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维勇[1]2003年在《论90年代学者散文的兴起及思想艺术指向》文中认为学者散文的兴起是90年代散文创作领域不可忽视的现象，与一般作家散文相比，它有着较为独特的审美特征，并且对散文创作的传统规范有突破、创新的意义。 本论文主要是从散文内涵界说、兴起的原因、题材取向、审美特征等方面，试图对90年代学者散文创作状况作总体概括。本文认为：学者散文的界定应从主体和文本表现形态特征这两个方面加以限制；学者散文的兴起既与学者散文主体的生存境遇发生巨大变化相关，又与散文体式本身特征相关；学者散文的题材取向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出现这种现象有其内在原因；学者散文在创作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非体验、非抒情、知性、叙述自由等诸种特征。
马小敏[2]2011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散文研究》文中指出散文书写历史的传统古已有之,思想与情感的并重是其特色。进入20世纪之后,历史与传统的命运在现代化进程下跌宕起伏,散文则走向了闲适与轻灵的一面。直到90年代开放与多元的文化语境形成,历史散文创作蔚为风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呈现出别样的思想取向与审美特质,不仅仅突破了当时散文相对狭小的格局,形成大境界、大格局的气象,也给历史文学的创作带来了异质的革新力量,使其艺术表达方式从注重叙事转向注重抒情,叙述方式由原来的思想内涵从人物代言发展到作者的直接现身,叙事重心也由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转为关注个体的存在及情感的变化上。而这一切,为历史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90年代以来的历史散文反映出的种种成就与问题也就涵盖了散文与历史文学双维度下的历史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艺术审美等各个层面,因此,全面深入地对其进行透视分析可以拓宽散文及历史文学双向度的研究领域,也可推进散文与历史文学的创作及研究向纵深处发展。本文着意从历史与散文融合后的特质分析入手,以上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为基点考察了历史散文不同时代的文化语境与书写流变,并由此对历史与散文互渗后体现出来的历史观、人物形象及审美观进行分析,力图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其价值与局限,总结经验教训,以期对今后的创作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叁大部分：绪论从宏观角度对90年代历史散文自身特色及给文坛带来的变化进行了总结。首先指出历史文学在90年代乃至整个文学史的重要地位及意义,指出其对散文与历史文学双维度的贡献,指出其创作、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如何进行价值范式的建构。第一章从纵向的角度来梳理出历史散文的整体创作面貌。以上世纪90年代为基点,对90年以前及新世纪前后大致叁段时期进行梳理,结合时代背景、文化语境及文学思潮的变化来讨论历史散文呈现出的不同面貌特征。第二章从历史观的角度来探讨历史散文创作中的叁个重要因素：真实性问题、作为历史推动力的文化和伦理学视野下人性善恶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关注散文背后创作个体自我主体性及抒情性使得历史观念更加碎片化、抒情化,更加接近历史哲思的层面。第叁章从历史散文的主人公形象分析入手,观照创作主体与文本内抒情主体文化身份之间的互相审视。帝王、文人与女人作为历史散文的书写重点,体现出作家对历史中某一类人物命运的集中思考,同时也是对自身文化命运的反思与建构。第四章探讨历史散文创作中的艺术审美问题。历史文化的融入使得散文文体呈现出杂糅与开放的状态,但最终走向模式化也是文体探索的某种必然,需要有新的后来者的加入；以艺术象征的方式来凝聚历史的文化内涵,也使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散文及历史文学的特性。结语则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宏观上对历史散文创作的思想艺术问题进行总结。散文这一主观抒情性文体表达历史认知有其独特性,也有局限性,而这最终还是由创作者的思想深度与表达能力所决定；同时,这就注定了它在表达历史的诸多维度中只是其一,而非全部。
王雪[3]2010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类型研究》文中提出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写作呈现出精神向度的雅俗分流、叙事视角的向内转、表达方式的叙事化等文体特点。随着“学者散文”创作的风起云涌,“学者”这个以学术写作为特定“职业角色”内涵的学术群体成为散文研究的关键词。学者散文具有感时忧患的学者情怀、情感和智慧相互映现等文体特点。面对现代文明学者散文主要呈现出退守、反思、调侃和批判等精神姿态类型,新世纪以来学者散文具有知识性弱化、掉书袋特征退隐、思想性凸显的创作倾向。九十年代以来女性散文出现雅俗分流,一部分顺应消费市场的洪流,以“小女人”散文为代表,一部分坚守精神的家园,守望心灵的净土,如池莉、张抗抗、铁凝、周晓枫、筱敏等的散文文本从不同的层面表现出女性意识的深化和超越。西部散文和东北散文并不只是作家对乡土人生的文化观照,更在于对带有地域特征的自我人格精神的彰显。新文体散文具有类别的差异性,而“叙述手法的变异”可以看作是“新散文”的本质要点。同时对叙述方式的过度追求,也损害了散文本体思想的表达。散文是一种自由的写作,时代、年龄、生活阅历、童年经验以及个人气质、职业角色都是影响散文创作的重要因素。同时创作主体的散文观念、创作意图也会延伸到散文的文本层面。灵魂是创作个体的精神核心,能在什么样的向度上和怎样的维度上展现灵魂的丰富与深度,是散文话语选择中至为重要的审美取向,也更能切近散文的文体本质。树立散文的现代意识,就是既有大众意识又有思辨意识,走入普通人的生活、心理,展现对人生的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使散文写作侧重生活的鲜活性、实在性与思想的深刻性、精神的“清洁性”,并呈现出“诗意”的写作,是散文写作的主要本体意蕴。
李刚[4]2005年在《介入与回应》文中研究说明当我们回顾90年代文学的时候,尽管视角各异,看法不一,大家对于大众文化在90年代文学语境中的突出位置都是基本予以认可的。在这一语境下,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大众文化占据了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主流地位,文学在与大众文化争夺精神领域空间的斗争中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边缘化,市场因素强有力地侵入了文学领域。在这种处境下,一部分作家在经济利益与出名渴望的驱动下,欣然接受了市场和大众文化的介入,在对大众趣味和商业需求努力迎合之中,放弃了文学应有的品格和尊严,放弃了知识分子肩负的责任和权利,在走向市场的同时,却走出了文学场。而另一部分作家将大众文化视作人的堕落和民族堕落的罪魁祸首,他们决心进行一场“抵抗投降”的崇高圣战以捍卫文学话语的神圣性。在一种崇高却极端的情绪推动之下,他们在反抗大众文化的同时,也把自己和写作的生存空间进一步推向危险的边缘。在本文看来,无论是对大众文化与市场的无原则认同还是对其的全盘否定都是不恰当的。大众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90年代中国无法扭转的潮流,辨证地看待它们对文学领域的介入,并相应地做出文学不失尊严的回应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和做法。本文的写作试图通过对大众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语境的分析,从90年代文学写作中采样,通过论述他们在大众文化与市场介入的回应方式,梳理出90年代文学写作不同于上述两种回应方式的新的可能性,那就是:游刃于市场价值规律这把双刃剑之间,利用大众媒体的广泛宣传,接受商业化的包装,吸收和改进大众化的叙事方式和审美意象,用通俗流畅的语言传达出知识分子个人化的独立思考,将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情感与大众文化的接受方式相契合,从容回应市场对文学的介入。
张鸿声[5]2005年在《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文中提出本论文的论题是,文学中的上海,究竟是经验中的,还是被想象意义所赋予的?如果也有后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它为什么被赋予意义,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又是怎样被赋予意义的? 本文认为,文学中的上海,并不完全来自于经验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城市,也即文本上海。在20世纪,它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意义的堆积,甚至表现出某种现代性修辞策略,并主要体现为近代国家意义与现代化意义,以此构成了“文学中的上海”强大的现代性身份。此间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作为中国的首位城市,其本身现代性逻辑的强大,导致人们对上海现代性夸大想象的叙述。这一动机源于世界主义背景下整体的对“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这一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向往。上海充当了民族国家建构中有关独立与现代化意义的最大载体。这是一个文本的上海,与作为地域的实际的上海是有差异的。文学中,在人们认识上海现代性意义的同时,往往将来上海城市形态及其历史理解为超越其自身与超越其特定区域的,城市逻辑也往往被等同于国家逻辑与现代化逻辑了。由于受制于不同时期国家中心性意识形态的要求,对上海的想象性叙述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一般来说,每一次想象性叙述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想象的基本逻辑没有变化。因而,整体的现代性叙述代替了特定的、多元的上海叙述,它冲淡甚至瓦解了作为实际地域城市的上海的复杂、混融、多元的特性。 各章的内容大致如下: 引论部分总体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关于上海文学研究的历程,并指出这种研究日益从“城市文学”的反映论式的研究转向“文学中的城市”研究这一注重城市意义表述的范式上的转变,并讨论了“想象”概念在国内外城市文化研究界使用的最新动态,以及用想象性表述这一角度来研究“文学中的上海”的可能性。针对当下学界对于上海研究的不足,初步提出了本文的总体观点,并说明了我个人研究的阐释空间与限度。 第一章主要梳理百年来上海想象性叙述的大致历程。首先,本章剖析了近代以来关于上海形象塑造的两大谱系:一是从现代性中有关民族国家意识的观点出发,去认识旧上海作为世界主义殖民体系中的边缘性,和关于它的消费性、工业破产、堕落、畸形等派生特点,以及摆脱殖民体系从而获得解放的国家元叙事;二是作为中国现代化中心地位,其包含的现代性普遍价值,如物质乌托邦、大工
陈尚荣[6]2005年在《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文中提出本论文对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文学与影视艺术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研究。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90年代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带来了中国当代社会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型,以及由此形成的当代文学艺术新的语境。在第一章“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家的影响”中,我们主要考察了有代表性的四个文学艺术家群落在面对市场经济时其文学艺术创作观念的嬗变过程。在第二章“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中,我们从四个方面对90年代后文学艺术作品受市场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研究。分别是审美趣味的“俗”化趋势、叙述立场的“凡俗化”现象、题材取向的“世俗化”现象以及编码特质上的“通俗化”现象。在第叁章“市场经济对当代文学艺术传播的影响”中,首先,我们研究了文学艺术市场化以后传播渠道的变化;其次,我们探讨了文学艺术市场化的传播策略;最后,我们探讨了文学艺术市场化下“包装”和“炒作”这两种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传播手段。第四章“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消费的影响”,表现在叁个方面:一是文学艺术的共享空间发生了裂变;二是考察了市场经济下文学艺术的消费者情况;最后研究了市场经济下文学艺术的消费需求。结语部分,探讨总结了文学艺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既能保持其生存一面,同时又能在“世俗性”的生存中保持其“超越性”的一面。
朱云霞[7]2012年在《“解严”以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研究》文中提出台湾在1987年政治"解严"以来,社会文化渐趋多元,威权统治时代被压抑的历史记忆得以释放,各种边缘群体也以不同的姿态积极发声以寻求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可能途径,并且本土化建构逐渐成为文化主流,影响了不同群体的家国认知,家族书写受到不同文化观念的影响,渐趋成为热点。"解严"以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通过对家族与家族成员的凝视与再现,不仅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变迁,还呈示了不同人群在这一变迁中的心灵样貌与情感体验,家国情结亦成为文化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变迁的反映。文化场域的变迁为家族书写提供了展现多重主题的书写语境及书写可能,而家族书写也反过来提供我们辩证思考台湾文化发展的超越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途径。本论文章节设置如下:第一章梳理家族书写在台湾文学中的发展脉络,以大陆文学中的家族书写作为参考背景,在对照中考察台湾家族书写的现代起源与发展历程,以此作为观察"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发展样貌的背景。第二章主要从具体作品阐释"解严"以来台湾家族书写所展现的主题内涵,论述台湾家族书写在哪些层面延伸并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家族书写的主题。首先考察外省第一代如朱西宁的家族书写所展现的原乡景观与文化中国理念,其纯文学的创作姿态以"后遗民"的心理通过家族书写再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寻求家国救赎的人文关怀,是超越国族认同与政治立场的文化坚守。而后考察相对于朱西宁而言算是子辈的作家们,如何以不同的文化立场与情感体验再现家族中的历史记忆,以怎样的心理以何种方式通过家族寻根展现台湾家族的迁移痕迹,体现出怎样的家族认知与家族情结。以此通过家族书写说明台湾历史面貌的复杂性并非台湾/中国、本省/外省这样对立的二元文化论述所能涵盖。第叁章分析家族书写所展现的性别视野。第一节主要考察书写者在以父之名的家族重构中,分析在不同视野下的寻父、审父中"父亲"在家族书写中的意义以及女作家在此过程中对女性主体的建构。第二节阐释女作家的家族书写对沉默母亲形象的发掘与还原,对母亲成长历程的再现与审视,以女儿的视点在反思"母亲"命运的过程中思考女性的存在方式,并在确立自我的基础上建构家族中父系与母系对话与同在的可能。第叁节探索家族书写在不同性别视点下所展现的家族史与台湾史钩沉,君父城邦的衰颓一方面源自父亲的身体不再健壮,一方面导引于父亲的历史威权受到现实社会语境的冲击;而女作家的家族书写从家族传说、女神隐喻、性别置换等多元视角以女性史观再现家族与台湾。第四章探讨家族书写的叙事美学。从叁个层面进行考察,首先论述在中国二十世纪家族书写脉络中,"解严"以来台湾家族书写所体现的两种叙事模式及其特殊的叙述方式的意义;然后考察家族叙事想象、再现家族的方式以及家族书写近年来所展现的以自传叙事与身世叙述为主的"纪实与虚构"交融的趋向;最后阐释在文化语境的变迁中家族叙事通过对特殊语境中人的命运、个体心灵以及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怀所体现的价值承担及伦理意义。第五章从文学与社会的层面,考察"解严"以来台湾家族书写所受到的外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第一节分析"解严"后影响家族书写的文化、文学思潮,探讨家族书写所展现的文学内涵与外部文学环境之间的关系;第二节从家国观念的变化入手探析文化观念的变迁对家族书写的影响,分析外省作家家族书写较多的原因及家族再现的意义;第叁节主要探讨所谓"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的外在评判对家族书写产生何种影响,思索家族书写特殊的情感体验所提供给我们的辩证政治意识形态的参考价值。
唐伟[8]2014年在《小说湖南与当代中国》文中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社会主义政治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危机，让劫后余生的中国改革势在必行。莫应丰与古华两位湖南作家分别以《将军吟》、《芙蓉镇》两部长篇小说传递了“改革”中国的早期先声：前者在社会主义政治危机层面回应了政治改革的迫切，政治危机在《将军吟》中主要表征为“由谁指挥枪”。而综合创作时间和发表时间来看，《将军吟》也是第一部揭露否定文革的长篇小说；后者则从社会主义社会危机角度直面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社会危机在《芙蓉镇》中主要表征为传统风俗的溃败，因此，我们看到小说后来有一节的标题就叫“新风恶俗”。八十年代中期，在面向世界开放的全球化竞争语境中，“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当代文学首当其冲遭遇了“走向世界”的身份危机与文学话语危机，在此背景下，敢为人先的韩少功以后撤的步调寻根当代文学的中国文化身份，而残雪则以激进的姿态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后尘。两位湖南作家各自以其独具特色的小说创作，试图建立起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精神关联。90年代中后期，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则陷入了深刻的双重“断裂”危机之中，王跃文与阎真两位湖南作家再次当仁不让，率先发难。第叁章首先要分析的中国特殊的市场经济，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一个概念的把握。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既然有别于历史的民国时期的市场经济，也有别与当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社会主义的政治规定性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提。即从政治角度或许才是我们讨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可行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当代中国每次大的社会或文学的“危机”时刻，为湘楚文化精神的凸显提供了恰逢其时的发生机制，秉持经世致用与理想浪漫的湘楚文化精神的湖南作家，每次都是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践履当代文人的责任担当，积极参与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学的重建。论文最后一章在共时的层面，围绕乡土中国和市井中国来阐释湖南小说的乡土叙事与市井叙事。在乡土中国的湖南景观中，本文以“碾坊”和“集镇”为讨论对象，剥离出乡土中国的湖南地方特色。在市井中国一节中，主要以何顿与何立伟两位长沙作家为例，首先以麻将为考察中心，试图阐明90年代以来中国这样一个市井文化空间的存在，继而以长沙市民的主要日常生活为考察对象，勾勒出市井中国的长沙风情。在本文中，小说湖南与当代中国的逻辑关联表述为，在当代中国的整体问题视域下，湘楚文化的危机感应意识，有效地缝合贯穿国家/社会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间的遥相呼应，而与此同时，本文又是以文学/美学言说为支点来完成（小说湖南）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反思重构。换言之，区域文学的审美叙事，在当代中国的认知框架中，转化为文化政治意义的“地方性知识”，而“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叙述，则在区域文学文化视角的讨论下，逐渐显明出自身的歧义与复杂，矛盾与裂痕。
董秀丽[9]2010年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诗歌写作领域中,从未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多的女性从事诗歌写作,她们的努力使女性诗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繁荣景观。进入新世纪后,回顾90年代,会发现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女性诗歌创作与80年代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学界对90年代女性诗歌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关于90年代女性诗歌绝大多数研究论着都语焉不详,缺乏能够通约的、成熟的认知体系和观点,这就为本文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本论文以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为研究对象,“90年代女性诗歌”不是标签,不是女性诗人站队。作为一个审察角度,提出它,是为了寻求这一时期写作的女性诗人和她们的前辈、同代人、以及其他写作群体之间的关系,辨析在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中的90年代女性诗歌所表现出的特质及其与西方诗歌、传统诗歌存在的复杂审美关联,并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与梳理,呈现90年代女性诗歌既不同于80年代又与新世纪女性诗歌相区别的异质性特征。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其中正文四章。绪论部分首先对“女性诗歌”的概念进行界定。鉴于该批评话语在概念和定义上的歧义,因此本文试图持“中性立场”,使论题中的“女性诗歌”回到最简单的那一层含义,即由女性所书写的诗歌；进而对古代和现代女性诗歌的发展脉络进行纵向梳理。其次,重点对90年代女性诗歌呈现的多元景观进行阐释；并在对国内外有关90年代女性诗歌的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细致把握的基础上,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所在。第一章透过大众消费文化的潜望镜对90年代女性诗歌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着力于揭示其在大众消费文化冲击下的复杂处境和生存状态。着重从文化工业的角度阐释90年代女性诗歌的生产、传播及消费过程在大众消费文化影响下发生的变异,以此凸显出其迥异于80年代女性诗歌的异质性特征。同时,对作为90年代女性诗歌自身传统的80年代女性诗歌的文化特征进行论述。第二章从女性意识呈现角度重审90年代女性诗歌的创作。本章力图突破那种模式化的女性主义批评樊篱,以回归女性诗歌文本的方式印证女性意识在90年代女性诗歌中的多维度、多层面的呈现,清晰地展示90年代女性诗歌创作中女性意识衍变的历程,以此透视90年代女性诗人的写作其实是各有特色和倚重的,其诗作中亦呈现女性意识的多元张扬以及多维度、多层面的迭加,显示着复调多声部的特色。第叁章着重探讨90年代女性诗歌的两种写作取向——身体写作、智性写作。女性诗人群体的复杂性,和个人化写作观念在其内心的深植,使9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呈现出繁富而多元的写作向度。本章对上述两种写作取向进行研究,并非有意凸显上述女性诗歌的写作模式,而只是试图在纷杂的90年代女性诗歌文本中归纳出一些共性的特征。第四章着重从90年代女性诗人的共同题材、诗歌语言及文体互渗叁个审美维度,对90年代女性诗歌本体进行研究,并透视其话语的形成机制及其与国内外文学环境的交叉关系。同时对90年代女性诗歌群体话语与个体诗学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以使女性诗歌群体话语里大量的个性化元素得以凸现。结语部分对90年代女性诗歌进行恰适的价值评定,指出其对80年代女性诗歌的超越及对新世纪女性诗歌的影响。综上,本文立足于大众消费主义的社会文化语境,对90年代女性诗歌整体特点与风格进行探索,纵向切入的角度始于女性诗人及其文本；同时横向兼顾“大众消费文化”、“女性意识”、“写作向度”、“诗艺特征”四个角度,不仅希求呈现90年代女性诗人复杂与多元的写作群落与写作个体,辨析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90年代女性诗歌所表现出的特质及其与西方诗歌、传统诗歌存在的复杂审美关联,而且努力揭示90年代女性诗人的创作既表现为时间上与逻辑上的递进态势,又展示为空间上的并行交错态势,多种创作形态相互裹挟,构成了诸多女性诗歌写作并存的新景观。
房芳[10]2004年在《世纪末文坛的“民间”与“知识分子”论争》文中研究表明有关“民间立场”和“民间写作”的论争首先要追溯到学者陈思和“民间”概念的提出。它体现的是90年代知识分子在面临启蒙话语受挫的人文精神失落时对于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时进行的思索。这一理论赢得了一部分人的赞同，但同时也因其对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放弃遭到了相当广泛的批评与质疑，由此形成了一场范围广泛的论争。1999年诗歌界有关“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分歧是此前这次论争的延续。本文力图深入探索论辩的种种观点与概念，透过事件本身去发现论争的思想背景，双方审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八九十年代大变革氛围中社会思想中存在的矛盾与分歧。上篇：“民间”的名义与写作的“立场”：论争轨迹的回顾总结一、“民间”的提出及其引发的论辩作为论争概念出现的“民间”是陈思和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基于新的价值选择而对词语的所指做出的新解释。他分析了“民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引入“民间隐形结构”理论说明了一些国家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当代文学文本所展示出的艺术魅力。在陈思和眼中，民间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即作为社会结构的现实民间与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立场的价值民间。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居于主要地位同时也引起了广泛争议的是“民间立场”，即作为知识分子理想依托的价值民间。它体现的是9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在面临启蒙话语受挫，市场经济浪潮冲击等诸多问题时对新的价值规范尺度和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做出的探索。它既要求知识分子独立于政治权力话语之外，又要放下学术精英传统的启蒙姿态。有关“民间”的理论在提出后很快引起了学界的反响。在此后的几年中，关于“民间”理论的争议一直没有结束。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对“民间”文化形态“自由自在”、“新鲜活泼”看法的反对。许多学者都先后指出，现实的“民间”不仅不象某些人心<WP=58>目中那样富于生机，相反，它在许多时候与官方权力话语结成同盟，其中还保留了大量旧文化中残留的渣滓。另一种较具代表性的看法是， “民间”立场代表的是一种群体规约性，它与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要求之间具有与生俱来的矛盾。作为一个“类”的概念，“民间立场”将使个体平均化为同一，走向民间与认同大众都将挫伤文学与思想的个性与独立性。坚持启蒙主义理想的知识者认为，当代中国启蒙话语受挫的主要原因并不在知识精英们自我膨胀的权力欲，而是更多地源于一场重大政治风波后话语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中国社会中许多陈旧的观念和传统文化的人格模式依然对自由人性进行着扭曲时，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对启蒙姿态的否定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不恰当的反思在实践中并无益处。二、诗坛之争：关于“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分歧诗坛“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两派诗人的交锋是“民间”论争的延续。双方的不同观点同样反映了世纪末中国诗人关于写作立场的不同表述。顾名思义，“知识分子写作”即“知识分子”的写作。它首先强调的是对于写作者本人的一种身份定位。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的人文精神和写作的独立性作为坚持的姿态得到了充分的强调。而“民间写作”一方的诗人则认为，民间的意思就是一种独立的品质，它的对立面是作为“庞然大物”的官方和西方两种“权力话语”，民间坚持的是常识和经验，是恒常基本的东西，而文学的基础也是如此。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必然是民间的。“民间写作”的理论主张同样遭到了论争对手尖锐的批评。不同的诗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民间的一种独立的品质”、“好诗在民间”观点的质疑。下篇：“语境”与“境遇”中的言说：论争内外的问题分析一、交叉小径后的理想分歧：对辩论焦点的思考把“民间写作”界定为对日常生活及其经验的彰显，强调的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生存处境和生存状态的关注。它一方面拒斥以往含有强烈政治权力色彩的创作原则对所谓“典型”和“本质”的规定，另一方面又反对彼岸性价值理想对于当下生存的形而上超越，它突出地体现为对精英主义理想的拒<WP=59>绝。而启蒙主义者的目标恰恰是要对这种庸常人生进行改造，因此双方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矛盾与冲突。所谓传统文化精神、对现实和当下生存体验的关注和文学艺术的民族特征，实际上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叁方面，它们统一于“民间”的话语系统下，体现了一部分学者和作家在90年代在自我身份、文化选择等问题上的思考。而当知识分子的批判矛头指向这种日常生活时，它必然会显示出对于彼岸世界的向往，从而体现为一种精英式的立场和人生态度。从启蒙到西学话语，从反抗传统到精英主义立场对日常生活的理想超越，同样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系统。因此，所谓的“民间”与“知识分子”之争，体现的是两套不同理想目标和价值取向的理论系统。二、时代的语境与人的境遇：论争的背景分析90年代开端于80年代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与此同时在经济上以背景方式存在的是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并在体制上取得合法性。一方面， 80年代狂飙突进的理想主义精神在它所无法控制的非常事件面前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浪潮对知识
参考文献：
[1]. 论90年代学者散文的兴起及思想艺术指向[D]. 华维勇. 华南师范大学. 2003
[2].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散文研究[D]. 马小敏. 浙江大学. 2011
[3].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类型研究[D]. 王雪. 吉林大学. 2010
[4]. 介入与回应[D]. 李刚. 苏州大学. 2005
[5].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D]. 张鸿声. 浙江大学. 2005
[6]. 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D]. 陈尚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7]. “解严”以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研究[D]. 朱云霞. 南京大学. 2012
[8]. 小说湖南与当代中国[D]. 唐伟. 吉林大学. 2014
[9]. 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研究[D]. 董秀丽. 南开大学. 2010
[10]. 世纪末文坛的“民间”与“知识分子”论争[D]. 房芳. 吉林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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