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网络时代信息化的误区(论文文献综述)
郝梦圆[1](2021)在《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包头市Z小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作为传播信息的新媒介,以其海量的信息、共享的资源、个性化的内容等特点,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网络用户低龄化日益凸显,小学生成为重要的网络使用群体。因此,加强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既是强化小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意义显而易见,开展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不仅能够规范小学生的网络行为,促使他们文明上网,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小学生良好的网络道德。社会、学校和家庭应作为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实施主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一方面,社会要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教育环境,为小学生营造积极的网络道德教育氛围;另一方面,学校要对小学生进行系统性的网络道德教育,引导小学生学习网络道德规范;同时,家庭要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着力培养小学生良好的网络道德。本研究聚焦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现状,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调查法进行研究,通过对样本学校的教师、家长和学生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以此发现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对策。研究发现,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开展并不充分,从社会层面看,网络道德教育关注力度不够,网络道德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良好的社会网络道德教育环境尚未形成;从学校层面看,网络道德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校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不明确、内容比例少、途径较单一,且教师对网络道德教育重要性的认知不足;从家庭层面看,网络道德教育重视程度较低,家长的网络道德教育意识淡薄,正向引导不足。针对现阶段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从提高全社会网络道德教育的关注度,营造良好网络环境;健全学校网络道德教育体系,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提升家庭网络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强化家庭的道德影响力等方面提出加强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对策。
杜林姗[2](2021)在《网络时代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网络信息技术手段的快速更新与发展,也为教育行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契机。就高校思政课而言,如何利用网络技术辅助思政课教与学、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是近年来教育界研究的前沿论点之一。随着网络的渗透和深入,信息技术不断融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学过程中,为思政课教学方法创新带来新考验和新机遇。然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理大学思政课在教学过程中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融入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也正因如此,在网络时代背景下对创新大理大学思政课教学方法进行研究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大理大学作为滇西地区重要的高校之一,地处民族地区,民族学生和留学生的存在,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一定的挑战。教学方法是联系师生与教学内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对思政课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因此,大理大学要想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为滇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可靠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必须借助网络,不断完善和丰富思政课教学方法。本研究在对已有文献进行探究的基础上,以网络时代作为研究背景,以大理大学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教师访谈法,对融入网络信息技术创新大理大学思政课教学方法进行研究。由绪论、正文、结语组成,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部分对本研究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综述。第二章对相关概念进行概述,并对思政课教学方法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必要性进行阐述。第三章立足于大理大学进行调查,并对网络时代下思政课教学方法使用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为创新思政课教学方法做下铺垫。第四章对网络时代大理大学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第五章通过上述理论数据和调研数据的支撑,主要从启示和对策两方面入手,提出如何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大理大学思政课教学方法的思路,从而更好的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
李国庆[3](2021)在《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引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问题教育引导对策研究,是新形势下新媒体迅猛发展与大学生道德教育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大学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道德素养的水平关系到全社会主流道德意识的发展方向。研究本问题有助于提升当代大学生综合道德素质,同时在互联网+大背景下,维护网络安全、构建教育强国离不开大学生群体。因此,研究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问题以及相应教育对策尤为迫切。本文通过阅读、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料,系统掌握当前最新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调查分析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问题,希望达到“了解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分析学生网络道德问题的影响因素,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引导对策”之目的。论文通过厘清网络道德的相关概念,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借鉴,通过科学界定相关概念,对相关概念和关系进行确定和澄清,阐述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借鉴。并对当前中国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现状进行梳理,归纳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问题的网络言行道德失范、网络交往道德失范、网络学术道德失范等基本表现。通过问卷调查,准确分析大学生网络道德存在的问题,为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教育引导对策奠定基础。然后,分析和阐释当前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中道德问题的影响因素,并对大学生网络道德影响因素进行数据分析,进而掌握影响大学生网络道德的网络社会自身特性、学校教育不足、社会外部环境以及家庭中父母的教育缺失等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为提出科学的对策奠定基础。梳理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教育引导目标和原则,将培育理性网络行为,维护网络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引导的目标,提出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教育引导的原则。最后,对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教育和引导对策做出诠释,分别从网络社会、大学生自身、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监管角度提出具体的、实践性的对策建议。当今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西方国家网络意识形态的威胁,研究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引导,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嘱托,将大学生培养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栋梁。
邓宇[4](2019)在《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动了人类存在方式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的变革,思想政治教育发展需要跟上时代步伐,互联网也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助力来保持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提升时代感和吸引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本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述了二者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历史趋势、理论依据、现状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解题思路。除绪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分析互联网的社会人文属性。明确互联网的相关概念,梳理互联网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判断互联网的发展趋势,特别总结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从产业革命、主权空间、人类存在层面分析了互联网的社会历史地位。通过辨析互联网的虚拟性与现实性,明确了互联网是现实的延伸。从文化、思想、社会、经济、政治五个角度深入解析了互联网的人文属性,明确了二者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第二章,对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进行基本阐释。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是独立系统之间的部分交叉融合,其精神实质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以人为本”的共同价值取向、党和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对互联网发展的政策要求、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互联网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主张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联系的理论、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理论、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质量互变规律的理论,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整体独立与局部融合原则,稳定存量与发展变量原则,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主导原则。第三章,总结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从互联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互联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对互联网的认识转变、互联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等方面,总结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现状。并在融合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主要融合形式,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区别和统一关系的剖析,总结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方式和趋势。通过总结二者融合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存在的发展瓶颈、资源整合不足、缺少全局视野、内容尚未融合、研究深度不够等问题。第四章,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解题思路。二者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需要从五个方面着手。即顶层设计引导重大价值走向、基础建设强化实践效益、思维融合带动发展融合、内容结合促进效果双赢、目标同化引领模式创新。顶层设计引导重大价值走向,在以国家意志全面建设网络强国、加强以德治国的基础上,引领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理论体系建设,进而提升国家软实力。基础建设强化实践效益,通过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网络意识和网络素养,增加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实践效益。思维融合带动发展融合,通过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理念、拓展互联网思维广度、明确融汇一致的发展理念,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深入发展。内容结合促进效果双赢,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融媒体化、互联网内容的思想方向引导,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内容的融合方式,实现二者融合发展的效果双赢。目标同化引领模式创新,树立融合发展的共同目标、探索融合发展的驱动模式、形成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保证了二者融合发展的可持续性。
张锐[5](2019)在《“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模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时至今日,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概括而言大体上可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深刻地重构了整个社会包括其各个单元既往的运行规则,同时也改变了互联网本身只是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功能角色;另一方面,互联网独特的技术架构与运行演变规律,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话模式,并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对互联网新运行逻辑的认知成果或所谓“互联网思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观念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变,从而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互联网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本身的浮现,并逐渐演变为目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理论焦点。近年来,围绕着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探讨,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是认为互联网具有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另一种则认为互联网自身也展现出意识形态属性。这两种观点和主张都有自身提出的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但随着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深入,上述两类观点不仅各自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指向,而且其相互之间也开始产生出日益深化的辩驳与争论。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其目的在于明确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究竟是作为“载体”时所体现的服务于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功能,还是作为“本体”时技术自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外显。笔者以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澄清无疑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本文的写作思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基于传统的“载体论”视角,论证互联网作为技术载体工具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或外在功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维度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描述;二是基于“本体论”视角,从互联网技术自身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更,论述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精神的内在意识形态功能或其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互联网技术发展及其嵌入社会结构的全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既是作为载体工具而体现的,也是互联网技术自身的一种内在属性,即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样态。最后,本文还尝试结合我国互联网治理的现实语境,提出整合“本体论”与“载体论”基础上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及治理思考。论文具体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问题的由来: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在概要性地阐释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及演变的基础上,介绍了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争论观点,并对这些观点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由此提出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问题;第二章“‘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维度,分析互联网作为技术社会的载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表现;第三章“‘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技术自身作为一种社会性本体的角度,分析互联网作为一种特定的“结构—功能”统一体的意识形态属性;第四章“‘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是文章对之前两类观点的融合创新,分析了互联网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论述了“互联网思维”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对新的互联网意识形态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比较,以图为互联网境遇下治理意识形态的相关实践找寻相关的理论依据;第五章为“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是整篇文章的实践应用部分,该章针对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特殊矛盾状况,提出建构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并通过“互联网+‘一带一路’”这样的案例,进行了如何掌握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权的实证分析。正是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和分析架构及其具体阐释,本文从总体上指出: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载体工具已经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全过程,通过影响当前社会结构实现其意识形态属性;而另一方面,作为技术本身,互联网也通过其技术结构所形成的新的存在及选择方式在互联网社会中形成特定的技术意识形态,并具体地通过互联网思维呈现出来。因此,从互联网技术产生、发展到深度应用的整个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一个“载体论”与“本体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深化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当代意识形态的互联网存在或互联网的意识形态面貌,无疑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提出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的时代境遇。由此来看,“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既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作为技术“本体”的复杂性,也要处理好由于技术发展而带来的互联网“载体”工具在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中的策略性问题,既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上的技术创新“硬实力”,也要强化工具治理的“软实力”,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上进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创新,提出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路及治理方略。
李慧龙[6](2019)在《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治理研究 ——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对政务舆情的有效应对是近年来政府在网络治理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难题。其中,社会情绪,尤其是消极社会情绪作为政务舆情的核心内容、态势表征以及助燃剂,构成了政务舆情应对的一个应然且关键面向;同时,在新媒体、后真相(Post-truth)等时代背景下,社会情绪还存在“脱离”甚至“先于”和“裁定”客观事实的演化特征,构成了政务舆情应对中的难点和不可控性。政务舆情应对绝不仅仅是对客观事实问题的处置与公开,还应特别强调对社会情绪特有问题的顾及与纾解,甚至后者的成功与否是决定整体效果的主要变项。而当前政府应对社会情绪问题的“力不从心”,是政务舆情治理始终缺乏实效的一个症结所在。现有关于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问题的研究存在问题释因的碎片化、对治理正当性与对策建议的理想化、笼统性问题,且常常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缺乏在系统剖析社会情绪问题机理和全面梳理政府治理措施与逻辑的基础上,对政府所处困境与出路进行整体性、针对性审思。基于上述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考量,本研究聚焦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治理问题,而实现对其有效的治理需要首先理清两个基本问题,抑或“两个原因”:一是社会情绪问题的生成原因,二是政府现有解决办法的失效原因。其中,前者指向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问题产生的“直接根源”;后者则主要构成这些社会情绪问题根源“未能解决”而持续存在的原因,有时也表现为对这些社会情绪问题“解决不当”而使之反面加剧。总之,二者分属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问题的不同解释向度,而对二者的分别探求和共同化解理应构成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治理研究的关键内容。本文主体内容便是围绕这“两个原因”及其共同化解展开的,并都以信息不对称为切入点进行论述:首先,对于社会情绪问题的生成原因,以信息不对称为视角提出了“三元二维”的社会情绪消极化机理,并根据这一解释性框架进行了现实层面的检视、发掘与描述。政务舆情中的信息不对称具有“多元共构”下的多维性、复杂性和必然性特征,即政府、网络媒介以及社会公众在信息供给、传输、接收中的能力差异(掌握情况、潜在成本等)和选择偏好(需要、预期)等合力作用之下,构成了政务舆情中的控制性、自然性、主观性信息不对称“链”。结合学理上“信息”与“情绪”之间的关联性,以信息不对称为视角进行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问题研究,具有在情境分析、释因分析以及逻辑框架构建等三个层面上的启发意义,本文据之得出了理解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问题一个的“三元二维”解释性框架——信息“选择偏好--掌控能力”干扰下的有限政府回应、有限媒介报道、有限公众认知等共同导致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的消极化。在现实中,诱发社会情绪消极化的有限政府回应、有限媒介报道、有限公众认知问题分别具体表现为:政府在“强秩序需要—高风险预期”下的对抗式回应、查证周期与传播技能约束下的正面回应无力问题,网络媒介在“高流量需要—高竞争预期”下的煽情式报道、碎片化与直播式传播模式下的负面报道陷阱问题,以及公众在“确定性需要—低信任预期”下的污名化认知、知识结构与信息渠道限制下的负面认知偏执问题。这些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三元二维”因素不仅各自对社会情绪消极化发挥作用,还存在相互间耦合相生的正反馈关系,在整体上构成了社会情绪消极化的不良循环、大概率发生且随机性触发的系统性困局。其次,对于政府现有治理办法的失效原因,分别对政府当前实践中的情绪回应、情绪防控、情绪疏导等三个应对路径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基于“三元二维”框架分别对其“有心无力”的治理困境进行了针对性的省思。其一,情绪回应路径旨在通过政府回应效能的提升,增强政府正面信息对社会消极情绪的纾解力;在实践中表现为政务舆情回应方面“中央驱动—地方中心”的制度化建设、“主场—客场”并重的平台与队伍建设,其困境表现为难以克服的“回应瓶颈”及其存在的“传而不播”和反增负面观感等副作用。其二,情绪防控路径旨在通过对网络媒介中不良舆情信息传播的监管,降低其对社会消极情绪的诱导力;在实践中表现为对有限网络媒介报道的“法治”与“德治”监管,其困境表现为“监管失灵”及其存在的魔道斗法和招致网络媒介“反噬”等副作用。其三,情绪疏导路径旨在通过对公众认知问题的纠偏,减少其因理解、误解、信任等问题而生的消极情绪及其扩散;在实践中表现为对有限公众认知的“法治”与“德治”纠偏,其困境表现为“纠偏乏力”及其对社会情绪反向激化下的“火上浇油”等副作用。总体而言,三种情绪应对路径存在的“瓶颈”“失灵”“乏力”及其副作用问题构成了当前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治理的系统性困局。最后,上述“两个原因”对于政府进行且有效实现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治理具有三个层面的启示意义:一是对治理正当性的体认、指向与限定,即“两个原因”揭示出社会情绪问题成因的“人为”成分、问题影响的“三输”局势以及问题前景的难以“自愈”,构成了政府对其进行治理且是主导性治理的必要性、正义性与合法性依据,也在“应当治理什么”的层面上点明了政府可资参鉴的治理指向与边界。二是对治理误区的揭示,即“两个原因”从反面揭示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治理需要注意走出的误区,包括政民关系对立化的问题定性误区、治理目标理想化的思维误区以及治理手段内卷化的策略误区,认识到这些误区是从中走出的前提。三是对治理策略升级方向的指明,包括“共识最大化”的理念基础,“事实—价值”并重的政府回应策略升级,以及“刚柔”真正“相济”的网络媒介与公众导控策略升级。三方面的启发一起为政府实现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的有效治理提供了新的指南。总体而言,在“信息不对称--情绪消极化”逻辑下透视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的生成与治理,为辨识和拆解现有研究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张新的“认知地图”。以信息不对称为切入点,有助于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演化的底层信息逻辑及其蕴含的治理命题,在一条统合宏观与微观视野、融通跨学科知识的新路径上,实现对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治理问题的系统解剖,对政务舆情、网络社会治理等整体研究体系也具有拓展意义。从政府治理实践来看,系统辨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问题及其治理,有利于减少政府对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治理的重视不足、定位不准问题,增进对其整体布局、现有工具、实践趋势等的合理性把握、实效性认知以及阶段性反思,并找到真正有效的治理策略,对政府推进其他网络社会治理工作也具有参鉴意义;而对社会公众而言,有助其了解政务舆情事件的更多侧面与“幕后”,在认识政务舆情中政府回应、媒体报道、自身认知背后的规律与主客观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高包容度和辨识力,从而真正提升公共素养、媒介素养,增强自我情绪管理的能力和自觉性。简言之,社会情绪治理既关乎具体舆情事件的有效应对,也关系政府信任、社会秩序等重大议题的处置,既关乎政府工作成效,也关系公共生活良善,需要政府在重视和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对其系统施治、持续推进。
张弛[7](2019)在《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使传统的财产形式发生虚拟化、电子化、数据化的流变,催生了一大批网络化的新型财产,由此带来大量的实践难题,给刑法中“财产”、“财物”等基础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造成巨大冲击。本文主要就互联网背景下产生的新的财产类型和财产形式进行探讨,并对相关的司法疑难问题予以解答:第一章主要对“财产”和“财物”等概念的刑法含义进行深入解读,准确把握概念的特征与认定标准,并对两者的关系加以厘清。本章首先对“财产”概念的历史流变与域外立法情况进行了梳理,对我国刑法学界围绕“财产”和“财物”等概念的理论争议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得出刑法中财物(财产)概念的认定标准:具有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具有能够以金钱衡量的客观经济价值、具有占有和转移的可能性。此外,本章还对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给刑法造成的冲击进行了总结,具体包括财产概念边界的模糊、财产犯罪行为模式的异化、与罪名界限的纠葛、犯罪数额与既遂标准的认定困境等。第二章主要对与电子资金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以银行电子现金、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具有支付功能的理财产品与比特币等“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为代表的电子资金均应当被视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侵害电子资金的案件按照行为模式可以被划分为“窃取型”、“复制型”、“套取型”等基本类型,前两者原则上应当以盗窃罪认定,而后者则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高利转贷罪等罪名。在对涉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既遂标准进行把握时,应当坚持控制说的立场,以行为人取得对电子资金的控制和占有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节点和标志。此外,本章还对涉电子资金犯罪案件中的罪名界分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三章以近年来出现的各类电子化的权利凭证为研究对象,分别对物品电子凭证、服务电子凭证与电子积分等三种典型的电子权利凭证的犯罪问题进行讨论。物品电子凭证无论获取途径免费与否均应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而服务电子凭证只有在同时满足有偿获取与能够独立兑换服务的情况下方可被认定为“财物”,至于电子积分,则应依据其实际功能具体判断。侵害电子权利凭证的案件可能涉嫌盗窃罪、诈骗罪以及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等罪名。仅具有打折或折抵功能、无法单独兑换物品或服务的电子权利凭证不属于“财物”。第四章主要涉及大数据与大数据财产的问题。“大数据”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集合而非一个单独的概念,只有那些满足刑法上“财物”认定标准的大数据表现形式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财产”。具体说来,“大数据财产”应当仅限于能够在大数据平台或者大数据交易市场上交易和出售的,经过收集的底层数据、清洗后的匿名化数据以及经过挖掘之后形成的大数据产品。大数据财产应当归属于大数据挖掘者和控制者所有,而非归属于产生数据的个人。对于侵害大数据财产的行为可以适用盗窃罪、合同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名,而对于那些无法被认定为“财物”的大数据表现形式则可以援引计算机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侵犯着作权罪等罪名加以保护。第五章对实践中争议颇多的“虚拟财产”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所谓的“虚拟财产”虽然被冠以“财产”之名,但其既不具有能够以货币加以衡量的客观经济价值,也不具有可以被玩家占有或转移的可能性,不能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在本质上是一种互联网娱乐服务的虚拟权利凭证。以技术手段从游戏运营商处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应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对于以技术手段从其他游戏玩家处“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则应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认定。采取抢劫、诱骗、威胁等现实性手段非法获取他人虚拟财产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犯罪。此外,利用互联网游戏外挂大量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在未使用破坏性程序、未对互联网游戏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破坏的情况下也不宜作为犯罪处理。仅以个人娱乐为目的而制作、使用游戏外挂程序或者以其他技术性手段非法获取虚拟财产,并未用于销售牟利的,无论如何也不应以犯罪论处。任何人不能仅仅因为打游戏而受到刑事追诉。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就互联网背景下刑法如何应对“财产”概念的流变所带来的冲击作出全面回应。
徐亚清[8](2018)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访,即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国家对来信来访的处理,是本土语境下产生的治理活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信访既可解读为社会场景中的一种现象,又可视作学术研究中的一类概念。作为现象,信访的存在贯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场景中,如果究其缘起,此种现象甚至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政权建构中所创设的群众工作。作为概念,对信访的研究长期存在于诸多学科中,如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近几年来,主要的趋向是考察现实场景中的微观化的信访政策和个体化的信访活动。微观化、个体化的趋向主要受国外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以及制度经济学聚焦所谓个体偏好的特质的影响。受此影响,诸多研究开始聚焦信访者的个案,力图从个案中考究信访逻辑。此类研究丰富了信访的案例基础,然而信访本身是渗透于国家和社会治理,影响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现象,其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故而研究不应止步于微观化视角,而应更具有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换言之,是整体化、历史化地考察信访的治理逻辑。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使历史制度主义成为信访研究需直面的对象。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对应着国外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对行为科学等实证主义范式的反思。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的特质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漫长历史时空的基础性。其将社会现象置于整体化而非碎片化的格局中加以诠释,使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二是国家概念的凸显。这在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影响的晚近历史社会学中有明显的体现。其将国家视角引入,从国家政权建构的历史中探究一系列社会表达活动,从而克服了既往功能主义研究存在的“社会中心论”的倾向。三是对历史路径持续和变迁的考究。如路径依赖、拐点等词汇,是旨在诠释历史传统的延续和重要时空节点中传统的沿革、新兴要素的出现。若回到信访的研究主题,不难发现,既往研究中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关注并非绝对空白,但诸多研究或是直接忽视、或是“引而不用”,即并未直接透视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内涵。此局限性揭示了信访研究缺乏整体性、历史性的瓶颈,亦为研究的深化揭示了方向。历史制度主义,可为信访研究构筑总体脉络,且能将其置于本土历史演化的时空之中进行更为深刻的诠释。关键在于如何依托信访研究主题,基于本土语境,构筑起历史制度主义对信访概念的支撑。首先,信访需理解为一种治理方式。毋庸置疑,信访是本土语境下,与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治理之道,存在于社会表达和国家回应的诸多层面。其次,对历史制度主义需实现更为深刻、更为本土化的解读。简单“复制”仍然是停留在所谓的“引而不用”。相反,需够透过信访,实现历史制度主义扎根本土语境之后的丰富与创新。国外范式的合理性与本土语境的根源性的契合,方才是历史制度主义视域得以构建的基石。其三,对信访的研究,需探求其治理的内核所在。这既是历史制度主义要义的体现,亦是克服既往研究中个体、微观视角局限的研究。因为唯有透过围绕信访的、表层化的、纷繁复杂的各类现象,去探究信访作为本土治理之道所具有的基本维度,方能真正理解信访的缘起、奠基、变迁和当前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信访为何存在,信访为何不能简单理解为“提意见的处理工作”,信访的传统究竟如何,现阶段的现象与传统之间究竟有何联系,有何变化?这实质是对信访治理逻辑的主题研究。因此,可提出制度、场景、话语的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将此三重维度视为形塑信访治理逻辑的基本层面。制度是诠释信访的首要层面,因为信访之所以成为长期、普遍的现象,得益于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设。在本土语境下,这体现在领导同志的发函、指示、党代会的战略路线、国务院的条例制定等。信访在制度层面的演化历史,将使研究直接越过微观化的“藩篱”,将社会成员的表达、政府的回应与整合均置于以国家政权的建构和治理为核心的、刚性化、整体化的制度框架。场景之维是信访演化的现实基础,可理解为制度演化的现实载体,是信访的治理之场。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域下,场景自然不会局限于对二十一世纪现阶段的孤立化诠释,而会探求漫长的历史时空演化,场景应视作是这一演化的聚焦之处。话语之维的提出是契合了历史制度主义对传统的考究,并基于本土语境对研究的深刻意义。信访的治理逻辑,亦可解读为信访现象背后核心化的话语规范,话语规范由制度承载,在场景的历史演化中形成,渗透于场景的各个层面,随着场景的演化而发生改变,其调适又将重新形塑制度、深刻影响场景。制度是刚性承载、场景是演化之源,话语则是核心依托,使信访的治理逻辑得以明朗。信访治理逻辑的缘起,既要考察制度的创设和场景的基础,又要从核心层面考究信访背后群众工作的话语传统。话语在治理实践中的成熟最终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信访工作得以奠基。遵循话语脉络,方能将信访的场景划分为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缘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奠基和改革开放至今的延续性与同传统相差异的断裂性三个基本阶段。在考究中可发现,一些地方在治理实践中由“主动”动员意见转为“被动”回应表达,便充分印证了治理逻辑的断裂。对于信访制度的走向,社会各界存在较多论争,所谓“扩权论”、“取消论”曾一度引发学界研究的关注。制度层面的争论植根于制度背后话语体系在场景变革中的适应性问题,即全面扎根基层、总体动员意见、充分维护权益的群众工作传统,是否能够在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交融的场景中扎根,能否真正与法治化、信息化进程辩证统一?对信访治理逻辑的诠释,最终得出的是信访治理逻辑转向的命题,即由相对静态场景中的话语传统,转向为基于场景变革,实现制度的调整、改革同话语的适应、丰富相结合。基于此,研究共分九个部分。其中第一章是研究绪论。第二章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基本理论基础的前提下,选择了与历史制度主义内涵相契合的国家理论、话语理论作为研究话语基础,并阐释制度、场景、话语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第三章阐释信访治理逻辑之生成,包括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话语缘起、治理的路径求索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制度性奠基。第四章诠释改革开放之后信访治理逻辑的延续,包括常态工作的恢复与适应、信访制度的法治化与场景变革中的信息化。第五章是解读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包含制度本身在社会场景分化中的割裂与科层管理问题、信息化过程中的复杂风险样态、社会价值的分化对传统话语共识的挑战。第六章是论述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成因,包含制度文本与制度执行的内在张力、场景自身在断裂式变革中产生的异质性主体与不确定问题、话语在共识上的整合失效对社会复杂样态的加剧。第七章是诠释关于信访治理逻辑走向的论争和各自的内在问题,包括“扩权论”与法治化的张力、“取消论”的价值偏差与治理失效、“调整论”需面对的逻辑核心与表达张力。第八章是探讨研究自身对信访治理逻辑的展望,即改革中如何依托场景变革样态、法治趋向、群众工作传统实现对信访治理逻辑之重塑。第九章为余论,其中回顾了研究的整体思路,并对信访话语的研究价值和主题深化方向做了自身构想。
蒋平[9](2016)在《知识转型视域下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高校网络课程自20世纪末发展至今,已经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当时是受到了网络市场利润的驱使,还是信息技术力量的推动,又或是面临传统课程发展的制度瓶颈,但一路走来可谓是历经艰辛。直到最近几年,MOOC的兴起将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推向一个全新的高潮期。学术界和舆论媒体同时以铺天盖地广告营销的方式,对网络课程引发的高等教育数字化革命进行广泛宣传,重点介绍网络课程如何激发了在线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赢得了怎样的良好社会声誉,甚至提出网络课程构筑的虚拟大学将会主宰未来大学的发展方向,传统实体大学正在走向衰亡。中美两国政府积极响应MOOC带来的影响力,不仅大规模地发展网络课程,为网络课程开发搭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合作平台,而且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将高等教育信息化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地位。如果继续按照惯常的技术逻辑去考察中美高校网络课程的发展,那么注定在研究思路上很难有所突破和创新。因为技术已经成熟到网络课程的在线教学与在线学习可以无限时空,“随心所欲”。从麻省理工学院倡导“知识共享”的理念,提出“公开线上课程”计划,到M0OC平台仍然继续坚守“免费”、“开放”与“共享”原则,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主流价值取向好像不曾改变,但影响课程发展的外部因素却越发复杂而多元。其中,“知识转型”理论无可厚非地成为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深刻动力。以知识转型为研究视角来分析比较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既源自于教育改革本身与知识转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关系,又是由于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植根于知识转型的社会背景,发展过程中的很多基本特征反映了知识转型的内在要求。但是,要为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比较研究寻求知识转型理论支撑的有力证据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不仅要从已有研究的文献资料中系统性、分类化的概括归纳,找寻出知识转型与网络课程相互作用的初步证据,而且还要辩证地分析技术力量与知识转型哪个要素对考察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更大。按照“研究基础→事实呈现→理论探索”的研究思路,利用历史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既对中美高校网络课程的发展及技术影响进行了历史阶段划分,又对知识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整合和提升,建构出新的知识转型理论分析框架。从中分析得出技术逻辑用于解释和指导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具有不适合性,经过一番“理论探索”,最终寻求到知识转型理论支撑的充分证据。以“事实呈现”的方式描述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演变历程及概况不仅是要说明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如何走向融合,成为“竞相争艳”的对手和伙伴,而且更是为后续知识转型理论的实践推进提供事实依据。那么,如何对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进行具体化比较研究呢?依据“实践考察→问题反思→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从知识转型衍生的制度逻辑中考察了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趋同性和差异性。趋同性特征中出现了由计算机网络构筑的虚拟世界,知识生产数字化明显:推行“项目驱动”式发展路径,以知识协议为重要原则;发生着“现代知识”向“后现代知识”性质的转变,“无形学院”的团队合作十分普遍。这种趋同性特征符合知识转型内在制度的要求。差异性特征中受到知识转型外在制度的影响,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在政策导向、基本路径、运行机制和价值立场上存在显着区别。这种宏观意义上的“趋同存异”现象及其制度逻辑也同样发生在中美两国较为典型和颇具代表性的在线学习平台发展过程中。以美国高校网络课程在线学习平台Coursera、edX和中国高校网络课程在线学习平台“爱课程”和“学堂在线”为个案,进行对比考察分析发现: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在线学习平台在知识权力控制、知识形态转变、知识协议制定以及组织合作形态等方面存在“趋同性”,而在发展路径、运行机制、权力地位和角色功能上具有显着“差异性”。知识转型理论在实践推进中不可能一帆风顺,无论是新旧“知识生产模式”的交替,还是“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的转变,都一致地表明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或“知识型”的“共存现象”和“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新旧“知识生产模式”或“知识型”在转型过渡时期,同时共存于同一社会,到底选择以哪种科学规范或知识规范为标准可能难以抉择,必然引起知识世界的混乱状态。另一方面,原有“知识生产模式”或“知识型”建构的社会不可能对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或“知识型”逐渐确立的科学规范或知识规范表示接受和改变,更有可能遭到原有“知识生产模式”或“知识型”的抵制和反抗,从而试图夺回知识控制的主导权,由此导致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过程中诸多矛盾和冲突的出现。只有当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或“知识型”完全取代原有的“知识生产模式”或“知识型”,并为人们所接受时,这种知识王国的混乱状态和矛盾冲突才会自然消失。为此,知识转型的“共存现象”与“相互作用”造成的混乱状态和矛盾冲突必然渗入中美高校网络课程的开发、建设和运营过程,以连锁反应的形式导致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面临共同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学习效果不佳,知识市场化引发学术危机,教师难以做出选择以及学分互认和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那么,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如何应对知识转型的变革引发的挑战呢?注重课程平台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实现大学与政府、市场三方利益共赢,培养知识、能力与技术相融合的数字化教师和试点推行SPOC课程平台及教学模式将是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未来方向。
孟卧杰[10](2016)在《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困境及其出路》文中研究表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个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境遇,其中,社会生活的虚拟化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互联网+”时代,“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观念、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互联网在为人们的言论自由和参与政治提供便捷与保障的同时,也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冲击传统的公共治理体系。各国政府纷纷将规范网络行为、治理网络行动等为内容的“网络社会治理”作为国家和社会建设与治理的一部分。作为网络大国,我国网络社会治理已经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但依然存在着诸多阻碍网络治理成效的因素。其中,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已经成为凸出的问题。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行为模式,单边主义突出表现为只从一点或一个方面出发思考问题、处理事务和应对冲突,也可以引申为在思考问题或采取行动方案的时候,只从自身好恶与需要去判断,或者只从自己的利益诉求和立场出发,而忽视其他主体的立场和利益诉求。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则主要体现为网络社会治理中各方主体具有非常强烈的自利性主张:作为网络行为施动方,主张最大限度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作为网络受动方,坚决扞卫自己的“隐私权”和“不受侵扰的合法权利”,甚至主张“网络被遗忘权”;作为互联网从业者,为减少经营成本或谋取利益而以“不代表本网立场”、“海量信息无从审查”为由拒绝承担责任;作为网络管理者的政府,认为网络社会秩序才是最根本,其他一切应当让位。当前,“单边主义”的思维与行动使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着现实阻滞作用、个体化难题、各方主体利益诉求的自利性和主体间共识的缺乏等困境。在现实的阻滞作用方面,主要表现为: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权利自由观的变异、沟通协商机制的破坏、纠纷解决机制的虚化或坍塌;在网络社会的个体化难题方面,主要包括:网络社会中网民的个体化程度日益提高、网络社会中成员的“隔空对话”、网络社会中成员的疏离;在网络社会各方主体利益诉求的自利性方面,主要体现在:网络行为发起方的放任性(与越轨性)、网络行为受动方的自我保护性、网络经营者的逐利性和律他性、网络管理者(政府部门)的效率追求和管控思维;在网络社会主体间的共识缺乏方面,主要表现为:个体激情的泛滥、群体理性缺失。面对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困境,我们首先应当认识到破局之前提是保障权利平衡与兼顾,具体要求包括:一是全面认识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双重任务,在于既要保护与平衡公民的自由权利(网络公共空间治理中的首要任务),又要维护安全有序的网络秩序(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必要任务)。二是解放和创新指导思想,自觉摒弃“单边主义”思维方式,实现规范治理行为和规制失范行为双管齐下。三是清醒认识到法治在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利益冲突与维护网络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并将法治作为治理网络和网络公共空间的有效保障。基于网络空间的“多主体性”、“非中心性”、“不确定性”特点,实现网络社会各方主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应当成为解决单边主义困境的明智选择。在协同共治理论的指引下,网络社会协同共治应当形成这样一幅图景:政府、互联网从业者(含互联网基础运营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商以及网络媒体等单位)、网民等主体共同在基本的网络社会准则和规定下,通过互动达成网络共识,从而实现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的供给。当下,为实现网络社会协同共治,我国网络社会治理实践中亟需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结合、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结合。
二、谈网络时代信息化的误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谈网络时代信息化的误区(论文提纲范文)
(1)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包头市Z小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一、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1.网络用户低龄化现象引起社会关注 |
2.小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现象频繁发生 |
3.新时代网络社会文明体系亟需构建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1.研究目的 |
2.研究意义 |
(三)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思路 |
3.研究方法 |
(四)文献综述 |
1.核心概念界定 |
2.国内外相关研究 |
3.已有研究述评 |
二、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必要性与内容分析 |
(一)加强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
1.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之举 |
2.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是强化小学道德教育的重要举措 |
3.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是培养小学生网络道德的内在之需 |
(二)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内容 |
1.基础道德教育 |
2.网络道德意识规范教育 |
3.网络道德行为规范教育 |
4.网络道德心理规范教育 |
5.网络相关法律法规教育 |
三、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研究设计与问题分析 |
(一)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研究设计与实施 |
1.研究工具分析 |
2.研究样本分析 |
3.问卷的发放与整理 |
(二)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
1.小学生触网年龄早,自控力较差 |
2.学校网络道德教育相对滞后 |
3.家庭网络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 |
4.社会网络道德教育环境相对弱化 |
四、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从社会层面看,对网络道德教育关注度不够 |
1.网络道德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
2.良好的社会网络道德教育环境尚未形成 |
(二)从学校层面看,网络道德教育体系不健全 |
1.学校网络道德教育目标不明确 |
2.学校网络道德教育内容比例少 |
3.学校网络道德教育途径较单一 |
4.教师对网络道德教育重要性的认知不足 |
(三)从家庭层面看,家长对网络道德教育重视程度较低 |
1.家长的网络道德教育意识淡薄 |
2.家长的网络道德教育正向引导不足 |
五、加强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对策 |
(一)提高全社会网络道德教育意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 |
1.完善网络道德教育的法律法规 |
2.加强新时代网络空间道德建设 |
(二)健全学校网络道德教育体系,发挥学校主导作用 |
1.明确网络道德教育目标,强化具体要求 |
2.丰富网络道德教育内容,凸显阶段任务 |
3.拓展学校网络道德教育途径,改善实施方法 |
4.强化教师网络道德教育意识,丰富教学实践 |
(三)提升家庭网络道德教育关注度,增强家庭道德影响力 |
1.家长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教育理念 |
2.家长加强对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引导 |
六、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教师调查问卷 |
附录2 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家长调查问卷 |
附录3 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学生访谈提纲 |
致谢 |
(2)网络时代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
2.现实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1.关于研究文献的综述 |
2.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方法的研究 |
3.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的研究 |
4.关于网络时代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的研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 |
第一章 相关理论概述及理论依据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一)网络时代 |
(二)教学方法 |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 |
二、理论依据 |
(一)建构主义理论 |
(二)混合学习理论 |
(三)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 |
三、网络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的必要性 |
(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时俱进发展的切实需要 |
(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
(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增强课堂活力的客观需要 |
第二章 网络时代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现状及分析 |
一、现状调查及基本情况概述 |
(一)调查对象及基本情况 |
(二)问卷设计 |
(三)问卷发放及回收 |
(四)访谈调研设计 |
二、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调查结果分析 |
(一)学生对现有教学方法的基本认识 |
(二)学生对传统教学方法存在问题的认识 |
(三)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认识 |
(四)学生对网络环境下产生的新的教学方法的认识 |
(五)教师对网络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的认识 |
三、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现状分析 |
(一)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教学方法 |
1.理论讲授法 |
2.案例教学法 |
3.小组讨论法 |
(二)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现代教学方法 |
1.雨课堂 |
2.慕课 |
3.翻转课堂 |
(三)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特征分析 |
1.教学方法应用具有混合性 |
2.教学方法推进具有渐进性 |
3.教学方法转变认知态度具有差异性 |
4.教学方法革新具有滞后性 |
(四)网络时代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取得的教学成效 |
1.学生学习获得感有所增强 |
2.学生学习自主性有所提升 |
3.教师运用现代教学资源进行教学的能力得到提升 |
4.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活力明显得到提升 |
5.学校的教学信息化建设得到进一步推动 |
第三章 网络时代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一、网络时代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存在的问题 |
(一)学生网络学习自觉性与网络时代教学要求不完全匹配 |
1.网络自控能力较差 |
2.自主学习能力欠缺 |
(二)教师的整体素质与网络时代教学要求不完全匹配 |
1.对网络技术手段过度依赖 |
2.对现代教学手段使用不足 |
(三)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网络时代教学要求不完全匹配 |
1.网络载体建设滞后 |
2.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
二、网络时代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一)大学生受多重思想影响和冲击 |
(二)网络时代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 |
(三)学校重视力度不到位 |
(四)教学资金短缺导致网络环境建设滞后 |
第四章 网络时代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启示与对策 |
一、网络时代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的启示 |
(一)更新树立现代化教育观念,培养创新思维 |
(二)加速完善网络基础建设,构建创新载体 |
(三)加快革新教学手段,引入创新技术 |
(四)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技术能力,树立创新素养 |
二、网络时代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的对策 |
(一)学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增强主体意识 |
1.主动提升自身网络素养 |
2.培养自身自主学习能力 |
(二)教师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提升综合实力 |
1.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网络技术能力 |
2.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综合素养 |
(三)学校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
1.完善校园网络载体建设 |
2.建立完善合理的管理制度 |
3.建立科学的评价激励机制 |
结语 |
附录1 |
附录2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3)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引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 |
2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引导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引导的相关概念 |
2.1.1 网络与网络社会 |
2.1.2 道德与网络道德 |
2.1.3 失范与道德失范 |
2.1.4 道德教育和道德引导 |
2.2 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理论指导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道德教育理论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思想 |
2.2.3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道德教育的思想 |
2.3 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 |
2.3.1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 |
2.3.2 舆论引导理论 |
2.3.3 道德建设理论 |
2.3.4 理性行为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3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表现和特征 |
3.1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调查 |
3.1.1 问卷调查设计及调查目的 |
3.1.2 问卷调查思路及问卷内容 |
3.2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表现 |
3.2.1 大学生网络言行道德失范 |
3.2.2 大学生网络社交道德失范 |
3.2.3 大学生网络学术道德失范 |
3.2.4 大学生网络道德意识失范 |
3.3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主要特征 |
3.3.1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相对普遍性 |
3.3.2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表象隐蔽性 |
3.3.3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层次性 |
3.4 本章小结 |
4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主要影响因素 |
4.1 大学生自身的因素 |
4.1.1 身心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
4.1.2 极端崇拜网络信息的心态 |
4.1.3 追逐经济利益的心态 |
4.1.4 人格特征与网络成瘾 |
4.1.5 网络法律道德意识淡薄 |
4.2 同伴关系因素 |
4.2.1 不良交往对象 |
4.2.2 不良交往内容 |
4.3 家庭因素 |
4.3.1 家庭教育的缺失 |
4.3.2 父母的负面样板效应 |
4.4 学校因素 |
4.4.1 学校重视力度不够 |
4.4.2 师资力量比较弱 |
4.4.3 教育管理缺位 |
4.5 社会环境因素 |
4.5.1 局部社会道德的失范 |
4.5.2 部分消极舆论的引导 |
4.5.3 网络信息行政部门监督管理不足 |
4.5.4 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
4.6 网络社会因素 |
4.6.1 网络社会的开放性 |
4.6.2 网络社会的多元性 |
4.6.3 网络社会的时效性 |
4.6.4 网络社会引导的规范性 |
4.6.5 网络道德规范的约束力 |
4.7 本章小结 |
5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教育引导目标和原则 |
5.1 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引导的目标 |
5.1.1 培育理性网络行为 |
5.1.2 维护网络社会的和谐稳定 |
5.2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教育引导的原则 |
5.2.1 疏导与治理并重原则 |
5.2.2 内化与外化并重原则 |
5.2.3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原则 |
5.2.4 网上教育与现实教育相结合原则 |
5.2.5 科学灌输与隐性渗透相结合原则 |
5.3 本章小结 |
6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教育引导对策 |
6.1 提升大学生自身的网络道德素质 |
6.1.1 增强自身的道德意志 |
6.1.2 规范自身的道德行为 |
6.1.3 养成自身良好的道德习惯 |
6.1.4 培养自身的网络文明素养 |
6.2 强化网络道德的家庭教育 |
6.2.1 合理引导大学生同伴交往 |
6.2.2 强化家庭网络道德教育 |
6.2.3 发挥父母的示范作用 |
6.3 加强学校网络道德教育 |
6.3.1 加强诚实守信教育 |
6.3.2 完善德育微平台建设 |
6.3.3 开设网络道德课程 |
6.3.4 更新网络道德教育形式 |
6.4 优化网络道德的社会环境 |
6.4.1 营造良好社会道德氛围 |
6.4.2 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
6.4.3 树立正确价值观取向 |
6.4.4 改变网络社会不良风气 |
6.4.5 净化网络空间 |
6.5 政府管理层面的治理举措 |
6.5.1 政府行政部门加强监督管理 |
6.5.2 立法机构健全法律法规 |
6.5.3 司法机构从严执法 |
6.5.4 网络信息机关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构建网络安全体系 |
6.6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教育引导对策研究调查问卷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4)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一)文献情况 |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研究现状 |
三、研究意义与创新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创新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互联网的社会文化意义 |
一、互联网的发展历程 |
(一)互联网相关概念 |
(二)互联网的起源 |
(三)互联网的发展阶段 |
(四)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
二、互联网的社会历史地位 |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 |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 |
(三)第五主权空间 |
(四)人类生存方式的进化 |
三、互联网的虚拟性与现实性 |
(一)现实与虚拟 |
(二)基于现实的虚拟 |
(三)虚拟与现实的统一 |
四、互联网的社会文化属性解析 |
(一)人文属性 |
(二)思想属性 |
(三)社会属性 |
(四)经济属性 |
(五)政治属性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基本阐释 |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概念内涵 |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理念的形成 |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概念 |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内涵 |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历史必然 |
(一)价值追求的一致性 |
(二)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 |
(三)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
(四)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要求 |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联系的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理论 |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
(四)马克思主义关于质量互变规律的理论 |
四、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 |
(一)整体独立与局部融合原则 |
(二)稳定存量与发展变量原则 |
(三)思想政治教育主导原则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现状趋势和问题 |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现状 |
(一)互联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
(二)互联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 |
(三)思想政治教育对互联网的认识转变 |
(四)互联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的融合方式和趋势 |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和统一 |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的融合方式 |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的融合趋势 |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一)发展瓶颈问题 |
(二)资源整合不足 |
(三)缺少全局视野 |
(四)内容尚未融合 |
(五)研究深度不够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解题思路 |
一、顶层设计引导重大价值走向 |
(一)全面建设网络强国 |
(二)以德治国的客观需求 |
(三)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
二、基础建设强化实践效益 |
(一)加强各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
(二)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
(三)提升网络意识和网络素养 |
三、思维融合带动发展融合 |
(一)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理念 |
(二)拓展互联网思维广度 |
(三)明确融汇一致的发展理念 |
四、内容结合促进效果双赢 |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融媒体化 |
(二)互联网内容的思想方向引导 |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内容的融合方式 |
五、目标同化引领模式创新 |
(一)树立融合发展的共同目标 |
(二)探索融合发展的驱动模式 |
(三)形成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问题由来 |
(三)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一)研究难点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第一章 问题的由来: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 |
一、“意识形态”概念界定 |
(一)意识形态涵义 |
(二)“意识形态属性”判定条件 |
二、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观点与局限性分析 |
(一)作为技术载体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论 |
(二)作为技术自身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论 |
(三)局限性分析 |
三、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 |
(一)“载体论”还是“本体论” |
(二)基于载体与本体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分析 |
第二章 “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 |
一、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维度 |
(一)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的传播 |
(二)自由平等意识形态的传播 |
(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经济维度 |
(一)消费主义的流行 |
(二)共享意识的兴起 |
(三)服务价值的强化 |
三、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维度 |
(一)创新理念的普及 |
(二)知识权力的凸显 |
(三)网络文化的繁荣 |
四、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活维度 |
(一)娱乐主义的盛行 |
(二)虚拟生存的异化 |
(三)绿色理念的深化 |
第三章 “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 |
一、“互联网思维”的概念界定 |
(一)“互联网思维”研究方法 |
(二)“互联网思维”概念界定 |
二、互联网技术体系特点:互联网思维方式形成的技术前提 |
(一)“互联互通”:时空观念重组与互联思维的普及 |
(二)“去中心化”:对权力结构和权威意识的消解 |
(三)“拟态空间”:虚拟身份兴起与实体世界的解构 |
三、互联网思维特征:互联网运行逻辑的思维认知 |
(一)大数据思维 |
(二)众筹思维 |
(三)关系思维 |
(四)自组织思维 |
(五)不确定性思维 |
(六)分布式思维 |
第四章 “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 |
一、以互联网媒介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 |
二、互联网媒介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 |
(一)作为“载体”:互联网媒介环境对社会心理的干预 |
(二)作为“本体”:基于技术存在决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偏向 |
三、媒介技术的社会化中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分析 |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化过程 |
(二)历时性与共时性: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特征 |
(三)载体性与自主性: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表现 |
四、交往关系中的互联网媒介意识形态分析 |
(一)互联网媒介技术形成的交往关系 |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交往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
五、互联网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比较分析 |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互联网”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 |
(二)“互联网作为特殊意识形态”与“科技即意识形态”辨析 |
第五章 “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 |
一、“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
(一)“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内涵 |
(二)“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新特征 |
二、“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新意识形态的新挑战 |
(一)互联网载体意识形态功能治理难度的改变 |
(二)互联网自身意识形态功能的认知具有复杂性 |
三、“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创新构建的逻辑进路 |
(一)宏观上创新互联网意识形态构建理念:从监管到治理 |
(二)中观上调整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策略:从观念意识形态到技术意识形态 |
(三)微观上改进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方式:从官方话语形式到共识效用思维 |
四、“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实践应用:重构互联网意识形态中国话语权 |
(一)构建全新合作场域:推动“一带一路”信息的互联互通 |
(二)孵化民心连通方式:以数字化体验想象唤醒文化认同 |
(三)创新主题内容建构:打造“一带一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治理研究 ——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一)问题提出 |
(二)选题意义 |
二、研究述评 |
(一)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研究 |
(二)政务舆情中的信息不对称研究 |
(三)对既有研究的总体评价与展望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资源 |
一、概念界定 |
(一)政务舆情 |
(二)社会情绪 |
(三)信息不对称 |
(四)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治理 |
二、理论资源 |
(一)政府治理理论 |
(二)情绪认知理论 |
(三)传播学相关理论 |
(四)信息论与系统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问题及其生成逻辑 |
一、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问题 |
(一)社会情绪消极聚变及其社会效应的解释 |
(二)社会情绪治理正当性与策略依据的厘定 |
二、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社会情绪消极化逻辑:一个解题切入点 |
(一)“多元共构”的政务舆情中信息不对称 |
(二)信息不对称对社会情绪分析的意义:情境--释因--框架 |
(三)信息不对称下社会情绪的消极化机理:“三元二维”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消极化的现实观照 |
一、政府回应有限——社会情绪消极化的控制性根源 |
(一)选择维度:对抗式回应 |
(二)能力维度:正面回应无力 |
二、媒介报道有限——社会情绪消极化的自然性根源 |
(一)选择维度:煽情式报道 |
(二)能力维度:负面报道陷阱 |
三、公众认知有限——社会情绪消极化的主观性根源 |
(一)选择维度:污名化认知 |
(二)能力维度:负面认知偏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政务舆情中社会情绪消极化的治理困局 |
一、情绪回应路径:政府回应实践与瓶颈 |
(一)实践:政务舆情回应的制度、平台与队伍建设 |
(二)“回应瓶颈”及其副作用 |
二、情绪防控路径:对媒介报道的监管实践与失灵 |
(一)实践:对媒介报道的“法治--德治”监管 |
(二)“监管失灵”及其副作用 |
三、情绪疏导路径:对公众认知的纠偏实践与乏力 |
(一)实践:对公众认知的“法治--德治”纠偏 |
(二)“纠偏乏力”及其副作用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探寻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治理之道 |
一、可以厘清的社会情绪治理正当性来源 |
(一)社会情绪问题诱因的“人为”成分 |
(二)社会情绪问题影响的“三输”局势 |
(三)社会情绪问题前景的难以“自愈” |
二、亟需走出的社会情绪治理误区 |
(一)政民对立化的问题定性误区 |
(二)治理目标理想化的思维误区 |
(三)治理手段内卷化的策略误区 |
三、有待升级的社会情绪治理策略 |
(一)理念基础的明晰:“共识最大化” |
(二)政府回应策略:“事实--价值”并重 |
(三)媒介与公众导控策略:刚柔“相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我国政务舆情事件年表(1994--2018) |
附录二 我国政务舆情治理大事记(1994--2018)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7)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刑法中的财产概念 |
第一节 “财产”概念的历史流变 |
一、早期:“物”与“财产”的具体化列举 |
二、发展:作为法律术语的“物”与“财产”概念的成型 |
三、成熟:无体物概念的提出 |
四、流变:财产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张 |
第二节 “财产”概念的域外考察 |
一、德国 |
二、日本 |
三、英国 |
四、美国 |
五、苏联 |
六、评析 |
第三节 我国刑法中的“财产”概念及认定标准 |
一、刑法中“财产”和“财物”概念的关系 |
二、关于“财物”属性的理论争讼 |
三、互联网背景下“财物”(财产)的认定标准 |
第四节 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的冲击 |
一、财产形式的流变对“财物”概念边界的冲击 |
二、行为模式的异变对犯罪认定和罪名界限的冲击 |
三、财产的数据化带来的数额认定的困境与既遂标准的漂移 |
小结 |
第二章 电子资金犯罪的刑法应对 |
第一节 电子资金概述 |
一、电子资金的概念范畴 |
二、电子资金的本质与财产性根基 |
三、电子资金的出现给刑事司法认定带来的冲击 |
第二节 电子资金犯罪的基本类型与行为认定 |
一、窃取型电子资金犯罪 |
二、复制型电子资金犯罪 |
三、套取型电子资金犯罪 |
第三节 电子资金犯罪的罪名界分 |
一、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罪名纠葛 |
二、电子资金案件罪名界分的理论聚讼及评析 |
三、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罪名界分步骤 |
第四节 电子资金犯罪的既遂标准 |
一、电子资金犯罪案件既遂标准的漂移 |
二、财产犯罪既遂标准的理论聚讼 |
三、侵害电子资金犯罪案件的既遂标准 |
小结 |
第三章 涉电子权利凭证案件的刑事司法认定 |
第一节 电子权利凭证概述:分类、财产性与刑法研究现状 |
一、刑法视域下电子权利凭证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二、电子权利凭证的种类 |
三、电子权利凭证的财产性辨析 |
第二节 涉物品电子凭证案件的刑事司法认定 |
一、窃取他人物品电子凭证的行为定性 |
二、侵入系统生成物品电子凭证后倒卖行为的认定 |
第三节 侵害服务电子凭证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
一、记名的服务电子凭证 |
二、不记名的服务电子凭证 |
第四节 电子积分犯罪的刑事司法认定 |
一、侵入系统后虚增电子积分行为的罪名适用 |
二、利用系统漏洞刷取电子积分案件的定性 |
三、利用规则漏洞刷取电子积分行为的认定 |
四、复制电子资金系统后伪卡盗刷案件的处理 |
小结 |
第四章 大数据财产的刑法保护 |
第一节 大数据的概念界定与本质析正 |
一、大数据的定义与本质 |
二、大数据挖掘 |
三、“大数据”与“大数据财产”之概念勘正 |
第二节 大数据的财产性分析与大数据财产的权利归属 |
一、大数据的财产性分析 |
二、“大数据财产”的认定标准与范围界定 |
三、大数据财产的权利归属 |
第三节 大数据财产的刑法保护路径 |
一、大数据财产的保护路径之争 |
二、大数据财产的刑事司法保护 |
三、其他大数据侵害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
小结 |
第五章 虚拟财产犯罪的刑事司法认定 |
第一节 虚拟财产的概念界定 |
一、关于“虚拟财产”概念范围的学理争讼 |
二、虚拟财产的内涵厘清 |
三、虚拟财产的外延 |
第二节 虚拟财产的财产性分析 |
一、虚拟财产的客观价值性分析 |
二、虚拟财产是否具有占有和转移的可能性 |
三、虚拟财产的本质 |
第三节 侵犯虚拟财产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
一、以技术手段侵害虚拟财产行为的认定 |
二、以现实手段侵害虚拟财产行为的处理 |
三、制售、使用外挂行为的定性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的提出 |
三、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一、研究思路设计 |
二、技术路线图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存在的难点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二、存在的难点 |
第二章 研究主题的学理阐释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一、信访 |
二、治理逻辑 |
三、信访的治理逻辑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借鉴 |
一、理论基础 |
二、理论视角与反思性借鉴 |
第三节 信访治理逻辑的三重维度透视 |
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制度奠基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化进程 |
二、由静态化的格局转向信息时代多元复杂治理图景的变迁 |
三、从群众工作的话语创设到自我调适与被动回应的并存 |
四、场景变革中的制度演进与话语重构 |
第三章 信访治理逻辑的生成:国家政权的建构方位 |
第一节 话语缘起:“自上而下”的基层调查与权益维护 |
一、调查的缘起与基层的记忆 |
二、《兴国调查》的历史节点与话语方位 |
第二节 孕育场景:革命政权建构时期的表达与平衡 |
一、权益保护的基层向度 |
二、治理实践的路径形塑 |
三、诉求反馈的核心承载 |
第三节 制度奠定: 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构与治理 |
一、从发函到“五一决定”的制度性基石 |
二、全局化的治理布局与信访工作的正式起步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逻辑延续: 改革开放中信访的治理功效 |
第一节 话语继承: 恢复性工作与常态化治理 |
一、历史事件处理的导向与恢复性举措 |
二、围绕信访的战略指令与权威共识 |
三、中共中央的指示工作与信访的话语愿景 |
第二节 制度设计: 信访法治化的脉络 |
一、改革的深入进行与信访的法治化演进 |
二、围绕《信访条例》的法治化探索 |
三、信访法治化的世纪回望与治理定位 |
第三节 场景适应: 深化变革中的信访信息化 |
一、信访信息化的先导与萌芽 |
二、信访信息系统的规范化设置与技术革新 |
三、信访信息化的路径探索与多元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信访的治理逻辑的断裂性 |
第一节 制度设置的割裂化与单向性 |
一、信访沟通机制的割裂化 |
二、非制度化参与的心态根源与结构性影响 |
第二节 场景变革的分化趋向与问题输入 |
一、多元信访主体的演化逻辑与活动方式的复杂样态 |
二、风险孕育的未知性与趋向的不确定化 |
三、多元复杂的问题输入 |
第三节 话语传承的现实偏移与实践张力 |
一、语言表达的偏移与共识规范的消解 |
二、价值偏移的技术化与话语统合的失效性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成因 |
第一节 信访制度预期与治理实践的失衡 |
一、过度化的制度承载与权力依赖 |
二、单向化绩效考评与非制度化的信访活动 |
第二节 信访场景的多元样态与风险趋向 |
一、风险的记忆之场与持续演化 |
二、风险的网络样态与场景叠加 |
第三节 话语向度的多维化与失效性 |
一、价值样态的多样化与分割性 |
二、话语传统的向度变革与延续瓶颈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围绕信访治理逻辑的方向性论争 |
第一节 扩权论: 局部性扩张与法治化瓶颈 |
一、围绕信访的治理诉求与认知误区 |
二、科层的拓展化与身份的有限性 |
第二节 取消论: 效能的边缘化与场景的偏差性 |
一、现实治理效能的边缘化误区 |
二、错位化的场景判断与认同困境 |
第三节 调整论: 话语与变革之间 |
一、多重交织与调整之困 |
二、有限调试与转型阵痛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信访治理的逻辑转向: 传承与定位 |
第一节 场景变革: 风险坐标与治理契机 |
一、风险的同质化与转向的可能性 |
二、治理观的场景反思与变革契机 |
三、治理契机的节点与社会日常的承载 |
第二节 制度承载: 法治的权威与包容的格局 |
一、在法治框架内实现信访的制度定位 |
二、在深刻变革的场景中确立包容性制度导向 |
第三节 话语向度: 群众路线与公平正义 |
一、群众路线传统的整体性功能 |
二、公平价值的合理赋予 |
本章小结 |
余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9)知识转型视域下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
一、研究的理论意义 |
二、研究的实践价值 |
第三节 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在知识转型中的演变 |
第一节 开放课件运动下中美高校网络课程的发展 |
一、开放课件运动下美国高校网络课程的发展 |
二、开放课件运动下中国高校网络课程的发展 |
第二节 MOOC时代背景下中美高校网络课程的发展 |
一、MOOC时代背景下美国高校网络课程的发展 |
二、MOOC时代背景下中国高校网络课程的发展 |
第三章 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不可忽视的技术力量 |
第一节 开放课件运动下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技术牵引 |
一、开放课件运动下技术对美国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影响 |
二、开放课件运动下技术对中国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影响 |
第二节 MOOC时代背景下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技术牵引 |
一、MOOC时代背景下技术对美国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影响 |
二、MOOC时代背景下技术对中国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影响 |
第四章 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知识转型理论支撑 |
第一节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 两种不同模式之间的变迁 |
一、“小科学”与“大科学”之间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 |
二、“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知识生产模式转型 |
三、“知识生产模式1”向“知识生产模式2”的转型 |
第二节 知识转型理论界说: 时代背景抑或是思想基础 |
一、“知识型”与“知识转型”内在逻辑理路分析 |
二、“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演变历程 |
三、第三次知识转型引发现代教育领域严重危机 |
四、后现代知识性质转变对教育改革的促进功能 |
第三节 知识转型与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相互关系 |
一、“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知识转型”理论关系之辩 |
二、“知识转型”时期的到来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 |
三、“知识转型”理论与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内在关系 |
第五章 知识转型视域下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趋同存异 |
第一节 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趋同性: 知识转型内在制度指引 |
一、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以虚拟的知识形态存在 |
二、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以知识协议为重要原则 |
三、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以后现代知识观为基础 |
四、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以无形学院为合作平台 |
第二节 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差异性: 知识转型外在制度设计 |
一、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政策导向: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 |
二、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基本路径: 局部探索与全面实施 |
三、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运行机制: 市场调节与政府主导 |
四、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价值立场: 知识霸权与本土开发 |
第三节 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案例比较: 知识转型的制度化存在 |
一、美国高校网络课程两大在线学习平台分析 |
二、中国高校网络课程两大在线学习平台考察 |
三、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在线学习平台比较研究 |
第六章 知识转型视域下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未来方向 |
第一节 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面临的挑战: 知识转型引发的冲突 |
一、令人堪忧的通过率: 学习效果不佳背后的“证据” |
二、当课程成为一种商品: 知识市场化引发的学术危机 |
三、积极的参与者或懈怠的旁观者: 教师如何选择 |
四、学分互认与质量评价: 一个漫长的完善过程 |
第二节 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未来方向: 迎接知识转型的变革 |
一、知识共享的新型组织化图景: 课程平台的多元化与包容性 |
二、知识市场化的矛盾化解: 三重螺旋模式中的利益共谋 |
三、数字化大学教师: 知识、能力与技术的合成者 |
四、MOOC发展中对SPOC的探索: 为提升质量的一种尝试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反思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的演变在知识转型中走向融合 |
二、知识转型衍生的制度逻辑构成趋同性与差异性的存在 |
三、知识转型引发的冲突制约着中美高校网络课程的发展 |
第二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致谢 |
(10)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困境及其出路(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理论价值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范围、目标、思路及难点 |
一、研究范围 |
二、研究目标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的内容及拟突破的重点难点 |
五、研究方法的选择 |
第三节 研究术语的使用和界定 |
一、单边主义 |
二、社会治理 |
三、网络社会治理 |
第四节 研究现状 |
一、关于“单边主义”的相关文献综述 |
二、关于社会治理的文献综述 |
三、关于网络治理或者网络社会治理的文献综述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一章 单边主义现象及其思维表征 |
第一节 认识和警惕单边主义现象 |
一、社会生活中的“单边主义”情形 |
二、科学研究中的单边主义表达 |
第二节 单边主义现象及其思维倾向 |
一、辩证性之缺失 |
二、容易引起冲突 |
三、阻碍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 |
第二章 网络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系统工程的一部分 |
第一节 规范网络与治理社会 |
一、网络失范行为对传统公共治理秩序的挑战 |
二、规范网络失范行为与社会治理 |
三、网络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同质性 |
四、网络社会的异质性 |
第二节 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对网络社会治理的经验借鉴 |
一、社会治理的任务和目标 |
二、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观念更新和理论转换 |
三、社会治理的模式创新 |
第三节 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的革新与转型 |
一、网络社会治理的任务 |
二、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的观念更新和理论转换 |
三、网络社会治理的模式变革问题 |
第三章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各方主体及其单边主义思维解析 |
第一节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行为主体解析 |
一、网络社会中的行为主体 |
二、网络行为主体价值观的类型化分析 |
第二节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现象 |
一、社会治理视域中的网络社会运行模式 |
二、网络社会运行过程中各方主体的行为倾向 |
第三节 网络社会治理中各方主体的“单边主义” |
一、“人肉搜索”的兴起——一种权利观的声索 |
二、“人肉搜索”引发的诉讼——另一种权利观的抗辩 |
三、立法禁止“人肉搜索”的动议——一种权力本位的反映 |
第四章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各方主体的行动逻辑 |
第一节 网络社会治理中各主体的权利逻辑 |
一、网络行为施动者的权利逻辑 |
二、网络行为受动者的权利逻辑 |
三、互联网从业者的权利逻辑 |
四、管理者或者裁判者(网络行为应对者)的权力逻辑 |
第二节 网络社会治理中网络事件或者舆论危机的形成逻辑 |
一、权益冲突是其酝酿集聚的起源 |
二、民众积怨促使网络危机事件快速发酵 |
三、社会认同异化是其蔓延深入的催化剂和突发急变的助推器 |
四、利益协调平衡是网络舆论终归平静的终极保障 |
第三节 网络社会治理中各方主体的目标逻辑 |
一、网民的利益表达或者权利救济的目标 |
二、互联网从业者的成本节省和责任分担目标 |
三、政府部门的秩序和责任追究目标 |
第五章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困境 |
第一节 网络社会治理中“单边主义”的阻滞作用 |
一、群体极化现象的形成 |
二、权利自由观的变异 |
三、沟通协商机制的破坏 |
四、纠纷解决机制的虚化或坍塌 |
第二节 网络社会的个体化难题 |
一、网络社会中网民的个体化及其挑战 |
二、网络社会中成员的“隔空对话” |
三、网络社会中成员的疏离 |
第三节 网络社会各方主体利益诉求的自利性 |
一、网络行为发起方的放任性与越轨性 |
二、网络行为受动方的自我保护性 |
三、网络经营者的逐利性 |
四、网络管理者(政府部门)的自利性 |
第四节 网络社会主体间共识的缺乏 |
一、个体激情的泛滥 |
二、群体理性的缺失 |
三、网络共识的可能性问题 |
第六章 权利平衡与兼顾: 破局之前提 |
第一节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双重任务 |
一、保护与平衡公民的自由权利: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中的首要任务 |
二、维护安全有序的网络秩序: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必要任务 |
第二节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思维前提: 平衡与兼顾 |
一、解放和创新指导思想: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方式的创新 |
二、摒弃“单边主义”思维方式: 规范治理行为和规制失范行为双管齐下 |
第三节 法治: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有效保障 |
一、法治是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利益冲突的保障 |
二、法治是维护网络社会秩序的保障 |
第七章 协同共治: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困境之出路 |
第一节 协同共治理论及其渊源 |
一、协同共治理论及其要素 |
二、以协同理论作为走出单边主义思维困境的指导思想 |
三、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主体 |
四、协同治理: 网络社会治理的一个选择 |
第二节 网络社会协同治理的目标和原则 |
一、网络社会协同治理的具体目标 |
二、网络社会协同治理的原则 |
第三节 网络社会治理的三个结合 |
一、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相结合 |
二、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相结合 |
三、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相结合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本人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谈网络时代信息化的误区(论文参考文献)
- [1]小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包头市Z小学为例[D]. 郝梦圆.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8)
- [2]网络时代大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D]. 杜林姗. 大理大学, 2021(10)
- [3]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教育引导研究[D]. 李国庆.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4]思想政治教育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研究[D]. 邓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D]. 张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政务舆情中的社会情绪治理研究 ——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D]. 李慧龙. 吉林大学, 2019(10)
- [7]互联网背景下财产概念的流变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D]. 张弛.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8]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D]. 徐亚清.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
- [9]知识转型视域下中美高校网络课程发展比较研究[D]. 蒋平.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10]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困境及其出路[D]. 孟卧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