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海燕[1]2004年在《宋词在形式上的突破与发展》文中研究指明词在宋代达到了鼎盛。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在这个时期内最大限度地扩充和发展了自己。但后人论及宋词时，则更多地从思想的解放、题材的扩展、词风的转变、艺术的精美等方面着手，而对其在形式上的突破与发展则大多着力于对某个人或某首词作具体分析，较少系统、全面的阐述。本文对宋词在形式上的突破与发展作了初步探讨。文章分叁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文本体式和句式的突破与发展作了大致的分析，本部分从以下几个层次入手：1、从对旧有体制的变动和突破入手，分析宋词对唐五代词的扩充和发展。2、词中题序在宋代的成熟和繁荣为宋词形式开拓了新的模式。3、游戏体的大量出现为宋词形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4、从句内结构和句子长度论述宋词在句式上的突破与创新。第二部分从内在文字音响入手，从押韵、平仄两方面分析宋词对格律的突破，指出词与音乐的逐步分离必然导致其形式发生相应的突破与变动。第叁部分从自度曲着手，指出自度曲是对宋词形式的全新突破与发展，本部分首先对自度情况进行分类阐述，其次对自度词人群体进行列举分析，最后指出自度曲对延缓词的衰落起了重要作用。
于永森[2]2010年在《论豪放》文中研究指明“豪放”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具有独特内涵和鲜明民族特色、反映着一种积极刚健精神风貌和审美意识的美学范畴,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人生、思想精神和文学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从古至今,对“豪放”的研究基本上都局限在词学的领域之内,而对其前期的发展嬗变及内在的深厚内涵,则很少有人研究。把“豪放”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来进行全面探讨的,更属阙如。本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力图从美学范畴本体研究的角度出发系统而全面地探讨了“豪放”的发展、嬗变的历史,根本思想精神、哲学辩证法精神和诗学精神,内涵和生成,及其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等等内容;一是集中研究了“豪放”范畴涉及到的主要理论问题,探讨了“豪放”和“婉约”(及与此有关的“本色”、“中和”等范畴)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而确立“豪放”的价值及其在古代诗学、美学中的地位,为中华民族新的审美理想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参照。文章共分为十个部分:导言:主要探讨了“豪放”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在中国古代美学及范畴中的地位及本文选题的由来,关于“豪放”范畴研究的情况综述及研究“豪放”的逻辑起点,阐明了本文研究的方法和逻辑思路。第一、二章:主要探讨了“豪放”的形成和嬗变。“豪放”萌芽于先秦中国传统文化奠基的历史时期,是社会礼法制度逐渐加强、腐朽并形成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的产物。其中“放”的一面最先起步发展,并在老庄思想中得到体现;而“豪”的生成则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其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社会理想。“豪放”在魏晋人的自我意识初步觉醒的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经过南北朝及隋代的酝酿,在唐代的文学艺术中得到了较大发展和体现。宋代是“豪放”发展为一个基本美学范畴的时期,尤其在词这种文体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趋于成熟,但是它在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中并不占有正宗的位置,且为正统的审美意识所排斥。元曲之中则是以“豪放”为特点的文学作品占据了主流地位,曲本身的形式即有着“豪放”的特点。而随着诗歌——即很大程度上是以主体的抒情为主的文学体式——在封建社会后半期的衰落,代言体的戏曲和小说的兴起,加上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思想越来越趋于保守和缺乏创造创新精神,“豪放”的盛极而衰也就不可避免了。第叁章:主要论述了“豪放”的根本思想精神、哲学辩证法精神和诗学精神叁个方面。“豪放”范畴的根本思想精神是指儒、道互补、取长补短、意在现实的积极人生境界;哲学辩证法精神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民族审美意识对“中和”之美的偏离和歪曲,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易传》美学为代表的刚健积极精神;诗学精神是指诗“可以怨”的精神,在传统的偏于柔弱消极静态的审美意识影响之下,以“温柔敦厚”为特点的传统诗学对于“豪放”进行压抑和排斥,“豪放”范畴成熟于宋代并与“婉约”相对待,是这个过程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第四章:主要探讨了“豪放”概念的义界、内涵及内在结构合成。“豪放”在义界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作为审美范畴的“豪放”,主要体现在其狭义上,其核心内涵是“不受拘束”;广义上的“豪放”是“壮美”的象征,它和其他一系列“壮美”范畴一起构成了“壮美”的风格,而在宋代以后“豪放”成熟为一个基本美学范畴之后,则成为这些“壮美”范畴的核心范畴。“豪放”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其内涵涉及叁个层面:内在精神层次的意义,表现为人对于腐朽礼法制度的反抗和超越;艺术表达层次的意义,表现为作者主体对于过时的规律和相对真理的超越;风格层次上的意义,表现为对“婉约”和“优美”风格的突破和超越。“豪放”的内在结构是由“豪”和“放”两部分按照“中和”之美的规律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一结果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美的规律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豪放”的生成,可以用“‘志’(理想,包含‘小我之情’→‘大我之情’的生成过程)→‘气’→‘豪’→‘放’”这样一个流程来阐释。“豪放”生成的主体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人的志意理想促成了内在的“气”的积聚,而客观方面的原因则主要是和地域、社会、时代、心境及其他物质因素——尤其是酒联系着的。第五章:以具体的故事或文学作品为例,阐述了“豪放”在文学艺术中的具体表现及其主要美学风格特点。“豪放”之美集中的文学艺术,主要是诗歌和绘画、书法等等领域。“豪放”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主要有叁个特点:鲜明而强烈的主体性精神特征;盛大而充沛的内在气蕴和外在气势;直抒胸臆、淋漓尽致的表达方式。第六章:主要探讨了“豪放”和一些容易混淆的美学范畴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至于明显与“豪放”区别开来的范畴,则不在探讨范围。“豪放”和“中和”之美的辨正,主要论述了“豪放”是“中和”之美的一种形态,而且是其较为健康和积极的一种形态,它在哲学的高度上秉承并代表着《易传》刚健积极为主的“中和”之美一路。和“壮美”的辨正,主要论述了“豪放”是一种最富有主体性精神的“壮美”。和“崇高”的辨正则主要指出“豪放”可以被主体以外在的形式上直接表现出来,而“崇高”只能在主体或审美对象的内心产生;“豪放”产生的根源是主体的“志”(理想),是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儒”、“道”两家思想互补的一个结晶,而“崇高”产生的根源则是主体对外在世界的“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命运和虚无的思考,最终达到对“有限”和“无限”的超越;“豪放”的主体通过积极介入现实社会生活而得到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而“崇高”的主体则往往是通过悲剧性的毁灭来得到精神境界的升华;综合比较起来,“豪放”更具有现实性,而“崇高”则往往带给人们强烈的心灵震撼,对现实生活并无多大的改变。和“浪漫”的辨正主要是与西方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来进行的,指出两者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不同,“浪漫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个性解放,其主体资产阶级最终推翻封建制度而成为统治阶级,具有特定的历史内容和历史地位,仅仅兴盛于十九世纪初数十年的时间,而“豪放”则是以主体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中心进行变革和创新的一种体现,它在中国古代始终没有脱出封建制度及其思想的控制,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和现实基础。第七、八两章:主要研究了“豪放”在中国诗学史上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基本上都是在“豪放”范畴成熟之后的宋代以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和“豪放”的对立范畴“婉约”有着密切的联系,本部分研究的六方面的问题,都以这个问题为基础。具体的观点有:“豪放”是对“婉约”的突破与发展;“豪放”词可以兼有“婉约”词之长,反之“婉约”词要兼有“豪放”词之长则甚不易,这是由于受到主张“婉约”为词的正宗或本色的观点的限制,研究历史上的词人词作,可以更为清晰的看出这一点;“豪放”和“婉约”一样,既能在词这种文体中具有“本色”的地位和性质,同时在元曲中,又具有独一无二的“本色”的地位和性质;用“诗化词”来贬低“豪放”词并非词这种文体的“本色”的观点,并不能成立,相反,词只有在一种向大诗学(即诗、词、曲同为一种诗歌体裁的阶段性形式)发展的趋势上,才能提升其文学境界和思想境界;“豪放”和“婉约”二分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近、现代一些认为这种二分法过于简单的观点,其实并未认识到这种二分法的独特贡献,即它对于“豪放”范畴成熟的关键意义的揭示;“豪放”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内在的推动着从诗到词、从词再到曲的文体变化历程,在各个文体阶段上,“豪放”都有自己独到的特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九章:主要阐述了在民族审美意识重建的宏观视野下,“豪放”美学范畴研究的现代意义。“豪放”和中华民族新时期文化复兴和审美意识大方向的重建,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并将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的时代需要建立一种积极进取的以“阳刚之美”为主要风貌的审美意识,以促进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全面创新和发展,而其中所具有的“豪放”精神的内核,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豪放”是我们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新时期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前提条件,它对于人的发展,对于发展人从而使之达到更高的层次和理想境界,也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靖懿[3]2015年在《明词特色及其历史生成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明词研究的逐渐深入,一些基础却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必然会被触及,比如,明词到底有没有形成上不同于唐宋、下不同于清代的特色?假如这种特色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明词特色究竟是什么样的?它又因何形成了这样一些特色?通过对明词词调选择、题材表现以及追和词创作叁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明词特色的确是存在的。弘治至嘉靖时期,是明词特色的滥觞与形成期,而隆庆至崇祯的晚明时期,才是明词特色集中展现的时期。首先,在选声择调上,明人不再满足于唐宋词已有调式,自创调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受诗文复古运动向词学延伸的影响,即使是沿用唐宋词调,也显现出新变的迹象;同时,一些带有古调、民歌色彩的短章小令,或顺应明代文学世俗化、通俗化的整体文化环境的“俗调”备受青睐。其次,在题材内容上,明代尤其是晚明“主情”词论的张扬,使爱情词继南宋、金元词之后出现“回潮”迹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世俗化、民歌化的全新面貌;“玩赏”、“隔离”的审美态度和审美方式,以及“艳逸”的词体定位与审美追求,改变着晚明咏物词的外在风貌和内在精神气质,使其整体上呈现出艳情化、闲逸化的风格取向以及浅媚轻绮的特异情调;晚明山林隐逸风气的煽动,加之江南造园之风成为一种时尚,造就了文人闲逸化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趣味,令晚明写景词更多地融入反映文人日常生活情趣的俗景、乐景,显示出情感缺失的倾向;浸润于晚明“山人”氛围中的闲适词,受制于山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价值追求,呈现娱乐化、世俗化的特点,进而突破了传统词作幽婉感伤、意在言外等美感特质,表现出鄙俚、纤佻、儇薄等异质元素以及逸乐化的审美追求。最后,在追和词创作上,明代后期的追和词较之前期,相对数量有所减少,这也是晚明词人自足自立意识的具体表现;同时,在追和对象的选择上,更多的作家选择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唐五代词作为学习或模仿的对象,从而突破了视北宋词为正则的词史观,呈现多元化的审美追求。明词特色的生成受内、外两种因素的制约。内部因素是词体演进的需要。一方面,词体作为文学之一体,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整体性的改变;另一方面,词体为避免或延缓自身走向衰亡的趋势所进行的自我调节,从而为自身注入新的动力,引发其局部特质的改变。外部因素又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词人主观的审美理想,通过明代词学理论中的词史观、词体观以及词体雅俗观加以体现。二是明代社会文化环境对词体创作潜移默化的渗透。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主要有叁种:一是明代词人主体人格及创作心态的变迁对明词创作的影响;二是明代后期主情、好色、尚俗的风俗人情对明词的浸染与薰陶;叁是明代诗文、小说、戏曲、民歌等文体样式与明词的互动及对明词的挤压与重塑。
薛正新[4]2017年在《宋词长度演变探析》文中认为在各种宋词选本中可以发现,北宋初的词多为小令,而南宋末的词多为长调。由此猜想宋词的长度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通过对《全宋词》中20647首词进行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宋词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长度经历了一个由短到长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宋词的字数逐渐变多;二是宋词中的小令逐渐减少,中调、长调逐渐增多。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音乐原因,宋词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文体,宋代的词坛的主流观点认为词需“合乐可歌”,但在现实发展的过程中,词出现了脱离音乐的趋势。“合乐”的这一路,经过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张炎、周密等人的传承与发展,越写越雅,而雅词在音乐节奏上需要舒缓,在内容上需要思索安排,故“合乐”这一路发展的结果使得宋词长度延长;“不合乐”的一路,更重视词的内容表达,为了表达更丰富的内容,这一路的词人多选取长调,加上不少词人选取某一擅长的中、长调词牌,一次性写数十首词,直接导致长调的增多。在词学观方面,宋代的词学观经历了“词为小道、词为艳体、诗庄词媚”到“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再到“求雅”的转变,宋词的地位一步步提升,人们的普遍重视,使得宋词的艺术、内容更为丰富,促进了宋词长度的增加。在词人创作实践上,柳永大力创作慢词长调、苏轼“以诗为词”、周邦彦、姜夔对词的极力雅化,再到辛弃疾的“以文为词”,诸位词人用自身创作实践一步一步开拓着长调的天地。宋词长度演变有着深远的意义。在内容上让宋词表征的宋代文化更加丰富,宋词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内容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人、事、情被写入词中,从一定程度上看,宋词成为了承载宋代文化的一大载体。虽说有不少小令也传递出一定的文化内涵,但小令由于篇幅短,注重描绘局部气氛和简单情感,随着宋词字数的增加和使用长调的增多,宋词中所表征的宋代文化更为丰富具体,从词中即可窥探宋代的文化风貌和宋人的生活现状。其节序文化、礼仪文化、花卉文化和宴饮文化在长调中有着更生动的表现。在艺术上让宋词的艺术手法更高超,由于宋词长度增加,篇幅扩大,在时空上,从小令中的简单跳跃发展到中长调中的多次跳跃,在雅派词人那里甚至出现了“意识流”跳跃;宋词长度的增加,使得词中对于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腻,不再局限于小令的管窥,而是对人物的外貌、神态、语言、动作、心理均有细致的描绘;在情感表达上,正是因为宋词长度的增加,使得情感表现手法越来越高超,从最简单的“直抒胸臆”到“融情于景、借景抒情”再到“依情布景、遥有寄托”。
孙虹[5]2003年在《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关系研究》文中指出笔者认为宋词作为宋代兴盛的文体之一，不可能游离于时代文学思潮与文学思想之外，而宋代尚统、尚理、尚意、尚韵、尚博、尚雅、集大成意识等文学思想以及诗文共趋雅化的文学潮流对词体的渗透过程，即是宋词的雅化或诗化过程。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拓展了传统词学研究的疆域，即立足于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整体观照，关注形成宋代文学现象的综合文化动因，在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整体文学流变中，以北宋词为例进行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关系研究。由于本论文选择的学术视角较为独特，所以在围绕文章宗旨展开讨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见解。 本文首先提出词中“宋调”这一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外延与内涵都有别于唐五代以及其它非宋代词的概念，作为阐述的理论基点。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则把北宋词的发展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叁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探讨基本上划分为哲学、士风影响下的文学观(主要指词学观)，宋代士大夫意识，个案研究叁个版块。 这一论述框架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从共时性看，第一版块与二、叁两个版块之间是视点逐层凝缩的关系，第一版块是论述的背景资料和理论基础。宋代是继汉代之后又一个儒学全面复兴的时代，由于宋型文化的内敛性，宋代的儒学复兴更多地是在铸造士大夫精神人格的层面内化为一种社会心理因素；而世风和士风则与国运、人才、体制等声息相通，所以探讨哲学、世风和士风影响下的文学观，不仅富有理论思辨色彩，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第二版块探讨在哲学、士风影响下的宋代士大夫意识，属于宋词思想内容的范畴。第叁版块则在哲学、士风研究的笼罩中，着重对北宋词史上在转捩词风过程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词人进行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究。从历时性看，每个阶段同一类型的版块可以在同一坐标系内连点成线，借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宋文学思潮以及词风嬗变的演变轨迹：发轫于北宋初期的哲学——新儒学，其进程几乎与有宋一代相始终，与宋朝士大夫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互为表里，自然导致了宋代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高层次上对儒家崇教化、重功利文艺观的回归和深化。由于儒学复兴的推进和深化，士大夫人格也随之趋于完善和理想，而随着宋代士大夫意识对词体的全面渗透，宋词思想内容的雅化也因之得到实现。基于同样的原因，儒学复兴也对宋代词风的发生、发展、成熟形成强大的渗透，主导了北宋词艺术形式渐趋雅化的时代风气。我们把这一雅化过程分为纯诗化与诗化基础上的词化两途，至北宋后期此二途在词化的层面合二为一；另外，由于北宋后期词作的形式美中沉淀了内容善的因素，所以北宋词形式方面的雅化又呈现出与哲学共趋的态势。 在论述过程中，我们尽量注意到了词中“宋调”在文学思潮的支配下不断形成自己特质的同时，也汇入了宋代主流的文学思潮并与之互映互动，共同建设了宋代文化生态网络的特点。
胡永启[6]2011年在《夏承焘词学研究》文中提出夏承焘是我国传统词学的总结者和现代词学的奠基人之一,有“一代词宗”之盛誉。他的学术成果主要收集在《夏承焘集》中,突出表现在词人年谱、词籍笺校、词学批评以及学词日记等几个方面。本论文主要就此四项展开讨论,分别由绪论和六章正文构成。绪论部分阐述研究夏承焘词学成就的意义和价值及其研究现状。夏承焘词学分文献研究和理论研究两大类,是20世纪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有丰厚的词学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当前,夏承焘词学的研究工作已有一定程度上的进展,具体可分整体研究、局部探讨、纪念回顾叁种类型。总的来看,对夏承焘词学成就已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但还存在着一些研究缺陷和不足。第一章介绍夏承焘的生平和着述。研究夏承焘的词学,首先得了解他的生平和着述的基本情况。结合他一生中的主要经历和在处于重大事件中的人身转折,将他的一生分为不同的几个阶段。在此基础上,依据相关着述出现的不同时段,将其治学分为探索期、创造期、蜕变期叁个时期。就他的着述成果来说,可分已出版着述和未出版着述两类,前者奠定了他的学术成就,后者是他整个治学成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样值得珍视。第二章讨论词人年谱之学。夏承焘词学的最大成就和最为人称道的是“开创词人谱牒之学”。词人年谱是在借鉴诗(文)人年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之前,词学界对词人生平不予重视,致使词人身世茫然、无可究诘,不少作品也因此隐晦不显、难以考稽,针对这一发展状况,专治于词学的夏承焘,在大量搜淘旧籍的同时,试作了唐、五代、宋、金及元等代词人年谱(事辑)70余种,在此基础上完成唐、五代、宋词人年谱10种12家,并把“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鉴定其(事迹)流传之真伪”这个“史学一长术”贯穿于《唐宋词人年谱》之中,同时妥善地处理在作谱中遇到的如难解作品、疑难的学术问题及后人考证之失等的矛盾。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唐宋词人年谱》也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探索；它除了常见年谱的一般特征外,又表现着自己的独特个性,从而构建起了词人年谱完备的结构体例。此外,在作年谱的过程中,一方面贯彻“求真求是”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寓情感于年谱当中,二者相容共济。就十谱来看,它们间又存在着水准高低之别。简言之,《唐宋词人年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已成为现代词学研究的奠基之作。第叁章探讨词集编年、笺校之学。夏承焘治词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发展并完善了词籍编年、笺校之学。和词人年谱相仿,词籍编年、笺、校取资于诗(文)集编年、笺、校而发展起来的。夏承焘在吸收、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龙川词校笺》等着作。鉴于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这两部着作的表现形式既存在有共同的一面,又存在着差异的一面。具体到编年、笺校,是在保持二者地位平等的条件下,重在笺校而附以编年,且在大篇幅的笺辞校语中,又体现出它们各自的特点。从整体上来看,《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不仅疏解精湛、考订翔实,而且搜辑宏富,已成为姜词研究史上的代表作；·它所突现出的个性特征和完善的结构体例,使它不仅成了夏承焘词籍编年、笺校着作的代表,而且成了当前词籍编年、笺校类作品的典范,换而言之,它业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词籍编年、笺校着述。第四章评论词学批评之学。词学批评之学是夏承焘建国后的主要业绩。其词学批评在吸收旧词论精华的基础上,又突破它的局限,在论词中,善于依托自己前有考订、校勘词学文献的丰厚积淀和某些成果,概括抽绎有关词学问题,形成了他富有个性的词学见解与理论主张。其词学批评作品分论词绝句和论(序)文两大类。《瞿髯论词绝句》注意品评历代词人词作的特点与得失高下,兼及词学原理,亦诗亦评,见解卓越,是难得一见的纵贯古今的绝妙词论。其论(序)文既注重讨论词人、词派,又重视考究词家词论和词体等相关问题,阐发精辟,见识远大,致使一些论述具有超越时流的优势。在研究方法上,夏承焘进行了多方探索与尝试,并选用恰当的批评方法去探讨词学系列问题,为反思、探索阶段对于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的思考提供了借鉴。总的来说,夏承焘的词学批评,既突现他作为研究大家的通达词学观,又表现出因受时代的影响而存在的局限,然瑕不掩瑜,它们足以代表20世纪词学评论的高度水平。第五章考察学词日记。独具特色的《天风阁学词日记》,是夏承焘一生治学为人“心路历程”的再现。首先,展现出了他刻苦钻研、勤奋好学由学人到大师曲折而艰辛的人生履历和认真做人、注重品操的人生态度。其次,是他治学心得的总结和初步词学思想的概括,它的许多短而精的评议,增强了它的理论价值,同时给人以启发作用；而在治学中产生众多的着述构想,构成了他研究上别具个性的一面,为后人作进一步的探索开启了思路。另一方面,它又展露出同时代学人们在慕名、相识、相知、相交的过程中,以通信、参加社交活动等的方式,来相互切磋、共同探讨词学问题、推动学术发展的历程。凡此,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近一个世纪中国词学盛衰发展的进程,成为20世纪中国词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言以蔽之,《天风阁学词日记》“既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又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堪称日记大海中的“宝藏”。第六章谈谈地位和影响。作为词学家,夏承焘的一系列经典着作是我国词学史上的里程碑、20世纪优秀文化学术成果的代表。这些独特建树,对于中国词学建设所起的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它所具有一定的超时价值,昭示了现代词学理论的发展方向,相应地,他越来越被更多的学人推为现代词学研究的第一大家。他的这些着述成果,在内容上,或作为定论被反复使用,或给人以某些启发而又有新的发展,在形式上,又给同类作品提供一种范例；作为学人,他所表现出的学者作风的示范、师者的风范和人格力量的垂范等给后进者以极大的鼓舞作用。总之,夏承焘词学享有崇高的地位并对后世词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我们当今为学、做人不无启示意义。
陈斌[7]2014年在《东坡词历代传播与接受研究四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宏观、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从单篇文本、苏词别集、名家词选、词人创作四个层面，考察、探讨东坡词在宋代至清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第一章，考察东坡词以单篇文本的形态传播与接受的两大方式：手写、摹刻，进而探讨东坡词以单篇文本的形态传播与接受的四大文献价值：辑佚补阙、辨别真伪、校勘异文、考订编年。第二章，考察别集编校进程中的东坡词传播与接受情况，从存词数量、存词真伪、存词互见、体例演进四个方面，探讨东坡词别集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以及东坡词别集发展、演进的脉络。第叁章，考察名家词选中的东坡词传播与接受情况，建构、考察名家词选中的东坡词名篇，将其与两宋十五名家词名篇进行比较，探讨名家词选选评者对东坡词的词旨阐释与艺术评点。第四章，考察词人创作对东坡词的接受与拓展，探讨词人创作上接受东坡词的八大方式、接受东坡词而创作的十大题材、接受东坡词的八大动因，对东坡词名篇进行建构、考察与比较。在此基础上，进而探寻东坡词在不同领域中传播与接受情况之间的多重对应与互补关系。
许菊芳[8]2012年在《民国以来重要唐宋词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选本是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价值、功能更体现了现代性的转变。20世纪以来，唐宋词选既是当代人接受唐宋词的重要媒介，又折射出中国时代转型时期文艺思潮嬗变的轨迹。同时，民国以来的唐宋词选大多出于词学专家学者之手，凝聚了他们词学研究的智慧成果，因此，透过每一部词选，又能触及到词学观念演进的脉搏。基于此，文章运用宏观概括与微观剖析的方法，既全面梳理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选坛体貌，又深入剖析若干重要选本，勾勒民国以来唐宋词选发展流变的轨迹。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并对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研究现状作了综述；结语部分简要总结了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发展规律和历史意义。正文以上编综论、下编分论的形式展开对民国以来近百年唐宋词选的梳理和探究。上编四章，前叁章分别从民国时期（1911-1949）、建国后叁十年（1949-1979）、新时期以来（1979至今）叁个时期展开论述不同时代语境下唐宋词选的体貌特征：民国时期，唐宋词选体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鲜明特征，选坛上新旧词选杂糅，选心和选型逐步多样化，白话词选与评析型词选代表了词选发展的新方向，作词法词选体现出传统学者挽救词文体创作于式微的努力和普及词体创作的构想。建国后叁十年中，在文艺理论与创作政治化、功利化的时代环境下，唐宋词选整体表现出数量少和类型单一的特点，其选心偏重于思想性和人民性，选域偏向于豪放词和民间词，选型表现出由重选向重释的全面转变。新时期以来，在较宽松开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多元化的文艺思潮推动下，唐宋词选再度繁荣。不仅选本数量多，而且整体呈现出编撰者层次多样、选心多元化、选型多维度、传播媒介多样化等特点。第四章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抽绎出民国以来唐宋词选嬗变的轨迹，并阐述了其历史文化意义。下编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为分论部分，通过重点剖析民国以来以朱祖谋《宋词叁百首》、胡适《词选》、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胡云翼《宋词选》、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唐圭璋、缪钺等《唐宋词鉴赏辞典》等为代表的七部词选，展现民国以来唐宋词选的演变历程。《宋词叁百首》集历代词选之大成，且选词精当，校勘审慎，堪称传统词选之“结穴”。胡适《词选》宣扬了白话词史观念，开启了现代型词选的新体例，建立了开创性的现代型词选范式。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贯穿着名家词的客观意识，同时标注词韵，兼顾填词和读词的双重意旨，是新旧交融的典范之作。胡云翼《宋词选》选词精炼，注释完备，既顺应了时代读者群体的需要，又烙上“左倾”思潮的鲜明印记，因此，它是一部影响广泛而得失参半的普及型词选。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不仅切合了时代的主旋律，注重选词的思想性，又超脱于时代之上，注重了选词之“广”与释词之“深”，并宣扬了词体鉴赏的理念，因此，它是一部融研究、鉴赏于一体的选坛别调。唐圭璋《唐宋词简释》既衣钵于晚清常州词派“重拙大”的词学追求，又开创了“简释”体的词选体例，旧思想和新观念、新方法融合一体，体现出延续传统、开启新声的选词意义。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兼具词选和工具书的双重性质，其以超大的包容量、选词与鉴赏方面广泛的覆盖面、普遍的影响成为词体鉴赏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通过以上论述，论文的结论是：民国以来，唐宋词选与时代文化政治意识、社会历史语境相低昂；唐宋词选折射出20世纪以来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唐宋词选整体呈现出选心、选型、体例等的历变过程和多元化色彩；且随着词体创作的式微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唐宋词选指示门径的功能弱化，传播传统文化的价值突显，与此相应，唐宋词选体例根本上也发生了由重选到重释的转变。
马里扬[9]2012年在《北宋士大夫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北宋士大夫词作为研究之对象,立足歌词的文本细读与文学发生背景的还原考证,提出以士大夫词为中心的“盛宋词史”这一概念,就宋词之盛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外部历史原因、内在文学动因以及具体之演进历程,展开详细地考证与阐释。士大夫词之内涵,是以王国维《人间词话》(1908)提出的“士大夫之词”为基点,包含有对王灼《碧鸡漫志》(1150)标举苏轼等“士大夫作者”的近千年传承,更携带着晚清常州词派(1822～1911)推尊“学人之词”的深刻影响,最终沉淀为一种深广阔大之词境的指称。词境的生成,包括词人的现实处境与歌词文本时地人事之构成要素,而最为核心、同时也是词境高下深浅的决定性因素,是寄寓于歌词之中的时代精神。北宋士大夫词,是士大夫之“宋型”特质渗透入歌词,形成了作为“词中心史”的“词史”。借助“词史考微”,重新建构出北宋士大夫词的发展历程亦即“盛宋词史”,约分为确立、极盛与衰退叁个时期：以欧阳修景佑元年(1031)离开洛阳入汴京作为盛宋词史的起点。经过嘉佑年间(1056～1063)以王安石等士大夫词人对《花间》、南唐词风的离析,至熙宁、元丰之际(1074～1082),苏轼从词学观念、创作方式、体格内容等方面完全改造士大夫词,从而将盛宋词史推至极盛；其中,王安石更为突出地体现出“词运转关”之表征,而东坡词则成为“词学极盛”的典型呈现。进入哲宗元佑年间(1086～1093),士风的分化导致十大夫与歌词间的关系极为尴尬,但同时也催生出明晰自觉之士大夫词学观。哲宗绍圣至徽宗初年(1094～1101)放逐西南的黄庭坚更以疏放自由的创作态势,在歌词之中寄寓深意,散发出北宋士大夫歌词创作的最后一道光彩。词格、词境、词体,作为词学专有之领域,是与士大夫词纵向演进之历史进程相交互的横剖面。北宋士大夫词,是以《花间》词之体格特征为基础；而“词格独立”又渊源于士大夫知识结构中“缘情绮靡”之诗学内在传统。入宋之后,秉承南唐词风的十大夫词人,通过词境中空间以及时间、人事等构成要素的渐次迁移,逐步在歌词文本之中寄寓与传达士大夫的思想与情感。与此同时,伴随“燕乐饮曲”的改造,倚声填词的方式也在士大夫创作中不断变更,最终建构起符合士大大审美情趣并与诗体相对应之歌词“长短句体”。
宫洪涛[10]2010年在《论唐五代北宋的“诗人之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同一作家虽兼作诗、词,但对二体之态度及着力之轻重有别,再加以诗、词体性之殊与“人才各有分限”之间矛盾,故同一作家难以兼美诗、词二体。专意为诗,才性与诗之体性暗合者,终以“诗人”名世,词则是其馀力抑或携余勇所填,借鉴于学界常用的“诗人之文”、“文人之诗”等范畴,笔者将创作主体为“诗人”的作家所填之词,以“诗人之词”称之。本论文截取唐五代北宋一段,对白居易、皇甫松、潘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诗人所填之词进行研究,终得出“诗人之词”发展至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以苏轼为核心的“诗人词派”,并得出“诗人之词”的共性：题材上逐渐脱离艳情,走向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风格上突破了单一的绮靡冶艳,而是豪爽与婉约并存；功能上使词如诗般可以谕志讽谏、沟通交际,真正地将“词缘情”转向了“词言志”；传播上使词远离了歌妓之口,代之以文本形式；内质上使词向诗歌靠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出温柔敦厚的中和美。总之,在一定程度上,“诗人之词”改变了词的“小道”地位,振立了词格,发扬了中国传统的诗歌精神,推动了宋词的繁荣,终使宋词成为一代之文学。而通过对诸家“诗人之词”的探究,也进一步论证了“诗人之词”这一范畴,较之于“诗化之词”、“以诗为词”等范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全面性,它既注意到了“诗人”填词的客观现实,又揭示出词融“诗法”、具“诗心”的内在原因,还隐然可见诗、词两种文体之间的互动。
参考文献：
[1]. 宋词在形式上的突破与发展[D]. 谭海燕. 新疆师范大学. 2004
[2]. 论豪放[D]. 于永森.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3]. 明词特色及其历史生成研究[D]. 王靖懿. 苏州大学. 2015
[4]. 宋词长度演变探析[D]. 薛正新. 宁夏大学. 2017
[5]. 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关系研究[D]. 孙虹. 苏州大学. 2003
[6]. 夏承焘词学研究[D]. 胡永启. 河南大学. 2011
[7]. 东坡词历代传播与接受研究四题[D]. 陈斌. 苏州大学. 2014
[8]. 民国以来重要唐宋词选研究[D]. 许菊芳. 苏州大学. 2012
[9]. 北宋士大夫词研究[D]. 马里扬. 北京大学. 2012
[10]. 论唐五代北宋的“诗人之词”[D]. 宫洪涛. 暨南大学. 2010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夏承焘论文; 唐宋词人年谱论文; 士大夫精神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宋词论文; 宋代绘画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宋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