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燕玲[1]2003年在《城市经济发展与人才发展依存度及人才发展双向过滤模型实证研究》文中提出基于对经济发展中最主要决定因素——人才的关注，总结了各主要城市的人才发展战略，并分析了现有人才发展战略制订的特点，进而提出了城市经济发展与人才发展的依存度理论与人才发展双向过滤理论。在依存度理论中建立了一套依存度指标体系，构造了人才发展综合指数模型，继而通过判断矩阵分析各因素的权重，进行总排序，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经济发展与人才发展依存度模型以及评判标准。在人才发展双向过滤理论中，分析了人才双向过滤机理，选择指标体系构建了人才发展过滤模型和人才总量及增量模型。以深圳市为实例进行了两个理论的实证研究，剖析了深圳市经济发展与人才发展之间的依存关系和人才发展规律，并对深圳市2002-2010年的人才增量和总量以及深圳市的人才发展理想依存综合指数进行了预测。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为基础，提出了深圳市人才发展战略导向政策。
余明江[2]2014年在《人才强省与人才发展双向过滤模型探析——基于安徽省人口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才发展与的城市经济发展存在依存度关系。依据其双向过滤理论,构建系统性依存度指标体系和人才发展综合指数模型,借助层次分析获得安徽省人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权重判断矩阵,设计人才发展与经济发展依存度计量模型以及评判标准。安徽省未来应着重从加大开发35岁以下且具有学士学位人才、加速经济发展等方面入手。
武小龙[3]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赵生龙[4]2007年在《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系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才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是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2003年底我国政府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人才工作大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工作方针，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宏观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迫切需要。本文将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之下，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综合经济理论与人才资源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创新，致力于构建从概念、基本理论到技术方法的研究体系。主要工作如下：(1)阐述了我国现阶段人才资源开发所处的国内外背景，从我国当前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现象提出待解“问题”，从文献综述找到理论研究的“肩膀”，进而阐述了全文研究的突破方向和基本思路。以协调发展理论、经济学理论、管理理论和复杂性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人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复杂性、交互作用机理等基本关系。(2)构建了一种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系统分析框架。对人才资源系统、经济系统和“人才资源—经济”复合系统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体系；阐释了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念、内涵、特征、原则和条件等基本理论问题；指出了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系统分析的基本脉络，即由协调机制、协调性评价、发展预测和过程控制有机构成的分析内容。建立了由概念体系、基本理论和关键问题组成的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系统分析框架。(3)提出了基于市场自组织的人才资源与经济发展协调管理的概念及模型。指出协调机制是认识和调控人才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关键环节。从协同学角度，分析了子系统之间和要素之间的竞争与协同是人才资源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内部动力；从耗散结构理论角度，分析了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借助于复合系统之外的“负熵流入”作为外在约束条件。协调发展必须将两者有机结合，即正确处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关系。(4)提出了一种基于主成分分析(PCA)与回归分析(RA)相结合的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方法。首先，建立了基于多维的人才资源与经济系统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反映人才资源系统和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的综合发展指数模型；再次，通过回归分析方法拟合两个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建立了反映人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静态协调性评价模型和动态协调性评价模型。(5)提出了一种人才资源供给与需求相结合的预测方法。首先，提出了基于主成分分析(PCA)与人工神经网络(BP)相结合的人才资源需求预测模型，即以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目标为依据，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对人才资源的需求；其次，按照人才资源的历史发展规律预测人才资源在未来的可能供给状态；最后，估计未来特定时期人才资源需求与供给的差距，作为人才资源宏观调控的基本依据。(6)建立了一种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控制模式。指出对人才资源系统从现在状态到未来状态的转移过程必须通过两个途径的控制来实现：一是建立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技术保障平台—动态监测预报系统；二是构建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平台—政策保障系统。(7)选择西安作为我国内陆典型的人才资源密集型经济欠发达地区，运用本文建立的系统分析理论与方法，对该市1990～2003年间人才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分析评估；对2004～2010年人才需求与供给趋势进行了预测，分析了“十一五”期间人才资源的供求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协调管理的有效性对策体系。总之，本文所建立的人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系统理论与方法框架，对于认识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实证研究结果证明，该框架所提出的方法体系具有可靠性与可行性，对于区域人才资源宏观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赵果庆[5]2006年在《基于跨国公司集聚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涌入我国,无论流量,不还存量,我国对FDI的依存度已高世界平均水平,也普遍高于6个GDP大国水平。FDI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深长的影响,其中FDI对我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首当其冲。FDI在中国的分布呈现出点、线、面多维聚集的特点。FDI集聚效应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具有双重影响。首先,FDI集聚我国主导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高技术主导产业提升了中国产业结构竞争力。其二,FDI产业作为外来企业种群,通过耦合效应方式间接加速推动我国民族企业出口竞争力,同时提升出口结构竞争力。其叁,FDI集聚改变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模式,东部已实现了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成为中国竞争力的核心力量。此外,FDI促进中国城市集聚竞争力、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国际竞争力提升。然则,目前FDI产业出口占我国出口的60%,高技术出口的80%,已成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力量。我国对FDI过度依赖会导致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空心化”和结构脆弱化的潜在风险。同时,FDI集聚促进区域产业分工,东西产业链断裂,区域经济一体化抗拒更加显着,加大了东部与西部生产竞争力差距,这对中国国际竞争力安全甚至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产生潜在威胁。从产业国际竞争力安全出发,中国首先要调节FDI产业占优战略,适当地限制FDI进入主导工业产业群、技术密集产业群,尤其是高技术型主导产业,有选择地FDI进入先导工业群,鼓励FDI进入支柱工业尤其是大力支持FDI进入劣势工业群。FDI集聚效应提高了调节区域FDI分布难度,对FDI西进更是挑战。为此,我国要适当采取措施适当限制FDI进入东部,同时采取强有力手段鼓励FDI向中西部尤其是西部转移,推动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更重要的是,在目前FDI工业参与以及控制水平下,在努力培育我国主导工业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品牌,提高民族产业自主竞争力。
李丽[6]2016年在《基于企业需求的区域创新驱动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以及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技创新已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及其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高的引擎。我国目前正面临经济转型的压力,自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目标以来,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位置日益上升。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叁五”规划纲要一再强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国各省份也相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省份的目标。要实现创新驱动,必须首先驱动创新。那么,区域创新的驱动力要素有哪些?核心动力是什么?其作用机制如何?为此,需要搭建一个区域创新驱动力的理论框架,以丰富区域创新理论,并对不同层面上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提供实践指导。我国资源型地区创新基础薄弱,甚至可能存在资源依赖挤出科技创新的现象。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及国家和全球科技创新浪潮的推动下,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和实现创新驱动的目标已融为一体,政府的创新意识正逐步增强,并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企业在政府的推动下开展了一些创新项目,但这种创新行为只是被动的间断性创新,很容易被再次挤出。只有厘清资源依赖挤出科技创新的机制及症结所在,才能找准推动资源型地区科技创新的着力点,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资源型地区科技创新驱动力的形成路径。这不仅是对资源型地区创新挤出机制的补充,更是对其科技创新动力机制的完善,对这些地区的科技创新、资源型经济转型以及二者的融合发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全国乃至国内区域层面上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背景下,以区域创新驱动力为研究对象,以我国资源型地区为例,基于区域创新体系中核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企业创新需求的视角探讨资源型地区创新驱动力的形成。首先构建区域创新驱动力模型,揭示以企业创新需求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力要素对区域创新的驱动机制;其次,构建企业创新需求模型,基于大部分资源型地区的现实条件,提出关于两部门(资源和非资源部门)技术属性、区域创新制度以及企业家创新精神等方面的假设,分析这些地区企业创新需求的特殊性;再次,从初始假设出发,通过逐步放松假设,演绎资源型地区从创新挤出到创新驱动的整个过程,揭示企业创新需求在资源型地区科技创新挤出和驱动中的不同作用,试图找到挤出的症结和驱动力的核心。然后,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借助统计分析软件eviews6.0,验证区域创新驱动力要素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直接驱动力及其交互作用形成的间接驱动力;对资源型地区企业创新需求不足的“前因”(各种因素对企业创新需求的实际影响)和“后果”(企业创新需求在资源依赖挤出区域科技创新中的传导作用)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以激发企业创新需求为切入点,对资源型地区创新驱动力的形成提出针对性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重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基于企业创新需求的区域创新驱动力模型:企业创新需求是区域创新的核心动力源。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其动力机制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分散协调,其创新驱动力主要来源于系统内部创新主体的主动性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即适应性)。企业是区域创新系统中最具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代表企业创新主动性的企业创新需求、代表企业与区内环境相互作用的创新主体间耦合性关联及代表企业与区外环境相互作用的区域开放性特征叁个层面的要素是区域创新驱动力的主要来源,它们直接推动着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其中,企业创新需求不仅对区域创新具有直接的推动力,还分别与其他两方面驱动力要素相互作用形成合力,成为区域创新的间接驱动力。(2)资源型地区企业创新需求的特殊性:资源型企业和非资源型企业的创新需求都严重不足。企业创新需求由其对技术创新的有用性感知和可行性感知共同决定;企业对技术创新有用性的感知主要取决于其对技术创新经济绩效的预期,而区域创新氛围则会直接改变技术创新有用性的标准,或通过对企业创新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参照,间接改变企业对技术创新有用性的感知;企业对技术创新可行性的感知主要取决于其创新难度预期,同时还受区域创新环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有用性感知和可行性感知因企业所属行业的性质及企业家精神而异。在企业创新的机会成本、区域创新环境、区域创新氛围创新、企业家精神等共性因素及不同行业的个性因素影响下,资源型企业因其对创新有用性的消极感知而缺乏创新动力,非资源型企业则因其对创新可行性的消极判断而表现为创新能力的缺乏。总之,资源型地区的企业都缺乏创新需求。(3)企业创新需求在资源型地区科技创新模式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不同条件下,资源型经济与科技创新的互动发展表现为两种趋势:挤出和融合。在从挤出到融合的过程中,企业创新需求具有不同的作用:企业创新需求在资源依赖挤出科技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传导作用;企业创新需求从无到有、从外生到半内生再到内生化逐渐成为资源型经济和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源。在两部门技术属性、企业家创新精神、资源收益分配、政府的创新意识及对区域创新的支持方式(包含区域创新制度)等初始假设条件下,资源型地区的科技创新被挤出;随着假设条件的逐步放松,资源型地区的科技创新依次经历企业创新需求外生化条件下的政府主导、企业创新需求半内生化条件下的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以及内生的企业创新需求驱动区域创新的叁个阶段。而这些假设条件正是激发企业创新需求,进而形成资源型地区创新驱动力的关键因素。(4)区域创新驱动力要素对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及资源型地区企业创新需求不足的“前因”与“后果”的实证检验。基于全国省域层面数据的区域创新驱动力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创新需求特别是企业创新的人才需求强度、产学研协同创新强度、以及创新主体的引入程度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直接驱动作用;企业创新人才需求强度与创新主体的引入程度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交互作用,企业创新人才需求强度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程度对区域技术开发绩效具有不显着的正向交互作用,而对于区域技术转化绩效则表现为不显着的负向交互作用。基于我国16个资源型省区2007-2013年的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源型企业利润增长率对资源型地区企业的创新需求具有不显着的负向影响;政府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是当前资源型地区企业创新需求的主要推动力;区域创新氛围改善对资源型地区企业的创新需求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区域创新人才丰裕度的提高反而降低了资源型地区企业的创新需求。选取我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区2007-2013年的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区域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对企业创新需求具有抑制作用,企业对创新人才和技术的需求对区域技术开发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企业对创新人才、资金和技术的需求对区域技术转化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借鉴中介效应分析流程,验证了企业创新需求在资源依赖挤出科技创新中的传导作用。(5)以企业创新需求为切入点的资源型地区创新驱动力形成路径:通过降低创新成本、保障创新收益以及创新奖励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提高企业对技术创新绩效的预期;通过健全创新要素市场体系和创新保险制度,降低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风险和难度预期;通过改善创新环境尤其是软环境、培育区域创新级及完善创新规制和激励制度,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通过增强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有用性和可行性感知,激发本地区企业的创新需求。在此基础上,加强区域内部创新主体间的耦合性关联,并通过区域开放引入创新人才、资金和技术,或直接引入创新主体,充分发挥其创新溢出效应。最后,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汇成资源型地区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
高计香[7]2010年在《京津冀区域人才集聚的动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京津冀区域被看作是继“长叁角”和“珠叁角”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叁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而人才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强,如何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为其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服务,哪些因素会引起人才流动和集聚,这些因素在人才集聚过程中将会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加强该区域内人才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发挥对周边广大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应用人力资本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重点研究区域人才集聚的特点、过程、相关影响因素及区域人才集聚产生的动力机制,以及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和集聚的政策建议等内容。研究成果一方面完善区域人才集聚理论,另一方面为促进京津冀区域人才一体化建设和政策制订提供有益的参考,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实力。本文首先运用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推——拉”理论分析影响区域人才集聚的动力因素,建立人才集聚环境及人才集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动力因素的评价研究,建立区域人才集聚动力系统模型,并对动力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继而针对人才集聚环境和人才集聚水平指标体系,选取京津冀区域相应变量和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动力因素主因子,并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区域宏观环境因素对人才集聚的影响;最后在人才集聚动力系统模型和实证研究结果基础上,针对京津冀各地区人才发展战略和人才分布特点,分别提出叁省市人才集聚的直接调控机制。
杨大海[8]2009年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与东北腹地互动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在2003年提出实施东北振兴战略,这为加速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东北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辽宁沿海经济带作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前沿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阵地,在东北振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正在建设中的“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必将成为拉动东北地区快速发展的引擎。论文从区域经济学中有关互动发展的理论入手,分析国内外沿海与腹地互动发展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在深入论述辽宁沿海经济带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辽宁沿海经济带与东北地区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在互动发展方面的情况,深入挖掘双方在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开展互动的现实依据、空间与产业等互动优势,以及在互动合作中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抓住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有利时机,探索和构建辽宁沿海经济带与东北地区进一步互动发展模式,并提出推进沿海与腹地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论文分八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论文的内容和技术路线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第二部分是互动发展的理论基础,对相关理论进行了评述。区域互动发展的理论主要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港口与腹地互动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共生理论等。这些理论为辽宁沿海经济带与东北腹地互动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第叁部分是国内外区域互动发展的经验借鉴。对国内外沿海与腹地互动发展的主要做法和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指出了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与东北腹地互动发展的启示。明确了一是城市群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载体;二是一个经济区或城市群必须有一个或两个龙头城市,通过龙头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互动协调发展;叁是制定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四是建立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五是建立区域经济联席会议制度;六是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部分是互动现状分析。运用城市流方法对东北地区各城市的城市流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沿海地区与东北腹地各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状况。同时,运用SWOT分析方法,分析了辽宁沿海经济带与东北腹地互动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指出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第五部分是互动效应分析与评价。应用logistic模型,通过对沿海港口货运量与腹地GDP之间相关关系的分析,对沿海与腹地互动所产生的效益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价。指出沿海与腹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互动方式由单向向双向转变,互动模式也由单一模式(港口和腹地)转向多种模式(混合)互动。第六部分是进一步互动的模式构想。明确提出了产业互动、港口与腹地互动、功能互动、区域互动、要素互动、基础设施一体化等六种模式。产业互动主要围绕优势主导产业及特色产业展开,并就海洋产业、现代物流业、旅游业、现代金融业等互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进一步明确港口分工和互动层次,提升腹地经济水平等方面提出港口与腹地互动的构想。从明确沿海与腹地各自功能为突破口,提出推进沿海地区与腹地功能互动的构想。从加强沿海地区与辽宁中部城市群、辽西经济区、长吉城市群、哈大齐城市群等重点区域互动,提出了区域互动的构想。从加强沿海与腹地资本、人才、项目、信息、市场等要素互动,提要了沿海与腹地要素互动构想。从加强交通、通讯、能源、水资源、环境保护一体化,提出沿海与腹地基础设施一体化模式构想。第七部分是互动的对策措施。从推进全面创新、建立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全域谋划东北区发展、建立东北各大中城市战略联盟、培育区域利益共同体、发挥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作用等六个方面提出了推进沿海与腹地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第八部分是结论与努力方向。对论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论文的不足和今后努力方向。
党建民[9]2017年在《R&D经费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提出提升R&D创新绩效,最大程度地刺激经济快速发展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而R&D经费投入规模的科学增量以及配置结构优化等问题成为当前关注的核心。文章以此作为出发点,基于宏观视角,旨在通过优化R&D经费配置结构,有效提升我国整体科技创新绩效。文章在深入分析创新环境系统、R&D经费配置结构与R&D创新绩效的理论关系的基础上,运用Cite SpaceⅤ可视化工具剖析了创新环境系统的维度构成:研发基础、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市场发育程度、政府支持和区位优势;并进一步细化了各维度的衡量指标,初步构建了创新环境系统的指标体系;利用单位根和格兰杰检验,在验证其与创新绩效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关键指标进行筛选最终确立了创新环境指标体系。运用稀疏Group Lasso测度了R&D经费配置结构与创新环境共同作用下的创新产出时滞影响,并对关键环境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器械产业新产品的滞后期分别为3、1、3年,而专利申请数的滞后期分别为4、3、3年;政府支持、市场发育程度和区位优势为影响R&D创新绩效及其时滞效应最重要的叁个创新环境因素,具体表现为:国家区域战略发展规划、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所在经济区域及区位优势。在考虑时滞的情况下,运用OLS法分析了创新环境和R&D经费配置结构交互作用下R&D创新绩效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整体而言R&D经费配置结构对创新绩效多呈现U型或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且因经费结构类型和创新绩效类型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其中,R&D经费中政府资金比例多对创新绩效产生明显负向影响。省际经费配置比例则大多呈现倒U型影响,对叁大产业专利申请的影响均呈现显着的倒U型,其拐点分别为(0.100,0.087,0.168);而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在高技术产业及医疗器械产业为倒U型,拐点分别为(0.062,0.188),但对医药制造产业呈现明显正向影响。R&D经费中产业经费配置比例对创新绩效影响大多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影响,且子产业经费配置比例较低时,该指标多对产出指标产生正向影响;随着比例的提高,往往产生负向影响。由此,文章基于国家整体、省域组合两个视角构建了集效率测度、预测及R&D经费配置结构优化为一体的综合模型,重点对省域组合视角的优化模型进行有效性检验和算例应用。结果表明:我国2013、2014和2015年的R&D经费配置均存在优化空间,R&D经费投入总额的科学增量分别为7%、-12.7%、-2.8%;研究同时发现,北部沿海省市如天津、东部沿海的全部省市即上海、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R&D经费配置结构存在较大优化空间。最后,文章从创新环境系统建设、R&D经费科学增量、R&D经费政府资金比例及省域比例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文章尝试将创新环境系统纳入R&D经费配置效率的研究中,特别是创新性地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以量化方式纳入环境系统,探讨了创新环境系统与R&D经费配置共同影响下的创新产出、时滞及绩效变化情况;拓展了现有时滞研究,将时滞研究从单纯的投入产出视角拓展至创新环境及创新环境与R&D经费配置结构交互作用的时滞效应研究;文章实证对象涉及3个产业、59个指标变量、21个省域、18年的历史数据,是典型的高维数据;为此,文章率先将稀疏Group Lasso方法引入管理学的研究,将Group Lasso从纯粹的理论方法研究拓展至实际运用,实现了该方法从理论到应用的质的跨越,为小样本高维数据的降维处理提供了借鉴。
赖庆晟[10]2016年在《我国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本质上是一条制度变迁路径。其中主要路径之一是通过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路径,来服务于国家开放战略的阶段性需求,带动国家持续扩大贸易开放和促进经济转型发展。虽然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的成功经验很多,但论文的主要思路是：基于一个背景(中国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一条主线(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一个特殊对象(自由贸易区)、一个目的(以新一轮渐进式扩大开放促进经济转型)来构建整体研究框架,研究我国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论文在已有的“自由贸易区(FTZ)”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城市—区域发展”观点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增长极和点轴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相关理论,探讨我国通过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变迁过程,不断增加贸易开放制度供给,培育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通过点辐射、线辐射到面辐射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方式,优化区域开放经济的空间布局,为我国深化扩大开放打造“制度试验池”以及提供符合实际情况的渐进式复制推广有效路径。这条路径的历史进程是：①1990年为了配合国家对外招商引资而开始试点推广保税区模式;②2000年为了配合国家扩大出口战略而开始试点推广出口加工区模式;③2003年为了解决出口退税问题的保税物流园区模式以及推动边境地区扩大开放的跨境工业区模式;④2005年促进区港一体化的保税港区模式；⑤2006年整合优化各类自由贸易区功能作用的综合保税区模式;⑥2013年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上海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开始探索新型自由贸易试验区模式：2013年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4年底开始扩区、扩容,突破“自由贸易区(FTZ)”的试验界限,把试验区从离岸保税区扩大到在岸试验区,并从上海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到辐射东部沿海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6年8月底,国家宣布,在东、中、西部地区再新设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1+N”的方式逐步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复制推广这是一条典型的通过制度变迁的点辐射、线辐射到面辐射的渐进式扩大开放道路,目的之一是通过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开展从促进货物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到服务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培育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路径的探索,以带动我国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型；目的之二是意图通过点轴渐进式开发路径,接轨TPP等高标准“巨型FTAs”谈判倡导的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以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论文认为,这种带有新时代特征的变迁方式可有效的引领全国走上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道路,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论文包括七章。第1章是导论,在对“自由贸易区”相关概念做全面的比较界定以及通过文献综述对本文选题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这一论文研究主题的意义、框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2章在对涉及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研究的相关经济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概述了论文的主要理论依据：克鲁格曼“国际贸易—城市—区域发展”叁位一体的理论模型和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相关观点,为论证我国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支撑。第3章在归纳分析全球自由贸易区(FTZ)发展中的不同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全球自由贸易区(FTZ)贸易开放不同路径的选择以及对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选择可借鉴的经验。第4章从制度变迁角度论证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增加贸易开放制度供给：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方法,论证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对增加制度供给的促进作用；同时,归纳梳理我国从保税区到综合保税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实践,增加不同内涵的贸易开放制度供给内容。第5章主要实证分析以自由贸易区(FTZ)作为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的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第6章在总结我国各类自由贸易区(FTZ)的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将点轴渐进式开发理论与克鲁格曼“国际贸易—城市—区域发展”融为一体的国际研究范式相结合,分析“国际贸易—城市(点开放)—区域(面开放)”叁位一体模式在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新路径的实践运用：经过点开发、点强化及点扩散模式形成的制度创新实践,在全国不同地方形成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并通过接轨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规划,沿重要发展轴线优化布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将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的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贸易开放制度创新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实现可复制可推广目标下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第7章是全文论证思路的梳理与核心观点的总结。论文的核心观点有：①通过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能够增加贸易开放制度供给,形成贸易开放制度增长极,进而辐射促进周边区域经济增长。②从保税区到综合保税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具有依靠优惠政策驱动的政策性开放特征,并出现政策开放引致性扭曲效应等瓶颈问题。③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新路径,具有依靠制度创新驱动的制度性开放特征,顺应BIT、TPP等高标准“巨型FTAs"谈判倡导的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的新趋势,有助于消除原有自由贸易区(FTZ)的政策引致性扭曲效应等瓶颈问题。④对我国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的新路径探索,建议通过点开发、点强化及点扩散等极点开发实践,并沿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开放战略规划发展轴线,将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贸易开放制度创新经验内容向全国其它地方复制推广。由此形成的T型网络开发结构,能实现可复制可推广目标下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促进我国区域经济转型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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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才强省与人才发展双向过滤模型探析——基于安徽省人口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的研究[J]. 余明江.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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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才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系统研究[D]. 赵生龙. 西北工业大学. 2007
[5]. 基于跨国公司集聚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赵果庆. 南开大学. 2006
[6]. 基于企业需求的区域创新驱动力研究[D]. 李丽. 山西财经大学. 2016
[7]. 京津冀区域人才集聚的动力机制研究[D]. 高计香. 河北工业大学. 2010
[8]. 辽宁沿海经济带与东北腹地互动发展模式研究[D]. 杨大海. 辽宁师范大学. 2009
[9]. R&D经费配置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结构优化研究[D]. 党建民. 中国矿业大学. 2017
[10]. 我国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渐进式扩大贸易开放路径研究[D]. 赖庆晟.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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