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星君[1]2004年在《关于科技创新生态化的若干论证》文中提出本文从全球性生态危机——人类的不可持续发展的险境入手，从生态文化发展的角度论述了生态世界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由来和内涵，论证了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策略。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以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的整体论原则来看待科技创新在人类——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作用，针对传统创新观的生态学缺陷，提出了进行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向的观点，并尝试对科技创新生态化的内涵特征进行了表述。 然后，本文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论证了在我国实施科技创新生态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通过分析目前所面临的国内国外造成的环境问题和经济压力的双重挑战，阐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既要求发展又要保护环境的必要性，认为大力进行生态科技创新和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环境问题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出路之所在；另一方面，通过对我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基础、政府重视度、循环经济的发展现状、消费群的觉醒等有利条件的分析，表明了在我国实施科技创新生态化是有可能的。
王瑞阁[2]2017年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科技创新生态化范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创新进程的不断深化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极度破坏。传统的科技创新往往只考虑经济因素,忽略了其生态维度,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科技创新必须结合新的形势完成体现生态化特征的质的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创新生态化”概念应运而生。可以说,科技创新生态化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究其实质,科技创新生态化是一种新的范式。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范式就是基于科学实践与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具有物质性、文化性、全面性和实践性等特征的人类意识的模式。范式的转换意味着全新的思维模式的形成。范式指导着科学活动,展现了人与世界的全部矛盾关系。范式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定既肯定了库恩范式理论的合理性,又突破了库恩范式理论的局限性,完成了对库恩范式理论的审视和重构。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式概念,科技创新生态化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范式。这种新范式以自然的逻辑起点与社会的现实依托为价值基础,以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为目标追求,体现出了生态观、公平观、公众观和全面发展观等四个方面的价值合理性的基本向度。在此基础上探讨科技创新生态化范式的实施路径。包括科技创新生态化理念的确立、人类发展需求的驱动、科技创新政策的驱动、企业科技创新机制的驱动等方面的举措,促进了科技创新生态化范式的实现。科技创新生态化范式关注的焦点不仅集中在经济发展的维度上,而且更加注重人类、自然、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科技创新生态范式的研究工作不仅仅能对现实的科技创新理论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而且对于指导今后的科技创新工作也大有裨益。
王黎娜[3]2011年在《基于SST视角的技术创新生态化社会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技术创新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产生的以及技术创新产品所造成的污染,已经对现代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与破坏作用。在这样的形式下,对传统技术创新进行重新审视并转变原有的技术创新方式已经迫在眉睫,而“技术创新生态化”就是在现实环境条件下所提出的新的技术创新方式。但是,“技术创新生态化”仅仅依赖于技术和生产上的“生态化”并不能顺利完成。因此,本论文根据SST理论的“技术是由社会建构的,同时又是建构社会的”思想,将视野投向于对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社会建构,以期通过对社会的重塑实现技术创新生态化。本文首先对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概念、特点进行了梳理,以及从哲学和现实维度分析技术创新生态化转向的必然性,同时对SST理论产生过程以及概念的理清。其次,通过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实施障碍以及电动汽车发展史上的失败案例叁方面的分析,理清了社会对技术创新生态化产生的重要影响,说明了实施技术创新生态化社会建构的必要性。再次,从社会建构途径、社会动力、社会评价、社会选择、社会调节几个方面探讨了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社会建构方式与内容。最后,揭示了技术创新生态化与社会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在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社会形成过程中,一方面是技术创新生态化被社会建构出来,另一方面又是生态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
刘慧[4]2017年在《科技创新的生态维度》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工业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从生态文明维度去推行科技创新,是科技顺应时代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强国的必然选择。科技创新生态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生态技术思想、工业生态学理论是其重要思想来源。科技创新生态化具有生态性、必然性以及整体化趋势的特点。科技创新生态化不仅对保护环境有深刻的影响,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经济、建设和丰富生态文明具有深远的意义。科技创新生态化是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破解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实现科技创新生态化应遵循从整体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人本性原则、协调性原则。结合科技创新生态化的理论基础与必要性、可行性分析,科技创新生态化可以从树立生态文明的新价值观、优化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推进科技创新生态化、加快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等方面构建现途径。
冉鸿燕[5]2014年在《我国生态文化建设及其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视域下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如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淡水资源枯竭、土地荒漠化、自然灾害频发、极端天气频现等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世界性公害。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所面临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更加尖锐。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突出的地位,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就要追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反思人们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其他行为方式。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哲学视域下审视、反思并回应时代提出的上述问题,探索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是当代人类肩负的历史使命。弘扬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对传统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的哲学反思和超越,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一次深刻变革。目前,关于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化建设的研究在国内外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文化思想为指导,从哲学视域下审视、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系统梳理我国古代生态文化思想、现代西方生态文化思想,以及深入总结我国和国外生态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等概念的内涵,重点是对生态文化建设的多重社会功能,以及生态文化建设的若干重要机制作了系统分析,以推动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的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本论文共七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绪论。阐述选题背景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研究文献作了综述,说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第二章,关于生态文化基本问题的理论分析。界定了生态文化概念,阐述了生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及其与生态文明的关系；这一章还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化思想、当代西方生态文化思想叁个方面追溯了人类生态文化思想的发展进程。第叁部分：第叁、四章,关于生态文化建设及其功能的全面分析。第叁章紧密结合我国实际说明了进行生态文化建设的迫切性,继而提出了生态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第四章分别从生态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上,系统阐述了生态文化建设的多重功能。第四部分：第五、六章,关于生态文化建设若干重要机制的系统分析。第五章主要分析建构知识供给、政府驱动、社会参与和法律保障等机制的必要性和基本构成,第六章重点分析目前知识供给、政府驱动、社会参与和法律保障等机制存在的问题及优化途径。第五部分：第七章,结论。
汪英华[6]2016年在《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的政府科技支撑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国际科技竞争的加剧以及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世界各国都在寻找国家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新的支撑点与动力,开始关注体现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潮流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对经济社会具有重大带动和引领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随着我国及各区域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创新能力建设成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下简称RSEI)发展的首要任务。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是一个创新系统的动态运作过程,随着以“生态化”为导向的创新日益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创新模式,加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提升产业创新生态化水平,实现资源消耗少、创新效率高、持续性强的创新,已成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和扶持,尤其是政府的科技支撑,因此探索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的政府科技支撑机制,对于完善区域以创新生态化为导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支撑机制、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本文在分析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创新生态化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基础上,从演化动力、演化过程和升级条件叁个方面揭示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演化机理,明确了政府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的科技支撑功能及作用方式并构建了作用模型,从科技引导、科技服务、科技培育和科技平衡四个方面设计了政府科技支撑机制框架;分析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的政府科技引导机制构成与功能,重点优化设计了科技计划引导机制,包括科技计划项目指南生成机制、经费配置与立项机制、实施监控与验收机制,并构建了科技计划促进产业创新生态化的有效性评价指标;明确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的政府科技服务功能和载体,分别设计了科技服务需求识别机制、科技资源整合机制和科技服务匹配对接机制;遵循“核心产品→创新型企业→创新生态化网络”培育思路,构建了政府科技培育机制,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产品筛选、孵化和衍生配套扩散机制,设计创新型企业认定和孵化机制,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核心网络、配套网络以及服务支持网络培育机制;明确了政府科技平衡机制功能,构建了科技平衡机制模型,设计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科技支撑效果评估指标与方法,并提出创新生态化的政府科技平衡策略;最后对黑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下简称HSEI)的政府科技支撑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有关策略。本研究有利于促进创新生态化理念在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及其政府管理方面的应用,为进一步完善产业创新发展与管理理论方法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建立完善的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科技支撑体系以及制定有关规划、政策和优化管理方法提供方法支持与决策参考,对于提高政府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支持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加快提升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水平与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张坤晶[7]2013年在《信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研究》文中提出信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形态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研究信息革命对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将会带来的新特征，找出当前中国的探索与实践和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寻找和探索出新的发展方向，凸显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比信息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并进一步对“信息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探讨，研究信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来走向进一步探索，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进一步探讨。全文采用总分总的研究思路展开：首先，对本研究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总的追溯和梳理；从社会形态理论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不断发展，再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多种原因分析，再到技术原因，再到信息革命及其带来的信息化，再到信息化的社会主义。其次，从技术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和文化形态四个视角，分别展开对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新特征研究；在技术形态部分，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新特征。论述信息生产力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现实生产力，根据信息生产力的特征分析它与社会主义信息化之间的关系，分析论证信息生产力将助推信息化的社会主义产生。重点研究在社会主义“内部”，信息化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新特征，对比它和非信息生产力形态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层面的区别，以及信息化社会主义的技术新特征和生态新特征。在经济形态部分，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新特征；从生产关系视域研究信息化社会主义的新特征分别是什么，再在此基础上对比研究信息化社会主义与信息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进一步论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适合信息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并分析论证社会主义可以克服“信息悖论”问题的优越性所在。重点研究在社会主义“外部”，信息化的社会主义区别于非社会主义的信息社会形态在哪里。在上层建筑部分，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文化新特征。分别对政治与文化新特征进行分析研究，重点研究它们与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形态的区别点和原因。再次，从当前中国的探索与实践层面来总的研究中国在技术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和文化形态所呈现出的发展现状与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重点研究中国在四种形态中与信息化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差距在哪，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最后，对信息革命给社会主义所带来这些新特征，是否可以汇集形成“信息社会主义”的概念，等与之相关的社会形态若干未尽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尝试性地对此概念可能引发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来论证“信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通过对比研究，分析出了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中与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一方面，凸显了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比信息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另一方面，分析指出了当前中国信息化建设探索与实践的现状和本研究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新特征之间的差距具体地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并尝试性地提出了对未来中国信息化发展的建议。
薄立明[8]2015年在《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空间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空间结构模式及规划应对策略研究是当代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性话题。当代城乡规划的总体发展趋势要求城市问题研究必须深入思考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化组织规律,这也是当代城乡转型发展赋予城乡规划学科进行生态化问题研究的基本历史使命。本论文研究主要依托当前武汉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发展诉求,从城市各系统发展的生态化组织机制视角出发,从广义的城市生态要素构成以及武汉城市生态发展的本底资源优势出发,深入解析武汉城市化发展的现实基础以及发展潜力,运用系统评价模型理论针对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现实格局,设计出具体的绩效评估发展指标体系,对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空间结构现状进行系统评估,并根据评价结果和现实问题的凝练,制定出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框架和实施路径模式。最后,从城市生态化发展的规划实施保障策略角度即城市生态化规划的类型设计、政策保障、协调保障、经济保障等角度为武汉生态城市的建设提供研究思考,并丰富生态化的城市规划理论体系。具体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搭建层面:针对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危机重重的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结合武汉城市国际化发展的现实诉求,本研究集中在以更为广义的生态化城市空间结构构建层面,开展武汉城市生态化问题研究。按照城市人居环境构建的生态化组织逻辑首先对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相关概念和内涵进行解析,界定本论文研究的核心空间范围,以及拟定开展的研究方法,从国内外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典型案例以及发展趋势视角,系统梳理发展的典型经验。从广义多学科交叉视角针对不同学科领域当中的典型相关理论进行组织协调架构,并结合本人的研究认识进行适当的创新解读分析,从而系统架构本论文的理论研究逻辑。(2)技术方法层面:多维的城市生态化问题研究从多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基于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视角来看,城市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学科交叉联系的方法组群,包含建筑学、风景园林学、城乡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自然生态学、人文生态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组织建构。因此,构建广义的城市生态化系统问题研究必须谋求进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本研究则从“质性化”、“定量化”、“系统化”、“区域化”、“对策化”等多位方法论角度进行分析架构。在系统化层面主要架构城市生态化的系统结构,为系统结构的分析提供基础,并有助于系统阐述城市生态问题的发生、演变机制等;在质性化层面,主要分析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内部逻辑机制问题,不同系统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在定量化层面,主要是架构系统的评价分析模型,针对武汉城市生态化的现实水平和发展潜力进行科学化的评估;在区域化层面,主要是从武汉区域整体层面进行宏观分析,而不是单单就武汉城市内部系统分析,架构的是一种“城市——区域”的分析研究方法;在对策化层面,主要考虑从不同规划层面的应对以及规划实施保障策略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不同的规划层面主要反映在区域——总规——控规的应对策略。(3)案例佐证分析层面:首先,针对城市生态化的发展系统进行建构和解构性分析,深入分析城市生态化的子系统、理论模式及系统组织结构模式;其次,针对城市生态化的空间结构形态进行系统的解构性分析,探究城市生态化空间结构形态的等级层次、特性及组合性的演化规律;第叁,针对影响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现状条件,诸如生态资源、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它多维生态性要素进行关键性的问题诊断研究;第四,创新性地架构城市生态化空间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针对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现实水平以及生态资源格局基础进行系统的潜力评估研究;第五,结合现状问题解析以及指标评价模型的演化实证分析,系统化的提出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框架以及关键性的生态化空间路径模式;第六,总结凝炼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规划技术导则以及创新性提出武汉城市生态化的系统规划框架体系并进行实证。
张秀芬[9]2016年在《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最具影响的理论,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内在深层逻辑关联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理应做出理论回应。因此,自觉开展马克思《资本论》包括人与自然的内在深层关联,物质变换范畴的生态意蕴,资本趋利与增殖本性及其生态隐患,可持续发展思想及其实践路径,节约理论及其实现路径,科技双重性及其生态化规范等在内的生态思想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资本论》人与自然的内在深层关联,表现为其在对自然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揭示；对自然规律支配人类生产过程、自然条件影响人类生产生活、自然力影响人类劳动生产力和自然要素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质等自然对人类影响的揭示；以及对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的揭示等诸多人与自然深度关联的揭示上。“物质变换”是表征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的重要范畴。学界对其翻译尽管存在着物质变换、新陈代谢和物质代谢等译法分歧,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范畴来源于摩莱肖特、李比希以及两者的扬弃超越,更重要的是它包括自然界自我循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物质变换,社会、自然和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物质变换,经济循环、生态循环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相关联；而物质变换及其断裂的生态意蕴的初步探索,将其推向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并以劳动为媒介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作为阐释“人类生活永恒必然性条件及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的智慧聚焦,为深度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开辟了一条全新通道。资本具有无限趋利与增殖本性。利润的产生既建立在对人劳动的剥削也建立在对自然的掠夺基础之上。利润的产生不等于利润的实现,利润的实现源于消费,利润是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而消费一则使人变成了物质主义的消费者,另一则因其是一个对自然资源不断索取和将废弃物不断排向自然的双向过程,因而加重自然的负担。受资本双重本性驱使即以趋利与增殖为价值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带来生态灾难。一般而言,资本逻辑具有逐利本性,也正是资本的疯狂逐利本性导致生态的破坏。特殊而言,生态领域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必将成为推动生态建设的强大动力,生态产业成为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产物。因此,对资本而言,我们要即利用又限制。《资本论》可持续发展思想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恶劣的生存境遇与生态环境系统的恶化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水污染、森林毁坏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衰竭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城乡对立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工业化经营所造成的物质变换裂缝问题等资本主义非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层揭露与生态批判上；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合理规划、协调发展等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社会的美好设想与实践构建中；表现在对实现包括循环再利用、集约型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在内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卓越探索上。 《资本论》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资本论》的节约理论主要表现在对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生产性节约与消费性节约问题,特别是生产领域可变资本节约和不变资本的节约问题给予着重阐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掠夺工人生活条件为手段的节约合理性问题进行发人深省且富有深度的批判反思；对节约的多样性实现路径的积极探索,并强调节约对于减少物耗提高利润、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发展及缩减劳动时间实现人的解放等的重要性。 《资本论》节约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科技及其应用的双重性问题进行了卓越探索,指出科技及其社会应用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物尽其用、推动社会发展等正面效应。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科技负效应实际上源于人们在畸形价值目标下对科技的不恰当应用,包括摧残劳动者肢体、加深劳动者灾难,以及在人与自然深度关联中对生态环境破坏性。指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此,深入研究科技负效应,自觉强化对科技生态化规范和引领,使其真正发挥绿色生产力功效。总之,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内容丰富而具体、思想深刻而精辟,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刘贺[10]2014年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生态化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发展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呈现出日益“绿化”或“生态化”的重要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主义为了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即生态文明将继承、扬弃和超越工业文明的发展潮流），为了适应社会进步和人民的要求而发生的变化和发展，可以赋予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以崭新的内容和特质。放眼世界，着眼未来，立足于对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生态化发展趋势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指导思想层面，本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以实事求是作为分析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以发展和辩证的眼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考察、分析和研究问题。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生态化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科学理论支撑。20世纪中叶以来，当代世界频繁发生的各种环境公害事故、风起云涌的生态运动，说明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立统一日益上升为导引人类未来发展的新矛盾，这种人类生存矛盾的转换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生态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历史空间。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就业和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便发生了普遍需求的生态化转向，体现为环境优美、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等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和解”，已经从肇始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判上升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的时代主题。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曾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此，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破坏，连同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生态缺憾，一并组成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生态批判的对象。鉴于此，实现对资本主义价值的全面超越、对社会主义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融合，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者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思想的理论阐发、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价值意义的逐步彰显，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生态化发展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先导。伴随着生态文明的诞生和当代自然科学包括生态学、系统论等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发展，为了适应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需求，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呈现出日益明显的生态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生态化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以“生态化”为切入点，整体、系统地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总体画面和未来前景，是本研究的主体内容。滥觞于20世中后期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生态运动在进入21世纪后催生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愈加明显的“生态化”趋向，是世界社会主义生态化发展的重头戏。传统社会主义的叁大主要流派，即发达国家非执政共产党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以民族主义政党主张的民族社会主义，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生态化转型发展，是当代社会主义生态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和发展，必当属于世界社会主义生态化发展中的“风景这边独好”，加上古巴国家在社会主义生态环境建设诸方面获得的多项国际性殊荣，凸显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生态化发展的生动景象。此外，在世界社会主义的视野里，已经出现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的挖掘，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生态教训的反思，甚至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经验和做法的借鉴、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关注，等等，共同表征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生态化发展的新趋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生态化发展的价值旨归在于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面向现实的实践问题。历史地看，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问题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具有客观性，但过程却具有双向性。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的内在契合性，奠定了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生态化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经验与教训、趋势与前景，审时度势、科学规划、从容应对，广泛借鉴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有价值的生态成果，真正实现发展方式与发展战略的生态调整，切实夯实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才能在生态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共同推动下，促进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振兴。
参考文献：
[1]. 关于科技创新生态化的若干论证[D]. 黄星君. 武汉科技大学. 2004
[2].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科技创新生态化范式研究[D]. 王瑞阁. 江苏大学. 2017
[3]. 基于SST视角的技术创新生态化社会建构研究[D]. 王黎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1
[4]. 科技创新的生态维度[D]. 刘慧. 湘潭大学. 2017
[5]. 我国生态文化建设及其机制研究[D]. 冉鸿燕. 东北大学. 2014
[6].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化的政府科技支撑机制研究[D]. 汪英华.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6
[7]. 信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研究[D]. 张坤晶.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8]. 武汉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空间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D]. 薄立明. 武汉大学. 2015
[9]. 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研究[D]. 张秀芬. 内蒙古大学. 2016
[10].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生态化研究[D]. 刘贺.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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