体现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视点。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1)文献研究法:主要收集、整理国内外视点与翻译方面的文献,阐释视点与翻译及其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探析视点在翻译语篇中的体现和特征;(2)基于客观语料的方法:本文以汉语经典《道德经》的两个英语译本作为主要语料,对翻译语篇进行具体案例分析研究;(3)定量分析法:将研究对象限定在《道德经》第一章至第九章的可控范围内,针对有必要、有可行性的语言现象进行统计、计算和分析、比较以进行定量研究;(4)语篇对比分析法: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方法,从语言元功能、评价理论等方面分析两个版本的译文和译文中的视点。针对本研究提出的叁个问题,通过对《道德经》两个译文的对比分析,本论文得出了以下3个研究结论:第一,视点之所以会介入翻译语言,其根本原因是翻译是译者的语言活动,在文化语境中译者是带有主观思想和情感的主体,他的认知和活动具有主体性,译者就是视点和主体性产生和呈现的主体。只要译者这个主体介入翻译,视点就通过译者这个主体的认知和翻译活动介入翻译语言,具体而言,视点介入翻译语言的方式就是通过译者对原文的解读、理解,对原文形式所体现功能或意义的选择,所选原文功能在译文中的转换以及在目标语中再现该功能的语言形式的选择。与语言的元功能对应,视点通过以下叁种方式介入翻译语言:(1)体现概念元功能的及物系统、语态系统、逻辑语义系统和概念隐喻;(2)体现人际元功能的语气系统、情态系统、评价系统和人际隐喻;(3)体现语篇元功能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与连贯。影响视点介入的因素首先是人,即翻译活动中的译者和作者;其次是视点所介入的对象,即翻译语言,包括目标语和文本,它们对容纳视点介入的潜势和体现资源会产生影响;第叁是语境,包括翻译活动发生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第二,视点通过选择体现元功能的众多系统来影响和决定词汇语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视点要介入翻译语言,就要先成为披着语言外衣的视点。与本研究主体部分所采用的理论框架一致,体现语言叁个元功能的众多结构系统,也都可以用来体现视点。换言之,视点通过这些方式选择翻译语言:通过体现概念元功能的及物系统、语态系统、逻辑语义系统和概念隐喻进行选择;通过体现人际元功能的语气系统、情态系统、评价系统和人际隐喻进行选择;通过体现语篇元功能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与连贯进行选择。视点对翻译策略和翻译语言选择产生的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明显又深刻。译者在阅读原文采取的视点和其中形成的视点会帮助他先选择翻译理论,之后再选择翻译策略。译者选定的翻译策略会进一步帮助他在目标语中选择词汇和语法。同时,在翻译实践活动中采用和形成的视点也会在后来的翻译中起作用,影响和决定翻译策略和翻译语言的选择。第叁,表达视点的语言手段有词汇语法手段、语篇结构手段、语音-音系手段和标点符号手段。翻译语言和译者的视点普遍存在于翻译语篇中,这种视点与译者的主体性、翻译观、意识形态和翻译策略等诸多因素有密切关系。体现视点的语言系统与体现语言元功能的结构系统是相同、一致,即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同样的原文,不同译者会译成不同的译文,译者的视点及其上述各种因素就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主体性始终贯穿于语言的概念、人际和语篇叁个元功能的各个体现系统内,而主体间性主要在体现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中得到呈现,表达译者对读者和作者的协商态度和情感考量。本研究表明,视点在语言中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语体,翻译语言往往包含着译者和作者的视点,体现为译者在翻译策略和词汇语法方面的选择。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展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范围,对汉语典籍翻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胜昔[6]2017年在《认知语言学视域下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唐诗经典作品的外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唐诗中存在大量转喻现象,其修辞效力能够增强诗意,提升美感,激发读者无限的联想。适切处理这些转喻现象对于保证和提升诗歌译文质量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然而,转喻具有明显的文化专属性,不同语言文化间转喻类型的确定、转喻喻体和喻标的选择都存在差异,这给译者处理唐诗中的转喻现象带来了挑战。转喻研究发轫于修辞观,经由语义观,发展到今天的认知观,为深入研究唐诗中的转喻翻译提供了新的维度。然而,综观文献,鲜见相关系统研究,主要原因在于转喻翻译的认知研究刚刚萌芽。当前,唐诗经典中转喻翻译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依据传统修辞学理论来界定转喻,缩小了转喻现象涵盖的范围;研究的语料多是某首唐诗及其若干译文,语料来源渠道过窄;研究路径单一,主要是基于概念转喻理论来解释译者处理唐诗中个别转喻修辞现象时的认知操作。上述不足为开展本研究留存了一定的空间。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叁个问题:(1)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涉及哪些翻译策略?这些策略反映了译者什么样的翻译倾向?(2)唐诗经典中的复杂转喻现象在翻译过程中是被如何处理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处理方式的因素是什么?(3)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体现了译者什么样的主体作用?译者的主体性是如何得以发挥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秉持翻译的体验认知观,主张译者对唐诗经典中转喻项的处理是在语言与认知两个维度内进行加工的结果,并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转喻理论、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唐诗经典中转喻翻译的认知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自建小型语料库(以《唐诗叁百首》及两位中外专家译者许渊冲和彼得·哈里斯的译文为语料),依据“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内部,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可及”的观点来界定语料库中的转喻,把语料库中所有在诗歌语境下基于转喻思维的表达(包括词和短语)都归并到转喻这一上位概念。根据这一界定我们构建了转喻识别的五步骤模型,分别对源语唐诗文本中的转喻项和译语文本中的对应项进行人工识别与手动标注,同时确定所标注对象的转喻类型和所属的理想认知模型,然后采取观察、描写与解释的研究路径,尝试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本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转喻翻译的策略是译者对唐诗中转喻表达进行识解,并在译文中进行例示的认知操作、翻译方法、翻译技巧的集合。通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对唐诗转喻项的翻译过程中,源语转喻项的理想认知模型和译文对应项的理想认知模型存在切换,目的语理想认知模型中的对应转喻类型相对于源语而言存在动态调整;具体而言,源语转喻项的加工主要有六种路径,包括“将源语喻体在译文中单独呈现,将源语喻标在译文中单独呈现,将源语喻体与喻标在目的语中的对应项全部呈现,将源语中具有相同转喻义的另一相关喻体在译文中呈现,将源语转喻喻体用目的语特有的喻体来替换,以及对喻体和喻标进行空集化处理”。目的语语言层面涉及的翻译技巧包括采取与源语项词类、句法相对应的语言形式;或是在目的语中转换源语表达的词类,在词汇与句法间进行转换,在句法层面进行转换;或是在译文中适当增词、减词;或是进行适当的语序调整等。这些技巧有利于呈现或是隐藏源语转喻现象。转喻翻译策略反映了译者翻译过程中归化或是异化的处理倾向,而译者对源语文化的不同态度(通过归化和异化所体现)又反过来影响了译者对转喻现象翻译方法和技巧的选择。(2)唐诗经典中复杂转喻包括存在多重映射的转喻链现象,以及因隐喻和转喻的互动而形成的“转隐喻”和“隐转喻”现象。翻译多重映射的链条转喻,可以依据复杂转喻中转喻链的映射环节,进行不同的取舍,保留始源域,或者选取转喻链条某一区间上的靶域n-1/(源域n-1),或是保留靶域n的方式来进行。在处理“转隐喻”和“隐转喻”现象中的转喻与隐喻互动关系时,译文中能够再现这种互动关系;但是某些复杂转喻承载了大量源语文化信息,在目的语中存在文化空缺,因此不能完全再现,这样就需要解构二者的组合,即将“转隐喻”和“隐转喻”中的要素进行拆分,在目的语中以独立的隐喻或转喻形式进行呈现;或是将原文中的这一复杂转喻现象省略不译,即在译文中消解转喻与隐喻间的互动关系。唐诗中的复杂转喻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或消解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译者对这些复杂转喻敏感度的高低,译者对转喻翻译所采取的策略,以及译者归化和异化的翻译倾向。上述因素会影响到复杂转喻现象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再现。另外,复杂转喻现象自身,即其所具有的跨文化适应性与语境适切性也制约着它们在目的语中的呈现方式。(3)唐诗经典中转喻项的翻译,既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又反映出译者的受动性(受制约性)。译者的创造性和受动性外化为译者对于转喻翻译策略的选择,而深层认知动因则在于译者所进行的概念整合。译者在宏观层面解构诗歌原文与建构诗歌译文的两轮概念整合过程中,通过对转喻项进行微观层面的概念整合来发挥其译者主体性。唐诗转喻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创造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而概念整合的认知操作,为译者发挥其主体性提供了有力的认知理据。本研究的结论是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不仅仅是单纯语符间的转换或是修辞层面的转换,这些转换只是译者认知操作的外在表现;转喻翻译的实质是译者在概念层面对源语转喻项的识解和对译文的例示。
卢小军[7]2013年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并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和偏见仍然存在，对我国的片面、不实甚至歪曲报道、对我国政策意图的误读现象依然严重。这种障碍的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矛盾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大多数西方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能正确解读中国的政策和主张等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向世界说明中国、介绍中国，是一项长期、艰巨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翻译特别是外宣翻译工作，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合作，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外宣翻译是一种门面工作,其中的错误与缺陷会被放大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翻译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反映在外宣翻译的效果上。1我国各级各类对外宣传材料（如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等政府文件，地方对外宣传报道、对外宣传画册、会展资料和公共场所告示标牌等等）的翻译中，错误或不规范的外文随处可见，翻译质量令人堪忧。不合格或是错误的译文不仅达不到对外宣传、告知的目的，还极易造成混乱和误导，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形象，不利于对外传播与交流，甚至可能产生影响深远、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本论文探讨了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并在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提出了若干外宣翻译策略。作者首先厘定了外宣及外宣翻译的相关概念，明确了外宣翻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与文学翻译的区别性特征。为了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和现状有个整体的认识，作者在仔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了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论文对我国外宣翻译中常见的误译类型进行了分类，简要剖析了造成各类误译的原因。本论文的重点是在国家形象视阈下探讨我国的外宣翻译策略。为了廓清研究思路，夯实论文的理论根基，作者对国家形象理论进行了阐述。从“形象”一词的历史来源和内涵入手，探讨了国家形象的定义和内涵，列举了相关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界定和理解，较全面地把握了国家形象的本质和内涵。作者紧接着概述了国家形象的特点，阐释了我国意欲构建的“和平、民主、文明、进步、富强、正义、负责、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及其我国的国家形象战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看似很显然的问题，成了本论文亟需论证的两个核心问题。为此，作者专辟章节，分别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为题，较为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本文指出，国际传播生态环境依旧是西强我弱，我国的对外传播实力和影响力与我国日益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西方传媒大国主宰着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各种偏见、误解，对中国的妖魔化严重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形象。此外，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和传播的严重逆差，不但不利于我国向世界说明和介绍中国，而且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处境尴尬却重任在肩的对外传媒该如何摆脱如此现状呢？作者提出了更新传播观念、调整传播战略（具体包括调整外传播宣传内容、改进对外传播模式、改进对外传播技巧与艺术），提升对外媒体公信力，加强公共外交，打造对外传媒的“航母”，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建立应急处理机制，自觉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打好“中国牌”等七条建议。对外传播之于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性亦凸显了外宣翻译的重要性。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一节中，作者指出，外宣翻译的文本内容、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在国际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具体来说，外宣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如下这种关系：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国家形象｛维护、提升、破坏｝本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否讲究准确性、是否讲究可读性，是否讲究政治性，将会影响翻译质量、受众认知、传播效果和国家形象。为了佐证这一论断，作者从准确性与国家形象、可读性与国家形象、政治性与国家形象等叁个方面论述了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指出，采取或不采取（适当的）外宣翻译策略以及采取怎样的外宣翻译策略，不仅会直接影响译文质量，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也会产生维护、提升和破坏等叁种效果。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在探讨外宣翻译策略之前，作者从制约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文本内和文本外的诸多因素中，选取了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意识四个主要影响因素，介绍了其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并阐述了上述因素与外宣翻译策略的关系。此举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变成一种理性的、自觉的行为。另一方面，旨在使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在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搭建联系的纽带。在做好这番理论铺垫之后，本文提出了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等。论文从策略理据、表现形式、实例分析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这五种外宣翻译策略。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背景、（主要的）研究问题、（主要）创新之处、研究方法、论文构成及研究意义等等。第二章：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首先概述了外宣翻译的定义、（主要）特点、原则、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等等，继而对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五点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作者紧接着概述了我国外宣翻译常见的误译类型，并剖析了造成这些误译的原因。第叁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作者厘定了国家形象的相关术语，明确了国家形象的概念、内涵和主要特点，说明了我国国家形象的现时定位及其国家形象战略。为了阐明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的关系，以利于从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探究外宣翻译策略，论文从两个层面展开了论证：其一、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其二、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通过这一环接一环的论证，外宣翻译和国家形象之间的关联得以廓清。借助于具体外宣翻译实例文章指出，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可能会造成维护、提升和破坏国家形象等叁种效果。第四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本章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第一节论述了国家形象视阈下影响译者选择外宣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如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意识等等。第二节提出了为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可资采用的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第五章：结语。简要回顾和总结了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对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议并作了展望。本论文主要采用了文献阅读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阐述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的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视角，也有微观的翻译策略，力求从不同角度，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系统、客观地反映我国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对外传播，如何更好地做好外宣翻译工作，是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传播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必需途径。可以说，我国各种对外宣传资料的翻译都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说明着中国，展示着中国立体的、全方位的形象。在这层意义上，外宣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错译、漏译、胡译现象就绝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和译者疏忽诸方面的问题，而是说明中国，传播中国，展示中国形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外宣翻译也绝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肩负着塑造、构建、传播国家形象的伟大使命。从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的视角切入研究外宣翻译及其翻译策略，毕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希望本文提出的五种翻译策略能为我国各级各类外宣文本的翻译提供指导，减少和规避各种误译，更好地服务于说明中国，展示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时代使命。从这层意义上看，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凸显了实践层面的应用价值和指导价值。
唐艳芳[8]2009年在《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赛珍珠是世界上首位以中国题材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同时也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首部英文全译本的译者。但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焦点基本局限于她作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成就与贡献，而她耗时近5年完成的《水浒传》英译本则不是被忽略就是受到“不懂”、“歪曲”之类的简单批评，一直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系统的高层次研究，成为赛珍珠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鉴于此，本文运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及历史研究与汉英对比研究等领域的成果与方法，对赛珍珠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的主体性、其翻译策略的真实面貌、以及她的翻译策略的文化、伦理和当下意义等作一全面的探索与研究，试图将一个完整、真实的译者赛珍珠的形象呈现于读者面前，并为翻译批评研究提供建设性的理论视角与启示。全文内容分五章展开。第一章为引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基础、目的与内容、方法、范畴以及全文框架等。第二章研究综述主要解决研究基础的问题，内容包括：(1)赛珍珠研究回顾。指出赛珍珠在中美两国的接受大致经历了叁个阶段：1930年代——1940年代中期尽管不乏争议，但以肯定为基调；1940年代末——1980年代中期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大背景影响下受到双方的排斥和冷落；1980年代末以降的“重新发现”和“历史地评价”。与这种大起大落情形形成对照的是赛译水浒研究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尤其是前两个阶段，基本无人开展翻译角度的专门研究；至后一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局面虽有所改观，但研究数量及影响相对仍严重不足，研究基调以负面评价为主，而且研究方法存在较大问题。(2)近年赛译水浒研究述评。承接前一部分关于赛珍珠翻译研究的讨论，指出近年来赛译水浒研究中存在着立论基础流于道德评判、论证方法以偏概全、理论视阈和文本研究匮乏等问题，并提出引入史学研究方法和拓展理论视阈、加强文本研究等解决方法。(3)后殖民理论概述。对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梳理，指出后殖民理论统一于对差异的关注与尊重、对主体权力与身份的关怀以及超越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倾向；后殖民翻译理论则致力于颠覆传统翻译观的霸权预设和倡导平等对话、揭露并批判翻译与殖民化之间的“共谋”关系、以及对译者主体行为的本体关怀。并对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适用性分别作了探讨，指出赛珍珠翻译研究至少在理论论域、译者身份以及差异性翻译策略等叁个方面适用后殖民翻译理论。第叁章对赛珍珠的翻译主体行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论述由两部分构成：(1)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理论探讨。首先阐述译者主体性的定义及内涵，指出译者主体性既有能动的一面也有受动的一面，而近年来的一些相关研究存在着片面夸大主体能动性、不加甄别地提倡以译入语为取向的“创造性叛逆”等问题，本质上并未脱离传统的二元对立研究理路；其次对神权和形而上学支配下的译者主体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西方翻译的宗教渊源使得“忠实”成为两千多年来翻译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翻译和译者也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工具”的烙印，处于受压制的边缘地位，而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长期影响则使翻译及翻译研究长期困陷于对绝对“意义”的追求以及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争之中停步不前，译者主体从未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19世纪中叶以来哲学领域对形而上学的全面拒斥，尤其是解构主义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权威的颠覆，译者主体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译者主体性与后殖民理论的权力和差异诉求联系起来，通过译者的“抵抗”、“在场”或“可见”，使其成为文化干预的重要力量，并引入主体间性概念，避免片面张扬主体性可能导致的主观主义和唯我论倾向，从而在提升译者主体地位的同时，完成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和超越。(2)赛译水浒的译者主体性分析。赛珍珠的文化身份超越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或种族范畴，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划为“美国人”或“中国人”、“白人”或“黄种人”，而应看到其身份的杂糅性，亦即“文化混血儿”特征；这一身份使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同时也使她常常处于身份焦虑与矛盾之中，对她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她选择《水浒传》，既是出于对原着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个人喜爱与推崇，但也有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考虑，而且在不同时期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和不一致；她的翻译策略总体上以原文为取向(异化)，但译本中却又不乏与原文无关的陌生表述，甚至还有少数归化表述，等等，都与她文化身份的杂糅特征不无关联。除此以外，本节还以事实和史料为依据，对赛珍珠在原作版本选择、书名翻译以及文本操控等方面的主体行为的真实面貌进行了探索，揭示了译者主体动机及行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指出赛珍珠作为译者的价值在于：她在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自觉选择了一个“东学西渐”的翻译立场；在一个要求译者“隐身”的时代却选择了一个反抗强势文化的、“在场”的角色定位。第四章重点揭示赛珍珠差异性翻译策略的真实面貌。首先阐述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差异诉求，指出“和而不同”精神的核心本质，以及此种文化差异思想在翻译中的体现，即对异质话语的重视和对陌生化翻译策略的标举。其次，通过深入的文本调查，证明赛珍珠的陌生化翻译策略贯穿了词语、句法和篇章话语等叁个维度，其中词语层面在语言上主要表现为字面对译、固定词语的“拆解”、词序及搭配的移植、与原文无关的陌生表述等，文化上则表现为原文时间语汇、姓名及称谓语、詈辞、用典及其他文化语汇等的直译，但无论语言还是文化，其中均有少量归化的译例；句法层面主要表现为原文并列句式、句内顺序、主体变换以及句子节奏等句法特征的保留和移植；篇章话语层面则表现为原文说书体风格和人物话语形式(直接引语)的保留。最后对赛珍珠翻译策略的文化价值、翻译伦理意义以及对当前汉外翻译的启示等进行了探讨，指出她的差异性翻译策略是对中国小说价值的肯定与弘扬，对于全球化时代和后殖民语境下的跨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价值；她的这种超越了时代、种族及地缘政治等局限的、对差异的尊重态度，既为当代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差异诉求树立了榜样，也为当代译者树立了一座翻译伦理的丰碑；而在我国推动汉语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一背景下，她的翻译实践也在翻译的必要性、翻译选材以及翻译策略等方面为汉语的国际推广战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第五章为结语，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及研究结论、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并提出后续研究设想。
朱献珑[9]2011年在《译学范式转换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文中认为译学范式是翻译研究共同体在特定时期内广泛接受和遵守的翻译概念系统,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行动指南,并由此形成独特的研究传统、理论立场、学术目标、分析方法、术语体系等。译学范式的演进与译者主体性的构建紧密相关。本文将译者主体性置入译学范式演进的宏观理论视野中,通过明晰范式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深层机制,把握译者主体性的构建轨迹、寻求译者主体性的合理定位。古典译学时期,翻译理论研究意识薄弱,未形成共同的研究范式,属于翻译研究的“前科学”时期,译者主体性基本上是一个含混的概念。西方译学部分考察了古罗马帝国、文艺复兴以及18世纪之后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就宗教作品翻译而言,译者最初在“上帝的感召”下亦步亦趋地追随原作,民族语翻译的兴起使译者拥有了适度变通的自由,译者主体性整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就世俗文学作品翻译而言,古罗马时期的翻译以译者对原作的征服与占有为基调；中世纪时期的译者基本上凭个人喜好从事翻译；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译者的原作意识依然较为淡薄；18世纪之后的西方译学逐渐摆脱了轻视原作的倾向,注重再现原作中的异质文化成分,译者的自由裁量空间相应受到压缩。中国译学部分以历次翻译高潮为主线,涵盖了古代佛经翻译、近代西学翻译以及“五四”以来的翻译活动。通过考察发现,译者主体性在整体上并未受到过多压制。译者在翻译选材、翻译方式等方面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自主意识,通过翻译实现了传播思想、启迪民智、改良文学等目的,成为民族文化构建的积极参与者。语言学范式借鉴了包括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与系统语法在内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实现了研究的规范化与系统化,结束了古典译学时期的朦胧和无序。然而,语言学范式过于关注语言形式与文本结构,追求研究的科学化与形式化,译者主体性消解于形式和结构的分析之中。在描写译学与文化研究的冲击下,语言学范式的解释力日趋式微,后期不得不引入功能、认知、语用等以修正和置换原有规则体系。从哲学层面分析,科学主义观照下的文本中心论构成了语言学范式的哲学基础,也是造成译者主体性消解的根本原因。作为文化学范式的先导,“翻译研究学派”整体上摈弃了语言学范式规定性的、以原语为中心的研究取向,采取描写性方法考察译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在发掘翻译文化属性的同时凸显了译者的重要作用。在文化研究思潮促动下,翻译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向文化研究的转向,翻译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功能得到史无前例地高扬。作为“文化转向”之后的两个重要理论维度,女性主义译论与后殖民主义译论揭示出隐藏在翻译中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以及翻译在文化身份认同与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翻译成为权力交锋与身份宣示的场所,成为译者及其所属族群表达文化诉求、争取话语权力、重塑文化身份的工具。文化学范式从整体上实现了从规定到描写、从原语到译语、从形式到功能、从文本到文化等一系列跨越,译者的角色及作用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文化学范式过于注重翻译的外部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翻译的语言属性与内部研究,模糊了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界限。文化学范式所依据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非理性和颠覆性的,缺乏建构性和全局性的思考向度,意义的客观性在差异性游戏中被放逐,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理解与解释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追根溯源,科学主义所关注的语言和逻辑,非理性主义推崇的人之意志、情感、本能等,后现代主义追求的个性与差异都无法合理定位主体性,都有其片面和偏激之处。在翻译研究领域,从主客不分的古典译学时期,到科学主义主导的语言学范式,再到后现代主义主导的文化学范式,翻译活动的主客体关系在整体上处于失衡的状态,译者在原语和译语的夹缝中飘忽不定。只有把翻译从语言和意识的世界拉回到现实生活世界,在社会交往与社会实践的理论视野中,才能确立理解与解释的有效性尺度、合理定位译者主体性。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将主体间的交往与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相关联,主张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以社会规范为准则、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或商谈达成相互理解与意见一致,重建融理论、实践和审美理性于一体的交往合理性。本文以交往行动理论为依据,反思了语言学范式与文化学范式的偏颇之处,认为需同时关涉事实性的客观世界、规范性的社会世界和情感化的主观世界叁个维度,并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叁种言语有效性要求,才能够合理描述与解释译者主体性。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确立“客观—社会—主观”叁位一体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模式。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以关系主义方法论原则为出发点,力图消解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主体与结构之间二元对立,将社会实践视为场域、惯习、资本等相互作用的产物,深刻揭示了社会实践的双重构建性,为翻译研究尤其是译者主体性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维度。一方面,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成为受社会因素调节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效联通语言与文化这两条研究路径、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研究模式。另一方面,把译者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将惯习、场域(常规)、资本进行结合研究,有助于全面描述译者的翻译实践、合理定位译者主体性。本文反思了语言学范式的客观主义以及文化学范式的主观主义研究倾向,并基于场域、惯习、资本等叁个概念工具勾勒出了社会学视域下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路径。结合翻译个案探讨了翻译场域的定位、译者惯习与翻译场域(常规)的双重建构、译者翻译观的文化资本解读、文化资本的流通与译者的顺应与选择等。
王娟[10]2010年在《理论旅行：吸收与变异》文中研究指明从不同角度对主体性哲学展开批判是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由于社会、历史、学术的原因,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的批判有吸收、也有变异。本文从梳理影响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的几个主要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流派入手,探讨吸收、变异形成的原因,分析、批判这些流派的主体性批判思想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的吸收、变异的现象,以使对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的发展有所裨益。本文共11万余字,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课题的由来、课题史回顾、研究目的、方法及步骤。第二章主要分析、评价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涉及的历史背景、具体表现、对翻译研究的推动及其局限性。这一章主要采用的是对文献梳理分析的方法,涉及:1)现代哲学阐释学;2)解构主义;3)翻译研究文化转向;4)后殖民主义;5)后现代女性主义。之所以选取这五个流派的翻译研究,因为它们是影响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的几个主要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流派。这些理论虽已经反复探讨,但是其中所体现的对主体性哲学思想的批判这一方面,并未受到更多关注,却是理解这些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流派本质的一个必要途径。第叁章分析主要有叁种因素影响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的接受:一是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特殊性。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等因素,国内翻译研究缺乏西方那样对理性的推崇传统,近代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动荡、汉字的特殊性,以及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特点,是影响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中的主体性批判思想的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主体(性)概念的译介。分析了主体性概念的译介与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以及主体(性)概念在译介过程中的意义流变对于本文所关心的理论旅行现象的影响。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对于主体(性)的理解也显然受到了主体性理论旅行所带来的意义流变的影响,从而构成了一种“先见”,影响了对于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批判思想的接受。叁是国内翻译学科建设的特点,分析了国内学科建设过程中的权力影响及其特点以及这种特点对翻译学科发展的影响、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中的主体性哲学批判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的接受所产生的作用。第四章主要是分析、批判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的接受情况。这一章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的借鉴与吸收,包括两点,分别是对传统忠实翻译观的反思;从一元到多元角度的转变。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对忠实于原文十分推崇。这种对忠实的追求并不现实。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忠实翻译观遭到了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的强烈质疑、批判乃至全盘的否定。这种批判由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借鉴而显得更有理论性、系统性。论者们运用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忠实翻译观进行批判,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证其不切实际性。而在传统的翻译评论和研究中,单一的视角占据主流地位,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一元视角,即一般只以忠实与否来评判译本的好坏。相比较而言,新的翻译批评和研究则不再拘泥于“技”的层面,呈现出多元的角度,视野扩大,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因素被考虑进来。第二部分是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的变异与否定,包括四点,分别是:1、重视结论轻视论证。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对传统忠实翻译观进行批判时,并不是直接加以否定,而是有一系列的论证,来证明传统忠实观的谬误。而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则不太重视论证过程;2、重视反叛性轻视肯定性。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在对主体性哲学进行批判、否定时,也有其肯定性的一面。各个流派并非是完全的解构、摧毁一切,将世界描绘成一片灰色,也有希望所在。这种肯定性程度不同,表现也各异,是构成流派之间、不同论者之间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比较重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对传统的否定、反叛的一面。例如借用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中的一些概念,偏见/前见、视域融合、延异等,通过突出这些概念中否定部分的含义来强调对翻译忠实观的否定,对原作误读现象存在的合理等。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中肯定性的一面则较为忽视或避而不谈,这或许是因为主体性讨论存在自己的问题域和关心焦点,所以在对于西方翻译研究的借鉴、吸收的同时,往往忽略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的原意;3、批判的立场与标准:固守边缘还是走向中心。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和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都对传统进行了批判,但批判的目的不同。在对传统主体性哲学及基于其上的忠实翻译观进行批判时,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多是固守边缘的立场,试图将边缘群体的经验纳入知识生产,但不是要取代主流知识生产方式。而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对传统的这种批判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更多地被运用成一种走向翻译研究场域中心的策略。很多论者希望其能够帮助扫清不利于翻译研究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成为更为理想、更为完善的中心;4、对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两种态度。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流派,对主流意识形态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从不触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却常常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一致。第叁部分是吸收、变异的利与弊。主要是:一些问题得到了重新认识,如翻译中的忠实、译者的作用、翻译研究的价值等问题,革新了翻译研究,推动了翻译学科的建设;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对忠实观的反叛越来越突出,导致了意义虚无主义蔓延,等等。第五章是结语,即本文的简略概括,总结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的理论旅行过程,以及理论旅行过程中的吸收和变异及其批判,并对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应该在批判和反思西方理论的前提下,既要“有容乃大”,更要植根本土。
参考文献：
[1]. 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及其体现形式：关联理论阐释[D]. 侯林平. 中国海洋大学. 2004
[2]. 翻译与游戏[D]. 王姗姗. 山东大学. 2017
[3].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熟语英译研究[D]. 方小娜.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4]. 翻译的文化参与[D]. 曾文雄.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5].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道德经》英译中的视点研究[D]. 施云峰. 西南大学. 2017
[6]. 认知语言学视域下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研究[D]. 金胜昔.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7]. 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卢小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8]. 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D]. 唐艳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9]. 译学范式转换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D]. 朱献珑. 中南大学. 2011
[10]. 理论旅行：吸收与变异[D]. 王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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