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堰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0亿元（论文文献综述）
敬博[1]（2020）在《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及空间管控研究》文中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地球表层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是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相关系统,即人与地在特定地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一直以来,中国地理学界在人地系统理论框架之下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人地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向;人地系统间相互作用、能量转换、后效评价及风险评估;人地系统的空间格局和地域分异规律;人地系统的时间演化规律及趋势;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人地系统优化协调管控等方面。山地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4%,提供了陆地70%以上的淡水资源和绝大部分能源、矿产、生态资源,是目前地球上生物多样性保存最好的区域,是全球自然保护的核心区和主要资源赋存区域,全球约有一半人口依赖山地提供的资源。山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重要的生活栖息地和文明发祥地,为人类的生息、繁衍和发展提供着重要的支撑,但由于自身系统不稳定、生态系统十分敏感,因此极易受到外界环境干扰,近年来成为在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退化过程中响应最为激烈和迅速的地区,山区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受到各国学界和政府的持续关注。在此背景下,作为特殊、复杂且地域分布广泛的一种人地系统类型,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及其空间管控就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科学理论和实践命题。本研究遵循“研究综述-理论建构-实证分析-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选取跨省典型山区——秦巴山区作为对象开展研究工作。运用人文-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生态学和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重点从人地系统、空间均衡、空间管控三个方面对山区人地系统的特征、要素、结构、作用机制、状态评价及管控策略等进行分析,并建构理论框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etis-Ord General G空间探测法、GWR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空间供需匹配模型、空间效益均衡模型等研究方法,对山区人地系统的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空间均衡和优化调控等问题开展实证研究;提出适宜于秦巴山区的空间管控模式及管控实践方案。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山区人地系统理论方法探讨。对山区人地系统基本特征、要素、结构、作用机制、演化机理和优化调控等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山区人地系统的协调与均衡体现在两个维度,理论维度上应包括“地域空间内的开发需求-环境供给关系匹配”、“区际间的效益均衡和区域综合效益最大化”两个方面,实践维度上提出应在不同区域采用针对性、差异化的空间管控手段,确定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优化策略,促使人类活动要素在地域空间上有序分布,实现山区人地系统的综合均衡。（2）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的历史演化大致经历了以“共生协调”、“发展退化”、“矛盾突出”为主要特征的三个阶段;21世纪以来,秦巴山区人地系统协调度总体呈下降中略有浮动的发展状态,空间差异表现为中高山区快速下降,低山平原区相对平稳;影响秦巴山区人地系统协调度下降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状态和资源利用程度,生态环境质量对秦巴山区人地系统协调度提升具有一定作用,但同时需要建立在高质量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之上。（3）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格局定量研究。秦巴山区自然环境要素区域差异较大,且随地形变化的特征比较明显;人口、经济发展表现为外围热、内部冷的不均衡空间格局;多个要素、多个尺度的交互研究发现山区人地系统空间格局呈现集聚度低于平原、垂直向分异更为剧烈的显着特征,其与地形具有显着关联性。（4）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均衡状态评价。秦巴山区存在供给能力与需求强度的显着空间错位,供给能力中部高而外围低,开发需求则基本与之相反;空间匹配均衡程度总体较低,且分布极不平衡,均衡度总体呈现“中部高、外围低”的格局,均衡与失衡的区县数量比为2:8;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不匹配,全域空间效益分布不够均衡。（5）提出了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管控模式与管控实践方案。总体思路是以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分析和空间均衡状态评价为依据,以优化人地系统空间格局为愿景,瞄准区域内空间供需匹配均衡和区际间综合效益均衡两大核心目标,划分管控单元,管控模式分为生态保障型、经济保障型、效益双增型、效益转移型等四个类型。
岳燕祥[2]（2020）在《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同时,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更为复杂,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仍旧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搅动着全球化的进程;国内“三期叠加”仍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探索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迫在眉睫。伴随着生产要素向旅游业的大量集聚、旅游生产力的日益加强,旅游生产关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刻,以及旅游发展中凸显出来的优化产业结构、提质增效中的积极作用,旅游化正成为我国日益重要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城市是一个国家最重要和活跃的组成单元,城市效率反应着一个城市的发展能力,城市的旅游发展与城市效率有着历史性的关联,由此,本研究以城市为切入点,立足城市发展,对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时空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首先以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具有相同的发展因素,以及城市旅游化通过对城市发展投入、产出因素的影响而对城市效率产生作用,城市效率的认知与实践惯性也作用于城市旅游化发展为支撑,提出了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存在时间上的关联关系的假设,同时在论述城市类型和城市定位多样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协同存在空间差异的假设。其次,开展了定性分析。一方面通过文献研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并明确了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另一方面由于“旅游化”、“城市旅游化”和“城市效率”本就是三个动态概念,而“城市”则是一个时空交叠的整体,故通过回溯历史,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下城市与旅游的发展进行了推演。上述研究完善了对相关概念的认知,同时得出: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有着历史性的关联,旅游化是在后工业社会应运而生的一种生产方式,表现为在生产领域中旅游业逐步上升为主导产业,在生活领域中旅游成为人们不能缺少的内容的动态过程。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驱动下的必然趋势,是当下可与工业化并行的有效生产方式,对缓解工业化发展中的伴生问题,以及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和增强人民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之后,本着科学严谨、逻辑合理与切实可操作的原则,在吸收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优化的城市旅游化和城市效率指标体系,并分别运用线性权重法和SBM-DEA法测算和分析了我国2007年-2016年间268个地级及以上样本城市的旅游化指数值及增长率和城市效率指数值及增长率,应用协整模型进一步从定量的角度论证了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在时间维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空间维度,利用四象限分析模型及交叉组合法将城市分类为十六种类型,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旅游化发展特征、城市效率特征进行了阐述,同时给出了针对性的发展建议。最后,对整个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将研究的创新归纳为优化了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指标体系、以城市发展为立足点来研究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依城市类型的差异客观理智地给出不同的旅游化发展建议。从旅游学人的角度,提出三个观点以讨论,分别是:1、旅游化是顺应历史的必然却不是旅游业的一支独大;2、旅游化兼具逆向的表征和正向的效用;3、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适合全面推进旅游化。对相关知识和思想进行创造性探索将是一项长久的使命。同时,从认知的使命角度,总结了研究的局限并对未来研究可拓展的方向进行了阐述。
杨角[3]（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乔冰彬[4]（2020）在《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研究 ——探索产业集群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文中提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区域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产业集群作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应对挑战、打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核心。当前,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及国际经济形势复杂背景下,大力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不仅是落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更是打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占领国际竞争新高地的必要举措。产业集群内大中小企业通过多维度、深层次、嵌合式融通,实现跨界融合、优势互补成为推动产业集群转型与升级的重要路径。湖北省位于长江经济带和中南腹地中心位置,对促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起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研究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路径,促进集群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不仅能够助力企业竞争力提升,更是打造区域竞争高地、推动湖北高质量发展、落实“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重要举措。因此,文章以湖北省12家国家级高新区、16家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和112个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陆续对十堰市、黄冈市、鄂州市、黄石市、荆州市、仙桃市、武汉市、宜昌市、咸宁市、恩施州、随州市、襄阳市、孝感市等省域范围内近40个颇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和近60家集群代表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深入总结湖北省产业集群及集群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现状、问题和阶段性特征。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尽管近年来,湖北省产业集群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集群“集”而不“群”、规模较小、同质化现象突出,集群层次较低、创新能力较弱、配套发展滞后等,集群内大中小企业间尚未建立科学有效的融通发展机制。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总结归纳国内外先进产业集群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模式和经验,立足湖北省实际,分别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出发,就顶层设计、体制机制、资金、技术、创新、产业链和平台建设等方面对新时期湖北省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及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王一婕[5]（2020）在《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多尺度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幅员辽阔,在经济快速且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不平衡的问题与矛盾也深刻存在。学者们热切关注经济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南北差异与城乡差异,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展现出应有的经济学智慧。但是,从2017年人均GDP 比值差异来看,省内中心城市与省际交界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远大于东西部差异与城镇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代表的是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协调,“省际交界地区”似乎成了中国版图中一类较为“特殊”的区域。近三十年中,学者们对这类地区的研究呈现出碎片化与非系统化特征,但均传递出问题的重叠性、长期性与复杂性。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更要关注“省际交界地区”这类欠发达地区且长期欠发达的区域。立足于现实,针对“省际交界地区”的“特殊性”,本文关注长期处于“问题区域”的“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脉络、问题与特征。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基于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视角,系统总结了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及其他本研究涉及到的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并梳理了国内外“省际交界”研究的相关脉络与成果,较为科学地定义了“区域”的概念与“省际交界地区”的范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涵多尺度空间分析的逻辑体系,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共同识别问题的由来、现状、特征、原因、分类与对策,有机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省际交界区域发展差异的多尺度时空演化特征,并就相关问题提出科学对策。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研究区域的科学划定,从中国全域界定省际交界区中地级行政区的全部范围,并构建逻辑清晰的研究步骤、指标测度体系及方法支撑体系于一体的研究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从其历史渊源、经济地理、政治经济等多重视角出发,研究问题的来源与现状,在洞悉问题的复杂性与研究问题的现实基础上,用熵值法测度研究区域2008——2017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动态分析其影响因素。第三部分是在既定的区域尺度上分析相关地级行政区空间同质性、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是在既定的区域尺度中,分析与研判导致研究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研究区域中的绝大部分地区长期欠发达以及研究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而剖析不同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五部分是在梳理研究区域的经济差异、经济发展特征的基础之上,划定研究区域的类别,进一步深挖研究区域问题的复杂性。第六部分是针对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明确指出中国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的紧迫必要性以及研究区域不同问题的可行性对策。经过长达两年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且差异性呈现多尺度、微波动的区域复杂特征。第二,中国省际交界地区整体呈现出发展不协调的趋势,从空间分布上而言,位于中部的省际交界地区空间同质性最强,位于西部的省际交界地区几乎没有空间同质性,位于东部的省际交界地区的空间同质性介于中部与西部之间,说明省际交界地区的空间同质性与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的市场健全与完善的程度、集聚程度有关,也显示了空间要素与经济活动差异化集聚呈现非均衡性。第三,就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的差异而言,地理探测器模型并没有完全探测出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探测结果显示出不同年份与不同区域的影响因素不同,说明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问题影响因素复杂,用单一的研究方法或计量模型无法测度。但人均GDP、城乡收入差异等统计指标很直观地反映出研究区域的个体差异。第四,就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的经济效率测度结果而言,分布在西部地区的省际交界地区整体经济效率低下,但其中特色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取经济效率较高（如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分布在广东省、四个直辖市、少数民族聚集地、连片贫困地区的省际交界地区的经济效率连年低下。第五,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结果、空间效应实证分析结果、经济效率测度结果相互支撑且相互印证。第六,就省际交界地区与省内中心城市的人均GDP的对比结果而言,两者间的距离与对比结果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经济辐射距离”并不是绝对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排除空间政策一律性的单纯空间经济关系;第二产业规模、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依然是影响这些地区的重要因素,也说明要素、集聚与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重要性与显着性。第七,胡焕庸线在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问题上不是“绝对的分界”,说明胡焕庸线所代表的人口密度分布、城镇化水平、地理地质劣势并不完全是经济发展优劣的决定性因素,这从某种意义上相对打破了“要素禀赋决定论”,地级区域具有城市集聚与“胡焕庸线”一般作用机理的“中间状态”,并受非城市化政策因素的空间一致化调节作用的影响。第八,省际交界地区的欠发达性、贫困性与元代开始的“犬牙交错”的省界划分有直接关系,要高度重视包括高山牧场、草甸湿地、原始森林、雪山、冰川、沙漠在内的特殊地形与地质地貌地区的省际交界地区的生态屏障功能,并特殊化、差异化制定发展对策。第九,立足于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的差异,结合多尺度研究的结果,笔者从经济发展水平的逻辑出发,将研究区域进行两种形式的分类,即单纯按照“欠发达程度”与结合空间性的“欠发达程度”两种分类。第十,立足于研究区域差异较大且发展不协调的诸多问题,本研究提出的对策为关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并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因地制宜制定政策走出“欠发达陷阱”,在欠发达的省际交界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以保障省际交界地区未来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本研究是一项应用性研究,立足于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的实际,在研究方法体系与研究视角上有一定的探索,笔者浅薄地认为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创新性可总结如下:第一,首次全国层面识别出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的范围,以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尺度并识别其数量为98个。第二,首次以省际交界地区的视角,以98个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的研究单元,分层分析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识别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发现一定的规律。第三,为探求与验证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状况,将98个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类,并分析原因,同时结合各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人均GDP与其所在省份中心城市的人均GDP对比发现,关注这类问题的研究者惯性认识中的影响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的“中心——边缘”、“经济引力”、“经济辐射论”等原因,并不能解释与涵盖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状况的全部类型与背后的深刻问题。第四,首次在中国全域内依据空间模型与统计方法的结合,识别出全国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的空间同质性与空间异质性,结合98个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的经济效率、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等进行分类,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马旭[6]（2019）在《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控烟运动自1979年进入政府议程,至今刚好40年。尽管中国政府早在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由于种种利益牵绊,控烟进程一直处于缓慢而渐进的状态中。以往研究中,通过对控烟政策的考察,发现中国控烟运动存在多元主体的相互博弈,是一场多方不情愿的运动;立足于健康传播学视角的研究则更多聚焦于控烟宣导的效果提升,对本土文化的牵制作用和个体心理基模的能动性有所忽略。本研究认为,促成控烟运动走向深远的关键因素是不同群体在健康认知和控烟行动上取得一致;即达成控烟的多元共识,从根本上弥合分歧,让控烟运动实现社会共治。所以,本文以达成控烟共识为出发点,引入社会表征理论,从社会表征的两个重要来源:媒体影响和社会互动入手,分别与媒介表征和数字媒介实践的核心要素相勾连,建立了由媒介表征呈现“表层共识”,即共识的结果;数字媒介实践中的主体互动反映“深层共识”,即共识的过程两个维度的分析链条,结合框架分析探讨达成控烟共识的过程、结果与机制。研究综合运用数据挖掘、基于LDA主题建模的框架分析、基于语料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基于Plutchik情绪轮的细粒度情绪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探寻2003到2018十六年间反映在媒体表征中的“表层共识”;以及数字媒介实践中多元主体通过搜索、展演、参与等互动达成“深层共识”的过程。研究发现:（1）媒介表征中的控烟议题在时间、空间上分布不均衡;对不同主体的话语表征趋向固化,“表层共识”容易分化。烟草控制与烟草经营两种悖离的议题在我国的媒体报道中此消彼长,并在外力“拔河”下趋于平衡,长期共存。从全局来看,控烟报道在烟草大省和非烟草大省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这种差异在中央级媒体的表达上得到了微妙的调和,但仍显示出控烟议题在中国境内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价值地位。通过行动者并置词的分析发现行动团体间存在话语的割裂与固化,这种路径依赖的现状正是因为控烟议题缺乏进入公共议程价值而造成的。（2）数字媒介实践的考察中,当控烟议题与网络公共事件勾连,进入公共视野,并在互动中形成一致的意见和情绪,便可成为聚合控烟“深层共识”的强势路径;但在其他数字媒介实践中控烟议题则容易失焦与圈层化。通过控烟志愿者微信群的观察和典型人群的访谈也印证了上述结论。（3）我国控烟运动所展现出来的媒介表征和数字媒介实践,存在着阻抑共识聚合、分化不同群体烟草表征认知的现象。不同群体间关于烟草的表征和控烟的共识存在着争议性和模糊性,网络空间关于控烟议题的互动与现实生活也存在差异,但可以通过不断的意见扩散和协商,争取控烟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在研究创新方面,本研究首先致力于转变健康传播的常规研究视角,提出了媒介表征、数字媒介实践与共识达成的理论机制模型,并借助框架理论进行了操作化补充;随后,将此理论模型在控烟运动研究中进行了演绎和总结,推演出控烟共识达成的媒介路径;最后,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和框架理论对海量数据文本进行分析,跳出了静态的结构分析,实现了对框架过程和情绪流变的呈现。
彭华[7]（2019）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关于新能源汽车的研究,最早应溯及人们对重化工业产业体系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的反思。而随着新产业革命的兴起,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的燃油车在技术上逐步走向成熟并实现了商业化,新能源汽车的相关研究也因之渐行渐丰。身为港人,目睹祖国内外新能源汽车的政策迭出、市场起伏,深感相关研究亟待深化。特别是,汽车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的家庭大型消费品,已经成为中国消费市场的新宠,而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国家政策推动下蓬勃发展,在东部沿海多地形成高度集聚的生产基地。而与此同时,传统的燃油车既有技术成熟的市场信任,也有优势产能的留恋固守,那么,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究竟如何,其空间分布是否有章可循,是本文探讨的目标和出发点。已有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问题的研究,可以大而分之为三个主要领域:其一,关于新能源汽车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二,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其相关技术发展的研究;其三,关于政策激励与消费支撑等主要影响要素的研究;其四,关于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的特征的研究。总体而言,关于已有研究尚未将关注点放在空间分布的研究上,相关资料梳理多为数据整理而缺乏深入的总结。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年至2008年的技术验证与科技示范期。第二阶段是2009年至2012年的“十城千辆”一期。第三阶段是2013年至2015年“十城千辆”二期。第四个阶段是2016年至今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阶段。2018年新能源汽车年销售量已经达到了1256000辆,为2014年年销售量的16.80倍。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在2017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到2.2%,为2011年的55倍。无论产销量还是市场份额都居世界首位。在动力电池、电动机、充电桩、整车技术等领域,中国也在迅速崛起,但仍然存在诸多技术难关亟待攻克。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过去传统燃油汽车生产基地的空间布局,但是又具有较大的差异。例如,东北地区仅有吉林省一家新建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同时,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呈现明显的集中趋势,集中在我国华东、中南以及西南地区。其中,新建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最多是华东地区,共有新建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89个,其中山东省以23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落户排名全国省份第一。中南地区为42家,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广东等省份。西北地区的有12家,主要集中于陕西、甘肃等省份。西南地区有31家,其中四川14家。从省级层面看,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四个省份;华中地区的湖北省;华南地区的广东省;西北地区的陕西省;西南地区的重庆。新能源汽车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要素,包括研发与制造基础、技术与知识溢出、政策与地区经济、消费市场接近性等四个方面。从研发和制造基础来看,原来具有传统燃油汽车的区域有较好的人力资本积累,有研发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产业支撑,且有着完善的配套产业链,利于企业自身供应链的把控和成本控制。从技术与知识溢出来看,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聚集起到了正向加强作用。新能源汽车对各种制造以及信息化技术要求更高,专业技术人才之间、企业管理人员之间的相互学习,当地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技术研发支撑,作用较为突出。从政策与地区经济来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就意味着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引导必不可少;而其在特定地区的集聚,受当地政府在土地优惠、税收优惠、市场准入上的扶持政策影响甚大。从消费市场接近性来看,区域市场分割的现实使新能源汽车厂商主动选择主要消费市场所在区域,而这些地区主要是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其地方财政有足够的资金对道路、充电桩等公共设施进行投资。此外,当地的气候与地形也会影响新能源汽车在该地区的销量。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的东北与西部地区往往不具备集聚发展的区位优势。而通过计量分析,我们发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个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R&D经费、相关政策的数量均对新能源产业集聚有正向加强作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个数起到决定性作用;较高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具有排斥作用。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向看,本文从市场规模、政策走向、技术趋势等方面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进行了论证。发现我国目前燃油政策不利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削弱了新能源汽车的经济性。预测2020年与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分别到达820万辆与3940万辆。新能源汽车巨大的市场规模将会带动充电桩、光伏、风电产业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结合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判断,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新能源汽车政策将会倾向于优化产业结构,保证产业高质量发展;单一技术路径被多种路径并行发展模式取代;补贴政策继续实行“退坡机制”,并在一段时间以后补贴政策或全面退出。最后,本文认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充满必要性与机遇性,不仅能够促进我国汽车工业转型升级还能为我国经济培育新的增长点。为了更好实现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良性发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创新推广新能源汽车方式提升市场购买需求;第二,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第三,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第四,合理优化产业布局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五,完善配套产业建设与售后保障固废回收机制。
魏超[8]（2019）在《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国土空间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宝贵家园,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资源、国民生存和从事各种活动的场所和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以相对紧缺的资源禀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长期快速的城镇化导致生活空间迅猛扩张,城镇周边大量沃土良田和生态用地被无情吞噬,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采矿、电镀、冶金等工矿企业废气、废水和废渣的肆意排放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固有的国土资源利用观念注重资源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对资源生态属性的重视度不足。当国土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产生冲突时,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凌驾于生态环境之上。面对自然资源约束紧迫、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突出的地位。随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报告指出,中国不仅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由此可见,如何解决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快速转型中存在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低效、混乱及资源环境代价沉重等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利用总体要求,并将提高国土空间利用质量、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举措。现有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研究多侧重国土空间某个方面开展研究,对国土空间利用的协调性考虑不足,因此,本研究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将生产空间利用、生活空间利用和生态空间利用置于同等重要的层面,不以牺牲某一空间的利用质量为代价,换取另一种空间利用质量的快速提升,而是追求多维协调、整体进步的协调发展状态。首先,论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国土空间利用的本质内涵出发,结合生态文明理念对国土空间利用的指导与要求,构建了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随后,构建了基于“数量-质量-协调-障碍”路径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方法体系,对国土空间利用类型、国土空间利用质量、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度以及国土空间利用障碍因子开展全面系统研究;最后,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省份——湖北省为例开展实证研究,并提出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对策建议。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构建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土空间利用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认知了国土空间利用的本质内涵;然后,探究了生态文明理念的历史渊源与时代内涵,明确了生态文明理念对国土空间利用的要求;最后,剖析了国土空间利用的功能属性,构建了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本研究从宏观尺度开展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相关研究,借助三生功能来衡量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高低,摆脱了宏观尺度上三生空间难以精确划分的困境,形成了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为生态文明背景下如何开展国土空间利用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理论框架构建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基于“数量-质量-协调-障碍”路径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方法体系。首先,以地类图斑为单元全面铺开探究国土空间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规律;然后,聚焦到市域尺度开展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研究;紧接着,基于评价结果查明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状态;最后,厘清制约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的短板。该方法体系能够对国土空间利用开展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可以为国土空间利用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路径。（2）国土空间利用类型时空演变分析开展国土空间类型时空演变分析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国土空间类型变化的原因和过程,同时也能揭示出国土空间类型对人类活动程度的响应规律。本研究基于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采用单一功能识别的方法划分了生产空间（简称“PS”）、生活空间（简称“LS”）和生态空间（简称“ES”）,借助国土空间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和区域重心理论查明了国土空间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过程及相互转换规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ES占主导地位,LS比例最小;LS和ES在研究期间持续扩张,PS不断被压缩;PS和ES之间的转化最为显着,PS向LS的转化呈现加速状态;湖北省ES重心位于几何重心的西部偏北地区,PS和LS的重心位于几何重心的东部偏南地区,且LS重心偏移几何重心的距离大于PS重心;湖北省三生空间在南北方向上的均衡性大于东西方向;三生空间的重心在研究期间均朝几何重心方向有不同程度的迁移,表明湖北省三生空间在空间分布上的均衡性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从市域层面上看,湖北省各区域的LS比例在研究期间均有不同程度提升,PS和ES的比例有升有降;武汉城市圈国土空间类型变化比例整体高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各地区国土空间类型转化呈现出“PS和ES相互转化占主导,LS转入比例不可忽视,LS转出比例非常低”的特点。（3）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时空分异特征首先,本研究基于国土空间利用的本质内涵,结合生态文明理念对国土空间利用的要求,秉承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针对性、独立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原则构建了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主客观复合权重;最后,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测算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数值,并依据标准划分各地区的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等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生产空间利用质量（）、生活空间利用质量（）和国土空间利用综合质量（）在研究期间均持续提升,且2006-2016年间的提升幅度大于1996-2006年阶段,生态空间利用质量（）在1996-2011年间稳步提升,却在2011-2016年间突然下降;湖北省各地区间国土利用质量差异最大是,差异最小的是;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部偏南地区,且东西向上的不均衡性强于南北向,其中,重心偏移几何重心的距离最大,重心偏移的距离最小;研究期间,和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的空间均衡性均有所提升,和在东西向的空间均衡性有所提升,南北向的均衡性有所减弱;从市域层面上看,湖北省最高的始终是武汉市,最低的是神农架林区（1996-2011）和荆州市（2016）,最高是武汉市（1996、2006-2016）和黄石市（2001）,最低的是恩施州（1996、2011）、咸宁市（2001-2006）和神农架林区（2016）;最高是神农架林区（1996、2016）、十堰市（2001、2011）和荆门市（2006）,最低的是武汉市（1996-2006）、黄石市（2011）和鄂州市（2016）;最高的是鄂州市（1996）、十堰市（2001）和武汉市（2006-2016）,最低的是神农架林区（1996-2001）和荆州市（2006-2016）。（4）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度时空分异特征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状态由、和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决定,只有三者相互协调,同步提升,才能说明国土空间利用是协调发展的。本研究基于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的内涵,构建了改良的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国土空间利用耦合度（）和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并依据标准划分协调发展等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在1996-2006年间小幅度先降后升,在2006-2016年间大幅提升;在1996-2006年间小幅提升,在2006-2016年间大幅提升;湖北省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先小幅增加后大幅下降,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变化规律与相似,但变化幅度小于同期的;湖北省和的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部偏南地区,东西向的不均衡性强于南北向,且的整体偏移距离大于;研究期间,和的重心均朝几何重心发生位移,表明和的在空间分布上趋向均衡。从市域层面上看,湖北省最高的地区始终是武汉市,最低的地区始终是神农架林区;湖北省最高的地区仍始终是武汉市,最低的地区是神农架林区（1996-2011）和荆州市（2016）。（5）国土空间利用质量障碍度诊断本研究构建了包含三个层级障碍因子的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影响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进行全面诊断,厘清了制约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的短板,进而有的放矢,差别化调控不同区域的国土空间利用发展策略。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针对一级障碍因子,湖北省对的障碍度最大,且在研究期间持续增加;的障碍度先增加后持续减小,整体障碍度呈下降态势;的障碍度先持续减小后迅速提升到更高水平。从市域层面上看,仅武汉市和鄂州市的障碍度是下降的;所有地区的障碍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各地区的障碍度有升有降。2016年,湖北省二级障碍因子障碍度从高到低依次为A2、A1、A3、B2、C1、B1、B3、C3和C2;从市域层面上看,湖北省所有地区的B2障碍度均有所下降;仅武汉市的A2障碍度有所下降;仅鄂州市的A3障碍度有所下降;仅武汉市的B1障碍度有所提升;仅鄂州市的C2障碍度有所提升;C1障碍度2降15升;C3障碍度3降14升;B3的障碍度4降13升;A1的障碍度7升10降。针对三级障碍因子,障碍度排名前十的障碍因子障碍度之和在研究期间持续增加,其中,代表的障碍因子占主导,总障碍度呈下降趋势,呈现出“数量减少,首位坚挺”的特征;代表的障碍因子占比和总障碍度均小幅度先增后减,呈现出“整体稳定,排位后移”的特征;代表的障碍因子占比在1996-2011年间变化不大,在2011-2016年间突然翻倍,总障碍度先小幅降低后大幅增加,呈现出“数量增加,排位前移”的特征。最后,本研究基于障碍度诊断结果提出了具体改进措施。（6）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对策建议如何提升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水平是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的最终落脚点,本研究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宏观层面提出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对策建议。本研究主要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区域及产业发展战略布局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三个方面提出湖北省国土空间优化的对策和建议。
张红伟[9]（2019）在《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及差异化管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但是也人口众多,在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几十年中,始终要求在各行各业落实集约化发展的理念。就土地资源管理而言,凭借着我国国家制度的优势,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集约利用制度体系经历了从建立到相对比较完善的过程,对于提升我国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背景下,还是出现了建设用地无序扩张、耕地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撂荒现象严重等问题,虽然现阶段的土地集约利用制度较大程度上遏制了以上问题的发展,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根除以上现象。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国家经济发展路径已经从单纯追求经济总量转变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的高质量发展,越来越强调以生态环境为刚性约束的绿色发展。而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自然资源管理体系也正在重塑。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有必要重新梳理土地集约利用理念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两方面的演化路径,进而构建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土地集约利用分析框架,从而科学刻画土地集约利用特征,在考虑资源环境承载状态和经济结构差异对土地集约利用影响的基础上,制定差异化的土地集约利用差异化管控思路及体系,这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等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外关于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土地集约利用的理念内涵、影响因素、评价体系或者测度方法。国外较少从地类的角度出发,较多考虑的是农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侧重于从时间尺度探讨影响因素与集约利用的关系及规律。国外研究的系统性思维较为明显,根据发展规律指导管理政策制定的思路值得借鉴,但是不利于具体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而国内研究侧重于数量的管控,有利于具体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新的时代背景下,资源节约集约、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优先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本文以区域经济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地关系理论、新型城镇化理论、生态文明理论为理论指导,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开展其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的现实必要性和科学研究价值;进而分析了现阶段自然资源管理体系重塑对土地集约利用管理的新要求,从针对对象、理念内涵、技术体系和预期目标上界定了本文的土地集约利用分析框架。以新的土地集约利用分析框架为基础,构建了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评价了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并分析了其描述性统计特变量特征;通过空间自相关度量模型、时空跃迁分析、空间耦合协调模型等探索了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其次,分析了资源环境承载状态、经济结构差异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引入相关模型对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状态、经济结构差异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以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分区、资源环境承载状态评估及分区、经济结构差异测度及分区结果为基础,结合土地集约利用差异化管控思路,分别从经济发展优先视角和资源环境保护及利用优先视角下分析了土地集约利用差异化管控体系。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充分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基于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方法,分别测算了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指数、耕地集约利用指数和土地综合集约利用指数。从描述性统计规律上来看,长江经济带同一指数不同评价单元的水平均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建设用地和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的单元居多,且多分布在长江的中游和上游,而建设用地和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的单元则均主要分布在长江的下游。在时间上看,建设用地高值区和低值区的分布越来越分散,而耕地与其相反。而从土地综合集约利用指数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相较于建设用地和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分布较为集中,指数较小的单元和较大的单元均居多且分别集中于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高值区和低值区分布的集中程度变化较小。进一步从空间自相关性和耦合协调性角度来看,长江经济带建设用地、耕地和土地综合集约利用水平均呈现出较高的空间自相关性,从明显性上来看,依次为综合土地、耕地和建设用地,从时间尺度上看,建设用地的空间自相关性波动最大,从时空跃迁分析结果来看,发生空间相关性跃迁的较少,但是在空间自相关的显着性跃迁上较明显;而基于Getis-Ord Gi*的空间耦合协调度模型和传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计算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建设用地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耦合度整体上处于极高的水平,耦合度是极好的状态,但是协调性较差,基本没有形成互相促进的协调发展格局,无论是空间的耦合度还是协调度随时间的变化均呈现出较小的变化,且整体上长江经济带建设用地和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区域协同性较差,集约利用水平较低的地区的协同性则呈现出较好的局面。（2）全面阐释了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状态、经济结构差异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通过对资源环境承载状态的内涵进行分析,论证了其定义的理论依据;而通过其影响机制分析,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承载状态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是同时发生且存在的;同时,资源环境承载状态又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出促进或者抑制的作用;基于构建的资源环境承载状态测度指标体系,结合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发现长江经济带环境压力水平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之间明显的正向的作用关系和资源消耗水平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明显的负向的作用关系。另一方面,从经济结构差异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来看,经济结构的空间关联、地理集中程度等经济结构特征均影响着区域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而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来看,整体上,三产业无论是对建设用地还是耕地的影响均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建设用地角度来看,第一产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第二产业的直接效应为负,但是间接效应为正;然而第三产业的直接效应为正,但是间接效应为负。从耕地角度而言,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但是第三产业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以上研究结果为实现资源环境利用及保护、经济转型和土地集约利用协同发展的土地集约利用差异化管控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依据。（3）构建了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利用及保护协同下的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差异化管控体系。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以土地集约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分区为基础,考虑经济发展优先和资源环境利用及保护优先视角,最终实现资源环境利用及保护、土地集约利用和经济转型发展相协同的差异化管控路径,以路径指导差异化管控政策的制定,最终形成资源环境承载状态、经济结构差异影响下的差异化管控思路。其次,以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为依据,基于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对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分别进行分区,分别分为一级区、二级区、三级区、四级区;以资源环境承载状态的平均值作为基础,基于Kmeans聚类方法分别将长江经济带不同的评价单元按照资源消耗-环境压力强度进行分区,分别分为最高环境压力区、较高环境压力区、较低环境压力区、最低环境压力区和最高资源消耗区、较高资源消耗区、较低资源消耗区和最低资源消耗区;基于构建的长江经济带经济结构差异测算方法,从长江经济带地理集中程度的特征来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和经济总量区域并不一定是重叠的,只有第二产业与经济总量的地理分布是重叠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均呈现出较强的区域集中特征,在此基础上,进而基于专业化程度对长江经济带主导产业进行分区,分区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不同评价单元可以分为第一产业主导区、第二产业主导区、第三产业主导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主导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主导区、第二产业主导区和第三产业主导区;第三,以以上三者的分区结果为基础,依据土地集约利用差异化管控思路,从经济发展优先视角、资源环境利用及保护优先视角下分析了土地集约利用提升和方向调整的差异化管控思路。有助于充分发挥区域协同效应,为最终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李冰清[10]（2019）在《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及提升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资源、资金不断向城镇汇集,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显着提高,城镇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产业用地作为产业活动的基本载体,土地配置的科学性和利用的有效性是影响城镇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优化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产业用地利用政策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为1978年至2012年间城市外延式扩张阶段,经济产业发展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土地浪费及生态环境问题;第二为2012年后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纲领,“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成为产业发展的新目标,产业用地利用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变革。在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经济新常态发展、信息技术革新背景下,优化产业用地利用,助力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产业高效、集聚、绿色、创新、协调发展成为带动城市经济绿色、稳步、高质增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新的发展理念下,我国产业用地利用管理的方式也应转变,产业用地利用的考核重点不再仅限于传统的适宜性、集约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等。随着绩效逐渐被纳入各地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将绩效考核的治理理念引入产业用地监管中,从狭义上以第二产业用地作为研究范围,即主要指城市工业用地,在分析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区域、企业发展的产业用地利用目标,总结不同尺度上的产业用地利用绩效的内容,并分析绩效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索科学的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方法、构建绩效提升机制分析思路,以期促进产业用地优化利用、推进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1）产业用地利用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产业用地利用绩效的评价内容由利用目标决定。国家战略上,产业用地利用的目标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推动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引导经济增长方式向“GDP质量、数量并重”转变;区域发展中,应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聚集效应并促进区域间经济产业的协调发展;企业层次上,需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收益,尽量减小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鉴于此,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表现在经济数量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两个方面,提高单位用地经济产出和生产效率、减少生态环境负面影响是宏观和微观尺度上的共性内容,而宏观上还应统筹规划产业用地利用格局,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并支持创新、新兴、先进产业发展,微观上强调调整各行业产业用地利用方式,支撑和统筹行业发展。基于SWOT框架,土地政策与产业类型、土地利用程度、土地投入强度、土地利用结构可对产业用地利用绩效产生影响,除产业升级对绩效常产生正向影响外,其他因素在不同的地区可能产生正向或负向的不同方向的作用。（2）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基于绩效的概念、各尺度产业用地利用绩效包含的内容及绩效影响因素,分别构建宏观和微观尺度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为目标层;第二层为一级准则层,从产业用地利用结果和利用行为两方面评价绩效;第三层为二级准则层,进一步使用经济数量增长、经济发展质量反映利用结果,使用土地政策与产业类型、土地利用程度、土地投入强度、土地利用结构反映利用行为;第四层为指标层,为二级准则层的表征指标。考虑到不同的地区产业用地利用状态不同,以上指标的适用性有差异,将产业用地利用行为表征指标作为外源变量,将利用结果表征指标作为内生变量,运用SEM模拟外源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路径,从利用行为表征指标中筛选对利用结果有显着影响的指标作为关键指标,删除影响不显着的指标,形成内容简洁、意义明晰、对区域产业发展针对性较强的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系统对比常见评价方法,选取绩效编码法评价产业用地利用绩效状态,通过从下至上依次编辑二级准则层、一级准则层绩效代码,反映产业用地利用绩效水平,该方法有利于明晰产业用地利用责任。（3）产业用地利用绩效提升机制遵循“提升目标定位—障碍因子诊断—外部环境驱动—提升机制设计”的路径构建产业用地利用绩效提升机制。首先,根据产业用地利用结果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定位绩效提升的目标,追溯到二级准则层中经济数量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的绩效代码,将代码处于第3区的利用结果作为需提升的重要目标;其次,基于利用行为表征指标的理想值指数及由SEM拟合的利用行为表征指标与利用结果表征指标间的影响路径,通过障碍度模型计算利用行为表征指标对绩效提升的障碍程度,将障碍程度较高的指标作为绩效提升的发力点;再次,选取区域发展变量,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法揭示区位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进步程度对产业用地利用绩效的驱动效用,探索绩效提升的外部推力;最后,集成宏观和微观尺度研究成果,综合绩效提升目标、关键障碍因子和外部环境驱动效用,探索能促进绩效提升的政策、制度、方法、技术,构建产业用地利用绩效提升机制,助力产业用地利用目标实现,为调控区域产业用地利用格局、引导区域间经济产业统筹协调发展和制定精细化产业用地利用政策提供参考。（4）湖北省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及提升机制以湖北省为例开展宏观和微观尺度的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及提升机制实证研究,研究期为2014年与2016年。以省级及以上级别开发区作为产业功能区开展宏观尺度研究,根据SEM拟合结果选取11个指标评价产业用地利用绩效。编制产业功能区绩效代码发现,绩效较高的功能区在武汉“1+8”城市圈及湖北省“一主两副”城市集聚,绩效较低的产业功能区多分布于鄂西山区;从2014年到2016年,产业用地利用绩效明显上升,且武汉“1+8”城市圈的龙头地位不断突显。较多评价单元需优化经济发展质量,较少单元需提高经济产出数量。一方面,产业用地的单位土地固定资产投入、单位土地从业人数对经济数量增长的障碍度较大,土地建筑密度、单位土地从业人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障碍度较大,是绩效提升的发力点;另一方面,产业用地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带动土地投入增加,社会进步程度对产业用地的经济发展质量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区位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程度共同助力于增加经济数量产出。以典型企业为单元开展微观尺度研究,根据SEM拟合结果选取10个指标开展绩效评价。各企业用地绩效代码显示,武汉“1+8”城市圈企业用地利用绩效较高,鄂西山区的绩效较低,新兴战略等先进产业的利用绩效较高,而传统企业的生产优势不再突显,大部分企业需要提升绩效。一方面,企业用地的土地单位产出税收、单位土地从业人数对经济数量增长的障碍度较大,生产用地比例、道路交通用地比例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障碍度较大;另一方面,企业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减小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但丰富的自然资源易造成产业生产的生态环境效应差、产业用地利用程度低,且地形条件较差的地区产业用地利用程度和道路比例较低。基于以上结果,宏观上从规划体系、考核制度、监测技术、监测措施等方面提出促进产业用地利用绩效提升的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并提出支持新兴战略等先进产业发展的土地政策,优化鄂西产业用地经济发展质量的用地建议。微观上,区分不同产业类型分别分析绩效提升的发力点,设计关键障碍指标在各类产业用地上的理想值,指导产业用地开发利用,同时,针对典型企业的关键障碍指标,提出具体的约束、激励、监管机制,为产业用地利用提供精细化的整改建议。
二、十堰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0亿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堰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0亿元（论文提纲范文）
（1）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及空间管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框架及思路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相关概念与内涵 |
| 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2.1 山地研究进展与现状 |
| 2.2.2 山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
| 2.2.3 山区人地系统空间格局研究 |
| 2.2.4 山区人地系统演化研究 |
| 2.2.5 山区人地作用机制研究 |
| 2.2.6 山区人地系统研究方法 |
| 2.3 研究评述 |
| 2.3.1 现状评述 |
| 2.3.2 启示与总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山区人地系统理论 |
| 3.1.1 基本特征 |
| 3.1.2 要素和结构 |
| 3.1.3 状态与作用机制 |
| 3.1.4 演化及影响机理 |
| 3.2 山区人地系统空间均衡理论 |
| 3.2.1 空间均衡基本理论 |
| 3.2.2 空间均衡科学维度 |
| 3.2.3 山区空间均衡模型架构 |
| 3.3 山区人地系统空间管控理论 |
| 3.3.1 山区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原理 |
| 3.3.2 山区人地系统协调发展目标 |
| 3.3.3 山区人地系统空间管控路径 |
| 第四章 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与格局分析 |
| 4.1 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概况 |
| 4.2 人地系统演化阶段 |
| 4.2.1 远古时代至先秦时期 |
| 4.2.2 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 |
| 4.2.3 民国时期至今 |
| 4.3 21世纪以来人地系统演化分析 |
| 4.3.1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
| 4.3.2 演化特征与空间差异 |
| 4.3.3 协调度演化驱动力分析 |
| 4.4 人地系统的水平格局 |
| 4.4.1 自然地理环境格局 |
| 4.4.2 人口与经济格局 |
| 4.5 人地系统的垂直格局 |
| 4.5.1 人地系统垂直分异特征 |
| 4.5.2 人口-经济空间分布与地形相关性 |
| 4.5.3 地形对人口-经济空间的影响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均衡分析 |
| 5.1 人地关系匹配均衡评价 |
| 5.1.1 研究机理与指标体系 |
| 5.1.2 供给能力与需求强度 |
| 5.1.3 空间匹配均衡度特征 |
| 5.2 人地系统效益均衡评价 |
| 5.2.1 总体效益评价 |
| 5.2.2 空间效益均衡度特征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管控研究 |
| 6.1 空间管控思路 |
| 6.2 空间管控依据 |
| 6.2.1 人地系统演化规律 |
| 6.2.2 人地系统基本格局 |
| 6.2.3 人地系统空间均衡 |
| 6.3 空间管控模式 |
| 6.3.1 生态保障单元 |
| 6.3.2 经济保障单元 |
| 6.3.3 效益双增单元 |
| 6.3.4 效益转移单元 |
| 6.4 空间管控实践方案 |
| 6.4.1 管控单元 |
| 6.4.2 规划策略 |
| 6.4.3 政策保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社会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立论基础:旅游成为城市的一种生产方式 |
| 1.2.1 生产力要素向旅游集聚 |
| 1.2.2 旅游生产关系影响深入 |
| 1.2.3 旅游业社会贡献率提高 |
| 1.3 基本问题: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
| 1.3.1 我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基础格局 |
| 1.3.2 我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演化规律 |
| 1.3.3 我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正效机制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结构 |
| 2 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旅游化 |
| 2.1.2 城市旅游化 |
| 2.1.3 城市效率 |
| 2.2 文献分析 |
| 2.2.1 旅游化研究综述 |
| 2.2.2 城市效率研究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3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假设 |
| 3.1.1 假设一: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存在时间上的协同关系 |
| 3.1.2 假设二: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协同存在空间差异性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定性研究 |
| 3.2.2 定量研究 |
| 3.3 样本与数据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城市旅游化指标体系与测度分析 |
| 4.1 城市旅游化指标体系 |
| 4.1.1 既有的旅游化指标体系分析 |
| 4.1.2 旅游化指标体系的优化原则 |
| 4.1.3 优化的城市旅游化指标体系 |
| 4.2 城市旅游化测算与分析 |
| 4.2.1 权重分配 |
| 4.2.2 数据处理 |
| 4.2.3 测算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城市效率指标体系与测度分析 |
| 5.1 城市效率指标体系 |
| 5.1.1 既有城市效率指标体系分析 |
| 5.1.2 城市效率指标体系优化原则 |
| 5.1.3 优化后的城市效率指标体系 |
| 5.2 城市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 5.2.1 方法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2.2 测算结果与数据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时间关系分析 |
| 6.1 方法说明 |
| 6.1.1 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及其检验 |
| 6.1.2 协整检验 |
| 6.1.3 误差修正模型 |
| 6.2 数据预处理 |
| 6.3 时间关系分析 |
| 6.3.1 平稳性检验 |
| 6.3.2 旅游化和城市效率协整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空间关系分析 |
| 7.1 分析说明 |
| 7.1.1 分析模型构建 |
| 7.1.2 城市分类说明 |
| 7.2 空间关系分析 |
| 7.2.1 城市旅游化的空间特征分析 |
| 7.2.2 城市效率的空间特征分析 |
| 7.2.3 交叉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总结 |
| 8.1 研究内容 |
| 8.1.1 城市旅游化的现状及时空特征 |
| 8.1.2 城市效率的现状及时空特征 |
| 8.1.3 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时空关系 |
| 8.2 研究见解 |
| 8.2.1 旅游化是历史发展必然而非一支独大 |
| 8.2.2 旅游化兼具逆向的表征和正向的效用 |
| 8.2.3 并非所有城市都适合全面推进旅游化 |
| 8.3 研究创新 |
| 8.3.1 概念的创新 |
| 8.3.2 理论的创新 |
| 8.3.3 策略的创新 |
| 8.4 研究展望 |
| 8.4.1 研究局限 |
| 8.4.2 研究拓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中国城市旅游化指数(2007-2016年) |
| 附录 B 中国城市旅游化指数排名(2007-2016年) |
| 附录 C 中国城市旅游化指数增长率(2007-2016年) |
| 附录 D 中国城市效率指数(2007-2016年) |
| 附录 E 中国城市效率增长率(2007-2016年)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 |
| 2.2 国内文献 |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城镇化 |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 3.1.3 新型城镇化 |
| 3.1.4 绿色发展 |
| 3.1.5 绿色城镇化 |
| 3.1.6 耦合 |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 3.2.5 系统理论 |
| 3.2.6 PSR框架模型 |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 4.3.7 其他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 6.2.2 权重的确定 |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1.1 德国埃朗根 |
| 7.1.2 瑞典马尔默 |
| 7.1.3 美国伯克利 |
| 7.1.4 日本北九州 |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2.1 北京 |
| 7.2.2 上海 |
| 7.2.3 贵阳 |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研究 ——探索产业集群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 研究难点及创新点 |
| 1.5 文献综述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第3章 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问题 |
| 3.1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
| 3.2 新型工业化产业集群 |
| 3.3 湖北省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 |
| 3.4 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主要模式 |
| 3.5 湖北省产业集群存在问题 |
| 第4章 湖北省重点产业集群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模式及案例 |
| 4.1 产业集群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模式 |
| 4.2 产业集群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典型案例 |
| 第5章 国内外产业集群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经验与启示 |
| 5.1 美国“硅谷”协同创新模式 |
| 5.2 有色金属(稀土新材料)·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技术开发区特色发展模式 |
| 5.3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协同创新模式 |
| 5.4 广东家电制造产业的供应链金融发展模式 |
| 5.5 对湖北产业集群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启示 |
| 第6章 湖北省产业集群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对策建议 |
| 6.1 政府层面 |
| 6.2 企业层面 |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5）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多尺度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省际交界地区 |
| 2.1.2 区域 |
| 2.1.3 区域发展战略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理论” |
| 2.2.2 区域经济学中的“区位论” |
| 2.2.3 建立在空间尺度上的“现代集聚理论” |
| 2.2.4 发展中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2.5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
| 2.2.6 发展经济学视角中的“要素禀赋理论” |
| 2.2.7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行政区经济理论” |
| 2.2.8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中心——边缘”理论 |
| 2.3 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综述及评价 |
| 2.3.2 国内研究综述及评价 |
| 第三章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体系 |
| 3.1 逻辑分析体系与尺度单元划分 |
| 3.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3 研究方法体系 |
| 3.3.1 熵值法测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
| 3.3.2 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关联性与空间集聚效应 |
| 3.3.3 空间滞后模型分析空间同质性 |
| 3.3.4 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空间异质性 |
| 3.3.5 DEA模型测度经济效率 |
| 第四章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差异的时空尺度演化分析 |
| 4.1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形成的历史沿革 |
| 4.1.1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思想渊源 |
| 4.1.2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脉络 |
| 4.1.3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分水岭” |
| 4.2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动态分析 |
| 4.2.1 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
| 4.3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的空间分析 |
| 4.3.1 空间同质性分析 |
| 4.3.2 空间异质性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差异的效率尺度分析 |
| 5.1 省际交界地区发展差异效率尺度的分析逻辑与方法 |
| 5.1.1 分析逻辑 |
| 5.1.2 分析方法 |
| 5.2 省际交界地区经济效率的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2.1 测度结果 |
| 5.2.2 测度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的分类 |
| 6.1 分类原因与分类逻辑 |
| 6.1.1 分类原因 |
| 6.1.2 分类逻辑 |
| 6.2 分类方式 |
| 6.2.1 按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分类 |
| 6.2.2 按“交界”因素差异分类 |
| 6.3 分类的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对策建议 |
| 7.1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
| 7.1.1 “发展差异较大”与“欠发达程度较深”问题重叠 |
| 7.1.2 “集中连片特困”与“欠发达”问题区域重叠 |
| 7.2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2.1 全面丰富区域发展战略体系 |
| 7.2.2 创新跨区域合作发展机制 |
| 7.2.3 高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
| 7.2.4 提升省际交界地区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空间模型Stata运算输出结果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 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关键概念界定 |
| 1.3 从表征到共识的媒介研究路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控烟运动的历程 |
| 2.2 国外有关控烟运动的研究 |
| 2.3 国内跨学科视角下有关控烟运动的研究 |
| 2.4 文献评述与研究问题提出 |
| 3 媒介表征:基于历时、全局、主体性的考察 |
| 3.1 研究对象的选取和处理 |
| 3.2 时间脉络 |
| 3.3 社会变迁与关键事件 |
| 3.4 地域差异 |
| 3.5 媒介表征下的行动者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4 数字媒介实践:基于实践画像的考察 |
| 4.1 数字媒介实践的类型 |
| 4.2 搜索: 媒体聚焦与用户关注的偏离与重合 |
| 4.3 展演: 热门话题的表达实践 |
| 4.4 “劝烟”网络公众事件的聚类 |
| 4.5 参与: 网络公众事件中的表征流动与情绪竞合 |
| 4.6 补充与验证 |
| 4.7 本章小结 |
| 5 结语 |
| 5.1 控烟议题的共识机制 |
| 5.2 反思: 共识达成的媒介路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五类主体高频并置词 |
| 附录二: 2009-2018影响力排名前50热门微博 |
| 附录三: 2016-2018新浪微博“劝阻吸烟”媒介事件汇总 |
| 附录四: 深度访谈引导问题 |
| 附录五: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7）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新能源汽车与可持续发展 |
| 1.2.2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 |
| 1.2.3 政策激励效果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 |
| 2.1 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 |
| 2.1.1 能源危机的预见性 |
| 2.1.2 减少排放的紧迫性 |
| 2.1.3 可持续发展与产业升级 |
| 2.1.4 可持续发展与需求变化 |
| 2.2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相关理论 |
| 2.3 产业空间集聚相关理论 |
| 第3章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状况 |
| 3.1 新能源汽车市场现状介绍 |
| 3.1.1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概况 |
| 3.1.2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现状 |
| 3.2 国内外新能源汽车技术现状与对比 |
| 3.2.1 国内外新能汽车整车技术现状 |
| 3.2.2 国内外动力电池相关技术发展现状 |
| 3.2.3 国内外电动机技术发展现状 |
| 3.2.4 国内外新能源汽车技术对比分析 |
| 第4章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空间分布 |
| 4.1 中国汽车产业空间分布情况 |
| 4.2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空间分布情况 |
| 4.2.1 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布局情况 |
| 4.2.2 新能源汽车销地分布情况 |
| 4.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
| 4.3.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现状总览 |
| 4.3.2 产业集群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发展现状 |
| 第5章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要素 |
| 5.1 研发与制造基础 |
| 5.2 技术与知识溢出 |
| 5.3 当地政策的引导 |
| 5.4 消费市场接近性 |
| 5.5 中国新能源汽车集聚因素的实证研究 |
| 5.5.1 数据的获取与指标的建立 |
| 5.5.2 模型的建立 |
| 5.5.3 模型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前瞻 |
| 6.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预测 |
| 6.1.1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影响因素的灰度分析 |
| 6.1.2 基于Bass模型的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保有量预测 |
| 6.2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走向 |
| 6.3 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判 |
| 6.4 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 |
| 7.1.1 发展规划政策 |
| 7.1.2 技术与能源限制性政策 |
| 7.1.3 配套基础设施政策 |
| 7.1.4 推广与补助政策 |
| 7.2 国外新能源汽车政策 |
| 7.2.1 美国新能源汽车政策 |
| 7.2.2 日本新能源汽车政策 |
| 7.2.3 德国新能源汽车政策 |
| 7.3 国际新能源汽车政策的对比分析 |
| 7.4 关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
| 7.4.1 创新推广新能源汽车方式提升市场购买需求 |
| 7.4.2 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 |
| 7.4.3 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 |
| 7.4.4 合理优化产业布局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
| 7.4.5 完善配套产业建设与售后保障固废回收机制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评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文明 |
| 2.1.2 国土空间 |
| 2.1.3 三生空间 |
| 2.1.4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 |
| 2.1.5 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理论 |
| 2.2.2 人地协调发展理论 |
| 2.2.3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
| 2.2.4 精明增长理论 |
| 2.2.5 人居环境理论 |
| 2.2.6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土空间利用内涵解析 |
| 2.3.1 生态文明理念的历史渊源与时代内涵 |
| 2.3.2 生态文明理念对国土空间利用的指导与要求 |
| 第三章 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构建 |
| 3.1 国土空间利用的功能属性 |
| 3.1.1 引入三生功能的必要性分析 |
| 3.1.2 三生功能内涵辨析 |
| 3.1.3 三生功能系统影响因素分析 |
| 3.2 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构建 |
| 3.2.1 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构建思路 |
| 3.2.2 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机理 |
| 第四章 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方法体系构建 |
| 4.1 国土空间利用类型变化研究 |
| 4.1.1 国土空间利用现状分析 |
| 4.1.2 国土空间利用类型划分方法 |
| 4.1.3 国土空间利用类型时空演变研究方法 |
| 4.2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研究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指标权重值的计算 |
| 4.2.3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方法 |
| 4.3 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状态研究 |
| 4.3.1 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模型构建 |
| 4.3.2 协调发展水平等级划分标准 |
| 4.4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障碍因子诊断与识别 |
| 4.4.1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障碍因子层级构建 |
| 4.4.2 障碍度诊断模型构建 |
| 第五章 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5.1.1 研究区概况 |
| 5.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类型时空演变分析 |
| 5.2.1 湖北省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分析 |
| 5.2.2 湖北省三生空间时空演化分析 |
| 5.2.3 湖北省市域三生空间时空演化分析 |
| 5.3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时空分异特征 |
| 5.3.1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指标权重结果 |
| 5.3.2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整体水平分析 |
| 5.3.3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时空演变分析 |
| 5.4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协调性分析 |
| 5.4.1 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整体水平分析 |
| 5.4.2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分析 |
| 5.5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质量障碍因子诊断与识别 |
| 5.5.1 一级障碍因子障碍度变化分析 |
| 5.5.2 二级障碍因子障碍度变化分析 |
| 5.5.3 三级障碍因子识别及障碍度变化分析 |
| 5.6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
| 5.6.1 严格执行国土空间用途管,实现国土空间有序利用 |
| 5.6.2 实施“一芯两带三区”布局,推动湖北省高质量发展 |
| 5.6.3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破解生态环境难题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9）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及差异化管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3 相关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研究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土地资源与土地利用 |
| 2.1.2 土地集约利用 |
| 2.1.3 土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 |
| 2.1.4 土地集约利用差异化管控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2.1 区域经济学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人地关系理论 |
| 2.2.4 新型城镇化理论 |
| 2.2.5 生态文明理论 |
| 注释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处理 |
| 3.1 研究区范围界定 |
| 3.1.1 “长江经济带”概念的来源 |
| 3.1.2 长江经济带范围及研究单元 |
| 3.2 研究区概况 |
| 3.2.1 区位条件 |
| 3.2.2 自然地理条件 |
| 3.2.3 自然资源概况 |
| 3.2.4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 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数据处理 |
| 第四章 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时空分异特征 |
| 4.1 土地集约利用分析框架 |
| 4.1.1 土地集约利用实践历程 |
| 4.1.2 自然资源管理体系重塑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新要求 |
| 4.1.3 自然资源管理体系重塑背景下的土地集约利用分析框架 |
| 4.2 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评价方法选择 |
| 4.2.3 结果初步分析方法 |
| 4.2.4 评价结果分析 |
| 4.3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时空分异特征 |
| 4.3.1 空间自相关度量模型构建 |
| 4.3.2 空间自相关性测度结果与分析 |
| 4.3.3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
| 4.3.4 耦合协调性测度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源环境承载状态、经济结构差异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 |
| 5.1 影响机制分析 |
| 5.1.1 资源环境承载状态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 |
| 5.1.2 经济结构差异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 |
| 5.2 资源环境承载状态对土地集约利用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
| 5.2.1 资源环境承载状态测度指标选取 |
| 5.2.2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选择 |
| 5.2.3 回归结果及影响效应分析 |
| 5.3 经济结构差异对土地集约利用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
| 5.3.1 经济结构差异的表征 |
| 5.3.2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构建 |
| 5.3.3 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 5.3.4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差异化管控 |
| 6.1 资源环境承载状态、经济结构差异影响下的分区管控思路 |
| 6.2 土地集约利用、资源环境承载状态和经济结构差异分区 |
| 6.2.1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分区 |
| 6.2.2 资源环境承载状态评估及分区 |
| 6.2.3 经济结构差异测度及分区 |
| 6.3 基于分区结果的不同视角下的差异化管控 |
| 6.3.1 经济发展优先视角下的差异化管控 |
| 6.3.2 资源环境利用及保护优先视角下的差异化管控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及提升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3 综合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产业用地 |
| 2.1.2 绩效评价 |
| 2.1.3 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 |
| 2.1.4 提升机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土地区位论 |
| 2.2.4 系统理论 |
| 2.2.5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6 目标管理理论 |
| 2.2.7 理论基础在本文中的应用 |
| 第三章 产业用地利用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1 产业用地利用目标 |
| 3.1.1 国家战略目标 |
| 3.1.2 区域发展目标 |
| 3.1.3 企业发展目标 |
| 3.2 产业用地利用绩效 |
| 3.2.1 宏观尺度产业用地利用绩效 |
| 3.2.2 微观尺度产业用地利用绩效 |
| 3.3 产业用地利用绩效的影响因素 |
| 3.3.1 基于SWOT框架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2 影响路径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 |
| 4.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指标体系构建的思路 |
| 4.1.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4.1.3 宏观和微观尺度评价指标体系 |
| 4.1.4 评价指标的解释及量化 |
| 4.2 关健指标识别 |
| 4.2.1 识别模型述评 |
| 4.2.2 结构方程模型 |
| 4.3 评价方法 |
| 4.3.1 评价方法述评 |
| 4.3.2 绩效编码法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用地利用绩效提升机制 |
| 5.1 提升机制的分析框架 |
| 5.1.1 产业用地利用绩效提升机制的内涵 |
| 5.1.2 产业用地利用绩效提升机制构建 |
| 5.2 产业用地利用绩效的障碍因子诊断 |
| 5.2.1 理想值评估 |
| 5.2.2 障碍度测算 |
| 5.3 区域发展与产业用地利用绩效的相关性分析 |
| 5.3.1 区域发展对产业用地利用绩效的驱动作用分析 |
| 5.3.2 区域发展变量选取 |
| 5.3.3 典型相关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实证研究 |
| 6.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6.1.1 研究区概况 |
| 6.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 宏观尺度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 |
| 6.2.1 产业功能区用地绩效关键评价指标筛选 |
| 6.2.2 产业功能区用地绩效代码编制及评价 |
| 6.2.3 产业功能区用地绩效提升目标和障碍因子诊断 |
| 6.2.4 区域发展对产业功能区用地绩效的驱动效用 |
| 6.3 微观尺度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 |
| 6.3.1 典型企业用地绩效关键评价指标筛选 |
| 6.3.2 典型企业用地绩效代码编制及评价 |
| 6.3.3 典型企业用地绩效提升目标和障碍因子诊断 |
| 6.3.4 区域发展对典型企业用地绩效的驱动效用 |
| 6.4 产业用地利用绩效提升机制分析 |
| 6.4.1 宏观、微观尺度评价结果分析 |
| 6.4.2 宏观尺度产业用地利用绩效提升机制 |
| 6.4.3 微观尺度产业用地利用绩效提升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四、十堰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0亿元（论文参考文献）
- [1]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及空间管控研究[D]. 敬博. 西北大学, 2020
- [2]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研究[D]. 岳燕祥.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3]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4]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研究 ——探索产业集群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D]. 乔冰彬. 长江大学, 2020(02)
- [5]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多尺度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研究[D]. 王一婕. 兰州大学, 2020(10)
- [6]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D]. 马旭.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7]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研究[D]. 彭华. 吉林大学, 2019(02)
- [8]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D]. 魏超.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5)
- [9]长江经济带土地集约利用及差异化管控研究[D]. 张红伟.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5)
- [10]产业用地利用绩效评价及提升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D]. 李冰清.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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