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生物指示物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低温蒸汽甲醛灭菌,生物指示物,抗力,测定
生物指示物论文文献综述
孙文魁,杨彬,苏冠民,孟蔚,刘晓康[1]（2019）在《低温蒸汽甲醛灭菌生物指示物抗力检测方法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建立低温蒸汽甲醛灭菌生物指示物抗力的检测方法。方法采用存活曲线法,对某低温蒸汽甲醛灭菌生物指示物的抗力进行检测和验证。结果在60℃恒温水浴条件下,用浓度为1. 0 mol/L甲醛溶液进行作用,测得该生物指示物(嗜热脂肪地芽孢杆菌,ATCC 7953)芽孢的D值为10. 49 min、ST值为43. 03 min和KT值为105. 97 min。结论该生物指示物的ST值和KT值经验证合格,其抗力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本研究建立的测定方法具有可行性。(本文来源于《中国消毒学杂志》期刊2019年08期）
刘波[2]（2017）在《乔木树叶、树皮和树木年轮作为大气中PBDEs和重金属污染生物指示物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电子废弃物中含有多溴联苯醚(PBDEs)和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这些物质在粗放式拆解过程中会通过各种途径释放到周围环境,对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本研究针对浙江省台州市所辖县级市温岭市典型电子废弃拆解回收地及周边区域(温峤镇WQZ、杨公岙YGA、姆坑MK及对照区域长屿硐天CYDT)大气、灰尘、土壤、乔木树皮、树叶及年轮样品中的PBDEs和重金属(Cr、Mn、As、Co、Cu、Ni、V、Sn、Pb、Se、Sb和Cd)的浓度及分布进行检测,比较了不同环境介质中PBDEs浓度和重金属的浓度差异、污染水平及分布特征,并对PBDEs同系物和重金属进行了溯源分析和风险评价。探讨了乔木树叶对大气中PBDEs和重金属污染的生物指示作用,分析了树种、叶脂肪含量、叶龄、采样高度等因素对树叶中PBDEs浓度和重金属浓度的影响;乔木树皮对大气中PBDEs污染的生物指示作用,分析了树种、脂含量、树龄、采样深度、采样高度等因素对树皮中PBDEs浓度的影响;乔木年轮对大气中PBDEs和重金属污染的生物指示作用,分析了树种、采样深度、纵向取样和径向取样等因素对年轮中PBDEs浓度和重金属浓度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针对温岭典型电子拆解区大气中PBDEs污染,同时应用乔木的树皮、树叶及年轮作为大气PBDEs污染生物指示物,对不同污染区域大气中的PBDEs浓度分布及污染状况进行评价,为PBDEs污染的防治和控制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国内利用树木年轮指示大气PBDEs污染的研究报道并不多见。主要结果和结论如下:(1)不同研究区域各环境介质中PBDEs普遍存在,且浓度变化趋势一致,均为拆解区>对照区。温峤镇、杨公岙和姆坑叁个电子废物拆解区域中PBDEs同系物组成以BDE-209为主要成分。不同研究区域各环境介质中重金属普遍存在,且浓度变化趋势一致,均为拆解区>对照区。研究区域环境介质中的PBDEs间呈正相关趋势;各环境介质Sn、Pb、Cu、Cd、As和Ni等6种重金属呈现显着相关,表明环境介质中这6种重金属及PBDEs可能存在相似的污染源。(2)大气和乔木树皮中PBDEs浓度变化趋势依次为:姆坑>杨公岙>温桥镇>长屿硐天,树皮中的PBDEs浓度与大气中的浓度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树皮中PBDEs主要源自大气;树皮对大气中各种PBDEs同系物均具有良好的富集能力,可作为良好地大气中PBDEs污染指示物。树皮中PBDEs的浓度受树种、脂肪含量、树皮采样深度、树龄等因素的影响。(3)当以树皮作为大气中PBDEs污染指示物研究时,建议采集如柳树、香樟树及松树等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树龄20-40年的树种,树皮采样深度0-2mm为佳,以最小化采样方法差异带来的PBDEs浓度的不确定性。(4)树叶中PBDEs浓度和重金属浓度总体趋势为电子废物拆解区大于对照区,即姆坑(MK)>杨公岙(YGA)>温峤镇(WQZ)>长屿硐天(CYDT)。树叶中的PBDEs和重金属浓度与大气中的相应浓度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树叶中的PBDEs和重金属均来自大气;树叶可作为大气中的PBDEs和重金属污染生物指示物。(5)树叶中的PBDEs和重金属浓度受树种、树叶脂肪含量、叶龄等因素影响。在应用树叶作为大气中PBDEs和重金属污染生物指示作用研究时,建议选择常绿乔木树叶,同时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6)树木年轮中的PBDEs浓度和重金属浓度与大气中的相应浓度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年轮中的PBDEs和重金属均来自大气。年轮对大气中PBDEs和重金属污染均有较好的指示能力,可较好地反映大气中PBDEs和重金属污染的年代变化。年轮中的PBDEs浓度和重金属浓度受树种、取样高度、径向深度等因素影响。(7)在进行树木年轮作为大气PBDEs和重金属污染指示物研究时,建议选择水杉、广玉兰和雪松作为研究材料,采样时选择树木的胸径高度作为最佳采样高度,选择树龄大于30年的乔木进行径向取样,以最小化采样方法差异带来的PBDEs浓度和重金属浓度的不确定性。(本文来源于《华东理工大学》期刊2017-05-18）
张欢欢[3]（2015）在《树叶作为全氟烷酸化合物生物指示物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全氟烷酸化合物(perfuoroalkyl compounds, PFAAs)是一类新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由于C-F键极高的键能,这类污染物性质极其稳定难以在环境中自然降解。PFAAs还具有远距离迁移性、生物富集性和多种毒性。PFAAs广泛存在于大气、水、土壤、生物体中,其环境分布和环境行为是环境科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建立PFAAs的生物指示物对于PFAAs在环境中的区域分布和全球迁移行为研究尤为重要。植物如苔藓、树叶、地衣等是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的良好生物指示物。树叶易于采集、运输,且简易、廉价,可以多点同步监测。目前树叶中PFAAs研究极其有限。本论文研究PFAAs在树叶中的累积规律和机理,以期为将树叶作为PFAAs的环境污染生物指示物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方法。本研究建立了通过碱/甲醇消解萃取-固相萃取净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的方法测定树叶中14种PFAAs,方法检出限为0.02-1.43 ng/g,回收率为55-115%。采集辽宁大连7个树种树叶,结果表明针叶代表的松针、柏叶富集浓度高于阔叶代表柳叶、梧桐、杨叶等。树叶中全氟羧酸化合物(PFCAs)贡献远大于全氟磺酸化合物(PFSAs).且短碳链PFCAs (C3-C7)占总浓度40-80%浓度远高于长碳链化合物,随碳链增长,PFCAs富集水平下降。树叶中PFAAs浓度的时间变异性较小。树叶PFAAs浓度低于大气颗粒物,但高于土壤,构成比相似。树叶中PFAAs可能同时来源于大气和土壤：一是叶表吸附吸收干、湿沉积的颗粒相PFAAs或者叶片与气体交换时吸收气态PFAAs;二是由根从土壤中吸收,通过木质部迁移到各个部分。多个城市采集的树叶样品分析中均检测到了PFAAs,发现华东、华中、华北地区PFAAs浓度偏高,其次为华南、西南,西北区最低,与氟化学品生产量分布和其他环境介质中分布相似。研究结果表明树叶可作为PFAAs良好的生物指示物,有利于促进PFAAs地区性和全球性分布及迁移行为研究。(本文来源于《大连理工大学》期刊2015-05-30）
谈智,陈越英,孙巍,王玲,王晓蕾[4]（2015）在《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及其生物指示物应用现状调查》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了解医疗机构中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及其生物指示物的应用状况。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和现场查看形式,对江苏省部分医疗机构使用中的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及其生物指示剂生物负载进行调查与测试。结果共调查江苏省市级医疗机构97家,其中67家拥有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拥有率为88.16%。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的灭菌效果均采用生物指示剂进行定期监测,所使用的生物指示剂的回收菌量合格率为35.48%。结论江苏省医疗机构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拥有率较高,其灭菌效果监测专用生物指示剂多数不符合标准,亟待规范。(本文来源于《中国消毒学杂志》期刊2015年06期）
徐燕,陈越英,吴晓松,谈智,孙巍[5]（2013）在《环氧乙烷灭菌生物指示物抗力实验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研究环氧乙烷灭菌生物指示物的抗力,为科学评价环氧乙烷灭菌生物指示剂产品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通过专用抗力检测仪,采用细菌定量和定性检测方法,对不同来源的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制作的生物指示物抗力参数进行评价。结果国内外不同企业生产的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生物指示物对环氧乙烷抗力存在差异。6个企业的环氧乙烷生物指示剂的D值分别为2.24、1.64、1.69、1.59、3.19和3.00。不同包装对抗力影响无显着差异,而有机物有明显影响。结论国内外不同企业生产的环氧乙烷生物指示剂抗力不同,需要进行统一标准化和规范化评价。(本文来源于《中国消毒学杂志》期刊2013年05期）
王佳奇,张流波[6]（2013）在《环氧乙烷灭菌生物指示物抗力及其测试的影响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50年代起环氧乙烷开始用于医院灭菌,国内医疗机构引入环氧乙烷灭菌器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用于怕热怕湿医疗器械的灭菌。随着环氧乙烷灭菌器在国内的不断普及,环氧乙烷灭菌监测中的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环氧乙烷灭菌生物指示物的抗力水平在灭菌效果监测中尤为重要。用于环氧乙烷灭菌效果监测的生物指示菌为国际通用菌株,即枯草杆菌黑色变种(ATCC9372)芽孢,其生物学特性是易于培养与保存、在固(本文来源于《中国消毒学杂志》期刊2013年01期）
姚丹[7]（2013）在《人体发甲中氟化物的残留特征及其生物指示物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全氟化合物(perfluorinated componds, PFCs)是一类碳链上的氢原子全部或部分被氟原子取代的直链或支链有机氟化物。近年来,PFCs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和各类消费品中,在生物体和环境介质中普遍存在,鉴于其对环境的污染及其生态风险,世界各国针对PFCs的报道屡见不鲜。本研究分析了天津成人发甲样品中的总氟(total fluorine, TF)、可萃取的有机氟(extractable organic fluorine, EOF)和PFCs的残留水平。同时,分析了深圳市内6区共12个位点的大气和树皮样品中PFCs的残留水平和分布特征,试图发现其生物指示物。主要结果如下：(1)头发、指甲中TF以无机氟(均值：2.0μg/g,4.5μg/g)为主,EOF(均值：0.7 μg/g,1.8 μg/g)为辅；头发、指甲中可鉴别氟(identifiable fluorine, IF)分别占EOF的7.1%(2.6%～16%)和3.5%(1.1%～11%),显示84%以上的EOF仍属未知。发甲中PFCs残留主要为中、短链PFCs,其中PFOS、PFOA、全氟壬酸为其主要残留种态。染烫头发中TF, EOF, IF均显着高于非染烫头发(p<0.05),但发甲中∑PFCs残留未见性别间显着性差异。指甲中∑PFCs和典型残留PFOS均极显着高于头发(p<0.01),是较头发更灵敏的指示人体PFCs暴露水平潜在的生物指示物。(2)深圳大气中PFCs以中短链PFCs (C≤10)为主,占∑PFCs的99%以上,其中PFOA为大气中PFCs的主要残留种态。深圳市宝安区A1-A4位点大气中PFCs较高,龙岗区的A10位点PFCs浓度最低(6.1 pg/m3)。种态间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气中PFOS与PFOA以及PFDA与PFDoA分别呈正相关(p<0.05),PFOA与PFBA、 PFPeA、PFHxA呈显着正相关(p<0.01),表明可能具有相似的污染来源。大气中∑PFCs含量水平与同期PM 2.5(p<0.05)及PM10的均值(p<0.01)呈显着正相关,可能与二者具相似的排放来源和传播途径有关。(3)树皮中PFCs残留水平显示,PFCs呈中链(7≤C≤10)>短链(C≤6)>长链(C≥11)的分布,PFOA为主要残留种态。树皮中PFCs残留水平呈现宝安区B1～B4位点较高的特征,与大气相似。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气与树皮中PFOA及∑PFCs呈显着正相关(p<0.01),且树皮中∑PFCs与PM 2.5呈显着正相关(p<0.01),表明樟树皮是一种潜在的指示大气中PFCs污染程度的生物指示物。(本文来源于《天津科技大学》期刊2013-01-01）
吴陵广[8]（2012）在《几种生物指示物在海洋污染监测中的应用》一文中研究指出在环保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海洋环境的监测成为个人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而生物监测无论在海洋污染评价还是在预警方面都具有很大潜力。但是现行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实验室条件下，在环境监测的应用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为此，本文基于学者们对于生物监测及生物富集的研究，利用大弹涂鱼为对象，进行了野外生物监测的研究。希望能为生物监测的应用提供参考。研究过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利用广谱性、敏感性的抗氧化物酶SOD酶与CAT酶对江苏连云港、浙江舟山与福建宁德的水域环境进行评估，并通过不同采样时间下酶活数据的差异分析SOD酶与CAT酶作为生物标志物的敏感性和有效性。实验结果表明，SOD酶活性方面，除去2010年的7月份与10月份外的6个月份的监测数据显示，连云港处SOD酶活数据高于宁德与舟山的数据，并具有极其显着性差异。在连云港2011年5月份得到的酶活数据达到了8.58±0.6U/mg，为本次监测的最大值。同一城市不同月份下的SOD酶活数据也具有极显着差异性，其中在2010年7月份在连云港的检测数据和9月份的相差达4.15U/mg，变化幅度非常大。这很可能是由于大弹涂鱼个体发育期与自然环境因素等的变化所导致的，而不仅仅是由于环境污染程度的变化。但是在另一方面，SOD酶活数据显示，样品个体间变化幅度较大，在2011年连云港2月份的样品个体酶活的方差达到了1.23U/mg，已经超过了均值的25%。同SOD酶不同，CAT酶活检测的最大值出现在2011年5月份的宁德，为16.8±0.45U/mg。城市间的酶活差异相对较小。另一方面，相对于SOD酶，CAT酶活数据个体差异相对较小，连云港的酶活数据在2010年7月与2011年2月、4月要显着高于宁德地区的数据。但另一方面，同一城市不同月份下的CAT酶活数据差异要比SOD酶活数据的差异要小的多，这说明CAT酶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可以消除部分由于生物体发育水平和温度导致的差异。对连云港处的SOD酶活与CAT酶活数据进行对比发现，SOD酶的变化幅度过于的巨大，且不同月份之间的数据差异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这说明SOD酶虽然对海洋环境中污染物非常敏感，但并不能作为有效的生物标志物，它很大幅度上违背了生物标志物的可重复原则。与此相对，CAT酶在可重复方面要明显高于SOD酶。本次实验结果与实验室内的相关研究有很大的出入，在传统的急性毒性实验中，SOD酶相对CAT酶有更大的优势，而在本次实验中则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另外，从上面的检测数据中也可以发现，即使是同一检测水域中，在不同的时间获得的结果也不相同，不同月份之间的监测数据不具有对比性。而环境监测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对比性，这与实验结果有一定的冲突。而由上述结果我们可知，除污染物外，其它很多因素都会对酶活数据造成影响，这对两种酶进行生物监测的标准建立造成很大的障碍。同时，两种生物标志物标准的标准不能是固定不变的，这个标准需要与当地自然环境和生物的的发育期相联系起。本文的第二部分使用生物监测对大弹涂鱼肝脏内的Cd含量进行了分析，结果非常明显，10个月份下的数据都显示连云港处的Cd浓度数据要大大的高于宁德和舟山的，其中在2011年5月，连云港处的Cd浓度达到了数据的最高值1.21±0.2ng/kg。这说明连云港有相对较高的Cd污染风险。这次监测的结果为连云港处的海洋治理部门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本次的Cd的生物监测数据和Wen-XiongWang学者整理的沉积物中Cd监测数据差异非常大，这是由于Cd的生物富集能力和Cd沉积能力的差异导致的，并不能说明Cd的生物监测不具效用。在监测速度方面，Cd的生物监测更加便捷快速。但在Cd生物监测还没有相应的标准，这仍需进一步的研究。综上所述，生物监测具有很好的海洋环境污染评价与预警潜力，但是在标准的制定方面仍然匮乏。(本文来源于《上海海洋大学》期刊2012-04-15）
龚艳,沈菁,樊铭勇,李书谦,胡定金[9]（2010）在《利用树皮作为生物指示物监测大气中的二恶英》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相比于空气样品,树皮具有易采集,易运输和对POPs有很好吸附等特点,利用树皮作为生物指示物监测空气中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方法该研究选择我国某电子垃圾典型拆解地区作为试验点,采用高通量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质联用法分析树皮样品(n=23)中的二恶英。结果结果显示树皮中二恶英的总浓度为(107.8±12.4)×103pgg-1脂肪重,毒性当量为(1.3±0.1)×103pgTEQg-1脂肪重。通过和其它地区的研究对比发现,该地区树皮样品中二恶英浓度是目前为止所有同类样品中浓度最高的之一,该结果表明试验点地区受到严重的二恶英污染。结论通过对树皮中二恶英的指纹特征进行研究,说明该地区二恶英污染主要来源于电子垃圾的无序焚烧。(本文来源于《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期刊2010年04期）
毛军需,王发园,王秀利,王连喜[10]（2008）在《大气污染生物指示物研究进展》一文中研究指出生物指示物(Bioindicator)是指能通过典型症状或可衡量的反应来揭示大气污染物存在与否的生物体或生物反应。许多对污染物敏感的植物和微生物都可以做为大气污染的生物指示物。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做一综述,并简单探讨了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方向。(本文来源于《气候与环境研究》期刊2008年05期）
生物指示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电子废弃物中含有多溴联苯醚(PBDEs)和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这些物质在粗放式拆解过程中会通过各种途径释放到周围环境,对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本研究针对浙江省台州市所辖县级市温岭市典型电子废弃拆解回收地及周边区域(温峤镇WQZ、杨公岙YGA、姆坑MK及对照区域长屿硐天CYDT)大气、灰尘、土壤、乔木树皮、树叶及年轮样品中的PBDEs和重金属(Cr、Mn、As、Co、Cu、Ni、V、Sn、Pb、Se、Sb和Cd)的浓度及分布进行检测,比较了不同环境介质中PBDEs浓度和重金属的浓度差异、污染水平及分布特征,并对PBDEs同系物和重金属进行了溯源分析和风险评价。探讨了乔木树叶对大气中PBDEs和重金属污染的生物指示作用,分析了树种、叶脂肪含量、叶龄、采样高度等因素对树叶中PBDEs浓度和重金属浓度的影响;乔木树皮对大气中PBDEs污染的生物指示作用,分析了树种、脂含量、树龄、采样深度、采样高度等因素对树皮中PBDEs浓度的影响;乔木年轮对大气中PBDEs和重金属污染的生物指示作用,分析了树种、采样深度、纵向取样和径向取样等因素对年轮中PBDEs浓度和重金属浓度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针对温岭典型电子拆解区大气中PBDEs污染,同时应用乔木的树皮、树叶及年轮作为大气PBDEs污染生物指示物,对不同污染区域大气中的PBDEs浓度分布及污染状况进行评价,为PBDEs污染的防治和控制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国内利用树木年轮指示大气PBDEs污染的研究报道并不多见。主要结果和结论如下:(1)不同研究区域各环境介质中PBDEs普遍存在,且浓度变化趋势一致,均为拆解区>对照区。温峤镇、杨公岙和姆坑叁个电子废物拆解区域中PBDEs同系物组成以BDE-209为主要成分。不同研究区域各环境介质中重金属普遍存在,且浓度变化趋势一致,均为拆解区>对照区。研究区域环境介质中的PBDEs间呈正相关趋势;各环境介质Sn、Pb、Cu、Cd、As和Ni等6种重金属呈现显着相关,表明环境介质中这6种重金属及PBDEs可能存在相似的污染源。(2)大气和乔木树皮中PBDEs浓度变化趋势依次为:姆坑>杨公岙>温桥镇>长屿硐天,树皮中的PBDEs浓度与大气中的浓度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树皮中PBDEs主要源自大气;树皮对大气中各种PBDEs同系物均具有良好的富集能力,可作为良好地大气中PBDEs污染指示物。树皮中PBDEs的浓度受树种、脂肪含量、树皮采样深度、树龄等因素的影响。(3)当以树皮作为大气中PBDEs污染指示物研究时,建议采集如柳树、香樟树及松树等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树龄20-40年的树种,树皮采样深度0-2mm为佳,以最小化采样方法差异带来的PBDEs浓度的不确定性。(4)树叶中PBDEs浓度和重金属浓度总体趋势为电子废物拆解区大于对照区,即姆坑(MK)>杨公岙(YGA)>温峤镇(WQZ)>长屿硐天(CYDT)。树叶中的PBDEs和重金属浓度与大气中的相应浓度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树叶中的PBDEs和重金属均来自大气;树叶可作为大气中的PBDEs和重金属污染生物指示物。(5)树叶中的PBDEs和重金属浓度受树种、树叶脂肪含量、叶龄等因素影响。在应用树叶作为大气中PBDEs和重金属污染生物指示作用研究时,建议选择常绿乔木树叶,同时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6)树木年轮中的PBDEs浓度和重金属浓度与大气中的相应浓度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年轮中的PBDEs和重金属均来自大气。年轮对大气中PBDEs和重金属污染均有较好的指示能力,可较好地反映大气中PBDEs和重金属污染的年代变化。年轮中的PBDEs浓度和重金属浓度受树种、取样高度、径向深度等因素影响。(7)在进行树木年轮作为大气PBDEs和重金属污染指示物研究时,建议选择水杉、广玉兰和雪松作为研究材料,采样时选择树木的胸径高度作为最佳采样高度,选择树龄大于30年的乔木进行径向取样,以最小化采样方法差异带来的PBDEs浓度和重金属浓度的不确定性。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生物指示物论文参考文献
[1].孙文魁,杨彬,苏冠民,孟蔚,刘晓康.低温蒸汽甲醛灭菌生物指示物抗力检测方法的研究[J].中国消毒学杂志.2019
[2].刘波.乔木树叶、树皮和树木年轮作为大气中PBDEs和重金属污染生物指示物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7
[3].张欢欢.树叶作为全氟烷酸化合物生物指示物的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5
[4].谈智,陈越英,孙巍,王玲,王晓蕾.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及其生物指示物应用现状调查[J].中国消毒学杂志.2015
[5].徐燕,陈越英,吴晓松,谈智,孙巍.环氧乙烷灭菌生物指示物抗力实验研究[J].中国消毒学杂志.2013
[6].王佳奇,张流波.环氧乙烷灭菌生物指示物抗力及其测试的影响因素[J].中国消毒学杂志.2013
[7].姚丹.人体发甲中氟化物的残留特征及其生物指示物的研究[D].天津科技大学.2013
[8].吴陵广.几种生物指示物在海洋污染监测中的应用[D].上海海洋大学.2012
[9].龚艳,沈菁,樊铭勇,李书谦,胡定金.利用树皮作为生物指示物监测大气中的二恶英[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10
[10].毛军需,王发园,王秀利,王连喜.大气污染生物指示物研究进展[J].气候与环境研究.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