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春[1]2003年在《论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民族文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使民族文化面临机遇与挑战。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曾在民族、阶级、性别等层面分析过欧洲霸权文化对东方、第叁世界民族、黑人、女性的扭曲与误读，而且，全球化语境中人们普遍有文化身份的迷失感，东方或第叁世界民族以一种拒斥的态度对待全球化，认为全球化便是欧洲化，尤其是美国化，是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的。而割断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并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文化身份包括认同与建构两个方面。认同是一种价值判断的立场，建构则指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及其发展性。从共时性角度看，文化身份包括国家、阶级、民族、种族、性别等不同层面，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中，我们特指民族、种族或国家的身份;从历时性角度看，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有时出现身份的“混杂”。无论族群还是个体，其文化身份在一定阶段表现出稳定性，这是因为人们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是得到记忆保障的。但只要政治经济等原因造成环境发生变化，与异民族文化长时间接触与碰撞，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其文化身份就会发生变异。尽管这种变异是合力长时间作用的结果，很难确定其变异发生于何时，但这种变异造成了其身份的“混杂”。身份的建构离不开“他者”，“他者”是非类我，是界定自我的参照系。“他者”与自我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随着自我的建构，“他者”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文化身份的复杂性还要求我们以差异反对同质构造，无论东方、女性、黑人还是第叁世界民族，都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各有各的特殊性。不能以共同性抹杀差异性。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是相互联系的，在认同中建构，在建构的同时确立新的认同。但人们的传统心理难以接受身份的建构与变化，认为变异是民族文化的沦丧，从而以极端的方式排斥西方文化。这种追求静止的永恒的民族族性的作法是一种极端的本土主义或极端的民族主义。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它是一种趋势或过程，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紧密的交流与对话，不是整一性趋同。它强调了文化资源的价值共享，不排除文化的个性与多元性。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势必导致原民族文化特质的变异甚至流失。因而，必须用一种建构的文化身份观来看待文化交流中身份的变异与发展。同时在文化交流中，还要考虑作者与读者之间文化身份的互动与影响。一方面，作者与读者文化身份的同一和差异形成了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读者更需要在异文化身份作者的文本中认识“他者”，拓宽自己的视野。另一方面，文化身份的差异性也阻碍文化的交流。作者在创作的开始，会无意识的设定一个“隐在读者”，并在创作中照顾“隐在读者”的知识结构与审美要求。此<WP=3>外，文本中存在一些空白点，需要读者去填充，文化身份不同的读者，会填充不同的内容，影响对作品的审美。此外，作者的文化身份通过文本影响读者的身份；读者的文化身份也使其对异民族文化表现出抗拒。因此，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化输出，在强化民族身份的同时应该考虑异文化身份读者的审美需求，并要特别重视身份“混杂”者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由建构的文化身份观来看待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发展，既要反对借全球化搞文化霸权，又要利用这个机遇发展民族文化。各种文化的密切交流，必将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注进新的活力，拓宽生存空间。同时，我们应辩证的看待民族文化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不能用静止的固定的目光凝视民族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其文化特质必将发生变异甚至有所流失，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不是文化的衰亡。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及哈贝马斯的合理交流理论来解释，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吸收，是新文化产生的动力。我们应该解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对话的基础上达到文化的多元共生。
邱金英[2]2015年在《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帝国主义思潮是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主要话语之一,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本文在对西方现代性反思的历史大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文化哲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采用宏观整体研究和微观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运用科学的比较方法以及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文本解读(诠释学)的方法和语境论研究方法,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主要思想来源。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和重商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概念辨析,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扬弃了英国学者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话语说——媒介帝国主义话语、“民族-国家”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话语和现代性批判话语,通过综合创新,提出了“一总叁分”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分析模式。所谓“一总”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叁分”就是现代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全球化思潮。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实质上是透过现代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和全球化思潮来进行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就是渗透在对西方现代性反思之中并通过现代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全球化思潮表现出来的。为此,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考察了现代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分析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指出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论的异同,研究了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对现代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进行评析。第二,考察了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为例,对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进行了评析。第叁,分析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思潮,研究了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和詹姆逊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进行了评析。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系统研究表明,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合理因素主要表现为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多层结构、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剖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践形态。在此基础上,概述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理论特征,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自身存在的诸多矛盾、问题和局限性,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作出了比较系统的、客观的评价,提出了应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策略。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研究和剖析,使我们认清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实质,这不仅对于我们加强文化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批判地吸收异质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方国清[3]2008年在《自我与他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武术文化认同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进程继续深入的今天,认同和差异构成了这个时代诸多表征的其中之一。全球化一方面使民族文化超越自身向世界文化发展从而不断的获得世界的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随之带来的反面就是民族文化、个性文化的“族性”丧失,民族文化身份变得模糊朦胧。因此,寻找认同便成为了一种需要。个人寻求认同是为了保持自己意识的连续性,国家寻求认同是为了保持公民的团结一致,民族寻求认同是为了自己文化的延续。然而,在叙述的语境中,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又是一幅民族特性的拼接画,而不是单一文化的同质化过程。在相互影响中,各民族文化变得越来越像水彩画,某些颜色是重迭的,但是某些颜色和颜色的浓淡程度又是各有特点的。对于中国武术的发展而言,同样如此,为了“申奥”走向世界,为了能让更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同我们的文化,中国武术舍弃一些东西甚至是一些难以割舍的东西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放弃自我,追求自己的文化认同并不等于反“主流文明”。中国的体育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自己的文化认同……,在文化全球化五彩的大拼盘中,要有能与其他异族体育文化区别开来的颜色——这就是中国武术的身份。本文以文化学基本理论为指导,运用多学科交叉理论,以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为研究方法,通篇围绕中国武术的文化身份定位、文化认同展开研究,主要按以下几个部分进行了一些肤浅的分析与思考:本文的第一部分,首先对全球化与文化认同的语境进行了宏观的描绘,以期为接下来的论述作出基础性的铺垫,在这一节中,对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思想的种种悖论以及传统文化濒危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对全球化如何催生和凸现了文化认同的危机以及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的处境进行了解读。分析认为,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进行积压冲击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文化认同心理的复苏,全球化在凸现差异和认同问题方面的一个实际效果,便是民族学者通过归集本土象征资源,深入挖掘特定认同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以期与全球化形成某种合理抗拒的张力关系。本文的第二部分,对作为中国武术文化核心的文化认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查阅大量的文化学理论书籍,总结提炼了文化认同研究的现状,对于什么叫文化认同、文化身份和身份认同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给予了自己的理解和定义。此外,对文化认同的分类、特性机制,中国武术文化认同的核心价值进行了较为理性的思考与阐释。分析认为,文化认同是中国武术生存与发展的纽带,是维系其存在的潜在的力量。中国武术文化认同的核心价值是它本身所容摄的民族的文化思想与精神,即武化。本文的第叁部分,从文化身份理论的视角讨论了中国武术发展的现状,通过回顾近几十年武术的发展,指出了武术在发展的思路上存在着误区,即一味地注重武术的竞技性、体育性,而忽视其文化性、民族性必将产生文化身份的危机,这给习练中国武术以及忠诚于中国武术的人带来的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及焦虑体验是十分强烈的。本文的第四部分,运用了哲学理论中“普遍”与“特殊”的分析方法,对体育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的西方的意识形态陷阱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西方体育假“普遍”之名将武术视为“特殊”,其实包含着一种将它们的价值、利益和意义领域里的普遍性强加给我们的过程,这对于中国武术的文化认同必然产生一种威胁。本文的第五部分,运用后殖民理论中关于“自我与他者”的理论,针对中国武术身份认同的危机给予了理论对策的分析。笔者认为用“自我与他者”的理论来处理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乃至处理武术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有着理论上的贴切性。最后一部分为结语,中国武术的文化身份,应该是中国文化的符号,它具有显着的民族性,民族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华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具有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理解的功效;中国武术文化的认同乃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乃是中国文化认同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武术乃是识别我们民族身份的标志与象征,乃是我们民族存在的重要血脉,失去中国武术就是丢失我们的文化身份。
胡俊飞[4]2015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是近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范畴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持的民族的立场、标准和观念,构成了它区别于经典、俄苏和西方等其他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质。梳理、总结与反思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具体内涵,在全球化新历史条件下拓展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的民族观,是本文致力实现的研究目标。除绪论与结语外,本文分为四章,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及在它们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场合对民族国家的性质、特质、历史、立场、与国际主义的关系等作过论述。“民族”是一种现代的历史现象,共同的语言、共享的历史传统和相对明晰的活动疆域是现代民族质的规定性,民族国家与国际主义是辩证统一的,阶级视野下的批判性肯定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民族总的立场。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思想,进一步强调民族的历史性质和与资本主义的同构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对经典和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接受从一开始便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研究、批评与决定”。救亡图存和民族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形成时的现实境遇与思想动力,民族性成为后者肯定性的价值诉求。第二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参照下,梳理、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演变及具体内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民族持讳莫如深、颇有微辞乃至尖锐批评的立场相异,从“民族主义文学”批判到“民族形式”论争,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文化革命”,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民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贯的立场、诉求和尺度。随历史条件和任务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民族内涵的探求依次在“民族与阶级”、“民族与世界”、“民族和现代”叁组命题中展开。首先,在民族与阶级的关系上,在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时代,民族文学必然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民族性,但并不是“只有”和“全然”是阶级性。肯定文艺的民族性,并不否定它同时具有阶级性,反之亦然。文艺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也有统一的一面,不同阶级有共同的民族性,民族与阶级相互转换为对方的话语表达。其次,在民族和世界的关系上,民族是“个别与普遍之统一的相关物”,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依存、对立统一。一方面,不存在脱离了民族性的世界性,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中,并通过民族性呈现出来；另一方面,民族性需要以世界性为坐标、视野和目的,特殊性不能割弃普遍性而存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要反思各种文化特殊性论,也要反对虚妄的普遍主义文化立场,坚持以特殊性为基础并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民族性。第叁,在民族与现代的关系上,民族是现代性的悖反,建设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文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具体目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民族性与现代性是矛盾统一的,具体体现于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民族与个人的兼顾、批判地弘扬传统等方面。民族性与现代性既彼此包含,又相互对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应蹈袭西方现代性,而应立足于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中国经验,提出、探讨和发展自己的现代性命题。第叁章论析全球化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民族立场的可能性与积极意义,并批判地吸纳后殖民理论与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念。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物理空间的简单扩张,更是逻辑肌理的深刻渗透,去差异化-夷平和解域化-不可脱钩是全球化的主要文化逻辑。全球化猛烈冲击民族国家,但不会带来一个“后民族”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文学的民族差异性可以减缓甚至改变全球文化趋同化的进程。批判地检讨后殖民理论和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民族观,是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重要途径。后殖民理论肯定民族主义是摧毁殖民体系和重振文化的利器,认识到民族国家和文化建设、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构性,解构和置换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本质主义和二元论思维,强调民族的建构性、混杂性和非物质性,并为民族指明新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然而也流露出浓烈的乌托邦气息,掩盖了民族间客观存在的物质压迫关系。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民族问题上既肯定民族在反抗殖民统治、抵抗全球文化标准化的作用,又对它潜藏的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因子,对于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而言是一种狭隘扭曲、异化的组织形式等表达了不满。鉴此,他们分别重释了民族的内涵,主要包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伊格尔顿和阿罕默德“个别与普遍之统一的相关物”、詹姆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概念”等论,这些新的民族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有益启迪。第四章从个体观、传统及其弘扬观和主体性观叁方面,建构全球化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的民族观。在民族与个体的关系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认为,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是“现实的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和主要活动场所,在人类步入自由王国的历史前,民族国家为个人的合理权利、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保障,民族需要在个体的坚持而非绕过中被超越和扬弃。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和“现实的个人”通向自由王国的途径手段,民族国家要尊重和保障“现实的个人”的合理权利、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要求,但这种尊重和保障不是抽象、形式的,而应是具体、差异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致力民族与个体的平衡统一,不能是此而废彼,但这种平衡统一不是绝对、静止的,而是在动态偏置中达成。民族以每一个体的实现为自身的实现,同时每一个体又在为民族的实现中获得自我的实现。共享的传统是民族的基本特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开放的民族立场,需要科学地理解“传统”本身和规划“继承和弘扬”它的方式。传统是活着的过去、进展中的过程和在未来,是联结和贯穿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素。“转换性创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弘扬传统所主张的路径,传统只有经过转换,面对和解决新的民族文化经验才能得到真正地继承和弘扬。“转换性创造”不是以既定的西方现代价值为圭臬,其目的是“别立新宗”。甄别传统,稽查可转换的传统的原初和演变含义,批判和克服旧的传统,在应对民族现实问题中赋予旧传统以新的内涵,是“转换性创造”传统的具体步骤。传统只有经过创造性转换,才能成为民族文化创造的源头活水。民族主体性的确立系于他者,且是历史具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树立和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不能固守启蒙现代性的主客二分、先验、纯粹、内在、绝对、超历史的本质主体性论,而要标举一种向他者与历史开放的民族主体性论。民族文化的主体应在民族自我和他者的融合,从而创造新质的过程中确立。民族性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区分的依据,它是历史、具体、由人的实践所塑造、处于不停息地转化生成中的东西。由于民族的主体性是处于与他者结构关系和具体历史中的,因此它既不拒绝外来文化,也不固守某种固有不变的文化,而是推崇文化融合和超越创新,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凸显与他者的差异,在融合他者中推动自己的历史发展,从而使民族主体的关系结构和历史维度有机结合起来。
方奕[5]2010年在《本土化视野下的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文中提出新世纪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它标志着人类历史进程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预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跨入了新的时期。全球化语境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文化地位的稳步攀升,新世纪文学也呈现出一些新的质素。面对西方文学这一强劲的“他者”,中国作家的心态渐趋平和,也不再亦步亦趋地竞相仿效;他们试图摒弃对西方的依附心理,摆脱焦虑和彷徨,走出影响的阴影,重新发掘本土自身的魅力内质,创作了一批与本土资源、中国经验、文化传统、古典形式有着深层联系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在写作资源、艺术源流、主题呈现、表现对象、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述结构、语言类型、精神气质、美感神韵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趋向,并共同建构着中国本土化的文学图景;在一个新起点上,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自主性与独创性的生长提供了契机,也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以及参与全球价值体系的构建铺开了道路。然而不可否认,这种较为积极的反思和挖掘的背后,实际仍潜隐着一个巨大的参照系,那就是西方文学。毋庸置疑,我们是在西方语境的强势影响下来重新思索本土化问题,并考辨西方化比照下本土元素凸显的深层意义的。长久以来,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始终若即若离,一方面,理智要求我们对其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法真正摆脱它的牵绊,这是中国文学及其本土化实践所难以规避的尴尬状态。由此生成的文本往往呈现出带有西式底色的本土化特质,本土性与西方性的因素互相纠缠、牵扯、嫁接,并在冲突与融汇中构成动态样式,达到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也就是说,本土化决非纯粹的本土化,它是与西方因素相互纠结或冲撞着的一种动态整合过程,是全球化境遇下中国文学的一种重整方式,而这种重整仍与西方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暧昧关联。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而这种复杂性也是本文探究的重点之一。论文正是基于以上复杂情形,具体考察新世纪长篇小说回归传统、持守本土这股创作潜流的总体特征、具体表现及其价值意义。笔者从浩瀚的新世纪长篇小说中选取本土性浓厚的作品(尤其侧重于乡土题材的小说),以“本土化”为切入点,建构全新的理论框架将之囊括其中,并深入探析新世纪长篇小说本土化的特点、问题、复杂性纠缠的状况及其对新世纪文学的启示。整篇论文从文本与理论两个向度出发,用理论带动作品,以文本细读充实、丰富、深化理论框架,争取达到理论与作品互动互补的效果。论文共分四章,前有导言,后有结语。导言部分阐明论文的选题价值、创新点、研究现状、写作思路和方法;第一章建构文学“本土化”理论的整体框架;后叁章以“本土化”为视角,分别从表现内容与艺术形式两方面对新世纪长篇小说展开评说,分析其本土化的文本表现及复杂状态;结语部分总结新世纪长篇小说本土化的特质、问题及启示等。第一章“本土化”与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本章结合探源和发生学方法,重点溯源“本土化”概念,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土化”历程,勾勒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本土化趋向。第一节主要考察“本土化”话语,从“本土”、“本土化”、“文化本土化”等方面延伸,进而厘定“文学本土化”的内涵与阐释维度,并探明全球化语境下“本土化”生成的历史必然性。文学“本土化”代表的决不是纯粹原汁原味或自我封闭的文学,它是指弱势主体的文学在受到强势客体文学的刺激和冲击之后产生的一种重整反应,是本土文学的自我想象和内在建构。它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意为由“非本土”状态变为“本土”状态或者将原属于“本土”的要素开掘出来。作为一种动态行为过程,文学“本土化”通过强调、发掘弱势主体中某些被遮蔽的文学质素,或者转变、内化强势文学的元素以融入自身的方式,来重申本土性之价值所在。对“本土化”的强调,似乎是全球化语境下弱势文学发展进程中必然发出的一种强音,它与传统性、现代性、西方性、本土性等关键词都密切相关。第二节则以“本土化”为切点,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史,指出探讨中国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如何处理本土性与西方性之间的关系的。“本土化”问题关乎中国文学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前景,“本土化”与反本土化之间的抗争也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的内部张力。第叁节为“新世纪文学”合法性证明的同时,指明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所呈现的一种重要趋向:“本土化”,并分析其自主性生长与尴尬境遇。新世纪长篇小说旨在建立一种基于中国生活、中国经验、中国文化、中国形象的本土化叙事,记录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道路,展现本土文化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及其与西方性的交糅与碰撞,并创造足以丰富全球文学画卷的独特艺术形式。只是这种努力依然伴随着西方文学的介入和影响,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中国文学“本土化”的悖论性存在。第二章“本土”资源的纵深寻觅。本章主要以理论解读与文本分析为研究方法,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综合视角,论述新世纪中国作家对“本土”资源的纵深寻觅,从新编神话传说、重温传统文化、探秘中国人心等方面细化,分析本土资源是如何介入小说并与文本内质相互糅合的,以及它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复归的样态与身份的尴尬。本土资源,指根植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深层的文化传统、创作素材、艺术灵感、精神传承等。长久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文学资源泛滥的困扰,似乎无法轻松地跳出西方经验与艺术形式的模子。中国也一直充当着“被启蒙”的角色,只如饥似渴地咀嚼着西方经典,却忽视了对本土创作资源的利用,成了艺术精神的流浪儿。那么,如何扭转这种失语的尴尬,如何使本土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重获阐释,焕发精神生命的内在光辉,这正是新世纪长篇小说予以反思和回应的向度之一。本章第一节分析了新世纪“重述”系列小说在“看”与“被看”悖论下的创作样态,以及本土韵味与现代技巧交错一体的呈现形式,探讨“重述”这种叙事行为对本土资源运用问题的启示性。第二节回眸中华传统文化,从儒释道的深层复归、文化衰落与精神远逝、乌托邦迷梦的复活叁个角度,展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与裂变。传统资源和文化精神始终是作家不可或缺的灵感来源,新世纪以来,作家们改变仰视“他者”的姿态,逐渐回拨视线,深情回望传统,重新召唤本土文化资源或关注传统精神之远逝。第叁节展现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中国国民性和中国人心的诠释。这一人心的探问,承接了20世纪中国文学重视国民性剖析的传统,同时更注重本土色调和东方味道,强调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与东方式思维习惯,为中国人性的描绘作了详尽的图释。第叁章“本土”经验的深度拓展。本章以文本细读为主,从微观视角重点阐述新世纪长篇小说对“本土”经验的深度拓展,并以寻踪异域、乡土呈现为结点,串联起中国经验在不同本土空间中的叙事轨迹与精神延展。“本土经验”,特指生发于中国本土的独特经验,它包括一系列的人事物象、历史风俗、生存境遇、情感体验、文化心理等。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越来越注重拓展本土经验,这种开拓在广度、深度及美学意义上与20世纪相比,皆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尤其在边疆和乡土领域可谓独领风骚。本章第一节阐明了新世纪寻踪异域,发掘边疆资源的创作实绩。随着一批融边疆特殊人文风貌、文化精神、情感内蕴的长篇小说的出现,聚焦边疆的创作趋势持续升温,为丰富本土经验注入了勃勃生机。这些小说放眼边疆,饱含感情地倾情书写,展示了中国边疆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坎坷变迁以及人们的内心挣扎。第二节则以新世纪乡土呈现为核心,揭露乡土中国的衰败之象。新世纪乡土小说以“村落”为聚焦点,集中显示了现代化转型下的乡村悲喜剧以及乡土中国的生存遭际,探析乡土叙事的终结与日常村庄世界的建构,折射出中国乡土世界的现代精神境遇与存在困境。第四章“本土化”形式建构与审美现代性。以审美现代性的形式建构为轴,解析新世纪长篇小说在文体结构、艺术精神、叙事语言等方面的“本土化”体现,重点探明传统艺术形式与西方现代技巧相互纠缠又互动相生的复杂状态。西方文学资源一直在中国文学界独占鳌头,传统叙事元素却备受冷落,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已有所改观。在探索长篇小说艺术形式时,中国作家开始以“回望”的方式经营自己的园地,从本土积淀与写作风格入手,向传统资源和艺术形式寻求灵感,尝试以回归和创新的双重姿态构筑中国文学的新形象,拓展长篇小说的审美现代性,抒写本土化中国文学的最新表达图式。然而,在此过程中,中国作家并不能完全弃西方现代技艺于不顾,而只徜徉于本土艺术创建中,他们仍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性的影响,并于创作中无意识地表现出来,造成本土性与西方性相糅合的文本效果。本章第一节从文体结构的角度,探究传统形式的现代更迭,其中重点剖析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片断连缀式与“旧瓶装新酒”的古为今用式,后者包括章回体、凤头猪肚豹尾、纲鉴体、絮言体、诗经体、生活流式、对话式七种文体形式,这些都是在传统文本结构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艺术技巧所创造的。第二节从艺术内质的角度,以再现母语的魅力和诗性以及剖析天人合一的叙事模式为契点,阐析了新世纪长篇小说独特的古典美学神韵与精神气度。
陈旭光, 胡云[6]2012年在《文化想像、身份追寻与“差异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价值与路向》文中研究表明通过对民族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及少数民族电影等概念进行厘清与界定,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可划分为叁个发展时期,分别有其不同的文化想像、身份追寻、意识形态表征等文化价值取向。此外,还可以从文化多元化特质与电影文化民族异质性的全球化表达策略两个方面,探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文化价值的取向与方略,以期寻求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对策与路向。
张玉[7]2016年在《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身份认同》文中认为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并因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中国电影创作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身份认同问题作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的核心话题,在新世纪的语境之下强势凸显。本文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代表性的影片为研究对象,采用文化研究、社会评价、意识形态分析、叙事理论、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电影的“显在”层面和“隐在”层面两个层面重点对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理论探析和归纳总结。关于本文的结构主要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性别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叁个依次展开的层面来论证：第一章为“电影中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关注与表现路径”,主要分析电影中如何通过少数民族的自然景观、风俗民情、民族语言、民间文学中的族群记忆来展现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并结合新世纪的语境分析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文明、少数民族文化遭遇外来文化时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心理。第二章为“性别身份认同：困惑中的焦虑与呼喊”,主要结合影片中人物角色的设置,具体探讨了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意识的发现和建构的路径,并对男性形象呈现出来的特征做了总结。第叁章为“国家认同：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侧重于考察电影中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结合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形象来探讨少数民族之于国家认同的复杂心理,同时透过一些影片的叙事模式来深入地分析全球化之于国家认同的影响。
邓楠[8]2005年在《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学的策略应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是世界性的潮流和必然趋势,回避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全球化”决不是无原则的要求民族国家全盘吸收外来文化,也不是导致民族国家消弭自身的民族文化特征。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民族国家如何进行民族文化的策略应对。
张媛[9]2012年在《从他者之镜看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全世界都处于深刻的变革发展中，这种变革不仅是政治、经济，还在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基础。无论从哪个层面或角度，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或遗失，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或冲突，都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问题自然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理性地进行文化交流，跨越差异，就不得不思考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在自我文化认同与他者的关系上，必须先思再行，理清思路。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强国战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从他者和文化这两个关键要义出发，推及考察其应用。撰写过程中，首先以客观和务实的态度阐述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在整理丰富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时系统地将他者与文化联系起来。然后以他者概念的语义溯源和概念形成为切入点，研讨他者概念的应用，考察西方文化中的主体意识，并由此推导至文化领域的他者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他者意识普遍存在，但由于他者概念由西方提出，在文化他者的研究成果里以西方中心意识的材料偏多，所以这部分从西方文化考察开始研讨这种意识下的文化现象。简要分析比较他者概念和文化研究后，进入文化问题的讨论。在研究中，将文化放入全球化语境中审视，并从全球化文化的多个要义里，追寻其根源，挖掘其特征，由此考察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现状。在经济全球化引领文化发展态势的今天，文化认同危机与争论让越来越多的理论家认识到错综的文化交流历史造成了复杂多元的当今文化背景，而全球文化中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兴起，西方中心意识的强势，要求我们进一步审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多元文化中寻求生存发展之路。基于他者困境的应对，在最后一部分分析了跨文化的必要性、总结了如何正视文化差异进行对话，并在复杂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创新文化发展道路，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从西学东渐到“文化走出去”，在世界文化的总体语境中构建自己的文化话语权，仍然是我们当前乃至将来需要不断努力和潜心研究的方向。
丁琴海[10]2009年在《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呈现出混合各种文化成分的混杂现象。但同时各种文化之间的碰撞、竞争又会反映到人们对文化身份的认同中,故而当今的文化认同问题主要体现为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认同危机体现为与民族文化身份相关的认同危机。我们在文化上仍需保持开放的心态,开放性认同既能保持对本族文化的自觉传承与精神归属,又对其他文化敞开心胸,积极吸纳其他文化中的精华。只有这样才能既为建设本民族文化提供多元化的精神资源,也为解决人类共同体面临的各种危机提供符合时代特点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 论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民族文化[D]. 魏新春. 广西师范大学. 2003
[2]. 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研究[D]. 邱金英. 大连理工大学. 2015
[3]. 自我与他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武术文化认同的研究[D]. 方国清. 苏州大学. 2008
[4].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研究[D]. 胡俊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本土化视野下的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D]. 方奕.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6]. 文化想像、身份追寻与“差异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价值与路向[J]. 陈旭光, 胡云.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7]. 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身份认同[D]. 张玉. 中央民族大学. 2016
[8]. 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学的策略应对[J]. 邓楠.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05
[9]. 从他者之镜看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D]. 张媛. 湖南大学. 2012
[10]. 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J]. 丁琴海.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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