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南朝士族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士族,南朝,门阀,皇权,东晋,魏晋,母教。
南朝士族论文文献综述
史锦义[1]（2019）在《东晋、南朝时期建康地区的墓葬文化与士族社会》一文中研究指出建康士族内部有较大分歧和差异,但从墓葬文化来看足以将其视为同一阶层。永嘉之乱后,北人南渡,居于建康,葬于建康。初葬建康之北人由于固守北方家乡的葬俗,一度打乱了孙吴、西晋以来建康地区墓葬文化自然发展的进程。最终,南渡北人为了扩大自己在江东的实力,开始了“地方化”过程,表现在墓葬文化上,即融合本地葬制和葬俗,形成了一整套新的墓葬文化,现代考古学者称为“建康墓葬文化”。东晋以后,高门侨姓士族在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式微,但其文化一直占据社会上的主导地位。寒门和皇族等社会阶层的墓葬文化的呈现出“士族化”的趋向,而这样的“士族化”落实到具体的空间范围,本质上就是“建康化”。因此,贯穿整个东晋、南朝,建康地区的士族墓葬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地方化”色彩较为明显,进而陷入僵化。反观此时的北朝,墓葬文化却已进入多种形态共同发展的格局。从墓葬文化观察、窥探到的士族社会,是一个高度封闭而稳固的社会,不过其最终却走向崩溃。笔者的讨论主要分为以下叁个部分:第一章讨论了建康士族的葬具问题。葬具在丧葬仪式中居于核心地位,葬具的置办亦能体现士族社会的某些方面。第一节从东晋、南朝时期建康地区的“流棺”现象切入,探讨建康士族葬具的来源及其背后的社会生态;第二节结合考古资料讨论了建康士族葬具的基本形制,及其与北朝葬具的比较。建康士族对于木质葬具的坚持,实质上也是坚持其文化传统的表现之一。第二章讨论了建康地区士族墓葬的形制问题。第一节从陈郡谢氏家族墓的个案出发,分析凸字形单室砖墓在建康地区的全面流行,从这一现象入手揭示从东晋到南朝士族在地方上的力量被削弱的过程。第二节分析士族墓葬中墓室的构造,聚焦于单室墓流行之后,士族是如何通过对墓室内部的构造,进而将自身与其他阶层的墓葬区分开来。笔者通过统计墓室内5个代表性设施(墓门、祭台、壁龛、假窗、棺床)在士族墓葬整体中所占比重,分析它们各自在士族墓葬中所充当的重要地位。第叁章借助了士族墓葬内的两类代表性随葬物品(六面印及文房用品),试图论述士族对于东晋、南朝社会其他阶层的深远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背后的隐忧。(本文来源于《上海师范大学》期刊2019-05-16）
李丹[2]（2019）在《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家庭教育及其对当今家庭教育的启示》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开隋唐,是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此时政治上分裂动荡,文化上却百花齐放,而文化上的繁荣离不开教育的支持。由于魏晋南北朝涉及的朝代较多,地域较广,且研究相对较多,而本文篇幅有限,所以截取了定都于建康,先后更替的东晋南朝时期。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东晋南朝的学术中心转移到了士族家庭教育之中,足以见东晋南朝士族家庭教育的兴盛,对其进行梳理主要目的是促进当今家庭教育的发展。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由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叁部分组成。第一章对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家庭教育概况做一个简单介绍,重点分析其兴盛的原因。由于战乱等原因,学校教育难以承担文化培育的重任,致使学术中心下移到门阀士族家庭中。其次在九品中正等选官制度的标准下,门阀士族重视人才的培养。庶族势力上升,士庶阶层面临混淆的危险,门阀士族为了维持其特权地位,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且文化多元的趋势丰富了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第二章细致分析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家庭教育的内容、形式,并对其作一个整体评价。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家庭教育内容丰富,除了传统的儒学,还涉及玄学、佛教、道教、文史、艺术等。教学形式多样,除了传统的言传身教,还特别重视家诫、家训的利用。在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有利于人才培养、妇女解放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第叁章介绍当代家庭教育的概况以及阐述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家庭教育对当今家庭教育的借鉴意义。针对当代家庭教育的概况,主要探讨其面临的问题及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其对当今家庭教育的启示主要从教育意识、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从中汲取营养。结语进行了总结概括,并对家庭教育的发展作了展望。以史为鉴,在历史里吸取经验和教训正是我们学习历史的重要目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家庭教育可以为当今家庭教育提供众多宝贵的经验。(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19-05-01）
李飞[3]（2017）在《从钟嵘的两次上书论其高门士族立场与南朝皇权之矛盾》一文中研究指出钟嵘身属高门士族,他的两次上书,是其高门士族立场的自我表述,这一表述的大背景,是东晋门阀政治逐步为南朝皇权政治所取代。钟嵘的第一次上书,是在高门士族所把持的选授之权为南齐皇权侵渔时所作出的反应,第二次上书,则是希冀通过保持"素族"(高门士族)对于"清贯"之职的独享来维护高门士族的政治特权。这两次上书曲折地反映了高门士族对于南朝皇权重压的所做出的抵制,揭示了二者之间或显或隐的矛盾,从而使我们对钟嵘的立场与时代有着更为详切的把握。(本文来源于《文化与诗学》期刊2017年02期）
邵春驹[4]（2018）在《齐武帝晚年立嗣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南朝低级士族儒化进程》一文中研究指出永明中后期,齐武帝主导的施政群体重吏事偏严忍,体现未充分儒化低级士族的风格,以竟陵王子良为首的士族后进则具有崇儒尚仁倾向,双方潜在对立。文惠太子死后,主要基于政治理念分歧,武帝舍子良而立昭业为嗣。这一安排使子良集团不满,导致其后的斗争,结果武帝安排的辅政格局瓦解,代表行政势力的萧鸾夺位。低级士族儒化进程的阶段特征是政局走势的决定因素。(本文来源于《内江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07期）
黄承炳[5]（2018）在《再释南朝“素族”——以晋宋之际高门士族的变化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南齐书·高帝纪》载齐高帝萧道成遗诏有言:"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1)关于其中"素族"及与之相近的"素门""素姓"等词汇含义为何,历来讨论颇多。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南朝素族指代的是士族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素族"的含义,对其形成原因等方面未及充(本文来源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期刊2018年01期）
文蕾蕾[6]（2018）在《南朝士族文学与庾信创作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庾信是我国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其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杰出文学成就的取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庾信所处的南朝时期,士族阶层在文学领域依旧占主导地位,士族阶层优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决定了士族文学独特的文学风貌。此一时期,士族阶层作家群体众多,他们在创作上有共同的题材取向,更加追求文学的艺术形式美而形成雅艳的文学风貌,同时士族阶层趋新求变的自觉意识促使了声律论的发现,故此一时期士族文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声律论在文学中的普遍运用,使得文学创作朝着更加精致化和形式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庾信家族在南朝时期以文学世家而知名,齐梁之际,庾信祖、父辈在文学上更负鸿名重誉,以文宗学府而得统治者的青睐与重用。庾信的文学创作承继时代风尚和家族渊流,而在其作品中呈现出浓重的士族意识。其前期作品主要沿袭士族文学咏物、宫体等题材,并在萧梁诸文学集团中多作应制、酬唱之作,追求文学艺术技巧上的精工富艳而臻于南朝美文学的极致。其后期作品虽因家国、人生的巨大变故而在情感内容上充实,但羁留北朝之后的庾信创作依旧贯注着对士族文化的追认和反思。主要表现为对梁朝士族在变乱之际存亡的史诗性再现,屈节愧悔下的乡关之思,重振门庭的求官之言和失赏不遇下的隐遁之念;同时庾信对梁亡也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并对士族自身生发出文化幻灭情绪而最终仍旧皈依之。可以说,在庾信的创作中,士族意识是他无法抹杀的精神内核,而对南朝士族文学的承继和突破,则促使了庾信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就。(本文来源于《福建师范大学》期刊2018-03-16）
金仁义[7]（2018）在《论门阀士族与南朝官方史学的发展》一文中研究指出南朝时期,皇权重新主导了官方文化事业建设,官方组织了参与程度深浅不等的各类史学撰述活动,在国史、起居注、典章制度、谱学等史学领域取得不俗成就。南朝官方史学发展,离不开门阀士族的广泛参与。门阀士族以浓厚的撰史意识和活跃的史学实践,完成了南朝史学官修与私撰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南朝官方史学乃至整个南朝史学的发展。(本文来源于《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1期）
刘畅[8]（2016）在《魏晋南朝士族行游活动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行游是指基于各种目的的出行与旅游活动。魏晋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动荡的时期之一,有许多士族纷纷选择寄情于山水之间,从而开启了中国行游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繁荣的庄园经济为士族的行游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门阀制度下的政治特权又提供了行游活动的政治基础。玄学的兴起与传播,宗教思想的影响与士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则为士族从事行游活动提供了思想基础。行游活动多集中在大自然的山林水涧或士族园林中。以玄游和隐游为代表的休闲赏景游,以及受到社会风俗影响出游的节庆聚会游和带有宗教性质的朝圣之旅,这些是魏晋南朝士族最具代表和特色的行游活动。魏晋南朝士族的行游活动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学艺术创作方面,促进山水诗文大兴,推动自然山水画作等艺术创作的发展;审美思想观念方面,推动山水审美思想的转变;建筑设计方面,古典园林借此获得重大发展,私人园林追求浑然天成的自然感;与此同时,以交通工具和住宿条件为代表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本文来源于《湖北大学》期刊2016-04-20）
赵直[9]（2016）在《南朝皇权与士族》一文中研究指出士族兴起于魏晋时期,但随着西晋灭亡,永嘉南渡,晋元帝在士族的帮助下建立东晋,导致东晋时期士族权利达到巅峰,而这时期的东晋皇权萎靡不振,朝政、军政、民政的政策的正常施行皆依靠士族。但随着刘裕称帝,刘宋王朝的建立,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皇权与士族之间相互交织,刘宋王朝是南朝的第一个王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尾大不掉的弊端,皇权面临士族的诸多挑战,但刘宋王朝作为依靠军功起家的王朝,皇帝拥有对大部分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这对提升皇权和对维护皇权的威严起到积极作用,但在刘宋前期皇权与士族多是对立局面,由于刘宋皇帝出身卑微,双方在文化意识上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在士族面前有一种自卑感,使得刘宋皇权面对士族时颇为尴尬,但到宋孝武帝时,孝武帝刘骏为大幅度提高皇权权威,便开始用杀戮的强制手段迫使士族臣服,一度导致皇权与士族之间关系僵化,士族们多会采取回避或远离政治的方式进行明哲保身。到南齐时期,萧氏出自名门望族,没有刘氏的自卑感,且与其他士族在精神文化领域无太多隔阂,所以此时南齐萧氏则采取与士大夫合作的方式,缓和了士族与皇权之间对立关系。且后面的南梁继承了南齐的方式,不仅加强与士族的合作,更是将皇权向士族化发展。但士族化的南梁皇权在为政措施上多不切实际,空谈误国,最终导致侯景之乱与江陵之役的悲剧。最后的南陈王朝是在经历过侯景之乱与江陵之役的基础上建立,而此时的士族已遭受空前的巨大打击,无力与皇权抗衡,只能选择依附于皇权,而南陈为稳定政局,不断的优待、吸纳士族,于是到南陈时期,皇权与士族开始融合,最终在陈后主时形成一体化。本文主要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节主要阐述在刘宋时期,皇权对士族的拉拢与打压,以达到皇权对士族的有效控制。第二章节为南齐时期,皇权逐步开始与士族合作。第叁章节主要讲述萧梁时期皇权开始向士族化发展,第四章节主要阐述士族最终在南陈时期与皇权融合,并形成一体化。本文即通过叙述南朝时期皇权与士族之间,由最初的对立到后来的合作,最终向相互融合为基本脉络,探讨整个南朝时期皇权与士族之间的微妙变化。(本文来源于《四川师范大学》期刊2016-03-18）
王永平[10]（2016）在《魏晋南朝士族社会之女教与“母教”——从一个侧面看中古士族文化之传承》一文中研究指出魏晋南朝时期士族社会普遍重视家族教育,而"母教"是其中重要的表现形式。士族女性大多具有良好的儒家礼法与经史文化修养,这为她们主持家族内部日常事务、实施"家教"提供了必具的条件。特别对那些遭遇变故的家族而言,夫亡子幼,门户中衰,士族女性训抚弱嗣,承担着维系家族的重责。其教子首重儒家礼法,敦砺子孙品德,以维护家族和睦,获取社会声誉;其次,注意培养子孙之才学,或亲自教授经史学术,或鼓励子孙寻师求学,确立其子孙为人处世的士人品格;再者,特别注重对子孙忠节观念、为政能力与清廉的训导。经此"母教",其子孙之为人、为学与功业往往皆有所成,有助于其个人之成长与家族门第之延续。(本文来源于《河北学刊》期刊2016年02期）
南朝士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开隋唐,是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此时政治上分裂动荡,文化上却百花齐放,而文化上的繁荣离不开教育的支持。由于魏晋南北朝涉及的朝代较多,地域较广,且研究相对较多,而本文篇幅有限,所以截取了定都于建康,先后更替的东晋南朝时期。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东晋南朝的学术中心转移到了士族家庭教育之中,足以见东晋南朝士族家庭教育的兴盛,对其进行梳理主要目的是促进当今家庭教育的发展。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由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叁部分组成。第一章对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家庭教育概况做一个简单介绍,重点分析其兴盛的原因。由于战乱等原因,学校教育难以承担文化培育的重任,致使学术中心下移到门阀士族家庭中。其次在九品中正等选官制度的标准下,门阀士族重视人才的培养。庶族势力上升,士庶阶层面临混淆的危险,门阀士族为了维持其特权地位,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且文化多元的趋势丰富了家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第二章细致分析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家庭教育的内容、形式,并对其作一个整体评价。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家庭教育内容丰富,除了传统的儒学,还涉及玄学、佛教、道教、文史、艺术等。教学形式多样,除了传统的言传身教,还特别重视家诫、家训的利用。在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有利于人才培养、妇女解放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第叁章介绍当代家庭教育的概况以及阐述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家庭教育对当今家庭教育的借鉴意义。针对当代家庭教育的概况,主要探讨其面临的问题及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其对当今家庭教育的启示主要从教育意识、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从中汲取营养。结语进行了总结概括,并对家庭教育的发展作了展望。以史为鉴,在历史里吸取经验和教训正是我们学习历史的重要目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家庭教育可以为当今家庭教育提供众多宝贵的经验。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南朝士族论文参考文献
[1].史锦义.东晋、南朝时期建康地区的墓葬文化与士族社会[D].上海师范大学.2019
[2].李丹.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家庭教育及其对当今家庭教育的启示[D].陕西师范大学.2019
[3].李飞.从钟嵘的两次上书论其高门士族立场与南朝皇权之矛盾[J].文化与诗学.2017
[4].邵春驹.齐武帝晚年立嗣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南朝低级士族儒化进程[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
[5].黄承炳.再释南朝“素族”——以晋宋之际高门士族的变化为中心[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8
[6].文蕾蕾.南朝士族文学与庾信创作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8
[7].金仁义.论门阀士族与南朝官方史学的发展[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8].刘畅.魏晋南朝士族行游活动研究[D].湖北大学.2016
[9].赵直.南朝皇权与士族[D].四川师范大学.2016
[10].王永平.魏晋南朝士族社会之女教与“母教”——从一个侧面看中古士族文化之传承[J].河北学刊.2016
论文知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