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1]2003年在《论专业新闻机构在网络传播环境中的舆论功能》文中研究指明这是一篇论述网络新闻媒体的舆论功能的论文，论述的对象是网络舆论。总的目的在于研究专业新闻机构在网络传播环境下所承担的舆论职责，为研究网络新闻媒体的舆论理论作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论文的理论逻辑，就是舆论在网络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现实逻辑，以期对新闻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在具体考察相关的问题时，更注重于提供新的视角。适度运用了舆论学、传播学、新闻理论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努力在多维视野中分析舆论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的特征与演变。在叙述语言上，力求保持理论新闻传播学应有的规范性和自主性。 本文在宏观上分为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网络环境对新闻传播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并着重指出对舆论引导功能带来的困难。 第二部分对网络舆论的特征及形成过程进行阐述。 第叁部分对专业新闻机构在网络传播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在技术层面所应采取的策略着重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一章。第一章“网络传播对媒介环境的影响”从对事实的一般考察入手，主要对网络新闻媒体与生俱来的特征进行概括性阐述，并提出网络新闻媒体进入新闻传播领域后对舆论形成带来的影响，以及对舆论引导功能实现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为下面的章节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二章。在“网络媒体舆论特征”的章名下，主要对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及特征展开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首先，从历史发展的层面对网络媒体发展进行概括总结；然后，从“透明性”、“表层性”、“发散性”“爆发性”四个特点出发对网络舆论进行了分析；然后，从舆论形成的一般性规律出发，对网络舆论这种虚拟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本章富有新意的地方在于：立足从现实世界里的舆论形成过程及规律，结合网络舆论的新特点，对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及规律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第叁部分，分为两章，对专业新闻机构实施舆论引导的职责及策略、方式进行研究，构成了论文的核心部分。 第叁章，“网络新闻媒体的舆论功能”，论述了网络新闻媒体应当承担引导舆论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我国的专业新闻机构在承担舆论功能时所具备“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品牌资源”等种种优势。 本章的突出之处在于:从政策角度分析了专业新闻机构在承担新闻传播职责中所具备的特权，又从现实角度分析了其在承担引导舆论的职责中所具备的优势。 第四章，“网络舆论引导策略与操作”，是本论文的重点章节。分为两个小节:传统理论在网络传播中的延伸，实现舆论引导的操作层面。这两个章节分别从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个层面对舆论引导进行了阐述。 这一章具有特色的内容是: 一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了“把关人”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及“议程设置”理论对于网络环境中的舆论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 二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提出了专业新闻机构在网络媒体上采用了的“网上调查”、“论坛”、“新闻专题”等方式所应采用的策略及对网络舆论的影响。
邵慧[2]2018年在《媒介转型时期网络新闻伦理失范研究》文中提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日新月异的新现象,我国新闻业正在经历着组织结构、从业主体、接受主体以及新闻价值标准这四个维度的转向。新闻的界限遭到冲击,传统新闻的伦理规范遭到了一定的挑战:曾经的规范失效或者被虚置,新的规范却尚未建立,人们往往感到无所适从,有强烈的焦虑。作者认为,新闻伦理应该是能够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的理念和实践起到约束作用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标准体系,包括最为基本的社会伦理、行业实践层面的职业规范和法律层面的法律法规。针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发展和社交媒体实践探索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本文对现有的网络新闻的伦理规范做出一些补充与强调。本文在借鉴社会学失范理论的基础之上,兼顾了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等研究成果,以失范理论为研究进路,从传播者、传播内容、渠道媒介叁个方面对媒介转型时期的网络新闻伦理失范现象进行梳理与解读,并在博弈论的视角下探究其失范现象背后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型。因此,本文是由表及里,从现象谈起,到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并到最后引出伦理失范现象治理的策略和方案。第一章是绪论。阐明了研究缘起、理论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是对新闻伦理的重要性、抉择模式和基本原则进行了梳理。第叁章是介绍媒介转型的时代背景及其趋势。第四章是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及规范本身来阐明网络新闻伦理失范的现象。第五章以博弈论为方法论建构网络新闻媒体或网络新闻从业者与利益提供者之间、媒体或网络新闻从业者自身之间的博弈模型。第六章主要分析如何建立网络新闻的规范体系,应以政府为主导,调动多方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探求多元协作的治理模式。在余论中,尝试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用边界工作和管辖权的理论重新审视网络新闻的实践。
马征[3]2009年在《网络舆论对公共事件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提供一个交换评论与批评的场所,是千百年来人们对大众传媒寄予的一个理想。网络时代的到来,让这种理想趋于实现。在网络传播中,每个人几乎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者,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有可能成为受众。这种意义的重要性体现在网络舆论的现实价值上,即对话语权的解放——它重新定义了话语权的归属,并将其延伸到公众。从2001年开始,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国内外每一件重大的公共事件,几乎都在网络媒体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辩论,中国网民言论之活跃已达前所未有的程度。公众对公共事件的高度参与使得部分私人生活纳入到公共空间的交往层面,而社会生活公共化的趋势使得网络舆论对公共事件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虽然网络舆论对公共事件的影响力有目共睹,但与实践的进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理论研究的匮乏:资料检索表明,系统地研究网络舆论对公共事件影响的文献屈指可数。本文即是从交叉学科的视野出发对该问题研究的一次尝试。本论文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叁个结论:一是网络舆论在总体上以理性辩论为主,理性意见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二是网络舆论对公共事件的议题与传统媒体的报道是共时态同分布的,两者具有明显的互动性;叁是网络舆论对公共事件的影响是在传统媒体的参与下共同完成的,其中政府的态度和行为起到了决定作用。同时,论文总结出网络舆论对公共事件的具体影响机制,并将这种机制划分为四个阶段:舆论议题的出现、意见表达整合阶段、舆论立体传播阶段、网络舆论产生影响阶段。最后,论文指出制约网络舆论对公共事件产生影响的叁个因素。
黄振胜[4]2018年在《网络舆情事件的“后真相”现象研究》文中提出在当前媒介环境中,网络舆情发展中出现诸多失范表现,司空见惯的次生舆情、屡见不鲜的谣言与情绪化质疑声音,众声喧哗成为网络常态。“后真相”是用以描述在形成舆论时,个人情感与信念相比于事实真相更有影响力的现象,是种情绪化与非理性的表达。本文试将网络舆情事件与“后真相”现象建立联系,研究网络舆情发展中的非理性与情绪化现象,以期丰富网络舆情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础,透视网络舆情事件中失序症候,为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控制提出针对性建议。本文的研究逻辑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分析网络舆情与“后真相”之间的相互联系。经分析发现,二者存有共性,具体表现在讨论范围有包含关系、表征存在有从属关系,而“后真相”也是以引发网络舆情为目的。其次,选取近年典型网络舆情事件,通过案例分析法归纳总结网民在事件发展中对事实真相所表现失范行为的共性,分析网络舆情事件的“后真相”现象的主要表现,包括枉顾事实真相、主观建构事实、刻意编造事实、曲意解构事实四种。再次,本文从网民因素、媒介因素、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入手,结合认知心理学、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结合大量案例,归纳分析网络舆情事件的“后真相”现象产生的原因。之后,通过案例梳理,分析网络舆情事件的“后真相”现象对网络舆情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大网络舆情治理难度的负面舆情方面,但同时也有倒逼事实真相、促进社会共识产生的积极的一面。最后,结合具体症候与产生原因,从真相信息揭示、网民情绪疏导、教育与约束以及社会议题设置四个方面,提出破解“后真相”现象、引导控制网络舆情健康发展的针对性对策与建议。
何强[5]2017年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人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据某检测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总共有20万左右新闻人在转型。新媒体时代,新闻人职业流动问题已成为热门话题。本文选取新媒体时代发生职业流动的部分新闻人为研究对象,追踪其职业流动路径选择,并借助社会学家阿伯特的职业系统理论,从职业边界、职业管辖权视角,以及社会资本理论,探讨了新闻人发生职业流动的原因及其带给新闻业的影响。自2012年以来,新闻人离职人数逐年攀升,2015年达到离职高峰。本文中,仅有17%的新闻人选择在新闻业内发生职业流动,变换平台后继续从事新闻传播事业;而83%的新闻人从新闻业内向外流出,转入其他领域,新闻业人才流失严重。流向新闻业外的新闻人,主要有创业、做企业高管、去高校/科研单位执教(学习)、做公益、做自媒体等几种职业路径选择。创业特别是内容创业是新闻人再次择业时的重要方向。新闻人发生职业流动的结构性因素在于,新媒介技术改变新闻生产传播模式、管控升级操作空间缩小、政府机构媒体增多、资本力量介入新闻场域等,外部力量对职业系统产生扰动。与此同时,一方面,新闻业内正在发生职业退守现象,大量纸媒停刊,深度报道部裁撤,新闻业正在主动放弃某些业务;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介技术发展,新闻业正在孵化出微博、微信公众号新媒体,移动端视频直播以及智能传播等多项新业务。这也是促使新闻人发生职业流动的结构性因素。对于新闻人自身来说,发生职业流动的主要原因是,长时间高压劳作产生的职业倦怠、薪酬待遇低、象征资源“新闻理想”的价值冲突、职业认知改变、技术引发求变欲望等。新闻人在发生职业流动时,其在新闻业长期积累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职业地位、职业影响力等社会资本,会影响到职业流动路径选择。社会资本强的新闻人,在择业时会拥有极大的自主性,社会各界会向其抛去“橄榄枝”,主动邀其加入某职业。而对于社会资本弱的新闻人,主要依靠自己向外界求职。发生职业流动后,新闻人的社会资本会随之迁移到新领域内,持续发挥作用。社会资本强的新闻人在新职业上依然具有话语权和职业影响力;社会资本弱的新闻人,其职业地位、职业影响力等依然相对较低。对于传统新闻业来说,大规模新闻人发生职业流动,造成新闻业人才严重流失,这直接导致当下新闻业面临严肃内容生产能力下降的窘境。但笔者以为,不必就此对新闻业持悲观消极态度。这些带着长期积累行业经验的新闻人转型后,不仅带走了社会资本,也将长期积累的新闻专业主义等制度化知识带到新领域内,在信息传播渠道、信息表达形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同时为新媒体时代混乱的信息生产秩序进行规范制定,重新树立行业规则。新闻业的职业边界在逐渐扩张,一个“新新闻生态系统”正在形成。新闻人的职业流动问题,实则是中国新闻业职业变迁的结果。一方面,中国新闻业虽经过近百年的职业化发展历程,与西方相比,尚未完成职业化。但在新媒体时代,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受众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来,中国新闻业正面临“去职业化”的危险。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打破了原有新闻业生态,中国新闻业正面临着传媒生态重构与行业秩序重建的双重局面。新媒体时代新闻人的职业流动只是中国新闻业整体变迁图景中的一个方面的体现。
丁伟[6]2015年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下,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3月正式创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这是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门函授学校,它不仅正式拉开了中国近代函授教育的序幕,亦成为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的嚆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函授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在上海一地及全国范围之内,始终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长达数十年的函授教育办学生涯中,这叁所函授学校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效果和社会效益,在中国函授教育史、中国早期远程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述叁所私立专门函授学校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先后开设了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的不同门类专业,均取得了显着的办学成绩。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函授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中,其英文科创办时间较早、办学规模较大、办学持续时间较长、毕业学员人数较多、办学声誉较为显着,因此这叁所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相当突出,格外引人瞩目。商务印书馆最早从欧美引进的这种不受地域限制、打破时空藩篱的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辐射力。从1915年至1946年期间,近代民营出版机构为民国社会工、商、学、政界等各个领域培养了多达6万多人的具有由"普通英语语言+一般社会用途英语+商业用途英语"知识、技能构成的多元化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据统计,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的英文科学员广泛分布在全国22个省及5个院辖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函授学员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行业领域,他们凭借自己所具备的英语语言优势,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仅从在读学员人数和学员分布情况的角度来衡量,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成就已经相当突出了。更为可贵的是,商务、中华、开明将起源、发轫于欧美国家的这种新型开放式教育体制——函授教育引入到中国的英语教育领域之际,都没有简单地完全照搬欧美的以高等职业教育为显着特征的学历函授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综合考察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是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扬弃和本土化的创新。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始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存的双轨教学体制,以中等教育为主体、兼顾高等教育,彰显普通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办学特点;动态性地设置课程体系,努力做到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元化,以期更好的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如果将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办学历史轨迹连成一体,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既有借鉴与传承,又有超越与创新,其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呈现出了更加灵活多变、更加富有弹性、更加具有本土色彩的显着特点。这叁大民营出版重镇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在中国近代英语函授教育史上演绎了光彩夺目的篇章,有力促进了英语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科学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进程。晚清以降,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所体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这也是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函授教育在近代中国诞生,并取得一定的发展,这一重大教育事件本身就是中国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有效缓解了有限的学校教育资源与社会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开辟了另外一条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提升文化素质的校外新途径。毫无疑问,仅仅从英语函授教育自身发展的层面而言,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所从事的这种迥别于传统教育体制的开放式英语远程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已经起到了重要推手的作用。在民国初期,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并没有被各级政府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所认可和接受。此后,在近代民营出版机构所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示范和推动下,上海市教育局在193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3年7月分别颁布、实施了专门针对函授学校的管理法规。至此,这种最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到中国英语教育领域的函授教育制度,经过25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系统之内,占有了一席之地,最终进入了民国各省市的公立师范院校,与普通学校并行同时发展,得以被大力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函授教育制度在民国社会能够得以发展和普及,民营出版机构从事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对此功不可没。民营出版机构充分凭借其自身拥有的高素质人才智力资源和丰富的纸质媒介资源,开办了长达数十年的英语函授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大力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若干层面上也有效推动了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在职人员提供极有针对性的英语函授教育,有效提升了社会各界职业人士的英语素质,加快西学在华传播的历程;而且还为社会各界培养、输入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有力促进了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近代民营出版机构长期开办英语函授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其中蕴含着某种教育规律,这些教育规律对当今的高等外语函授教育、函授教育及成人教育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办理英语函授教育,进而推动自身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对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刘会贵[7]2011年在《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今天,在微型地球上,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由于缺乏各类杰出人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低下,华夏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和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处于不自由状态。为此,构筑良好的文化场域,提升名师的职业幸福,涵养众多的杰出人才就成为了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二良策。本研究所谓的名师即教育情操高尚、教育思想先进、教育手段独到、教育业绩卓越、教育英名远扬的杰出教师,包括占教师总数约20%比例的区县级及以上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教育家等。幸福,从最一般的意义讲,指主体在其人生观的指导下对客体的舒适、健康和愉快的体验。幸福的叁要素指主体、客体、主体对客体的舒适、健康和愉快的体验。无论西洋文明还是东亚文明,其幸福思想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坚持感性快乐主义幸福观,类坚持理性完善主义幸福观,宗教禁欲主义幸福观乃是理性完善主义幸福观的极端形式。幸福观指主体关于幸福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在阶级社会,幸福观具有阶级性、时代性,主要包括个人主义幸福观和集体主义幸福观两类。幸福感指主体对客体给予自己的舒适、健康和愉快的感受状态,它是幸福的表现方式,其一般表现为沉静体验,高端表现为高峰体验,异化表现为约拿情结。幸福是每个人的终极追求,同时也是人生发展的条件。名师职业幸福指其育人理想得以实现的舒畅心理体验,它源于对自己育人成就的愉快体验,具有精神性、创造性、给予性。本研究被问卷调查名师的总体平均职业幸福指数为75.91,在21-105的取值范围中,75.91的平均幸福指数处于微弱的上等水平,但绝对数不高,通过因素分析发现,名师在职业心境方面的职业幸福感指数失分最多,失分率达32.30%;其次为身体健康因素,其失分率为31.63%；第叁为精力充足因素,其失分率为31.55%;第四为职业满足(职业兴趣)因素,其失分率为29.60%；第五为松弛与紧张因素,其失分率为24.04%；最后为情感控制因素,其失分率为23.60%；6因素平均失分率为27.71%。考虑到名师由普通教师发展而来,本课题专门开展了名师与普通教师职业幸福的比较研究,其结论是,名师的总体平均职业幸福指数显着高于普通教师,在制约主体职业幸福感的6项因素方面,名师均优于普通教师。考虑到许多名师纷纷转行到公务员队伍,因此,本课题专门开展了名师与公务员处级干部职业幸福的比较研究,其结论是,名师的总体平均职业幸福指数显着高于处级干部,在6个职业幸福感因子中,名师与处级干部在精力充足、职业满足(职业兴趣)方面,差异不显着；在身体健康、职业心境、情感控制、松弛与紧张方面,名师都优于处级干部,差异极其显着。个人幸福的实现至少涉及个人的实践活动、个人的实践结果、由文化场域决定的个人幸福系数。因此,个人幸福的实现需要同时具备叁个条件,条件一：活动本身自成目的；条件二：活动结果价值自足；条件叁：拥有一个良好的文化场域。从内因看,名师职业幸福的内部制约因素具体包括名师自身的“心”(心态)、“健”(健康)、“德”(道德)、“才”(才能)、“力”(努力)等要素。因此,名师进一步提高自己职业幸福水平的内部修炼措施在于：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心态境界,有效提升自己的身心健康水平,切实增进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用心涵养自己的专业技能素养,不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基于名师职业幸福和职业不幸福首要因素的科学编码和频次统计,进一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水平的外部措施在于：首先,放弃以学生(升学)考试成绩评价教师业绩的评价模式；其次,用心减轻名师的工作负担,让名师从过多的杂务和过多的考评中解脱出来：再次,切实改善名师的工作环境,尤其要给名师构建一个宽松的心理环境；再次,真正提高名师的职业待遇,其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水平应足够使他们同相应社会地位的官员或雇员持平；最后,从实际出发构建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将“教师优先”予以落实,吸引并保留名师终生从事教师职业。只有构筑可能的文化场域,才能实现名师可能的职业幸福。从广义讲,名师外在的文化场域由名师所处的宏观自然场域、中观社会场域和微观任务场域构成。名师所处的宏观自然场域指名师可以触及的那部分自然界,自然场域的优劣会影响名师的职业幸福。名师所处的中观社会场域由名师所处的社会教育技术文化场域、社会经济文化场域、社会制度文化场域、社会心态文化场域构成。制约名师职业幸福之微观任务场域主要指名师所处学校的校园环境、校园文化、治学态度、激励制度,它是名师面临的微观因素和直接因素。名师的中观社会场域和微观任务场域主要通过“树结构”或“果结构”的教育体制来阻碍名师获得职业幸福或促进名师获得职业幸福。为了有效提升名师的职业幸福水平,有关当局应以“名师良好的校园文化生态”、“名师健康休假与疗养”、“名师工作室”、“名师导师制”和“名师沙龙”为有效载体,分别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精神文化层面确保名师拥有职业顺境。为此,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有责任：构筑一个出世的文化场域,实现名师入世的职业幸福；构筑一个彼岸的文化场域,实现名师此岸的职业幸福；构筑一个无为的文化场域,实现名师有为的职业幸福。
黄河, 翁之颢[8]2019年在《移动互联网对网络评论受众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基于时间社会学的视角》文中认为移动互联网进一步强化了“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信息传播格局,个体话语权因各类开放社交平台的出现而增强,网络评论信息呈现出爆发增长、日趋过载的态势。与信息过载相对应的是受众注意力的愈发稀缺,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注意力分配并不是由个体独立支配的行为,而是组织、制度、技术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社会问题。文章梳理了社会学对注意力分配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脉络,以及其与新闻传播学科受众分析的交叉点,基于对中国网络评论受众的调查,总结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网络评论受众的整体特征与注意力分配的新趋势。
郝大维[9]2019年在《解读如何运用新媒体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文中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在传播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同时也是新闻新型宣传手段,能够提升新闻传播的影响力。在新时期,需要通过新媒体做好传播效果,建设一个专业的新媒体团队,将新媒体的新闻宣传作用发挥出来。
吴卫华[10]2019年在《个人隐私保护的伦理反思与体系建构》文中研究指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个体进入数字化的“圆形监狱”中,每一个个体都处于被“凝视”的状态,个人隐私保护因此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一个挑战。与传统隐私保护不同,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保护处于一个拟态的数字空间当中,隐私保护范围更大、难度更高,同时隐私侵权行为也更难以认定。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保护伦理也出现一些新趋势,被遗忘权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保护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用户必须调整隐私观念,市场也需要提供更优质的内容服务。最终从用户、互联网企业以及司法管理叁个不同角度建构大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 论专业新闻机构在网络传播环境中的舆论功能[D]. 祝贺. 郑州大学. 2003
[2]. 媒介转型时期网络新闻伦理失范研究[D]. 邵慧.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3]. 网络舆论对公共事件的影响[D]. 马征. 兰州大学. 2009
[4]. 网络舆情事件的“后真相”现象研究[D]. 黄振胜. 重庆工商大学. 2018
[5]. 新媒体时代新闻人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D]. 何强. 湖北大学. 2017
[6]. 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1915-1946）[D]. 丁伟. 浙江大学. 2015
[7]. 基础教育名师职业幸福的文化场域研究[D]. 刘会贵. 西南大学. 2011
[8]. 移动互联网对网络评论受众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基于时间社会学的视角[J]. 黄河, 翁之颢. 编辑之友. 2019
[9]. 解读如何运用新媒体做好新闻宣传工作[J]. 郝大维. 记者摇篮. 2019
[10]. 个人隐私保护的伦理反思与体系建构[J]. 吴卫华. 中州学刊. 2019
标签：新闻与传媒论文; 函授教育论文; 网络舆情论文; 舆情分析论文; 网络新闻论文; 新闻专业论文; 网络传播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职业环境分析论文; 移动互联网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舆论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