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子刊[1]2014年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的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文中指出林少华是我国当代着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家、作家、学者,至今已翻译90余部作品(含合译本),独译村上春树作品41部,出版5部文集、2部学术着作。林译在中国大陆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不仅引发了“村上春树热”,进而还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林少华在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然而至今为止,国内外对林译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日本学者根据西方译论对林译做出的评价,与国内学者对林译做出的评价大相径庭；林少华作家和学者的身份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线,但实际上,林少华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影响了他的翻译观和翻译实践,很大程度上帮助林少华奠定了其翻译家的地位。凡此等等,都说明林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的研究现状,笔者在合理吸收利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译论”为观照,对翻译家林少华及其文学翻译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附录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主要概述了本文的前期研究、选题价值、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为正文部分的论述提供必要的铺垫。首先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前期研究进行综述,提出需继承和发扬传统译论,并以传统译论作为理论基础解决实际的翻译问题。接着指明林译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介绍林译研究的现有成果。然后论述将林译置于传统译论下进行研究的理由。最后阐明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等。第一章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概括并提炼其核心内容。首先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本文论述的中国传统译论做出了界定。接着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由语言、文字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语言决定并反映思维方式,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文字,思维方式最终可以由文字体现出来——入手,依据这一理论,“六书”造字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象形思维、会意思维、形声思维)即可视为汉民族的传统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同样适用于汉语语境下的“外译汉”翻译实践,把思维方式与传统译论两相结合,归纳出了中国传统译论的五个核心内容为(诚于译事、案本求信、以象达意、译以致用、文章正轨),并对这五个核心内容进行了初步的体系化探讨。第二章对林少华的身份进行认定。首先探讨林少华的翻译观及其文学观,突出文体在林少华翻译观、文学观中的地位,然后理顺翻译观与文学观、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翻译与创作共用一套思维方式,文学观、翻译观、创作和翻译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一套循环系统,文学观、创作在先,对翻译观、翻译产生影响,而翻译又影响了文学创作的主题,创作又进一步强化并巩固了文学观,文学观继而影响翻译观,如此循环反复。第叁章以中国传统译论之“诚于译事”为观照,结合相关材料,夹叙夹议,从林少华知识构成(双语能力、双文化能力、百科知识)、林少华对翻译对象的选择、林少华对译本的锤炼(手抄译文、研究原作、修改译文)、多方认可这四个方面,最后得出林少华作为译者,对待翻译事业的确做到了诚心诚意。第四章以中国传统译论之“案本求信,以象达意”为观照,从林译书名和译文两方面出发,将林译与他译比较,得出结论认为,林译书名赋予“原象”以“新象”,形不同,神相似,意相同；译文通过精心斟酌译词,恰当使用成语、灵活安排句式,准确传达出了原作的内涵与精髓。第五章以中国传统译论之“译以致用,文章正轨”为观照,从言辞中,发现林少华通过翻译想实现两个目的：一是用“古汉语”丰富现代汉语,维护汉语的纯洁性；二是再现村上原作文体特色,两个目的并不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的。从句长、四字格、迭音词叁方面来考察林少华的创作和翻译,发现创作和翻译中都明显含有这叁种文章元素,说明翻译的确受到了创作的影响,实现了文章化,富有文学性艺术性。而带有文章元素的林译文体,从句长等角度而言,又准确传达出了原作“简洁、节奏、异质性”的文体特色。与此同时,林少华和村上春树都崇尚简洁、节奏,并与主流文学文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二人在文体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即是二人文体的契合。文体的契合是文体再现的重要条件,为文体再现提供了重要保证。总而言之,带有一定创作风格的林译实现了双重目的,并逐步走向经典化,既“译以致用”,又“以文行远”。第六章围绕林译评价论争展开。首先按时间顺序对各位学者的林译评价(包括林少华自身对译文的评价)进行客观评述,然后主要从“归化”和“异化’”、“直译”和“意译”两方面对学者们的立论依据进行详细地评析,最后站在“顺译”的立场上,对林译做量性分析,得出林译乃“形神兼备的顺译”。第七章探讨林译中的误译问题。首先对孙军悦、谢建梅、施小炜叁位研究者公开发文指出的林译中的误译进行分析,并指出误译的类型及成因,接着阐述研究者及林少华本人对误译的评价,最后以传统译论为观照,西方译论为参照,考察林译中的误译问题,仍可得出“瑕不掩瑜”的结论。接下来是结语部分。首先全盘扫描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结论,中国传统译论符合中国翻译实际,将民族思维方式移植到传统译论的探讨中,可得出传统译论的五个核心内容。以此观照研究林少华及其文学翻译实践,可知林少华堪称“才子型”与“学者型”兼具的翻译家,继承并实践了中国传统译论。他对待翻译事业,诚心诚意。翻译过程中,象形、会意、形声叁种思维方式的综合运用,让林译既能跳出原作语言表层结构形式,又不至于偏离原作太远,还能准确传达原作的主旨内涵,同时兼顾原作文体,而且译文的遣词造句尤为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接着阐述了从研究中获得的启示,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译论、如何客观公正的评价翻译家及其文学翻译等问题,最后对论文的不足进行说明,并提出对后续研究的展望。附录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林少华翻译作品目录,为笔者首次编写,按照出版社进行分类,兼顾译作出版时间顺序,涵盖了林少华目前为止所有译着。第二部分是孙军悦论文,此文在日本期刊发表,国内较难读到,故全文录入,可为其他研究者参考之用。第叁部分是笔者对林少华的采访稿,里面详细记述了林少华对文学、翻译、误译、翻译学科建设等问题的认识,是研究林译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第四部分是林少华翻译手稿,清晰地再现了译文的生成过程,亦是林少华“诚于译事”的重要证明材料。第五部分是笔者对林少华创作与翻译中的四字格及迭音词的统计,这一量化统计为证明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第六部分是笔者从上海译文出版社得到的对译稿,可清楚地表明林少华和出版社为保证译文的准确所付出的努力。
孙宇[2]2017年在《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正如欧洲叁大汉学家之首的荷兰着名汉学家施舟人所说,“中国文化意义重大,不能被中国人独享”,中国文学也是这样,应该让世界读者共同分享。纵观20世纪至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并未占据强有力的位置。究其原因,这种现状的形成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异质文化和语言障碍造成的。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其作品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在国内翻译界引起巨大波澜。从汉语到域外语言,莫言小说通过翻译的渠道跨越了文化的边界,翻译的过程也就变成了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虽然葛浩文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其翻译观也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鉴于国内传统翻译界和比较文学视域下新兴的译介学在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对于葛浩文的翻译,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各抒己见,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定论,也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国内部分学者对葛氏翻译甚为极端的负面评价。但正是由于葛浩文长期以来对莫言小说不断翻译和推介才使其作品受到西方国家文学界的持续关注,使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走了出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文化翻译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翻译的评价标准,更新中国翻译界的翻译理念也就具有了时代意义。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叁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翻译研究”这一术语由此得来。这篇文章也为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本的学科框架,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自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1990年,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culture:a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此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逐渐进入中心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尽管比较滞后,近些年,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影响下,也已经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中国译介学的建立与传统翻译理论虽然产生了观念上的冲突,但在21世纪初,通过西方的文化翻译与中国译介学的结合,中国翻译研究也已经基本实现了文化转向。译介学最初是在比较文学视域下从媒介学中分支出来,目前则主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翻译进行研究。国际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劳伦斯·韦努蒂以及中国译介学的创始人谢天振的学术着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通过分析这些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由西向东发展的脉络得到充分显现,这对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并占据重要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学外译取得成功的典范,莫言小说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从国外批评家从政治层面的批判到对文本特色的赞扬的转变,表明中国文学已经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1987)和《檀香刑》(2008),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莫言早期和近年创作的最高水准,两本书出版的时间跨度长达21年,但其英译本在西方读者中均引起了很大反响。因而,通过文化翻译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迫切性。莫言小说英语翻译家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奠基人,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成绩斐然,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做了巨大的贡献。他从对中国现代作家萧红作品的译介为开端,开启了中国文学英译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翻译观。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不但保持了一致的翻译风格,而且还撰写了很多评论性文章,通过整理这些文章将他的主要翻译观点予以总结,可以归结为:忠实原则、读者意识和创造性叛逆。对葛浩文翻译观的梳理可以为中国文学外译带来新的启迪。在当前中外文学交流不平衡的状态下,对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实践进行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意义重大。以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为个案,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出发,探讨其文学翻译的特点、翻译策略与技巧和在文学系统外部的影响下其译作封面的文化因素能够充分论证小说文类在翻译中的再创造空间,进而解决中国文学到底应该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显然,只有译作具有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阅读喜好的母语表达,才能够真正被译入语读者有接受。在全球化时代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世界文学的概念已经从歌德所做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文学只有进入到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为世界文学重新定义的“自由阅读与流通”的概念中才能够真正“走出去”,才能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真正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受到了“华语语系文学”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通过分析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现状,来厘清中国文学翻译的未来发展问题,可以帮助中国学者摆脱以语言转换为主导的传统翻译观的思想局限。建立对于中国文学外国译者的鼓励机制,通过增加翻译奖项的颁发、增进国外译者与中国作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完善针对外国译者开展的项目资金和培训等方式,可以使更多热爱中国文学的外国译者积极地投入到中国文学的译介中,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发扬光大,完成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伟大复兴。
金瑞恩[3]2013年在《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胡适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思想涉及中国现代的政治、社会、教育、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其中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文学”领域上面。他是开拓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道路的作家。他在经历美国教育,并与同时代人互相交流后,不但发现“白话”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工具,还通过实际创作来确认了“白话”文学的必要性。他翻译的西方作品以及他实践创作的作品里面呈现了他所渴望的“文学性”与“现代性”,我们通过胡适的成就可以尝试他在五四时期前后“建设现代中国”的蓝图。本文的视角集中于胡适白话的理论与实践,讨论胡适白话的“横线”与“纵线”两线的脉络。观察胡适个人的“纵线”,即他自己经过的经验而形成的白话理论,他的白话观随着时代的变化是否有产生变化等的问题。而在“横线”方面,试图探讨他的主张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引起了什么样的影响,同时他怎么接受其他文学家的思想等。第一章,主要讨论胡适以前的白话。尤其是胡适的角度来看古代白话与近代白话的特征。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到白话不是在五四时期他自己创作出来的语言,反而是从古代开始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过的语言。虽然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当时的知识分子将“白话”隐藏在正统的阴影里。只是胡适认为,古代白话和近代白话各有各的时代特征。并且主张以白话为主的文学才是正统的文学。第二章,通过胡适个人在上海、美国的经历,探索他梳理白话文的过程和背景；他希望以白话文来实现创作新文学,建设新中国的目标。胡适的白话文以及白话文学主张在受到支持的同时,也受到了很激烈的批评,他“建设新中国”的设想在五四时期前后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第叁章,作为本文的考察重点,以胡适的实际作品来分析胡适“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他的戏剧、诗歌、小说以及翻译作品里面阐述了新中国应具备的几种条件。胡适的白话文学作品里面隐含着“个人”、“平民”、“女生”以及“现代精神”、“现代人”、“现代社会”等的因素。本章一方面讨论了他怎么把传统封建思想转换为现代新精神,另一方面也观察了他采用的白话语言的面貌。通过以上分析,结论部分概括了胡适白话的理论与白话作品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上开阔了新的领域。通过胡适的个案可以看到五四前后中国文学的各种面貌,并且从纵线与横线上观察胡适的地位以客观地、广阔地检验胡适在中国历史上、社会上作为个人的“一个点”。“五四新文学运动”并不能全部归功于胡适的成就,但笔者认为五四时期对社会发出最大声音的人就是“胡适”。如果没有像他那样,勇于在前面引导先进的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文化运动史并不会顺利展开。
苏艳[4]2009年在《回望失落的精神家园：神话—原型视阈中的文学翻译研究》文中指出目前,译界在对“文化转向”和“解构范式”的反思之后,提出了回归本体、回归语言的呼吁,对于文学翻译研究而言,还要回归文学性。在这种回归的过程中,本研究将视角投向了语言和文学的本源——神话,试图将神话-原型理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通过回归本源、结构、共性和整体,在解构主义范式走入困境之后,为译学研究提供的一种新的建构策略。本研究是一项多学科的理论建构,有助于恢复译界对语言和文学的神性起源的崇拜,认识到差异中的共性和分裂中的秩序;通过关注文学翻译中的诗意性和身体感受,在目前过分张扬理性的译学传统和语境下,凸显文学翻译中的无意识成分,尤其对具有神话-原型特质的隐喻性文学作品的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主要遵循学源追溯—合理性论证—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翻译批评方法建构—典型译作评析的研究思路,形成由远及近、由理论向实践转化和落实的研究路径。神话和原型因其内在的紧密联系常常被相提并论,神话是原型的语言载体,原型是神话故事中稳定性成分的凝结,许多对原型的认识本身就是神话研究的成果。由于是将译界一直较少关注的神话.原型理论嫁接到文学翻译研究的初步探索,文章第一章对神话和原型的研究史做了一番简要的回顾与梳理,为后续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理论铺垫。除了回顾已有学术成果的要点之外,本章也初步总结了翻译界目前与神话-原型理论相关的一些隐性研究,作为后文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参照。在理清相关学源之后,第二章从哲学、语言、文学和文化四个方面为将神话-原型理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合理性论证。本章首先肯定了卡西尔通过引入神话思维重新确立了人文学科及其认识论基础的学术贡献;其次,阐述了弗莱关于语言的起源和演化与神话有着割舍不断的牵连的思想;再次,重申了弗莱的观点,即文学是置换变形的神话,文学创作是原型的置换变形;最后,强调神话是一种文化模式,认为这使得神话-原型理论的引入与当前译学研究的文化大潮相契合。在论证了引入神话-原型理论的合理性之后,文章的第叁、四、五章探讨了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叁个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文学翻译的本质及译者的精神结构。关于这些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以神话-原型理论为新的观照视阈和理论依据重新阐释这些问题,其中可译性试图回答文学翻译以何存在的问题,本质研究回答文学翻译如何存在的问题,而译者的精神结构回答文学翻译因何存在的问题。这一部分也是本研究力争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中有所突破的地方。第叁章在论述文学作品的可译性时,依据原型的稳定性特征,在弗莱对原型具体形态描述的基础上,将原型具体化为主题、结构、意象和语言四个文学作品要素。研究认为,1)初级关怀神话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提供了可译性;2)结构主义关于民间故事叙事形态及其叙事语法的研究为文学作品深层叙事结构的可译性提供了依据;3)隐喻性文学作品最深层的原型意象体系使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作品回归共同的本源,并使同一文化语境下的作品之间跨越时空而组合为一个依据一定传统前后延续的整体;4)本章还以本雅明的“纯语言”、弗洛姆的“象征语言”和利明的“神话语言”作为文学语言的理论原型,对文学语言的可译性展开了论证。就翻译的本质而言,第四章遵循从起源考察事物本质的思路,基于文学是神话或隐喻思维的产物以及翻译语言转换的普遍本质,尝试将文学翻译的本质界定为一种创造诗性隐喻的艺术。本章具体从词源考证、更新创造、求同存异、部分提取、身体在场和生存体验六个方面对文学翻译和诗性隐喻做了类比研究,突出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多义性、体验性和生存本体论意义。这些都是隐喻本质属性的表现,也保留了原始隐喻(神话)思维的痕迹。在引入神话-原型视阈之后,第五章从集体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叁个层面论述了译者的精神结构。研究认为,具备神话-原型特质的文学作品指向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深处,这些作品的翻译因此成为一个民族重要的精神诊疗手段。由于神话内在的文化和政治功用,文学翻译成为压制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塑造社会记忆和书写国家神话的符号行为。本章借鉴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以及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重新阐释了归化和异化的策略选择,认为归化翻译体现了一个民族集体的精神自恋,是一种逃避自由的虚假认同,而异化翻译释放了原本在译入语文化中被压制的无意识成分,以“异化的语言”来对抗语言的异化,是译者对原本充满爱欲的拥抱,达到了主客体同一的隐喻式体验状态。将个人无意识理论引入之后,本章拓宽了翻译的概念内涵,并发现了文学翻译与精神诊疗之间的相似性。翻译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翻译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介,在探讨了基本理论问题之后,第六章将弗莱提出的文学的“后视”批评法引入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获得了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层次意识、文类意识和互文意识。层次的意识就是从语言符号、多层意义、文本结构和原型模式四个层面展开对译作的评价,强调把前后相继的水平换喻式文本结构解读为向纵深挺进的垂直隐喻式结构。文类意识在文学翻译批评中具有基础地位,不仅为译者提供了书面表达的规范,也为翻译批评者提供了“期待视域”,是其接受和批评译作的起点,并且文类的差异、混杂和界定要素对于文学翻译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的翻译批评都立足于文本的空间维度,引入原型因素后增加了时间维度,产生了翻译批评的互文视角,其中,译本链、文学传统和文化语境在文学翻译批评的互文意识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七章按照第六章建构起来的文学翻译批评的“后视”法,选取两部具有神话-原型特质的隐喻性文学作品的译本予以评价,包括艾略特的诗歌《荒原》的多个中译本和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的余国藩英文全译本。评价过程有意识地贯穿了层次意识、文类意识和互文意识,试图通过对具体译作的评析,证明本文提出的翻译批评体系具有一定的实践转化能力。总之,本研究是将神话-原型理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的初步探索,在吸取结构主义强调共性与解构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互文意识等合理性成分的同时也有意识地避免了其中的一些弊端,因此本研究既能与当前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大潮合流,又能纠正文化范式对文学翻译本体的偏离,使文学翻译研究向着文学性回归。与此同时,本研究展现了当代文化与古老文化传统之间的承继关系,凸显了翻译过程中的无意识层面,强调了文学翻译批评的层次意识。作为一次跨学科理论建构的尝试,本研究期待能有助于译界对文学翻译的新认识。
黄中习[5]2009年在《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基于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的详细概述,以整体论观点,圆观遍照地考察翻译之道、典籍英译标准之道和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并以《庄子》英译为个案研究,以整体论新视角分析译者整体翻译标准在忠实性(信)、可读性(顺)和创造性(创)叁元要素上的中心取向。论文第一章概述典籍英译与研究的现状,指出其中的机遇和挑战,对关键词进行界定,介绍本研究的结构、内容、方法和意义。第二章详细概述海内外典籍英译的历程,重点介绍主要译家及其译作情况,对典籍英译的范围和历史分期作了划分,并勾勒出典籍英译与研究历史发展的四个特点。第叁章综述考察典籍英译译者所提出和遵循的翻译标准,并简短回顾英语国家译入西方经典的历史和译者论者关于经典翻译理论的关切点,作为典籍英译标准概述和典籍英译标准整体观探讨的有益参照。第四章首先指出,以整体论视角研究典籍英译标准的价值和意义,并从五方面论证了典籍英译标准整体论研究模式的新颖之处和特点所在。作者以动态关联和圆融整体的视角把典籍英译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以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的圆融整体理念考察翻译和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之道是翻译和翻译理论的圆融整体,它兼指翻译(translation)行为、翻译过程(translating)和译作(translations)。叁者动态关联,融合成为一个连续的圆融整体,这就是翻译之道的本体内涵。作者接着审视典籍英译的目的和标准,认为典籍英译的文本目的就是译者翻译的根本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自律准则就是其翻译标准。作者还构建了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它是一个叁向动态和辩证关联的理论,认为典籍英译标准是一个动态关联的圆融整体。作者进而以这一新视角综合考察典籍英译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及其对叁元要素的中心取舍趋势,或忠实性(信),或可读性(顺),或创造性(创)。根据这一模式,典籍英译标准之道是一体,是多元标准一体化的整体,是一个抽象的标准。译者个体的翻译标准都以它为理想和目标。典籍英译译者的个体翻译标准也是叁元要素一体化的整体,其构成的叁元要素有着恒久的动态关联。典籍英译译者翻译标准的多元化、个性化表述之总和就能接近或达到典籍英译标准之道。第五章是“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的个案运用和论证分析。为了全面考察《庄子》英译译者整体翻译标准对“信顺创”叁元要素的中心取向,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庄子》的英译历程和《庄子》英译的研究成果进行更全面的概述,选取了四个典型的《庄子》英译本——理雅各的全译本、汪榕培的全译本、葛瑞汉和莫顿的选译本,以整体论视角来考察译者翻译整体标准在“信顺创”叁元要素上的中心取向,从多方面论证了理雅各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忠实性为中心取向,汪榕培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可读性为中心取向,葛瑞汉和莫顿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创造性为中心取向。本研究尝试融汇中西,打通古今,运用理论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把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本质上属于哲理思辨的定性翻译理论研究。作者的研究路径是从源语出发,以原文为本,以译者为中心,以整体论视角来探讨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本文的个案运用分析表明,“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颇具解释力,可以更全面合理地描述、分析和解释典籍英译标准,典籍英译的现象,乃至其他翻译现象。
刘伟[6]2010年在《文化翻译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作为一个与“世界”相对照的术语,在“世界”被全球化和普适化的时候,它作为反面愈发凸显出积极的作用。同样“民族文学”也是如此,它在文学的全球化的断裂处生存,对异质性的保存又使它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民族文学”本身就成为了全球化的一部分。那么“民族”是什么?“民族文学”是什么?“少数民族文学”又是什么?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可是要真正去解决这些本质化的问题,又是非常棘手的一件事情。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以及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理论告诉了我们原因：这些概念在历时态中本身就是现代性建构的产物,是在权利运作中话语的话语构成,在共时态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那么它们在多维的坐标中都是一种具有边界的知识类型。而在全球化运动之中,这些具有边界有效性的概念怎样获得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的传播则是我们研究的任务。这样一种“文化翻译”的方法便被前景化了。文章首先将要说明研究对象“少数民族文学”在建构过程中被那些话语形式所决定,这些话语形式包括：“民族”“少数民族”“民族文学”等等,而谱系学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的意义流变及其背后的权力作用。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地方性知识(虽然它们标榜普遍理性)迻译过程中,怎样改造中国的认识结构,怎样从“民族”中生产出“中华民族”,怎样在“民族文学”中生产出“少数民族文学”的。而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我们怎样运用文化翻译的方法去重新审视这种被建构起来的“少数民族文学”,这样一种多层次的翻译过程就被揭示出来,正是这些过程最终造就了现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样式。这些过程包括：(1)民族“文学”的翻译,也就是“少数民族”接受“大写的”文学的过程；(2),民族“文字”的翻译,突出体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非母语写作现象上；(3)民族“文化”的翻译,也就是通过“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去“翻译”民族的文化和民俗。对于民族“文学”的翻译,我们试图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史的揭示来证明西方“大写的”文学怎样进入中国和中国少数民族语境之中,并开始对中国全民族的文本实践进行约束,同时逐渐改造了“中华民族”(包含少数民族)“小写的”文学概念。“少数民族文学”被建构的过程也是学科名称、学科制度、研究机构以及学术圈等众多权力运作的结果。而对于民族‘文字’的翻译,特别在中国的语境中,由于汉族的不自我指涉性,“少数民族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代名词,而“少数民族”作家的非母语写作则某种程度上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代名词。这种非母语写作的形式由于涉及到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的直接转换,也让更具有翻译性。我们通过非母语写作与“双语写作”“流散写作”“翻译文学”之问的对比,揭示它“混杂”的文化形式,以及它既不同于母语民族文学,也不同于非母语民族文学的间性形态。这种形态为我们理解非母语写作带来了双重障碍,但同时它又积极地改造着民族文学本身。对民族“文化”的翻译而言,我们试图从概念内部出发去消解概念的本质性,也就是被认为是民族文化承载形式的“民族文学”所描述的民族文化或者民俗本身就是被建构的产物,大量的非民族成分和被改造和虚构的“伪俗”在“民族文学”之中并不罕见。藉此我们去瓦解“民族文学”本真性的神话。最后我们将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思路,那就是作为“方法”的少数民族文学,以此来超越东方/西方和主流民族/少数民族的二元对立,以“少数民族文学”(“小写的”文学)的视野去审视文学本身,以获得文学研究的另
曾祥宏[7]2013年在《论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文中研究说明把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一个创新的话题。文学翻译中的文学性再现问题，历史悠久，与文学翻译伴随始终。有文学翻译，就会有文学性再现问题。把文学性作为概念和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由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森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是文学文本区别于其它文本的东西。文学性的阐释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建构起自己的意义,在不断的扩展与外延中丰富自己的内涵，它受到意识形态、历史背景、言语交际、读者反应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的本质要求译者从基本的意义传递要上升到文学性的建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审视中西诗学规范的差异，明确译文的诗学取向，综合运用翻译策略，发挥译入语优势，确保译文文学性的传递和再创造。文学性内涵丰富，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有语言层面、修辞层面及文体层面因素；从语境、作者、读者角度看，有风格层面、文化层面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内涵和审美意蕴。在整个翻译活动和过程中，不管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对原文的语言转换，以及用译文对原文进行阐释、表达和创造，都离不开翻译的主体——译者。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主体性体现在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从原文的选择，译前准备，到原文的细读、理解，再到翻译策略的决定，对文本审美意蕴的再现，等等，都以译者为中心，通过译者对大环境的判断、文化价值的取向、意识形态的态度、翻译理念的渗透和实践，实现对原文意义的、形式的、非形式的、文化的、审美的价值再现，具体表现在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翻译思想、个人性情和风格等等多个方面贯穿在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译作文学性的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文学翻译的非常重要的两大因素。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都能从这两个因素来分析其翻译结果的不同。这两个因素发挥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效果的好坏。译作文学性的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两者相铺相成、相得益彰。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质量。再现原作的文学性是整个翻译活动的主要目的，同时对文学性的再现也是体现译者主体性的手段，反之亦然。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功，是译者主体性发挥和译文文学性再现完美结合的成果。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发挥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和状态，这种互动相随的关系体现在多个维度和层面。基于对此的理解和假设，本论文从实践出发，以实例来分析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李霁野、祝庆英、黄源深叁个《简·爱》译本文学性的再现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论证二者对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从语言修辞、文体风格、文化意蕴、审美意境等方面分析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再现；从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社会观念、翻译思想、审美取向、个人风格、语言特征等方面的实例，论证译者主体性发挥对文学性再现的影响和作用。从叁个《简·爱》译本在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比较，我们发现，总的来说，李霁野先生的译本在主体性发挥的程度上更弱、范围上要更小，祝庆英女士的译本处于居中，黄源深先生的译本则最为充分地实现了主体性的发挥。在文学性的再现上，与主体性发挥的大小是一致：李译本略少，祝译本居中，黄译本最多，效果最好。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具有紧密的正面联系。文学性的再现，是靠译者发挥主体性的程度来决定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得越好，文学性的再现则越丰满。本论文的目的和研究意义有：第一，梳理和评价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讨论以及文学性再现的性质和表现的内容；第二，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的作用；第叁，把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发挥相联系，探讨二者之于文学翻译的影响；第四，系统地比较和分析叁个不同时代的《简爱》译本中文学性再现和主体性发挥；第五，依据本个案研究，对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关系进行理论总结，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一个考察的视角；第六，引起译者的注意，从发挥译者主体性作用和实现文学性再现的角度提高翻译质量，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既要注意传达文本的意义，也要注重呈现其文学性内涵和审美意蕴，增强译本的文学性品质。
杨维春[8]2017年在《论翻译文学的发生——以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例》文中指出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论证了实现翻译文学及其经典化的可能性。根据语言这一特性,文学可分为本语文学、外语文学和翻译文学叁种形式。翻译文学是本语文学和外语文学之间文字、文学和文化译介实现的特殊文学形式,是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五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那些内容忠实、表达地道、影响深远的优美译文才能称之为翻译文学的经典。明确翻译文学的定义和发生过程,理清和认识翻译文学、本语文学和外语文学的辩证关系,凝练出译界优良传统的永恒价值,对认识翻译文学的重要性和发展我国译论有着重要意义。
李宏鸿[9]2013年在《多声部的和谐：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解构主义翻译观是源于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的翻译理论,自问世以来就充满了争议。本着正本清源的精神,本论文以解构主义翻译观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本雅明和德里达为研究对象,从它的哲学渊源开始,对它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内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探讨了该理论从本雅明到德里达的发展轨迹,指出它对文学翻译深刻的启示意义,最终阐明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借助哲学、语言、文学、翻译等多种渠道传递出的一种多声部的和谐精神,展示了蕴含在它精神深处的和谐主题。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导言。概述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和谐主题以及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翻译研究的深远意义,同时也对德里达和本雅明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上的亲缘性进行了阐述。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除了表现在它对翻译的根本问题所提出的一整套系统看法之上,更着重表现在它对文学翻译的启示意义之上。因为,解构主义翻译观关于意义永远无法确定、文本无定解、翻译不是为了传递内容,而是为了释放真理等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语言的无限创造性、文本的高度虚构性以及随后衍生的文本解读的开放性等突出特征共同构成的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精神高度契合。源于解构哲学的解构主义翻译观虽然带有破坏性的表象,然而它实际上传递的是一种语言和谐的精神以及超越语言的人文意义上的和谐主题,这一点在它从本雅明到德里达的翻译思想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然本雅明并未给自己的翻译思想贴上解构主义的标签,然而他的翻译思想以其与德里达翻译观在解构思想上的高度亲缘性而成为事实上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源头。第二章阐述了解构主义翻译观从哲学思想到翻译思想的发展轨迹,追溯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哲学渊源,对解构哲学进行了理论综述,并对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进行了文献综述。本章指出,解构主义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传统哲学的解构的基础之上,海德格尔的此在思想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对于德里达反传统的解构思想的形成是影响最大的一对组合。然而究其本质,这两种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形式的复活,甚至连解构思想本身也依然没有逃脱柏拉图的日全食式的影响。不过,解构主义借助延异、痕迹、涂抹、播撒等概念割断了能指与所指间的对应关系,让意义流动起来,凸显语言的相关性,展示了语言在动态关联中表现出的生命力及其所营造的和谐景象。这又使得解构主义明显地有别于传统哲学,也成为它为哲学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解构主义哲学中的延异、痕迹、涂抹、播撒等主要概念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现为对翻译中的根本问题所提出的一整套看法,如,它否定了原作的绝对权威地位,认为译作和原作同为意义的能指链上的一分子,翻译并非意义的输送、而是一种有规律的转化,翻译的目的是要实现语言王国的和谐,等等。本章同时指出,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在西方和中国都长期遭遇了对它的普遍误读,究其原因有四：1.解构主义论着自身文字的晦涩难懂；2.受新批评传统长期熏陶的学者对文字游戏的过分迷恋所导致的解构思想中最为精髓的人文思想的旁落；3.解构主义长期以来只被当作一种方法论来看待而导致的其哲学内涵的流失；4.解构思想中“禅宗”的东方元素与德里达的西方式讲解的中西结合给读者带来的阅读困难。为了准确把握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精神内涵,目前译界应加大对它的文本细读的力度,并要将其置于它的哲学背景之下去理解和探讨。第叁章在对本雅明阐述其语言观和翻译观的主要着作“译者的任务”和“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进行细读的基础上,从翻译的本质和目的、(不)可译性、原作/译作关系、纯语言、译者的任务、以及翻译的标准及方法这六个方面阐明了本雅明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主要内容,说明虽然本雅明的翻译观中已露出和谐精神的端倪,但由于神学对他的过度影响使得这种和谐始终戴着镣铐跳舞,变得和而不谐。第四章对德里达的“巴别塔”一文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阐述了德里达和本雅明之间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上的内在亲缘性。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该文的后半部分完全就是德里达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所做的解读,这种结构本身就昭示着二者之间的内在亲缘性,充分体现了德里达对本雅明的继承和发展,就像格拉海姆所指出的那样：“在精心构思的术语和主题中,不仅缺失的东西得以补充,含蓄的东西也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不重要的变成重要的了,边缘的变成核心的了。这样的补充可被正确地看作赞扬。”(78)在德里达对本雅明所做的补充和完善的阐述当中,尤以他对“纯语言”这一核心概念的发展最为突出。本雅明在这个概念中倾注了深厚的神学思想,将其看成能够表达神启的上帝的语言。德里达在保留其源初的宗教性的基础上,借助巴别塔的隐喻从“谈论语言的起源和分散”(ibid)开始,将纯语言进而阐释为表达了人间真意的“真理”,让它从神界走进人间,将神性进一步融入人性,赋予纯语言更多的人文情怀。德里达指出,翻译的任务是让且仅让我们与真理的语言变得相关,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个遥远的终点,只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去体验(感觉)它。所以德里达说,翻译即体验,体验即翻译。我们通过体验那段遥远的距离从而体验到真理语言的存在。真理本身对于人类而言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无法穷尽它,但我们会在追寻它的过程中感觉到它的力量。德里达的思想有效地削弱了本雅明翻译观中过重的神学影响,将其转化为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想。故而,德里达的翻译观不仅让语言和谐的精神得以全面呈现,而且还表达了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人文精神。第五章对德里达体现在“相关的翻译”中的翻译观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对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梳理,指出“相关的翻译”指的是能够升华、净化、调节、内化、救赎语言的翻译,澄清了译界对它的严重误读,突出表现在将德里达自己所说的：“因此,适当的翻译简单说就是‘好的’翻译,与人们的期待相符合的翻译,简言之,履行了使命、偿付了债务、完成了任务或职责的一种表达(version),同时又在接收语言中抄写了对原文最适当的(relevant)等同物,最正确的、合适的、相关的、充分的、诗意的、明确的、单声的、惯用的语言”(150)误解为是德里达对于翻译的本质的看法。德里达的“相关的翻译”的翻译观进一步体现了他对本雅明的继承,同时更为充分地体现了他对本雅明的发展和超越。如,在继承了本雅明对语言差异性的尊重的基础之上指出语言的相关性；在继承了本雅明关于翻译的任务是释放真理、救赎语言的基础之上提出翻译对于语言还有升华、净化、调节、内化的功能；在继承了本雅明通过陶罐的碎片、后世之生命、果皮／果肉之于皇袍／身体、切线与圆等一系列隐喻所阐述的关于原作／译作关系的思想的基础之上,利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作为人类思想经典所特有的寓言性的隐喻功能,通过对可译性的阐述,将原作和译作由于翻译而建立的语言层面上的关系升华到超越了语言的人文意义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德里达在继承本雅明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相关的”翻译的翻译观,笔者认为这是对本雅明的重大超越,也是说明解构主义翻译观日臻成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标志。它将和谐的精神在语言以及所有事物的相关性中演绎得入木叁分,使其达到“风触及风琴一样”那般深邃,充分彰显了解构精神的精髓。第六章以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阐释为前提,回归文本,探讨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其宏大的哲学背景下对于文学翻译的微观应用。通过将解构主义翻译观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相融合后笔者发现,前者对后者至少有着以下几点启示意义：第一,文学翻译应忠实于意指；第二,文学翻译应体现语言的亲缘性；第叁,解构式解读是文学翻译的前提条件；第四,文学翻译应采用拱廊直译。拱廊直译指的就是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倡议的那种能够让原作的光芒照进译作的直译,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既译词、又译味的直译,在根本上有别于传统译论中寻求字当句对的直译。本章的论述表明,文学翻译应当寻找语言间意指方式的和谐,而后在语言和谐的颤音中释放出那个失落的纯语言(真理)。第七章是结论,主要是对以上章节的讨论进行总结和概括,同时指出本论文的主要特色和贡献。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从其哲学渊源到它的主要思想直至它对文学翻译的启示都蕴含着深刻的和谐主题。具体地说,这种和谐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哲学、语言、文学与翻译中穿行时利用这些领域间内在的相关性让它们相互阐释,互为补充,展现出秘响旁通的和谐景象；其二,解构主义翻译观本身表达了实现语言王国的和谐的愿望,解构主义哲学本身更表达了实现全世界和谐的宏大愿望。故而,解构主义翻译观所体现的和谐精神是一种多声部的和谐交响曲,它用翻译象征着一个万事万物在互补中共生的理想世界。
章艳[10]2006年在《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及译者的应对》文中指出清末民初是小说翻译大盛的时期,翻译小说的数量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谓空前绝后,当之无愧地列于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次翻译高潮之一。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清末民初的这些小说译者及其译作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传统翻译理论的价值体系里,他们由于不忠实于原着受到批评,他们的作品也因此不能跻身于正统“翻译作品”之列。对某一事物的结论往往取决于论者的视角。所以,要公正客观地评论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我们只有转变视角,把视线从文本比较转向那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需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择以译序跋、发刊词、书评等文本外材料为线索研究这个时期的小说翻译规范以及译者在这些翻译规范面前的应对,以了解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规范,了解他们在翻译活动中如何配合和抗衡这些规范,并由此去理解他们为了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巨大鸿沟之间搭设起沟通的桥梁所作的努力。本文的目的不是要颠覆传统翻译理论对此期小说翻译已作的结论,而是要关注这个结论背后更核心的问题——诸如此期翻译小说“不忠实”的原因在哪里?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和决定译者的种种选择?这些翻译小说因何而获得了在译入语文化里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通过这些问题的解答,本文试图证明:评论一个时期的翻译作品,不能囿于文字或文学价值的判断,而要考虑到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需求,否则,任何结论都可能失之偏颇。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对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及译者应对的研究,提供一个从译入语文化角度去描述和理解一个时期翻译活动的个案。本文共由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是绪论,明确界定了本研究中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时间跨度,介绍了此期小说翻译的概况,并回顾了“五四”时期、“五四”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四个时期对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和小说翻译的研究情况。相对于前叁个时期偏重价值判断的研究方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描述性的翻译史类着作,为处于文化转向中的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使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段的小说翻译,关注此期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和制约。本文作者指出,翻译界的这一研究转向,除了得益于史料的收集和日益宽松
参考文献：
[1].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的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D]. 柯子刊.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2]. 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D]. 孙宇. 吉林大学. 2017
[3]. 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与实践[D]. 金瑞恩. 复旦大学. 2013
[4]. 回望失落的精神家园：神话—原型视阈中的文学翻译研究[D]. 苏艳. 南开大学. 2009
[5].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D]. 黄中习. 苏州大学. 2009
[6]. 文化翻译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文学”[D]. 刘伟. 南开大学. 2010
[7]. 论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D]. 曾祥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8]. 论翻译文学的发生——以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例[J]. 杨维春.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9]. 多声部的和谐：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D]. 李宏鸿.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10].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及译者的应对[D]. 章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标签：文艺理论论文; 文学论文; 林少华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原型批评论文; 庄子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解构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