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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耦合性，从三维度选取9项指标，利用弗森伯格空间溢出模型和主成分方法，测度国家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溢出效应。
关键词：国家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溢出效应
1研究方法
1．1增长能力导向的溢出效应测量方法
与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能力相比，国家高新区在抵御金融危机中的稳定作用，加速了国家高新区的二次扩张，也加快了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协同效应，更有助于发挥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运用协同效应测算方法，Ｃ为协同度（0≤Ｃ≤1），反映了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省域协同效应，ｎ为调节系数（ｎ≥2）。协同效应越接近1，说明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协同作用越强；反之，协同性越低。Ｃ值仅反映了比较对象的协同程度，并不能反映出比较对象所处的发展水平，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将Ｃ值与国家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能力进行综合，进一步表明两者协同增长强度，用ＣＤ表示协同增长效应，α和β均为待定系数，且满足α＋β＝1。则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协同效应、协同增长效应，如公式（2）所示：
1．2溢出效应指标体系构建及主成分分析
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从2003年4％增长到2014年10．4％，但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及占全国比重，从2003年22238家占比67．7％，数量增长到2014年24010家，占比下降到31．8％，生产总值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呈现反向变化趋势。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单一指标，不能全面反映高新区创新驱动、效益提升、社会贡献的维度差异，以及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协同程度，难以为国家高新区结构转型提供具体依据。为能更全面反映国家高新区对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溢出效应，本文从创新驱动、效益提升、社会贡献三维度，选取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共有的9项指标，比较30个省域2007年－2013年金融危机前后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变化趋势，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软件运行结果显示增长能力数据结构通过了KMO统计量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9项指标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从表2可以看出，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各指标增长能力的第一主成分贡献率都超过82％，能够较全面反映省域层面增长能力的9项指标信息，同时能够较好反映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内在结构差异，进而反映省域层面增长能力差异。第一主成分各指标系数中的最低值，反映出各省域当年在该项指标的结构差异变化，与其他8项指标的结构差异程度明显不同。高新技术产业2007－2013年省域层面各指标中，增长差异变化趋势显著不同的是Ｒ＆Ｄ经费投入。与高新技术产业类似，国家高新区Ｒ＆Ｄ经费投入省域差异与其他指标省域差异特征并不一致，但与年末从业人员省域差异较为类似，可以看出国家高新区对资金及人员需求，与产出效益变化并不同步。
2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的“Ｖ”型特征
金融危机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统计数量急剧下降，由2008年51476家减少到2009年的25386家，降幅超过50％。相比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幅波动，国家高新区2007－2009年园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都保持在7％，为金融危机后的经济稳定发挥关键作用。2010年新升级的27家国家高新区，将生产总值比重升至8％，新增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强化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运用弗森伯格空间溢出模型和主成分方法进行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测算时，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一定的预处理，主要包括数据的同趋势化和标准化。溢出效应9项指标均为正向型指标，不需要进行同趋势化转换。但需要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数据间量纲不同和数量级影响。正规化方法标准化数据，不能保证标准化后数据的非负性，无法满足溢出效应的对数非负要求，因此采用规范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数据。2008年各省域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比2007年有所减弱，反映出国家高新区区域优势相对减弱，但湖北、江西、辽宁、吉林、内蒙古、贵州、甘肃7省有所增强。金融危机后2009年各省域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显著增强，发挥了对区域经济的稳定和支撑作用。与重庆变化趋势相反，河北、天津溢出效应由2008年正值变为2009年负值，两地高新技术产业溢出优势更为明显。由于2010年新升级的27家国家高新区并未单独统计数据，2010年划入各省域国家高新区总量仍为56家。2011年至2013年国家高新区数量的快速增加，推动了国家高新区扩散范围增大，中西部区域溢出效应增强，但增强程度有所减弱，2011年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增强的省域数量为24家，达到区间峰值。
按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四大板块划分方法，四大板块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的演进趋势如图1所示。2007－2013年四大板块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呈现较为明显的“Ｖ”型特征，可以看出2009年东部和东北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降至谷底，表明外向型经济主导的沿海地区最先遭受金融危机影响。而中西部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谷底出现在2010年，表明金融危机风险传导对内陆地区的延迟性。随着十二五时期国家高新区数量的不断增加，四大板块国家高新区溢出效应都呈现上升趋势，东北区域溢出优势更为显著，而东部和中部变化趋势较为接近。
参考文献：
[1]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2015中国火炬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2]王松，胡树华．国家高新区强弱空间极化的演化分析[J]．科研管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