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欢[1]2014年在《官员腐败心理与预防控制研究》文中认为转型期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已经引起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出版了大量的论着。但是,这些论着大多是从腐败的成因及制度对策方面进行论述,更多地是对造成腐败的物质因素的反思与探索。相对而言,较少地从官员个体的心理动机和心理结构去深入分析研究对腐败的抑制。“任何政治行为体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着行为体心理因素的促进与引导,就此意义而言,只有了解政治人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才能理解他的政治行为”。①因此,要寻求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加以源头防控,那就回避不了研究行为主体即腐败参与者本身的心理机制。腐败作为社会行为,必然有其产生的心理因素。腐败行为的心理就是研究腐败行为主体在腐败行为完成前对腐败行为及其后果所表现出的心理状况,是腐败行为及其结果的一种观念形态,具体地讲是腐败行为主体在行为完成前所表现出的心理过程和心理实质,包括需要、动机等要素。实际上,由于人的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个体的动机也是此起彼伏的。需要的无限性及多样性促使动机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和发展,从而激起个体各种各样的行为活动。当前,我国大部分人的需要是健康的、积极的、平衡的,都能按照社会要求来调整自己的需要结构,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但是腐败官员所形成的是一种消极的反社会的需要结构。这种需要结构是社会环境中的不良因素、消极条件不断作用的结果。其过程在于：当不良的外在诱因改变了个体原有的需要结构后,会逐渐导致个体行为动机的演变,造成行为方面的变异,这种反馈作用又进一步影响个体需要结构的不良反应,促使反社会需要结构不断固化,最终激发腐败行为动机、引发腐败行为。腐败心理的产生以及腐败行为的形成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逐渐形成的,具体而言,实施腐败的心理机制的形成是受客观环境条件和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腐败行为=公共权力(物质条件)+腐败动机(心理条件)+腐败机会(制度条件)”。②因此只要全力消除一个或多个条件,就可以大大降低腐败行为的发生。就这个意义而言,当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预防腐败心理因素的形成,将会大大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这应视为我们治理腐败的组合拳之一。预防腐败犯罪应是一个内部疏导与外部约束的联动过程。针对国内现行反腐败制度中的内部疏导机制相对薄弱的现实,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在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腐败行为产生的主体心理机制,即腐败官员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创造私欲需要,这些需要在不良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产生腐败动机,最终形成腐败行为。文章重点从外部环境及主体主观因素二方面对腐败心理的产生原因进行剖析,从而提出矫治腐败心理的相应措施。即只有消除腐败行为发生链条中的一个或多个条件：物质条件、心理条件、机会条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腐败心理因素的产生。因此,我们既要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来制衡外部条件(公共权力),又要借助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理论强化领导干部的健康心理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树立正确的需要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并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消除腐败机会,来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唯有这样,才能使官员形成一种“不敢腐败”、“不想腐败”和“不能腐败”的心理素养。基于这一主题,论文以腐败心理的预防与治理为研究对象,在综合运用腐败(犯罪)心理理论,社会心理学相应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行为科学方法,对官员的腐败心理结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对策治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预防和治理腐败可供操作的对策措施和建议。文章试图从心理干预的角度探索预防及遏制腐败的相关路径,由此拓展新的反腐研究领域全文的篇章结构如下：“导论”。在导论部分,首先立足于国内腐败问题的现状,说明在十八大重拳反腐的大背景下,预防腐败体系构建愈发重要,对官员腐败心理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为有效遏制腐败动机的产生提供借鉴。接着阐述了研究腐败心理形成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并对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最后对本论文的研究结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一章“理论阐释”。以“官僚制”理论、“寻租理论”、“成本——收益”理论作为理论平台分别阐释“组织腐败”心理、“群体腐败”心理和“个体腐败”心理,从理论层面剖析腐败心理的发生机理,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实证研究”。借助心理测量量表卡特尔16项个性因素测验和人格心理量表—中国人个性测量量表对被刑罚的腐败官员进行测量,分析呈显着差异的维度,讨论腐败行为与人格特质和心理状态的相关性。第叁章“归因分析”。通过描述腐败动机的外在诱发因素和内在驱动因素,以及腐败动机的外化形式,以归因方式分析各种导致腐败心理滋生和强化的因素,从现实状况出发进一步探索遏制腐败心理形成的方法。第四章“国际经验”。分析北欧、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反腐经验,主要从价值引导、伦理道德、教育养成等方面进行介绍和探讨,为完善和提升我国的廉政教育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第五章“问题揭示”。从廉政意识、制度设计及惩防机制叁个层面展开,从主客体的不同角度探析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揭示腐败问题发生的源头,解释腐败心理滋生的根源和逐渐诱发的过程。第六章“惩防体系”。从滋生腐败的主体入手,通过加大官员腐败成本、规范官员职务行为、筑构官员抗腐心理叁个层面,提出了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对策。其中,“不敢”是治标,“不能、不想”是治本,叁者结合,实现标本兼治,从而为官员预防腐败建立起心防体系。“总结和展望”。对文章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凝练,同时也对文章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的主要思路予以说明。预防官员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包括外力的约束,也强调内心的修炼。论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官员的腐败行为与其个体的心理状态和人格特质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应从官员入职时增加人格测试,选择适合公职岗位的人员履任；开展有效的廉政意识培养,锻炼官员坚定的内心；完善制度体系,压缩腐败空间,洁净从政环境,让官员专注业务；定期为官员提供心理疏导,释放不良情绪,消解不良认知；提升官员待遇,满足正常需求,创造从政幸福感。
孟丽[2]2015年在《汉语语法化的理论与实践视角探究》文中指出本文以语法化理论及汉语语法化研究现状为考察对象,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坚持语义和语法形式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点面结合、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做一下总结和分析。本论文虽为理论性文章,但并不止步于对已有成果的总结归纳,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论、反思和进一步的研究。总结语法化理论解决了汉语研究的哪些问题,反思是否存在与汉语事实不符合的地方,目前研究还有哪些薄弱环节,并结合具体案例,对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做实践研究。我们采用规范的操作模式,结合构式语法理论,从语言单位的形式和语义两个方面入手,细致梳理了名词、代词和动词叁大类实词的语法化路径。在对丰富材料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本文总结出“语法化理论侧重语言形式的产生和演变,而汉语由于本身特点,却侧重语义演变和演变结果”的结论。构式语法中新的理论视角一一“构式化”理论,在此方面对汉语的语法化研究予以了补充,该理论细化了语言单位产生的具体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词汇化、语法化的区分做出了新的解释,同时还分析了语法化的本质特征是弱化还是扩展等问题。本文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总结了名词、动词语法化的关键句法环境,即语法化域,找出了两大类实词在语法化过程中,句法移位的基本规律。并针对汉语词类划分、语法化“溯源”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在介绍成果的同时,我们也通过对各种文献的对比分析,归纳了语法化机制之间的层次分布、关系排列,并区分了语法化理论与一些传统概念如“引申”、“虚化”、“词义沾染”、“固化”、“假借”等之间的关系。文章分为五章,现将各章主要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目前国内对“语法化”的定义、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以及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主要讨论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介绍了国外语法化的理论基础、认知论动因、目的论动因、隐喻和转喻的相关内容,并对国内语法化研究中的动因进行归纳,主要有：语用、语义、句法位置、句式义、语言系统等方面。同时我们还分析了这些动因所带来的不同的语法化结果。语法化机制方面,我们主要介绍了“重新分析”和“类推”两种,另外还有“推理”、“泛化”、“和谐”、“吸收”等。国内的相关研究是在理论介绍的基础上,又有了理论创新。同时,针对国内在语法化机制使用上所存在的概念混乱的情况,我们又对语法化机制的层次分布和关系排列进行了梳理。最后,对语法化、虚化、引申等概念进行了区分。第叁章以名词和体词性代词的语法化路径为研究线索,分别介绍了目前体词性实词语法化的研究现状。在梳理语法化路径的同时,我们也对体词语法化的规律和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了总结,现举例如下：a.从形式和语义方面总结出语法化过程所呈现的特点,如：语法化中语义的演变未必具有连续性,居中的联系项是名词语法化的主要句法位置等等；b.总结了目前研究中得出的,影响同一语义范畴下的其他词汇没能进一步语法化下去的原因；c.以“代词并入式连词”产生的过程为例,总结了词汇化的部分特点。提出了词汇化的形式固定标准有一定的时代要求等结论。另外还比较了汉语代词“那”和英语"that"的语法化异同等等。第四章以动词的语法化路径为研究线索,介绍了目前动词语法化的研究现状,并回答了前面章节所提出的问题。现将该章节的主要内容简介如下：a.在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路径中,主要讨论了介词产生语义条件；b.在动词语法化为助词的考察中,我们对词汇化的方向选择提出了问题；c.语法化为连词的路径中,我们认为连词是很容易受句式义影响的词类,而且句式义不仅是增加语法化项的义项,还会对原语义产生限制。e.总结了名词、动词语法化的位置和句法位移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名词和动词泛化阶段不同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对汉语词类之争、话语标记对语法化路径的违反这些问题的一点看法。f.提出“语法化项的直接来源比源义或源用法的影响更直接,更重要”的观点。第五章主要围绕语法化与词汇化、构式、固化等相关理论之间的关系,介绍了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构式化理论,以“那是”类结构的演变为例,提出对“词汇化与语法化之间的关系”、“语法化单向性”、“汉语词类划分”、以及“语法化的本质是弱化还是扩展”等问题的看法。第六章是结语,该部分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并指出研究中的不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秦宁波[3]2016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指出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叁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叁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叁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叁,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叁,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叁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叁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叁,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叁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叁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叁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叁,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杨林葳[4]2018年在《校园安全事件中的大学生行为失范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下,安全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构成,已成为评价事物的重要标准,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高校作为培养未来社会建设者和栋梁之才的地方,在给大学生提供高水平的教学条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校园安全和谐稳定的重要责任。二十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进入了新的阶段,由过去封闭型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开放型办学。办学模式的转变,导致高校周边环境愈加复杂,影响高校的不稳定因素也不断增多,校园安全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大学生作为高校的主体,对于维护校园安全,构建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减少大学生行为失范的产生,进而减少由此引发的高校安全事件,对于保护在校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维护高校安全稳定,建立长久安全的校园环境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叁大部分对校园安全事件中大学生行为失范问题进行探究。第一部分试从校园安全的含义、特征、大学生行为失范安全事件等方面对校园安全问题进行相关概念的界定,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第二部分试从影响校园安全事件大学生行为失范的内外因素分析,归纳和分析影响校园安全的因素;第叁部分试从高校安全立法、高校安全管理制度、高校安全教育、大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等方面对解决校园安全问题提出建设性对策。总之,本文从安全、管理、心理等多学科角度对校园安全进行探究,针对当前高校安全各方面存在的不足,深入地分析归纳影响校园安全的各种因素,并提出相应完善和改进校园安全工作的建议,力求为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进行有益探索。
余红梅[5]2008年在《幼儿教师人格特质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研究》文中提出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状况不仅关系到教师个体身心健康,而且也关乎教育对象——学前儿童的健康成长,并同整个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本研究以全国部分地区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调查分析了幼儿教师人格特质及工作满意度的现状,并根据调查结果初步探讨了幼儿教师人格特质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据此提出了提高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建议。通过研究,我们发现:(1)幼儿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总体上不高。在“进修升迁”和“工作报酬”因素上不很满意;在“园长”、“工作本身”、“工作环境”因素上基本满意。(2)幼儿教师工作满意度各因子的满意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工作本身满意度”、“园长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报酬满意度”、“进修升迁满意度”。(3)幼儿教师背景与工作变项对工作满意度有显着影响。教育程度对园长满意度有极其显着影响,与学历水平呈上升趋势;幼儿园性质对园长满意度有显着影响,公立幼儿园教师的园长满意度比私立幼儿园教师高;幼儿教师年龄、工作年限、婚姻状况、园性质对进修升迁满意度有显着影响。(4)幼儿教师人格特质各因子均分在3—8分之间,处于高低分之间。各因素得分大小顺序依次为:敢为性>兴奋性>乐观性>敏感性>持强性>稳定性>聪慧性>事故性>自律性>幻想性>实验性>紧张性>独立性>忧虑性>有恒性>怀疑性。(5)幼儿教师稳定性、紧张性人格特质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极其显着差异;聪慧性、兴奋性、有恒性、怀疑性、幻想性、忧虑性、自律性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6)稳定性人格特质与总体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极其显着正相关;怀疑性、忧虑性和紧张性人格特质与总体满意度之间存在极其显着负相关;聪慧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幻想性和自律性与总体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
艾朝阳[6]2016年在《语言边界论》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科技高度发达,但语言到底是什么的老问题还没有解决。不仅老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而且新问题也在亟待解决。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或语言与存在的问题,也即语言的边界问题。本文企图通过回答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来寻求找到语言是什么的问题的新视角,以此促成语言存在的边界转向。因此其主要贡献在于(1)明确提出语言是边界。(2)发现语言有边界。(3)建立了语言边界运动体系。(4)提出并实施哲学的“whereis”范式。(5)提出并初步建立了语言边界方法论。(6)回答了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总之,某个意义上找到了语言的本质:语言是边界。也即是回答了语言是什么的根本问题。思想史上还少有提出过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更没有科学地回答过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回答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来接近对语言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我们的回答是:语言在边界。本文围绕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探索了叁个方面、回答了叁个基本问题。本文探索了(1)边界的属性及语言边界思想的源头(2)语言边界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3)语言边界方法论。本文根据语言的边界属性也就是语言的边界性回答了语言是什么、在哪里、语言能力是什么、语法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本文提出边界是语言、知识和主体性叁位一体的存在,所以,语言是边界的基本属性之一,由此提出建立新语言观、新知识观和新主体性观。文章把语言纳入整个宇宙的考虑中,认为语言是有层级性的存在,不是人类所独有的,指出人类语言(HL)的普遍语法受制于宇宙(世界)普遍语法,而人类语言的语法与语言能力也是有层级性的,各自有各自的边界条件。该研究为语法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划界,发现现代有关的语言理论各有自己的正确性,而语言边界思想有利于消解有关语言的一些冲突进而达到统一。本文通过对人类语言的中观和微观的边界运动,探索了边界语法,揭示了人类语言的边界性,并运用语言边界方法对语言的历时与共时的本质、词与句的边界问题、外语教育问题、语言的感知与产出问题、人-机翻译的边界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索。通过该研究的实施,本文超越传统的“whatis”范式,开启了“whereis”的哲学范式,建立了语言学的语言边界理论,提供了另一种解决语言问题的途径。如果说海德格尔为存在找到了家——语言,那么我们为语言找到了“家”——边界,进而说明存在的循环本质。最终回答了语言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语言是边界。
石凡[7]2012年在《励志电影欣赏课程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极富思想性、文化性和感染力。其中的励志电影由于鲜明的主题思想和强烈的励志色彩，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研究选择励志电影为研究材料，旨在通过励志电影欣赏的课程干预，证实励志电影欣赏对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积极作用，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提供更多思路、方法和技术支持。为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在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式得出了励志电影欣赏课程前后大学生人格因素、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及情绪、态度的变化，解释了励志电影欣赏课程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整体影响，进而提出了构建心理健康课程与电影欣赏共同体的思路，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人文化和艺术化提出了思考。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励志电影欣赏课程通过完善人格、调整心态、提高自信、稳定情绪等方面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2、不同风格和内容的励志影片能够以多种方式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各个方面。3、有必要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补充励志电影欣赏的内容，构建电影欣赏与心理健康课程共同体。
赵小娜[8]2016年在《现代汉语多功能“X是”语法化的并向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重点论证了现代汉语多功能“x是”并向性语法化的历程以及其动因和机制。第一章,我们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汉语中多功能的“X是”,研究的内容则是这类多功能“x是”的语法化路径及其动因,而多功能“X是”语法化路径的最大特点便是其并向性。另外,本章不仅介绍了虚化、语法化、词汇化及话标记语的研究背景和现状,还特别指出了现今关于个别“X是”语法化、词汇化及话语标记化等各方面的研究情况。第二章,我们对语法化的并向性进行了界定,并找出了语法化并向性存在的理论依据。证明了“并向性”并不是凭空臆想,而是具有理论与事实依据的语言演变现象。学术界里"Polygrammaticalization"的观点、“分层理论”的观点、非单向性的观点、扩展适应理论以及频率理论等都或多或少支持了语法化并向性的合理性。第叁章我们从共时的角度讨论了现代汉语多功能“x是”的语法性质和特点。我们首先对《现代汉语词表(草案)》中所有的“X是”进行了穷尽性地考察。然后本章就这些现代汉语中成词的“x是”的各种性质进行了分类和详细描写。最后,我们发现成词的“x是”大多是多功能的。这也是本文研究多功能“X是”语法化并向性的前提。第四章,我们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了现代汉语多功能“X是”并向性的语法化历程。因为我们讨论的现代汉语“x是”具有多种功能,所以我们对多功能“x是”的各种功能的语法化分别进行了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了表判断短语的“x是”是如何组块化而来的。其次我们对副词性的“X是”的语法化历程进行了描写。再次,我们对连词性“x是”的语法化历程进行了讨论。再然后,我们又对助词性的“x是”的语法化历程进行了阐述。最后,我们还描写了话语标记性的“X是”的语法化历程。此外,我们发现多功能“x是”的语法化历程属于语法化的并向发展方式,这一发展路径有别于传统的链式语法化方式。第五章,我们讨论了促发现代汉语多功能“x是”并向性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首先,我们认为频率对现代汉语多功能“X是”的语法化具有“促发”和“稽留”双重作用,并且这两种功能的共同作用造成了现代汉语多功能“X是”语法化的并向性发展的特点。其次,语用因素在多功能“x是”并向性的语法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再次,人们在认知语义上的泛化与融合是多功能“X是”语法化过程中的重要机制。最后,认知心理上的隐喻、类推和重新分析是促使多功能“x是”最终发生语法化的最关键的动因和机制。第六和第七章我们举了“X是”的两个个案进行研究。一个是兼有五类性质的“就是”,一个是兼有四类性质的“不是”。“就是”和“不是”基本涵盖了现代汉语多功能“X是”的所有功能。它们的语法化历程及其动因和机制,可以很好地代表现代汉语多功能“X是”的语法化特点和动因。在这两章中,我们从共时时的角度,对不仅对共时平面下的“就是”和“不是”的各项功能进行了详细地论述,我们还从历时的角度详细讨论了“就是”和“不是”各功能的语法化历程。我们发现“就是”和“不是”的各个功能是朝着并向性的方向语法化的。这也证明了现代汉语多功能“X是”的语法化具有并向性的特点。再次,我们从认知、语用、频率、主观视点等角度分析了“就是”和“不是”各功能的语法化动因和机制。最后,第八章是本文的总结和提出的不足之处。
董守志[9]2004年在《“不是”的产生及其发展》文中研究指明系词“是”在肯定判断旬中产生以后，它的使用迅速扩展到否定判断句，新产生了“×非是×”、“×不是×’’、“×未是×”等否定判断格式，与“×非×”格式同时并存，相互竞争。这几种格式的发展及相互竞争就构成了从东汉到元明时期否定判断句的发展史。 本文以史的考察为主线，讨论了“×非是×”、“×不是×”、“×未是×”产生的机制，对“×非是×”、“×不是×”、“×未是×”产生以后发展变化的轨迹进行了历时描写，对这些发展变化背后的动因进行了探讨，勾勒出了东汉到元明时期否定判断句的发展史。
郝明杰[10]2014年在《现代汉语“不X”的共时词汇化状态考察》文中指出“不X”结构在现代汉语中数量众多,除词和短语之外,还有些成分尚未完全词汇化,临界于二者之间。本文以“不是”、“不管”、“不过”、“不错”、“不要紧”五个词作为考察对象,从共时的视角出发,探讨这些词词汇化状态,各个用法的语用频率差异,句法环境以及与共时词汇化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以期对这类临界词有较为全面认识。本文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介绍论文研究对象,选题意义,以及共时词汇化和“不X”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拟采用的理论、方法及主要语料来源。第二章综合考察现代汉语中的“不X”。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否定副词“不”。否定性成分与中心词粘合之所以这么普遍,与否定词本身缺乏独立性这一特殊性质有很大关系,这直接导致否定词“不”需要其他词汇性成分支持,从而造成其独立性受损。第二部分本文运用语料库统计的方法,考察“不X”的音节及频率分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典型性和高频率两个原则筛选出本文的五个研究对象。第叁章到第七章为个案考察。我们分别考察了“不是”、“不过”、“不管”、“不错”、“不要紧”的词汇化状态,语用频率分布以及句法环境。第八章,影响共时词汇化相关因素考察。在前文基础上,本文结合个案尝试探讨了频率机制,语用推理,主观化,构式语法对共时词汇化的影响问题。第九章结语。本章主要从全篇的角度探讨了语用频率与语言变化之间的关系和关于共时词汇化相关理论这两个问题。
参考文献：
[1]. 官员腐败心理与预防控制研究[D]. 许欢. 武汉大学. 2014
[2]. 汉语语法化的理论与实践视角探究[D]. 孟丽.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3].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D]. 秦宁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4]. 校园安全事件中的大学生行为失范问题研究[D]. 杨林葳. 吉林建筑大学. 2018
[5]. 幼儿教师人格特质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研究[D]. 余红梅. 西南大学. 2008
[6]. 语言边界论[D]. 艾朝阳. 湖南大学. 2016
[7]. 励志电影欣赏课程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D]. 石凡. 河北师范大学. 2012
[8]. 现代汉语多功能“X是”语法化的并向性研究[D]. 赵小娜.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9]. “不是”的产生及其发展[D]. 董守志. 武汉大学. 2004
[10]. 现代汉语“不X”的共时词汇化状态考察[D]. 郝明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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