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蕾[1]2009年在《出版文化研究综述》文中认为出版业与生俱来的文化本质特性及其首要的社会功能——传播与传承社会文化,这二者的辩证统一应该是任何谈论出版活动的前提和终极目标。综合考察历史和现实,我们的出版业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然而,或许是太熟悉的事情更容易被忽略,抑或是在社会转型期大家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开了。总之,出版文化这个话题被边缘化了。幸好,有了出版文化丛书这个难能可贵的总课题,出版文化研究能够得以继续深入开展下去。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式地对已有的各种见仁见智的研究成果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梳理,为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入研究出版文化提供积极有力的支持。
于海岩[2]2003年在《建设出版企业文化的几个问题》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管理总的发展趋势己由战略管理转向了更高层次的文化管理。“企业文化”热潮的兴起，是管理思想和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反思和飞跃。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促成优秀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优秀企业必定有自己的优秀文化。自从“泰罗制”提出后，美国企业一直沿用泰罗科学管理的方式，以讲效率、重科学着称，但忽视人的精神力量，忽视员工共同价值观和信念的培养。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企业界和管理学界研究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得出一致的结论：日本企业的“软性管理”优于美国企业的“硬性管理”。之后世界各国便掀起了“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国的出版业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由原来的事业单位发展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再到真正的出版企业。在这一系列的改制过程中，引进企业文化是出版企业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本文首先论述了企业文化的基本概念和出版企业引进企业文化的必要性，将企业文化视为企业员工所共有的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规范，以协调企业内外的各种关系，引导企业向正确的目标前进，并指出了企业文化建设不仅是出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其次着重论述了层次划分，着重从出版理念、出版精神、出版价值观和出版战略四方面论述了企业文化精神层的建设，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文还论述了出版企业文化建设的其他相关问题：出版集团的跨文化管理和出版企业文化的传播。出版集团是出版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形式，而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出版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更加困难，处理不好企业文化的冲突，出版集团将无法正常运行。企业文化的传播问题，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出版企业是一个社会群体，必须与周围的环境进行信息交流和传递。企业文化在企业范围内的传播，可以使企业所有员工共享企业的共同目标、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并最终将企业精神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通过自身行为表现出来,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与竞争力。在企业外部环境中的传播，可以使有关机构、群体、个人更好地了解本企业，而各种宣传、公关活动，都能更有力地塑造和传播企业形象，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文共分叁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企业文化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出版企业文化建设的必然性。第二章论述了企业文化的基本层次划分，并着重从企业文化的精神层方面论述有关出版企业的文化建设的问题。第叁章分析出版企业建设的相关问题：出版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和出版企业文化的传播。
姚慧[3]2006年在《中国出版文化体系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中国出版文化的体系为研究课题,在广泛开展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出版实践活动,对出版文化研究现状做出一番宏观考察,并对出版文化的内涵、外延以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出版文化体系等若干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其后,论文站在中国出版文化的大视野下,融合文化学的理念和结构,构建出一个涵盖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次、由四大部分构成的“中国出版文化体系模型”,以就教于学界前辈和业界同仁。本论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主要评述了中国出版文化的研究现状,阐明建构中国出版文化体系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第二章在界定“出版”与“文化”概念,以及考察“出版文化”定义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出版文化是“伴随着选择、复制、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版过程而产生与发展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其载体形式的总和”。第叁章提出了中国出版文化体系的构建标准,即从出版本体出发,按照出版活动的层次,将中国出版文化分为出版行业文化、出版社(出版机构)文化、出版人文化和出版物文化四大部分。第四至第七章分别对出版行业文化、出版社(出版机构)文化、出版人文化和出版物文化做出进一步的细分和阐释:出版行业文化包括行业组织、行业管理和行业规范;出版社(出版机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出版人文化包括出版实践、出版理念和人员素质;出版物文化包括载体文化、装帧文化和技术文化,从而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出版文化体系。第八章在综合前几章论述内容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出中国出版文化体系的框架结构和层次分支,最后描绘出一个中国出版文化体系模型图。论文的结论和建议部分,是对全文进行的归纳总结,并就未来中国出版文化研究提出了加强文化反思、开拓新领域、展示中国特色等具体建议。
欧阳敏[4]2016年在《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文化有物态、制度、行为、心态等多个层次,企业制度属于制度层次的文化,它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现象。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的构成要素、运行状况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作为中心案例,本论文主要借鉴文化学、传播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展开研究。本论文的目标在于解决以下问题：(1)如何建立健全正式企业制度及其实施机制?(2)非正式企业制度可否为构建有文化特色的出版企业提供一种可能?如果可以,该如何构建?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从正式企业制度和非正式企业制度两方面展开。正式企业制度主要包括产权制度,以及人事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等管理活动中的制度成分,第一至第四章对此展开论述；非正式制度是企业成员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的集合体,主要包括企业经营者的价值观、企业习俗等,第五章对此进行探讨。产权是指人们围绕财产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产权制度就是制度化的产权关系。第一章主要探讨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企业的投资者们围绕“资本”这种重要的企业财产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从民营出版企业的资本来源而言,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主要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本,但由于证券市场还处于幼稚时期,股票一般并不“上市”发行,主要由公司同人及其亲友认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股票在1940年代曾经“上市”发行,受到投资者的拥趸。从民营出版企业的资本结构而论,民国时期的四大书局的资本结构中都有官僚资本的存在,不同的是,整个民国时期,商务和中华的官僚资本比例很低；早期的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民间资本占主导地位,抗战以后,官僚资本开始大量注入,两家书局逐渐为官僚资本所控制。资本结构对出版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传播立场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某一时期出版业整体资本结构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一时期的出版传媒生态。第二章探讨民营出版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及员工的罢工运动。人事管理是组织的管理职能之一,是有关人事方面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一系列管理工作的总称。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大型企业在人事管理管理制度上进行了有益的制度化尝试：除了高管和特聘编辑,大部分职员都是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进入公司,制度严格；民营出版企业的工资福利待遇较一般行业优厚,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期最早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同时企业员工尤其是印刷工人对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也进行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抗争,制度化实践与员工抗争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第叁章论述民营出版企业的生产管理制度。本章论述的是狭义的出版企业的生产活动,即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整理、发稿、看样等活动。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书刊的生产管理上“有章可循”。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早期都是靠出版通俗书刊起家,选题策略是“做通俗文化的‘弄潮儿’”,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阅读浪潮；组稿方面,以优厚稿酬聘请“鸳鸯蝴蝶派”文人专职写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实力壮大后都以教育出版为重心,在教科书的生产管理上,组建以“教学研究型”编辑为主的生产管理团队,在生产管理理念上,注重计划与创新。第四章探讨民营出版企业的营销管理制度,出版企业的营销主要包括广告宣传和发行。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广告管理工作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制度比较完善。在广告传播机构方面,它们设置推广科作为广告管理工作的主体,既负责本版书刊的广告业务,同时还代理其他企业的广告；在广告传播媒媒介上,以日报和杂志为主体；在广告传播内容上,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从“通俗”走向“朴实”。管理层级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是民营出版企业发行管理工作中的“二重奏”。第五章探讨非正式企业制度,着重探讨民国时期杰出出版家的企业家精神。企业经营者的价值观和企业习俗是非正式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企业家精神是经营者企业经营者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企业家精神主要有冒险精神、契约精神、创新精神、竞争精神、团结精神以及爱国精神等。总之,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文化,它应该为出版企业的文化传播使命服务,同时出版企业也应该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杨玲[5]2013年在《媒介融合视阈下的出版企业动态能力构建与培育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数字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之间、新旧媒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消解,媒介融合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媒介融合的演进给出版业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出版业的竞争基础、竞争方式及市场格局因此而改变。一方面,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人们不再仅仅依赖于纸质图书进行阅读和学习；另一方面,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蓬勃发展改变了版权生态环境,出版行为不再仅仅是传统出版企业的专属活动。报纸、期刊、图书等传统纸介质媒体在总体产业格局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传统出版业面临着行业衰退甚至可能消亡的严峻局面。能否和如何适应环境的变革成为决定出版企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动态能力理论作为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前沿理论,旨在研究动态环境下企业如何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该理论为出版企业应对媒介融合下的环境变革,不断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提供了分析框架。本文将动态能力理论引入出版领域,以解决媒介融合环境变革下出版企业因出版战略资源和企业核心能力失效而竞争乏力的问题。通过理论研究和多重案例分析对出版企业动态能力进行了识别和建构,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动态能力功效和作用路径进行了验证和确立,在两者的基础上提出出版企业动态能力的培育机制和提升路径。本文的研究对于促进动态能力理论在应用领域的扩展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为出版业界提供了新的战略分析工具。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在分析媒介融合特征和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对出版竞争环境从静态和动态层面进行分析,提出出版竞争环境的动态特征模型。(2)根据竞争的层次性和商业逻辑性,并结合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成功出版企业的多重案例分析,构建出版企业动态能力的概念模型。(3)解析出版企业动态能力各维度的内容构成,通过建立出版企业动态能力测量量表,解决出版企业动态能力的有效测度问题。(4)根据出版企业与环境的共轭特征和嵌入视角构建出版竞争环境动态性、出版企业动态能力以及出版企业绩效间的关联关系模型。对出版企业动态能力的价值及其对环境变动和企业绩效间的作用进行检验。(5)在企业动态能力形成和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出版企业动态能力形成的前置因素。根据出版企业动态能力与出版企业绩效的关联强度,确定出版企业动态能力的强化路径和提升方式。本文主要采用AMOS18.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和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采用问卷调查作为数据采集的研究工具,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主要采用统计软件SPSS18.0软件包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通过定量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得到如下结论：(1)媒介融合对出版企业竞争环境的影响,就静态而言分布在出版业竞争基础、出版企业价值网络、出版企业核心价值活动、产品和服务层面,动态特征而言体现为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敏捷性和新奇性。(2)媒介融合下的出版企业动态能力概念模型由涵盖同质性和异质性的整合框架构成,表现为一系列独特的组织流程,包括出版知识创新能力、出版战略调适能力、出版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和出版业务流程再造能力。(3)“出版环境动态性-出版企业动态能力-出版企业绩效”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出版环境的动态性对于出版企业动态能力和出版企业绩效具有驱动作用,出版企业动态能力在环境动态性和企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出版企业动态能力与出版企业长期绩效具有正相关性关系,各维度中出版企业战略调适能力对出版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最为显着。(5)动力机制、组织机制、学习机制和匹配机制是出版企业动态能力形成和培育的路径。其中,出版企业家、高管阶层和知识员工是出版企业培育动态能力的主体。目前动态能力理论的研究大多没有深入到具体的管理情境,因而缺乏对于行业的指导意义,而出版企业的战略研究也大多沿用陈旧的传统的静态分析工具,不能适应媒介融合演进下出版环境动态多变的要求。本文希望通过对出版企业动态能力的研究,在解决出版企业生存困境和竞争优势重建的基础上,促进动力能力理论从理论殿堂走入企业运营实践。
鲁丽[6]2015年在《聂震宁的出版活动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聂震宁,新时期有名的出版人,既是一位实干家,也是一位理论家。在多年的从业过程中,他发表过大量关于出版编辑专业方面的论着,对出版界提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意见,在当今出版界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作为一名新时期着名的出版家,聂震宁始终坚持将国家的文化建设作为己任,坚持主流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态度,坚持开拓创新的工作精神,坚持培养和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从1981年从事文学刊物编辑工作开始,聂震宁就与“编辑出版”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出任漓江出版社社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再到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出版事业中,带领着社里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叁十多年的出版工作经历中,聂震宁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出版实践经验,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出版经营思想和出版管理思想。其中经营思想涉及经营理念、经营策略、营销思维等方面,管理思想涉及行政管理、人才管理、项目管理及出版职业素养等方面,这些宝贵的思想对我国出版业今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教育和借鉴作用。笔者在现有的关于聂震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聂震宁自己的着述及他人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并结合他所经历过的重要出版实践活动,特别是在漓江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出版集团时期的主要出版活动,提炼其出版经营及管理思想,比如说推崇文化管理,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出版理念,执行整体化经营,推行多元化发展,重视数字化出版等经营策略,全程策划、全程跟踪的营销思想,重视人才管理,提高员工道德修养的观念等,同时考察其活动和思想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出版者既要具有商业眼光,又要有文化情怀；出版者要勇于创新,不能墨守成规；出版者要善于管理,不能茫然无序；出版者要注重修养,成为优秀出版人。
原继东[7]2011年在《基于复杂性科学视角的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运用现代企业成长理论、复杂科学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理论的原理和方法,从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的系统分析、成长动力与模式、成长机制等维度,来揭示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的复杂性机理,并对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进行了模拟仿真。首先,界定了出版、出版产业、出版企业等相关概念,从国内外有关出版企业成长的研究现状以及基于线性、非线性、复杂性科学的企业成长理论两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与归纳,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系统分析了我国出版企业系统及其成长的概念。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描述了我国出版企业系统的系统环境、结构和行为,分析了我国出版企业系统的复杂性特征以及区别于一般企业系统的特征,构建了我国出版企业的复杂系统模型。定义了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的概念并揭示其内涵,构建了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的时间阶段模型,并从企业成长“量”“质”结合的角度建立了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的表征指标体系。第叁,对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的动力问题和成长模式问题进行了剖析。考察了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的动力系统构成,分析了成长动力作用的竞争与协同机制和创新机制。从构建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的Logistic方程入手,分析了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的分岔现象,提出了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的路径选择方式和对应的成长模式选择。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复杂适应学习的出版企业系统螺旋式动态成长模型和基于惯例和规则的出版企业系统成长模型。第四,运用复杂性科学理论揭示我国出版企业系统的成长机制。论证了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的复杂适应性学习机制,构建了复杂适应性学习能力景观模型;论证了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涌现的协同机制、层次涌现模型和涌现路径的概念模型;并分别针对性提出了我国出版企业成长遵循复杂适应性学习机制和涌现机制应在管理上的变革与调整。第五,基于多主体系统建模与仿真方法,以复杂适应理论为基础,应用SWARM软件,构建了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的仿真模型,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我国出版企业的成长路径选择策略。最后,选择一个出版企业──天津大学出版社做实证分析,验证及完善了理论研究成果。
尹章池[8]2005年在《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出版体制改革是出版制度创新与变迁的过程,也是体制转型的过程。出版体制转型问题的研究必须深入到制度层面。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分析方法、公共选择理论的规则分析和规则变革、后发优势理论的落后制度后发优势分析等等,为出版体制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方法和途径。产权制度改革是一切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对出版企业而言亦如此。但是,出版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点在于其产品所含内容的特殊规定性,即出版物是商品,但又不是一般商品,因此,出版企业的改革又不同于一般企业的改革,要分析其内容产业的制度特点,即内容制度。故而出版企业改革较其他国有企业复杂,要应用复杂性思维方法综合分析出版改革的制度及其变迁问题,从而找准出版改革的动因、基点和模式。 关于中国出版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自出版改革以来,一直是出版学的重要课题。但此前主要是开展了一些零碎的、工作经验式的、或某一局部方面问题的探究,缺乏整体和系统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缺乏运用新兴学科理论方法对出版体制改革进行制度分析的研究。这样使出版体制改革缺乏制度基础、理论体系和逻辑主线,这些对于中国出版体制改革极为不利。因此,以制度分析法对中国出版体制改革进行整体研究就非常必要而且重要。 解放出版生产力,或者说发展出版产业和出版经济是出版体制改革的目的。因此,本文实质上是围绕着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这条主线而展开的。从出版体制改革的动因分析到基点分析,从出版体制的产权制度分析到内容制度分析,从体制改革的成就分析到改革的原则分析,从产权改革模式到内容改革模式,从市场规则到政府制度等,都是在以发展出版产业为主线的基础上探讨出版体制改革的。出版体制转型表明我国出版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基本构架或改革模式是一种动态的不断调整内容体系的柔性结构,总的态势是由适应计划经济的出版体制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版体制转变。 全文共分8个部分。 1、引论部分。概述了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通过检索国内外文献数据库,发现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研究
董中锋[9]2017年在《论出版文化的形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出版文化形式上的差异,按照其表现可区分为不同的出版文化形态。按照构成要件和元素划分出版文化形态,可以厘清其内部形态之间的逻辑关系,掌握形态内部的组织结构。出版文化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变化的,因出版文化形态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发生互动,出版文化内部子形态与子形态之间发生互动,子形态的元素与元素之间也发生互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版文化形态的交流和冲突与日俱增,呈现出多层面、由浅入深、相互交错的状态;出版文化形态既有分化、整合,也有新生、发展。
蒋鸣涛[10]2004年在《构建和创新企业文化 锻造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文中研究指明企业文化的力量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来自企业外部,而是深深植根于企业的土壤、经过长期积累沉淀而形成的企业文化。因企业文化而形成的竞争力是很难模仿和学习的,并具有很高的可持续性。那么,什么是企业文化呢?企业文化是一种微观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的经营实践
参考文献：
[1]. 出版文化研究综述[J]. 任蕾. 出版发行研究. 2009
[2]. 建设出版企业文化的几个问题[D]. 于海岩. 北京印刷学院. 2003
[3]. 中国出版文化体系建构[D]. 姚慧. 北京印刷学院. 2006
[4]. 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企业制度研究[D]. 欧阳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5]. 媒介融合视阈下的出版企业动态能力构建与培育机制研究[D]. 杨玲. 北京交通大学. 2013
[6]. 聂震宁的出版活动与思想研究[D]. 鲁丽. 湖南师范大学. 2015
[7]. 基于复杂性科学视角的我国出版企业系统成长研究[D]. 原继东. 天津大学. 2011
[8]. 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研究[D]. 尹章池. 武汉大学. 2005
[9]. 论出版文化的形态[J]. 董中锋. 出版发行研究. 2017
[10]. 构建和创新企业文化 锻造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J]. 蒋鸣涛. 中国出版.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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