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妍[1]2003年在《公平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规律》文中研究指明“公平”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追求公平，既是人性的一般要求，更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相一致的价值目标。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面临着运用经济市场化提高生产力这样一个最迫切的任务，社会发展在公平机制及其效果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分配不公、地区差距、权力腐败、教育不公等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制约改革向纵深发展，使群众对改革丧失信心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 因此，本文从探讨“公平与社会发展”入手，通过对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总结出这样几点规律：主体追求公平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时又为公平的充分实现提供了客观可能；主体对于公平的认识和评价既来自个人的主观感受，但也要符合客观物质条件和客观历史规律。 对上述规律的透析和把握，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在实践中协调利益矛盾，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种种社会不公问题，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早日实现富裕小康的目标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霍秀红[2]2013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管理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又有实践的总结与发展,既有立足于全局发展的宏观把握,又有着眼于局部层面的具体操作,既有浑厚的历史底蕴,又有丰富的时代内涵,是高度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实践性的有机统一,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性原则,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光芒,合党心,顺民意,体现了当今中国的发展大势与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对指导中国公共管理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体系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但正如中宣部部长刘奇葆2013年7月8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构成的,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体系研究》紧紧围绕"怎样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体系"这个重大核心问题,选取"理论依据、体系建构、存在问题以及建设对策"四个主体组成部分,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想法: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主体;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确保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创新的精神推进政府改革,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促进非政府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创新官民互动内涵,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官民良性互动关系的实现;建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公共管理体系结构,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体系叁重立体运行机制。面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面对世界公共管理形势的发展变化,面对各国公共管理中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体系,唯有如此,方能永葆党的"先锋"本色,方能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方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畅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金贵[3]2016年在《交往视野下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大概有四种,一为国家认同包含了文化认同,二为文化认同包含了国家认同,叁为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包含,四为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不大。在对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中,发现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在总体上是互动的。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互动,就须对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交往的概念进行阐述与分析,并将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认同概念本身来看,认同指的是一种外在的身份认同。回族的身份就其政治法律内涵与文化内涵来看,主要包括中国国民身份认同与穆斯林身份认同两种。国家认同的框架包括了其界定与分析及提升,所要探讨的中心议题是,回族国民身份的确立及表达的问题。回族文化认同的框架包括了其界定与分析与提升,所要探讨的中心议题是,回族穆斯林身份的确立及表达的问题。交往概念的引入不仅要表明,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分别形成,以及国民身份与穆斯林身份的确立与表达,与主体间的交往互动有直接的关系,更在于这种主体间的交往互动会影响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在对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也反思了它们之间能够保持互动的原因、模式、特点与规律,并分析了 "争教不争国"的背景知识。从交往的视野出发,指出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所以能够保持互动的内在根据也在于,交往共同体内,主体间的这种交往互动——主要是政府与回族之间的交往互动,最终会形成两种交往关系——政治交往关系与文化交往关系,以及两种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主体之间的交往,会使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研究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发现在交往共同体内,主体能否对彼此的背景知识进行正确的解释与沟通,能否达成共识、协调行为,不仅关系到主体之间的交往状况,也关系到回族的主观世界中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状况。通过分析政府所制订与实施的法律与政策,可以看到,政府依靠其统治权,制订与实施法律与政策,客观上也能够使回族的国民身份得到强化,同时这种强化也能对回族的穆斯林身份产生影响,即回族的国家认同也会影响到回族的文化认同。当然,政府如果在制订与实施政策时,也考虑回族的穆斯林身份时,这当然有助于回族穆斯林身份的保持,回族在保持其穆斯林身份时也会积极地表达其国民身份的,即回族的文化认同也有助于回族的国家认同。历史上明代的尊重与同化,以及民国以来的尊重与融合的法律与政策,使政府与回族之间能够较容易地进行沟通与解释,也使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相反,清代的歧视性与压迫性的法律与政策,使清政府与回族之间存在沟通的障碍,进而也影响到了回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当然,从回族的角度来说,历史上回族的交往行为至少有两个:政治方面的交往行为与文化方面的交往行为。从回族具体的交往行为来看,回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是互动的。换言之,回族表达国家认同的政治交往行为,对于其文化认同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样,回族表达文化认同的文化交往行为,对于其国家认同的表达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讨论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发现它们之间在互动中也存在问题,而问题的产生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有关。具体就是,由主体的交往理性的不足,由主体对宗教、文化适应的理解不同,也有的是由主体对背景知识解释的不同,也有的是由主体的一些错误的政策与事件所引发的。指出,在当代,主体间确实存在一些交往的障碍或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到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尽管如此,主体也能提升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互动。提升的路径就是要求政府、回族及汉族都要有所行动。既然回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是互动的,那么,提升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互动的原则与方法,就可以分别从提升回族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入手,进而提升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互动。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交往互动的产生,也能表明国民身份与穆斯林身份在回族身上是统一的。在对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交往互动的研究中,发现其中的一些观点对于处理民族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具体而言,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中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主人翁意识、文明对话精神及文化理解,都有利于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
肖应明[4]2015年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凸显的今天,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对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于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这一时代背景,以云南省为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紧紧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这一主线,采取多学科研究的方法,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比较西方国家治理经验和中国历朝历代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历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进行了细致分析和科学总结,系统梳理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和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深入剖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思路、价值导向和未来走向。本文由导论、正文(一至六章)和结论构成。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阐述了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国内外关于民族治理的理解与把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梳理了学术理论界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该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1章：概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理论。着重对社会治理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以及对社会治理创新相关概念进行了多维度解读,通过界定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概念,进一步彰显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问题的意义。同时,分别论述了西方社会中与社会治理有关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社会治理指导思想,阐释了社会治理创新理念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本土化逻辑,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问题研究分析的基础。第2章：梳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历程。笔者采用历史分析法从宏观上把握社会治理形成的历史发展脉络,回溯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程,系统描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不同内容、性质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云南实际情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深刻变革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些原因作进一步的总结归纳,此章是后面一章分析现状和问题的基本点。第3章：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现状和问题。主要阐述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受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化的影响,受文化、传统习俗、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受社会结构性变迁引发社会治理转向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加强而得到解决,但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得更加突出,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蕴涵着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第4章：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多维构建。主要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健全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充分应用社会传统治理资源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国家权力在创新社会治理、协调民族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指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包含多方面内容的复杂问题,其创新社会治理也不能仅仅从民族事务和民族工作上做文章,而是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多管齐下、多维构建。第5章：阐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导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云南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同少数民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握社会治理的主动权,真正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祖国统一。云南省在践行群众路线中探索出来的“孟连经验”、“插甸经验”、“莲池模式”, 充分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坚持群众观点、走好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6章：揭示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走向。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的、艰辛的、系统性工程,是一个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遵循少数民族自身发展规律,把握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抓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来的历史机遇,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作出全方位思考,进一步加强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社会治理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理论和战略部署的研究,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不断发展与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研究趋势作出展望。
胡建华[5]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仲海涛[6]2016年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研究》文中指出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其中,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异彩纷呈、剧烈涌动是其鲜明表现之一。在这些思潮中既有积极向上的,又有消极反动的。积极与消极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社会思潮的多样性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文化繁荣,也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多样化社会思潮也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思想混乱,尤其是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消极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严重干扰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旋律,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严峻挑战,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应对挑战、消解影响,成为当前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议题。在当代中国诸种社会思潮中,就其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峻挑战的几种代表性社会思潮而言,都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它们己不仅局限于在抽象的学术思想层面探讨问题,也不满足于只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分支,而是愈加关注现实问题,希冀借助对现实的批判与重构,逐渐销蚀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不断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进而跃升为主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为此,他们在抨击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把批判的重点进一步聚焦到与中国现实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用意显而易见,追本溯源固然必要,但批判直接的理论指导所显现的作用则更为明显。由此可见,这些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极具针对性的现实挑战。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梳理分析,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挑战的直接性、系统性和危害性等方面因素,本文选取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叁大社会思潮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试图从叁大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的研究中探寻共性的规律,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挑战的战略性问题。论文总体上由引言、正文、结语叁部分构成。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依据、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已有研究成果评述、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研究思路与方法几部分内容。论文正文部分由五个章节组成,各章节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是从总体上概要阐述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相关问题。首先,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滋生和蔓延的现实条件；其次,解析了近年来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态势；再次,概要阐述了除本文重点论述的叁大思潮以外的当代中国其它主要社会思潮。第二章主要是具体论析了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问题。首先,阐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基本观点及其在中国的兴起和蔓延。其次,归纳分析了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化与克思主义的主要挑战。再次,从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思考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挑战。第叁章主要是具体论析了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问题。首先,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基本主张及其在中国的兴起和蔓延。其次,归纳分析了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挑战。再次,从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思考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挑战。第四章主要是具体论析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问题。首先,阐述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基本立场及其积极因素。其次,归纳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挑战。再次,从正确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思考了如何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挑战。第五章主要是在具体论析叁大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挑战与应对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挑战的共性问题。首先,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阐发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挑战的严峻性。其次,分析阐释了如何秉持科学态度深化对当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再次,总体论述了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能力。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加以宏观提炼,基于以上五章的研究,得出如下叁点结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不可避免；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任重道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势必会在回击挑战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
蔺艳娥[7]2016年在《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远程教育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到目前为止,我国远程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和网络教育叁种模式。它们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网络教育对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现代远程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质量保障并不是一个产品或结果,而是一个流动的持续过程。从较宽泛的意义讲,教育一经产生就有了某种形式的质量保障活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分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与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而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是基础,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起监控和调节作用。我国远程教育在不同发展阶段,其质量保障活动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运行机制。函授教育在我国大规模发展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函授教育质量保障实践包括严格的输入、输出办学模式,教育政策的规范引导以及教育评估监督;其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办学思想、教材建设、师资建设、自学与面授以及函授站管理等方面。广播电视教育的繁荣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广播电视教育质量保障实践的举措有“五统一”质量管理模式、教育政策引导规范、教育评估和毕业生追踪调查等;其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质量保障要素的讨论上,包括叁要素说、四要素说、六要素说、八要素说和“五统一”质量管理模式等。网络教育始于1999年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启动。网络教育质量保障的实践方式有教育政策规范引导、教育评估监督、年报年检制度、网络统考制度、部分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等;其理论探讨集中体现在远程教育质量观的讨论、远程教育质量保障标准与要素的讨论、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策略的讨论等。在这叁种模式发展过程中,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脱离的一面;明显地表现出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发展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的双向互动关系。理性地总结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互动过程,其成就集中表现在:实践发展推动人们认识与观念的深化,教育政策对实践发展起到指引、调节与规范作用。但是,其存在问题必须予以重视,主要表现为:理论发展的依附性导致实践的无根性,理论发展滞后导致实践的盲目性,实践发展遵循外生型路线,实践主体之间力量的消解削弱了实践效力及其向理论的转化。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有:远程教育学科基础理论薄弱,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研究缺乏独立性,缺乏对国外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转化应用程序的研究,远程教育实践的行政主导色彩浓厚,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主体之间存在着隔阂。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有利于远程教育质量的提升。为此,本研究初步构建了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机制。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构成一个互动系统,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教育中介、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主体、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主体构成系统要素,而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系统各要素的固有特性及要素之间的相互配合。在这一系统中,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的发展应具备科学化、体系化、本土化、独立化、时代化特征;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的发展应走向专业化、自治化、独立化;教育中介联结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在国家、群体、个体层面分别是教育政策、规章制度、行为规则;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主体应提高专业素养、深入研究实践、变革研究方法;远程教育质量保障实践主体应强化反思意识与能力,强化理论素养与思维能力,强化理论综合应用能力,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形成统一的理念、认识、意志与行动。在此基础上,远程教育质量保障主体之间相互理解与对话,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双向转化,其互动系统运行具有整体性、有机性、结构性、动态性特征。
秦伟江[8]2010年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区域自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与完善受到其制度空间的支持和约束。从制度空间的角度来讨论民族区域自治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规律,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制度空间的多元参与主体,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制度空间的不同存在形态,以及不同形态制度空间之间的关系等。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空间是各种社会政治关系彼此互动的产物,包括国家形态制度空间与非国家形态制度空间两种不同的存在形态,不同形态的制度空间对应着不同性质的社会政治互动关系。国家形态制度空间与非国家形态制度空间之间的互动协调构成了完整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空间,支持并制约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在组织建构与制度成型阶段,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局限在国家形态制度空间内,主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和载体来推进,但对其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基础关注不够,对国家形态制度空间与非国家形态制度空间的联系关注不够。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要求民族区域自治超越传统的国家形态制度空间,拓展其制度空间,着眼于国家形态制度空间与非国家形态制度空间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两个子问题：一是城市化进程给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空间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二是民族区域自治如何适应城市化进程的要求来拓展其制度空间?制度空间的非均衡发展是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所面临的逻辑和实践起点,城市化进程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空间的分化与重组提供了突破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政府间关系得到了调整,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得到了增强,同时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划体系发生了新变化。城市化进程同样带来了民族区域自治经济社会基础的发育,新兴的经济社会因素(包括民族因素)要求参与民族区域自治政治生活,从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空间的转型带来了结构性压力。为了适应城市化的要求,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各级政府需要能够不断容纳新兴经济社会因素,在经济社会因素生长与制度容纳经济社会因素的过程中,拓展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空间。
武小龙[9]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夏锋[10]2014年在《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问题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人的文化存在作为人的精神存在，蕴含着“人之为人”的价值维度、“以文化人”的价值功用以及“人性和谐”的价值指向。同时，人的文化存在问题也深刻关涉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这对于激发人的文化创造力，提升人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与家园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此，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生存论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该课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界定、厘清与探究，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完善、创新，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意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向；也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契合时代发展要求，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症结，提升教育的认同力、吸引力与创造力。该课题立足哲学生存论视角，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分析框架，以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参照，立足“人的文化存在”这一核心范畴，以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人的文化存在现状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当代境遇为现实基础，综合运用系统性方法、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价值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进行研究。该课题以人的文化存在问题作为研究视域的出发点，以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双向关系为研究重点，以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的实现为落脚点，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拓展、方法论原则构建与创新实现路径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第一，界定、阐释了人的文化存在的基本问题。基于哲学生存论视角，对“人的文化存在”予以界定，并从存在内容、特征、方式等方面阐释其哲学意蕴。就内涵界定而言，基于“人”、“文化”与“存在”的哲学界定，人的文化存在是人的精神存在，是人在精神世界中孜求意义与价值的存在。就其内容而言，人的文化存在具有“知”、“情”、“意”、“信”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从不同层面反映与确证人的文化存在的精神意蕴。就其特征而言，基于人、文化与存在的内在本质关联，人的文化存在具有实践性、主体性和生成性等特征。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基于人的存在的类本质、群体本质与个体本质，人的文化存在具体分为类、群体与个体的文化存在方式。第二，分析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关联问题。一方面，人的文化存在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基础，具体涵盖了价值取向、基本规律、基本关系、环境场域等四个层面，即人的文化存在奠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思想政治教育遵循人的心理发展规律、思维发展规律、品德形成塑造规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分别表征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人与教育的双向关系；人的文化存在营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文化环境与微观文化情境。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文化存在的具体表征与实现方式，承载着文化属性，发挥着文化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指向性、整体性、生成性等文化属性；基于其文化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相应的文化功能，即具有传播导向、选择协调以及传承创新功能。第叁，分析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关联问题。一方面，基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就价值诉求、群体分层、存在方式与环境等层面分析了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境遇。具体而言，人的文化存在的价值诉求具有多样性，群体分层具有多维度，存在方式具有异质化，存在环境具有复杂化。另一方面，人的文化存在现实境遇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基础。基于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境遇，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就机遇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更彰显主体性，内容更凸显现代性，方法与载体更具多维性，环境更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就挑战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待于进一步丰富，教育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更新，教育实效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第四，分析在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拓展与创新问题。基于人的文化主体的存在形态、存在过程、存在场域，思想政治教育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主体的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个体价值观培养与社会价值观凝聚，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人的文化存在自在向自觉转变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文化信仰的信守过程、文化价值生成过程、文化创造过程等叁个层面，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人的文化存在场域，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等两个维度，予以内容拓展。第五，分析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原则的构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基于“一元与多样相统一”、“认知、情感与行为习惯并育”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社会化与个性化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历史性与逻辑性相结合”、“理解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借鉴与融合相统一”、“内求与外求相统一”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有机统一。第六，分析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的实现问题。基于人的文化存在的“时移世易”，思想政治教育理应因时而变，在创新途径的探索与实践中，提升文化主体能力、拓展文化载体、优化文化环境。就提升文化主体能力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提升文化理解力、确信力、凝聚力等文化力，进而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就拓展文化载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现实载体与虚拟载体的多样性互补整合，拓展文化载体形式的多样性；基于教育主体的文化分层、多样需求，拓展文化载体辐射的全面性；基于文化的内化、外化特性，拓展文化载体影响的渗透性。就优化文化环境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塑造具有养育功能的家庭文化，传承具有训育功能的学校文化，营造具有化育功能的社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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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往视野下回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互动研究[D]. 金贵. 南京理工大学. 2016
[4].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D]. 肖应明.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5].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6].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研究[D]. 仲海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7]. 我国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与实践互动关系研究[D]. 蔺艳娥.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8]. 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区域自治研究[D]. 秦伟江. 南开大学. 2010
[9].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10]. 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D]. 夏锋.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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