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君[1]2008年在《冷战后美国海湾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海湾是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中极其敏感的区域,素有世界火药桶之称。冷战后这里已经爆发了两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地区形势至今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除了本地区纷繁复杂的诸多矛盾之外,大国对海湾的政策是海湾地区冲突频仍的主要原因,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美国。美国在海湾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对海湾局势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本文从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出发,综合运用历史、比较等多种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冷战后美国叁届政府的海湾政策进行连续系统分析,重视其政策延续性,突出其政策新变化,揭示其不变本质。本文内容从逻辑层次关系上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影响美国海湾政策的国际关系理论。着重梳理了对冷战后美国海湾政策影响最大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帝国论。同时对非对称威胁、软权力、文明冲突论对海湾政策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做了论述。第二部分,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在海湾的根本利益,用历史的方法从美国与海湾地区重要叁国关系的角度总结出冷战前后美国海湾政策的不同特点和基本目标。第叁部分,冷战后叁届美国政府的海湾政策的具体研究。注重分析政策的国际国内背景,政策具体内容、发展变化以及影响。第四部分,对比美国叁届政府海湾政策的异同,并对其进行阶段划分,对不同时期的政策特点进行总结,在其基础上揭示美国海湾政策的霸权本质。第五部分,美国海湾政策对其它国家的影响。从利弊两方面着重分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第六部分;对美国海湾政策及其与地区大国的关系走向做出方向性预测。基于以上具体研究,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结论:1、冷战后,海湾政策逐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2、冷战后美国叁届政府海湾政策的终极目标一致,差异仅在于战略目标实现手段的不同。3、美国对海湾的政策是造成地区形势不稳定最重要的外部因素。4、美国的海湾霸权受到多方挑战,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王鹏[2]2004年在《论冷战后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文中指出中东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资源丰富，历来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区，战火不断。美国从它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为了获得它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实现美国的战略意图，几任政府对中东地区，特别对伊拉克实施了一系列霸权主义政策。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揭露美国的霸权主义实质、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部分缺乏系统性、深入性。本论文试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分析、比较，归纳出冷战后美国对伊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手段，进而揭示其政策实质。本论文主要对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进行了重点分析和揭露。基于现实性较强，所以重点在于揭露小布什政府对伊政策的实质和后果。 本论文共分叁部分： 第一部分：从考察伊拉克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中的地位入手，分析克林顿政府对伊政策的主要内容，即，１、通过实施经济制裁动摇萨达姆政权；２、利用武器核查削弱伊拉克的军事力量；３、通过设立“禁飞区”削弱伊政府的实际控制权；４、对“政治促变”辅之以军事打击。美国对伊拉克实施以上政策的目的在于遏制萨达姆政权，“以压促变”，使伊拉克内部发生政权更迭，实现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目标。 第二部分：阐述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对伊政策调整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由于克林顿政府的对伊遏制政策扭曲了中东地区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违背多数国家的意愿，在实施过程中逐渐陷入困境；其二，“９·１１”事件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为美国调整对伊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调整变化中的对伊政策。主要内容是：１、政治上否认萨达姆政权的合法性；２、经济上继续坚持对伊拉克实施制裁；３、外交上积极谋求建立国际反伊联盟；４、军事上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加紧军事部署，
金那炫（Kim, Na, Hyun）[3]2016年在《冷战后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困境—理念与现实的背离》文中指出本文以正义战争论为理论分析视角,简述了美国对外干涉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重点分析冷战后美国的人道主义干涉所造成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美国人道主义干涉政策存在严重的理论依据的局限性,并受现实国家安全利益的驱使,因而出现干预的结果与人道的初衷相背离的现象,甚至成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本文的基本假设是：美国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对外干涉政策发展的结果。它以夺取世界霸权为目标,从罗斯福的新门罗主义开始,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之后发展形成的美国外交基本理念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变化,美国人道主义干涉体现出不同的目标,如：反帝国主义、遏制共产主义、维护人权等,但它的基本理念一直没有变化,即,预防或阻止威胁美国安全和自身利益的外部势力。人道主义干涉政策是冷战后美国采取的新外交战略。1994年的美国安全战略中明确地表示以“干涉”为目的。“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从未更为重要。如果我们在国外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可以使美国更安全,更繁荣”。为此,本文主要分两部分进行论述。前一部分从理论上分析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理念及实际考虑因素；后一部分则运用前一部分的研究成果探讨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局限及其原因。具体而言,在第一部分,本文从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视角阐述了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根据“正义战争论”的内涵与条件。本文把该理论分为开战正义,交战正义以及战后正义,探讨了正义战争论的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同时本文也介绍了从罗斯福的“新门罗主义”到冷战后“人道主义干涉”的美国对外干涉政策的演变过程。在第二部分,文章首先分析美国人道主义干涉政策的实施,包含两个方面“国家安全利益”和“对外政策理念”,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国家安全利益”和“对外政策理念”为基础的干涉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单边人道主义干涉、美国主导下集体干涉、多边合作下的干涉,以及事后消极的干涉。本文根据不同的干涉方式,选择与之相对应案例进行研究；2003年对伊拉克的单边主义干涉、1998年美国的主导下和北约盟国进行的在科索沃的干涉、2011多边合作下进行的利比亚干涉,还有没有进行干涉的1994年卢旺达事件。最后,本文探讨了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理念缺乏,实际决策有局限的情况下,美国所选择的干涉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国人道主义干涉政策的理念与现实的背离已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因此,美国人道主义干涉再不能作为“答案”,而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只要本文指出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以人道主义为由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困境还是难以摆脱。
江涛[4]2006年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建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国家重建问题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古老而全新的话题。一般地说来,国家重建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在发生内乱或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下,主要大国或国际组织通过武力或战争等手段,广泛地介入该国或该国的某一个地区的内部事务,以武力威胁或军事占领为后盾,根据不同的情况,建立一个政权或者维持一个政权,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或国际社会的共识,重建其政治、经济、司法、社会甚至文化制度,并且保证该制度在较长时间内的生存的行为。国家重建的核心是国家机制和社会秩序的重新确立。国家重建与干涉、维持和平行动、殖民主义以及“民主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家重建行动的主体一般是大国或国际组织,客体是出现冲突或在战争中被打败的国家。西方社会认为,大国在别的国家进行重建主要是为了推广民主、保证国际和地区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维护国际格局中权力平衡。国家重建一般包括安全重建、政治重建、经济重建和文化重建四个部分。其中安全环境的确立是国家重建的前提,机制的确立和文化的融合是成功的国家重建的关键。一般地说来,我们可以从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认知程度来判定国家重建行为的合法化程度。从19世纪末以来,美国在海外进行的国家重建行为可以分为20世纪初的殖民统治时期、二战后的军事占领时期、冷战后的人道主义干预时期和9·11事件后的反恐背景下的新一代重建时期等四个阶段。美国在德国、索马里、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地区和伊拉克的重建是美国在海外进行的国家重建行动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四个案例的对比分析与研究,可以看出:美国在各个历史重要时期反复地介入了国家重建行动。美国的国家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模式,美国在海外的国家重建行动大致上经历了一个从多边向单边的转变过程,其合法性逐步降低。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美国的重建行为往往是对被目标国或目标地区内部事务的侵犯,是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手段。美国的国家重建行动经历了失败和成功的考验,美国主导下的国家重建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标国的危机和冲突。国家重建是一项长期的、耗资巨大的行动。美国在海外进行的国家重建行动是美国外交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目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军事、
王玄[5]2011年在《冷战后的美国经济制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试图分析的是冷战后的美国经济制裁政策,主要聚焦美国是如何使用这一政策的,并以美国对伊拉克经济制裁为案例进行了分析。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明了问题的提出,对国内外研究经济制裁及其有效性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对学术界的各种相关理论做了阐述,并且厘清了本文所认同的经济制裁的含义,提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及研究意义；第二部分介绍了美国经济制裁政策在冷战后的历史发展,目的在于展现它的全貌,也为后面的分析打下基础；第叁和第四部分是文章的重点。其中第叁部分分别详细探讨了冷战后美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方式和手段,做出决策的主体和程序,作为一项外交政策所针对的目标和具有的功能,这部分还包含对冷战后新特点的分析；第四部分则详细分析了从1990年到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案例,并在小结中得出了有关的结论,验证了第叁部分的相关分析判断。
赵淑芳[6]2005年在《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美关系》文中提出论文主要论述普京执政以来俄美关系的发展进程,特别关注俄美战略互动及影响俄美关系发展的因素。论文包括导言和正文。正文共分五章。 导言主要论述选题的意义、目的和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成果,指出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主要分析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对外战略的调整以及俄对美政策的变化。普京执掌国家大权正直俄罗斯社会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历史关头。在吸取叶利钦外交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普京调整了俄对外战略。与前任相比,普京的对外战略更积极、灵活、务实。在对外战略指导思想调整下,俄罗斯对美外交政策出现重大变化。普京明确承认美国的全球支配地位,认为俄美关系的不对称是事实,但不是悲剧。从立足国内发展,振兴经济、确保国家安全,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需求出发,寻求与美国合作成为普京对美政策的主流。普京以现实主义态度改善对美关系的根本目标在于,将俄美关系纳入“正常发展轨道”,即俄美关系的发展必须符合俄大国复兴的总体战略,必须符合俄切实的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俄对美外交战略设想发生转变,不寻求与美发生战略性对抗和竞争,建立稳固的战略信任关系甚至战略伙伴成为俄对美外交政策追求的目标。第二章主要论述俄美建立新型战略关系以来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发展进程。“9.11”事件后俄美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俄美关系改善没有自然地导致俄美战略竞争的消失。俄美签署了《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由于该条约主要体现美国的意志,再加上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核战略优势进一步向美倾斜。俄罗斯与北约“20 国”机制建立没有阻止北约第二轮东扩的步伐,美国主导的北约在欧洲安全格局中仍居核心位置。美国借反恐之机乘势进入了中亚,俄美在独联体地区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仍在继续。为解决车臣问题和缓解周边安全形势俄积极支持美国反恐,但由于反恐是俄对外战略的重要问题,不是首选问题,以及俄美在反恐认识上的分歧,俄不会一直被美主导和控制的国际反恐怖主义活动所左右。在世界地区热点问题上俄美的冲突时隐时现。伊拉克战争期间,俄罗斯坚持反战不反美,俄美关系经受了考验。在伊朗核问题上,俄美之间关于俄伊核能合作,特别是俄向伊朗提供核和导弹技术的争议一直不断。在朝核危机中尽管核心是美朝矛盾,但俄罗斯积极发挥斡旋作用,有利于朝鲜半岛核危机的缓和。第叁章主要关注普京执政以来俄美经贸合作进程以及俄美能源合作问题。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俄美互为经贸合作伙伴。在俄美贸易中,
刘利民[7]2004年在《影响冷战后北约继续存续的决定性因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联盟,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其不但没有因外界威胁的消失而解体,反而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继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从单元层次分析入手,考察北约成员国不同层次的国家安全利益,希望找出影响北约组织在冷战后继续生存及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考察这些因素对北约成员国在国际重大冲突事件中政策选择的影响。本文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这的几个主要流派进行了考察,发现各流派对于北约联盟的继续生存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的理论解释部分,但似乎都存在着继续商榷的余地。本文结合了这几个主要流派在联盟理论方面的卓越部分,在此基础上,对北约联盟在冷战后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作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说并对其进行了论证,即:1、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是北约的主导国,北约的继续发展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支持北约的存续;2、北约组织为其成员国提供了可以分享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其绝大多数成员国认同该联盟在欧洲安全中所扮演的的角色及其地位和作用;3、北约各成员国各自特殊利益目标的一致性与否影响北约的存续,即,当成员国特殊利益目标一致时,其行动方向一致,对北约的存续产生正面作用;当不一致或发生冲突时,其行动方向歧异,对北约的发展产生负面作用。本文在最后的章节中,使用成员国特殊利益一致性变量,对一旦中国政府被迫使用武力解决台湾统一问题,而美国如果以较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介入中国内政,此时北约成员国将可能采取的政策作出了尝试性的预测。
许瑞娟[8]2007年在《萨达姆执政时期的伊拉克—美国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萨达姆执政时期跨越了冷战与后冷战两个时期，伊拉克和美国从敌对走向合作，再走上对抗，这是利益互动的结果。本论文分析这一时期伊拉克和美国关系的特征、演变以及影响因素。文章通过分析伊拉克和美国两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和决策机制，以及分阶段比较研究两国关系的表现及特点，得出两国的利益存在交叉点——中东和海湾，两国都希望能够在海湾建立领导权。它们的目标决定了两国对抗是在所难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两伊战场上的形势转变，使得伊拉克和美国有了利益契合点：对付共同的敌人伊朗，于是两国开始了全面密切的合作。海湾危机前两国继续发展亲密关系。这一时期，正是在美国纵容和帮助下，伊拉克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发了海湾危机，也为海湾战争后美国制裁和打击伊拉克提供了借口。海湾危机与海湾战争中伊美两国的目标发生冲突，开始了对抗。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和伊拉克从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开始了制裁与反制裁、遏制与反遏制的时期。论文还利用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法，从世界、地区、社会和个人四个层面分析了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要素。论文还指出在伊美关系中，美国占主导地位，利益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驱动力。
张艳红[9]2012年在《冷战后美国的对外干预研究》文中提出对外干预是指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事务采取的未经该国或该地区国家同意的强制行为。对外干预是国际社会常见的现象,也是国际社会争论不止的话题,这其中,美国的对外干预备受关注和议论。对外干预在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冷战后美国凭借无可匹敌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更是积极推行对外干预政策。“无赖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失败国家”等被美国贴上类似标签的国家,是冷战后美国对外干预的主要对象。当今世界美国有能力运用多种干预手段实施对外干预,但事实表明,经济手段和军事手段是冷战后美国对外干预最常见的手段。冷战后,美国对外干预的影响因素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冷战后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发展变化是导致美国频繁对外干预的基本因素。基督新教思想以及来源于此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美国例外论”、“民主和平论”等政治理念是影响冷战后美国对外干预的深层次内因；此外,影响冷战后美国对外干预的因素还和被干预国的政治状况、地缘战略位置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有密切的关联。9.11事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与该事件直接相关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对外干预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成为9.11之后美国对外干预的重要内容。总的来说,冷战后美国对外干预的政策与实践都服务于美国谋求世界领袖地位这一目的,在本质上具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属性。
陈辉[10]2006年在《分而不裂的大西洋联盟—伊拉克战争前后的美欧关系》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美国单极霸权下的“一超多强”的局面，但是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作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力量，欧洲在如何构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与美国产生了很多争端。同时，在未来世界走向单极还是多极、走向一超独霸还是多强合作问题上，美国与欧洲也出现了新的分歧，其中尤以伊拉克战争为导火线，大西洋联盟的关系降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本文试图对冷战后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变化轨迹做一个整体的探究，从现实利益冲突和根本性战略分歧两方面探讨了美国与欧洲矛盾日益加深的原因，分析了美欧联盟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并对未来美欧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初步的预测。
参考文献：
[1]. 冷战后美国海湾政策研究[D]. 王丽君. 西北大学. 2008
[2]. 论冷战后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D]. 王鹏. 新疆大学. 2004
[3]. 冷战后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困境—理念与现实的背离[D]. 金那炫（Kim, Na, Hyun）.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4]. 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建问题研究[D]. 江涛. 外交学院. 2006
[5]. 冷战后的美国经济制裁分析[D]. 王玄. 复旦大学. 2011
[6]. 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美关系[D]. 赵淑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7]. 影响冷战后北约继续存续的决定性因素[D]. 刘利民. 清华大学. 2004
[8]. 萨达姆执政时期的伊拉克—美国关系研究[D]. 许瑞娟. 西北大学. 2007
[9]. 冷战后美国的对外干预研究[D]. 张艳红. 青岛大学. 2012
[10]. 分而不裂的大西洋联盟—伊拉克战争前后的美欧关系[D]. 陈辉.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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