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爱武[1]2016年在《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形象学是属于比较文学领域里的概念,形象学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侧重于对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或"异族形象"研究,本质上它是一种借异域文化而进行的自我言说或隐喻而已,它显然不能也无需完整地呈现被观照国度的真实形象。要想从形象学视角全面了解一个国家形象,就需要借鉴形象学理论来考察与研究一国形象的自塑,这体现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与研究中显得尤为必要与意义深远,因为现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还存在很多误判与误读的现象。本论文选择了王蒙、莫言与余华这叁位在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中都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作为例证,通过对他们经典作品的解析,以期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建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四章和余论叁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论述本论题选题的研究意义、概念探讨等相关问题,主要阐释在全球化视野中,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研究切入到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领域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以及本论题研究探讨的可能性与空间。第一章综论主要从史的角度梳理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以来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嬗变及存在问题。在中国现当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发展浪潮中,文学中的中国想象历经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从现代期的自我异质化与自我东方化的并峙,到当代期的从单一偏至渐趋多元立体,这些中国形象的建构承载着太多中国人发展求变的中国梦,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属于自己的一定影响力,但更多的是遭遇到了很多挑战与困惑。第二章主要分析王蒙作为主流创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王蒙作品中国形象建构经历了从本土他塑到本土真正自塑的发展过程,展现出主流政治中国真正中国化形象的最终确立,这种中国形象显然有别于形象学领域里异质化的中国形象的存在。作为主流意识的创作,王蒙作品在国内的主流影响与国外相对边缘的位置反映出了中国主流作品所面临的跨文化挑战。第叁章主要探讨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影响。莫言的创作总体来说是作为老百姓的民间创作,他在作品中用极具新颖的表现方式建构了为中国正史所遮蔽的体现着纯粹民间情怀与民间精神的中国形象,它是东方化的,而这种中国形象同时又是本土性与普世性的高度融合,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高度认可。但莫言获得诺奖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走进了世界文学,中国民族文学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被认可远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第四章主要阐释余华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余华的创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他的小说无论是之前的先锋创作,还是后来的现实创作,通常具有鲜明的寓言色彩。余华创作着意展现的是一种立足于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生存思考,这种思考超越了形象学意义上的有关中国人的套话束缚,展现了一定的中国人的主体化生存认知,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余华的跨文化传播经验值得借鉴。最后部分余论是反思与探讨未来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发展问题。在当下全球化的发展新形势下,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我们要努力走出历史的沉疴,勇于借鉴与开拓,在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间建立均衡的交流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与时倶进的中国形象。
呼双双[2]2004年在《论王蒙创作中的民间化倾向》文中提出在新中国文坛上,王蒙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是中国当代主流文学思潮的引领人物,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面镜子。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敏锐地把捉着时代的脉搏,关注现实,反映生活,其作品相当生动又深刻地描绘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生活变迁。本文试图通过对王蒙长达50多年的文学人生的梳理,考察民间经历对其文学创作和人生的影响,透视王蒙文学创作中的民间化倾向,揭示民间对于王蒙的“再塑”作用以及民间经历使王蒙不断强化创作主体的参与意识,从自我寻找到自我迷失到自我发现,再到自我超越和蜕变的心灵轨迹。 民间化文本由于其与现实紧密关联,文本直接来自民间体验,扎根于民间的日常生活状态,能与民间社会达成对话机制,言说具有无可比拟的现实生命力。这也是王蒙创作至今仍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根源。从王蒙的生活和文学道路来看,民间生活尤其是在新疆与维族老百姓一起度过的16年的边陲生活以及少数民族博大深厚的多元文化资源,重新赋予王蒙新的经验、新的视野、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的态度和观念,成为王蒙文学人生的转折点——从“少共”充满革命激情高唱凯歌到“少共”与新疆精灵合二为一关注社会底层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再到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人的生命本真的追问,这一特殊的经历使王蒙的身心获得了一个新的飞跃。自我意识的成长作为民间化倾向的一个中介已经成为王蒙文学发展的见证。这里隐含着政治、知识分子、民间交错空间的心理曲折和内在紧张,埋藏着王蒙文学走向多元化、综合化的内在动因。 为此,本文将分五部分展开论述:引言交待问题的提出,第一章王蒙的人生和文学经历,第二章王蒙的人生感受,梳理完王蒙的人生经历、主要的文学成就及其丰富的人生感受,可以看到王蒙人生经历尤其是新疆的民间经历对其人生和文学创作发挥的再塑作用。第叁章具体分析王蒙创作中的民间化倾向,通过对王蒙文学人生叁个阶段创作的梳理,从人物塑造、艺术风格、语言运用、叙事方式等方面论述其作品中的民间化倾向。最后为结语。
李海霞[3]2007年在《危机下的文学图景》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1980年代早期以“现代派”为表征的纯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当时的文学论争、文学理论建设以及文学期刊、文学教育等的运作情况，结合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个案分析，试图全面展现八十年代纯文学作为一场范式革命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论文试图突破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割裂的状况，在方法上尝试将文学、思想和历史叁方面融合贯通，为此论文在探讨“纯文学”范式的发生发展时着重关注了四个方面的复杂情况。第一章我们通过对茅盾《夜读偶记》的详细分析，试图为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在理论和事实上的成就与弊端作一全面的呈现，以此为“纯文学”运动在发轫之际就选择“形式突围”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去政治化策略寻找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合法性。第二章我们用大量篇幅介绍和分析了当时影响巨大的纯文学刊物《今天》(1978～1980)。通过对它的编辑活动和小说创作的分析，我们将会看到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范式，“纯文学”所蕴含的强大的政治行动力。第叁章我们回到主流文学界，首先介绍了西方文学在八十年代初的翻译和传播情况，然后通过对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以及徐迟“现代派与现代化”理论的分析，呈现的是“纯文学”理论建设的曲折而复杂的过程；在第四章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实绩的展览中，我们选择了王蒙和他的“意识流”小说，在此之前，我们先分析了八十年代之初围绕“现代派”的争论，希望透过“台面上”的论争一窥“纯文学”革命的基本样貌，而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将会看到，“纯文学”形式革命的意义和“去政治化”的政治意味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变；第五章“文学教育”部分我们关注的是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一支文学力量“文学青年”的创作实践，为此我们选择了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寻找》，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主流文学观念强大的渗透能力。通过这几部分的分析，八十年代的这场轮廓模糊的“纯文学”运动将会得到相对完整的呈现。
陆兴忍[4]2017年在《论王蒙新疆叙事的文化记忆及其价值》文中提出王蒙新疆叙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了关于新疆地区的自然风貌和人文风情的文化记忆以及一个知识分子的边地体验的心路历程和异域文化记忆。从宏观上来说,王蒙新疆叙事的文化记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是对新疆少数民族认识自己的民族性格、民族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以及产生民族审美和身份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是文化交往和对话的价值。首先王蒙的新疆叙事具有巴赫金所论说的"杂语"性,因此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都可能形成各种思想、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其次作为一个主流民族的主流作家,他成功处理好了写作视角和身份定位问题,既避免了将其他族群的生活描绘成"他者"眼中的"民族情调",更没出现在少数民族形象塑造上的"刻板化"以及少数民族生活表现上的"本质化"倾向。因而作为主流民族的主流作家去表现新疆各民族的生活与文化,王蒙比少数民族作家去表现本族群的生活与文化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更能得到文化的认可,更有利于文化的交往与对话。
参考文献：
[1]. 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D]. 方爱武. 浙江大学. 2016
[2]. 论王蒙创作中的民间化倾向[D]. 呼双双. 青岛大学. 2004
[3]. 危机下的文学图景[D]. 李海霞. 上海大学. 2007
[4]. 论王蒙新疆叙事的文化记忆及其价值[J]. 陆兴忍.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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