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升[1]2004年在《高中生物教学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以及生物工程产业的兴起,生物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迅速渗透,“二十一世纪是生物世纪”的预言正在得到验证。作为基础教育学科之一的高中生物学,直接影响到国家和地方在生物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然而,由于长期以来,高中生物学教学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重要性一直没有真正引起社会、学校和学生的普遍重视。随之而来的便是教师们时时报怨生物学越来越难教,学生们越来越难学。基于此,笔者以保山市高中生物教学为切入点,从七个方面对生物教学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第一部分提出要研究的问题,第二部分阐述了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概况,第叁部分说明了研究的对象、方法及研究的意义,第四部分对保山市高中生物教学面临的困境进行调查统计。第五部分针对调查结果分析了影响当前高中生物教学的主要因素,具体有:1、生物学科地位偏低。2、教师素质无法适应新的要求。3、学生素质有待提高。4、教材、教辅资料质量良莠不齐。5、教学设备投入不足。第六部分针对高中生物教学,提出了应遵循的原则和应采取的教育对策。本文最后一部分提出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彭怡[2]2017年在《新课程背景下高中生物课堂教学过程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对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生物课堂教学评价现状的调查,分析学生及高中生物教师对课堂教学评价的看法,教师们对课堂教学评价能促进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以及促进教学改革的作用持非常肯定的态度。但是,目前的高中生物课堂教学评价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对生物课堂教学评价的重视不够;生物课堂教学评价方式单一;严重忽视生物实验课堂的评价;探究性活动的评价体系相对滞后;对课堂教学中的情感方面的评价重视不够;对教学中表现出的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关注不够;忽视生物教师整体素质的评价;评价体系指标的量化现象无法适应素质教育对课堂教学的要求。基于对新课改背景下生物课堂评价现状的调查研究,对于完善高中生物课堂教学评价的有效策略,本文提出:在教师方面,确立教师在课堂教学评价活动中的导向作用;鼓励教师对课堂教学评价进行研究。在评价理念方面,生物课堂教学评价中要深层次地转变评价理念;正确认识生物课堂教学评价的意义,严格规范评价程序,促进评价工作的常规化。在评价手段方面,在高中生物课堂中大力推行档案袋评价;变高利害生物课堂教学评价为发展性生物课堂教学评价;将课堂观察融入到课堂教学评价中。
谭恒[3]2013年在《21世纪以来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幼儿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边境民族地区，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不论是在环境、人文、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着自己的局限。幼儿教育不仅作为基础教育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随着幼儿教育改革的推进，教育公平理念的深入，幼儿教育的发展不仅成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一环，也成为了促进教育公平的起点，人们对幼儿教育的需求也日渐提高。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的缺陷，幼儿教育发展不均衡、城乡差异显着。边境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受到地域、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存在着幼儿教育发展缓慢、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幼儿自身的发展，也影响着整个边境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提高。河口县幼儿教育在经历了起步晚、发展慢的阶段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作为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一类口岸县域，其地域的特殊性也使得幼儿教育带有自己的特色。因此，本研究以河口瑶族自治县为个案，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研究采用访谈、田野调查、文献研究等方法，力图客观、全面地对河口县幼儿教育发展情况进行整体把握，并通过对河口县两级（城、乡）、两类（公办、民办）幼儿园的深入调查，以揭示当前河口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通过研究发现，河口县两级、两类幼儿教育差异显着；教育质量整体不高；师资队伍参差不齐；幼儿教育活动缺乏地方、民族特色。本研究通过对幼儿园自身、社会、政府等方面的原因分析其问题存在的根源，主要有幼儿教育政策落实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监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河口县幼儿教育所存在问题，本研究立足于边境民族自治县的特殊情况及自身的特色，提出了理念回归，创设良好教育生态；优势利用，改善办园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幼儿教育；改革创新，构建新型师资培训方式；厘清职责，发挥政府的职责与义务等有利于边境民族地区河口瑶族自治县幼儿教育发展的可操作性建议。
谢红雨[4]2016年在《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之区域教育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民族传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人类文明延续和民族血脉传承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当前,与社会进步相伴生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以及信息化进程,致使民族文化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遭受前所有未的冲击,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正逐步成为超越地理空间界限和单一民族范畴的共同热点。针对这一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学界形成了民族学视域内的集中探讨和对策建议,但建立在民族文化地理分区基础上,从教育的视角探索民族文化传承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基于教育视角和人文地理研究范式,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1)传承为研究对象,注重文献分析与访谈调研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联系,时间分析与空间分析相关联。通过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地理基础分析这一逻辑起点,展开云南民族文化区划,考察不同民族文化区的文化传承状况;继而引入一般教育要素解构、整合的基本模式,明确提出云南民族文化传承适宜的区域教育路径;并以石林彝族自治县的民族文化传承为个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民族文化传承地理基础分析方面。首先,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认识,厘清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区域性、类型性、和容性和时序性基本特征,并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叁个维度,分析了民族文化传承的地理基础;其次,通过地理区划与规划理论的实证运用,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承分区的叁条原则,明确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六大分区,并系统论述了“滇中彝族主体文化区、滇南哈-彝主体文化区、滇东南壮-苗主体文化区、滇西白族主体文化区、滇西南傣-景主体文化区、滇西北藏-僳主体文化区”民族文化传承的现状和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民族文化传承与区域教育关联性的分析,从教育的视角揭示了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培养传播者、培训运营者、锻造研究者、教育保护者”四位一体的多元促动关系。在民族文化传承的区域教育要素解构与整合方面,通过云南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因子”分析,对分属不同民族文化区民族文化传承中的“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实体教育/虚拟教育、形式化教育/非形式化教育/制度化教育”七种形态,“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内容、教育中介”四大要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在这一基础上,遵循文化教育人类学思想的“文教统合”理念,提出了“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学校教育为核心、以社区教育为辅助的”的叁位一体的民族文化传承之区域教育路径,并选择具有典型民族文化区域属性的石林县,对其彝族文化传承的教育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拓展和延伸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之区域教育路径研究效能。本研究问题涉及“教育、地理、文化、民族”的多领域知识和跨学科整合,一定程度上具有拓展教育学、地理学研究领地,完善教育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深层意义;研究提出的云南民族文化传承分区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区域教育路径,可在一定程度上为云南、乃至全国同类区域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提供相应参照借鉴。
罗华玲[5]2018年在《云南省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研究》文中认为义务教育是政府须优先保障的社会公共服务公益性事业,是当前脱贫攻坚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事业,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云南属少数民族边疆贫困农村地区,2020年要实现100%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的目标,此任务艰巨,困难重重,其瓶颈是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非均衡问题,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显着的差异性已严重影响义务教育发展、教育公平及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是当前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云南省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研究”在分析2011-2016年省域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变化的总体态势基础上,以2016年州市域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差异性显着的实况为背景,基于义务教育管理权限设在县域,采用所研发的县域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评价指标体系(即空间配置评价方法),选取反映129个县域社会发展义务教育需求、为满足义务教育需求的教育资源配置以及实然配置格局中义务教育需求满足程度等相关数据,建立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数据库,通过数理统计法测算相关指标,分析县域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分布、差异、联系等关系,应用R型层次聚类对县域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进行区域划分,通过GIS空间分析,直观呈现县域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现实格局所凸现的失衡,在实证层面聚焦问题区域,并结合调研所获信息对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现状进行相应的问题诊断。通过教育统计数据和空间数据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县域义务教育需求,即地理区位、人口基础、民族构成、经济基础、政策支持分别与为满足义务教育需求的教育资源配置即教师人力资源配置、教育物力资源配置、教育财力资源配置、及其义务教育需求满足情况即教育起点——入学率、教育过程——辍学率、教育结果——升学率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结合调研所开展座谈、访谈收集的第一手信息,发现并论证云南省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分析云南省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非均衡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开展优化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研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明确其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调控方案及保障机制,为后续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调控做好相应研究,利于促进未来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分区调控及反梯度补给,服务于教育公平的逐步实现。
李福莲[6]2014年在《云南省农村转岗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人们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备受关注。农村转岗幼儿教师是应国家政策而出现的一类特殊教师群体，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农村地区幼儿教师师资短缺现状。然而这群有着丰富中小学教学经验的转岗幼儿教师能否适应及胜任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专业发展现状如何？如何促进他们的专业发展？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为此，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整理，在任国培助理期间已有的关于转岗幼儿教师调查数据基础上，运用文献法、访谈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等，对云南省保山市和德宏州农村转岗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从专业理念、专业道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四个方面考察了云南省德宏州和保山市农村转岗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然后从政府层面、幼儿园层面、教师自身层面叁个维度分析了制约其专业发展因素；并在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政府要落实对农村转岗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职责；幼儿园要创造农村转岗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有利条件；转岗幼儿教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朱伟[7]2014年在《红色文化传播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我们如何去衡量是否达到了传播和教育的良好效果?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如何讲述好历史、传播好文化的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方式讲述和传播,传播的真实效果如何,如何改进和增强传播效果达到教育目标。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整个社会浮躁、虚荣、安于现状、贪图享乐的风气有所抬头,如何做好青年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民族的理想信念教育?习近平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①“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②“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③要“发扬光荣传统、当好红色传人”④的号召。因此,如何从中国历史特别是革命历史经验中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特别是红色文化传统,就成为我们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任务,也帮助我找到了能够将工作、专业、知识基础紧密结合、充分结合的点。红色文化即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延伸至今,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革命历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形式和精神样态,这是一个连续性、开放式、系统化的过程。因此将论文题目确定为《当下红色文化传播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济青枣叁地的调查与思考》。红色文化是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一直以来被认为富有鲜明的、浓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属性。红色文化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指导和影响下,并在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形成的文化形态,其精神内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同时,她所承载的内涵与展示的形态又是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中国印象、中国味道的中国故事,真实可信,流布已久,老百姓喜闻乐见,听起来入耳,看起来入眼,读起来入心,是能够传播好的中国声音,是能够讲好的中国故事。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重要范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革命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穿中国人民探索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艰难、伟大进程中浓墨重彩的历史记忆。而“传播成效”是弘扬和宣传红色文化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瓶颈”性难题。本文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也就是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或减损了其教育效果,如何突破上述瓶颈。红色文化资源作为公共历史文化资源极为重要的一个类型,对全面提升整个民族历史素质和文化层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充分研究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合理的建议与相对科学的对策,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广大国民素质,强化公民民族历史教育,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具有特别重大的实践意义。研究好、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文化,是保持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红色文化的传播问题,能够更为有效、合理地保护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充分发挥其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作用,为国家、社会和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更强的活力和更足的推动力。通过此次调研和结论分析,我们发现在红色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一)在认识上静止、僵化地看待红色文化。不注意深入挖掘和及时总结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伟大革命”过程中其不断延展的内涵和不断丰富的显现形态；(二)在经济利益至上、娱乐至上思想的误导和驱使下,有些地区、部门和行业企业将红色文化作为获取利益、谋取政绩的工具,歪曲史实,妖魔化红色人物,脱离实际胡编恶搞,将红色文化的传播“庸俗化”；(叁)“抽空了具体内涵”,忽视了精神实质和价值意义,红色文化出现世俗化、市侩化、空壳化趋势。(四)泛化、简单化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将其视为包治百病,众生皆宜,放之四海皆通用的“神奇药水”；(五)欠缺对大众传播规律特别是90后年轻人心理的了解和把握,以单纯注重政治性、理论性的“布道式”说教,单纯强调思想宣传,单纯强调严谨的叙事和逻辑,减弱了传播的感染力和生命力,甚至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六)表达方式上过分侧重比较狭隘的民族内容,不能以国际通行的标准、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国际惯例和规则,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竞争,不能以国际通行的思维方式、接受习惯、信息需求设计传播手段和技巧的做法。(七)红色旅游产业更多地是依靠宏观政策的推动和各级政府的支持,缺乏市场机制运作,急功近利,盲目建设,硬件设施趋同。(八)没有将红色文化放在中国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和中国革命与建设进程的大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和考虑谋划,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扬弃,寻找最佳契合点上做的不够。(九)红色文化的外在显现形态上特色性阙失,差异性不明显,雷同度高,模式化、程式化、脸谱化色彩浓,无法达到令人欣然接受的效果。在调查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传播学、历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多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分析了红色文化的传播现状,并紧密结合教育实践,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对策。
苏建兰[8]2010年在《云南松茸产业链经济学分析及优化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松茸(Tricholoma matsutake)作为高经济价值珍稀野生食用菌,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濒危物种,是世界性稀缺濒危资源,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因此成为业界普遍关注的重点与难点问题。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为松茸资源提供了良好生长环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明确了包括松茸在内的林下资源产权,有效激励了经营主体,林业产业振兴计划的出台和实施则为松茸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松茸产业获得较好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如集体林改后更为分散的经营主体如何实现规模化?如何通过经济合作组织实现产业链内各经营主体有效协作?如何避免高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资源掠夺性利用?如何在保护性开发利用下实现松茸资源及其产品价值的最大化?如何摸索可持续的松茸产业链经营模式实现林区农民增收和脱贫,形成地域性特色产业聚群?上述系列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与完善的重大课题,其结果不仅关系到松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还可为集体林改后的非木材林产品开发利用探索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利益最大化双重目标。本文以云南松茸产业链为切入点,具体内容如下：1、宏观诠释松茸世界分布、生长环境及其功能特性的基础上,梳理了云南松茸产业发展沿革,分析了云南松茸产业内在和外在比较优势。2、基于云南松茸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主体现状,阐释了松茸培育、管护、采集、加工、保鲜、包装、物流和销售各环节所存在的问题。3、概括云南松茸产业链运行中所涉及的经济学问题,从生产要素禀赋、关键行为主体决策特征和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角度剖析了产业链所存问题缘由,并为未来产业化经营指明了方向。4、分析了生产者、消费者特征和市场前景,对未来十年松茸供需变化进行了预测。5、借鉴国外农产品产业链运行的先进经验,分析云南松茸产业链的发展趋势,确立了产业链优化目标和原则,提出了优化举措和实现机制。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以产业链、微观经济学和社区林业理论为基础,结合统计学、国际贸易和管理学知识,基于规范和实证分析,运用生产要素禀赋、供需模型和弹性特征、市场失灵及纠正等分析方法,借助SPSS统计工具对云南松茸产业链可持续发展实现途径展开了研究。本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云南松茸产业链主体包括农户、中间商、厂商和经销商,主要涉及松茸人工促繁和采集、加工、贮运和销售等环节,各环节功能主体之间通过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相互竞争、相互联系。云南松茸产业链覆盖面相对广,物流路径复杂,受环境影响大,在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撑下,其发展动力来自各功能主体对利润的追逐和对最终消费者需求的满足2、云南松茸产业链较短,价值未能够充分体现,是资源主导型产业链。违背松茸资源生长规律的掠夺性开发利用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松茸处于濒危状态、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和山区农民收入下降等,以可持续理念发展云南松茸产业链是历史必然选择。3、以日本为主的国外发达国家政府已经通过立法、标准和监管体系规范松茸产品供给行为,产业链组织化程度高,技术手段先进,市场集中度较高,产品供给质量有保障。我国政府制定了松茸相关的政策、法律,标准体系也初步形成,但由于技术制约、组织化程度低等使中国松茸产品在出口中频发质量问题,削弱了中国松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故构建适宜的产业组织模式成为促进中国松茸有效供给的发展趋势。(4)云南松茸产业链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松茸产品(质量)供给能力和消费者需求。在云南松茸产品需求相对稳定,且随着消费质量转变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松茸产品(质量)供给能力成为重中之重。然而,松茸产品(质量)供给主体——农民,因分散且规模小、素质相对低下、市场驾驭能力欠缺等因素成为产品(质量)供给的瓶颈。产业化经营能够通过“企业集团+松茸园区+农协+农户”把众多分散的农户联结起来,实现产品(质量)的持续供给。不仅如此,公司的集团化、规模化发展还能够把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技术、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延伸产业链。本文的研究结论透视出云南松茸产业链目前处于起步阶段,产业链条短、科技含量低且缺乏较强竞争力,产业链中各利益主体皆未能够从中获取最大收益。因此建议要依靠政府各级主管部门力量,以可持续理论为指导,借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业产业振兴计划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加大松茸产业化经营,并通过促进产地农民积极参与、政府科学规划,大力推动和协调、建立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的产业合作组织体系、强化产业龙头企业对产业链的组织和带动作用、建立云南松茸产业的融投资体系、加大松茸产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健全松茸产业化经营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来实现产业化经营。
李小平[9]2012年在《国家政策在民族地区的波尾效应和红利现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发展是贯穿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一条主线。民族发展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所关注的最突出、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把民族问题放在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高度,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繁荣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为民族平等和繁荣的实现创造了政治条件。但是,受历史自然环境等条件限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自身发展基础薄弱,自身发展能力弱,各民族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加快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既符合我国民族工作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政策是国家分配资源的权威性手段和形式。在社会发展中,国家政策不仅体现着国家政治发展的价值,而且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资源配置、资源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及规范国家行为等作用。国家政策是民族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家政策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中,实际体现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也具有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源调整,平衡的作用,同时,又具有体现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上的价值倾向。国家在民族地区施行的政策是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的中介,是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向具体民族工作转化的中间环节。对党和国家经济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预先政策目标设定实际效应的科学评估,有利于我们从全面思考政策设定的价值目标,政策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果,不断修改补充完善政策,充分发挥政策对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积极作用。在促进区域的发展中,政策总是起到关键作用。要把资源优势转变成竞争优势、发展优势,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的过程中,由于政策管理者(政策执行的干部基础)、政策受体(政策执行的群众基础)以及政策执行环境(政策执行的地理和基础条件)等各种因素影响,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达不到预期目的、同一政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同一政策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施行的效果不一样等明显的政策红利现象与波尾效应。红利现象最先产生于西方股票市场,是指超过了原本收益的一种额外利益,并包含利益分配的一种现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红利这一现象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体现。政策红利是从红利概念衍生而来的,它是指国家和政府为发展经济或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制定的政策,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由此获得额外的增长源泉”的现象。它的产生及大小同政策制定的时代主题(政策的区域指向和产业指向)、政策管理者(政策执行的干部基础)、政策受体以及政策施行环境密切相联系的,政策红利大小、时间长短都同具体的政策实施相关。国家政策在民族地区施行的过程中,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红利称之为国家政策红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各级政府始终把发展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放在头等的位置,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政策上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随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各项扶贫惠民政策措施的实施,边疆多民族地区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特惠政策在民族地区实施的过程中产生了明显的政策红利。政策本身并必然产生红利现象,如果政策脱离民族地区发展实际,如果政策缺乏相关的政策配套,缺乏转化为实践环节的相应机制体制保障,或者说执行过程中,受到执行者自身素质、机制体制的制约等因素的影响,国家在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就会出现类似波涛呼啸而过后的风平浪静的效果。即政策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应。我们称为波尾效应。放大国家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红利现象,避免波尾效应,最大限度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首要的工作就是科学决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坚持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提高民族地区各级政府政策的执行力；以及加强对国家政策的宣传理解,注重对政策的评估与优化,是全面提高和发挥国家政策的实践效应。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界罕见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从更高的层面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地政策资源。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需要谋划创造更多的政策“红利”,更是重新谋划如何扩大政策“红利”。通过深化体制发展；加大干部素质的提升和能力锻炼；探索政策实施的监督机制等手段,进一步提高行政执行力,实现国家政策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红利。
田夏彪[10]2011年在《文化认同视域下大理白族教育互补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化、全球化这一不可避免的进程中,民族文化还要不要认同?如何认同?教育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承担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重任,它要以怎样的形式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良性发展?这是当下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而迫切的问题。本研究以大理白族为个案,研究的问题在于大理白族学生为何能在区域范围内相对较好地适应主流学校教育系统?为何以主流文化为主的学校教育并没有造成大理白族学生及社会成员的本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基于问题的回答,本研究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法对大理白族文化认同及教育发展的纵向历史进行梳理和剖析,并在对大理白族学生文化认同现状、大理白族学校教育发展现实情况、大理白族校外“文化心理场”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就教育与大理白族文化认同发展关系进行探究,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社会历史进程中大理白族形成了文化认同的“复合基因”,其文化认同体现出开放性与民族性辩证统一的历史特征。而大理白族历史教育机制为其文化认同“复合基因”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保障。首先,教育文化生态条件。自然地理环境方面,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交汇于大理,以及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几大水系纵贯南北,为大理白族与其他族群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客观的自然地理环境基础：人文环境方面,大理白族族源及文化的多源性使其文化发展溶合了多元的外来文化血液。同时,南诏、大理国地方民族政权建立后,积极推行汉文化教育政策,而中原王朝为了治理西南地区,加强与边疆地区的经贸往来,也不断将汉文化推向大理地区,这为大理白族民众学习各种汉文化提供了开放、包容的主观人文基础。其次,互补的教育结构条件。教育内容方面,大理白族教育内容“儒、释、道、‘土’”多元兼具,为其文化发展杂糅了多种文化因子；教育形式方面,“释儒”结合的佛寺教育形式使大理白族民众深受儒家思想和佛教教义的双重熏陶而培育了其“双重性格”；教育形态方面,制度化教育与习俗教育的共生共荣使得大理白族民众能够兼受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教育,从而保持其文化认同的民族性。总之,大理白族在其互补的历史教育机制作用下形成了文化认同的“复合基因”,这一“复合基因”在当下大理白族学生及社会成员身上依然发挥效用,它作为一种种群心理特质或思维方式促使白族学生及社会成员积极主动地学习和认同主流文化,并在认同主流文化的过程中将其整合改造而保持民族文化个性。因此,大理白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形成与历史教育机制的关系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多元共生教育是时下或未来大理白族文化认同良性发展的教育应然选择。二、大理白族学生文化认同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共同发挥了效用,二者客观上起着一种互补作用,但这种互补作用处于一种分离状态,也即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之间并没有形成整合关系。大理白族中小学校以“升学考试”为其主导价值,学校并没有开展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学生在学校中更多获得的是以国家课程为主的主流文化价值。与此同时,大理白族学生通过其身处的融自然与人文为一体的,包括了居住环境、人生礼俗、宗教信仰以及其它文化事像构成的“文化心理场”的参与、熏陶而强化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校外“文化心理场”在强化大理白族学生民族文化认同上有着独特的教育内涵和特征,其教育内涵表现为：人与自然方面,“崇敬自然,效法求美”。人与社会(人)方面,“亲仁善邻,以和为贵”。人与己方面,“生的入世,死的出世”；而“开放性”、“生活性”、“活动性”、“综合性”是其强化大理白族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所具有的教育特点。因此,从大理白族学校教育、校外“文化心理场”与学生文化认同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出,二者在学生文化认同构建上缺一不可,但双方对大理白族学生文化认同发展的作用不应是平行无关的,它们之间需要形成和谐的互补关系。就大理白族学校教育来说,它是从外植入的,内容主要以代表国家主流文化价值的课程为主,缺少了民族传统文化内容,这就要求其有必要从校外的“文化心理场”中吸收民族文化元素,有目的地对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而校外“文化心理场”在强化学生民族文化认同上具有独特的教育内涵和特征,理应受到重视和合理保护而成为学校教育之外促进学生文化认同发展的重要教育力量。总之,学校教育与校外“文化心理场”的互补整合在大理白族学生及社会成员良性文化认同构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叁、现代化、全球化冲击下,大理白族文化认同的“工具化”倾向日益凸显,其“根基性”不断弱化,大理白族学校教育、校外“文化心理场”各自内部都存在着发展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大理白族族际文化交往的“表层化”；大理白族传统文化生活的“简易化”；大理白族学校教育的“单一化”。因此,大理白族文化认同要得以良性发展,必须建立起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的“共生共谐”机制。“共生”指校外的“文化心理场”要有生存的空间,对其不仅仅是开发和利用,应该有相应的教育来予以保证,这些教育须由学校、政府、社区等共同来予以扶持；就学校来说,需要将部分“文化心理场”内容整合进学校教育教学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强化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共谐”指校外“文化心理场”的不同内容须采取不同方式加以保护,而非一刀切,统统走以盈利为目的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也要给予相应的教育保障,通过学校、政府、社区力量的协调互补而为其提供不同的生存空间,进而发挥其对大理白族学生及社会成员良性文化构建的合力。而要实现这一“共生共谐”互补机制目标,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措施：首先,增强校外“文化心理场”对大理白族学校教育的基础意义,包括两大方面：大理白族学校教育由“效率为先”向“以人为本”转变；大理白族校外“文化心理场”向学校教育整合渗透。其次,营建“政府、学校、社区”协调参与的大理白族文化认同“复合基因”生长环境。对政府部门而言,需要采取的举措有：确立学校教育与“文化心理场”共促文化认同的教育观念；形成“政府+民间”和“空间景点+时间民俗”的传统文化保护体系；凸显“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评价制度中的地位。对学校和社区来说,二者之间要形成积极联动关系：教师借助社区资源提高民族传统文化素质；民族文化教育空间由“课堂”向社区延生；学校、社区联合建立民族文化保护及研究组织。综上所述,现代化、全球化冲击之下,包括大理白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需要形成自觉,在经济、科学技术上积极赶上主流文化发展步伐,同时又能坚守自我民族文化之个性。而要达成这一理想,当下的民族教育必须要作出反思与变革,学校教育在积极整合“文化心理场”资源的基础上,政府、学校、社区等要共同参与到学校教育和“文化心理场”的发展中来,使民族教育摆脱推动文化认同发展上所存在的意识上“非自觉”和结构上“短视器用”的弊病,相反形成有利于民族文化认同良性发展的学校教育与校外“文化心理场”之间“共生共谐”教育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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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文化认同视域下大理白族教育互补机制研究[D]. 田夏彪. 西南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