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理[1]2003年在《内蒙古草地资源管理的生态经济综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对内蒙古草地的利用和放牧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目前人类对草地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水平虽然有极大的发展，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草原畜牧业综合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但是草地资源却出现前所未有的利用危机，草地资源的退化十分严重，且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如何认识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一方面草地资源退化的现象，找到解决的方案，是内蒙古自治区所面临的新世纪的挑战之一。 如今人类社会和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依赖和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受到人类行为的支配已经越来越被科学工作者所共识，本文正是在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的指导下，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综合研究草地资源的管理问题。本文通过在农牧交错区的多伦县一家河牧场的遥感图像分析，以及对多伦县和锡盟地区的生态经济系统的综合研究，试图阐明在人类干扰下的草地生态经济变化趋势，并分析了目前载畜量等管理措施的局限性，为建立新形势下的草地资源管理模式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通过1987年和1999年遥感数据分析表明，在人类的影响下，一家河牧场沙地急剧增多，耕地明显增多，草地明显减少，特别是活动沙地面积增多了近叁倍，达到3380公顷，草地面积则迅速由10974公顷减少到7800公顷，减少了29％。一家河牧场的景观形状指数LSI由1987年的169增多到1999年的171，耕地的景观形状指数LSI减少，草地和固定沙地的景观形状指数LSI剧增。此外由平均斑块周长面积比指数分析也证明，草地是破碎化最严重的类型，优质草地类型平均斑块周长面积比由1987年的99.1增加到1999年的147.6，低生产力草地类型平均斑块周长面积比由1987年的62.4增加到1999年的89.4，增加了43.2％。可见在人类的影响下，原生类型(沙地类型和草地类型)景观变得更加复杂和破碎了，而人为景观变得整齐规划了。1987年一家河牧场整体的景观分维数是1.811，1999年的景观分维数是1.863，表明一家河的景观在人类的干扰下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通过景观分析表明一家河牧场的景观结构受到少数几类景观支配的程度越来越大，1987年的景观优势度指数为1.29，1999年的景观优势度指数为1.45，沙地和耕
王云霞[2]2010年在《内蒙古草地资源退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内蒙古草地资源比较丰富,天然草地面积约为7880万公顷,位居全国第二位。但是,草地资源在人们的利用中呈现不断退化的状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草地资源退化趋势呈现加速的特点。因而科学评估不同因素对草地退化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扭转草原生态退化的局面,促进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气候与人为活动是草地退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往的很多研究定性地分析了这些因素对草地资源退化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内蒙古草地资源退化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地研究。论文以内蒙古牧区33个旗县和半农半牧区21个旗县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不同因素变化与草地退化率的关系,通过计量经济模型量化了气候与人为活动对草地退化的影响,在数量上相对科学地区分了气候与人为活动导致的结果。同时,根据未来气候变化和草地的发展状况,并结合当地生态、经济特点,提出了符合内蒙古实际的草地资源建设与利用的建议。研究结果为内蒙古草地资源利用决策提供了客观的参考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由于气候与人为活动的影响,内蒙古草地资源退化呈现严重加剧趋势;内蒙古牧区和半农半牧区54个旗县的气温与降水存在很大差异,但纵向来看,年平均气温呈现明显增加的特点,而降水没有显着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并且年平均气温与草地退化率之间呈现显着的相关关系;内蒙古牧区和半农半牧区54个旗县的现在的相关人为活动强度比过去明显增加,这些人为因素的变动与草地退化率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计量模型的结果给出了不同因素对草地退化率的影响程度。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平均而言,气温升高1℃,草地退化率将增加0.05;乡村人口密度每增加1个单位,草地退化率将增加0.527;牧区人口占乡村人口的比例每增加1单位,草地退化率增加0.156;而草地放牧程度平均每增加1个单位,草地退化率增加0.037;牲口总数中小畜比例每增加1单位,草地退化率将增加0.53;与没有发生过樵采乱挖行为的草地相比,发生过樵采乱挖的草地退化率将增加0.127。按照这个影响标准,从1980年到2000年间内蒙古牧区和半农半牧区54个旗县草地退化率增加了0.3,其中气候因素作用了18%,而相关的人为活动作用了52%。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和国外草地资源利用的经验,并结合蒙古草地实际,本文认为内蒙古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增强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推进牧草种子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研究。二是通过科技提高牲畜的生产能力,优化牲畜结构。叁要努力维持草原区人口的稳定,加强农牧民的职业与生产培训。四是加强草原法律与制度的建设与执行力度,切实强化草地资源的保护与建设。五是积极探索适合草地资源、畜牧业生产的管理与经营组织方式。
吴恩岐[3]2017年在《蒙古高原中蒙典型草原放牧生态学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蒙古高原典型草原主要分布在中国内蒙古东北和蒙古国东部地区,该地区两国的自然地貌,植被特征相似,人文历史,语言文化相通。游牧制度在蒙古高原传承几千年,至今也是蒙古国主要的生产方式,中国内蒙古近30年来以定居放牧为主,草地被围栏分割,游牧逐渐消失。哪种放牧制度更符合蒙古高原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是面临蒙古高原草地畜牧业的重要问题,因此比较中蒙典型草原不同放牧制度、不同放牧强度对草地植被生态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项研究主要以中国内蒙古定居放牧、内蒙古二季轮牧、蒙古国四季游牧、蒙古定居放牧四种放牧形式进行对比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中蒙典型草原不同放牧制度的放牧强度比较结果:中国内蒙古典型草原以定居为主的草地上重度超载面积(58.95%)极显着高于以为游牧为主蒙古国(14.89%);蒙古国适度放牧和少牧草场面积(74.47%)极显着高于中国内蒙古(12.63%)。内蒙古典型草原平均超载率极显着高于蒙古国典型草原。2.中蒙典型草原不同放牧方式对植被群落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内蒙古草地退化程度严重高于蒙古国。蒙古国以游牧为主的草地在总盖度(60.40%)、分种盖度合(64.85%)、基盖度(37.64%)、枯草盖度(27.77%)、抽穗率(12.61%)、株丛数(183.44株丛/m2)、鲜草产量(249.21 gFW/m2)和物种数(18.73种/m2)等方面均显着高于以定居放牧为主的内蒙古(总盖度38.5%、分种盖度44.99%、基盖度18.43%、枯草盖度13.18%、抽穗率8.75%、总株丛数81.03株丛/m2、鲜草产量129.91g FW/m2、物种数13.52种/m2)。其中退化草地的基盖度、枯草盖度和砂石盖度差异极显着,是草地退化评价的重要指标。鉴于放牧和气候等因子的影响,在生殖枝、营养枝高度方面两国差异不显着。不宜作为草地退化的评价指标。3.中蒙不同放牧方式对群落生物多样性(生活型和水分生态型)影响研究:蒙古国定居放牧草原群落中多年生植物比例极显着高于内蒙古定居放牧,而一、二年草本植物显着低于内蒙古;蒙古国游牧放牧的植被群落的多年生和二年生草本植物显着高于内蒙古二季轮牧草原群落,而一年生草本显着低于内蒙古。群落水分生态型研究显示:蒙古国定居和游牧草原群落的旱生、旱中生、中旱生植物、中生植物、湿生植物均显着高于内蒙古定居和二季轮牧群落。蒙古国游牧方式较内蒙古定居放牧利于维持了群落物种的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4.中蒙典型草原放牧饮水方式对植被群落特性的研究结果:以利用地下水资源为主的内蒙古定居放牧草场的饮水点相对固定,草地的践踏损伤程度高于以地上水源为主的蒙古游牧,内蒙古植被群落平均总盖度(38.49%)、基盖度(18.43%)、枯草盖度(10.0%),显着低于以蒙古国利用地表水放牧类型的平均总盖度(53.70%)、基盖度(34.14%)、枯草盖度(19.57%);蒙古国定居草场的砂石盖度(21.93%)显着低于内蒙古定居草场的砂石盖度(32.76%)。5.中蒙典型草原放牧方式对群落营养特性影响的研究结果:中国内蒙古典型草原总平均全氮(0.28g · kg-1DW)与蒙古国(0.26g · kg-DW)差异不显着;全磷、全钾含量(2.23和0.75g · kg-1DW)显着高于蒙古(1.19和0.47 g · kg-1DW);糖含量(33.32 g · kg-1DW)、叶绿素含量(2.64 g · kg-1DW)和胡萝卜素含量(0.70 g· kg-1DW)也显着高于蒙古(18.41、1.51 和 0.41 g· kg1DW)。放牧方式、放牧强度和放牧水源距离等放牧因素对典型草原主要植物营养特性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异,内蒙古定居放牧、二季轮牧放牧方式间的营养差异显着,而游牧为主的蒙古国放牧方式对草原营养特性的影响不明显。6.放牧对中蒙典型草原土壤营养特性影响的研究结果:在四季游牧为主的蒙古国典型草原,放牧方式、放牧强度和水源距离对土壤营养含量及比例关系影响不显着。而在内蒙古典型草原,放牧方式、放牧强度和水远距离均有较大的影响。中国内蒙古与蒙古两地典型草原表层土壤营养特性间的差异显着。其中内蒙古土壤的 N、P、K 含量(0.62 g·Kg-1、0.23g·Kg-1、6.66g·Kg-1)显着低于蒙古国 N,P,K 含量(14.97 g · Kg-1、0.45 g · Kg-1 8.69g · Kg-1)。7.不同放牧方式对中蒙典型草原植被土壤种子库特性影响的研究结果:蒙古国总平均土壤种子库密度(3098.92粒·m2)极显着高于中国内蒙古典型草原(2492.29粒·m2)。以四季游牧为主的蒙古国典型草原土壤种子库密度(3122.26(粒·m2)显着高于内蒙古两季轮牧(1578.55粒·m-2);蒙古国打草场种子库密度(11963.03粒·m2)显着高于内蒙古打草场(2350.73粒·m2);内蒙古定居放牧典型草原土壤种子库密度(1643.41粒·m2)显着高于蒙古国定居放牧草场种子库密度(3207.66粒· m 2)。8.蒙古高原不同放牧制度的生态学差异研究结果:中国内蒙古长期定居放牧后,草地生物的食物链断裂,阻断了物质流的交融互补,降低了草原生物多样性的稳定的,草原生态系统被破碎化管理,打破了草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不利于草地生态系统生态损伤的自然恢复。而蒙古游牧制度则相反,以不断变换移动的放牧方式适应蒙古高原复杂的气候变化、地形地貌、植物群落特征,维持了蒙古高原典型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可持续利用。蒙古高原上游牧制度有其独特的社会和自然属性,有其严密的科学性和生态学价值,今后应重视蒙古游牧制度的系统性研究,弘扬其生态学价值,结合现代技术发展蒙古民族的智能游牧制度。
李存金[4]2001年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激励与约束已成为管理的核心职能。但目前对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研究还很不系统,特别是面对知识经济新环境如何去设计新的有效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目前的研究成果还颇为鲜见。因此,如何考虑知识经济新环境特点,研究和设计新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已成为各类组织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管理课题。本文紧密结合知识经济的环境特点,充分考虑组织管理及组织行为与个体行为的变化趋势,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组织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问题,初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本文将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体系归纳为四大部分:个体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群体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公共资源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隐蔽违规行为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全文紧紧围绕这四类机制设计问题,系统研究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方法,针对实际问题需要设计具体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并在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归纳、总结,使其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研究,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系统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法。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理论与方法在管理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本文提出了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的管理博弈机制式表述方法,并详细研究其具体的表述模型。本文设计了基于综合管理模式和不同管理模式下的员工个体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数学模型,还建立了基于多层次需求理论的知识员工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模型。这些研究大大拓展了现有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的思路和方法。本文充分考虑了知识经济的环境背景,考虑知识要素及知识产权的作用,设计一系列具体的团队工作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为组织解决团队工作“搭便车”问题及对团队成员进行有效的管理激励
颜景辰[5]2007年在《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基础更加稳固，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产品数量更加充裕，种类更加丰富，居民生活更加殷实。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与农村经济出现了必须向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拓展农业发展空间，拓宽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几乎成为各地和各级政府的现实需求。与此同时，面对农业资源的日益短缺，农业生态环境的日渐恶化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对生态产品、绿色产品的要求也日趋增强。为此，畜牧业发展尤其是与生态环境关联并协调起来的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便成为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要求，也成为实现畜牧业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内在必然。本文的研究框架和基本内容主要分为10章。第一章为导言，主要对本文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和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二章是将生态畜牧业研究领域所关联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总结，为论文研究的进行和深入提供理论铺垫。第叁章是对我国畜牧业发展的轨迹及历程进行回顾，以寻找畜牧业发展进程中可能存在的一般规律。第四章则围绕生态畜牧业的发展问题，对其目前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解析，以客观判断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特点与特征表现，为后面的进一步深入分析推广背景信息。第五章则以开放的思维，探究世界生态畜牧业的发展状况，在对其现存模式进行梳理并对几个典型的国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其中所存在的一般规律和能够对我国形成借鉴价值的有益经验。第六、七、八章则对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依照畜牧业产业特征和地域分类标准分别对农区、草原和城市郊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各自的内在特性和适宜采取的微观操作方案。第九章则是对生态畜牧业产品的贸易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这是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所必须关注的市场导向原则。第十章则对我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目标和政策支撑体系进行了全面设计，为今后推进生态畜牧业快速发展提供宏观思路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问题，并赋予了生态畜牧业以新的内涵。本文的研究除关注畜牧业本身外，还十分重视生态畜牧业链条的延伸和功能定位，强调应该依据不同的市场需求、不同的自然资源和生产技术条件，从市场需求、产业化发展和资源利用效率出发，来合理科学地安排产业规模和延伸产业链条，同时还注意到了四种转变，即在经营方式上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在增长方式上由单一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在技术方式上由传统经验型向技术依托型、在利用方式上由资源开发型向生态建设型的转变，以在满足人们对畜产品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使之能够在产业系统形成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价值的增加，而且能够尽可能地降低对系统外的负效应，使资源利用效率得以有效提高。第二，归纳和总结了世界不同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模式。本文在系统总结和全面分析世界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历程、现状和趋势的基础之上，根据当前世界生态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归纳出集约化生态畜牧业模式、草原生态畜牧业模式和农户小规模生态畜牧业模式，并分别对采用这叁种发展模式的典型国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对比，提出了对发展我国生态畜牧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第叁，提出并系统分析了我国农区、草原和城郊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本文根据生态畜牧业功能特征和产业优势区域，将畜牧业产业研究与生态经济学紧密结合，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我国农区、草原和城郊生态畜牧业的特征、发展现状和模式，并分别提出了其发展对策和措施。特别是在城郊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方面，提出了以农副产品加工和生态旅游为中心的两种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这对我国发展城郊生态畜牧业有一定的实践价值和借鉴意义。第四，全面设计了我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目标体系、战略重点和技术支撑体系。本文在全面分析世界和我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以生产目标、消费目标、贸易目标和生态目标为主体的目标体系，提出了以产品战略、结构战略、市场战略和技术战略为重点的战略思路，构建了以生态饲料生产技术、资源高效转化和循环利用生产技术、洁净畜牧业生产技术、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和动物疫病防治技术等为核心的技术支撑体系，这对今后推进我国生态畜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巩芳[6]2010年在《政府主导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及在内蒙古的应用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在我国及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和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以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为研究对象,以生态学、资源与环境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基础,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政府主导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框架,并对其构成要素进行详细分析,并首次提出各要素的耦合是复合型多层次的草原生态补偿模式。本文利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遵循先理论研究,后应用研究的思路,提出了政府主导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架构和实践模式。理论研究方面,在梳理和评述草原生态补偿和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政府主导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各构成要素进行详细分析,并创新性的提出复合型多层次草原生态补偿实现模式,这一模式包含叁个层次：基础补偿层、纵向补偿层和横向补偿层。本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详细阐述政府主导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对草原生态修复的作用机理。应用研究方面,以内蒙古草原生态退化的现状分析为基础,以内蒙古现有的草原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分析了内蒙古政府主导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成要素,并对草原生态复合型多层次补偿模式在内蒙古的应用进行详细剖析。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草原生态补偿及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的生态补偿实践进行梳理和评述。二是分析了政府主导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成要素及其组合——复合型多层次草原生态补偿模式。叁是从理论上提出了草原生态环境库兹尼茨曲线,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分析了政府主导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优化草原生态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路径。四是分析了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成要素,利用利益相关方分析法确定了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利用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理论初步测算出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并利用经济学中成本收益模型确定补偿标准的范围,本文还提出,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进行动态调整。五是在详细分析内蒙古现有的草原生态补偿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内蒙古政府主导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模式——内蒙古草原生态复合型多层次补偿模式。这一模式包含基础补偿层、纵向补偿层和横向补偿层。
刘拓[7]2005年在《中国土地沙漠化及其防治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沙漠化土地面积为173.97万km~2,占国土面积的18.12%。土地沙漠化是当前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制约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旨在运用多学科理论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在大量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取理论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对我国土地沙漠化成因、危害及治理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有效的防治策略。 依据1999年全国沙化监测结果,本文研究得出我国每年因土地沙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281.41亿元,相当于重点土地沙漠化地区1999年财政收入的3.60倍,其中土地资源的损失为955.71亿元,占直接经济损失的74.58%。本文提出了防治土地沙漠化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和计量方法,并对全国2000～2004年5年间防治土地沙漠化所形成的新增可利用土地的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年均为872.6亿元,投入产出比为1∶7.27。河北省沽源县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5年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评估结果表明:其经济效益投入产出比为1∶6.59。 本文研究表明,脆弱的生态环境与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不合理的经济制度相耦合,并且相互影响和迭加放大,是导致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我国人口急剧增长、人口密度过大,一些绿洲区人口密度大于500人/km~2,远远超过联合国规定的低于7～20人/km~2的标准,加之受教育程度较低,维持生计手段更多地依赖消耗自然资源;沙区产业结构单一,种植业多样化指数在1.5—1.8之间;经济贫困,农民人均收入不足东部地区的一半,导致滥樵采、滥开垦、过度放牧以及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这是土地沙漠化产生的直接原因。研究表明,制度和政策问题既是土地沙漠化的诱因又是防治乏力之源。土地权属的不安全给人们随意开垦土地提供了负向激励;林权草权虚置和缺位,导致人们竞相利用,制约投资者积极性;投资主体错位,政策的不可持续性、部门间的相互制肘、补偿机制无力、水资源管理制度不合理等导致不能有效防治土地沙漠化。 研究提出了我国土地沙漠化防治需要采取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实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基本策略:1)植被自然恢复与重建策略。应遵循生态学原理,按照9项基本原则和分4个类型区12个亚区进行植被建设。2)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策略。通过实行沙区适度的人口控制政策,逐渐减轻人口压力,提高人口素质;优化沙区经济结构,协调农、林、牧业发展,大力发展沙区加工业,调整区域布局;建立生态保障区,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贫困问题;大力发展沙产业。3)制度创新策略。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的稳定投资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完善产权制度;实行国家生态购买制度;改革水资源管理和草原管理等。4)制度保障策略。加强和完善组织保障、法律保障、科技保障、科技支撑和预警与监测等保障制度。
于遵波[8]2005年在《草地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及其动态模拟》文中提出自然生态系统是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是人类赖以繁衍生息的基础。人类在对自然的长期利用和改造过程中,常常只注重自然资源的直接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而忽视其生态效益和生态价值。为了追求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造成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支撑能力的降低。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是国际前沿研究领域,有许多理论与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本研究在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综合概述的基础上,对草地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方法、框架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并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典型草原为例进行了应用研究。本论文的主要工作与结果如下: 1) 总结了目前自然资本、生态环境潜在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研究的框架、范式及存在的一些问题,评述了生态系统价值研究的背景、模式,并对研究前景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2) 将生态资本、服务功能及替代价值评估等概念运用到草地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提出了草地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及其动态模拟的新框架。这一框架的有机构成包括:①生态资本评估;②服务功能评估;③生态系统价值动态模拟评估;这一新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体系对于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及投资决策分析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应用新的评估框架对锡林郭勒羊草样地生态系统运行的主要驱动力、内在过程及生态资产贮量进行了评估。在锡林郭勒,1hm~2草地生态系统平均每年对区域经济贡献的宏观经济实际价值约为7285.94元,而1hm~2草地生态系统主要生态资产的宏观经济理论价值约为10580.06元。本研究对24hm~2羊草样地进行了研究,计算结果表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约为174863元/a,生态资本的价值约为253941元,而1hm~2羊草样地生态系统的替代价值约为39724元。用上述研究结果可以估算出对该类型草地在开发过程中其环境服务功能及生态资本的损失,另外,也可以根据生物量的减少及GPP的变动情况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及生态资本变动情况进行评估。同时可以根据草地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的程度进一步估算出区域生态系统损失的情况。 4) 运用模型进行生态系统价值动态模拟。根据锡林郭勒草地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模拟结果表明,从总体的情况看,自从1992年以来,锡林郭勒草地生态系统植被层生物量生态资产及主要服务功能的价值呈现出增长态势,到2004年,各项服务功能值并未达到顶极状态,增长尚有一定的潜力。2004年,生物量生态资产的价值为2421亿元,主要服务功能价值1902亿元/年(其中,固定CO_2价值407亿元,释放O_2价值595亿元,提供有机物价值900亿元),生态系统的替代价值达到10031亿元。根据模拟预测,2031年,锡林郭勒草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经济价值将达到:生态资产(生物量)的宏观经济价值为2585亿元,主要服务功能的价值为1928亿元/a,那时,生态系统的替代价值为10296亿元。
盖志毅[9]2005年在《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广阔的草原是占我国土地面积比重最大的一个土地利用类型。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价值无论从经济学外部性理论,还是从文化学、民族学角度看都具有巨大的价值。 近年来,我国的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多年来,人们对这一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导致退化的原因,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措施等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存在着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少,特别是从经济、社会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更少,研究表面化、浅层次等问题。 本文全面、系统的研究了我国草原生态经济系统非常严重的退化现状,总结出其退化造成的恶果和损失。分析了制约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成因:向草原地区增加了过大的人口压力,对草原的过度无节制开发与利用,资本投入不足,草原牧区经济结构不合理,草原土地制度设计不当等。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设计:在其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应着重于让草原休养生息,充分认识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自我恢复功能,采用草原封育实现可持续发展。游牧业是一种有利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式,但要与时俱进发展现代游牧业,赋予游牧业以现代化时代特征,在限制畜群数量规模条件下走质量效益型畜牧业的道路。在适当的条件下,建立有利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改造牧区的第一产业,发展牧区的二、叁产业,积极发展有利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第叁产业,例如草原旅游业;用产业化拉动牧区产业多样化。积极组织向牧区未利用草原移民;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内向系统外移民:向农村转移,向城镇转移,从而减轻对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压力。由于草原周边的农牧交错带的生态经济系统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相关性很强,因此推动生态脆弱地区还草,扩大草原周边农牧交错带草原面积成为实现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本文阐述了实现我国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雄厚的粮食、饲草料安全基础和充足的资金保障;制度保障——合理的制度安排,提出了叁个层面的制度:合理的有形草原产权制度,无形制度和公共管理制度。 为了给我国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物,本文对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国外经验、教训做了探讨。
陈芳淼[10]2013年在《区域荒漠化演变机制的六元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历史演变状况看,荒漠化问题区域特征明显,整体可归属于地理系统问题。因此,用地理系统方法衡量与评价荒漠化问题具有科学性。地理学是实践科学。使用地理系统方法在认识荒漠化演化机制的同时,可以为防治工作提供重要理论指导。依据地理学特征,可将区域荒漠化问题划分到耕地、草地、林地、湿地-水系、沙地、社区六元结构板块,进行基本状况、发展趋势、主要原因及演化机制认识(简称六元法)。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政治地位重要、文化结构多元,其可持续发展对我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区域荒漠化问题加重、生态环境恶化、地理系统变化剧烈等问题,严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本研究用六元法,从村庄、县域、省域、区域尺度,对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进行逐级研究验证,分析认识区域荒漠化演化机制,探索防治对策,同时检验六元法的有效性。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演化基本机制通过六元法多层次、多点、长历史时段考察,得出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演化机制为：耕地扩张,耕地质量下降；天然草地缩减、人工草场扩大,草地整体退化严重；天然林遭到严重破坏,近期人工林地面积稳步扩大,林地生态经济功能较弱；湿地-水系萎缩,地表水面积减少，河流径流不稳定性增加,地下水位下降,冰川融化加剧；沙地系统局部得到控制,整体扩张：社区扩张明显,城镇居民区和工矿区建设步伐快,大量占用郊区优质耕地。上述发展趋势反映出耕地、社区、人工林地扩张,草地、湿地-水系显着退化,沙地整体形势严峻,西部地区荒漠化形势不容乐观。进一步分析表明,导致西部荒漠化问题严峻化的基本因素为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占主导方面。2、我国西部地区防治荒漠化对策建议研究对未来西部地区防治荒漠化工作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区域防治荒漠化管理机构与机制建设；2)彻查全区资源环境状况,为防治工作提供依据；3)严格控制耕地、社区发展,其中包括工矿业经济发展,建立严格的草地、湿地-水系保护体系；4)将防治荒漠化措施落实到每一个村庄或嘎查；5)尊重民族区域防治荒漠化的传统经验,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政策；6)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在西部地区产生的荒漠化效应；7)全面加强防治荒漠化的科学技术体系建设,为防治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3、六元法应用认识对“六元法”的实际应用得出如下认识：1)利用“六元法”进行区域荒漠化研究可覆盖全地理区域,研究方法简洁,研究结果条理清晰,问题定位准确,容易得出明确结论；2)“六元法”适用于多尺度地理系统(从村庄到全球系统)研究,上下尺度间研究结果互为印证,利于原因诊断；3)可分别六单元进行纵向历史发展趋势演变研究,借以从历史角度清晰地判明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彼此演替机制；4)可分别区域地理特征,判断单元荒漠化轻重关系与主次矛盾：5)县域及以下尺度的研究中,注意从主体地理单元把握荒漠化现状及其演化过程的细节,寻求针对性防治对策；县域以上尺度的研究中,注意对各地理单元变化趋势进行归纳总结,理清演变机制。
参考文献：
[1]. 内蒙古草地资源管理的生态经济综合研究[D]. 杨理. 内蒙古大学. 2003
[2]. 内蒙古草地资源退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 王云霞.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0
[3]. 蒙古高原中蒙典型草原放牧生态学比较研究[D]. 吴恩岐.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7
[4]. 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D]. 李存金. 北京理工大学. 2001
[5]. 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D]. 颜景辰. 华中农业大学. 2007
[6]. 政府主导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及在内蒙古的应用研究[D]. 巩芳.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0
[7]. 中国土地沙漠化及其防治策略研究[D]. 刘拓. 北京林业大学. 2005
[8]. 草地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及其动态模拟[D]. 于遵波. 中国农业大学. 2005
[9]. 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D]. 盖志毅. 北京林业大学. 2005
[10]. 区域荒漠化演变机制的六元法研究[D]. 陈芳淼. 中国农业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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