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博[1]2016年在《国际证券市场动态相依的特征检验与驱动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准确估计国际证券市场的相依特征,量化剖析并深层次理解证券市场相依的驱动因素,对于投资者制定分散投资策略以及政策当局有效监管市场和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动态视角对全球证券市场动态相依的整体特征及普遍性驱动因素进行系统地量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针对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的市场联动效应和市场传染机制,以及中国这一特定市场与境外市场的动态相依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以求全面发掘证券市场相依关系及影响机理。首先从多层面检验全球证券市场的整体动态相依特征。考虑到不同地区可能呈现不同的市场相依特征,将全球36个证券市场分为美洲、亚太、欧洲叁大区域,多维度实证检验各区域的市场动态相依特征,包括运用VECM模型检验长短期因果性,运用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检验动态价格引导关系,运用AG-DCC模型与滚动历史相关模型检验动态条件相关性。美洲区域的市场相依特征检验表明,美洲各国市场之间存在金融传染效应,在遭遇负面冲击时市场间相关性会显着提高。其中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相依性最高;新兴市场中墨西哥和巴西股市与美加股市的相依性整体较高;委内瑞拉市场的独立性较强。亚太区域的市场相依特征检验表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提高了亚太地区各市场的长期联动机制,而次贷危机的冲击又导致这种联动机制有所弱化。其中东南亚新兴国家市场之间的关联性最显着;新加坡市场与新兴市场的关联性表现最显着;俄罗斯市场在亚太区域中表现出较明显的独立特征。欧洲区域的市场相依特征检验表明,主权债务风险较高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市场在债务危机深化后与其他国家关联性呈下降趋势,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其中欧洲各市场间的动态相关性平均水平普遍高于美洲和亚洲市场间的相关性;西欧和南欧市场具有明显的区域联动特征,中东欧、北欧国家市场则相对独立性较强。然后对全球证券市场相依的普遍性驱动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建立了涵盖经济贸易基础、金融市场特征、地域性和区域经济合作叁个维度的市场相依驱动因素分析体系。在剖析各因素对市场相依理论影响路径的基础上,以所测算出的全球证券市场动态相依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掘显着影响市场相依的普遍性驱动因素。基于贸易与金融因素的检验结果表明,GDP差异、实际利率差异对证券市场相依存在负向影响,相对出口依赖度和相对进口依赖度存在正向影响,通货膨胀差异和双边汇率变化的影响不显着。基于市场特征因素的检验结果表明:证券市场市值占比差异、金融化程度差异、证券市场波动率差异对市场相依存在负向影响,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占比差异、资本项目开放度差异的影响不显着。此外发达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显着高于新兴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基于地域性与区域经济合作因素的检验结果表明:地理距离对证券市场相依存在负向影响,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有助于提高证券市场的相依性,而加入欧盟对证券市场相依性没有显着影响。考虑到金融危机爆发可能导致证券市场相依性迅速上升或偏离长期均衡,进一步针对金融危机这一特殊时期的独特市场相依特征及影响机制进行细致研究。首先梳理并剖析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发展过程、相关股市表现及风险传染特征。其次从多维度实证检验叁次危机的市场联动效应,包括运用格兰杰模型检验因果关系,运用固定系数、滚动历史相关、AG-DCC模型检验相关性,运用时变t-Copula模型检验尾部相依性,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检验危机净传染性。结论显示,叁次危机均对市场相关性产生显着的正向直接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次贷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然后构建基于动态博弈的金融风险跨国传染模型,从市场参与者的分散投资策略和信息不对称等行为金融学角度解释金融危机下的市场联动机理。结论表明:新兴市场自身爆发危机难以传染至发达市场,但新兴市场爆发危机可以发达市场为中介传染给另一低关联的新兴市场;发达市场因为自身危机受到冲击时,资本将倾向于流向基本面良好的新兴市场,从而可能促进新兴市场的繁荣;在面对如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等国际共享要素冲击时,具有相同风险敏感性的新兴市场往往比发达市场更容易遭受损失。此外,考虑到作为处于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发展进程中的典型新兴市场,中国可能与境外市场存在独特的动态相依特征,继续针对中国这一特殊市场与境外市场的动态相依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细致研究。首先从均值溢出效应、非对称波动性和非对称动态相关性方面对AG-DCC模型进行了扩展优化。其次运用改进的AG-DCC模型检验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世界主流证券市场动态相依特征。结论显示,从联系紧密程度来看,中国内地股市与香港股市的相关性整体水平最高,与亚洲周边市场存在一定关联性,而与欧美发达市场的相依性不高,跨地域联系更多通过港股进行间接传导。从动态变化趋势看,中国内地股市与境外市场的相关性在1997年至2010年间普遍呈现上升趋势,但2010年至2015年间中国内地与香港除外的境外市场相关性有所下降。然后对中美证券市场相依的驱动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发现,除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两国通货膨胀差异、两国实际利率差异以及两国股市市值占比差异等普遍性驱动因素外,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以及中国金融自由化均是促成中国证券市场向世界整合的重要因素。最后,针对证券市场相依的现象和特征提出了推进金融自由化与应对市场联动的措施以及防范危机期间金融风险传染的策略两方面的政策建议。
麦勇[2]2004年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区域金融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中，开放一国的金融业，从而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不可避免的课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究竟是采取金融约束政策作为其经济发展的要旨，还是顺势而为地采取金融自由化政策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此问题的讨论，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相关的研究文献也是汗牛充栋。他们的分析框架多以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研究的方法也主要是以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分析法为主。阐释的角度多集中在区域金融的约束，区域金融的发展程度，以及如何缩小东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差距等问题上。 本文着眼于中国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以及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这一历史趋势，从唯物辩证的哲学观出发，运用比较的方法，力求对我国区域金融的发展做出系统、全面的对比分析，旨在梳理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脉络。在研究观点上，论文开创性地以博迪和默顿的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的观点出发，从金融推动储蓄和积累的流动并向投资转化的功能、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加强风险管理的功能、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功能等功能视角出发，来对我国区域金融的发展进行理论分析。 论文认为，组建适合于我国各区域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采取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通过区域金融发展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动态变化，以实现中国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
倪明明[3]2015年在《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指出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进行资本配置,不同的金融体系下形成了差异化的金融结构通过资本配置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也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进入新常态,很有必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那么,从长期的视角考察,考虑到金融体系下金融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发展中的产业结构优化两大方面,我国金融结构调整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如有影响,其具体机制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可能产生推动作用?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我国金融制度属于典型的外生性金融制度,金融结构调整长期受到这种制度安排的影响,从金融制度安排的视角重新审视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可以得到哪些研究结果?此外,我国区域之间金融结构类型和产业结构形式千差万别,在此基础上考察它们的关系在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首先,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叁层内涵之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的具体机制和模型构建。其次,厘清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历史变迁规律和发展路径、探讨了我国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与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再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构建金融结构综合指数和金融制度综合指数,并将这两种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对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从全国层面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差异。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关于优化我国金融结构、推进我国金融制度改革、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结构调整提升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基于1991-2013年全国数据,利用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其中,在代表金融结构不同构成的两大因子中,间接融资结构显着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而直接融资结构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我国的金融结构调整同样也对产业结构高效化产生促进作用,其中,间接融资结构和直接融资结构都发挥了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的作用,但是直接融资结构的作用显然是要小于间接融资结构。可以发现,在加入金融制度安排变量条件下,金融制度安排增强了金融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2)我国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效化过程中存在区域差异。在对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水平测算的基础上,利用省域面板数据,选择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的区域差异基本保持一致,东部地区虽然以金融中介融资为主,但是金融市场也取得一定程度发展,所以两种融资结构调整都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且以间接融资结构发挥作用为主,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落后,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作用不甚明显,唯有间接融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3)我国金融制度安排沿着金融自由化的路径变迁,金融自由化进程对我国的金融体系、金融结构的长期形成和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且这种影响在金融结构内部是不平衡的。金融自由化的诸多改革集中于促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导向,而对金融市场始终坚持审慎态度,推动力明显不足。(4)我国金融体系长期以来以银行等金融中介发展为主导,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也是以金融机构发挥作用为主,金融市场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要注重对金融市场的培养和完善,形成适应各类融资主体和产业需求的金融体系。本文的创新点有：(1)既有文献在研究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时鲜有考虑影响金融结构的重要变量——金融制度安排,尤其是我国外生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决定了金融结构的调整和变迁,金融结构调整进而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影响。本文从政府制度安排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构建了“金融制度安排—金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统一分析框架,对这叁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作以详细分析,以期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这种分析现实中也契合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2)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关键问题,本文对产业结构优化从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叁个方面进行研究,尤其是加入了高效化这一重要却常被忽视的衡量标准,分别探讨金融结构调整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视角进一步细化。此外,本文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从全国和区域的两个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细化的研究,分析结果更为精确和全面,结论更具解释性,深化了对金融结构调整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机制认识,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制定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前人研究中对金融结构考量的指标选择比较零散,只反映了金融结构的某一方面特征,本文选择多个指标,进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性指标。对金融制度进行衡量时,结合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使用金融自由化作以替代,选择了多个指标进行综合指数构建,以期能更为全面的反映我国金融制度安排的长期变迁。将所构建的金融结构指数和金融制度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研究它们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作用,使得实证结果更具代表性。
付丽颖[4]2012年在《中日货币国际化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借助世界经济史中时空结构与逻辑演进的研究方法,从国际金融史时空结构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角度对中国和日本的货币国际化进行比较。在历时性意义上,战后日元国际化经历了1973-1984年的起步、1985-1989年的官方推进、1990-1998年的收缩以及1999年以后的日元区域化这四个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则包括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边境流通为特点的民间自发阶段和2009年开始的官方推动阶段。中日两国货币国际化的背景与进程,表现出了一种“错时性”。从货币国际化的经济背景与条件看,1997年的中国与1973年的日本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是地缘结构与制度差异造成了两国货币国际化表现与程度的不同。2009年的中国与1985年的日本面临着相似的国际环境与机遇,日元国际化在此阶段的扩张及其在1990年后的收缩警示着我们：货币国际化的路途绝非一帆风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日元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处于共时性范畴。在以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日元国际化与人民币的国际化存在互动关系,两种货币在亚洲区域内面临着核心与边缘的竞争。实行国际金本位制以来的货币国际化经验,从实践上展示了国际货币发行国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理论、货币选择理论、货币替代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使得货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在理论分析之后,文章从四个方面对中日两国的货币国际化进行比较：首先,根据国际货币发行国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从中日两国的内部经济条件、对外经济关系、国家金融制度特征以及国际金融秩序角度对中日货币国际化起步的背景进行分析。其次,比较民间自发阶段的中日货币国际化。具体包括：从国际货币职能角度分析日元在贸易结算、储备资产、国际融资等方面的国际化程度；从人民币境外流通、央行货币互换和香港离岸中心角度说明人民币国际化起步阶段的特征；对国际化起步期的日元与人民币进行总结。进而,对中日货币国际化的官方推进阶段进行比较。在分析中日两国推进货币国际化的共同背景——世界经济失衡和美国金融外交基础上,将日元国际化扩张阶段的措施、成效与人民币国际化现状进行比较。其后,对面向东亚区域的中日货币国际化进行比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在国际分工深入发展过程中依旧占据着金融主导地位。美元体制强有力地制约着日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基于日本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贸基础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体制的现实,两国货币相继走上区域化道路,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论文的最后部分,首先总结了日元国际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同时也正视了东亚区域内日元与人民币既有竞争又需合作的现实,最后,基于中国具有的“一国四币”独特优势,对人民币国际化进行展望并就具体策略提出了建议。
谢罗奇[5]2016年在《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剧烈动荡。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化成了全球经济危机。但次贷危机过后,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游资对新兴市场的信心逐渐减弱而迅速撤离新兴市场国家,导致了2011年下半年巴西、泰国、韩国等国家的货币迅速贬值。2013年5月,美联储主席暗示QE即将退出,使印度、南非等经济最脆弱的国家率先倒下,金融危机向第叁波层层递进。其后,在美联储QE退出及加息与加息预期的影响下,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先是2014年底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随后是2015年的人民币“811”贬值风波,然后是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风波,再后是阿根廷比索与阿塞拜疆马纳特的一夜大跌,委内瑞拉经济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历史表明:变幻莫测的预期转变和投资者的“牛群跟风行为”,是国际金融动荡之直接原因,而主要推动力就是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可以说,没有国际游资的国际化流动,也就没有当今让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之色变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发生。国际游资是一种典型的投机性资本,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但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刺激了国际游资的迅速膨胀,电子信息技术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的大规模快速流动创造了良好环境,也为国际游资提供了投机牟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大部分是由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而直接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激发起各国学者和决策者们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的极大兴趣,不少学者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发生的原因、冲击的时间、数量等进行了颇受瞩目的分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叁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我们也可以利用叁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对国际游资投机冲击的机理进行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也逐步提高,国际游资流动对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的提高,各国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政策溢出效应也越来越明显,这种溢出效应加速了危机的传染与扩散。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协调与合作。通过用阿瑞西亚和玛奎斯的“监管中的外部性模型”来研究发现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是必要性,而且经济联系越紧密,金融全球化程度越高,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就越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可以分为国内监管、国际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国际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及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其中,国家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基础,而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最基本、最常见、最有效的监管方式,而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一种次优选择,但就长期来说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将是一种发展趋势。就国内监管而言,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经验和教训。国际游资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一国经济产生冲击,这种冲击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常明显,而且也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因此,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监管应该从宏微观两方面着手,用周小川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互相补充,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统一协调”国际游资国内监管体系;只要协调与合作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较高经济交往与交易频率、经济具有同质性或互补性、双方对对方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就能很好的进行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双边协调与合作,目前很多双边协调与合作是通过司法互助协定和谅解备忘录来实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国际游资投机冲击及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也有区域性和扩散性。因此,区域性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越来越重视,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区域协调与合作有利于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利于防御和阻止金融危机的区域传播;虽然,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因为美国是国际游资的主要供给国,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是美国作为金融霸权的霸主国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国际金融重要机构,因此导致目前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困难重重,但从长期来说,协调与合作仍将是今后国际游资全球监管的主要趋势。当下正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的关键时期,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将面临重大调整,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在这场大国金融利益的博弈中准确定位和积极应对,通过G20这一平台更多的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中国可以重新审视本国优势和外国劣势,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在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议题设立、标准制定、执行原则等方面积累经验,争取成为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推动者和引领者。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国际游资流进流出中国市场的速度和规模在持续攀升,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及其投机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忧,给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通过测算,我们得知2005-2011年,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中国,而2012年、2014年、2015年国际游资则大规模撤离中国,尤其是2015年国际游资的撤离使中国外汇储备减少4500亿美元以上,也助推了中国股市和汇市的双双下跌,可以说中国的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国际游资投机“对赌”和“套利”的主要场所。但中国目前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制度建设滞后,监管乏力,监管系统不完善。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与完善国际游资流动风险监控体系,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等措施来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监管,以防范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
吴婷婷[6]2011年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文中认为1980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浪潮席卷全球。随着金融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主旋律,全球爆发了多次严重的金融危机。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010年代的美国次贷危机等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危机的阴霾,令人们倾向于将“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与“金融国际化”直接挂钩。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维护作为世界性经济难题,受到了各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然而,反观中国,虽然自2001年底入世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迅速提速,但却从未爆发过金融危机,金融业反而因对外开放提升了运行效率。中国的现实,仿佛又在暗示我们,积极参与到金融国际化浪潮中才能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金融安全。国内外这些相悖的事实,引发了本文对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二者关系的思考：第一,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对一国金融安全而言,产生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若是正(或负)效应,那么产生这种正(或负)效应的作用路径是什么?第二,一国不实行金融对外开放,是否就不存在金融安全问题?如果仍然存在,那么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的不同条件下,金融安全问题的表现特征有何差异?第叁,二者之间的关系与金融国际化推进国的国家类型和形态是否有关(即是否具有国别效应)?第四,二者间的关系是否与金融国际化的推进阶段有关(即是否具有时变效应)?第五,就中国而言,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总体影响是净的正效应,还是净的负效应,二者关系有何特征?第六,未来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中,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地获得净的正效应?应重点关注哪些因素?基于这六个核心问题的引导,本文的研究欲采用下述思路逐层推进：首先,界定金融国际化、金融安全的概念,并探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金融安全问题,并分析前者正、负向作用于后者的路径,以厘清其内在机理；然后,基于美、韩两国的案例,分析其各自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较其共性和差异性,以总结出有益于中国的政策启示；接着,以中国为样本,研究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与特征；随后,对中国自1979年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划分阶段,并分析每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中国金融国际化未来的宏观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并初步设计出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模式、次序和方向。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将研究分为理论、案例、实证、政策分析四大篇,各篇具体的研究内容与主要观点、结论如下：第一、二章是理论分析篇。其目的是,在提出问题且理清本文逻辑框架的前提下,为全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重点想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一和第二个核心问题。本篇完成的工作主要有五个方面：1.从国别视角,定义了金融国际化。其核心内涵是“两个经济体之间金融融合的双向过程与状态”,主要表现为资本运动、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和货币的国际化。其中,货币国际化是大国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最高层级。2.基于金融国际化的视角,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安全。同时,厘清了个体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四者之间逐层递进的关系。3.回顾了国内外有关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文献在研究内容、视角、方法上存在的研究倾向与不足,以此找寻到了本文的研究切入点。4.从金融国际化的表现维度入手,分析了资本运动国际化等七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并较系统地梳理出金融国际化正、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路径。正向作用路径主要有助推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弱化制度落差叁大路径。负向作用路径主要有资本外逃、增加外源性风险导入渠道、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国际监管套利、监管与金融国际化进程错配、削弱货币政策独立性、特里芬难题、货币国际化进程逆转引发国内通胀等多重路径。同时,指出大、小国在各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大国在货币政策协调、监管国际协作、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小国突出；小国主要面临的是资本运动、金融机构、业务、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隐患问题。5.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模式,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的关系。指出,虽然同时存在金融国际化正、负向影响金融安全的渠道,但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国际化并没有必然联系。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情况下,一国都可能存在金融安全隐患,甚至爆发危机。只是两种情况下,金融安全问题表现出的特征有所差异。因此,不能因为爆发金融危机,就因噎废食,中止金融国际化进程。一味地“闭关锁国”,反而容易使一国金融系统中已经出现的金融风险,暂时隐匿并囤积起来,从而得不到及时释放,而一旦遭遇冲击,便易引发危机。第叁章是案例分析篇。本章想重点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叁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异同,总结出值得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借鉴的共性与差异性启示。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工作：1.选取美国、韩国分别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国,梳理了各自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发现,伴随着资本运动国际化的美元国际化启动于20世纪初期,而美国其他维度的金融国际化则集中发端于1960年代末期。其采用的推进模式是,借助两次世界大战,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实现美元国际化,并以美元国际化带动金融业务、机构、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而韩国的金融国际化进程,发端于1980年代的利率管制的放松,随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国际化进程陆续启动,并于1990年代提速了资本运动国际化进程,实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进而以此为契机,开启了韩元国际化进程。2.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二者金融国际化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的金融国际化具有“松-紧-松”螺旋式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然演进特征,与韩国在政府主导下赶超式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有着本质不同。一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的初始目的不同,所以立场不同；二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起始点不同,从而开放的受益情况不同；叁是美韩两国大、小国的不同国家形态决定了其开放策略的不同；四是美韩两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同国情决定了其金融国际化各维度推进的先后次序不同。3.阐释了美韩两国各自在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危机问题,并总结出几点启示。共性启示有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与良好的实体经济基础是—国推行金融国际化战略的首要条件；奉行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丧失了调控、干预的作用和功能,相反地,政府应主动、适时地调整金融国际化的推进进度；超越监管边界的金融创新必将带来风险的集聚；放松金融管制与强化金融监管并举,不断修正、改进、更新监管方式方法,动态地优化金融监管体系,使其能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的进度相匹配。差异性启示有二：其一,美国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国际化进程是一种“松-紧-松”式的螺旋循环。这种具有自然演进特征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往往伴随金融危机的产生,这要求我们关注金融制度建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合理边界,并能有效地对虚拟经济予以管理,保持社会信用总量与经济总量的适当比例。能否对虚拟经济实施有效的管理,是影响政府宏观调控和危机救助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二,韩国作为与美国不同的赶超型国家,其经验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合理次序安排；金融自由化改革,须以政府主导为主,具备计划性、渐进性的特点；一旦危机爆发,采用政府干预、激进型、彻底性的金融改革方案,能更快地走出危机困境。4.基于美国和韩国,分别具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类别和大国、小国的国家形态,通过对其实施的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得到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关系具有“国别效应”的结论。第四章是实证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四和第五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探寻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二者之间在长、短期内存在的数量关系及其特征,从而为现有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来自中国样本的证据。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叁个部分的工作：1.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进行了量化研究。其一,运用经济指标法,利用包含官方外汇储备在内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度量了中国的“广义金融开放度”；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构建了能较全面刻画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子进程的“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沿用法规描述指标法的思想,对各指标进行赋值,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样本数据提取主成分,从而构建出综合衡量金融国际化程度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CFII)。进一步地,通过分析该指数在[1979,2010]区间段上曲线斜率、趋势与波幅的变动情况,全面描绘出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在入世前后的变化特征。2.对中国金融安全状况进行了量化研究。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宏观环境的视角,分别构建了中国微观、中观、宏观金融安全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中国1982-2009年间的宏观金融安全状况。通过对由此合成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CFSI)的走势予以分析,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二：(1)随着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内源性危机(外源性危机)爆发的概率分别会降低(增加)；(2)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具有时变效应。二者间的关系会随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在金融国际化初始阶段,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负向影响效应通常会起主导作用,使得二者呈现负向关系；在中后期,正向影响效应往往会起主导作用,从而令二者间呈现正向关系。3.对量化研究得到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和中国金融安全指数,实施了计量经济学分析。将CFII和CFSI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引入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中,对二者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内CFII与CFSI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短期内二者间存在误差修正关系。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在t时刻二者之间均呈现出正向的数量关系；(2)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每变动1%,CFSI将平均同向变动18.05个基点；从短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增长率每变动一个单位,CFSI波幅将平均同向变动15.26个基点,而当CFSI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非均衡误差将以0.49的调整力度把这种短期波动导致的非均衡状态,反向拉回至长期的稳定状态。第五章是政策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六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以期尽可能地发挥金融国际化提升国家金融安全状态的正向作用。为此,本章进行了四个部分的工作：1.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回顾了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分析了各维度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表明：(1)虽然自入世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对应的国际化程度均从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但不同维度的国际化程度却有着非一致性变化。总体而言,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最高,业务次之；金融监管国际化程度虽稳步提升,但仍略滞后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货币政策国际化进程因1993、1994年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显着提速,这种相对于其他维度的领先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3年,而此后,该子进程推进得相对平稳；资本运动的国际化程度,随经常账户的完全开放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而逐渐提升,但其推进进度相对于前述五个维度,更为审慎；人民币国际化在入世前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而自次贷危机以来却显着提速,更在2009-2010年一举超越了其他六个维度的国际化程度；(2)每个维度包含的各子国际化进程呈现出非对称的发展格局。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例,其虽自2008年以来显着提速,然而“重贸易、轻金融”的问题依旧存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进程远远领先于金融进程,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发展状态。2.结合CFIl在不同时间段中斜率与数值的变化以及对中国金融国际化发展历史的回顾,将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划分为了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金融抑制阶段(1979-1991)、金融运行机制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阶段(1992-2000)、走向金融全面开放的过渡阶段(2001-2005)和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阶段(2006年至今)。3.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未来金融国际化的宏观发展方向予以了展望。一是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化演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制度落差,以降低被风险转移、危机转嫁的可能性；二是要借后危机时代世界金融格局变革之机,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以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国际博弈中占据主动；叁是要突破原有局部性思维模式,转货币政策决策的一国视角为全球视角,加强货币政策操作的国际协作,并根据自身与其他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国的经济融合度,确定选用规则性还是相机性政策协调模式；四是要在动态修正自身金融监管框架的基础上,强化在监管细节方面的国际合作,强调国际联合监管的及时性与实效性,将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落到实处；五是要把握国际监管的演进趋势,及时将监管模式、方法、技术的最新变化吸纳到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以各种监管模式、方法、手段并举的方式,构筑国家金融安全的监管防线。4.结合美韩两国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的经验、启示与中国金融国际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推进次序、方向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国可采取“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以货币政策国际化为先导者,以金融机构、业务、市场、资本运动国际化为助推者,以金融监管国际化为并行者”+“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联动、共振”的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即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中国金融国际化的终极目标,需要首先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金融国际化创造利益驱动源,并通过逐一推进金融机构、业务、市场国际化与资本运动的国际化,借四维度之合力,为人民币搭建起“走得出、留得住、流得回”的循环途径,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由于前述六个维度的国际化进程都离不开金融监管体系及时的更新与修正,以实现相互间的动态匹配,因此需要将金融监管国际化作为其余国际化维度的并行者；另外,一国金融要实现国际化需要充足的原始动力源,因此单一从金融领域出发,促进某一个或几个子维度的国际化进程,不足以持续性地推动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必须从实体经济领域寻找动力源,即应以实体企业的海外扩张带动金融企业“走出去”,以发挥实体企业国际化与金融企业国际化之间的联动效应,最终实现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共振的目标。本文可能有的贡献之处如下：1.理论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金融国际化七个表现维度下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及其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一般路径,与此同时,基于金融开放性收益,提出了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一国金融安全的叁个主要路径。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分门别类地梳理了自1979年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子进程中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具有的“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其叁,初步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探讨了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金融国际化终极目标的假设前提下,应如何通过其他维度的国际化,辅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其推进的先后顺序、主次关系应如何安排?每个维度应重点推进的方向是什么?2.实证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首次比较系统地测度了中国在1979～2010年间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大小与变化趋势。在对金融国际化的量化研究中指出,金融国际化是个多维概念,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金融开放度,因此,在量化其程度时需要从其表现维度出发对其进行全面界定。本部分的主要贡献有叁：一是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全面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对法规描述指标法予以了一定修正,弱化了事件赋值的主观性；叁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了可用于纵向比较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由此创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时序数据库”,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动态演进的视角,分宏观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叁个层面,构建了宏、中、微观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与现有研究的主要差异在于,观察视角的不同(强调是在金融开放条件而非封闭条件下,并且突出是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动态而非静态地考察金融安全状况),从而指标选择与设计的侧重不同,以此反映中国金融国际化加速进程中金融安全状况的动态变化特征。其叁,基于包含相关系数与交叉系数在内的相关性检验、正态性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异方差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检验方法与建模手段,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较全面地刻画了二者长、短期关系具有的数量特征。
孙宗宽[7]2013年在《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指出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为范畴的中小商业银行已成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壮大，对于扩大银行业金融服务领域和范围、提高区域发展金融服务水平，带动其他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增强我国银行业整体服务能力和改革绩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逐步向内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放缓、内需倚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减弱、中产阶层不断扩大、城镇化加速推进、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特征凸出、要素市场化改革全面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建立并实施，经济金融发展趋势及发展特征与以往历史时期大不相同，中小商业银行发展面临全新的环境。面对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趋势特征，适应经济金融改革举措的整体推进，在经历了以往的改革过程后，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目标明确、特征突出、重点得当的新的发展战略，以满足中小商业银行自身发展、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的需求，实现中小商业银行转型发展，有效履行经济社会服务职能。本文以战略理论、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中小商业银行发展理论等为理论基础，按照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论述和规划了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在阐明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明晰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梳理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环境基础上，设置非平衡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的要素体系及其战略绩效，并构建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战略总体框架，明确了相关战略目标、战略特征和战略重点；围绕总体发展战略，深入分析并形成了关于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业务发展、流程再造、风险管理、信息科技建设、人力资源建设、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七大领域的子战略，全面协同支撑总体发展战略。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获得并支撑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第一，提出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战略要素体系。选取2001-2010年由12家股份制银行、46家城市商业银行、13家农村商业银行组成的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相关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并形成了公司治理、业务发展、风险管理、人力资源建设、信息科技建设、流程再造、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七大中小商业银行发展战略要素体系。第二，构建了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明确了相关战略目标、战略特征和战略重点。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从改革经营和管理、改善生态环境入手，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小商业银行沿着高效、稳健、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建立特色鲜明、服务优良的现代银行，实现多层次、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有效市场竞争，动态匹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充分服务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城乡居民的和谐金融服务。公司治理、业务发展、流程再造、风险管理、信息科技建设、人力资源建设、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七个领域协同一致的政策框架，构成了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的战略重点和主要支柱。第叁，通过分析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地方政府控制的特殊属性，以及中小商业银行叁元分类结构特征、政府控制、监管约束、市场影响等公司治理四类因素，构建地方政府控制下公司治理成本效益的理论框架，刻划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均衡态势和发展路径，形成了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渐进改革的“叁步走”优化路径。第四，通过重点分析成长期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效率属性、根植当地和跨区域经营相互促进、利率市场化推进、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四类主要影响因素对我国中小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规范和要求，形成了巩固和扩大传统业务、创新加强新型业务的中小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思路和策略。第五，通过分析中小商业银行流程再造的理论、实践和现状，指出地方政府支持的推动力、战略规划内在要求的拉动力、高管层认识的统一性，构成了流程再造的动力源支撑。中小商业银行流程再造应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实施业务战略模块的流程改造，匹配组织架构的整合和优化，配套流程再造的保障支撑。第六，通过重点分析中小商业银行科学发展、内涵集约经营模式、规模扩张、差异化和特色化经营、上市规划、中小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监管趋势等对中小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出的新要求和形成的新趋势，构建了中小商业银行风险偏好体系和机制建设的框架和内容，形成了匹配总体战略、夯实传统风险管理基础、逐步建立基于风险资本约束机制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中小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思路和策略。第七，通过构建低层次人力资本向高层次人力资本转化、反映人力资源制度功效的中小商业银行人力资本模型，刻划中小商业银行人力资本提升的战略逻辑和经济机制，得出中小商业银行人力资源制度有效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产出增长，实现效率增进。并以2001-2010年我国71家中小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支持了理论模型结论。指出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战略转型时期，需要重视人力资源制度的中长期绩效，遵循中小商业银行人力资本提升的战略逻辑和经济机制，构建人力资本战略，加强人力资本战略的匹配性和协同性，提升和塑造吻合自身禀赋和战略要求的人力资本。第八，通过重点加强地方政府治理，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和资本市场建设，加强涵盖征信体系、支付体系、会计审计、法律、监管、存款保险、危机和破产机制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措施。
孙彩虹[8]2016年在《金融发展、金融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相继消失、高度依赖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逐渐显露疲态的背景下,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已然成为社会共识。作为激励新知识生产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知识产权保护给一国或地区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带来的长远影响受到了民众日益广泛的关注。学术界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一个国或地区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存在激烈的争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上述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现阶段各地区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能够给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带来有益的参考。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离不开良好的制度安排,更需要一个发达金融体系予以支持。市场中的创新成果其前期研发与后续投入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健全、高效的金融系统通过有效的甄别机制给予优秀的创新项目充足的风险资本,而直接淘汰前景不良的劣质项目。然而,我国金融体系虽已形成规模,然而大多数时候因为国家干预的存在,资源往往倾斜于国有经济部门下的产业与项目。因此,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自由化程度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如何,这仍旧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以上论述和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首先构建“知识驱动型”两部门模型,探讨知识产权对于技术进步的理论作用机制,随后利用2000-2014年期间中国24个省市面板数据,借助“杰菲”知识生产函数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依次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金融发展、金融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区域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区域技术进步存在良好的协同促进效应,而金融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技术创新存在一定的联合抑制效应。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发现,现阶段自主创新是我国区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国内技术引进与国外技术引进产生的技术进步效益存在显着差异;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技术进步之间存在“倒U”关系,各地区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的差异合理调整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并制定科学的技术引进战略。
高云峰[9]2004年在《利率市场化理论及运用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是关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理论及运用研究。通过系统地探讨利率机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比较和借鉴国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揭示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原因、现状以及影响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在转轨经济时期和资金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后的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模式、阶段特征、实施战略、风险控制、监管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银行企业化与企业市场化、金融市场协调化、区域经济均衡化、利率改革渐进化、金融风险预警等政策建议。 一、论文的基本结论 1、利率市场化是以改革资本定价机制为核心的金融制度变迁 利率市场化不仅是利率定价机制由政府管制向市场决定的转变，而且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利率市场化首先是一个过程，它通过逐步消除对市场利率和资本要素自由流动的不合理管制，通过市场力量建立起层次丰富、品种齐全，即有助于金融创新，又能够为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市场利率体系；利率市场化又是一种状态，它通过市场化的利率体系达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金融与经济的和谐发展。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改革路径和改革模式，利率市场化一般表现为由管制→解除管制→形成市场利率→形成均衡市场利率；通过利率市场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改变了，由原来的无效率状态成了一种有效率状态，由原来的低效率均衡跃升为高效率均衡。这一状态表现为，市场利率自我调节能力得到增强，利率的传导功能得到改善，中央银行的调控方式发生改变，与此相对应，金融商品和工具的种类较管制时期更加齐全，金融创新的动力加强，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绩效被优化。金融结构的改善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而达到金融深化的状态。 2、利率市场化的基本特征是系统性、长期性、风险性和条件性 利率市场化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展开的，虽然利率市场化最先展开在金融领域，但它要求真实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在如此条件下实施利率市场化才有必要和意义。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涉及到企业制度改革和政府制度改革，它要求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政府明确其行为和职责的边界，实施有规则的宏观经济调控；利率市场化的长期性源于利率市场化的系统性，利率市场化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正如一种创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一样，它也会经历介绍期、认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尽管有些国家在短期甚至是一夜之间解除了所有利率管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完结，恰恰相反，利率市场化在这些国家才刚刚开始；利率管制的解除使得利率关系变得比以前更为复杂了，利率波动随经济的发展也将变得更加频繁了，套利的机会比以往更多，资金流向和流量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开放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利率和汇率的频繁变化所产生的风险的确是增加了；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主要包括市场条件、调控条件、监管条件和环境条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解除了利率管制和汇率管制，反而导致利率化改革的半途夭折。 3、利率市场化改革因环境和体制的不同而表现为多种实践模式 按照基础经济制度的不同和改革进程的节奏快慢，利率市场化可以分为放松管制型、市场过渡型、内外联动型、循序渐进型和 西南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绝里里毕，巴巴巴巴里巴匕里，纽巴快速推进型五种基本的实践模式。放松管制型的利率改革一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背景下展开的，利率基本上由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对社会资金的供求有一定的反映能力.通常是由于历史或经济等原因，一些关键性利率处于被管制状态.利率制度的诱致性变迁是利率市场化的主要推动力.市场过渡型利率改革是在市场经济制度正处于萌芽状态或相对不完善的环境中展开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而真正健全的市场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利率形成的基础条件，如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等均不发达，所以此类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内外联动型利率改革是同汇率制度紧密相联的，在本币利率改革的同时，对外币利率和汇率也进行市场化改革，它一般是在国际资本能够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展开的.循序渐进式利率市场化实施时间比较长，一般具有审慎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快速推进型利率市场化通常在较短的时间，将全部或大部分的利率放开，交由资金市场的供求来调节和引导，其对经济和金融的冲击效应比较大，也常潜伏一定的风险和危机. 4、利率市场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金融资派和经济资源的最优配1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深化的手段和过程，通过利率市场化最终要实现金融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帕雷托最优，这一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叁个方面:一是金融自由化程度高.金融机构间、金融市场间的资金流动障碍被解除，金融创新踊跃，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可持有多种资产组合，可以有效分散和消除金融风险，价格、利率、汇率的失真现象基
韩松[10]2013年在《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市场化基本取向,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深化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重点工作,已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自1996年起,人民银行从同业拆借市场着手,开始探索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思路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2012年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又迈出重要一步,上下限区间放宽。预计“十二五”期间,利率市场化改革将有明显进展。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于辨析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问题、避免陷入滞涨泥潭、提升经济发展层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辨析政府在经济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将以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分析国内外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及经验,发掘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和影响指标,分析中国商业银行受到的影响,并对改革后新的利率运作机制作出展望。全文共分为五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首先论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然后对有关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简要评述,接下来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最后提出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分析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首先深入阐述了利率的内涵和利率市场的内涵。然后,本章从实践角度分析了利率市场化是适应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的需要、是培养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的需要、是尊重企业和居民权利以及推动金融服务能力提高的需要、是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同时,在金融约束模型基础上,结合中国分割经济的特点,提出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模型。模型显示利率市场化之后,如果分割的市场融合为统一的市场,则新的收入资本比将可能高于利率市场化之前,从而促使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到更高层次,但效率的提高并不是必然结果,这表示了利率市场化蕴含的风险。最后,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利率市场化进程进行了回顾,提出了未来中国利率市场化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第叁章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首先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利率市场的背景、动因、过程、特点和影响进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然后分析总结了利率市场化成功的“五个条件”和对中国的启示。第四章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路径选择问题。首先指出中国利率市场化应选择一条渐进式、双轨制的路径。然后,深入分析了渐进式、双轨制的内涵,提出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应关注的“四个能力”。最后,为提高利率市场化进程决策的科学性,本章用模糊数学的方法,结合专家打分法,建立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决策的指标体系。第五章从中国商业银行的视角,分析了利率市场化的影响及应对策略。首先从利差收窄、利率风险管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角度分析了影响,并通过银行竞争行为模型,结合中国实际存贷款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其次,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定价机制的现状和与国际先进银行的能力差距。然后,提出了利率完全放开并不是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终点,新的利率运行机制的建立是阶段性终点。新机制是基于新资本协议,境内外联动的,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利率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中银行是运行的中心,银行将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为主线,进行资源配置和构建业务发展战略。最后展望了利率市场化运行机制将是一个面对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不断完善的过程,建议商业银行要不断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和自律水平,以资本集约分配为基础,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归纳总结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但是改革也蕴含着较大风险。改革进程要注意培养“四个能力”(银行的管理能力、企业的适应能力、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市场的适应能力),要满足“五个条件”(宏观经济稳定、健全的金融监管体制、科学的银行管理机制、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并应该建立利率市场进程的决策模型,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中国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能力仍有待提高。利率市场化之后,中国应该建立基于新资本协议的新型管制体系,以一种市场化的资本管制方式代替行政性的利率管制方式,促使银行以资本集约分配为基础,优化银行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1]. 国际证券市场动态相依的特征检验与驱动因素研究[D]. 成博. 湖南大学. 2016
[2]. 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区域金融比较研究[D]. 麦勇. 西北大学. 2004
[3]. 中国金融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倪明明. 西北大学. 2015
[4]. 中日货币国际化比较研究[D]. 付丽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5]. 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D]. 谢罗奇. 湘潭大学. 2016
[6].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D]. 吴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7]. 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研究[D]. 孙宗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
[8]. 金融发展、金融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D]. 孙彩虹. 重庆大学. 2016
[9]. 利率市场化理论及运用研究[D]. 高云峰. 西南农业大学. 2004
[10]. 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研究[D]. 韩松. 武汉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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