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大风[1]2003年在《元朝统治下的山西地区》文中提出山西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之东,中原大地以北之区,古称河东,又曰山右。它东以太行山作为屏障与河北相隔;西凭黄河作为襟带与陕西为堑;南依黄河与王屋、太行等诸山之险作为河南门户;北有勾注雁门和阴山山脉作为外蔽与内蒙古临界。前人历来将其称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表里河山,形胜之区”,又称“河东者九州之冠”,“中原之有河东,如人之有肩背”,甚至有“不得河东不雄”之语。从1211 年以后的二十年间,在蒙古军不断南下攻金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都燕京失守以后,山西地区成为金朝屏蔽中原、保卫汴京的重要门户。在征服与占领山西地区之后,蒙古军不断南下,分兵向西、向南渡过黄河,实行南北夹击,消灭金军主力,彻底灭亡金朝。随之,蒙古汗廷在河东山西建立起多重军事、政治势力相结合的统治格局,不断加强对山西地区的经营治理,促使河东山西成为蒙古统治者征服右翼方向上的战略跳板与重要基地,有力地强化与确立了蒙古统治者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在忽必烈定都燕京,君临天下以后,河东山西的战略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元朝赖以藩辅统治核心的腹里重地。不仅如此,河东山西的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文化教育较为进步,以特有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对有元一代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出重要作用。元朝末年,河东山西则又成为元统治者在中原汉地的最后堡垒。就所展开研究论述的主要内容来说,本文拟将归纳为有元一代征服与镇戍山西地区的武装力量,山西地区的汉人世侯,诸王勋臣在山西地区的分封及其特权,山西地区的最高军政统治机构,农牧渔猎诸业、手工诸业、站赤交通的进步扩大,佛、道二教与文学的兴盛发展,社会生活的交流融合等十大方面。有元一代,河东山西作为腹里地区的组成部分,始终是元统治者征服与统治的重要地盘。其间,元统治者先后采用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与侍卫亲军等诸种军队进行征戍,形成不同时期的内部镇戍与外出征伐的军事体系,不仅确保元统治者在河东山西的牢固控制,而且促使这一地区成为元统治者在中原汉地的军事基地与最后堡垒。汉人世侯是蒙古汗廷将地方大小军政权力,分别授给降蒙地方武装首领,且又赋予守土传世,专制一方的政治特权,以便间接统治中原汉地的特殊产物。这些汉人世侯具有弱小性、效死性、依附性与外戍性等明显特征。由于河东山西从军事上成为元统治者在右翼方向上进行征服的战略跳板与军需补给的重要基地,所以,河东山西的汉人世侯很早便在刘黑马的统辖之下外出征战陕西、河南等地,在灭金中发挥出重要作用。灭金以后,河东山西的汉人世侯在元统治者采取陕西、四川右路西向的征进格局下,不断随从蒙古军,征伐南宋,转战陕西、四川等地,并在陕西、四川及湖北等地的军事征服中继续发挥出重要作用。在征服与统治河东山西的过程中,蒙古汗廷按照建国的传统惯例,在有血缘关系的诸王贵戚之中裂土分民,共享权益,分别划定诸王贵戚、驸马勋臣的各自范围,极力确保其政治特权与经济权益。其间,“监国公主”、独木干公主、术赤、察合台及其后王等诸王贵戚、驸马勋臣均在河东山西获得过监临、分封与留驻等各种大小政治特权。元朝建立以后,元廷采取定期满足蒙古诸王及其部属生活所需的供给措施,将部分诸王率部留驻河东山西辅翼大都,边藩重寄,同时还以大量赏赐作为笼络羁縻的主要手段,不时
赵俊杰[2]2016年在《山西地区蒙元壁画墓研究》文中提出在元朝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山西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积淀,其壁画墓既秉承宋金遗风,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特性。目前全国范围内蒙元时期的壁画墓以山西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我们研究山西蒙元壁画墓奠定了基础,丰富的壁画装饰内容生动地体现了当地人的审美习尚、风俗习惯与精神追求。本文通过对其综合研究,从墓葬形制、随葬品、壁画布局等方面阐释山西蒙元壁画墓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性,结合文献资料对壁画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探究各类壁画在墓葬文化中的深层意义,最后对影响壁画题材的原因和山西蒙元壁画墓体现的汉文化为主、多民族文化混融的态势做出宏观分析。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本文所涉及的相关概念的厘定、相关学术史的梳理、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明确以及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等内容。第二章深入、系统地对山西蒙元壁画墓的时代特征做出总结。山西蒙元壁画墓的建筑形制多样,按建造材质可分为砖室墓和石室墓,按主室的平面形制可分为方形和多角形墓。随葬品数量、种类丰富,见诸报道的有陶瓷器、铜铁器、木器漆和纸明器等,结合传世文献可知蒙元时期山西地区手工业发展的水平较高。墓葬壁画主要按墓壁和墓顶两部分布局,墓壁壁画绘于正壁者为主要内容,位于侧壁者为次要内容,主要可分为“前堂——后寝”和“户外——户内”两种内容表现形式,墓顶壁画主要为寄寓美好祝愿的宇宙天象和引渡升仙场景,与平面上绘制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第叁章具体分析了山西地区蒙元墓葬各类壁画的深刻内涵。山西地区蒙元墓葬壁画保存较好、题材丰富,墓中壁画通常以墓室正壁为中心对称布局。以祭拜图、日常生活图卷、二十四孝故事图、山水人物图卷、杂剧故事图等为主。这些保存精美的壁画不仅体现了当时的艺术水平、丧葬观念和风俗习惯,还蕴含着传统汉文化的孝悌观念、定居的封建社会生活状态等社会现实。第四章为相关问题的讨论。元代的社会思想文化与以前各朝代相比最显着的特点是兼容并蓄和不尚虚文,思想意识领域相对活跃自由。对山西地区蒙元墓葬壁画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佛、道二教的并兴。山西地区蒙元壁画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种类和祭拜图、二十四孝故事图、宴饮图等均反映出蒙元时期山西地区耕读传家、以孝治家的汉文化传统,然而壁画中人物服饰的蒙古化、“元式”家具的奔放大气和出行图继辽代以后的重新使用等都反映了山西地区蒙元壁画墓深受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使得山西地区蒙元壁画墓体现了以汉文化为主、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态势。结语部分,旨在归纳总结全文的内容及论点,同时提出尚待解决的问题。
周小娟[3]2012年在《蒙元时期山西人才地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才的多寡直接反映着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而且影响着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蒙元帝国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这一时期是我国政治中心北移、经济中心南移的特殊时代。山西作为中原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流通道，政治和军事地位尤为重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蒙元时期山西籍人才的分布呈现出新特色。纵观整个历史时期，在全国范围内，蒙元时期山西籍人才的比重下降明显；而在北方地区，其比重变化则不大，呈现出小范围的波动。当时山西籍人才的数量和密度在全国分别排名第七和第十位，比邻省的河北、河南少很多，并不占优势。蒙元时期山西籍人才分布在数量和类型上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而且不同类型的人才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有很大差异。晋南地区的人才最多，晋中地区居中，晋北最少。蒙元前期，山西涌现出大批武将，至中期，儒臣则明显增多。元代末期，各地民众纷纷起义，然而山西的反元斗争规模小、力量薄弱，武将亦不太多。元曲在元代最为兴盛，平阳（大致为今晋南）作为元曲活动的中心地区，涌现出一批元曲家。此外，蒙元时期作为由少数民族统治的阶段，山西亦涌现出大批少数民族人才。蒙元时期山西籍人才的分布格局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历史等诸多方面。一般说来，自然环境的影响是间接的，通过影响当地的经济、文化等作用于人才分布的格局；人文因素对蒙元时期山西人才格局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反过来，蒙元时期山西籍人才对当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亦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对山西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蒙元时期培养和吸引人才的措施为现代的人才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如元代的叁语并行教学政策和书院制度，为我国“双语”、“叁语”教学和学校的民营公办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邓文韬[4]2017年在《元代唐兀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夏遗民在元代有唐兀人、河西人和西夏人等多种称谓,而以“唐兀”最为常见。元代的“唐兀人”已不再单纯指代西夏王国的主体民族党项人,而是涵盖了原西夏王国境内所有党项、汉人、鲜卑、沙陀、回鹘、女真、回回、吐蕃等民族在内的一个大型政治共同体。在元王朝的统治下,唐兀人或是因作官、游学、求法等原因主动外迁,或是因签军出征以及被诸王功臣掠为投下而被动外迁,形成了在元代南北各地几乎都有分布的历史格局。就分布地域来看,北方地区唐兀人的主要迁入地是华北平原,南方地区唐兀人的主要迁入地在长江下游沿岸、淮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凡是跨越南北的二次迁徙,唐兀人中只见有北方迁入南方,未见有南方迁入北方者。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是唐兀人的主要迁出地,元朝建立后,在西夏故地迁入了许多其他民族的移民进行屯田开发,这使得外迁和留下的唐兀人都获得了与其他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机会。在仕宦方面,元朝早期登上政治舞台的唐兀人大多是经由怯薛出仕或承袭军职,元朝中后期则一般通过科举和国子学贡举入仕。就其任职情况来看,无论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皆有唐兀人高官,不过他们之中始终没有形成拥有能够左右元朝国策或全面掌控政局的权臣家族。在地方官署中,唐兀人的任职地域主要是江浙、江西、湖广叁行省,承担治理和监督原南宋境内人群的重任。在儒学、佛教、监察、军政、站赤、礼乐、地方财政等方面,唐兀人利用西夏王国对国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行“因俗而治”的丰富政治经验,为元王朝创设了许多有助于统治多民族国家的制度。迁离河西故地以后,唐兀人的姓名、婚姻和家庭观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姓名的使用上,元代唐兀人出现了使用赐姓、自行改姓和不称姓氏叁种趋势,使用党项旧姓者已非常稀少,蒙、汉双名并用较为常见。在通婚方面,男性唐兀人多以汉人女子为主要通婚对象,门第较高的女性唐兀人却以蒙古人作为主要出嫁对象:唐兀人与其他族群进行族际联姻的现象,在元代早期较之晚期更为常见,而唐兀氏女性遵循“夫为妻纲”,为夫守节等行为显然是受到了汉民族的文化影响。聚族而居、奉养长辈、教育子弟和丧葬循礼是唐兀人家庭观念中最为突出的四个特征。按照元代户籍政策,分别被归入到民户、河西户、军户、站户、儒户、僧户等多种户计之中的唐兀人,以僧户和儒户的经济地位最高,往往能够享受到蠲免部分赋役的优厚待遇。就文化领域而言,唐兀人儒士通过拜理学名家为师或与之交游,而接纳吸收了元代儒家各派的学术思想,细致考证其师承,可知以吴澄为代表人物的草庐学派最受其青睐。正因其深知儒学教化风俗与传续道统的作用,唐兀儒士出任地方官后多有兴学事迹,而这些兴学事迹所发生的地域分布大致与他们在地方基层政权机构中任职的地域分布比例相近。经过汉地与江南文化百余年的浸润与熏陶,被程朱理学思想所强化的“君臣大义”,即绝对的、无条件的忠君观念在唐兀人的思想意识之中根深蒂固,他们便做出了与祖辈在西夏灭亡时降附蒙古所不同的政治选择,从而在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了忘身殉国的烈士或不仕新朝的遗民。元代河西儒士的崇佛活动表现于与僧侣进行交游,参与修缮寺院,施印西夏文佛经和为寺院题写书法,考究其年代,我们可以发现元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河西儒士已成为唐兀人佛事活动的最主要发起者,反映自唐宋以来的“叁教合一”的思想趋势已然影响到了唐兀人儒士的行为。至于唐兀人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则主要依靠道观来进行维系,一方面体现为唐兀人修缮、维护道观及其产业,另一方面体现于唐兀氏文人为道观题写文学作品。相较之下,伊斯兰教和景教在唐兀人共同体中似乎没有广泛的流传。元朝中后期以来,迁入到各地定居的唐兀人在构建前西夏时期的谱系时往往将先世追溯为汉人世家。这种血缘认同的汉地化,最终取代了西夏遗裔对河西故地的乡土认同,泯灭了他们区别于汉人的自我意识。而当明朝建立,唐兀人不再以色目人的身份作为特权集团之一员时,维系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所有纽带便断裂了,使之最终完成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秦永章[5]2003年在《元明清时期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及其演变》文中提出地处中国西北部的甘宁青地区，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分布的地区，而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点在这一地区具有生动的表现。今天甘宁青地区形成多民族分布现状格局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典型缩影。本文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基本框架，利用民族历史学的方法，并结合其它相关学科理论，依凭丰富、翔实的资料，从多视角对元明清时期甘宁青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现状的历史形成进行了探讨，全面梳理和揭示了这一地区多民族交错融合、多元汇聚及多层次分化的错综复杂的民族历史现象与具体过程，分析、总结了这一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特点和规律，试图为人们了解和整体把握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提供有益的线索和启示。 全文由绪论、主体论述和结论叁大部分组成。在绪论中，说明了本文的缘起、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概况、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方法、资料来源和研究难点等。主体论述部分共分七章，第一章中论述了甘宁青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元代以前这一地区的主要民族活动和历史背景；第二、叁、四、五章，重点论述了元明清时期甘宁青地区多民族分布现状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演变；第六章中，阐述了元明清时期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甘宁青地区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所起的纽带作用；第七章探讨了多元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对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产生的影响。最后的结论部分中，对元明清时期甘宁青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多元一体”特点作了简要总结，兼作该文的结论。
邱轶皓[6]2011年在《蒙古帝国的权力结构（13-14世纪）》文中提出本文聚焦于构成蒙古帝国权力核心的主体——黄金家族、以及与其有依附关系的婚姻、贵族集团上,分别从草原-定居社会分封制度的演化、婚姻集团的构成以及二元官僚制的形成等叁个层面,来考察蒙古帝国权力体系的构成与变化；并进而讨论黄金家族内部政治权力的分配,以及探讨这种分配模式与其后在各定居社会中所推行的制度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性。作者认为：一、哈刺和林从诸蒙古语部族活动范围的边缘地区,一跃成为蒙古帝国的中心,与窝阔台、拖雷家族对于蒙古帝国汗权的竞争有关。而蒙古人在定居社会中所推行的分封形态,与其对外征服的行动密切相关,同时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二、后妃集团作为游牧政治文化中的典型要素,在早期蒙古史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叁、元代中枢机构两种不同身份的官僚类型,他们分别由来自游牧国家的军事组织蒙古重臣和吸收自定居社会的技术官僚组成。虽然在同一部门共事,但他们却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权力基础与政治角色。在研究方法上,作者试图全面搜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部分波斯文蒙古史料,和一部分已有译本的阿拉伯语蒙古史料,在摘译、注释的基础上,通过对汉文与非汉文史料的对读、比较,尝试充分发掘双方记载的优长之处,并尽可能对其进行综合性地分析和探究。
唐飞[7]2015年在《山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的风俗特征研究》文中提出山西广胜寺水神庙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公元785年一805年),经历多个朝代的水神庙主体建筑明应王殿,于元延佑六年(公元1319年)重建,并保存至今。水神庙壁画作为水神庙的一部分,绘制在供奉水神明应王的明应王殿内,壁画绘制于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面积达200平方米,壁画至今色彩艳丽,保存完好。水神庙壁画,内容丰富多彩,题材广泛,与百姓的现实生活联系紧密,寄托了百姓强烈的“祈雨”的诉求,承载着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水神庙壁画内容包括拜神祈雨、宫廷生活、元代戏曲、市井生活、园林庭院、捶丸运动、神话故事等,展现的都是元代山西地区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对壁画发挥风俗教化作用带来积极的影响,为研究元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戏剧、绘画、建筑、人文生活等提供了重要的图像信息和研究资料,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我国寺庙壁画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论文以山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的风俗特征为切入点,采用实地考察、文献研究、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首先着重分析广胜寺水神庙产生的社会风俗因素、水神庙壁画在水神庙中的风俗教化作用。其次,进一步论述水神庙壁画的缘起、影响壁画产生的风俗因素、壁画布局与民间风俗信仰的联系等。论文最后重点论述水神庙壁画中所反映的风俗特征,探究了广胜寺水神庙壁画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与史学价值以及壁画的风俗特征对后世创作的影响。
郝素娟[8]2016年在《金代移民研究》文中指出金代是我国北方各族人口流动最频繁的时期之一,也是东北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南北对流迁徙的历史时期。金立国一百二十年,移民运动贯穿始终,移民对金朝社会的整体发展、国运兴衰有着重要性意义。同时金代移民对北方民族的变迁和北方地区的开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波及到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是中国移民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然而,目前学界对金代移民未做系统、深入、整合性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此,本文以移民群体为研究对象,对金代不同时期的移民背景、政策、各族人口的迁徙动态及分布和各时期人口迁徙的特点规律等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探析各族移民的移居地生活,探究移民在金代社会中的作用等问题,以求对深化金代史以及移民史研究有所补益。本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五章:第一章,金代初期的移民运动。阐述了金代初期移民的原因、政策、迁徙与分布。认为大量辽地、宋地人口的北迁是金初“移民实内地”、“移民北上”等移民政策实施的结果,指出汉人的北迁呈现出渐进式特点,移民人数与迁入地范围要远大于辽代,已进入了黑龙江北部地区。而女真等族的移民中原是金政府的“猛安谋克南下”政策的体现,认为太宗后期约有140多万女真人口南下中原,河北两路、山东两路是女真移民的主迁地。同时对女真等族诸多移民家庭进行了考辨,明确了完颜希尹、尼庞古钞兀、秉德、海陵修仪高氏、术虎高琪、古里甲石伦等家庭的迁徙情况,认为完颜希尹家族至少领有两个猛安迁徙到吉林舒兰地区。隶属于黄龙府的曷懒兀主猛安和失剌古山猛安移居地较近,当在长春和农安之间。在此基础上,对金代初期的移民特点与规律进行了探讨,认为金初移民类型以政府组织控制下的强制型移民为主,移民原因主要以军事政治为主,经济原因次之。少数民族南下和中原人民北上是金初移民运动的最大特色。此外,金初移民运动体现了国内外学者所提出的人口迁徙若干规律中的“移民潮与返移民潮法则”、“中心凝聚律”以及“周边民族向心律”等等。第二章,金代中期的移民浪潮。熙宗时内外局势的变化和海陵的迁都使金政府继续执行“猛安谋克南下”的移民政策,得出熙宗和海陵两朝南下女真移民大约50多万,至此金代叁次大规模的女真族南迁宣告结束。河北东西路和山东东西路仍然是女真移民的主迁地,认为隶属于中都路的昏得浑山猛安与浑特浑猛安、浑特山猛安为同一猛安。对《金史》中记载的蒲察鼎寿、裴满达、仆散端、太宗子孙、秉德等女真移民家庭,耶律履等契丹移民家庭、李英等渤海移民家庭进行了探索,认为秉德家族在熙宗时从咸平路移徙中都,海陵正隆初年又从中都迁往天德戍守,而其他几个女真家庭在熙宗时期移民中都路。耶律履、李英两个家庭分别移徙东平和益都。通过对“招民实都”和“招民实河南”移民政策的探析,认为金中期汉人的迁徙主要是在政府优惠政策吸引下的自由型迁徙。本时期契丹、奚人除跟随女真人进入中原外,金世宗把西北、西南招讨司中的契丹、奚人强制迁徙至金源内地。与此同时,女真为主的猛安谋克在中原地区进行了流动,但没有改变女真人在中原地区的分布格局。通过对金中期移民运动的全面考察,认为金中期的移民运动虽仍以强制型为主,但自由型迁徙开始上升,移民类型趋向多样化。移民原因也凸显多样性,除政治、军事因素外,经济因素越发明显。但移民规律与金初类似,仍然体现了“中心凝聚律”和“周边民族向心律”。第叁章,金代末期的移民高峰。通过对“军户南迁”、“听民南渡”和“纵民北渡”移民政策的探析,认为贞佑南渡和壬辰北渡是金末、金亡之际两次举国性的迁徙。二十余年中,诸多移民家庭参加了南渡与北渡,这种“候鸟式”迁徙是金末移民运动的最大特点。同时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统计出165例汉人移民家庭参加金末南渡,142例汉人移民家庭参加金亡北渡。有金一代,迁徙3次以上的各族移民家庭有24例,这是金代移民运动的突出特点。女真等军户的南迁形成了以南京为核心的辐射性分布,近至洛阳、许昌、归德府、郑州,远至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区均有女真移民的迁入。北渡中的女真人主要移徙河北、山东、陕西等中原地区。对尼庞古丑的(先祖尼庞古钞兀)、高嗣荣(海陵修仪高氏家族)、古里甲石伦、蒲察桓端、术甲脱鲁灰、仆散端、纥石烈胡沙虎、耶律兄弟(耶律履孙子)等移民家庭进行了探究,明晰了迁徙情况,认为胡沙虎所领属的和鲁忽土猛安当在章宗后期或卫绍王时期从咸平路移徙中都路,并提出胡鲁土猛安与和鲁忽土猛安、和鲁夺徙猛安并非是同一猛安。金代末期的移民规律与金初、金中既有相同性也有差异性,体现了“动乱驱散律(中心凝聚律)”和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推拉理论”。第四章,移民的移居地生活。对女真、契丹、宋辽宗室、汉族仕宦、汉族普通民众等各族、各阶层移民群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探析。认为汉族仕宦移民群体生活方式多种多样,除入仕、授徒外,隐居、读书自耕、辞官归隐田园、入为黄道、以技艺谋生、沦为奴隶等均为其生活状态。而汉族普通民众的移居地生活主要体现为耕种、技艺谋生、经商、沦为奴隶等。指出移民生活与政府的移民安置政策、个人技艺、阶层、个人选择、迁入地的自然人文环境等因素相关。移民生活的考察,从侧面展现了金代社会的发展面貌。第五章,移民在金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对移民在金代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探究,认为汉、契丹等族移民群体是金代社会发展变迁中诸多合力中的主要力量之一。指出女真等族的南徙中原改变了其经济生活,采用中原租佃制的生产方式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对移民与原居民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指出土地争端是移民与原居民矛盾的根本原因和体现。从女真等族的汉化与汉人的胡风尽染两重视角考述了移民与原居民在生活习俗、人生仪礼、语言等方面的融合。由于金代是少数民族政权,故移民与原居民的关系也是民族关系的体现。同时指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移民问题,人口迁徙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与承载者,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口的流动。本文通过对金代移民的全方位梳理、解读和考证,力图使读者对金代移民形成正确、客观、全面的认识,这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金代社会,认识移民在金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对国运兴衰的影响,还有利于从金代移民的视阈来审视我国北方地区的社会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
张光耀[9]2016年在《朱元璋的元朝观及其对元方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朱元璋在元明之际的对元战争与方略及元朝观。第一章先论述了元末社会概况及朱元璋的身世与参加农民军前的经历,接着以朱元璋对元军的战争为线索,论述其北伐前在各阶段和各种军事、政治背景下对元战争与相关的方略及对元立场与演变。第二章主要以朱元璋对元、北元的战争为主线,论述其北伐的过程及北伐之后对北元的战争；论述朱元璋对元、北元战争方略及对元、北元各个阶层、集团的招谕等。第叁章论述了朱元璋的天下观以及对元蒙立场的演变,对其元朝观,包括天命观、正统观、夷夏观进行了分析。
马晓林[10]2012年在《元代国家祭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元代国家祭祀是学界长期未予足够重视的重要课题。国家祭祀，是中国古代五礼制度之首，是古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在蒙——汉二元文化、游牧——农耕二元文化的剧烈碰撞与交融之下，元代国家祭祀呈现出显着的时代特色。元代国家祭祀不仅在具体仪式、祭品等细节上，更在国家祭祀体系的框架结构上，都体现出以蒙、汉二元为中心，兼容多元文化的特征。本文以此为视角，努力展现元代国家祭祀的框架体系，从章节内容上展开史实考证与专题探索。天，在蒙古人、汉人而言都是最高的崇拜对象。在汉文化传统中，祭天为郊祀。许多汉文文献将元宪宗二年（1252）祭天作为有元一代礼乐之肇始，然而这段史实有不明晰之处。本文通过考证日月山地望，分析蒙哥、忽必烈的行迹，阐明日月山神主的下落，最终认为1252年祭天是蒙哥汗主持、藩王忽必烈参与的一次蒙古式祭天，而汉式的郊祀礼仪仅在其过程中有尝试性的应用。正式的郊祀是在忽必烈即位之后才出现的，到成宗朝后期才较为完备。本文论述了郊祀制度的建立过程，梳理出整个元朝的郊祀之举，探讨了郊祀的核心——主神位问题，最后总结了元朝郊祀的特征。蒙古式祭天，以洒马湩仪式为主要特色。本文从《蒙古秘史》出发，勾稽中西史料，对整个蒙元时代的蒙古式祭天做了全面整理，总结出其祭祀仪式、日期、地点的规律与特点。并指出六月祭天的特殊性，阐述其产生原因，指出其受到汉地礼仪文化的影响。祖先，也是蒙、汉民族共通的重要祭祀对象。汉式祭祖最主要的形式是太庙，本文以蒙汉文化碰撞与交融、太庙室次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这两个视角，对元代太庙室次的变迁做了全面梳理和考证。对前人未注意的世祖朝后期太庙、成宗朝太庙提出了解决方案或考证出了结果。首次阐明了武宗对太庙室次改制的动因，论证了在泰定帝重整昭穆之后元代太庙制度对中国礼制史产生的鲜为人知的影响。蒙古祭祀祖先的主要形式是烧饭，而火室制度与烧饭密切相关。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对火室（qo i）的蒙古语词义、火室制度之源——成吉思汗斡耳朵祭祀、火室在世祖以降累朝的变迁作了补充和发挥，最后将火室与烧饭结合起来，利用蒙古语史料，对烧饭祭祀的日期、地点、蒙古语名称等问题提出一点新的见解。国俗旧礼，是元代蒙古人对自身祭祀文化的保持。在蒙古统治者有着鲜明的自我文化意识的元朝，国俗旧礼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祭祀志·国俗旧礼》条的内容与史源，蒐集整理了一些散见的国俗旧礼，将国俗旧礼划分为植入型、独立型两种类型，探讨了国家祭祀体系中两种类型国俗旧礼的地位；最后以射草狗为例分析了国俗旧礼对参加者身份的限制，指出其具有保护本族文化、加强族群认同的意义。岳镇海渎是蒙元统治者最先主动施行的汉式祭祀。岳镇海渎祠庙分布于各地，有大量的石刻史料传世。本文先追溯元代岳镇海渎祭祀的汉、蒙二重渊源；其次梳理元代岳镇海渎祭祀的沿革，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再次从祭祀地点、代祀路线、祭祀礼物、祭祀仪式等方面论述岳镇海渎祭祀制度的内容；最后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视角阐述了岳镇海渎祭祀的纽带作用。由朝廷推广、通行天下的祭祀项目，个中最能体现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本文将元代的天下通祀划分为两大系统。坛壝系统包括：社稷、风雨雷师。本文先分析了它们在元代的建立过程，并置诸历代礼制中考察其地位，最后对两件实物史料进行分析，去伪存真。祠庙系统包括：宣圣、叁皇、八思巴帝师。本文以元大都、上都、曲阜阙里叁座宣圣庙为例，探讨了元代宣圣祭祀的恢复与发展；研究了制度中南北差异的整合。阐述了叁皇祭祀的建立在元代天下通祀体系中起到了由宣圣庙向帝师殿的过渡性作用。考证了八思巴帝师殿祭祀制度的设立过程，配享、祭祀日期、建筑形制等制度内容；分析了元朝设立帝师殿祭祀的原因、推广情况、其与蒙古字学的关系。通过对天下通祀的考察，最后探讨了元代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元代大黑天是藏传佛教的护法神，真武是源于上古、兴起于北宋的道教神。这两位本不相干的神在宋元之际的战争故事中有了交锋。本文梳理了这个故事的文本流传，分析了各版本故事的形成背景，由此认为大黑天在1240年代就已在蒙古人中传播，早于过去通常认为的八思巴、胆巴的传法。本文分析了真武在宋、元、明朝廷中的不同面相，发现其面相在宋、明王朝之间的连续性，而又分析了大黑天在元、明代蒙古、清之间传承性，点出不同的祠神信仰与不同王朝的政治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遁甲神祭祀体现的是国家祭祀中阴阳数术的一面，同时也与道教有一定关系。通过对元代两都的太一教、遁甲神宫观的分析，纠正了前人将太一教与遁甲祭祀混同的观点，并重新厘正遁甲祭祀的概念，认为其极度倚靠国家权力，不属于独立的宗教派系，而属于国家祭祀。祈雨这一实践活动，在元代上自朝廷、中到地方官府、下至民间皆很兴盛。在祈雨活动中，形形色色的祠神祭祀不一而足，汉地传统礼法、佛、道、基督、巫种种文化因素纷纷呈现。通过对元代祈雨的考察，元朝蒙、汉二元、内蒙外汉的统治体制，元朝对多元文化的包容，蒙汉天佑、天命观的趋同，由朝廷至民间祠神祭祀实用主义的深化，皆有所体现。最后，我们从宗教功能、政治策略、文化倾向叁个方面总结元代国家祭祀的特点。泛宗教的实用性功能、收服汉地的政治策略是蒙元早期接受汉地传统祭祀过程所表现出的主要特点。自元世祖以降，元代逐渐形成了以蒙、汉二元文化为核心、兼容多元文化的国家祭祀体系。元中后期国家祭祀的发展，体现出对二元传统的双向悖离，这或许是元朝走向灭亡的一大动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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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的风俗特征研究[D]. 唐飞. 华北理工大学. 2015
[8]. 金代移民研究[D]. 郝素娟. 吉林大学. 2016
[9]. 朱元璋的元朝观及其对元方略研究[D]. 张光耀. 内蒙古大学. 2016
[10]. 元代国家祭祀研究[D]. 马晓林. 南开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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