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政府微观规制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规制,微观,政府,食品安全,体育用品,稀土,边际。
政府微观规制论文文献综述
周清杰,张志芳[1]（2017）在《微观规制中的政府失灵:理论演进与现实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政府在微观经济中的角色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虽然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等会导致市场失灵,但市场失灵只是政府规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另外,即使是市场失灵的领域,也存在政府失灵问题。政府在微观经济的诸多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那么,如何通过提升规制能力和引入激励机制来矫正政府失灵现象,怎样借助社会共治体系,为政府失灵来补位,需更有效的破解之道。(本文来源于《晋阳学刊》期刊2017年05期）
刘瀚龙,范黎波,李德辉[2]（2018）在《政府规制负担降低了高技术企业的生存概率吗?——基于微观企业的经验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基于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中高技术企业微观数据,运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和二元Probit离散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规制负担和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规制负担对我国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存在最优的政府规制水平,可将企业的生存风险降到最低,政府规制负担过重或过轻都将显着降低高技术企业的生存概率;企业的出口行为、企业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对这种影响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企业有出口行为,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且规模越大,越能降低政府规制负担对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的影响。(本文来源于《财经论丛》期刊2018年06期）
傅钢强,杨明[3]（2017）在《智能体育用品选择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基于供给侧、需求侧和政府责任规制》一文中研究指出智能体育用品市场的发展对调整体育用品市场结构和扩大体育产业市场规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体育消费者对智能体育用品的需求则是促进相关企业增加投入、改进工艺和扩大产量的巨大推动力,但现实中体育消费者往往不愿改变现有的体育用品购买行为,对智能体育用品的需求明显不足。因此运用微观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了体育消费者偏好和产品价格对智能体育用品供需的整个影响过程,并从政府视角建立了智能体育用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激励模型,最后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来源于《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17年04期）
周清杰,张志芳[4]（2016）在《微观规制中的政府失灵:理论演进与现实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在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一直都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全等引起的市场失灵是政府对微观经济进行规制的出发点,而政府失灵问题则是规制经济学无法逾越的一个难题。~②本文将从经济理论演进的角度对以上逻辑进行简要回顾,从中把握政府失灵理论产生和发展的主要脉络。本文分析了如何通过提升规制能力和引入激励机制来矫(本文来源于《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报告（2017）》期刊2016-11-26）
李梦洁[5]（2015）在《环境污染、政府规制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08)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环境污染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绝对剥夺效应"和"相对剥夺效应",寻找增进居民幸福感的突破口,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1)环境污染通过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活动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即绝对剥夺效应的存在。(2)环境污染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是不相同的,社会经济不利地位的群体因应环境污染承担了更大的福利损失,存在幸福感的相对剥夺。(3)环境规制能抑制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绝对剥夺效应和相对剥夺效应,作为提高中国居民幸福感、促进居民福利公平性的突破口,这也是环境治理的民生意义所在。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环境与民生的关系,只有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才是中国的理性选择,加强各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环境与民生的最优化,构建经济-生态-民生相协调的幸福城市才是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来源于《当代经济科学》期刊2015年05期）
张群卉[6]（2015）在《政府规制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对2001-2012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采用HS-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计算2001—2012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进一步分析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产量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对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相对产量对二元边际有负面影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随着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的逐步弱化,应加强对稀土产业的生产规制,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变;并积极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促进稀土产业的良性扩张。(本文来源于《西部论坛》期刊2015年03期）
罗长林[7]（2015）在《地方政府负债的微观经济学—合约、风险与规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试图在一个合约理论的框架下考察我国地方政府及其所属融资平台负债行为的微观激励机制,从而得到一些对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深层次的认识,并对债务危机的化解提供一些参考建议。选择这一框架来分析当前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要理解某一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因和内在逻辑,就必须要抓住其中主要利益主体所面临的具体优化问题,包括对利益主体的目标函数、可行的策略、对手的情况和制度环境约束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考虑。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在经济分析当中我们通常会对具体的问题简化后再进行分析,然而分析的可靠性是需要建立在保留核心激励机制的基础之上的。而合约理论恰好是作者可操作的满足以上要求的分析框架。当然,即使不使用合约理论的方法,我们也能够接触到某一问题中的核心激励机制,比如说我们知道地方官员为了实现晋升,可能会不惜代价地过度举债;未来地方政府由于面临着债务积压(debt overhang)问题从而可能会丧失发展经济的动力。然而在形成具体的激励和合约理论的模型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它们起作用的具体环境是怎样的,也不知道在当前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这些机制是在怎样的程度上起作用,或是有替代的更为显着的机制起作用。然而当前学术界占主流的政策分析都只是片面地就这些可能的逻辑和机制进行论述,而缺乏对这些逻辑和机制成立环境进行仔细的研究。就这一点而言,合约理论又最能够完整地刻画(或保留)问题所面临的具体环境,因为这些环境将通过各类约束条件和参数设定进入模型,从而决定一个模型是否可解以及解的基本性质。给定这一分析方法,本文的框架将主要围绕“地方政府的过度负债”的问题搭建。具体而言,第叁、四章讨论了单个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原因,第五章讨论了多个地方政府一致负债行为的逻辑,第六章指出了限制过度负债水平对于融资平台转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七章则考虑了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倾向对政府分权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依次介绍各章的主要内容。第一章为全文的引言部分,在这里我们综合引用了国务院关于地方债务和融资平台的相关文件、财政部的预决算文件、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以及国家统计局和其它部门和机构提供的数据。首先,我们详细介绍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基本现状,包括债务的规模,按偿还责任、债权人属性、资金来源以及资金投向等多种角度的情况。其次,我们从多个角度介绍了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形成的背景,包括了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矛盾、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任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其他一些政策背景。最后,我们还从债务风险的区域性不平衡,经济、公共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等方面阐述了债务危机所面临的挑战。另外,本章还介绍了全文的主要内容和行文次序。本文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我们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将现有文献分为了叁类。第一类是对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形成原因的探讨。其中公认的直接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与其配套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而间接的制度原因则包括行政和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官员的晋升激励以及预算软约束的存在等。第二类是对地方政府债务潜在风险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各类风险预警模型评价方法的建立。第叁类为对地方政府管理现有债务和控制债务风险提出的解决措施。这一类文献的数量最为庞大且论点大同小异,我们将其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融资平台市场化、政府举债法制化、资金来源民间化、财税制度合理化和财政预算纪律要强化。第叁章首先讨论了融资平台借贷的基本模型和影响因素。然后在holmstrom和tirole(1998,2011)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行为和风险控制问题。我们区分融资平台与普通公司的依据是前者的资本结构中有大量政府资产。通过在模型中引入不完美的信息披露,我们发现:融资平台的最优外部融资方式为债务融资;政府资产在增强了平台融资能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过度举债的动机,并增大了流动性风险的暴露程度。这里所说的过度举债指的是政府资产不仅能够用于抵押贷款进行杠杆融资,而且能够增加融资杠杆。据本文作者所知,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从公司金融的角度来解释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现象。第四章在第叁章理论的基础上检验了政府资产对于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的影响。我们选取了发行过城投债的1230个融资平台作为实证检验的对象,通过使用这些融资平台2009-2013年合并年报中披露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这一结果。我们接着将融资平台按政府层级分为省市县叁级,按所在经济地理区域分为东中西叁个地区。通过对分样本的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我们还发现政府资产导致过度负债这一现象在所有省市县叁级的融资平台中都存在,并且政府层级越低,导致的过度负债现象越强;而除了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不显着外,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结果仍然显着。第五章在farhi和tirole(2012)的研究基础上,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的角度说明了后者过度负债是一种集体行为的结果。通过假定中央对于各个地方政府事前没有偏爱且地方政府的目标在于最大化治下的gdp,我们发现,在中央政府承诺不可置信的情形下,地方政府会选择集体的“道德风险”行为:所有地方政府会选择同一个过高的投资水平和同一个过低的流动性储备水平;如果允许,它们还会最大化彼此之间的风险相关性,选择同时遭遇冲击。这使得中央政府在事后不得不花费巨大成本采取补救措施。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制定债务规模上限,增强政策一致性,并谨慎使用大规模救助计划。第六章在一个不完全金融契约理论的框架下讨论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型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我们按照2011年6月审计署发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中的分类方法将融资平台分为了3类:第一类需要破产清算、第二类需要转型经营、第叁类可以继续经营。我们设计了基于资本充足率约束的最优控制权分配的激励机制,从而使得各类融资平台以最大的概率主动选择中央所要求的经营策略(清算、转型或继续经营),同时完成对经理人的激励。此外这些激励机制还可以针对宏观冲击的实现制定出多种简单易行的风险调整方案。这种调整的简易性的根源在于融资平台的两个基本特征:资本结构中有大量变现能力差的政府资产以及与地方政府利益一致的债权人的存在。我们认为这套激励机制可以给我国当前转型中的融资平台的公司治理提供参考。最后我们还给出了宏观风险下中央政府直接救助的条件和规模。第七章在Aghion和Tirole(1997)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倾向条件下的政府分权问题。与通常讨论的财政分权话题不同,这里研究的是正式和实际决策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问题。正式的决策权是法律或规章所规定的决策权,实际决策权则是在实际操作中项目的具体决策权。因此政府分权包括了正式和实际决策权的分配。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倾向考虑进模型后,我们发现:债务相关性越大使得中央越愿意下放实际和正式的决策权;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倾向越明显,中央则越倾向于保留正式决策权。另外,正式决策权的下放进一步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实际决策权,中央在下放决策权的同时增强了对地方债务的监督。最后,第八章针对当前学术研究中滥用预算软约束理论讨论中国改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现状,我们指出该理论中存在一些逻辑矛盾并且缺乏有效的解释力。通过将该理论框架下讨论的问题分为四类——动态承诺问题、信息费用与执行成本问题、家长式统治问题和竞争性寻租问题,并对每一类问题按照其原本归属的框架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这样做能够为中国改革以及地方政府负债问题提供更好的解释和政策建议。(本文来源于《中央财经大学》期刊2015-04-30）
付金存,王超[8]（2014）在《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决策的博弈分析——基于政府与企业微观行为的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外部性的特征要求政府必须对其进行适宜规制。基于市场主体行为的视角,构建了政府与食品生产企业的博弈模型,对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政府食品安全规制的决策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企业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可能违规生产,需要政府强化规制;另一方面政府须在规制的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当规制的社会成本过高时选择放弃规制。对此,应从加强规制力度、降低规制的社会成本两方面进一步优化政府食品安全规制政策。(本文来源于《农林经济管理学报》期刊2014年03期）
蔺茹[9]（2012）在《自然垄断中政府微观规制的失灵与政策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技术进步,自然垄断的边界也在不断改变。市场需求的扩大,自然垄断激励规制和一些竞争新理论的提出都为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和引入竞争创造了条件,规制失灵是引发规制改革的最主要原因和最强劲动力。本文以电信产业为案例,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结合对经济发达国家政府电信和电力产业规制政策与规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提出了自然垄断产业发展与规制改革的相关产业组织政策。(本文来源于《产业与科技论坛》期刊2012年12期）
刘焕明,浦徐进,蒋力[10]（2011）在《食品安全的政府规制——基于企业和消费者微观行为的角度》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我国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食品安全政府规制政策的设计如何找准关键点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本文以建立一个安全的食品市场为目的,基于食品生产企业和消费者的微观行为构建了一个重复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愿意一直生产安全食品的条件,由此提出了政府规制政策设计的关键点。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价格补贴、安全食品生产成本降低、消费者培训和信息公开等将是食品安全政府规制的主要方式。(本文来源于《当代经济研究》期刊2011年11期）
政府微观规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基于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中高技术企业微观数据,运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和二元Probit离散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规制负担和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规制负担对我国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存在最优的政府规制水平,可将企业的生存风险降到最低,政府规制负担过重或过轻都将显着降低高技术企业的生存概率;企业的出口行为、企业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对这种影响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企业有出口行为,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且规模越大,越能降低政府规制负担对高技术企业生存概率的影响。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政府微观规制论文参考文献
[1].周清杰,张志芳.微观规制中的政府失灵:理论演进与现实思考[J].晋阳学刊.2017
[2].刘瀚龙,范黎波,李德辉.政府规制负担降低了高技术企业的生存概率吗?——基于微观企业的经验分析[J].财经论丛.2018
[3].傅钢强,杨明.智能体育用品选择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基于供给侧、需求侧和政府责任规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
[4].周清杰,张志芳.微观规制中的政府失灵:理论演进与现实思考[C].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报告（2017）.2016
[5].李梦洁.环境污染、政府规制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08)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5
[6].张群卉.政府规制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对2001-2012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J].西部论坛.2015
[7].罗长林.地方政府负债的微观经济学—合约、风险与规制[D].中央财经大学.2015
[8].付金存,王超.政府食品安全规制决策的博弈分析——基于政府与企业微观行为的视角[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
[9].蔺茹.自然垄断中政府微观规制的失灵与政策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
[10].刘焕明,浦徐进,蒋力.食品安全的政府规制——基于企业和消费者微观行为的角度[J].当代经济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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